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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1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2
关键词: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特点意义
家庭教育,即在家庭中实施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子孙晚辈进行的教育,同时也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1]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教育形式,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古代各类学校的产生与进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和家庭道德观念,乃至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视的原因
(一)政治基础――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和兵源。
中国古代社会及家庭对孩子的重视,从文字记载上看,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各诸侯国互相吞并,而争雄称霸的主要条件是实行“耕战政策”,富国强兵。[2]此时劳动力和兵源就成为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对孩子的重视即表现为“慈幼”思想,以及对其进行教育。
另外,中国古代的官学其存在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相连。王朝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使官学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状况普遍存在。与其相比,家庭教育更为稳定,其不拘泥场地,教育方式激动灵活,执教与受教者的亲属关系保证了双方长期紧密的联系。[3]
(二)文化基础――视“齐家”为治国的根本之道。
《周易・家人》这一卦的卦辞中较早提到了家教在治国的作用,其中提到“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即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因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经济基础――家庭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袭家传。
春秋战国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式的家庭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是在科技、传统手工作坊之类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是一种家庭谋生手段的传递与继承。管子就曾指出:“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因而得出结论:“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此结论虽过于绝对,却充分说明了古代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的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4]
二、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1.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德育首位,以“孝悌”为核心,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6]另外,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振兴家门,因而孝悌之德的另一层含义便是要求晚辈自强自立,光宗耀祖。
2.综合知识的灌输及学术技能的培养。
关于这一点,主要是指蒙养教育与在此基础上的专经教育。所谓蒙养教育,即对子弟儿童时期的启蒙教育,包括吃饭、说话、缝补等生活技能,识字数数等基本知识,男女礼让等基本礼仪规范。其次就是进一步的专经教育,除传统经学教育外,还有很多世族家学内容,即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世袭家传的技能。
3.立身处事的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对儿童的立志教育,认为立志是修身之基,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古代的家教历史中,诸多位有眼光的家长还均对其子弟进行了以耕读为主的处事方式教育。从事耕读者,边读书,边种田,进可以应科举以出仕,光耀门庭;退可以力田以为生,抚保妻子;可出可伏,可显可隐,实在是一种最稳妥不过的处世方式了。[7]实际上,更多的古代家长教子弟读书,倒不一定是为了做官,主要是为了教其做人。
(二)古代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由于人的资质禀性不尽相同,兴趣爱好相差更远,因此要因其材而成全、造就人才。西楚霸王项羽就曾在其叔父指导下,学文不成改学武,终成一代帝王。如果不做区分,一律看待,势必会埋没人才。
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如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就对此进行过介绍:“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
2.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历代家庭教育重言教,但更重身教。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正是以自身的行为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教育。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认为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子女大多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教育。
3.训诫引导,慈严结合。
凡善于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的训诫,也很关注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在情感交融中申训诫大义。孟母“断杼”,曾子“杀猪”,都是因势利导,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训诫与引导相结合,恰恰反映了为家长者严与慈的一致。
当然,我国古代家庭中也不免会存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8]更有甚者,将宋濂在《元史・王冕传》中所谈到的“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视为一种家教典范。[9]这是将大家长权威的训诫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我们在当今社会不予以提倡。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拥有许多特点,其中不乏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也存在一些落后的,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需要我们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予以摒弃。
(一)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经・训古》中就曾提到胎教问题,孕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朱熹也曾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力求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制定了《童蒙须知》。
(二)重环境的作用。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颜之推也曾强调:“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10]
(三)重“惜时”教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对子女进行“惜时”教育,教导他们珍惜青春时光。[11]
(四)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贯穿其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首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及男女在生产中的分工相联系。在当代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摒弃这种传统封建思想,另一方面不要否认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别。
(五)古代家庭教育有抹杀儿童天性的倾向。
家长们只知道以长者的模式规范他们,灌输承认的思想,而不去了解和研究儿童。这一点也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也有其独特的一些性质。比如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连贯性。西方世界,子女长大后父母便准其独立,对其一切不加干涉。而中国家庭则不然,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就要对子女负责到底。再有就是传承性。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到近代。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绝无仅有。[12]
四、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作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辅助手段的过程中,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同时也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绚丽的一页,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同时随之形成的各家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献形式,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几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所积淀的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的丰富理论,以及独特的教育方法和优良传统,直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不可否认,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社会应运而生的教育形式,存在着不少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强调血缘宗法制度的陈旧思想。但就其当时存在的年代,其进步性不可抹灭,因此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局,1997:2.
[2]尹德新.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父母必读,1983,(12):34.
[3]姚红艳.浅谈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家学.中国成人教育,2007.6:104.
[4]李雅娟,王丽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4):27.
[5]杨伯峻.论语・学而篇.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5.
[6]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100.
[7]张崇琛.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山东教育,(Z2):24.
[8]郑珍.母教录.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6.
[9]马存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方法探析.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2):53.
[10]王利器.颜氏家训・慕贤.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128.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古代工艺美术教育 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特点 借鉴
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教育可以从陶器和玉器制作的成熟期算起。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出现彩陶，标志着陶器在实用功能以外具备了装饰功能。工匠从制胚到烧窑再到绘制纹样，都能够熟练地掌握制陶技术，并加以创新。而玉器大量出现的良渚文化，距今也有5000多年，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包含有璧、琮、钺、璜、环等，品种丰富，做工精细，并且形成统一的样式和规制，从而证明了设计者及工匠间的理论和技术的传承已经形成。这些手工业工艺品的出现，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雏形，早于纯粹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其匠人间的技艺传承模式对古代工艺美术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现代艺术设计在国内已经形成独立、专门的学科，艺术设计的教育模式及教育方法也在逐步完善。目前开设艺术设计类专业的院校所遵循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多来自于西方，同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教育相比较，有很大的差异。现代观念更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渴望学生毕业后能够在社会上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而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育或传承方式多为父子、师徒间于作坊内口口相传，缺乏系统的理论教材和教学研究，加之从业人群相对固定，“工之子恒为工”，传播范围也不广泛，故此往往为现代院校艺术设计教育所忽视。自近代以来，大工业的高效率、机械化严重冲击了工艺美术行业，大量的手工艺作坊倒闭、破产，仿佛也证明了古代工艺美术教育的落后和失败。那么，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育就没有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地方吗？能否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带来某些启迪呢？纵观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育历史，可以发现其有如下特点值得今天从事艺术设计教育的管理者和教师们研究和反思。
一、沿袭传统，着重规范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艺术风格，而纵观世界各国的工艺美术，能够在本国的历史发展中保持这一统一精神内涵的几乎没有。这一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相对稳定并处于主导地位；二是在工匠技艺的代代相传中，非常注重传统的沿袭，并严格遵循产品制作的规范。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对规范的遵守有着上层统治者的硬性要求和手工匠师的因循守成两方面的因素。《孟子》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再如北宋《营造法式》，于建筑间数、进深、斗拱结构、屋顶形制、装饰程度，乃至砖瓦竹木大小诸端，皆以等第分别，总领建筑的礼制仪轨。无论是被动或主动地遵守规范，这种教育特征为传统文化的传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反观当今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学生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相当薄弱，要么是生搬硬套的照搬，要么是生物本能的自我解放，要么是没有文化语境的空洞自嘲和自虐，总之看不到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往往是最受学生冷遇的课程，这也是现代美术教育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所遇到的尴尬。
二、熟能生巧，注重实践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育很少见学院式高规格的理论教育，更多的是私人作坊或官作工场里的父亲带儿子、师傅带徒弟的教育形式。无论是在官方开设的工场或是私人作坊，生产产品都是第一位的，而教育的过程也是在实践生产中完成的。长期的往复劳动使学员能够熟练掌握一门技术，并在总结和吸纳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技法技巧。如敦煌之画匠、经生，如北魏之刻石工匠，精美的艺术品无不蕴含着工匠们高超的手工艺，这些手工艺甚至超越了作品内容本身创作者的艺术造诣，留给后人无尽的艺术遐想。这种教育类似于今天职业院校所提倡的“工学结合”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即通过大量的生产实践型课程，让学生掌握所学专业，对理论知识加以印证，从而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并完成和毕业后实际工作岗位的对接。
三、术业专攻，分类系统
古代对工艺美术类器物以及工场、从业工匠的分类是非常明确和系统的。仅从工艺品的材料上就可以分为玉器、陶瓷、丝绸、皮革、漆器、铁器、铜器、木作、石料、琉璃，等等。从工匠所从事的工种上分类就更加繁杂，自周以降，即有“百工”一词出现。春秋齐国之《考工记》一书，依“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六大部类，分别就30个工种做了分类。虽然古代的“百工”并不全指工艺美术从业者，但从中亦可见古代对手工匠人的分类是非常细致的。这种分工的明确是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其决定了行业的传习者受教育的结果是对某一门技术的精通。乾隆《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云：“青花绘于园器，一号动累百千，若非画款相同，必致参差互异。故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只学染，而不学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术业有专攻”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育的一大特点，精通一门技术即可谋得一定的行业地位，并可保障自己的生活用度。这一特点对于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分类不细、课程庞杂，学生对每一门课都是浅尝辄止，毕业后到社会上却无所适从的尴尬现状是有一定的反思价值的。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专科学校；职官教育；艺徒制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影响深远，其兴盛和发展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开始衰败。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科技的发达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
1.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萌芽产生时期
1.1.1 我国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职业教育的萌芽和先民们最早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以耕”等职业教育活动十分活跃，还有我国手工工艺的教育在原始社会也已达到了职业教育的高峰。
1.1.2 我国奴隶社会的职业教育
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而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使大批奴隶被驱人手工作坊，商周奴隶社会中出现“百工”的记载。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手工业奴隶进行强制性的技术培训，因此出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性教育形式。
1.1.3 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职业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时期科学技术呈现空前繁荣，手工业内部分工更为细密化，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1.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鼎峰兴盛时期
1.2.1 教育形式的丰富
首先，先秦时期家业父传的职业教育形式通过官府加以推广。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业从事历史著述的。其次，出现了设官教民的职业教育形式。唐朝设有“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这两监的职能之一就是培训艺徒。
1.2.2 职官教育的转变
在我国先秦时期，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往往都是通过父传子受的方式传递这些专业性科学技能。从畴人之学到宦学则是我国职官教育的一大创举，开职业教育之先河。
1.3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缓慢发展时期
1.3.1 传统私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加强
在传统私学教育中出现了研讨和传播自然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新风气。如元朝朱世杰，他是研究和传授数学的职业数学教育家，天文、律历和地理学家刘秉忠聚徒讲学，共同研讨天算学术，其学生包括张文谦、王恂、郭守敬等，这些都是元代《授时历》的研制人物。
1.3.2 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历代朝廷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传技师傅从全国各地挑来，代表当时各行业职业技术的最高水平。这极大地提高和推广了当时各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
1.3.3 职业专门学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一时期职业性专门学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增多，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完善。社学的创建对组织农民及劝课农桑起到一定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建立的一种兼有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比欧洲国家1723年在英格兰建立的农业知识改进会要早400多年。
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与西方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性是非常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2.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行为的强制性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特别是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因此，推行职业教育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教育经验，使得职业教育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2.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历代历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在封建社会里就办成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得以办成的职业教育，但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由于长期处于“治术教育”的附庸地位，只是“实效”之学而已，难以真正形成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2.3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造豁、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当然，我国还有其它门类的职业教育专著数千种，如《夏书》、《墨经》、《考工记》等，它们同样在我国漫长的职业教育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4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同的是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中国古代的教育对西方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极大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为人类社会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跟我国古代社会重视对生产实践者进行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这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与劳动者的职业水平有不可分割联系。相信中国未来的教育会更加灿烂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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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钢，谷小勇.中国古代农民职业教育方式[J].中国农学通报，2005（9）：410-413.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5
反观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它以独具的交际功用、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跨越时空,成为维系华夏各民族的重要交际工具和精神纽带。它以古文(文言)教育为基本内容,坚持“文以载道”的指导思想,强调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教学过程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实践性,重视根据汉语文特点进行语文训练。其实,我们民族精华的东西正是现代教育所缺乏的、忽视的内容。那么,语文教育应该走什么路才能在今天的教改中有新的突破呢?让我们回归传统教育去看看。
1.道德教育
学会做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中国古代教育家看到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把学会做人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正如宋代教育家陆九渊所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由于教育目的是做人,中国古代学校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德育课程,可是品德教育却无所不在,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和形式之中。
首先,它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之中。如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在识字、读书、作文等常识教学中讲授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学阶段则专门读儒家经典,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主要是伦理道德教育。
其次,不仅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均贯穿着道德教育,而且课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了解学生在校外的行为表现,学校每天都要考德,逐一检查学生在家的情况,以督促他们切实遵守道德准则,使其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学习和运用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践行相统一,这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
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学会做人;学只是手段,行才是目的。只要真正将课内所学的行为准则切实用于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并且经常按道理去做,就会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道德教育也就取得了成功。
2.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化功能
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忠孝为本的“三纲五常”。学校里教忠教孝,社会和家庭则要求人们做忠臣、孝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一种合力,这样,学校德育便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人们也会真正按照教师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品质形成问题上,环境的影响要远胜过学校教育的作用。古代教育家不仅抓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化,他们紧紧扣住环境影响这一环,使其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相吻合,从而产生了强化学校教育的作用。
3.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不是分科教学,而是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是融识字教育与文史哲经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教育。在我国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和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如史学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体悟和实践的过程。语文教学尽管也要进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分析与讲解,但主要是知识传授部分。要真正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提高,还必须靠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历来坚持实践性原则,才造就了大量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思泉涌的文学神童和文章奇才。像三国时七步成诗的曹植,南朝时倚马可待的袁虎,唐朝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等,均是得益于这一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
4.启蒙教育理念的实施
现代的语文教学是在教语文课本,只注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很少站在学生生活的高度来审视教学活动,致使语文教学成了学生生活的一种负担。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除了首先将学生培养成“人”外,还将文明传承、人生智慧的顿悟、生命的内在和谐与社会和谐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注重智商的培养,而且注重情商的养成,让每一个学生带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断探索人生,不断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文明的精神内涵。文明借助教育给子民以终极关怀,子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以文明赋予的精神动力创造并壮大文明的生命力、能动力。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0到13岁是儿童记忆力的高速发展期,13岁以后记忆力逐渐减退。因此0到13岁是人生储备智慧的时期,是儿童的最佳启蒙期,这个时候最佳的启蒙做法就是以文明经典武装孩子的头脑,永久性记忆文明经典,一则传承文明,二则开发智力,三则顿悟觉解人生,从而冲破生命的极限,重塑辉煌的人生。儿童启蒙首先是心智的启蒙,如何做人的启蒙,其次才是智力的开发,再次才是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教育做到了,做得很成功。而我们今天则刚好相反,本末倒置,许多人正以自己的爱心毁灭着孩子的未来。
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是读,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古代教育家懂得利用少年的特点,在学生机械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时候,让他们大量读背,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写作的基础;读,是继承的开端。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培养不出语文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传承文明几千年而不衰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其他民族。能够以礼仪之邦、文明国度领先世界千年,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传统文化的价值可见一斑。只有不带偏见,不受观念影响,重新认识我们古代教育的博大精深,挖掘其合理的因素,并运用到现代社会,那才是我们教育的幸事,才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参考文献:
[1]教书育人.2007.3.
[2]思想、理论、教育.2008.8.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6
古代幼教；慈幼；家庭教育；游戏；启示
幼儿教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教育家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幼儿教育的宝贵思想对现代幼儿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多种教育形式，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王孙贵族的宫廷教育，还包括幼儿游戏和神童教育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幼教思想价值的是慈幼、家庭教育和游戏三个方面。
一、慈幼之道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是建立在“慈幼”思想基础之上的。“慈幼”即爱护儿童，这既是儿童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韩飞认为，“慈母对于幼子所表现出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于幼儿的某种期望，即‘务致其福’，期望幼儿将来身体健康、万事吉祥。”韩飞的这种思想在我的家庭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的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却深知慈幼的道理。小侄子旭涛一出生就由我的母亲带领，可谓既做奶奶，又做妈妈，总之都是做母亲。正如韩飞所说，慈母对于幼子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幼儿的某种期望，母亲对旭涛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些迷信的做法：每逢初一、十五到庙里烧烧香拜拜神，为孩子消灾保平安；立春的时候给孩子的帽子上戴个大红公鸡避邪等，不管这些做法有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只有一个，即希望孩子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地长大，体现的都是慈母对于幼儿的致福之情。
二、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成功者，十分注重子女心中父母的一致性。《家范辑要》中说：“人子之情，畏父亲母，又父远母近，故父母俱贤，子必遵义方之教。父贤母不贤，则庸之子，阳从父训，而阴奉母言，子之不肖，多由于此。”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教子当一致。儿童由于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很多时候缺乏主见，易于服从，所以，凡是在他眼中有权威的大人的话，都会被他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在家庭中，权威人士的意见一致，能强化教育的有效性；意见分歧，则会影响教育的权威性。例如，在小旭涛的眼里，最有权威的是他的奶奶。小旭涛自从会走路开始就展露出一副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亲手去摸一摸。他的这种好玩的天性和好奇心，是别人难以控制的，为了教育他哪些东西可以碰，哪些东西不可以碰，只有他权威的奶奶说的话他才听，才能让他的“无知”行为有“收敛”。可见，权威的力量在幼儿心中是不可撼动的。
（一）教育内容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主要包括道德、礼仪、生活能力、文化教育等方面，而智育、德育又是其主要部分。
1. 智育——开启幼儿的智力。古代的幼儿智育主要是对幼儿基本能力的培养，识字、习字教育，经学、史学、文学的启蒙教育。由于小旭涛现在还不会说话，对其能实施的教育还很有限，但有些方面的教育却是这一时期必须的，不容忽视的。读一些启蒙读物给他听，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播放一些启蒙的儿歌，还有就是经常给他播放一些中外经典名曲等，都是幼儿教育这一时期的必修课。通过一个多月的教育观察，发现小旭涛很多时候会跟着音乐的节奏晃动身体，而且晃动得很有节奏感。想必，音乐启蒙教育的效果见效了。
2. 德育——培养幼儿的礼仪素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素来以勤俭为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子女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小孩子爱吃零食，小旭涛吃零食基本上是吃一半丢一半，每当这时，他权威的奶奶会把丢在地上的捡起来再给他吃，这不是不讲究卫生，而是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教育他勤俭节约。自立能力对于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没有的，但在无意中他已经习得了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在寒冬里，由于身上穿的棉衣比较厚比较多，胳膊不是很灵活，吃东西常常用手送不到嘴里，他经常会借助别的东西把食物送到嘴里。当然，如果对其加以适当的引导，其生活自立的能力则会更强。
我国是个礼仪之邦，“知书达理”是人们对贤人君子的高度评价。古人教育儿童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教他们说自己的名字和“唱诺万福安置”；孩子稍知事物，就教他“尊老爱幼”。小旭涛现在虽然还不会说话，但通过教育，他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摆手再见了。
（二）教育方法
1. 在活动中教育。王廷相在《雅述·上篇》中说：“儿童除食、视听是先天之性，不需学习之外，其余都是在接触外物，活动之中习得的。”必须使儿童尽早接触事物，在活动中学习。在各种活动中培养儿童感知事物的能力，是发展儿童智力的重要方法。孔子就强调“多闻”、“多见”。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荀子也提出对幼儿教育要以“闻、见”为基础。王充更进一步提出感觉是认识的源泉。使幼儿经常接触外物，使之不幽闭，给予各种学习的机会，从而使儿童在丰富的活动中获取知识，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人脑的细胞数目出生后六个月就基本不变了。用脑并不能使脑细胞分裂增殖，但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形式多样的活动，可以使脑细胞体增大，树突、轴突增粗，而且分枝发达，有利于智力的发展。可见，丰富的活动刺激是幼儿早期教育必不可少的。小旭涛生玩爱动，才十几个月大自己就可以到处去窜门了，不但不怕陌生人，而且见了陌生人还要与之好好玩一会呢。经常带着小旭涛玩各种玩具、手机、电视机遥控器，还有一些真实的动物等。通过一个多月的教育观察，发现幼儿在活动中模仿学习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2. 以身示教。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儿童最重要的榜样。孔子说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也十分重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感化作用，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儿童最重要的教育环境是家庭，而父母不仅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而且也是其终身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为“楚”为“夏”。不错，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孩子模仿的榜样，小旭涛就很会模仿，当他看到别人踢腿，就会跟着踢腿，看到别人敲碗筷，便伸手去敲碗筷等。既然儿童主要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那么，就应尽可能地让幼儿模仿一些好的方面，避免让其模仿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作风，这样才能引导其健康地成长。
3. 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这是贯穿于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中的基本思想，是其精华所在。我国这种思想的提出比西方早两千余年，《庄子》中就曾用寓言的方式形象地阐述了教育要顺应儿童自然特点的道理。《庄子》中“有一只海鸟栖息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知道后便派人把它引到宫殿中去，给它奏乐，喂肉，可海鸟到第三天便死去了。”这种做法是“以己养鸟”，不是“以鸟养鸟”。这个寓言启示人们：不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虽出自好心，儿童却免不了要遭到像那只海鸟一样的命运。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提出教育幼儿的方法“不害其所长”，即顺应其自然不妨碍其成长。小旭涛生性好动、活泼，这是他的自然本性，顺着他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不害其所长，再施以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得到健康向上的发展。
三、游戏
我国最早记载幼儿游戏的文献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然至日晚归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游戏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始终是幼儿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一般分为智力游戏和生活游戏两种。智力游戏主要是通过棋艺、拼图和其它涉及数学、几何等原理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流行的智力游戏有七巧板、“伤脑筋十二块”、“包你迷”、华容道等；生活游戏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成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发现小旭涛非常热衷于玩皮球、捉迷藏等游戏，而且经常玩得不亦乐乎；捉迷藏时会把自己遮起来或藏在门后让别人找。大人们看来这些游戏或许很幼稚无聊，但小旭涛却玩得不亦乐乎，因为这是属于他生活中应有的游戏。小旭涛之所以会玩这些游戏，是因为模仿大人们并加以运用的结果。幼儿游戏不仅仅是模仿和学习的行为，而且是培植和滋润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萌芽的土壤，更是幼儿健康社会化最自然有效的手段。幼儿喜欢玩耍，不喜欢拘束，这就好比草木开始发芽时那样，自由自在地就会长得茁壮，人为地给它加压改造，就会使其扭曲不正。教育幼儿，要顺应其自然天性，让其自由健康的发展，切勿剥夺其游戏的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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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贵香.继承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精华[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S1）：338-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