社会主义思想范文1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2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3
构建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的人类理想
我国和谐社会理想始见于《诗经》中的“乐土”、《老子》中的“玄同”、《墨子》中的“尚同”及《礼记》中的“大同”。有秩序，就会有和谐；有和谐，就会有秩序。从远古的《太极图》到近代的《大同书》，都演绎出了我国古、近代社会追求“天人合发”、“天人合一”和“天人合德”的社会理想，而最能体现古、近代和谐社会经济思想的,是由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庄子的“至德之世”构建的社会理想。他们一是反对财产私人占有，反对压迫，反对战争。二是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主义，认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财富及劳动成果应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公有，劳动不仅带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且要成为人们生活上的一种需要。三是主张“壮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按性别、年龄和社会需要进行自然分工，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用武之地。四是追求完善的福利社会，“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中国先贤苦苦追求大同理想之时，社会主义的先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在探索和实践乌托邦主义的和谐社会。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到欧文的实验公社，都是追寻未来和谐社会的经典。正如1803年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中所预言：现存的文明制度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必将被未来的“和谐制度”或称“和谐社会”所代替。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在批判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傅立叶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也为人类精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谐社会。恩格斯称赞，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而且他的伟大也表现在这上面。1820年，欧文在《致纳拉克郡报告》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主张，阐述了他关于“合作新村”的构想，并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村”。1842年，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而且还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和谐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全体和谐；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的自由”。马克思对该书作了高度的赞扬，认为它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
和谐社会是
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在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理思想后形成的。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彻底地主张未来和谐社会不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而且在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形成和谐的关系。
和谐性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面临人和自然的问题，就是“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他们始终把这两个“和解”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有大量关于“人类本身和解”的内容，也有许多关于“人类同自然和解”的内容。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恩格斯曾赞叹过那种原始的社会和谐：“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他把未来的和谐社会描述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就更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应和谐而全面发展的观点。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民主法治；德治；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157-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发展的产物，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稳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加强社会管理，实质是加强对人的服务管理。加强社会管理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集中地表现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需要，是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管理社会秩序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强调这是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不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那就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邓小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还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工作。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起来，深入思考动乱发生和蔓延的主要教训，坚决纠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加强国情教育，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惩治腐败，“彻底消除动乱产生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后，反复强调：“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还专门指出：“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治安不好，群众不能安居乐业，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特别要充分地认识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搞好社会治安的治本之策”，“必须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社会管理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并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内在需要，是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需要，是推进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了专门部署。强调：“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要善于把加强社会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大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在2006年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并对加强社会管理作出了部署。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对社会建设进行专门论述和部署，强调：要完善社会管理，健全社会管理格局，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紧紧依靠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和谐社会建设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强调：“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更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强调：“我们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快社会管理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2011年，中央主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等中央领导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不久中央又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重点工作等进行了深刻论述和科学部署。指出：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指出：我国的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同时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特别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封闭半封闭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都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第一责任，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以民主法治为主导的复杂系统工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别大、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管理，更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坚持以民主法治主导社会管理。这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途径，也是治本之策。社会管理，从本质上就是对人的服务管理，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规范和促进人的发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保护和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国家权力的安全、高效、廉洁运行，保障国家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使民主规范化、法制化，依法保护人民的各项权利，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把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可持续性。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邓小平还强调法制是保障国家、党和社会持久稳定的制度保障。“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还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要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人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现代化建设的局面。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法制建设包括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只有把它们都搞好了，法制建设才算搞好了。”1997年，我们党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指出：“依法治国是加强社会管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执法工作，使各项社会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坚持以德治濡化社会管理。国家如何把各种社会管理规范濡化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准则，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成本高低和成效大小。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教育学习和耳濡目染的社会生活等方式把法律、道德等社会管理规范内化为人们心里的日常行为准则，自觉遵规守法，那么社会管理的成本就会很低，成效就会很显著，社会就会井然有序。反之，不但社会管理的成本会很高，而且成效会很差，各种违规、违法犯罪行为就会大量滋生蔓延，社会就容易失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特别是一些人理想信念迷失和社会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新形势，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邓小平还把加强法制同加强教育结合起来：“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如何，对于法制建设的成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管理得好不好，既同法制完备程度有很大关系，也同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有很大关系。我国历史上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总之，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如果我们不敏感、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途径，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
（三）坚持以公平正义支撑社会管理。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成本和成效。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程度很高，那么，社会就越容易自主稳定，社会管理的成本就越低，社会管理的成效就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力主恢复高考制度，并在同年实行，从而给全国人民以公平的上大学机会。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积极性，也给国家恢复了一个社会上升流动的制度化渠道，大大促进了社会公平状况的改善和提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在经济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克服有损于公平原则的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在政治上，强调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大大改善社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等公平正义状况。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必须高度重视财富分配问题，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方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民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大约六亿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指出：“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普遍繁荣和全体人员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大政策。”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涉及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等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司法公正等政治、社会问题。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在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5
[关键词]奥托·鲍威尔；思想；民主社会主义
奥托·鲍威尔不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而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主要著作有：《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制》、《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革命》、《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
一、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1.鲍威尔在国家观方面的主要成果是“阶级力量均势论”
他在总结1918—1922年奥地利革命经验时首先提出了这个论点。所谓阶级力量均势，就是指互相斗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两者都无力独掌政权，从而保持均势。
鲍威尔声称，他的阶级力量均势论“远没有违背马克思的阐述，不如说是用新的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的阐述”[1]。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力量均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两个阶级不是处于一个独立于两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就是不得不相互分享统治权。以此类推，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阶级力量均衡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家形式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各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的国家包括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妥协、暂时分享权力的结果。
鲍威尔论述了战争所引起的变革在许多国家造成了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这种均势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传统议会制度的普遍危机，其政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在不少西欧国家，阶级力量均势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或者表现为一个阶级的政府只有在它的阶级敌人的默认和严格监督下才能实行管理；在另外一些国家，阶级力量均势导致拥有武装的政党（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国家政权并使所有阶级服从它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一个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统治阶层的专政，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其权力的根基是处于均势的各阶级的暂时平衡。
当然，鲍威尔承认，阶级力量均势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政治状态……这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2]任何阶级都不会满足于这种暂时的均势状态，它们都在等待时机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本阶级的变化。均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消失，或者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职能民主论”体现了鲍威尔对民主国家统治方式的探讨
他认为议会民主是有缺陷的，他指出，议会民主的基本思路是每隔若干年举行一次全民选举，再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保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然而，“工人阶级到处体会到，这种信念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对于报刊、讲坛、选举机关的控制权使它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从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府，人民中的少数的政府”[3]。
如何克服议会民主的缺陷呢？鲍威尔提供的办法就是采取“职能民主”。根据鲍威尔的解释，“职能民主”就是工业民主。它存在于大的、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会和工人消费合作社、职员和公务员的职能组织、农民协会之中。与政治民主按选区划分公民的方式不同，职能民主把公民按职业、劳动场所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加以划分，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政府在自己活动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同与之相关的职能组织进行经常的协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征得同这一行动直接有关的那些组织的同意。这样，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不同的职能组织就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民群众也通过经常而广泛的社会参与使自己的视野大为开阔。他们看到，不是政府在控制他们，而是他们的各种组织控制政府。政治权威彻底颠倒，人民成为社会的主宰。随之而起的是，群众的理智被唤醒，社会责任感迅速上升，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能充分体谅，从而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避免造成大的社会冲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此达到完全的协调。所以，“职能民主”不但能够使民主思想得以深化，使工人阶级扩大参与权力，使国家摆脱动荡不安甚至流血灾难的威胁，而且为群众提供了自我教育的最强大的手段，从根本上变革了群众同国家的关系。
3.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上，鲍威尔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
“社会力量因素论”认为，决定一个阶级力量大小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其次才是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社会力量因素包括五个方面：阶级成员的人数、阶级的组织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以及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社会权力在各阶级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则依靠物质暴力手段来决定，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享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则相反。但是，尽管暴力可以建立和暂时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分配，但由于暴力是由人和物组成的，它最终还得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因此，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里，无产阶级不必进行暴力革命，只需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进而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防御性暴力论”与“社会力量因素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鲍威尔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大多数国家的武装力量都还掌握在反动派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无产阶级通过选举这一和平手段夺取政权，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阻挠议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甚至不惜摧毁民主的议会政治，用极端专制的暴力统治取代。所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那种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的”。[4]
不过，鲍威尔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使用暴力是“防御性”的，是迫不得已的。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以民主制的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就没有必要用暴力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只有当资产阶级国家用暴力炸毁了它的民主形式而采取“极权”的暴力统治形式，工人阶级的一切民主斗争的手段都被剥夺时，无产阶级才能通过暴力革命求得解放。
4.“整体社会主义”是鲍威尔晚年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鲍威尔的观念中，改良的社会主义着[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进行不懈的阶级斗争，是工人运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思想体系；革命的社会主义则以目标明确为其根本特征，否认逐步改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只能由暴力革命来完成。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对立，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像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所有阶级一样，不能放弃维护它在这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因而要求不断地改善它在现存社会中的状况；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普通阶级，它的解放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最终实现，因而要求反对现存制度的整体斗争要远胜于现存制度内的局部斗争。
鲍威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它指出，工人运动的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则只能是工人阶级一系列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克服掉的，它必然会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阶段反复地重新出现，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责任反复地重新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它的分裂状况，鲍威尔提出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超越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思想上克服内部的对立，在行动上成为分裂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整体化力量。鲍威尔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就是“整体社会主义”。
“整体社会主义”企图糅合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它必须把为民主而斗争的伟大遗产，把民主社会主义的遗产交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高度评价人权保障、精神自由、集体自决、人性等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继承文化责任感，来保持、恢复、拯救这些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而受到威胁和破坏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成果”[5]。同样，整体社会主义也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遗产”交给改良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就是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失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做到这点”[6]。
二、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鲍威尔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中派。他曾经尖锐地批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各成员党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容忍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忽视，同时又坚决反对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手段和研究方法来考察新的经验，不是固守马克思的词句，而是补充或纠正马克思的设想，用“马克思的方法超越了马克思的论点而继续引导人们前进”。[7]尽管鲍威尔对某些问题的分析的确采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但从总体上说，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于改良主义的。他的大部分结论不是在发展、超越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它。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存在许多错误的、模糊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现实中则屡屡碰壁。
首先，他的“阶级力量均势论”和“职能民主论”中带有太多的思辩色彩，不论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势均力敌；“职能民主论”在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实现的可能，因而缺乏现实的依据。况且，鲍威尔把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甚至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通过内战夺取政权，只能依靠专政和恐怖保持政权。这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其次，鲍威尔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两个主要思想也是自相矛盾的：社会力量因素的和平过渡理论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民主的顺从之上，而防御性暴力学说则分析了资本家阶级必然不会对民主顺从。30年代初强大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相继失败，证明了鲍威尔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长远战略只是一厢情愿。
再者，“整体社会主义”的设想集中体现了他的理论中骑墙、调和的色彩。鲍威尔简单地把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归结为工人阶级[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表明他对改良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他的“整体社会主义”设想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如何使争取改良的日常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结合”，以及在不扬弃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的前提下“消灭两个阵营之间的敌对状态”，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无疑是一种乐观的幻想，他所设想的把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整体化”的方案注定难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分裂充分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实用价值甚微。
三、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
鲍威尔的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执政时间最长、最成功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功不可没。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所谓“职能社会主义”，以及奥地利社会党主席克赖斯基声称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的改良观念和革命观念都进入死胡同之后建立起来的“高标准的改良运动”，从中都不难看出鲍威尔思想的痕迹。正因如此，从70年代末开始，西欧出现了一次“鲍威尔思想的复兴”。1978年，为纪念鲍威尔逝世40周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鲍威尔思想讨论会。此后，类似的讨论会在联邦德国、奥地利屡次召开。在这些会议上集中探讨了鲍威尔思想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同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相比，鲍威尔的思想中保留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与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鲍威尔至少坚持了社会主义选择。鲍威尔宣称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通过不断的发展“显现出马克思精神的创造性活力”，[8]这本来是正确的，然而，鲍威尔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却一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难以摆脱修正主义的窠臼。尽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开创的奥地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良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传统时刻困扰着社会民主党人，迫使他们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政策，每一次“修正”，都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更远。这一点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变中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1926年通过的《林茨纲领》可以说是鲍威尔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面着[于通过议会道路和民主手段实现和捍卫无产阶级的统治权，一面也不排除在必要时采取暴力和专政的手段来回击资产阶级的威胁。此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1947年的《行动纲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转而奉行“民主与阶级合作”的原则。1958年的《维也纳纲领》明确拒绝了共产主义和任何以专政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取消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容。到了199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党纲索性调整了基本价值观，放弃了对“无阶级社会”的追求，实际上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选择。[9]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变化轨迹只是整个西欧社会党蜕变的缩影。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更优越的道路，反而使社会民主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从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到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人在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走得越来越远。对理论和策略的不断修正虽然使社会民主党得以度过历次危机，但改良主义固有的理论的贫乏、原则的丧失使社会民主党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引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日益失去传统特色，其政策主张与保守派、自由派政党逐渐趋同。这些恐怕是鲍威尔等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始料未及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尚不能找到出路，更不必说能对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状况的其他国家有所裨益了。
注释：
[1][2][3][4][5][6]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鲍威尔言论[Z].北京：三联书店，1978:300，311，254，75，484，484.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6
关键词：欧文； 合作公社；空想；假说
一、问题的提出
欧文作为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人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其较高的评价。“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估价，都是不会过分的。……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恩格斯也指出：“当时（指19世纪上半叶，作者注）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列宁也认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符号使欧文全部思想和实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欧文的“整个学说是一种空想。好像是一面用真理和虚玄的线织成的网。”
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从托马斯·莫尔一直到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以财产公有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的预言家们。总体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内部矛盾的最早揭露者，也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最早探索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揭露和探索只是以理性、道德和情感为基础和尺度。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矛盾揭示为根据，所以是空想的。即“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所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乌托邦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二、欧文思想的“空想性”质疑
空想，来源于英文Utopia，它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的，“u”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的“topo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where”、“No-place”。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中的“eu”联系起来，“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完美的地方、理想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空想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凭空设想；二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空想”在国人眼中就是一种缺乏客观根据的随心所欲的设想，是海市蜃楼。空想在一定意义上还与“实干”相对立，不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是停留口头上的空谈。
首先，我们看到，欧文以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工厂主的利润来自于工人劳动，并且又成为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手段。这一结论，是很明确的。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尤其是李嘉图思想的认同，构成了欧文的社会改革思想的基本思想前提。“必须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的研究。一知半解的知识最能贻误实际的政治家。世界之所以治理得如此不良，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指导人们怎样最好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而直到现在这些才能结合起来主要只是妨害社会的改进。”欧文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原则：“人类劳动或人类所运用的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这种劳动是类似于马力的平均劳动，它不仅生产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剩余产品”， “一切财富都来自劳动和知识。对于劳动和知识，一般是按照所耗费的时间给酬的。因此，我们建议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尽管“财富目前是从低级阶层的劳动中获得的。”然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所掌握，而且财富的标准采取了人为的形式即货币的形式。“但是蒸汽机和纺纱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无数机械发明也给社会带来了祸害，现在这些祸害已经大大超过了从它们身上所获得的好处。它们产生了大量财富，并把财富交给少数人掌握。少数人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吞没多数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所以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将这种人为的标准改变为自然的价值标准，财富的价值应该由劳动时间来衡量。欧文的“国民公平劳动交换所”实际上就是其劳动价值思想实践的结果。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比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也要深刻的多。
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的本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应该说，欧文的这一思想，迄今为止，也没有过时。
其次，《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空想主义思想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特有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但恩格斯又谈到：“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是指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哪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尖锐化的时期。”这实际上说明欧文所处的时代环境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对立已经尖锐化，与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处环境是有所区别的，同时也明确了欧文的经济思想是近代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代表，这恰恰表明欧文并不是没有找到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而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为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欧文致力于工****益的斗争，尽管它没有利用暴力的、游行示威的手段，但这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途径的一种政治性活动。
最后，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矛盾的产物，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和“客观的”。社会的改革也不是社会自动的变化，而是千千万万有着自身理想的人们，通过个体实践汇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把理想认作是空想，那么，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是“空想”的产物。以劳动者为主体，实现社会方式的变革，是在资本文化占主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而要达到目的，没有理想的基础，意识的导引，这一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欧文自身的合作公社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合作制本身不能实现，世界合作运动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就是证明。欧文社会改革思想的空想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欧文提倡和平变革社会、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而提出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欧文思想的光辉照耀了早期的合作实践，同样也指引着当代世界合作运动的发展。
欧文是近代以来合作制的第一个系统论说者，是世界合作运动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合作运动基本准则的理论基础。以欧文合作经济思想为理念的世界合作经济运动构成了当今世界劳动社会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欧文经济思想的体系性还是比较松散的。无论是对基本概念的规定，还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思想形式的粗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假说是理论形成的前导，只有经过理论的自我完善和实践的检验，假说才能成为一种指导现实的理论，并在现实的发展中得以发展。欧文对自己理论的实践检验失败了，但如何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寻求劳动者权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历史任务依然须由后人完成。从历史的脉络看，这一任务分别由威廉·金和马克思承担，前者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发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命题；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体系。合作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检验中，逐步变成了现实，而现实的发展又成为理论体系生命力的验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第2卷（27-28），4卷（ 66-67），16卷（86-88），23卷（59-61），25卷（210-212），47卷（32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