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模式范文1
关键词：传教士；医学教育；影响
宗教在它的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社会拯救”，施医给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基督教也不例外。近代中国政局动荡，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政府大门，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中国在被迫承受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就在这样复杂且独特的背景下教会医学教育作为西方文化输入工具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建立起了一系列学校和教育模式，在灌输或植入西方宗教殖民思想的同时，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西医的先进技术及治疗方法，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
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医学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教会医院、建立教会医学校、引进西方医院管理制度、改革医学院办学模式来培养西医人才，最终达到其传教目的。在 1900 年以前，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极为有限。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 1900年以前共约四十余所，大部分为小型诊所，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传教士开办的这些教会医院，大都免费医治病人，并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的信赖，西医逐渐深入人心，这就冲击了中医数千年来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传教医生通过在医院对病人进行游说，也达到了其传教的根本目的。
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将近代的医学教育制度纳入了中国。西医与中医全然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医学体系上，还表现在医学教育制度上。最初，西医教育是在教会医院里进行的，不少医学传教士招收生徒，一边行医，一边传授医学知识。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类似中国传统的生徒传授，但从其教授的内容来看，已经属于是近代西医的教育范畴。医学传教士除传授给学生医疗技术外，还教给学生一些近代西方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并结合医疗实践进行教学。在这种生徒传授的基础上，医学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的正式医学校，后来还发展到高等医学教育。教会医学院校大都是对西方先进医学教育制度的模仿，它们对知识传授和实践并重，教学、考试都很严格。它们的教育模式对近代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在培养护士的过程中将西方兴起不久的护士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些护士训练学校。
其次，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引导妇女走出家庭，走向了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就没有受社会教育的权利。妇女禁锢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她们很难在社会上拥有受人尊崇的职业，即便有人通过父兄学到医术或其他技能，但是在鄙视女性的社会环境下，她们也很难有机会像男性一样自由从事行医等活动。教会医药活动的开展为近代中国妇女提供了医生和护士两种新职业，这两种职业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较早从事，并赢得社会认同的职业。
再次，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有利于中医药的研究利用和中西医的交流。西医初到中国时，他们给病人治病用的药基本上采用中草药，但是在用药时却格外小心，这表明西方医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存有偏见的。而西方医学家也曾经指出中国医学的许多知识和技术是和直观的经验性东西混在一起的。因此，很多传教士医生就利用他们的知识对中草药悉心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中医药的有用价值作了科学的评判。传教士对中医的研究和利用表明他们对中医的吸收，同时对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医的价值有积极作用。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医的交流。
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在促进中西医交流的同时，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消极性。
一些医学院的传教士在实施西方新式教育内容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经常与中国学生发生冲突。另外，西式教育模式，对于传统的中国学生来说，课业重、压力大。而且他们主要目的仍是传播基督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肆传播基督教，成为西方侵略中国的中国的重要手段。
总之，对于近代来华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影响，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文化冲突与差异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它在学制、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各方面，都深刻的反映了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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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模式范文2
【关键词】近代华北；医疗社会史；汾阳
19世纪70年代前，山西医疗保健事业仅依赖于中医或巫医。以清光绪六年（1880）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在太原府创办西医教会诊疗为端，基督教会医疗事业即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在山西开始。基督教会的目的是将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来博得人们的好感，辅助其传教目的，但无论其目的如何，都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近代化，其中，对于地处内陆的汾阳县，亦不例外，可以说正是教会医院的进入，推开了汾阳县域医疗等“近代化”的肇端。
一、医疗事业的“扩张”
1.医疗场所的“扩张”。中国社会传统民间历来有中医坐堂设馆给人看病，也有在药铺坐堂的名医。有医生坐守的堂或药店即近代之前中国人所依托的医疗场所，它附有近代医院的功能，并融汇于城镇的民用建筑之中，没有相对对立的空间，且规模较小，但布点较多。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介入，导致了医疗场所的变迁，出现了专门的医疗建筑，划定了专门的医疗区域，并开始与民居等建筑“泾渭分明”。
2.扩张的脉络。卫生场所的变迁是近现代公共卫生领域变化最为显著、成效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在《医学与社会》i一书中，威廉・科克议姆认为其经历了四个历程。
医院作为一个向普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它的发展与它所服务社会的普遍需要、信念、价值观和态度相吻合。从历史上看，医院经历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作为宗教活动中心；（2）作为贫民医院；（3）作为临终者之家；（4）作为医疗技术的中心。
受此启发，笔者认为近现代卫生场所的变迁与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由传统的“经验性治疗”走向“科学的治疗”的过程，由中医的认知走向中西医学兼用、博采众长，从传统的家族式的药店（铺）联营或独立经营模式到西方医院体制建立的过程，最后到成为地区范围内的医疗技术服务中心的实践历程。
3.汾阳医院
汾阳医院前身为宏济医院ii，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办的教会医院。民国五年（1916），筹建新院址，易名为汾阳医院。民国十八年，扩建了院舍。民国十九年，装备了山西省境内第一台50毫安X光机。民国二十年，床位增至200余张，名声大振，有“华北第二”、“小协和”之美称。民国三十年12月，侵华日军封闭医院，直至民国三十五年重新开诊。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山西省立汾阳医院”。iii
4.卫生场所的变迁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汾阳医院清末至今，发展沿袭脉络清晰，且实力不可小视，对近代山西乃至华北的公共卫生的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汾阳医院建立以后，汾阳地区的医疗生活开始逐渐被囊入了一个“医疗网络”，构建起了一个县域的医疗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他们借助于现代科技与各项慈善事业，成功的医治了民众的“恐慌”，树立起了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故而选取对其个案研究的分析，是可取且较有意义的。限于篇幅因素，在此仅就以下几点简要阐释。
看诊模式：汾阳医院建立后，其首当其冲的就是近代的卫生“看诊模式”，步入近现代性的医院体制。清末至民国年间，汾阳县城中医设馆坐堂者颇多，中药铺也多请坐堂医生进行门诊行医。iv汾阳医院建院开诊后，设有男病房、女病房、门诊室、侯诊室、药房、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医师办、总务室和会计室等科室，分科就诊，都对汾阳乃至周边地方的“看诊模式”具有了较大的冲击。
医患关系：汾阳医院为美国模式的完全照搬，其运行同近现代的医院基本没有区别，有一套自身的以西方科学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坐堂和患者间的以儒家伦理、医药行业行规为准的乡土道德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方式。通过树立医生、护士、社会服务部门等，使患者与医生可以更好的实现诉求。同时，其设立的男女病房、育婴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们与当地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其时任的院长万德生，多次参加了山西省、乃至山西省的肺鼠疫等疫病的调查防治工作，著有较为详细的疫事报告v。
医疗教育：在现有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对医疗的教育传承分析较少。汾阳医院在兼营医药事业的同时，也采取了近代的学校制医疗教育模式，于民国十一年，医院附设汾阳护校vi，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三个护士学校之一。中国传统的民间大夫历来遵循“医术不传外”的陋习，家传以“传子不传女”为宗旨，限制了中医学的繁荣与发展。到1951年县人民政府接管前，共招收学员24届，培养出护士320余人。1952年，县立中心卫生院、汾阳医院举办培训班，培训区、村生员78名，卫生员133名。培训科目有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防疫卫生、细菌学等。
二、医疗事业的“内化”
1.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遥远到日常
上文叙述了县域医疗场所的“扩张”，医疗事业的近代化是基于医疗场所的“扩张”这一实体而进行的，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又进而影响了民众的医疗生活，也即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是一个“遥远到日常”的过程。
2.传统时代的“卫生”
笔者认为，现在意义上的卫生，更像传统时代的“疾病”这一名词的概念，卫生反倒像是针对“疾病”的一种应对措施了。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时代有很多的民俗和民间的行为，虽然部分具有消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其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积极作用。最为典型的当属禁忌了，“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vii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生活在禁忌的网络之中。可知，在传统社会，民间自发性的对医疗卫生有一个认同，并通过民俗将其固定下来，虽不甚科学，但毕竟构架起了传统生活的“卫生观”。
3.近代医药的“选择”
医药的选择，是近现代公共卫生日常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中药向中西结合的转化：在晚清民国年间“除了农村地区有少数传教士医生以外，大多数农村居民只能接受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viii，这是威廉・科克议姆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描述。其实，这一描述是不甚准确的，因为就历史实际状况而言，在民国年间西方医学传入前，当时的中国县城里的士绅也是会倾向于选择“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这一现象到了西医广泛的传入和近代卫生知识的普及后，才有所改观。
选择领域的扩大：该方面是指在当时受西医的影响，当时各地的中药店铺不仅出售传统的中药财，也会兼营一些西医的药。西医院就更不言而喻了。但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等限制的因素，西药在当时可供选择的距离离一般的山西民众亦是十分的“遥远”。
但是无论如何“遥远”，在近代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下，其都在迈向于“日常”，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享受近代医疗的成果，实现“疾有所依”。在此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了近代卫生意识，实现了一个近代医疗观念“内化”的过程。
本文选取近代华北山西省汾阳县作为一个切入点，以其近代以来医疗卫生社会史的变迁为剖面，通过一个县域范围内的乡村日常民众生活与医疗卫生变迁，展现了代以来华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脉络，构建了华北县域社会生活的一个医疗史截面，关注于民众的“疾之所依”，对于我们很好的认知内陆地区的医疗事业及民众医疗观念的转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i [美]威廉・科克议姆.医学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26.
ii 清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医师阿德在城内西门街开设西医诊所，后来办起戒烟所，同时开展简单的内外科治疗。光绪二十八年，戒烟所扩展为“宏济施医院”从事医疗工作。
iii 本段写作参考了：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846.
iv 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
v “Bubonic Plague in China in Shansi”，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Vol.33，No.7，1911，转引自曹树基等《鼠疫：战争与和平》。
vi 汾阳护校，全名为“山西省汾阳医院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学制4年。在南京政府有备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高级护校之一。
近代医学模式范文3
【关键词】人文医学 人文素养 健康 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243-02
Recommendations on reinforcing the humane attainment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QI MinWU Aiqun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mentation and emotion on human health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ever; the clinical medicine takes an all-around care of patients in their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etal condition. The medical education has been speeding its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biological model toward biological-psychological-societal model, which has become the dominating trend. With the vital status of humane attainments in modern medicine, plus our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we put forward some ideas about the humane attainment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medical humanities; humane attainments;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随着医学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入透彻。纵观人类医学发展史至人文医学的产生背景,无论医学发展阶段如何划分,在医学领域里无不闪烁着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人文医学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探讨医学渊源、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它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群。育才与育人相结合可促进创新人才的成长,同时,重视和加强人文医学教育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更新与完善。
1 医学模式的转变对医学实践的影响
医学模式,是指医学整体上的思维方式或方法,就是以何种方式去解释和处理医学问题,又叫做“医学观”。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与当时的科技、文化、政治、哲学和生产力等方面相适应的医学模式,如古代的以经验医学为代表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到近代的以实验医学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模式,再到现代以整体医学和人文医学为代表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等。生物医学模式是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它强调单因果直线式思维,把疾病看作外来的独立实体,通过把人体采用解剖学分割,寻找每种疾病特定的病理生理变化,进而设法消除或缓解。随着这种医学模式的实践与发展,使近代医学形成了一套疾病的诊断治疗体系,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现行的专科医学思维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疾病谱多样化和病因病程复杂化的揭示,人们逐步认识到许多重大疾病,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病以及恶性肿瘤等,其发生与转归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动态演进与逆转过程,而原有的充斥着“局部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学模式也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美国医生Engle于1977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认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考虑到病人及其生活环境,并通过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新的医学模式是一种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既包容了生物医学模式的还原论观点,还在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予以丰富,系统而辩证地去研究疾病和健康。伴随着医学模式的变更,人们对健康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健康的概念被丰富为身体、心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全面健康;从一个人的出生一直到死亡都保持健康状态的全程健康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保持健康的全员健康。如果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内在规定为认识纲领并指导实践,我们就会走出生物医学圈界,把人的心理、人的情感、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伦关系等这些属于人文的内容融入在医学之中,则将医学性质层面晋升,正确地定位于“人文医学”,并使这一认识在医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得到落实。例如近年来推广的微创外科就是人文作用的很好典范,它倡导外科手术不要只是达到治病的目的,还要注意做到创口尽可能的小,手术安全美观,不给患者带来新的心理阴影,其中乳腺癌根治新术式的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又要充分保留患者的女性美,从而得以风靡盛行。
2 人文素养在医学中的地位
通常医学被认为是最具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学科,医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职业。正因人的复杂之处在于其广泛的社会性;人的性格修养与人的健康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文素养对健全性格的培养与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对患者的身心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等,这就使得人文与医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1998年3月27日美国著名杂志《科学》刊登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为该学会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就提出,我们需要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探索生命。由于医学的对象是人本身,因此医学就更要注重人的社会性和人文科学的融合与应用,充分认识人文素养医学中的地位。
2.1 人文素养对优化医患关系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的医患关系紧张愈演愈烈,直至目前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现在的临床工作来说,人文素养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医生在诊治过程中往往考虑的是某个病的问题,而很少把病回归到患者身上,只做到了“治病”而不是“治人”。病人面对的是检查仪器,医生面对的是仪器提供的检测数据和影像,交流的缺乏即会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化,引起医患关系紧张。再则患者在求诊时往往由于病痛的缘故而处于应激状态,而医生由于长期面对患者痛苦症状的感官刺激和身心的疲劳也处于高度应激,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就很容易发生冲突。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尚若医患双方的自身修养比较好,多从对方角度着想,相互得以理解,便能适宜地调控自己的情绪,这样就可弱化或避免冲突发生,达到真正的医患和谐,从而增进社会的整体和谐。我国古语“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乃仁术”等,就已经对医学提出“仁”与“术”两个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医患关系的紧张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有些医生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缺乏,仁爱之心日渐淡漠,职业操守坚持不够,甚至出现假药、假医研结果的现象,而使之在医术和人文素养上出现矛盾。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受发达国家与现代科技革命的负面影响,医学教育曾在一段时期较急迫追求医者的医术,而忽略对其人文素养如关爱病人、尊重生命等的培育有关。这也表明仅仅盯住病魔的医疗是呆板和残缺的,极力突出效益与金钱的医疗是误入歧途的。同时显示了人文素养在医患关系处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2.2 人文素养对治疗疾病和保持人的健康具有良好作用
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人的心理应激与疾病的关系就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高发病仍在继续增多,其主要元凶大多是由于人的不合理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不适宜的改变而引起。在面对这些疾病的时候,如果单纯地从人的自然属性去作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与诊治,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着眼于疾病的本身,而是要全面系统地从心理、社会、生物等有关方面综合考虑,因为人的心态和情绪对健康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前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愉快可以使你对生命的每一跳动,对于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论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体发展健康。一切顽固沉重的忧郁和焦虑,足以给这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人不是一个封闭的生物体,而是与社会、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心”、“身”两个方面对健康产生影响。同样,人也不是机器,人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因此,对人应从生物,还有心理、社会三个方面去分析,才能做出准确合适的诊断和处理,如临床上出现的患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个体往往具有相似的性格特点和素养,特别是一些常见的心身疾病,例如原发性高血压,其中74.5%的患者具有急躁、易怒、孤僻、刻板等性格特点,这表明人的心态和情绪对健康可产生显著的影响,心理和社会因素在发病病因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高血压防治方面,对患者应采用心理和药物双重措施,除选用相应的药物外,如辅以音乐疗法、情绪调节、提醒其减少工作和生活的不良应激等人文干预,引导其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等对治疗也会带来一定效果。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心病还需心药医”,即对由情绪问题引起的疾病,通过适当地应用人文知识疏导或提高其人文素养将能获得更好的疗效。
3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措施
由于医学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换,人们又越来越认识到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崇尚“大医精诚”、“德艺双馨”,而缺乏人文素养的医生医术再高也只能是“大匠”。因而发扬医学人文精神已是对现代医学工作者从医的一种职业道德要求,也是其立身从医的精神追求与现实规范。由此,加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医学素质教育的重点。虽然部分医学院校对此方面的教学已着手进行,但学生问卷与调查反映对其选用教材与教学方法等某些方面尚确有不足,收效甚微,由此针对如何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提点相应的改进措施共探索。
首先最基本的是增加人文课程的设置。医学教育的学制比其他工科理科的学制长,在学习医学专业课程的同时,应该合理、优化的加入人文类课程。现在不少院校对人文课程的理解仍就是“政治课”、“艺术类课程”,缺少合适的教材,在授课方式上也仅仅是类似于高中政治课的延续,没有做到用“人文”的方式来讲授人文类课程。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偏重于范畴、体系的解释,忽视实践性内容的教学。在现在这样一个关注娱乐的时代,学生的思维水平普遍还不够高,对于哲学、文化、文艺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往往不感兴趣,听不进去,这就造成了这些课程不受欢迎;同时学生群体当中也存在一些读书颇多、思维水平特别高的个体,对其仅讲述哲学、文艺、文化等方面简单的入门知识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很难安心听课。因而,建议可以淡化一些比较枯燥纷繁的人文理论的讲述,增加艺术欣赏和人文作品鉴赏的内容,更加感性直观地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以加速其人文素养的提高。另外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还须要立足于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培养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
再就是尝试改进与更新医学基础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按解剖、生理、组胚等条块划分的教学方式,往往会造成学生学到的知识难以快速融会贯通。建议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的适当阶段引入PBL教学法,例如在讲授肝时,可以通过有关肝的病例引出与肝相关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各学科的相关知识,借之一用,这样既可更好地维持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学生亦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由医学生向临床医生身份的轻松转化。这是说,生命科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人文教育的同时切勿放松生命科学的教学,而是让人文科学更好地交融和提升生命科学。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造就学校的人文氛围。人文课程的课堂教学只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学校是文化传承的圣地,大学的教育教学要完成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过程,优秀校园文化的熏陶和渗透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隐性课程,可以对学生时时刻刻产生着无形的,又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学生接受校园环境所负载的信息能发生“文化心理层面”的改变。人文知识不同于专业知识,人文本来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交流之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校园人文氛围对学生的熏陶培养往往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建设与开放医史馆和校史馆、增加人文类的讲座、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等,都会在人文教育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医学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的健康,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使医生的注意力过多的专注于疾病而忽略了患者的需要,导致医学的人文不足。缺少人文精神的医学必将导致医学目的的偏差和人文医学发展的滞后。我们应借助医学模式转换的契机,更多地从人文角度关注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等各方面、多层面问题上思考,在医学教育中增加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文医渗透、文医融合,促使医学发展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阔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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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模式范文4
木文试就护理学模式的思维方法及目前护理学的发展问题作一初步论述。护理学挑式对思维方式的形晌可以认为，从护理学的产生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起主要作用的护理学模式。目前人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对护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两种护理学模式，即以疾病和医生两个为“中心万的局部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和以病人乃至全人为中心的整体的、系统的责任制护理学模式。
这两种护理学模式的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受不同的医学模式的影响，因而在观念上有点面及范畴的不同。前者立足于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护理是医疗的一种辅助手段，充其量只不过是医生的助手而已，护理工作看上去似乎是在为病入而做，实际上是在围绕着疾病和医生两个“中心”而开展。后者立足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护理应从病人(而不是疾病)的基本需要出发，以病人为中心(且只有这一一个中心)，注意对病人进行心理护理，重视社会生活和环境因素在疾病和健康中的作用，强调护理工作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实施护理计划的整体性，其内涵丰富，范围广泛，要求严谨，较前者专主功能制护理，由点至面提升到更高的层沈，扩展到更广的范畴，深人到更细的环节，谊种新护理学模式是医学模式演化的重要成果之、从这里可红看出.两种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前灌神勺思维方成是把研究对象局限于比较狭少的范围来认孔.后者的思维方式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最科从更高的认识水平来考察。所以，我们说‘定的护理学模式，就会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适应护理学模式而产生的。
近代护理学基本上都是在对疾病本身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中发展黄沁几护理学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与护理廊自二辆车的左右两轮，很自然，是要相互影响的。一生物医学思维方法决定于人的自然观、生命观和疾病观。近代生物医学，从总体上来说仍处于实验生物医学发展阶几有一套实验自然科学所共有的思维方法。即:物质世界的整体是由其局部构成的，是可以分割的。可以通过割裂整体，从构成整体的局部小单元的性质来了解整体。生物医学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类对于生命世界的认识，已经进入到细胞、分子水平。在当时对人类健康危害很大的一类疾病—某些传染病，已经有了较好的控制。护理学的发展也基本上是按生物医学模式的，谓之局部的功能制护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对声学的思维和行为必然发生作用。因而护理是以完成各项医嘱和常规的基础护理为主要内容，由护士按分工去执行的一种分段性的护理方法。总之，不管是医学或医学中的护理学，人们都只是从人的生物属性来思考健康和疾病问题。
应当看到局部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对整个护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护理模式及其思维方式的作用和影响下，护理学由开始作为一种劳务，为病人提供生活服务，上升为一种技术或技艺，扮演作为医嘱执行人的角色。一百多年来，护理学在各种疾病的护理和常规护理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力完整严密的内容。可以说，护理学获得了长足约进步。在当前，乃至将来也还将不断推动护理学的发展。然而，正如生物医学的思维方法在实验生物医学领域内对于生命运动和疾病现象很难作出完整的理解，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思维方法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样，局部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及思维方式也存在着缺陷，因而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也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护理只是一种技术操作，没有什么理论或理论性不强。事实上，目前护理学的内容，大多是讲一些技术操作、规范。由此产生了一种意见，护理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科学，护理学是依附于医学的，本身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知道，只要是根据客观社会实践活动所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都叫科学，而任何一门科乳如果不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规范和范畴，就难以成为完整意义中的科学，就很难得到社会的承认。护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科学，护理学不克月即匆己的理论短缺，就难以上升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由于传统的局部功能制护理学模式受新的医学模式及其思维方式的更积极的影响，所产生的新的护理学模式—整体的、系统的责任制护理学模式及其思维方式，表明护理学向科学的阶段发展已经成熟。在新的护理学模式中，护理学的思维方式要求护士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不再只是局限于生物学领域，而必然扩大到社会领域，不只是要从生物属性上来护理病人，而必然是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等方面结合上来综合给病人以护理。护士不只是注意和理解疾病，而同时要注意和理解病人。而且在护理的法律准则上，非药物疗法护士可以单独进行，药物疗法则需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近年米，护理心理学、护理伦理学、保健医学、行为医学、环境医学等交又边缘学科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也正体现了新的护理学模式的要求。因此，整体的、系统的责任制护理学模式将使人们形成和传统的局部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将帮助护士更全面地认识健康和疾病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护理学的发展。
唯象护月学的发展综观护理学的近百年历史，护理学在各种基础护理、临床各种疾病的特殊护理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规范。但是，作为这些规范的执行者，他们只知道应该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护理学绝大部分教学内容，都是讲应该如何做，如何操作，很少讲这些技术操作背后的理论依据。因此，我认为护理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属唯象的理论，它本身属唯象科学，可以称为唯象护理学。什么叫唯象的理论?研究客观事物，第一步，要总结许多现象，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就属于唯象理论。什么叫难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旦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道理上知其所以然，就上升到现代科学了，但唯象科学是第一步，是科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在护理方面很据实践的经验，说明是这么回事，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这就叫唯象的护理学。它也属前科学的性质，但是唯象的理论又比经验的学问向前走了一步，它比较系统。
在一定的医学模式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归根到底是医学实践的反映，它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水平和科学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同时一定的思维方式一旦历史地形成，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对传统的生物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唯象护理学所运用的局部的功能制护理学模式的思维方式也同样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为人类在防治疾病和维护健康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但范围扩大，其“还原论”与“机械论”的片面性就暴露出来。
要克服其局限性，就必须借助于适应唯象护理学发展的，以当代系统论(以及控制论、信息论、需要论等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理论)的思想和方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要求人们从系统论出发来认识健康和疚病问题。满足这一要求的新护理工作是以科学的护理程序为手段的系统的护理行为。护理程序为责任制护理的主要过程，它包括4个阶段(调查、计划、实施、评价)，并通过这种系统的程序循环，可以随时调节病人所需要的护理，保证病人得到适合其个人的整体护理。因而未来的(或者称现代化的)护理学是唯象护理学的发展，是以整体的、系统的贵任制护理模式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众所周知，由于近代医学基本上都在生物医学模式中发展的，在此理论格局中形成的以传统的还原论为基础的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虽然生物医学的纵深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就，但由于这些研究只限于纯生物医学的属性，国此，也只能在生物圈内游来游去。而系统论方法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实际应用，为人们解决健康和疾病的全部问题提供了可能，但仍然需要用还原论方法获得的对疾病和健叫毛认识的细节。同样，现代化的护理学的整体的、系统的责任制护理方法也需要借助于局部的功能制护理的种种手段。而不能将他们绝对对立起来，正如不能将现代化的护理学与唯象的护理学绝对对立起来一样。如果说现代化的护理学是对唯象护理学的发展和深化，那么，整体的、系统的责任制护理方法在护理学研究中的出现和应用也正是对传统护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局部的功能制护理方法)的发展和深化。把二者结合起来，发扬其长处，克服其不足，以推动护理学的深入发展。
每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两个客观条件:一是吸取科学史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临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二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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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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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史课程、高等医学教育、功能
医学史顾名思义是医学的历史，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医学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应该懂得医学的历史。医学史课程是医学生懂得医学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史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医学史作为一门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它有典型的医学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因此，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能体现史学的一般功能。唐太宗《旧唐书》里对魏征有这样一句评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正是对历史的现实作用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有人指出“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历史学对现实和人生的意义不是任何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①具体说来，历史的现实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二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三是有利于人生的修养，即通过历史的教育使人“明是非、别善恶”，用前人的智慧和德行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体现了上述功能。具体概括为：认识医学发展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服务；学习医学前辈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自身修养。
一、认识医学发展过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也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最初的人类，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与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原始的经验医学。又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大多数生命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生死祸福。与这种认识水平相适应，禁忌、崇拜、巫术就成为当时医疗行为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时间来看，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们开始把一些医疗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例如：在欧洲就有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国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元素理论等。这些医学理论虽然不能像今天的医学那样科学地解释人类的生命现象，但这却是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西方社会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医学也由僧侣所掌握。他们为病人治病，也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寺院即医院，僧侣即医生。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阴影之下的医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逐渐受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出现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开始了寻找病灶的过程，听诊器、内窥镜等多种诊疗设备也随之发明并投入使用。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以生物性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此时，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后，除生理因素之外，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l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在其通过的中对健康这一概念作出了超越生物医学界限的解释，指出“健康除应在解剖生理上无病态表现以外，还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是健康的，并能够圆满地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要求”。l977年恩格尔教授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医学也跨入到现代医学阶段。
通过回顾医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从医学模式来看，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本能、经验、巫术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个阶段。其中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对于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以及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相对于原始的巫术医学模式在形式上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再现。例如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或“输导”与僧侣医学模式和巫术医学模式中“祷告”等在形式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类似绝不是简单的复归。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与“心理输导”是在经历了生物医学长足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世纪僧侣医学模式中的“祈祷”比巫术医学模式也多了一些如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实证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合理成分。又如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哲学基础上也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复归，两者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发生在人类对世界的本源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之后，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生物医学模比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更加科学。医学模式的转变所体现出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理性升华。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其次，从病理学的发展过程看，也可发现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在前生物医学时代，病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整体观”是前生物医学模式中共有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医学中的应用，这种整体观开始走向了分化。例如十八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干尼(Morgagni)创立的“器官病理学”，就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推向器官水平。法国医生比沙(Bichat)把莫干尼的工作又推近一步，建立了组织的概念，认为器官由组织构成，并近一步描述了患病时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由器官深入到了组织层次。十九世纪5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剑桥结构学派克里克(Crick，H．C)和美国信息学派沃森(Watson，J．n)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外，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横向交叉或延伸，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多个学科群。这也表明医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
上述规律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规律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透过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通过对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在于预测医学发展的趋势。人们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预测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的目的和任务，将从传统的治病救人,延长病人的生命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医学工作范围，将从现在的出生到死亡，扩展到生前到死后；分子生物学将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面貌发生改观；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等等。
二、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前人在推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为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积累是医学发展的最初行为方式。正如鲁迅所言“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就是针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的这句话道出了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在巫医混杂时代，人们在征服左右人的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时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崇拜”再到“巫术”的过程，这就是经验作用的结果。早期人类对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感到奇怪和恐怖，因此不敢接触这些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禁忌”，即“远而避之”。例如当时人们由于对“死”的恐惧，因此把与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视为禁忌对象。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七八日之内，就只许晚上出门，并且走一步路必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然而，这种禁忌的方法往往并不能阻止灾祸的降临，于是人们就会对这些禁忌的对象产生敬畏心理，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或占卜的办法祈祷宽赦，这就是“崇拜”，即“崇而敬之”。然而，当这种崇拜的办法也无法阻止灾祸降临时，人们就开始另一种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进行“驱而除之”，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巫术”随之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物，由禁忌到崇拜，再发展到巫术，虽然不能真正征服自然，但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在经验的推动下产生的。
再如，通过对近代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可发现经验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坚实基石。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时代，被尊为解剖学之父的盖仑（Galen）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认识生命体的结构，积累一定的解剖学经验。但由于他把对动物的形态学认识强加到人体，因而难免有许多错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L．davinci)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使人体解剖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也是在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解剖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而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从化学治疗学的发展历程看。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的概念。他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能消灭螺旋体、治疗梅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化合物“606”(Salvarsan)，从而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抗生素类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继埃尔利希之后，1928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二十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1932年德国人多马克用同样的经验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促进了医学道德的转变。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惑或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真正完全解决病症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的思维习惯，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也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如医患关系物化的趋势，医患关系被分解的趋势，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医学模式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就可以总结和利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的经验教训，从而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使其逐渐趋于完善。
上述例子说明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医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点，因为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而文明却不因个人的逝去而中断，而是在“继承”、“创新”、“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
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医学教育更应当如此，因为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所以，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何谓医学人文精神？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人格、气质、修养。医学人文精神则是指医学工作者所具备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是内在的。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就是把外在的“人文”化为医学工作者内在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史是最重要的素材。因为“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③，医学史从多方面记述了人类与医学有关的活动，是最全面的教材。医学史可以为医学生的人格塑造、气质培养、修养提高提供借鉴。
首先，可以使医学生接受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一个人面对他人、面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或态度。对医学工作者而言，其人道主义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人类方面。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就强调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为病人服务，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费兰德（Hufeland）在其医德十二箴中也写道：“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别的目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秉承医学人文精神。
其次，可以培养医学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医学发展史上，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情感、健康、乃至生命。例如，比利时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在欧洲社会还笼罩在神学权威的氛围中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许多错误并揭穿了神学关于人体的谬误，完成了《人体的构造》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然而，维萨里与哥白尼一样，为了捍卫科学真理，遭教会迫害。又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Servetus)，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于1553年10月27日被统治阶级活活烧
死在日内瓦。此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献身精神无不启迪着后人。例如巴斯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疫区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为揭开传染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琴纳首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苗，然后又把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汁接种到儿子身上。这种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应当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赞颂居里夫人时就说：“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她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
再次，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医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不一定都是通过理性的推理、论证或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思想火花所致。例如，叩诊法的发明就是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把儿时的经验（常看见父亲用手指上下敲酒桶的木盖从木制酒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酒桶内有多少酒）迁移到医疗行为中的结果。又如，英国医生李斯特从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有机物腐败和发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认为伤口化脓是由于细菌作怪，于是决定采取碳酸消毒，无菌手术获得成功。李斯特就是这样移植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外科手术的消毒法。再如，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时发现，意外落在培养基上的霉菌斑点能够杀死引起葡萄球菌败血症的细菌，从而发现了青霉素，其后又发现了许多的抗生素。使许多另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些例子表明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与科学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的。通过对医学史上这些事例的学习，可以引导医学生的有意识地培养其创新思维。超级秘书网
此外，通过学习医学的历史，还可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专业的感情。只有爱医学，才有可能为医学而献身。即通过学习医学史，了解医学发展的艰辛，看到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味其中的乐趣与奥妙，从而产生对医学的热爱。通常所说的“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就是这个道理。
论述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目的在于唤起高等医学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对医学史课程的重视。目前，由于受“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的影响，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史课程不够重视，仅少数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因此医学史课程的上述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高等医学院校采取有力措施，例如把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增加医学史方面的图书资料，提高医学史教师的水平等，从而使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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