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1
论文摘 要: 书院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文章回顾了中国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从教学模式、学术研究、师生关系、人格教育等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并着重从师生关系角度探讨了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他族未闻有”的独特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办为主、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的教育特点，是书院教育与当代研究生培养的相似之处。1922年蔡元培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大纲》第一张“宗旨及定名”称:“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其自动之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蔡元培之所以对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寄希望于“和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也曾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1]20世纪中国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没有继承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因此，探索书院教育的特点和治学之道，对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有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书院”的名称始现于唐朝，当时书院分官私两种，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①，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又改称集贤殿书院。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在四川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
宋朝统一国家后，急需大批治术人才，所以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开学校，育人才”。以至在立国之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2]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书院在北宋盛极一时，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②到了南宋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进一步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使书院成为理学教学研究的中心。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元朝时，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但同时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也更为明显。然而，元朝的书院对于当时文化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朝立国至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由于统治阶级重视学校教育，大力发展官学，对书院不重视、不提倡，造成书院数量减少。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之后，书院开始复兴，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勃兴。明中叶以后，书院先后四次遭到当权者禁毁，其中以第四次最甚。东林书院因“讽讥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③宦官魏忠贤党人“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由此，书院一律严令禁毁。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出于对政治统治的考虑，继续实行抑制书院的政策。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央政府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逐渐复兴。然而清朝的书院不分官立私立，都要受政府的监督，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就不复存在了。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书院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它在两者基础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特点，以及其良好的读书治学经验都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一)自学为主，重启发诱导。
书院教学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重在启发诱导。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慎独思考，独立作业，自行研究。教师围绕各学派观点和学术著作进行教学，但在其中只起启发点拨作用，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3]强调学生个人自学钻研为主，教师着重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来启发诱导学生进行学习。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主要方法就是读书，“为学知道，莫在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其在执掌白鹿洞书院时，要求学生刻苦钻研，自行理会，认真研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朱熹自己可谓读书自学的典范，对于如何读书有深切的体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并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弟子将其概括为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静持志。此六法无不强调自学、善学和自求自得，这都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4]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在东林书院等处讲学时，主张分年、分等、分类读书，指导学生学会精读、略读。书院还开出书目，要求学生分阶段进行研读。
书院中各名家大儒围绕各学派观点进行少而精，启发式、点拨式的教学，或提取全篇要领，由学生深钻细究;或选取重点讲解，使学生领悟意蕴;或略指明思路，讲明方法，由学生独立研读等。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王守仁在稽山书院讲“万物同体说”，都重在启发诱导，决非逐章串讲。[5]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与独立研究能力，而且“授之以渔”，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做研究。
(二)质疑问难，倡学术争鸣。
在注重学生自学的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善于质疑问难。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质疑问难是书院师生群间的一种“日课”。如《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吴澄的学生熊本向他就五经中的七十二处有疑问的地方反复诘难，吴澄很好地作了回答，熊本竟“为之喜而不寐”。熊本又“间论《古文尚书》数千言，援据精切”，吴澄“器之”。[6]苏轼认为学习者每次读书时，要带着问题去读，在读书的过程中要注意搜集有关资料，这样就可以把有关问题的各方面资料搜集整理起来。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之学”。陆九渊也强调学贵质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鼓励学生通过质疑问难，勤于思考，可以把学习引向深入。
始于南宋的讲会制度是书院与书院或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辩论活动，相当于现在校际之间的学术研讨会，是影响广泛的学术争鸣活动。讲会一般定期举办，由某个书院主办，确定讲会的主题、具体时间、地点、宗旨等，参加者不仅有书院的师生，而且有社会贤达。讲会目的在于提倡学术争鸣，不拘于门户之见、自由讨论。针对某一个主题，各个学派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辩论，如“鹅湖之辩”、“朱张会讲”等，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学术争鸣不仅完善了各个学派的思想体系，而且对于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学术风气的形成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并且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和繁荣。
(三)师生关系情深意笃。
古代书院“师生感情甚笃”。[7]尊师爱生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由私学发展而来，在书院教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名师宿儒，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懂得尊重、热爱学生。学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尊师敬道，自由择师，虚心向学。书院倡导质疑问难，师生常在一起讲学辩论，师生“实乃共学之友”。而在官学中，“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艺道之实”。书院教师以身作则，刻苦自励，诲人不倦，对学生体贴入微。如陆九渊“深知学者心病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之故，悉知其心”(《象山全集·行状》)，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能根据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他说:“吾之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动他，故人听之者易。”(《象山年谱》)再如明代王阳明也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认为教育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其个性，使之视学校为乐园，视师长如父母，乐于来学，乐于受教，日日欢欣鼓舞，如春风雨露，身心不知不觉潜滋暗长起来。他本人把这些主张付诸教学实践，赢得了学生的深深爱戴。他死后下葬之时，门人自远方来的有一千余人。其学生还在各处建立书院以纪念和效法他，传授他的学说，扩大“王学”的影响。[8]
(四)树人与治学并重。
书院教育在治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张正藩先生在《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一书中谈到书院教育中的人格教育时说:“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为时经数百年之久，关于书院之内容规则，是不无变更添补之处，然其目的之在于讲学术以正人心，备国家学校之阙史，则始终一贯。亦即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为了加强道德教育，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了“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朱熹本人极为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曾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先王之学以名人伦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圣贤教人，只要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9]无独有偶，陆九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当时教育只注重知识的教学，只要求学生在文词章句上下功夫，而不是教学生“做人”，许多人做学问，也不知道要先懂得学会“做人”的道理。因此，他曾对其弟子讲:“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10]
三、古代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学术型人才、注重学术研究、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其中书院辩论式的教学模式，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则是当代研究生教育亟待借鉴和加强的方面。虽然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借鉴。
古人云:“务学莫如务求师。”古代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而且尊重、热爱学生，以自己的品德气节熏陶学生;学生则尊师重道，虚心好学。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某领域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然而，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科研成果是教师聘任、晋升、考核的重要的显性标准，教师的名誉、待遇、职称都与此挂钩，因而高校教师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科研活动中，而把教学作为“副职”。加之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一个导师带的学生越来越多，由于精力所限，导师与学生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疏远淡化;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物质化、雇佣化。导师既很少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导研究生掌握治学研究的方法，以避免研究生走弯路，使之尽快成才，又不把研究生带到学科发展的前沿，指导研究生选好研究方向和论文课题，支持研究生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更有甚者，一学年下来学生只见过导师两三次，又多是指派任务，匆匆结束，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中国大学的“放羊式”研究生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这应该算是“中国特色”吧。
导师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引路人，导师应关注研究生研究的进展情况，经常与之交换意见，给予指导、启发，使之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然，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双方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学生要主动向导师请教，导师应关心学生，抽出固定时间与学生会面，对学生学习研究进行指导。“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基础。没有融洽的师生关系，就不可能有导师有效地点拨指导，只会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更不可能有问难质疑、学术争鸣。因此，加强导师与学生的交流，才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质量，培养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
注释:
①丽正修书院为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其主要活动内容和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之滞，则承旨而征求焉。”详见: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8.
②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认为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睢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四大著名书院应该是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有石鼓而无嵩阳，理由是嵩阳书院“后来无闻”。
③明史·顾宪成传(卷二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十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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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01):103-104.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2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家庭教育；修身；齐家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家庭成员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功能。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湖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由此可见，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阵地，但学校教育不可能取代家庭教育。在当今社会，重视研究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使之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配合，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回顾、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探索其有价值的内容，对搞好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齐家与治国相联的家庭教育目的论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其经济特点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点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依赖性较大。一般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主要在家庭中生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方面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强的依赖性、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受关注性。因为家庭成员接受家庭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克绍箕裘”的说法，这是说，有许多“家业”、“家传”、“家学”都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的。
另外，我国古代社会是很重视血缘宗法关系的，这便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家庭某一成员的发展对家庭其他成员、对整个家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家庭的管理，为了家族的命运，家庭教育便受到古人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将教育子女视为父母的天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诸多颇有影响的家教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然而，古人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局限于此，他们将家庭教育与治国相联系，将家庭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孟子·离娄上》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大学]由此可见，古人将齐家看做是治国的基础，将家与国统一起来，认为在家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与在国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认为在家若能事亲，在国则必能事君；在家若能尽孝，在国则必能尽忠。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1][论语·学而]将孝悌与忠顺相联系，家庭教育既能为小家培养孝顺之子，又能为大家（国家）培养尽忠之臣。因此统治者便对家庭教育大力提倡。在我国古代社会搞好家庭教育不仅成为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更成为国家的需要。
二、以修身为根本的家庭教育内容论
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视人的培养，将培养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受其影响，也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如何做人，重视子女人格的完善。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强调品学兼求，但把人格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高不是真正的目的，学高是为了品高。学会做人，以修养德行为求学目的，应该说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为了培养后代完美的人格，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1.志向教育。立志是修身之基，因为志向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只有确立志向，才会明确努力的方向，才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行。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会随波逐流，虚度年华，一事无成。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如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写到：“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P32)宋人张载在其《经学理窟·义理》中写到：“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2](P12)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提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2](P2)既然志向如此重要，那么应教育子女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女要立圣贤之志，要立志以报其国。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掩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不强毅，意不慷慨，待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3](P11)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教子立大志，教子与治国相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重爱国大节，小家与大家相联；重民族气节，个人与民族一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待人教育。如何待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待人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我国古代对如何为孝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如《孝经》中曾经提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哀则致其丧，祭则致其严。”[1][孝经]这是对如何侍奉父母所进行的理论上的阐述，而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实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在对待他人方面，古人重视教育后代谨慎做人，谦让待人，与人为善。《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周易]教育子女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诚实守信是古人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曲礼》中曾提到“幼子常视（示）勿诳”[1][礼记·曲礼]，强调应该将诚信植根于孩子的心中。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曾子杀猪”的故事是信而勿欺的典范，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为兑现诺言而不惜杀猪，成为流传千古的教子佳话。
3.勤奋好学教育。古人认为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学起，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因此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勤学教育。如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就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驾。”[3](P86)以此来教育其后人勤学、惜时，不虚度时光，以求有所成就。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4.勤俭教育。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对后代进行勤俭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后代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国藩非常崇尚节俭，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常以勤俭二字约束自己，而且还经常对其家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在《书赠仲弟六则》中写道：“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这种勤俭持家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5.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古人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外，还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礼记·内则》中就提出了按儿童的年龄有计划地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思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1][礼记·内则]后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举止、言谈、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子女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子女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宋代朱熹主张从学习眼前之事开始，通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进而为学其理打下基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是以修身为根本的，在修身方面论述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
三、重视早教、习染，反对溺爱的家庭教育方法论
1.重视早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大戴礼记·保傅篇》中有“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1][大戴礼记·保傅篇]汉代贾谊也提出“早谕教”的观点，有许多家教论著中都提出施教应从胎教做起，并提出了一些胎教主张。如颜之推在其所著《颜氏家训》中就曾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3](P4)认为如果无法进行胎教，亦应进行早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3](P78)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易见成效，而且易于巩固。古人提出的早教有益这一思想，现在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早教已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重视。
2.重视习染。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基于这种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古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重视对孩子所接触的环境中的人的选择。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作用也是极大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的身教作用。认为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张履祥提出修身是教子孙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想教育好子孙，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家长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才能端正孩子的行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对于环境习染、师友的选择也是很重视的。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众所周知的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即是重视环境习染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重视环境熏陶的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反对溺爱和偏爱。爱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去爱，怎样处理好爱和教的关系，这却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们提出要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反对溺爱，认为爱子重在严教，重在引导和约束孩子的行为；而溺爱则有百害而无—利。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家长对待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颜之推曾指出：“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3](P9)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古人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均爱思想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封建家长制、等级制的教育观念，在教育中不太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需要、压抑人的个性等，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批判。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更重要地是探寻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展赋予其以新的内容，使古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5
一、教育的涵义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可以称作教育。它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狭义上的教育则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二、教育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三、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1.教育具有永恒性
2.教育具有历史性
3.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一)教育的起源
1.神话起源说
2.生物起源说
生物起源说代表人物有l9世纪法国的利托尔诺,美国的桑代克,英国的沛西能。生物起源说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
3.心理起源说
美国心理学家孟禄是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4.劳动起源说
劳动起源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苏联米丁斯基、凯洛夫等,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二)教育的发展历程
1.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2.古代社会的教育
古代社会的教育包括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两个时期。
(1)奴隶社会教育
①中国
夏、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②西方古希腊教育
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体格强壮的武士。学习内容主要是“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称之为“五项竞技”。
雅典学习内容主要为读、写、算、音乐、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是雅典教育的显着特点。
(2)封建社会教育
①中国
《四书》、《五经》,特别是《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②西方
西方封建社会,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教育:教会学校和骑士学校。
(3)古代学校教育的特征
①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具有非生产性。
②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具有阶级性;封建社会的学校还具有等级性。
③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和象征性。
3.20世纪以后教育的新特点
第一,教育的终身化;
第二,教育的全民化;
第三,教育的民主化;
第四,教育的多元化;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6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体育；民间传承；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2)03-0057-04
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活跃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而民族体育文化除了具有“活跃”因素外，更体现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征。地处亚高原地区蒙古耕文明下形成的汉族为主体的体育形式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其表现的民族特色和马背上生活爿性的外显性特征来看，可以说是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一束奇葩。然而，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现代体育文化与蒙古族体育文化在蒙古族区域的传承与发展，可以看到其日益呈现“主流”与“支流”之势；西方竞技为人们所热宠，其打布鲁、贵由赤、赛骆驼等蒙古族传统体育除在民族性质赛事上为人们所关注外，业已稍然淡出人们的视野。源何其“主流”体育文化得以繁荣，而原本为“主流”的体育项目成为“支流”而常居弱势，甚至消亡。在民族化、本土化体育日益回归的当代，如何在不失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其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
1蒙古族体育文化沿袭的重新解读
1.1蒙古族游牧体育文化源起与发展
蒙古族发迹于蒙古高原，蒙古族由蒙兀室韦与其他室韦各部以及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余部、回纥余部、鲜卑与乌桓的后裔，甚至还包括契丹族的大部分，女真族的小部分所构成。其传统体育萌芽于狩猎、采集与游牧过程之中，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形成而后发展成为固有的运动形式。由于蒙古族初民对体育技能的传授常于口传身授，最初少于文字记载。从史料上来看，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最早记载源于唐朝，薛仁贵与突厥将军争战于凤凰山摩天岭，突厥士兵投掷金属制的曲形短棍大败唐军。从史料考证，当时突厥是今天蒙古族的先民，所用的曲形短棍就是今天蒙古族投掷的“布鲁”。12世纪，蒙古大军挥戈南下，占据了蒙古草原。铁木真成为蒙古族各部落的首领并一统蒙古高原，建立以漠北(今外蒙古为中心)的大蒙古帝国，强国强种的社会性需要在帝国建制后得到深化和延续，对蒙古族体育的进一步强化目的是充分发挥蒙古族士兵在军事作战中的功用。这一时期，大多数体育活动目标单一，获得作战时体力与势气的绝对优势是进行军事体育活动的终极目的。元朝中期，蒙古族统治得以平稳，其传统体育得到怏速发展。除军事训练功用外，有宫廷娱乐体育出现。贵由赤项目就是源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贵由赤”译成汉语就是“怏行者”、“速跑者”之意。元朝《辍耕录·贵由赤》中提到：“贵由赤者，怏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日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可见这项运动最初源起练兵之用。
1.2蒙古族游牧体育文化的跃升
建立清王朝的满族同是北方少数民族，与蒙古族有着地缘上的联姻。以“骑射”立国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后，为巩固其统治，与蒙古族交往甚好。当时地处边塞的昭乌达地区是距京都较近的最大的草原，被称为“清朝皇家”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木兰围场”。皇帝常以“宫门校射”、“晾鹰台杀虎”、“布库”等为内容，在蒙古族所在的草原地区进行京外郊游活动；木兰围场作为清朝八旗子弟专为皇帝进宴的两处属地之一，宴请皇帝之时，蒙古亲王为向皇族示好，进行诈马、相扑、弈棋等活动的表演与比赛。“木兰围猎”持续140多年，为满蒙关系的维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问蒙古族传统体育虽然作为娱乐形式出现，但很大程度上获得多元化的发展。至清朝中后期，边塞昭乌达地区，王室力推满、蒙共有体育项目外，积极接受外来体育项目，兴办中国史无前例的带有近代体育的特征的蒙古式“武学堂”，由于聘请汉族及外籍人士在学堂进行施教，使得中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进一步深入满、蒙民族的体育活动中，对近代满、蒙民族体育思想的革新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学校体育思想的介入也使得蒙古族传统体育由军事训练与宫廷游戏向学校体育活动转型。
1.3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流失
在蒙古族初民时期，游牧和渔猎爿俗使得蒙古族体育一度延续。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逐草迁徙，鞍马于天下”，其经济带有较为强大的爆发力，其经济的发展带动体育项目发展，甚至体育项目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当蒙古族经济转向农牧经济时，蒙古族体育问或被冷落。由于放牧生活的结束，意味着马上的游牧生活告一段落进而一度出现体育文化断层，而使得部分体育项目处于长期缓慢的发展，中间不乏有外来民族体育文化的冲击，与其他民族体育“联姻”，逐渐过渡到多元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左右，相对封闭的边境生活区域，迎来西方体育思潮的冲击，学校体育西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加之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体育项目已不再适应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为人们所放弃。
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行的当代，蒙古族传统体育形式由祭祀和娱乐的自然传承向竞技体育倾斜，蒙古族传统体育被要求冲破家庭观和传统文化的绑缚，走向运动场。“千面一律”的西化体育形式使得本土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部分蒙古族体育被修改，并入竞技、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体育体系之中，而部分项目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部分运动项目从蒙古族群体中消失。尤其是面对现代信息化、全球化的冲击，西方体育的日益蔓延和强化，部分蒙古族传统体育除了在带有民族性质的赛事上成为人们唏嘘惊叹的观赏之物外，在蒙古草原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见到。纵使蒙古族传统体育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但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动荡也使得蒙古族传统体育难以摆脱西方新兴体育的冲击与强势，但不得不说的一个问题是蒙古族对本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缺乏认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大有“任其消亡而视而不见”之势。
2蒙古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契合
2.1对当下困境中的蒙古族体育文化传承的思考
如何在不失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其传统体育文化，这是当前蒙古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体育全球化、民族性意识的加强以及文化的争夺给蒙古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民间自然传承是否还能延续这宝贵的民族文化，引发学者们的深思与探索。同时，在蒙古族地区的学校体育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现行的体育教学内容暴露诸多不足。面对学校体育发展的窘境，有学者提出学校体育教学从单一的现代体育向“二元化”本土体育内容与现代体育相结合转型。这一提法得到专家与人类学、教育学学者的充分肯定。从对学生身心发展和体育课程体系完善的角度来说，“二元化”的体育课改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为本土体育进入学校发展提供难能可贵的契机。
2.2民族区域内学校是本土项目传承的土壤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内，本土体育项目由于源于生产和生活而在民间广泛传承，但民间传承与学校传承相对比，其缺点在于传承分散而难以集中，但坐落在民族区域内的学校无论从师资、教学条件、运动器材还是学爿环境，与其他场所相比，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教育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能在自守与新变之间为文化的发展进行优化与不断探索。现行各类新兴体育的肆意冲击，单一靠民间自然传承的民族传统体育已再也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式。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激活文化并发展文化的传承者，只有通过优秀的传承者，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在不断的更新中延续，在不断的发展中传承。因而，民族区域内的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最佳途径。
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学生大多数来源于苏木、嘎查，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早已熟知。从民族认同感和群众基础方面来说，是毫无争议的。在蒙古族地区的学校中开展“现代体育”的同时，在课堂上加入部分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使二者并行发展，可以说是传承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和发展现代体育的最佳途径。
3蒙古族传统体育入校传承之构想
3.1强化蒙古族地区学校体育“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
在文化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民族个性”几乎成为一种品牌，为其他群体所关注。然而，保持“民族个性”需要多方共同来维系。保护民族个性的今天，在蒙古族学生集中的学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之外，“民族个性”的培养也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蒙古族学生来说，蒙古族体育文化的特质性以及趣味性是其他体育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应在学校体育课中开设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相关课程，以兴趣爱好课形式把蒙古族历史、文化、体育介绍给蒙古族学生以及其他各族学生，向学生展示蒙古族传统体育数百年的文化积淀，让学生感受蒙古族传统体育的运动美和文化魅力。在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较好的学校，开展小型“那达慕”体育盛会或者在学校体育运动会中开设蒙古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以镇、旗或县的各级各类学校为单位，举行以“蒙古族传统体育”为内容的体育运动会，从而以比赛的形式推动蒙古族传统体育各项运动的开展，以增强蒙古族学生对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认识和学生的集体凝聚力。
3.2“人性化”编撰蒙古族传统体育学校化教材
在蒙古族集中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与体育主管部门应组织当地在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方面有经验的长者、教练员和高校研究蒙古族体育文化的专家进行教材的编写。根据学校所在的区域特点和学生的喜好适当的选择项目，尤其选择具有特色并且在学校中能够开展的项目为编写的主要内容；介绍蒙古族体育文化的历史年限和事件以及历史名人，研究各类蒙古族体育项目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在编写过程中，从学生意愿和体育教师的想法入手，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到体育技能进行系统的整合；使用蒙汉两种文字进行出版，以满足蒙古双语教学背景下的学生和教师使用，改变因为语言障碍，有教材也无法阅读的现状。规范现行教材，添加部分项目，如：安代舞、打布鲁、蒙古象棋、鹿棋、赛骆驼等。把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与现行体育课程相结合。采用体育课或者大课间的形式开展各项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不能搞“一刀切”模式化强制推行。
3.3在学校中培养蒙古族体育项目继承人
众所周知，每项运动都有其核心的技术和致胜的规律，因此，对项目精髓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在强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通过文献整理、影像刻录以及品牌商标注册等手段，固然可以在特定时期里保护某些项目的流失，甚至消亡。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核心是生活在该文化空间或爿得文化表现形式的人。”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人参与，那些项目本身价值就无从体现，久而久之，可能会被社会所淡忘，甚至被遗弃。只有各种体育项目参与人民的生活，为农牧民身心健康而服务，才能充分体现项目鲜活的生命力。在特定地区的学校中培养本土项目继承人是使经验、技能、理论得到深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各类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突出的地区的学校，政府应采用行政手段，通过申报与探方相结合，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在学生中进行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后备人才选材，在学校中进行培训和考核，使其在理论和技能方面得到一定的深化，使项目得到有序的发展、继承和保护。
3.4构建区域性蒙古族传统体育特色学校
各类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相冲斥、交流和融合的今天，在吸收其他体育项目优点的同时，保持自身项目独特的特质，是各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发展的要求。因此，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不同的区域发展应采取兼容并蓄，强化重点的态度，打造项目自身的特色品牌，让世人提及地区知道项目，听到项目便想起地区。如人们提及足球便想起英国，想起巴西，提起曲棍球便想起莫力达瓦少数民族一样。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全面开展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依托地区优势，重点培养具有区域性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学校。借助DV、相机甚至手机拍摄功能都能摄取一系列精彩的画面，通过剪辑传送到网络上，让观众零距离的去感受蒙古族传统体育的魅力。同时，借助西部大开发的强势，学校体育主管部门积极寻求与各类企业合作，共同开拓体育与商业双赢的市场，以特色传统体育项目为商业代言，吸引社会关注，集结社会各方面资金，进行蒙古族传统体育特色学校建设，为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传承提供“造血”功能保证。
4结束语
民族个性的培养是传统体育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学校无疑为传统体育的传承提供深厚的土壤。在学校体育课中推行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与现代体育结合的过程中，应继承与发展双向并重，最大化的缩小自身限制因素，有序的更新自己，与现代体育项目达到互通有无，进而达到契合。改变现行体育运动中物质利益占主导地位的原则，转换为区域性蒙古族传统体育与现行体育兼收互赢，使娱乐、效益、平面让位于启蒙、审美、多维”。尤其在文化徘徊与变迁的新时期，对于民族体育文化来说，正确的传承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学校各方面有利的条件无疑为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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