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论文范文1
一、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渐发展
1.茶入西亚，最重要、可能的路线之一是途经西域
我们也可从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来追寻古代西域茶文化。西域的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普遍接受了茶文化，不过没形成地方或民族特色罢了。像南部绿洲居民，除奶茶外，还喜欢饮清茶、盐茶、糖茶，而北部草原居民善饮奶茶。茶是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等民族，都非常喜欢喝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对他们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当饮茶风俗传入西域之后，西域人民，特别是牧区的广大民众就逐渐被饮茶的好处所吸引，出现对茶的积极需要，这一需求，正是西域茶文化发展及茶马贸易逐渐出现的背景。
2.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应注重和亲在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亲之盟’，这种婚姻关系中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是，婚嫁时必定互赠礼品。中国朝廷在公主下嫁时，陪赠丝织品、布匹和各种食物，并且以后每年都必有这类礼品赠送，成为一种习俗。畜牧部落的首领，主要是以马回赠。”如《汉书•西域传下》载“: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和亲公主带去的异地饮食必将对西域小国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汉书》亦记载“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唐曾与回纥、吐蕃和亲。唐朝和吐蕃的和亲，在促进饮食文化交流方面所起作用明显。唐朝赠予吐蕃的礼品中，除生产资料外，还有相当多的生活资料，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饮食文化不断传入吐蕃。《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除被赐予金玉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种种金玉饰等之外，还被赐“诸种食物烹调法，与及饮料配制方”等，该书还记载文成公主得知藏地无蔓菁“，遂携蔓菁种子，复造车舆，置觉阿释迦像于其上”而入吐蕃。上述“诸种食物烹调法”及“饮料配制方”是否包括茶文化呢？当时唐饮茶之风如此之盛行，唐宫廷之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因此，也不排除和亲公主及随从带去中原茶文化，并对回纥、吐蕃的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但因为没有茶的明确记载，也只能推测而已。
《汉藏史集》虽写于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1434年，但此书是藏族历史上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属于罕见的珍贵史料之一。该书认为“在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亦称龙朗楚吉杰波的时期，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和茶碗”。该书还概述了“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学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飞来一小鸟，口中衔着一把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国王摘下树叶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表明自己病中对其他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带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并许诺重赏找到此树叶之人。有一大臣到汉地一密林中找到此种树，并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疗养病体，亦大获效益。后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来，按国王的吩咐制成兴寿等六种碗，吐蕃叫作兴寿的各种碗，这以前汉地也未曾有过。这即是茶叶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现的情形。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在位时间为676—704年。不管茶入吐蕃究竟是在松赞干布赞普时期还是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茶文化在唐代吐蕃已有一定发展，当是无疑的。据李肇《唐国史补》下卷中就曾记载常鲁公出使吐蕃，发现吐蕃赞普帐中已有寿州、舒州、顾诸、蕲门、昌明等地名茶。到宋时，饮茶习俗已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普遍风行，《新安志》卷7《洪尚书》记录“: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一饮食风俗的形成，特别是接受外来食物直至形成风俗是个逐渐的过程，宋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从中可追寻唐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吐蕃吞并吐谷浑，开始加入西域争夺，后来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吐蕃在唐代新疆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世纪并对其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吐蕃在西域活动期间，吐蕃人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唐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解体，回鹘西迁，结束了吐蕃的西域统治，成为西域的新主宰。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对周边民族，包括西域民族产生一定影响。也就是说，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二、中唐之后西域茶马贸易逐渐出现
关于茶马贸易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人们早已经关注此问题。“茶马互市贸易的起源有唐代、五代、宋初三种说法:在唐代又有唐与回纥、唐与吐蕃之始的两种说法，各家论点不一。”茶马互市，至少需要以下两条件：其一，中原茶文化传播、发展一定到一定程度，且中原要有可供互市的茶叶；其二，边疆民族有茶的客观需要。唐代，我国的茶文化有了很大发展，陆羽更是以一本《茶经》流传于世，为他赢得茶圣的美名。从唐代开始，我国南北人民中才出现普遍饮茶的习惯。唐代中叶以降，茶叶生产有了快速发展，能够向社会提供大量商品茶，茶叶消费状况急剧变化，品茶啜茗飞入内地寻常百姓之家，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部分。唐人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指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唐代人们已是“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吴玉贵先生认为“：饮茶者在唐代也由僧人、文士向社会各阶层普及，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比屋而饮’的局面。在饮茶风俗的影响之下，无论茶叶的品种还是泡制的方法，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最可注意的是，饮茶风俗这时已波及了唐朝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漠北草原地带。”在唐代，茶文化已经逐渐传播至回鹘、吐蕃民族应是不容置疑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盛，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新唐书•隐逸•陆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两书记载相吻合。随着中原地区茶叶产量的增多和饮茶风气的形成，回鹘、吐蕃等民族在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中，逐渐吸取了汉族人民的饮茶风俗。
茶马贸易的追本溯源，不能只着眼于官方贸易，应注重民间贸易的作用。西域人民有茶的需要，而中原茶叶生产在唐又有了大发展，故在经济交往中，出现出卖马匹、购买茶叶的商品交换，并逐渐出现茶马贸易应是理所当然的。殷晴先生认为唐太宗定高昌后“，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中心的互市也趋向兴旺”“，西突厥及突骑施、吐谷浑、回纥诸少数民族多通过互市以马牛等换取中原的绸缎、茶叶、瓷器等物品”。商业是回纥汗国建立以后兴起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维文版《维吾尔族历史》一书甚至认为“:回纥汗国的商人从中原地区采购大量的丝织品、工艺品以及茶叶之类的物品……运到天山南北、中亚诸地销售。”但目前本人手头资料中还未见直接相关的材料。自唐代中叶开始，茶业经济逐渐崛起，茶叶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与宋代相比，毕竟是处在一个发展的开始阶段。源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限，在唐代，西域民间饮茶之风不是很盛行，茶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奢侈品。吐蕃、回鹘下层平民饮茶和一般商人贩茶尚不见于记载。《封氏闻见记》记载回鹘“市茶而归。亦足怪焉”，此也可为之证。郭孟良先生说“：据考古发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唐墓出土物中，有一幅绢画《对棋图》，上面画着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说明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笔者遍查吐鲁番地区考古资料，发现郭先生说的应该是指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葬出土的“弈棋仕女图”及“侍女图”，侍女图，唐（618—907），纵61.2厘米，横6.5厘米，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绢本，设色。图中两位侍女姿势一样，均呈垂立一旁捧手恭命状。但画中并未有“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郭先生认为“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之说法似乎也夸大了茶文化在唐代新疆的传播程度。当然，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渐发展，茶马贸易逐渐出现当是无疑的。
作者：贺菊莲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
一、明清时期茶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背景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传教士们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传入欧洲的同时，随着海道的畅通和中西方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欧洲商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玉器、屏风、扇子、家具、茶叶等大量带入欧洲，欧洲人被这种东方情调和东方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正如德国学者利奇温在他的《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写道“:开始由于中国的陶瓷、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又经文字的鼓吹,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感情。商业和文学就这样结合起来了。（不管他们的结合看起来多么多么离奇）终于造成一种心理状态,到十八世纪前半叶,使中国在欧洲风尚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在17、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开始热衷于中国趣味，历史学家们将这种热潮称为“中国式风格”。
二、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茶、咖啡和可可统称为世界三大饮料。从前2700多年开始，中国人就开始饮茶。在众多文人墨客的推崇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茶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几千年来，以茶为载体，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茶联、茶经、茶谱、茶艺等文化作品。而中国人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传播着这种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使它融入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茶叶大辞典》把“茶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以物质为载体，反映出明确的精神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统一的产物，属“中介文化”。茶文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人们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孕育产生的。在中国古代，茶叶可以作为皇家贡品，佛教把茶叶列为专用滋补品。权贵人家把茶作为身价的象征，作家诗人把以茶待客奉为最高礼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茶叶“人家不可一日无”之说。茶文化具有的安宁、高雅、深沉的特性，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民族风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嗅出茶文化的气息，品茶已成为人际交流的纽带和桥梁，被中外普遍接受，从而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经久不衰。茶文化不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优秀思想和文化的浓缩,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三、明清时期茶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茶叶传入西方，是从17世纪中国明朝末年开始的，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整个亚洲贸易。1610年，荷兰人将第一批茶叶从澳门运到了欧洲。整个明清时期，荷兰始终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是欧洲最主要的茶叶转运国，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就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那里的茶叶拍卖闻名于欧洲。因此，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茶叶传入荷兰伊始，由于供不应求，价格十分昂贵，只有皇室和贵族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会用于社交的奢侈饮料，当时的茶叶甚至与药品一同销售。当时的荷兰人认为，喝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茶文化很快风靡了整个上流社会。由于人们对炫耀身份、显示品味的追求，饮茶之风在荷兰的上层社会中发展到几近狂热的程度，许多贵妇都对饮茶情有独钟，她们组织了很多饮茶俱乐部，整日沉浸在饮茶的社交礼仪中，甚至对家事置之不理。
18世纪初，一部名为《茶迷贵夫人》的喜剧，就真实而生动地演绎出了当时的饮茶风尚，同时说明中国的茶文化早在17、18世纪就对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17世纪下半期，随着茶叶输入量的增加，茶叶的价格开始下降，中国的茶叶开始在荷兰的食品店里销售，饮茶之风开始在整个社会普及，中国茶文化开始比较全面地影响荷兰大众的生活，荷兰人开始形成喝早茶、午茶、晚茶的习惯，各种茶室、茶座也应运而生。达官显贵们则在自己的家中专门设立一间茶室，用来放松或待客，这一生活方式像极了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他们也非常喜爱在茶室中享受清静饮茶的乐趣。同时，深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荷兰人还非常讲究以茶待客的礼仪。从迎客、就座、敬茶、品茶，到寒暄、送别，都遵循严谨的礼节，这充分体现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融合。在荷兰之后，英国是受中国茶文化影响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国家。早在17世纪30年代，中国的茶叶和饮茶文化从荷兰传入了英国。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王室。公主的陪嫁中有许多当时非常珍贵的红茶和砂糖，她每天都要饮用这种加了糖的红茶，就这样她将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带进了英国王室，整个17世纪下半叶茶叶都成为了英国宫廷新的生活方式。后来，英国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所有茶叶贸易，便悍然发动了对荷战争。最终英国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此，英国就夺取了荷兰在亚洲的茶叶贸易权，并以中国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开始了茶叶贸易。
17世纪末，中国的茶叶开始直接被通过海运送到英国。因此，到了18世纪，英国城市中茶馆林立，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爱上了饮茶，饮茶成为了人们生活和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茶会”的惯例也从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开始一直沿袭至今。作为一种社交方式，英国人通过参加茶会扩大交际、获取信息、学习为人处世之道。英国人是欧洲人中最早用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来表达茶文化的。英国茶商托马斯•加尔威1600年就写过一本名为《茶叶的种植、质量与品德》的书。在英语中茶最初就叫cha,到了19世纪下半期,在法国人的影响下,英国上流社会才按中国福建方言的发音将茶称做Tea。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讲究“以茶助文思”，这一文化理念也在英国文坛有所反应。据说18世纪的英国著名作家赛缪尔•约翰逊获得写作灵感的方式就是每天都饮一杯茶。同样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诗歌界的代表人物乔治•戈登•拜伦曾写过一首名为《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的诗，对当时饮茶之风盛行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茶一直是英国人的主要饮料之一，同时茶文化在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国明清时期开始，中国茶文化远播欧洲，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茶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和贸易，同时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用餐习惯。最重要的是，中国古老的茶文化丰富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内涵。随着饮茶在欧洲盛行，中国茶文化逐渐融入欧洲的本民族文化之中，欧洲人形成了适应本土的饮茶习俗和自己独特的茶文化。饮茶还对拓宽欧洲人的社交生活和丰富他们的娱乐活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涌现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也是饮茶之风盛行的反映。
作者：庄严 单位：沈阳医学院
（三）
一、唐代茶文化
“言茶必曰唐”，大唐中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饮茶之风也随之呈风起雨涌之势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之下，饮茶的风光一时与蓬勃成风也就可想而知了。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当时,茶品种类增多,茶铺争相设立，人们对于饮茶的认识也已深化，且更趋向于对饮茶方式的讲究和专用茶具的呼唤。唐以前，西汉至六朝时，古人的饮茶方式为粥茶法也称为痷茶，这种饮茶方式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时还将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放入同一容器一起煎煮,但陆羽认为这样的茶汤如“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唐以后,此种较原始的饮法逐渐被取代,饮茶方式也开始变的十分讲究。如用在春天时采摘下的茶芽(茶枝上的芽)、茶荀（籽下种后萌发的幼芽)先行蒸烤，再揉搓研碎并加入香料，最后压成茶饼。饮时,则须把茶饼碾碎成茶末。之后，或将茶末倒入在茶釜内的热水中（记于《茶经》陆羽）。或将茶末放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嘴茶瓶向盏中注水；一边注水,一边用茶芜在盏中来回的击拂，名曰“点茶”，（记于苏底《十六汤品》）。品饮艺术的崛起、饮茶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与之相伴的茶具的变革。唐以前，人们使用的茶具还是与食器、酒器混用的，但随着对茶文化认识的深刻，人们不再满足用盛饭菜的土钵土碗来饮茶。随之而来的是茶托在唐代的茶事中已经发挥功用,在相关资料中可以求证，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唐代阎立本的名作《萧翼赚兰亭图》中，所绘制的唐代煎茶场景,对煎茶器具的刻画细腻生动。图中可以看到,侍童正以茶托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茶水,瓷质茶托的造型十分明显。唐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进食时为免食物掉落已有杯托和碗托。且唐人饮茶以煎茶为主,茶水很烫,茶托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
二、唐瓷质茶托
茶托一般是由与茶盏相同质地的瓷土和陶土烧制而成的，托的形制，釉色，以及装饰风格的设计一般都和盏相一致，唐代的茶托造型、质地都极为丰富:以敞口,斜直腹、玉璧底为常见器型,陆羽《茶经》中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由此可见唐代的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而盏则呈莲瓣状,宛若出池荷花,生机勃发，颇为精巧动人。在中国陶瓷史上,唐王朝是个辉煌的时期.北方,南方窑场林立,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不少窑场规模都相当大,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点.受当时饮茶风气的影响,包括茶托在内的各类瓷质茶具也逐步发展和生产.从考古资料中整理得知中唐时期的茶托外壁由于受金银器的影响有的划四条竖棱线，且内底托圈较浅。而晚唐五代的产品内底托圈较高，与口沿平行沿面与内底多刻划荷花纹、荷叶纹。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五代青瓷刻花茶托.托盘口沿为六瓣形葵口,高圈足.盘内边沿和腹部刻有蜂蜜和花卉纹饰。整体造型精美,胎质细密,釉色纯净,制作工艺及其精湛。作为唐代茶人情有独钟之茶具之一,可以显示茶托在唐代是广泛使用并且受欢迎的。
三、结语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无法脱离其时代和文化的，茶托亦是如此，唐瓷茶托作为唐代陶瓷艺术的重要种类，承载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行为、审美趣味、饮茶方式等相契合。唐代茶托艺术在继承了前人艺术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些造型丰富的茶托，即于饮茶方便适用，又增添了饮茶的情趣，也充分展示了当时手工制瓷的高妙之处。
作者：侯瑶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四）
一、唐•陆羽《茶经》初探
1、茶树起源、茶的饮用和功效
陆羽《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云贵高原被称为茶树之摇篮。茶的发现和利用在中国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起源久远，长盛不衰，传遍世界。陆羽《茶经•六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茶从药用、食用、祭祀演变为饮用，至唐代首开全面饮茶之风，从朱门到柴门，比屋皆饮。
2、茶叶产区划分
盛唐时期，茶叶生产发展迅速，茶区进一步扩大。陆羽根据产茶区特点进行了茶区品质优次划分和评价，唐代全国行政区分为十道，道下辖若干州。将全国划分为八个茶区（一级茶区），二级茶区以州为名。唐代已有76个州产茶，茶叶名品有150多个。产茶地区的格局在唐代基本确立，对后人研究各地茶叶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乃是极珍贵的资料。
3、茶艺茶文化是享用、传承的生活文化
陆羽把茶事作为一个艺术过程来看待，灌注了美学意境和氛围。《茶经》中记述有关茶之采摘、加工制作、储藏器具十五种，茶叶加工工艺“采、蒸、捣、拍、焙、穿、封”“七经目”，煎饮器具二十四器，始创“煎茶法”，摸索茶艺“精茶、真水、妙器、活火”等诸要素把握，客观总结茶叶生产和茶艺技能。《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反映唐代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状况。“天下益知饮茶”，其后尚茶成风，饮茶时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成了茶文化昌盛。
二、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基础和保障
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兴盛的物质基础，唐朝经济制度变革和宗教、政治、士族社会变迁、文化导向、经济发展等诸因素，奠定了茶文化兴起和发展坚实的社会基础。
1、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兴盛的基础
唐代茶人众多，“不可一日无茶”。茶具有消食化积、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等保健功能和特性，为唐代茶文化的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茶文化的教化民众、规范行为、维系群体、调节心理等社会功能，有助于茶道大行，培养社会俭德风尚。唐朝实行禁酒令，抑酒扬茶、以茶代酒、开源节流；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以茶为媒，为外交增添了一张“和”牌；茶入诗画，茶会、斗茶、禅茶、品茶和茶道等逐步形成和兴盛，刺激了茶叶消费，推动了茶叶生产，促进茶文化传播，对唐代社会各方面都起到积极影响。
2、政治因素为茶文化的确立提供制度保障
盛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外交活跃、交通发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正是在这样巨大背景和谐的环境下产生了茶文化。茶是影响唐代社会经济进程与特征的三大商品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茶市出现、茶税与贡茶制度相继产生。茶税对唐代经济的作用仅次于食盐和酒。严格的贡茶制度，显示臣民忠于帝王。贡茶制度的规范化、规模化从深层面提升了茶叶的精神消费内涵，扩大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文化意蕴。贡茶是唐代茶叶科技和茶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3、经济制度变革为茶文化兴盛提供坚实社会基础
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在南方茶区，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应运而生。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商资本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当时“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很多都是茶商。大量的茶商资本往来于城市乡村，沟通了茶叶生产与市场的联系，茶商资本在流动过程中逐渐渗入到茶叶生产领域，资本的注入保证了茶叶生产和流通，使新出现的茶商阶层社会地位提高，成为茶文化普及的一股重要力量得到社会认可，加快了茶文化世俗化普及进程。唐朝经济制度的变革使得带有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茶叶经济迅速发展。
4、对外交流推动茶文化向外传播
唐朝活跃的对外交流促进了茶文化向外传播。大唐盛世，四方纷纷来朝进觐，形成了唐帝国为万国之首的政治格局。随着对外交往和贸易，茶及茶事外传，茶文化从本土走向国际化。唐代“输边和亲、茶马互市”逐步带动周边少数民族饮茶习惯，进而播布海外诸国，茶成为日本茶道之源、熏陶越南饮茶时尚，沿丝绸之路辗转至阿拉伯乃至罗马。东风西渐，唐代茶文化久远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影响。
三、唐代茶文化兴盛的成因
唐代茶风之盛，独步一时，茶与社会各阶层广结善缘。佛教禅宗重茶，茶风率先形成，茶文化得以确立；皇室朝廷崇茶，为茶文化提供制度保障；贵族士人、文人墨客誉茶，茶事与艺术和谐相融，茶助文思、益智开慧，使茶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百姓扬茶，茶事富有特色，茶文化得以普及推广。茶延续至今，经过上述“四股力量”相互作用和推动，从茶树的栽植、茶叶的采摘、加工制作和相应的茶艺、茶俗文化艺术创作，赋予茶审美上的意义，将饮茶从疗疾解渴的日常生活层面提升到精神寄托、修养教化的手段，体现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蕴，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绚丽多彩的茶文化。名人、名记、名颂、名传，茶文化得以兴盛和发展，源远流长。
1、佛教禅宗茶风盛行率先兴起茶文化
唐代佛教盛行，僧占名山，“农禅”寺院经济兴起，山高雾大出好茶，僧人斗茶传茗，使得饮茶在唐代蔚为盛行，促成了茶文化的确立和兴盛并直接影响到全国和社会各个层面。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以茶斋戒，以茶参禅。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助驱睡魔，二是满腹时助消化，三是“不发”，即抑制各种欲望，饮茶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中唐时百丈怀海创立《百丈清规》，此后寺院茶礼越来越规范，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僧侣饮茶，击鼓为号谓之“茶鼓”，僧寺茶室谓之“茶案”，寺庙管茶制茶之僧谓之“茶僧”。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清心、以茶斋戒成为禅宗僧人日常的功课，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由此出现了僧人嗜茶、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的风尚。茶事、茶礼的日常环节，经禅宗禅师发挥，增添诸多参禅悟道的意味，使得饮茶最终上升为一种茶文化。由于融合儒家和道教精神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对茶的推崇，“茶禅一味”愈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佛教促进了茶事的发展，茶事推广了佛教。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天人合一既为中国传统的思想主题，也是儒释道三家共有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而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三教”融合于茶饮，形成博大精深的茶道精神。
2、唐朝皇族“宫廷”行为导向确定茶之国饮地位
唐代“宫中礼仪，茶艺先行”表达了茶的特殊地位。唐代皇室把茶叶用于祭祀、礼佛、赏赐之物，这些举措超越了物质消费的层面，更多的被赋予了文化消费涵义，刺激了茶叶经济，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其它阶层对茶的双重消费。
（1）唐朝贡茶，盛况空前。贡茶制度的设立，使贡茶品评成为官僚的重要职责之一。主管贡茶的“太守”，每年集会于两省交界的“境会亭”，携带所制贡茶进行评比和采制技术交流，称为“茶宴”。“急程茶”轻骑疾奔送往长安，日程四百里。唐代贡茶属茶之精品，是皇室赏赐的必备之物。宫廷举办清明茶宴，招待四方使节，将茶作为回赠礼物，朝廷与邻邦交流，赐茶给回纥、吐蕃、蒙古等少数民族以示安抚，西藏更是因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而开藏区喝茶之风。“天子下帘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会试之际，朝廷送茶至考场以解举子与官员之困顿，茶因此又被称为“麒麟草”。贡茶与赐茶足以反映唐代皇室对茶的重视和推崇。
（2）茶是唐代文化传播的媒介，茶叶的种植方法和茶俗影响并传播到邻近国家，使茶文化逐渐推广到周边地区。如今的日本茶道、韩国茶礼，均与唐代茶文化的外传有直接的关联。日僧最澄、空海禅师先后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日本茶道源于我国唐代的径山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渐演变形成“和、敬、清、寂”宗教哲理和严格繁琐程序的文化体系，被誉为“宗教的美学”。
（3）法门寺历史悠久，有“关中塔庙之祖”的美誉。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宫廷御用珍贵茶器数十件，做工讲究，极皇家之华丽。这套茶具为鎏金天马流云纹茶碾、鎏金仙人驭鹤纹银茶罗、鎏金摩羯纹蕾纽银盐台、鎏金银龟茶盒、鎏金“鸿雁欲飞”银笼子、银结条笼子、鎏金人物画坛子、一对银火筋等，分别对应了烘焙、研磨、过筛、烹煮、饮用、贮藏等，用实物讲述了中国茶文化的源流，也是唐宫崇尚富贵豪华的一个重要物证。大唐天子以茶礼佛和以茶敬佛，足见茶在皇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显示出唐代宫廷对佛教的偏爱，也印证了茶文化在佛家寺院的渊源之深厚，揭示了茶与佛教、皇权结合的独特文化现象。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盛行，确立了茶之国饮地位，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宫廷茶器，以物质的外在形式折射出唐代茶道所达到的极高境界，它是大唐茶文化兴盛的综合体现，更是大唐宫廷茶道兴隆的集中表现。
3、贵族士人、文人墨客誉茶丰富，提升了茶文化的内涵
从饮茶品茗中，探寻自然之美、品赏生命之乐、体悟人生之理，茶成为唐代文人雅士艺术欣赏的对象或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
（1）唐代许多文人雅士都与茶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爱茶咏茶，品茶评水，尽享茶之趣，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对茶之美、茶之韵感受从而诱发灵感，文思如潮，以茶为内容吟诗作赋，留下许多名词佳句。以茶益思，陶冶性情，对饮茶习俗的认可和推崇，赋予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将日常茶事与审美活动、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紧密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流派，对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柳宗元的《竹间自采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都成为脍炙人口的颂茶之作。
（2）唐代科举考试以诗为上品，利禄所在，使官僚士人无不攻诗。诗人常流连于山水自然间，吟诗品茗，鉴赏名山、名茶、名泉，寄情于山水，借景抒情，不仅进一步促进了饮茶之风，而且经过文人雅士推波助澜，使茶事活动唯美之至。卢仝的千古绝唱《茶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得茶、饮茶、感茶”至惊至喜的心情，饮茶过程的体验，随着感觉的升华而不断展示出新的意境。从解渴、破闷到激发创作欲望，释放内心沉重压力到百虑皆忘，飘飘欲仙，从现实到理想，何其愉快。诗中蕴含丰富而炽烈的感情，回旋着激荡昂扬的弦外之音。
（3）官僚士人与僧侣文人经常举办茶宴，以茶会友。由于茶宴便于“玄谈兼藻思”，且为清雅之举，受到各方面推崇，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风尚在共同的品茗习俗中得到共鸣与升华，官僚、士人、文人、寺僧以茶为媒，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茶禅、禅诗、诗茶，进一步提升了茶文化的内涵，推动了茶艺的成熟和茶文化的流行。茶风盛，茶文兴，茶人出。唐茶道以“醇和灵秀”的茶风滋养唐代文学，形成多样茶香风格。唐代茶道深深影响了唐代文学艺术和文人艺术气质，使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艺术氛围的社会。
4、唐代饮茶习俗大众化、多样化使茶文化得以普及发展
唐代出现卖茶水为业的茶馆茶肆，是饮茶之风民间兴起的见证，是民间饮茶之风盛行的标志。茶肆成为大众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怡情会友，享社会之乐。唐朝民间茶事具市井文化特点和乡野茶趣，如“采茶盛会”、“喊山”、“茶会”、“斗茶”等活动，扎根民间形成茶俗文化，在民间发扬光大。唐代茶事民间盛行，“两都并荆、俞间，比屋皆饮，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以想见其盛况。贩私茶在唐代也一时蔚为盛行，甚至出现官商勾结贩卖茶叶的局面，间接反映出唐朝饮茶风尚的流行。在唐代饮茶习俗兴盛的过程中，四方力量各自在饮茶消费习俗中不断赋予茶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和社会意义，相互融合、融为一体，形成中华茶文化独特的现象和多样化，彰显茶文化多姿多彩和兴盛局面。中国茶文化着意于品尝和发挥茶的色香韵味，追求一种融洽宽松的气氛，达到“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仪式与科学饮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价值、养生价值和欣赏价值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茶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和谐统一的文化载体。这正是中华茶道兼有健身与养生功能的道理所在，也是中华茶道能够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茶从药用逐渐转化为具有特定精神含义的饮用时尚，这个过程不仅反映出大唐王朝的盛世开明之风，也揭示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唐代茶文化兴盛的渊源，并对后世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作者：李建华 刘丽莉 单位：陕西省安康市林业产业发展中心茶果站陕西省安康市疾控中心
（五）
宋朝建立后，随着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李继捧入朝及其引发的李继迁反宋，夏州政权与宋决裂，夏州李氏逐渐发展为足以抗衡辽、宋的地方政权，揭开了西夏拓跋部与中原王朝交往的新篇章。因为长期与中原往来，拓跋部逐渐从“养?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过着游牧生活，变成一部分人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中原的文化、礼仪等也逐渐传播到这里。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前后，不仅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建立都城，设置官制，建设军队，参照中原法制制定条令，努力完善国家机器，还招募汉人文士入夏为官，“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虽然元昊的初衷在于标榜自己的民族意识，与中原一较短长，但是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夏汉文化的结合。西夏王室自元昊子谅祚朝起，更是钦慕汉礼、汉仪。西夏学者也积极吸收汉文化，改善自己的文化生活。刊于西夏仁宗乾?二十一年(1190)的夏汉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曾强调:“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都突出了中华文化的传入对于西夏的积极影响。游牧民族惯于肉食，茶叶涤烦解腻促消化的功能使之成为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唐代，茶叶即大量流布于塞外边疆，“穷日昼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代饮茶风行，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均习惯饮茶，茶叶贸易也飞速发展起来，大小茶商穿行于全国各地，边境少数民族也通过茶马贸易获取茶叶。茶也较早地传入西夏，深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当地百姓“惟茶最为所欲之物”。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使王明进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李德明时，岁赐两万，并继续与宋朝贸易交换茶叶，元昊时年十三岁谏以“茶彩日增，羊马日减，吾国其削”，可见这时西夏国内茶叶消费量已经很大。但元昊继位后与宋朝战争，贸易不行，国内困顿，财用不敷，民众纷纷哀叹“饮无茶，衣帛贵”。1044年夏宋议和之后，宋朝每年赐给西夏茶3万斤。对此欧阳修还曾撰有《论与西贼大斤茶札子》，议论议和时送给西夏的茶叶斤数，称“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小斤，即5万大斤)，其用已足”，亦可见西夏饮茶之风的盛行。西夏的一大成就就是，他们创设了自己的文字和法律，在流传下来的西夏书籍和典章里，茶文化也见证了汉文化的西入及其影响。西夏人骨勒茂才编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了当时社会上常见的物品及常用的词语，其中就包括茶臼、茶铫。编辑分类当时社会常用词语而成书的西夏文本《杂字》中则收录了茶臼、茶杵、茶杯等词语，说明西夏社会饮茶已经比较普遍，有专门的饮茶的器具，应该是茶文化盛行的结果。因为西夏不产茶，茶叶又是民众生活日用必需品，因此茶叶在西夏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京师设有茶钱库:十一种一律一案头、二司吏:京师京师踏曲库、卖曲库，纳上杂库，茶钱库，衣服库，皮毛库，铁柄库，绫罗库，杂食库，官黑山踏曲库、卖曲库。与重要的曲库一样，茶钱库也有着专人管理。在西夏国内的赏赐、奖励之中，茶与银、布帛绢绸有着同样的地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记载:一大小检人地底未放逸，敌军盗贼入寇者来，监察先知，新接检人以及局分军溜报告之功:查觉一人至十人来，巡检主管绢一段，检人二人共绢一段。查觉十人以上至三十人来，巡检主管绫一块、银一两，巡检人绢一段。查觉三十人以上至七十人来，检主管唐呢一块、银二两、茶绢三，检人银一两、绢一段。查觉七十人以上至一百人来，主管杂锦一块，银三两、茶绢七，检人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一百人以上至五百人来，主管升一官，银三两、杂锦一块、茶绢七，检人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五百人以上至一千人来时，主管升二官，银五两、杂锦一块、茶绢十，检人一块?、银三两、茶绢五。查觉一千以上人来，一律检主管升三官，银七两、杂锦一块、茶绢十五，检人银五两、绫一块，茶绢七。卷10《续转赏门》:一诸司任职位人三年完毕，无住滞，不误入轻杂，则中书、枢密、经略等别计官赏，其余依次赐次中下末四等人得官赏:次等升一级，大锦一疋，银十五两，茶绢十。中等升一级，大锦一疋，银十两，绢三段，茶四坨。下等升一级，杂花锦一疋，银七两，茶三坨，绢二段。末等升一级，紧丝一疋，银五两，茶绢二。中书、枢密都案依下等司正法则得官赏。其中茶以坨计算，再联系前面所引茶臼、茶杵之类，可见西夏还是比较少饮用散茶一类。
“茶绢”一词的频繁出现，似乎更能说明茶与绢帛之类地位的等同，都是比较贵重的物品。类似的记载还有几处，如天盛律令《派大小巡检门》称，诸捕盗及其余罪犯，不管是长期徒刑还是短期劳役均论功按等赏赐银两、杂锦、茶绢之类;《校畜磨勘门》中诸大小牧监检校官畜已毕，官方也会依其所纳赏赐茶、钱绢。从前面不难看出，虽然西夏与宋分庭抗礼，自西夏立国，宋朝西边几无宁日，但是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还是逐渐传入西夏，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而西夏也不是仅仅引进宋朝的器物，而是积极汲取精神养料，加以创造，更显夏汉文化的相互磨合。
除去战争，西夏与宋的正常往来途径无非官方的贡使往来、榷场贸易，民间的边民或内陆文化贸易流转之类，其中最重要的理应还是贸易和文化往来，毕竟在无法攻而破之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对上汉文化，最主要还是希望获取中原丰厚的物资和先进的文化。夏宋贸易往来是宋夏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西夏与宋的贸易文化往来，不仅使西夏引进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本民族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同样地，这一往来对于宋朝、中原文化也有着重大影响。作为西夏与宋朝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及茶文化主要通过岁贡及贸易，尤其是榷场贸易进入西夏。“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因为自然环境限制，西夏并不产茶，生产水平较低，尚不能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因此需要从其他地区获得茶叶及粮食、丝帛等生活必需品。但与其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多是游牧经济，无法提供，只有宋朝可以与之进行交换。“无论是为了满足境内各族对紧缺物品的需求，还是通过交换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西夏要求与宋进行贸易，乃是其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宋朝而言，以茶绢换取羊马、药品等少数民族特产，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补充军国之用，又可以满足西夏上层需要，暂时缓解边境冲突。因为岁赐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也可以稍作缓解，为本国发展赢得机遇。宋太宗“赍茶于蕃部贸易，以给军食，未尝发民输送也”，宋宣和四年(1122)大臣宋昭上书:“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坏，遂耗内帑，臣愿遴选健吏，讲究榷场利害，使复如祖宗之时，则岁赐之物不足虑也。”都说明和西夏贸易茶叶等物，有利于改善宋朝军备与财政。西夏迫切需要从宋朝输入商品，宋朝却有更多的贸易选择对象。宋朝对游牧经济的需求，主要是马匹，但自宋初以来，吐蕃即是宋朝马匹贸易的主要提供者，宋朝坚持联蕃制夏政策，自然也不可能和西夏开展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因此宋人对西夏“维持的是有限贸易，恰恰是这有限的贸易，使得西夏得到了岁赐，仍然不时扰边”，换言之，夏宋贸易的非正常化，也是西夏频频扰宋，宋朝边境难宁的一大原因。西夏通过战争掠夺绢、茶等物品“虽在今存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西夏侵宋以‘破城寨’为主要进攻目标来看亦不难验证，因为宋缘边城寨，既是军事堡垒，也是熟户，边民的居点，既有储存军械、弓箭的仓库，也是熟户，边民所需的各种物资的集散处，因而攻破城寨，西夏所掠财物自然包括数量不少的绢、茶等物”。宋朝和西夏开展榷场茶马贸易，岁赐茶叶3万斤，以“保得久远，供给四夷，中国不困”，本身即说明了夏宋贸易对于宋朝的生存影响。但由此延伸开来，夏宋往来，对于宋朝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影响。西夏王朝成立前后曾长期臣服于唐朝，接受宋朝封号，宋人对于西夏始终有一种优势心理，在北宋朝野人士眼中，西夏“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也因此“宋廷不论是官方还是士人都坚持在外交上不给予西夏以平等的待遇”。
在重臣欧阳修那里，这种态度即显得非常明显。遍览《欧阳修全集》可以发现，欧阳修极少称呼西夏为“西夏”，他最常用的称呼为“元昊”、“赵元昊”，其《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办?子》、《论元昊不可称吾祖?子》，从文章题目即可以看出欧阳修并未承认西夏政权。其文中言及元昊建立西夏政权时，全部都是“赵元昊反”或“元昊叛”。但是，面对元昊的强势姿态，北宋君臣也不得不承认，再也无法像前朝对待夷狄那样对待西夏:“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可见，契丹与西夏对汉地器物、文化趋同的加快，甚或是对自身正统地位的追求，使得北宋士大夫们无法将之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同等看待，“过去汉唐那种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心理”开始改变，“中国”与“夷狄”、“中国”与“敌”的对称，宋朝与契丹、西夏多次的“边疆”、“边界”纠纷，是不是也表明，在宋代，“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中原王朝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未来一个包融各民族，各民族平等相处，华夷界限模糊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形成开始变得可能?另外还需一提的是，西夏占据西北内陆，掌握着河西主要交通点，扼丝绸之路要道，贯通东西，控制着中西亚往来商人、河西少数民族和中原内地的交流。“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瑏瑡?，说明西夏从宋朝获得茶叶后，还会在周边民族中倒卖。大食、西州等国也会通过西夏进入宋境内贸易，由西夏征取税收，天盛律令相关条令反映西夏对他们还有所优待。西夏汉文本《杂字》所记“回纥瓜、大石瓜”，应该是回鹘和大食传入西夏的。回鹘、大食与中原联系都很早，也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些都客观上加强了宋、西夏与各民族地区的交流。中唐回鹘已大驱名马换中原茶叶，并随着漠北回鹘的西迁使茶向丝绸之路扩展，加之西夏等饮茶民族的出现，茶马互市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唐宋以来丝绸之路也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
古代文化论文范文2
1“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旅游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多注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想法在建筑中的体现的比较直观，古时候的园林较多追求于“自然野趣”，对于人造之物并不是过于推崇，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衣无缝”“、巧夺天工”。这一思想虽然在建筑上更为直观，但是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也有体现，游览诗相比较其它诗歌，更加亲近自然，自然也就更加注重“天人合一”“、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规矩以及基础，在他的思想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天，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这些说法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这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而后庄子对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自然从最初就是与人是一体的，人应该顺应自然，遵从天道，他主张人要置身大自然，追求天地之间的逍遥正气“，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的这一点，这也是游览诗追求“天人合一”和纵情自然美学思想的根源所在。在游览诗中，出现了许多“天人合一”、纵情自然的诗篇。李白是中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通过这一句豪迈诗词，足以可见他是如何的纵情山水。李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览诗和名句，例如，《蜀道难》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早发白帝城》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灵飘逸；《望天门山》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壮丽景象；《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感叹，这些都体现了李白纵情山水的豪迈胸襟。李白的诗歌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文人对于自然景物的向往，在他的诗歌中，显示出对自然山水的深厚情谊，并且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山水之上，让山水景物有了诗人自己的独特思想，从而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而这也是道家和儒家在诗歌和旅游文化上“天人合一”的体现。
2“乐游”和“苦旅”造成的不同旅游审美效果
前文已经提到，古人旅游通常是有两种情况组成，一种是纯粹的欣赏自然景物，这时候的旅游者心境多是平和欢快的，自身才华得到施展，并且已经达到或者快要达到人生的抱负，这种游览山水被称为“乐游”。而多数情况下，文人在游览山水时的心境多是不平静的。文人有着自己的抱负，有着自己的坚持，而古时候的官僚制度往往让他们的才华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览山水就会形成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效果，这样的游览活动被称为“苦旅”。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诗人不同的心境就会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但是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占大多数的仍旧是“苦旅”，可以说，当时的文人是将游览山水当作抚慰自己内心创伤的活动，但是尽管如此“，乐游”的诗歌仍旧并不少见。这两种游览活动中产生的游览诗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所产生的旅游审美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乐游”多是旅游者主动接触大自然，对自然心生向往和喜爱，因此看到的景物多是色彩艳丽，惹人喜爱的，在这样的活动中，创造出的旅游文化多是明朗欢快的，这种旅游诗有很多，例如，庄子“此退而闲游江海”；袁中道在《三游洞序》中说“：江声滂湃，听宜远；溪声涵淡，听宜近”；陆游在《金山观日出》中所题到“系船浮玉山，清晨得奇观。日轮擘水出，始觉江面宽。遥波蹙红鳞，翠霭开金盘。光彩射楼塔，丹碧浮云端。”这是一种自然地随性地进行游览，因此诗中的情感多是欢悦明朗，积极向上的。“苦旅”是与“乐游”完全相反的游览情况“，苦旅”多是由于文人被流放，被逐官，或者心有郁结，壮志未酬的情况下进行的游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多哀伤与自身的境遇或者忧心于朝堂和百姓，难以做到随心所欲地游览山水，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苦旅”游览诗歌也有许多，例如，《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首诗将诗人内心的苦闷、不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诗人是借助游览天下来排解内心的苦闷，只是这种苦闷却始终郁结心头。不同的游览山水的境遇和心情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游览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在表达效果上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诗歌却又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在古代的旅游文化中缺一不可。
二、旅游活动对旅游文化的贡献
1旅游激发了诗人的审美感情
旅游者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境遇或者心情游览山水，游览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不论是“乐游”还是“苦旅”，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审美情感，那就是对于自然景物有着一种难以磨灭的、与生俱来的亲近和眷恋之感，这是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天性，而这样的天性并不受任何情况改变。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虽然文人内心的苦闷如何强烈，但是在自然面前，仍旧吟唱出旷世的名句，例如，明末遗民刘正学在《炼丹台》中所写的诗句“：家国恒无地，乾坤尚有台。遥闻松顶上，迟暮一猿哀。”这首诗深切地表现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留恋，对于家国破碎的无可奈何，对于时光流逝年老迟暮的深深哀伤，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苦闷，重点并不是自然景物，最多也只是借物抒情，但是这首诗中的语句，尤其是“遥闻松顶上，迟暮一猿哀”这一句，将黄山绝壁孤松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孤绝奇景映衬着作者的苍凉心境，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美景。《淮南子》曰：“所谓乐者，游云梦，陟高丘，耳听九韵六茎，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鹔鹴，之谓乐乎。”将旅游作为玩乐之首，表达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亲近爱慕天性，即是如此。
2形成大量旅游文化作品出现的局面
古时候的文化作品出现情况多分为以下几类：宴饮、送别、情爱、赠物、君臣相悦、旅游等，其中旅游是古代文人经常进行的活动，或者说，古代文人进行官职的升贬、调令的下达、民情民俗的搜集这些活动的情况非常多，因此，旅游已经成为文人志士人生中避无可避的事情。在旅游活动中，即使有一些旅游活动或许并不是文人自愿的，但是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自然奇景，经常会思绪起伏，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文人经历过系统的学习和提高修养的过程，因此，极易对周身事物和自己的内心活动产生感想，并且会有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并且将这一部分的情感流露记录下来，而将这些感想记录下来就是游览诗，也就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文人对于自然景物的感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如，陆游在《登赏心亭》中表现了他在旅游的过程中，看到石头城的风景，而引发出一系列的忧国忧民之情“，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泪已流。”这就是典型的对于景物的感想，这样的感想有无数种，无一不是通过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逐渐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
3培养旅游者形成独特的个人能力
在古代，文人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只有学习四书五经，学习吟诗作赋，可以说，诗歌或许并不是文人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学习的，是当时的形势所造，但是不得不承认，文人创作诗歌，让中国的文化多了一种抒发情感并且流传千古的形式。《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古者登高而赋……则可以为大夫矣。”在这一本儒家经典中，直接将“登高而赋”作为成为士人，成为大夫的必要条件。古时儒家是正统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教导下，文人已经形成“登高必要为赋”的思想定势，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不断刺激文人的情感和感官，不断地引起他们进行诗歌创作的冲动，这样一次次，也就逐渐锻炼了文人的诗歌水平，培养了他们自己作为文人的个人才能。
三、旅游文化与旅游者的美学思想互相联系
古代的旅游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山水和园林，山水是代表自然景观，园林是建筑师将心中的山水浓缩到有限的空间中形成，而无论人们对于山水还是园林的欣赏，都是遵循古老的旅游美学，即“天人合一”和“回归自然”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园林十分重视返璞归真和自然野趣，这一点与诗人的思想极为相似。诗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心理进行旅游活动，但是在旅游的过程中，的确是在欣赏自然山水风光，即使有时是将内心的苦闷痛苦反映在欣赏山水的眼光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虽然不同的诗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但是欣赏自然山水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现代的旅游美学仍旧是在遵循着古老的旅游美学思想，现代无数公园和园林的建造都在考虑如何布置亭台楼阁和假山池塘才能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出来，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作为旅游者的美学思想。
四、结语
古代文化论文范文3
一、河套文化的精神内涵 1．河套文化体现和谐共济精神。和谐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与相融生成的过程。“河套平原，镶嵌在阴山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地之间，是一个断陷的冲积平原，形成了发达的灌溉农业。”［2］但发达的灌溉农业特别是科学的河套灌区的形成，绝不是一日之功。当黄河水奔腾而下，漫过河沿或是冲决河沿的时候，对人来说就成为天灾，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但能因势利导、变害为益，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近代以来，周边省市的开发者、拓荒者、逃难者汇聚到河套，开发河套，养老终生，“河套养人”这句话足可说明人与当地山水的和谐关系。和谐精神还体现在人与人的和睦关系以及相容共生的过程。从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共存，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拼搏，河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谐，融洽相处。土地的肥沃，生活的富足，人心的安稳，是这里的主旋律。 2．河套处于华北与西北的链接地带，阴山为脊，大河为魂，平原坦荡，草原宽广，铸就了河套人民宽厚、包容的性格。纵观历史，河套文化的演进过程是不同文化包容共生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而河套地区就是当时一个典范的民族融合的舞台。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与草原文化不断交融、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走西口、之后的内地支边、兵团屯垦、铁路局进入、知青插队等，更是交流频繁，造就了河套人“海纳百川”的宽容胸怀。河套人多为移民，或为逃难而来，或为躲避战争而来，使河套这块风水宝地成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 3．奉献精神是构成河套文化核心的又一内涵。从历史上看，无论筑长城、修直道的兵民，还是在朔方、北假屯田实边的勇士;无论抗日战争中的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涌现出的英雄，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品粮基地的建设者，奉献精神成为河套文化的主旋律。从古至今，凡在河套地区能站住脚跟的，无一不是靠创业创新精神支撑、激励而获得成功的。以明清以来“走西口”的人们分析，河套的水利、农耕、牧业、商业等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是靠“走西口”人们的不断创业、不断创新才夺得今天“塞外江南”的美誉。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融入河套文化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其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系统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知识，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学习兴趣和较高的欣赏水平，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对古典文学既是一个严重挑战，也是古代文学教学提高质量的一个机遇。教师在教学中立足于本地区，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机渗透，运用教学内容与人文精神传递的有效结合等方式方法，为学生创造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精华的平台，将会使使他们体味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无穷魅力。 (一)缩短时空距离，增强人文底蕴中国文学史把古代文学确定为上古至鸦片战争这一区间的文学，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和欣赏古代文学首先面临“古与今”的时空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古人生活文化背景与今人生活文化背景，古人精神层面与今人精神层面”等方面的差异。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观点、不同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期盼。“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人文区别于自然，区别于神理，区别于质朴、野蛮，区别于成功、武略，是人类文明时代区别与野蛮时代的标志。完整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利、真、善、美的统一，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类对美的向往。人文精神塑造和支配着人们言行，进而来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最终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向前发展。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穿越不同时空层面，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更好地领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是我们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和寻找方向。引入地方文化资源，用地域文化的精华渗透古代文学教育，是一条可以起到实效的新路子。河套学院处在河套文化的核心区，坐落在巴彦淖尔市的腹地，这里是河套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沉淀，为辅助古代文学的教学积累了大量的亲和现实的素材，而河套文化的精髓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价值隧道，使学生穿越历史有了可能性。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更多地运用“历史还原法”，是一种促进教学的好方法。“历史还原法”就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认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对古人认识事物的方法、观点有的很难理解。而“历史还原法”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基础，让学生回到古人生活的场景中，结合现代生活中某些类似的情景、文化，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融会贯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阴山的自然风光，一些边塞诗词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正是诗人们在河套地区留下的佳句，也是运用“历史还原法”，让学生领略古代文学魅力的佳句。 (二)融入区域文化内容，促进师生交流中国古代文学是勤劳勇敢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是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宝藏。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深广的知识覆盖面。涵盖了上古文学、诗经、先秦文学、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调动学习热情，并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大胆探索的。融入区域文化内容，有助于师生的有效交流，有助于学生感悟古代文学资源与地方名胜古迹、地方传统文化一脉相传的关系。“古代文人有读书漫游的习惯，每到一处必会题诗作赋，甚至留居或安葬于之，这些古迹都是我们今天理解古代作家作品的最好图释”［4］。就巴彦淖尔市地区而言，与河套文化有关的艺术节有:中国首届河套文化艺术节、河套奇石根雕展、杭锦后旗河套酒文化博览会、河套美食文化周、河套文化研讨会、河套文化主题公园、河套文化主题广场等涉及文艺、文化、餐饮、体育、理论研讨等32个项目的“河套文化主题大餐”。特别是2012年9月落成并免费开放的河套文化博物院，集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歌舞剧院、科技馆、书画院等功能为一体，集中展示了河套文化萌生、发展、成熟、兴盛的历史全貌，是河套人文地域文化的综合百科全书，也是当地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利用的系统、便捷的文化素材。 (三)以嵌入模式将地方文化资源运用于教学实践嵌入模式即将需要的各方糅合，统筹运用。就古代文学教学而言，把地方文化资源嵌入教学中，克服了仅仅局限于文本解读的缺陷，更有效地把作品所蕴含的深厚的、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传承广大。嵌入模式在教学实践过程的主要形式有:(1)要求学生考寻、发现古代文学中反映的地方文化资源。如作业“边塞诗人与河套地区的关联”，带着问题去学习，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进而推动学习方法的创新。学生利用图书馆、地志办或地方文化名胜的史料室，主动学习查寻。使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从“被要求学”变成“自觉需求”，提高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2)将地方文化资源嵌入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中，使古代文学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身边”认知结构，赋予知识新的活力。嵌入式教学方法不需要全面修改教学计划，只需要在局部范围将教学时间进行一定的压缩并对课程适当进行改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古代文学学习中的入门问题。“地域文化作为一定的地理区域和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类型，是一个地区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 弘扬河套文化是我们每一个河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博大精深的河套文化有机渗透到学校的古代文学课教学中，不但能传承中华民族古典文化，而且也能使区域文化特色在实施过程中得以弘扬。将区域文化素材融入中学古代文学教学也有明显的教学效果。中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浅显简易文言文的能力。将学生身边的、耳熟能详的文化知识贯穿融汇在常规的教学当中，可以开掘出一条沟通古今的文化渠道。这种沟通古今的联系，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可由此及彼、彼此联通。为学生创造区域文化的课堂教学情境，也是区域文化融入中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的有益途径。如在教室的宣传板上开辟“区域文化快餐专栏”，或在墙壁上张贴历史名人事迹宣传画、名言警句，营造浓郁的空间情境的文化氛围;在讲授边塞文学的时候，根据内容选择描写边塞主题音乐在课堂上播放，用慷慨激昂或沉缓婉转的音乐把边塞文学及文字之美烘托出来。河套文化区域的代表歌曲《鸿雁》这样描写到: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歌声远琴声颤/草原上春意暖/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诗一样的歌词配合悠扬苍凉的乐曲，歌声可以把人带到遥远的过去，悠远蜿蜒曲调中内蕴着不屈与刚强，使人加深对古代文学的领悟，陶醉于美轮美奂的家乡文化中。开展综合性实践学习活动，进行家乡文化寻访是学生感受区域魅力文化的又一有效途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有利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质，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让学生走出课本、走出课堂、走出校门，观察体验感受周边的厚重文化。 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写烽火台、沙漠、高城、月色，构成了征人思乡的典型环境;如泣如诉的笛声更触发起征人无限的乡思。全诗将诗情、画意和音乐美熔于一炉，构成了幽邃的艺术境界。这里描写的受降城是河套文化重要的人文景点，历史上这里风云际会，上演了无数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战争。让学生到这里实践，会对这首古诗有更深刻的感受。在河套文化区域散布着很多历史遗迹，如昭君途径地的鸡禄塞、秦汉战云屯的高厥塞、西夏古城池的高油坊、东方不老墙的秦长城等，这些都是学生开展实践学习，提高文学素养的人文景点。 作者： 李俊红 刘军 扈雅璐 单位：河套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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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送礼文化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国人送礼，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为了施恩；第二种是跟随社交礼仪的习俗；第三种则是纯粹感情上的交流。但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送礼行为，还必须同时了解另外三个用来维持人际关系的概念。它们是“面子”“做人”及“关系”。回归到送礼文化上，在某些节日或场合，中国人便觉得一定要送礼，这种社会的制约使他觉得不送礼是不对的，是没有“面子”的事。且由于中国社会比较注重社会的和谐性，如果在没有任何特殊的状况下拒绝接受礼物，便是破坏与送礼者的“关系”。因此受礼也成为一种社会义务。而受礼者在接到礼物之后，就好像对送礼的人欠了一笔“人情债”，所以在未来遇到类似必须送礼的场合，就一定要送一份礼“还”给当初送礼的人。
二、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体现
送礼文化在中国是一项重要的礼节，商人的炒作与经济的兴衰都会影响节日礼盒市场的改变。通过端午节礼盒能从产品面与包装方面了解节庆与送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端午节礼盒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产品的造型与节庆寓意的趣味性。而最难的地方是条件的不足，如节庆气氛与送礼习惯等，只有让消费者看见端午节礼盒的价值，发展与推广才会有意义。由于端午节属于本国传统文化，所以必须通过对文化的了解去创造符合现代感与真实性的包装。端午节的礼盒形式可根据文化层面与商业层面发展出各种类型，可分析如下：完全针对节庆而设计的端午节礼盒，无论在产品或包装视觉上都符合端午节气氛；根据端午节其他习俗所发展的附属周边商品礼盒，如香包礼盒；针对节庆发展端午节礼盒包装，但产品不一定与节庆习俗有关；视觉与产品完全与端午节无关，但消费者因为对商品认同而买来送礼，以地方性特产企业居多。对于端午节所运用的元素并不局限于传统或现代的设计表现，首要是通过视觉将文化与气氛表现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端午节氛围，再从商品的主题性与独特性加以衍生成符合当时节令的礼盒，让消费者在端午节的时候能够联想到该商品并购买。
三、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深入思考包装策略，注重端午节元素的转换与应用。设计师通过调查，掌握商品在市场的最佳定位，思考营销方面、功能方面及客户目前的发展情况，考量成本架构的运用，经多方深思规划后，才能设计出符合业主与消费者期待的商品内涵与价值。端午节包装虽然需要运用传统元素，但这些元素与结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通过端午节礼盒的传统元素转换成符合商品属性与现代感的包装，才能真正让消费者产生共鸣与真实性。
二是注重成本控制，创造商品价值感。企业与设计师必须将商品的销售视为责任，根据产品的特性规划出适用的包装或赠品等相关设计品，并共同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让企业与消费者都能满意，切勿为了赚钱而要求企业发展不必要的设计品，丧失业主的信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价值比价格更为重要，通过商品的组合或设计去教育消费者并创造商品的价值感，让消费者除了购买商品外，也购买到一份期待与满足。
三是礼盒包装应先了解企业的品牌定位后再进行包装规划，进行前应先对礼仪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寻找适切的地方特色视觉设计元素，运用大小比例应以视觉美感为优先考虑。色彩运用应从产品特性与礼仪文化中寻找恰当的色彩计划，才能让包装与文化有直接的印象连接。包装材质的运用可以从地方产物与文化特色中寻找合适的材质，才能使消费者与礼仪文化紧密结合。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案时，设计工作者应有搜集文化信息的能力，在充分对该礼仪文化背景与特色有所了解与认知后，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的规划才能展现礼盒的独特魅力。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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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生态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代生态文化，内容也极为丰富，对人类贡献也很大。因此，我们研究古代生态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
由于我国古代生态文化，内容广泛而又丰富，一时难以进行归纳，这里只是大体按时代顺序作些具体引述。据古代的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治理生态环境，为人民谋安康，不惜抛弃家庭的幸福生活。《尚书•禹贡》中具体提出：“禹敷土，隋山刊水，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唯白壤。”描述大禹治理河山，从山西、陕西到河南等地，治理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古代生态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古诗《卿云歌》中写道：“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描述古人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享受和谐乐观的佳境。古诗《击壤歌》中写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这诗描述了古代农民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耕作，得到美的享受。《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即是强调要保护优美的生态环境，发扬生态文明，才算是“君子”。
《周易》中还说：“夫‘大人’者，也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文言》）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可以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这种人就成为“大人”了。还提出：“《象》曰：山下山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周易•蒙卦第四》）高山下流出清泉，象征着优美的生态环境，“君子”应该加强保护环境，培育美德。
《礼记•礼运》中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强调以天地为本原，使万物生长茂盛，体现大自然的文明昌盛。
《礼记•中庸》中说：“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歌颂大自然真诚不二，生长万物，真是高大光明，使人们享受生态文化之美。还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万物生长发育，人们和谐安康，这就显示天地的伟大，体现生态文明的作用。《诗经》中描述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诗很多。例如“，周南•葛覃”中就写着“：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水，其鸣喈喈。”描述山绿水清、小鸟在灌木上鸣唱，共同享受生态文化之乐。
“周南•?木”中写道：“南有?木，葛?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缓之……”南山树木参天，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们快乐安康。“魏风、伐檀”中写道：“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砍伐檀树放在河边，河水清清排细浪，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应该得到美的享受。“秦风、车邻”中写道：“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阪有桑，隰有扬。既见君子，并坐鼓簧。”山坡长漆树、长桑树，见到君子，坐在一起鼓琴瑟、吹笙簧，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大家一起搞音乐活动，都很快乐。“小雅、南山有台”中写道：“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意思是南山长桑树，北山有白杨。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就会很快乐，会“万寿无疆”。
“小雅、斯干”中写道：“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在小溪长流的南山，绿竹、青松很茂盛。在这优美的生态环境里，兄弟在一起，大家都很欢乐。“小雅、裳裳者华”中写道：“裳裳者华，其叶?兮。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在鲜花、绿叶缤纷的优美生存环境中，我心里真舒畅，真快乐啊！“小雅、车?”中写道：“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登上高山坡，欣赏优美的生态环境，还可砍伐枝叶繁多的柞木作柴烧，心里真快乐！“小雅、隰桑”中写道：“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洼地桑树美，树叶也丰富多彩，在这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见到心上人，怎么会不快乐呢？“唐风、扬之水”中写着：“扬之水，白石凿凿。
素衣朱?，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河水滚滚流，白石光溜溜。在这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见到“君子”，怎么不会快乐？曹操在《相和歌、平调曲》中写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高山流水、月明鸟飞的优美生态景象，歌颂周公的英俊美德。他在“步出夏门行”的诗中还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歌颂在山水优美、草木茂盛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文化活动，展示自己的雄伟抱负！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喜欢山水之乐，享受生态文化之乐，就成为“知者”、“仁者”，快乐长寿。他还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强调“中”、“和”，达到了中和，天地就能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就能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
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心，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章句上》）人掌握了自然规律，尊重大自然，就可以实现天人合一的良好美境。他还具体提出：“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是使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尽力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山林、?池，材木和鱼鳖就很多，大大有利于养生丧死。他还提出：“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尽心章句上》）观水的方法，要看它无比壮阔的波涛。太阳和月亮光芒四射的时候，就能看到这种美景。强调享受生态文化之乐。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强调阴阳相互作用，创造大自然的和谐协调。他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强调人要尊重大自然，才能得到美的享受。#p#分页标题#e#
庄子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原天地之美”，这就成为“圣人”了。他还提出“天和”、“人和”：“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坚持保护大自然的美景，树立人的美德，这就是“大宗”。实现了“天和”，同时还实现了“人和”，这就能得“天乐”，一生就很快乐了。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万物起。”（《荀子•礼论》）意思是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万物就生长茂盛。唐儒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泞凫渚，穹岛屿之萦回……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描述楼阁四周极其丰富优美的生态景象，体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在这里娱游，能充分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唐代文人王维在《山居秋暝》诗中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柳宗元遍游永州，写下《永州八记》后人称之为“中国山水绿色文化的魂”。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写道：“众鸟飞不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王维在《韦侍郎山居》诗中写道：“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临涧，归云时抱峰。”杜甫在《望岳》诗中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宋儒苏轼提出：“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迂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强调优美的生态环境、崇高的生态文化对人的作用。宋儒张载提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中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强调天人合一，就实现和谐协调的佳境。他还提出：“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为人要树立生态文化、精神文化的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昌盛。我国古代还有很多文化名人、诗人对生态文化进行精辟的论述，我们在这里难以一一进行引述。总之，古代这些论述，对弘扬古代生态文化作用是很大的，是很值得敬佩的。正如宋儒范仲淹在“严先生词堂记”中所歌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载《古文观止》）他敬佩汉代严子陵的高尚风格，还为他建了祠堂，为他作了歌词，我们现在虽无法为古人建祠堂、作歌词，但古代这些名人、诗人的精辟论述，是很值得学习和推崇的。我国古代还有很多文化景点，反映古代高层次的生态文化。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就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协调。北京还有大观园、圆明园、颐和园等生态文化景点。
我国古代还培育了不少优秀的生态文化景点，如著名的“五岳”：山东的东岳泰山、陕西的西岳华山、湖南的南岳衡山、山西的北岳恒山、河南的中岳嵩山。“五岳”有各具特色的崇高的生态文化，一直引人入胜。还有很多名山名川，如山西的五台山、太行山、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雁荡山，安徽的九华山、黄山、江西的庐山、广东的丹霞山、山东的崂山、安徽的天柱山、琅呀山、湖南的九嶷山、武陵源，等等。还有很多山水文化名城，如广西桂林、四川乐山、湖南岳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西湖，等等，均反映自古以来的崇高的生态文化、生态文明。
二、我国古代很多名人对生态文化的歌颂
我国古代很多文化名人、诗人，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还作了不少的歌词、文章，进行歌颂。这里举例如下：在前面引述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写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强调“乐水”、“乐山”，在优美的山水环境中，享受生态文化之乐，才能成为“智者”、“仁者”。庄子说：“山林与，泉?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他很高兴，很快乐。晋代名人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类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信可乐也。”（摘自《古文观止、六朝唐文》）他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集会，进行高雅的文化活动，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真是“信可乐也”。
晋代名人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写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乐琴书”、“赋诗”，经常搞精神文化活动，美化自己的一生！他在“饮酒”的诗中还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乐，欲辩已忘言。”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去享受“真乐”，享受生态文化之乐。
唐代诗人李白称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写了不少诗文，他观黄河，发出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观庐山瀑布，又发出感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他到荆门，在诗中写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描述山水相映，波中月影的生态文明的美景。到终南山，在诗中又写道：“绿竹入幽径、青箩拂行衣。欢言所得憩，美酒聊共辉。长歌呤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和友人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饮酒唱歌，享受生态文化之乐。#p#分页标题#e#
杜甫游泰山，在诗中写道：“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描写长江波澜壮阔的生态文化美景。在《江南逢李龟年》的诗中写道：“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落花时节”又遇到好朋友，共赏“江南好风景”，共同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他在“绝句”一诗中写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描述在山清水秀、鸟鸣雪霏的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诗人享受生态文明之乐。唐代诗人王维在《竹里馆》的诗中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描述诗人自己坐在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家里搞精神文化活动，享受生态文明之乐。
宋儒朱熹在《春日》诗中写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描述他在优美的春天里，出外游赏，在“万紫千红”的泗水滨，欣赏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宋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描述在光辉灿烂的春天里，楼边极其优美的生态环境，人们登楼四望，就会“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宋代名人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写道：“……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每天外出“望山”、“听泉”、“掇幽芳”，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搞生态文化活动。春、夏、秋、冬四时的风景“无不可爱”，充分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他在《醉翁亭记》中还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强调“山水之乐”，也就是享受生态文化之乐。
宋儒苏轼游赤壁，看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情况，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游乐，快乐得飘飘欲仙，享受生态文明的乐趣。他游览西湖，在诗中写道：“水光激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我国古代还有不少名人对生态文化进行精彩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引述。上面的引述说明：有了优美的生态环境，人们就可以经常享受到生态文化环境下的美好生活；如果生态环境恶化，人们就无法进行享受和发展文化生活，甚至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这也说明，保护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对当代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对当代作用也很大，难以全面论述。下面，只是简略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是对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作用。我国古代很多名人、名著，早就强调以人为本。如《尚书•泰誓》中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书经》中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管子•霸言》中强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直接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古代这些论述还很多。这些都说明：必须不断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实现上述要求，必须保护和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里生产生活，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如我们上一节引述的情况），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的生态文化。我国当前，更应发扬古代生态文化，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民享受生态文化的美好生活，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体现以人为本。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这正有利于实现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二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发展生态消费，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就必须有满足生态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必须发展生态产业。生态产业一般是“三低”产业，（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产业），排除“三高”产业（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这就大大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当前，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古代生态文化为导向、为指针（内容如前面所引），加速发展生态产业，发展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生态消费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生态文化的不断提升。这就有利于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使社会、经济、环境“三合一”。实现上述崇高目标，正体现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③。这正有利于实现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正是我们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三是对扩大消费领域的作用。发展生态消费，发展生态产业、产品和服务，就大大有利于扩大消费领域。如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乡村、生态城镇等等。还可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国古代开创了不少生态文化产业、产品，弘扬优秀的生态文化。如北京故宫、北京颐和园、敦煌莫高窟、苏州园林，等等，都是以历史文化特色而闻名于世。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就是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甘肃麦积山石窟，泥塑艺术，名闻中外，黄州赤壁的对联，就是“铜琶铁板，大江东去；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正反映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云南丽江古城，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风情，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于自古以来闻名世界的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体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这就不用说了。正如古人所说的：“五岳寻仙不辞远”，登上五岳，看到体现崇高文明的仙境，可见它的作用之大了。我们还应该发展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产品和文化景点，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和景点优势。多年来，我国有些地区在这方面已卓有成效。例如，海南岛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集热带海岛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地热温泉、文化古迹、珍稀动植物于一岛，有大量的、珍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近年来已进行多方面的开发，卓有成效。又例如，云南的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奇观，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有人说：“它是迷人的生态世界”，有人说：“它是我国最著名的热带生物宝库”。1982年西双版纳被列为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近年来也在大力进行开发，成为生态旅游的热点景区。像上面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有很多。我们就是要保护并发展有特色的生态文化资源，扩大生态文化消费领域。#p#分页标题#e#
四是对弘扬生态文明的作用。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的理论和实际情况，对当代弘扬生态文明作用很大，对人们树立消费观念、坚持生态文化行为，作用很大。正如同志在《沁园春》诗中所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得到优美的享受，就大大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促进消费和谐、社会和谐，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实，生态文化是“真、善、美”的统一，是高层次的文化，它还能影响、带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促进三大文化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着力弘扬自古以来的生态文化，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我们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早在1997年，我在日本参加“东亚社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就着重提出：“赫尔曼•卡恩把人均GN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人民免于环境污染、生态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出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才谈得上进入‘后工业社会’。”“我们研究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研究后工业社会的生态问题，研究生态需要得到满足的问题……促进生态文化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新世纪的来临，这是我们一项长期的任务”④。确实，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基础。在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还很严重。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怎么能进入“后工业社会”呢？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讨论。
我国在1994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这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弘扬生态文明。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强调：要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必须弘扬古代的法治精神，把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结合起来。我国古代就很强调法治。如古代很早就有“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木，毋动六畜。如有不如令者：死，毋赦”。规定很严格，真是“峻法严刑”了。《尚书•洪范》就意味着大法：《礼记•月令》就规定每人每月可以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秦朝就有《秦律》。《秦律•田律》中就明文禁止乱伐树、乱挖草、污染水坝，等等。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在《商君书》中就提出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以后各代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见古代就很重视法治了。强调法治，大大有利于保护并治理生态环境，发扬生态文化。
四、我国当前如何弘扬古代生态文化
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在下面简略地提出几点意见，以供讨论。
第一，要保护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生活在自己活动的生态环境之中。每个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他生活中一切活动，不仅影响他的享受和发展，甚至影响他的生存。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就提出：“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应包括生态需要……生态需要，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需要，也是很重要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优美的生态环境，不仅能陶冶人的情操，而且能发展人的思维、智力、体力，大大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还应该把满足生态需要，提到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⑤。因此，必须保护并培育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实现上述要求，就必须大力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大搞绿化，大搞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种花种草，营造秀美山川和家居环境，使人们乐于“藏、修、息、游”，使人们享受大自然的丰厚赐予。
还要发展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镇，使人们享受生态文明的高质量的幸福生活。要真正认识和深切体会保护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重大作用，必须认真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是我们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第二，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下同）。发展生态消费，必须有多种多样的生态产品，必须加速发展生态产业，建立生产基地，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这就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发展生态产业，并建立清洁生产的完整体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使产品的发展过程符合生态产品的生态环境标准。产品的发展，要向专业化、系列化的方向发展，大搞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认真落实“三绿工程”：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培育以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对绿色产品的生产、流通实现全程质量控制。这里要强调的是：发展生态产业，必须加速发展生态农业。农业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生态农业，包括绿色农业食品和绿色食品原料、生态林业、草业、花卉业、生态渔业、观光农业、生态畜牧业等。生态农业发展了，就为全国发展生态产业打下牢固的基础。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要开发无废、少废、节能、节水的新技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开发核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的综合利用。这就要发展高科技，用高科技培育生态产业，建立‘清洁生产’的完整体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还强调：“要把生态消费提到文明、提到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保护、培育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反映了高层次的生态文化，反映了新的生态文明”⑥。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⑦。实现了天人合一的佳境，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就很大了。我国当前，发展生态产业，就要加速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发展以低消耗、低污染、以节能减排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潮汐能等），大搞清洁生产。还要建立绿色营销体系，搞好绿色产品的联销经营，严格防止伪劣假冒的“绿色产品”，并落实IS01400质量责任认证，并严格进行检测，加强对绿色产品质量的监管。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有些省、市，有些地区大搞循环经济，大搞资源综合利用，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去，人们都强调“三R”：Reduce（节约资源）；Reuse（废弃物再制造、再利用）；Recycle（使资源再利用，形成循环经济体系）。前几年，又有人提出“5R”理论，增加两“R”：一是Rethink（再思考），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研究资本循环，还要研究自然资源循环；二是Repair（再修复），不断修复人类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建立修复生态系统的新发展观⑧。这就是要大搞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平衡，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这是很可取的。#p#分页标题#e#
第三，要加速扩大生态消费领域。生态消费领域非常广大，我们现在还有不少领域可以开发，弘扬中华古代优秀的生态文化。如发展花卉产业以及一些新兴的闲暇产业；在大城市近郊农村，有条件的还可搞“农家乐”，搞农业生态园、农艺园、民俗村等。特别要在城乡各地，发展公共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发展公共文化景点。正如党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早就指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这里有个问题还要强调：发展生态文化，必须大力反对破坏生态文化景点的不法行为。例如，有的搞旅游开发，却破坏自然景观，甚至破坏了文物古迹，破坏文化景观，污染了生态环境。有的修索道、修宾馆、建商场，不惜砍树毁林，破坏了有名的文化遗产。这些情况，必须大加反对，大施禁绝。应该说，人们要求有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20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在消费者应有的权利中，应该包括“要求保护有益于健康的环境的权利”，“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当代人的健康，而且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健康”，“我们应该尽量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作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内容”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一条原则就提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
第四，要逐步建立生态消费模式。要弘扬自古以来优秀的生态文化，我们当前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必须建立优越的生态消费模式，在各个方面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化的建设，使我们的消费生活体现并弘扬生态文化。除了在家居生活过程中体现生态消费模式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在外出旅游时，就要多搞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我国有五千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又有56个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名山大川和历史文化遗迹，发展这些旅游大有可为。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江西井冈山2010年接待游客453.6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3.2亿元；2011年1至9月，接待游客534.4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60亿元。井冈山充分发挥“红色吸引人，绿色留住人，情景感染人”的旅游资源优势⑩。很多人在参加各地红色旅游过程中，感到很受教育，有的说：“增强了对革命前辈的崇敬”，有的说：“以后还要多参加这类旅游，提高自己的道德和文化素质。”这就说明，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为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生态文化、红色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要建立生态消费模式，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教育，以利于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生态消费、生态文化方面的素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态环境教育发展了，人的生态文化素质提高了，享受能力提高了，就大大有利于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强生态环境教育。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就有一章专讲环境教育问题。提出：“从小学学龄到成年人都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鼓励大学设立对环境有影响的跨学科课程”，“推广与当地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关的成年教育计划”，很多国家已把生态环境的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之中，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我国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的引领下，消费教育也在逐步发展，认真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加强消费教育，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教育，是我们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应该把生态环境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之中，逐步建立完整的生态教育体系。教学内容不仅包括价值观、生态伦理、生态环境知识，还应该包括市场知识、消费知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知识等。对小学生、中学生就要开展这些方面的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对大学生有关专业，还可开展生态环境方面的课程，还要把生态环境教育与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普及生态环境教育，以利于弘扬自古以来的生态文明。对生产经营者特别要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大搞绿色营销、保护消费权益的教育。综上可见，生态文化发展了，人们的高层次的生态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体现了马克思早就提出的人的“复归”：“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就说明：弘扬我国古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化，对人的发展、社会经济22的发展、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作用很大。我国当前，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在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古代崇高的生态文化，保护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促进三大文化相互辉映，促进消费和谐、社会和谐，正是我们着力追求的。对我们预期的良辰美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是必然会实现的。
五、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并使其走向世界
我国自古以来的优秀的生态文化，不仅要使其辉映中华大地，还应使其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外的影响。要认真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还要落实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所具体指出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资源，使优秀的中华民族生态文化，普照世界各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们坚信，这些崇高目标，是可以不断实现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不断增长。2011年11月13日，同志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1991年至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1337亿美元增长至29740亿元，年均增长17.6%……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进出口并重”???。出口大大增长了，其中必然有大量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当然有大量的生态文化）走向世界，这将大大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化论文范文6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风骚。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总体来讲，篇幅短的诗要比长的诗容易流传一些。能背诵《诗经》中某些篇章的人很多，能全文背诵《离骚》的人很少；能背诵汉乐府的人很多，能背诵汉大赋的人很少；能背诵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人很多，能背诵《长恨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很少。中国古代诗歌选择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为主要形式，实在是以抒情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幸，否则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不可能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韦庄《秦妇吟》作为最长的唐诗，其最后销声匿迹可能与其过长的篇幅不无关系。首先，其未收入《浣花集》，就可能是篇幅过长惹的祸。张天健《<秦妇吟>讳因考》分析前引韦蔼《浣花集序》的话说道：“照韦蔼说‘因录兄稿，或默诵者’，那么，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而像《秦妇吟》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加上年代久远，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这也可能是《浣花集》不载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篇幅也成了一个拦路石。从敦煌抄本来看，当时这首诗主要通过抄录、讲唱等方式流传，抄录的人大多是寺院沙弥、学书者，篇幅如此之长，在它所反映的事件已不再是社会热点之后，又怎能吸引那些写书的人呢？讲唱，这样的篇幅大约也要费不少功夫去背诵，听的人要有耐心才能听完，这样慢慢就失去了民间传播的渠道了。五、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题材上看，选取政治因素是会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秦妇吟》这样选择政治热点事件的，在此事件过去之后，作品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因为政治事件很容易成为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第二，容易触到敏感神经，各种明的暗的力量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和评价。如《秦妇吟》后来被作者自禁，虽原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但不管哪种具体原因，最后都是怕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脸面，为作者自己带来祸端。第三，因不符合当时政治主旋律，被强行打压。被秦始皇毁了的无数书籍，被政府下令禁止的《西昆酬唱集》，被毁版了的《江湖集》，被禁演的《长生殿》，被政府舆论压制的无数其他作品，都是显例。即便在当时当世没有与政治挂钩，也难料在后世会忽然生变。如岳飞《满江红》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就红了起来，《秦妇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狠批。当然，被打压的一些作品却排除了命运的艰难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因为人们某些奇特的心理，愈禁愈火起来，前举数例便都是成功流传下来的代表。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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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学生授课基础看，蒙汉双语班学生古汉语、古汉文基础普遍较低，古文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蒙汉双语专业生源主要集中在内蒙东部地区的纯农牧区，调查赤峰学院近三年（2010年—2013年）的蒙汉双语专业生招生情况来看，来自通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纯农牧地区的学生占主导.对赤峰学院在校的蒙汉双语专业103学生进行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发现86人来自纯牧区，93人家庭中纯蒙语交流，103人没有古汉语，古汉文基础.这些学生所成长的环境是纯母语环境，对汉语的学习只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课堂应试教学，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用蒙语授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汉语的特殊语言培训，也未曾接触过古汉文，所以在汉语读写听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古汉语，古汉文基础相当薄弱.汉语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所谓不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横向比较中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学生汉语水平较高，理解阅读能力较好，而纯农牧区的学生汉语水平较低.其次是纵向比较中同一学生蒙语理解，阅读能力高，汉语理解阅读能力较弱，如何提高这些学生的汉语和古汉语基础水平，继而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有效教学是一项难题.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和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深化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于蒙汉双语学生的学习现状，图文并茂，视觉和听觉结合，表演为辅助手段的情景化教学更适用于古文初学者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
其次从学生学习心态和心理上看，面对古文课程有畏难心理，学习兴趣不浓.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性质来看，属于难度较高的课程.本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作者、作品、流派、文学思潮、社会背景等等一系列的繁杂内容；从时代来看从先秦开始至近代，年代跨度较大，故作品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反映的生活与当代距离较远，对古文基础薄弱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造成了畏难情绪，进而造成了教学障碍.从赤峰学院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问卷（2014年4月14日）得知，三个不同年级的103名学生中98名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在尚未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2013级蒙汉双语专业23名学生中只有4名同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表示感兴趣，可见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对这门课程存在很严重的畏难心理.情景化教学是通过情景模拟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能更直观，形象地把教学内容和授课体验输送给学生，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据调查报告分析得知赤峰学院2010级、2011级、2012级三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共103人中，乐于接受《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情景化教学的学生84人，乐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19人，由此可见古汉文基础水平普遍较低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更愿意接纳情景化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手段有很多种，如采用图像，音频，视频，文字，自主表演等形式再现教学内容.如：在讲授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时，可以选取片段让同学们分组表演，在练习台词时不仅提高了对古文的解读能力，更是加深了教学内容印象.基于授课学生的特殊性，课程本身的特殊性，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选择情景化教学更加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古文学习氛围和提高学生积极性，从而能够提高其教学效果.
2情景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方法
2.1与知识构建相结合
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为提高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古汉文理解，分析能力，提高汉文修养，为培养蒙汉兼通的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这里强调的是蒙汉兼通的综合性、应用人才的培养.单纯的，单一的认知性情景化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在所涉及内容形成更多的相关知识体系，无法完成知识的构建，更是无从提起综合能力的提高.情景化教学应该和知识结构的构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系统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古文阅读，解析能力.例如：在讲授李白生平的时候，可以选取李白与酒的图片，以点带面讲李白与酒的关系，然后让同学去找李白写酒的诗歌，让同学们解读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使同学们很直观、形象地感受李白与酒的关系的同时，又留有空间让同学们自主去解读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整体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情景化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知识构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能使知识独立化，单一化.使用情景化教学方法讲授阶段性内容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的整体把握.如：在讲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时可选用人物图片，视频片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外还可让同学们自主去表演小说中人物，开展讨论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作品品评等，同时必须还要用文字的形式让同学们把握明代小说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可采用多媒体简明的方法，屏幕上演示如下文字：秦汉时期（史传文学）———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明清时期（可谓空前繁荣）———近代（把古代的和现代的结合，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同学们对小说发展史有整体的把握，有利于学生古代文学小说史知识的构建.
2.2双主体原则
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老师是主体，学生是授课对象，很少有主动权利.这样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并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致，反而面对繁杂的内容产生厌学情绪.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更应提倡双主体原则，鼓励学生克服畏难情绪，羞愧情绪，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互动中.课堂互动可采取讨论式，表演式等多种形式.例如：在讲授《蒹葭》可播放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让同学们讨论伊人的性别，体貌特征，身份等.在讲授《西厢记》时可选三名同学分别扮演崔莺莺，红娘和张生，表演崔莺莺夜听琴的片段，让同学们加深对西厢记故事内容的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听、说的应用能力.
2.3与拓展学习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许多问题值得学生去继续思考和探究，通过自主阅读，解析，表演可以提高听说读写综合能力.老师通过情景营造氛围，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可设立一些相关问题让学生去思考，解析，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拓宽学生看待问题的视角，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致.例如：讲授《红楼梦》时可播放87年经典版的宝黛初会片段，从宝玉摔玉分析宝玉的性格极其在贾母心目的地位.情景化教学除了采用图像，视频，音频也可用文字.如：讲授《西游记》时可采用四大名著新解“西游记，一个人类和三个动物的故事”的文字，让同学们去讨论沙僧是动物还是人类，也可提出孙悟空和唐曾谁是西游记的主人公等有趣的问题，引发学习古文的热情.课堂上通过情景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古文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课外拓展学习古汉文，自主挖掘古文中的文化内涵，文学内涵.在情景化教学实践中学生们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提升，在赤峰学院2011级蒙汉双语班讲授王维作品时，列了几首诗，《山居秋暝》《鸟鸣涧》《鹿柴》等，让学生去找三首诗的同一意象时同学们都找出了空山意象，然后提问王维为何喜欢空山意象时，同学们很快联想到上一届图文并茂讲授过的王维的佛教思想，这既是思维能力的锻炼方式也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的表现.单纯的情景化教学只是对知识获得的辅助手段，而与拓展学习相结合的情景化教学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生能力，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帮助.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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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