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范例6篇

古代典籍

古代典籍范文1

一、清平乐其一

上阳春晚。宫女愁蛾浅。新岁清平思同辇,争奈长安路远。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

此首以具有特定内涵的地点――上阳开篇,点出宫怨的主题。其中,上阳,《新唐书・地理志二》:“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听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序:“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上阳是其一也。贞观中尚存焉。”唐王建《行宫词》“上阳宫到蓬莱殿,行宫岩岩遥相见。”由此可见,上阳宫埋葬了多少宫女的青春岁月,她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期盼中跌入失望的深渊。

“新岁清平思同辇”,政治清净,上阳宫的宫女们希望能得到皇帝的恩宠。此处反用典故。《汉书・外戚传下・孝成班婕妤》:“成帝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乎?’”班婕妤从国家兴衰、礼仪规范的角度出发,拒绝了成帝同辇的要求,其识见不同流俗。此词中的宫女形象,则反其道而行之,强烈希冀得到天子的眷顾。但长安路远,已为皇帝所疏远,故同辇化为惘然。

“寂寞花锁千门”,宫殿虽花枝摇曳,但因皇帝久未问津,故显冷寂。这里运用了丽景写哀情的手法,化用了杜甫《哀江头》“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意为宫女们希冀生命中出现贵人,凭借他的穿针引线,改变命运,此句化用典故: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李白《白头吟》“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

二、清平乐其二

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终日行人恣攀折。桥下水流呜咽。上马争劝离觞。南浦莺断肠。愁杀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

开篇重笔抒写,“愁绝”将离别的情绪推向高峰,极具表现力,化用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沉饮聊自遣,放歌颇愁绝。”为整首词奠定了情感的基调。下面着力铺叙离愁别绪:

杨柳花如雪般漫天飞舞,向离人迎面飞来,拨弄着离人的心弦。把杨柳比作雪,在南朝范云《别诗》如是描述:“洛阳城东西,常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诗只是简单地将花比作雪,而温词则将二者融为一体,更具有动态美,杨柳花飘飘洒洒,白茫茫的一片,恍恍惚惚中好似幻化为晶莹剔透的雪花,丝丝凉意沁人心脾。

杨柳,经常与离别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接下来自然而然地点到折柳送别。离人之情,感人心魄,连桥下流水也呜呜咽咽。水流呜咽,这一表达方式,在《乐府诗集・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呜咽。”温词将之改编,以词的形式表达出来,更为深情绵邈。

词的上篇奠定了愁绝的感情基调。离别时的每一种动作、听到的每一种声音,都足以使人肝肠寸断。下片铺叙了送别双方以酒饯别,即将出发,但感到意犹未尽,故“上马争劝离觞”,与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王诗将劝酒之动因解释得非常通彻,而温词则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劝酒,其深层动因未点出来,但如此处理,更加含蓄,容易引发读者深层的思考,万千感慨尽在杯酒中。离觞,为送别场合重要的意象之一:唐王昌龄《送十五舅》“夕浦离觞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鸣虫”。此时此刻,婉转动听的莺声徒增缭乱的离愁。此处,温庭筠将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意象――南浦,纳入词中,增加了词的表现力。南浦,在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凝练成送别之地的代称:战国时期楚国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南朝梁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唐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愁杀平原年少”,熔铸了汉乐府、《史记正义》、曹植《名都篇》等典籍。汉乐府《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将秋风极具情感杀伤力的这一特性凸显出来,正如欧阳修《秋声赋》中所叙:“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又如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所到之处,万物凋零,一片萧飒的景象。离别之际的人们,更是难以设防。尤其是慷慨悲歌的“年少”,在秋风萧瑟之际,泪如雨下。此句点出了“平原”“年少”这两个意象。其中“平原”,《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县东南十里。”杨景龙先生云:或云指平原侯曹植。并以曹植《名都篇》印证:“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是其所本。”

“回首挥泪千行”,“挥泪千行”为古慷慨悲歌之燕赵之士在饯别时的动作描写。后来在唐诗中亦得以挪移,唐韩愈《湘中酬张十一功曹》“休垂绝邀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

此词虽然熔铸了古代典籍,但浑然一体。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上半阙最见风骨,下半阙微逊。上三句说杨柳,下忽接“桥下水流呜咽”六字,正以衬出折柳之悲,水亦为此呜咽。如此着墨,有一片神光,自离自合。

三、遐方怨其一

凭绣槛,解罗帷。未得君书,断肠潇湘春雁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此词为思妇怀远之作。熔铸了汉乐府、山海经、谢I诗、唐诗、江淹赋、诗经中的意象及诗句,融情入景,景语作结,意蕴悠远。

其中,“罗帷”作为室内的重要物件,凝结着主人公对家庭温馨生活的期待,但其愿难遂,凄凉浸淫着主人公。化用了汉乐府《伤歌行》“微风吹闱闼,罗帷自飘扬。”该词将动作定格在“解”上,更富深情。

女主人中盼望着,盼望着,潇湘春雁一次又一次的飞来,但却未携带远人的书信。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断肠潇湘春雁飞”,将表示离别之处的意象――潇湘,与给人希望的春雁组接在一起,结局无疑是惘然,故生“断肠”之感。其中“潇湘”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屡屡出现:《山海经・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谢I《新亭渚别范零陵》“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李白《远离别》“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杜甫《去蜀》“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主人公原本寄希望于春雁传书,但所望落空。“不知征马几时归?”远人的归来,注定成为未知。因一旦跨上“征马”,则四海为家,居无定所。该句化用南朝江淹《别赋》“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

无限的失望,化入片片飘飞的落花中,融入鞯南赣曛小B浠ㄓ胗甑慕岷希给人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无奈之感。“雨霏霏”化用《诗经・小雅・采薇》“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四、结语

古代典籍范文2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经典文献《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诸阳之神气皆上会于头,诸髓之精气皆上聚于脑,头为精明之府。”也就是说,人体的活动,完全是靠人体先天和后天的精气来维持的。若有病变,则会出现“头颈低垂,不能抬起,两目凹陷无光”的精衰神乱之象。现代中医学研究认为:人体重要的12条经脉和40多处大位以及10多个特殊刺激区均汇聚于头部。如以梳子代替小银针,对这些穴位和经脉进行“针灸性”的按摩或刺激,将会疏通12条经脉,促进血液循环,使气血流畅,延缓脑细胞的衰老。为此,有人主张“日梳五百不嫌多”,要求最好晨起后梳一回,中午休息后梳一回,晚上休息前再梳一回,每回以两分钟梳60~1D0次为宜。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梳头,就会感到神清目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食欲增加。由此可见,勤梳头的确是一种保养人体精、气、神的最简单经济的长寿保健方法。

二、脚称第二心脏,常搓涌泉保健康。

脚部乃“三阴交之始,三阳交之终”,穴位多、位置低、血液少,有“第二心脏”之称。祖国医学认为:脚部的60多个穴位与五脏六腑的12条经脉有着密切的联系,布满了全身器官的反射区。但由于脚部离心脏甚远,抵抗力低下,是人体的主要薄弱环节,容易遭受寒湿邪气的侵袭,可见人体健康与否和脚部健康关系极大,所以脚部的保健就比其他部位重要。历代医学家认为,脚部保健最重要的方法是揉搓涌泉穴(即脚心中央凹陷处)。针灸经典文献《灵枢・本输》说:“涌泉属足少阴肾经”“肾出于涌泉”。意思是说,肾经之经气犹如水井中泉水一样,将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涌出,长期不断,经常以热水浸泡后搓此穴,可以温补肾经,益精填髓,舒筋活络,平衡阴阳。正因为如此,涌泉穴才被中外医学权威誉为“健身之穴”。

三、日咽唾液三百口,一生活到九十九。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倡“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现代医学认为:唾液具有快速止血、软化收缩血管、溶解细菌、灭杀微生物、健齿强肾、抗病毒、助消化等功能。最为可贵的是,唾液还有很强的防癌效果。美国佐治亚大学医学院专家的研究表明,致癌作用很强的黄曲霉素和3、4一苯并芘及亚硝酸盐与唾液接触30秒后就会消失,并建议每口饭最好咀嚼30次。

四、朝暮叩齿三百六,七老八十牙不落。

叩齿是指用上下牙有节奏地反复相互叩击的一种自我保健法,俗称“叩天钟”。清朝尤乘的《寿世青编》说:“齿为筋骨之余,宜常叩击,使筋骨活动,心神清爽……”《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生骨髓,肾气实,齿更发长。”也就是说:人体骨骼有赖于骨髓的营养,而骨髓则为先天之本肾精所化生。叩齿的具体做法是:精神放松,口唇微闭;心神合一,默念叩击;先叩臼牙,再叩门牙;轻重交替,节奏有致。最后,再辅以“赤龙(舌头)搅海,漱津匀吞”法则会使效果更佳。

五、人之肾气通于耳,扯拉搓揉健全身。

明朝李中梓的《医宗必读》认为:人体的先天之本在于肾。而肾元的强健又与双耳息息相关,有着极为重要的内在联系。中医经典《灵枢・口问》《灵枢・脉度》《寿世青编》《外台秘要》等书也有“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肾气通于耳”“肾开窍于耳”“一身之气贯于耳”的说法。显然,古人无非是在强调肾耳合一,互为作用;肾主内,耳主外;耳为肾唯一之上外窍,耳健则肾通;肾气充足,肾精盈满,则听觉灵敏,绣花针坠地能闻其声。

拉耳保健法的操作方法是:用右手绕过头顶向上拉左耳14下,再用左手绕过头顶向上拉右耳14下。此法简便易行,效果良好,如再辅以按、摩、搓、揉、点、捏等手法,则更能强身健体,敷养肾元。总之,只要持之以恒,就能收到延年益寿的奇效。

六、每天揉腹一百遍,通和气血裨神元

揉腹,即用手来回搓擦“介于胸和骨盆之间,包括腹壁、腹腔及其内脏”的一种养生保健法。祖国医学认为腹为人体“五脏六腑之官城,阴阳源”。金代李东垣的《脾胃论》说:由于劳役过度致脾胃失之健运,脏腑经络,四肢百骸,短其滋养,形成内伤。揉腹之法,以《延年九转法》介绍为宜:先用右手大鱼际在胃脘部按顺时针方向揉摩120次,然后下移至肚脐周围揉摩120次,再用左手全掌揉摩全腹120次,最后逆向重复一遍。或者沿腹部四周,从右下开始向上,继之向左,再从左上向下,顺向揉摩。揉摩次数可因人而异,不必拘泥。由于腹藏五脏,经络甚多,除饱食或空腹不宜施行外,凡患有腹部炎症、阑尾炎、肠梗阻、急性腹痛、内脏恶性肿瘤等最好不要揉腹。

七、消瘦健美助血运,勘伸懒腰效最高

所谓仲懒腰,就是指伸直颈部、举抬双臂、呼吸扩胸、伸展腰部、活动关节、松散脊柱的自我锻炼。唐朝孙思邈说得好:“血不运则百病生。”意思是说如果人体的血液循环状态不好,甚至不能为各部位正常提供所需营养物质,就会出现“精衰、气竭、神乱”病象。“懒人伸懒腰”的好处是,能使颈部血管顺畅地把血液输送到大脑。大脑得到充足的营养,疲劳消除,从而精神振奋;能使全身神经肌肉得以舒展,促进机体平衡;能增加吸氧量,呼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促进机体新陈代谢;能消除腰肌过度紧张,并防止腰肌劳损,而且能及时纠正脊柱过度向前弯曲,保持健美体型。

八、合谷内关足三里,日按一遍健全身

足三里穴位于膝关节外膝眼直下四横指处,为“足阳明胃经”主穴,它具有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之功能。

足三里、合谷、内关为历代医家强身治病之三大要穴。近年来,我国学者发现,对此三穴进行按摩,对全身的神经、肌肉、组织、器官可起到显著的兴奋作用,有病则治病,无病则强身,其效果为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无法比拟。具体方法是每天定时用大拇指或中指分别按压足三里、合谷、内关穴各1次,每穴每次按压5分钟,每分钟按压15~20次。

九、日撮谷道一百遍,治病消疾又延年

古代典籍范文3

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道:“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之分类观念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曰事物分类,即先民对自然界之不同事物进行最初步的归类,是人类原始思维中分类观念的起步阶段,《尔雅》、《释名》中的分类即其例。 

二曰学术分类,发端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东周时期,学术从王官进入民间,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进行辩难,原本统一于朝廷的学术产生分化。《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等篇均已涉及学术分类之思想,至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始以史家之眼光对前代学术进行分类,学术分类思想逐渐成熟。 

三曰典籍分类,亦称图书分类。因为典籍分类观念之产生晚于事物分类与学术分类,所以典籍分类学之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前两者,事物分类法与学术分类法成为指导典籍分类学的两大方法。 

至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运用学术分类法指导了我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活动,《别录》、《七略》先后成书,目录书之分类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魏晋之时,事物分类法指导下的典籍分类学发生新变,类书产生,从此,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之间的较量转化为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形式之间的交锋。南北朝时期,目录书与类书在交锋的同时,也促进了各自的进一步发展。交锋之结果是走向定型,随着隋唐大一统政权的来临,目录书与类书均找准各自的定位,分开职能,双轨发展,于是典籍分类学最终完成了定型。 

由此可知,在典籍分类学发展史上,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经历了“分别起源→相互交锋→最终定型”的发展历程,它们共同推进了典籍分类学的发展。目录书和类书作为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的两个主要载体,它们各自的发展状况概述如下: 

目录书方面,在《别录》之基础上,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书《七略》产生。之后,魏有郑默之《中经》、晋有荀勖之《晋中经簿》,南北朝时期更有大量目录书出现。目录书的编纂者从当时学术分类角度出发,力图探索科学完善的典籍分类体系,对《七略》之传统“六分法”进行不断改造,并逐步孕育出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等不同的典籍分类体系,说明当时目录书对典籍分类体系探索的进步。至唐初《隋书·经籍志》成书时,目录书最终定型,“四部分类法”主导地位确立,宣告目录书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中探索的结束。 

类书方面,自魏初《皇览》始,至唐初《艺文类聚》出现,这之间的一段时期,类书代有问世,它们从事物分类法角度指导典籍分类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分类体系逐步完善。先唐时期之类书大部分已经亡佚,但是我们尚可从他书之记载或出土之残篇管窥其分类体系,探究其如何反映当时之典籍分类状况。 

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两条线索,也有了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为后世典籍分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目录书与类书关照下的典籍分类研究状况 

由于目录书与类书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大致有两个考察角度:一是从中国古代目录书之角度考察,二是从中国古代类书之角度考察。 

在目录书角度方面,姚名达先生提到的“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之语言简意赅地表明了对分类学所持的观点。姚氏又提到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范围仅是分类目录,倘若将我国类书删去繁杂、保存目录,则为一部主题目录,可谓远见卓识。此外,又有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广义·目录编》等,皆对古代目录书中之典籍分类状况有所探讨。袁学良先生的《古代书目分类与文学典籍崖略》讲到古代目录书中反映的典籍分类状况,从上古典籍分类之萌芽,一直到“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论述较详。 

古代典籍范文4

关键词:中国古代王朝 图书事业 政治心态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37-05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Mentalities in the Book Cause of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Abstract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words" and "deeds" related to books 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some political mentalit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1) books unification---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2) classics as governing assistance---emphasiz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books; (3) book collection at all costs-political value of classics surpasses everything; (4) developing the book cause--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strong political power. Such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ook cause of ancient dynasties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can help achie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tradition" oriented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field of book production, collection and spread.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book cause; political mentality

以往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研究成果,总体上客观地展现了历代王朝在图书编纂、出版、流通、搜求、整理及收藏等方面的活动,使我们从中看到历代王朝对图书事业重视的总面相。本文则换一个视角,即通过对历代王朝图书活动“言”与“行”的观察与分析,总结古代王朝关于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以期对“文化传统”取向型的中国古代政治在图书事业上的表现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图书一统――“大一统”观念的文化表达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1]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大一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大一统”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关于国家、政体的主要思路。有学者将古代大一统理论体系详细分为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及天下一家等主要论点。[2]其中思想文化一统是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一。先秦诸子普遍主张圣者为王,圣者为师,主张“执一”、“定于一”、“一天下之义”、“作一”。而所谓“一”,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政治一元化、集权化的“大一统”。政治大一统,要求“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为法”,这种“圣王之制”应囊括人间一切,自然也包括学术文化。有着圣王理想或以圣王自许的君主,无不尽其所能,在学术文化上涵摄一切。在对待图书典籍态度上,他们大都希望尽可能最广泛地搜括旧籍、编纂新典,这些除了能在一般意义上说明古代君王重视文化建设外,从深层次上说,是在丰富“一统”的内涵。

在图书搜求方面,历代有文化理想的君主往往广事搜求,不遗余力,甚至频下诏令,督促臣下搜括亡遗。汉武帝面对“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局面,“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因为“书颇散亡”,便“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3]并且指令专人整理旧籍,编订书录。东汉光武帝更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4] ,“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 [5]

隋代牛弘感叹历代图书之厄,认为图书乃王朝政治必操之物,图书之厄是政治衰败的象征:“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图书“兴集之期,属膺圣世”。认为“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但“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 [6]在牛弘看来,大隋在政治一统之外,尚有缺失。希望隋文帝能够通过天下士民广献图书典籍,从而完成图书一统。隋朝虽立国仅短短三十余载,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图书搜求活动,藏书一度达三万余卷[7]。而且还进行了书目编纂和图书修纂活动,成果巨大,史载“共成书三十一部,万七千卷”[8] ,俨然文化典籍一统之气象。

在改朝换代过程中,新崛起的统治者往往非常重视对前朝图书典藏的搜括。如李渊起兵一举平定河东各县,继而进军关中,攻克长安,“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 [9]。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入据宫城……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 [10]。宋太祖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断收缴图籍,在击败后蜀后,“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书经籍、引篆赴阙,得蜀书一万三千卷” [11]。多数统治者认识到,武力征服取得政权,仅获得了部分权威,要想使政治权威牢不可破,非得建立统治的合法根据不可,统治合法性可凭借的资源包括多个方面,享有文化上的权威是其最为重要的合法性因素之一,而图书典籍则是文化权威的象征物。

一统天下之文的心态,在历代不少王朝强盛时期的修纂活动与言论中也有所体现。唐代太宗朝、玄宗朝都修纂过大型的图书典籍如《五经正义》《艺文类聚》等;宋代盛世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极力做到“广疏于九经,较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方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12] 明成祖时期修纂的超大型的图书――《永乐大典》,更是空前绝后。修书之时,成祖的言论就明确地表明了一统文化、一统学术之意:

明永乐元年秋七月,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籍,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13]

成祖好大、好全,囊括宇内文化的心态,在“毋厌浩繁”的谕旨中表露无遗。在《永乐大典序》中,其对修纂《大典》的意义有更为明确的说法:“尚惟大有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修《大典》,“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具举;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复见。盖纲罗无遗”。[14]

概而言之,“圣”王乃人道之极,不但是为政之“君”,也是人伦之“亲”,更是以道德、学术化育民众之“师”。“师”者,自然应囊括“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籍,这样就仿佛占领了道德、学术的制高点,与君王的身份相匹配。当然我们看到,尽管历代君王多数难堪“圣”任,但自汉代以来,人们(包括君王)几乎无不公开表明对此理想的追求。这既是文化理想,更是政治共识。

二 典籍资治――强调图书政治功用

古人对图书典籍政治功用的认识可谓由来已久。《汉书・儒林传》谓:“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光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15]唐玄宗也曾宣称:“国之载籍,政之本源”。[16]

(一)治政依据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7],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图书文籍作为治政决策的信息参考,说明在官僚制度体系中,图书文籍对于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关于史官掌书的政治地位,《隋书・经籍志》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18]不过有学者指出,萧何毕竟出身法吏,“尽管知道图书的实用价值,却没法了解文化传播的真正意义”[19]。所谓“文化传播”的意义,于政治而言,不仅只是作为行政管理的具体参考,还有承接道统、政统,规戒君臣,建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等诸多政治效用。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被抬升到崇高地位,具有了法典性质。无论是皇帝的诏书,还是大臣的奏议,大都要引经据典。正如皮锡瑞所言:“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20]汉代以经典为依据处理政务并解决疑难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以《春秋》决狱”,如武帝时“使仲舒弟子吕步舒为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 [21];又如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 [22]。

后世虽少有以经典决狱的记载,但以经典作为治政依据或参考的事例与认识并不鲜见。《隋书・经籍志》即言,所著录典籍“虽未能研机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主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3]

(二)教化之本

古人在进行图书编目、修纂及典藏时,还经常从教化的角度说明图书典籍存在的意义。比如《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光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而在解释孔子编辑整理先圣旧籍“述而不作”的原因时,也指出是为了垂法先圣之教:“(孔子)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 [24]。唐人毋也讲经籍“垂教”:“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 [25]

然而,圣人制典籍垂教后世,主要指的是旧典传延的历时性的信息传递。在每一朝代,朝廷大都非常重视图书典籍广教化、美风俗,进行共时性的信息传播。当然,每代的情形不同,化风俗、行科举等方面的标准教本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是沿着旧有经典的统绪进行传承的。

(三)历史鉴戒

“史鉴”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常常被提到的话题。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是周初的政治家召公,他告诫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有殷” [26],一定要吸取夏、商灭亡的教训。后代大凡理性的政治家,都极力宣扬在政治活动中以史为鉴。历代王朝在编纂、收集、整理史籍活动中,史鉴观念多有体现。如贞观十年,房玄龄、魏征等人修成《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诣阙而上,太宗勉励诸史臣言:“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27]

史鉴观念在《资治通鉴》修纂活动中表现得比较集中。宋神宗在为《通鉴》所作的“御制序”中说: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28]

《资治通鉴》的主要编纂者司马光也同样表达了史鉴思想。他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于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29]

古代王朝对史书的重视还表现在另一种借鉴,即史书对当下君主及政治运行的监督。《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0]不少朝代还制定了君主不能参阅国史实录的制度,意在通过它造成“历史评价压力”,达到监督君主政治正常运行的目的。

三 不惜代价――典籍的价值高于一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治一乱,而图书典籍也有一聚一散,这似乎成为规律。每当新朝确立、大搞文治之时,作为治政之具与政治象征的图书典籍则往往残破不全,需要尽力搜求。而君主也往往怀着急迫的心情,希望聚拢天下载籍,“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31]。

为了尽可能多方搜求图书典籍,历代王朝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如隋文帝时,“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 [32];唐初,秘书丞令狐德“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 [33];中唐肃宗朝,太常少卿于休烈上疏要求搜求遗散于民间的前朝国史实录,建议“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 [34]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宋代君主特别重视奖励献书者,不是许以官阶,就是重赏金帛。如宋乾德四年,太祖诏令购募亡书,对献书人许以官阶:“献书人送学士院问吏理,堪任职官者,俱以名闻。”宋太宗更是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奖赏措施:“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俱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35]宋真宗曾诏令“所少书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才录用”[36]。宋高宗“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将遗书“悉上送官,多者优赏”[37]。

明清时期依然重视奖励献书行为,如乾隆十五年,御史王应彩建议乾隆皇帝:“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予旌奖。” [38]为了鼓励民间献出珍本秘籍,乾隆提出“以书易书”的奖励办法,即对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各赏《佩文韵府》一部。

以上这些搜求图书的奖励规定与活动,一方面说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另一反面反映了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崇高的政治任务,故不惜代价,尽其所能。这种不惜代价的心态在几处史料中也有所显示,可与上引史料相印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宋高宗曾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缺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39]又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成祖永乐四年,为了修纂之需,“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40]其中,“不惜”、“勿较值”就是指镂板雕造、搜访遗缺不必过多考虑花费。可见,为了集中天下之书,一统天下之文,或者说为了“教政”之需,经济帐是不用细算、不必计较的。

四 盛世修书――政权强盛心态的表征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41]“有成功”与“有文章”①相对举,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政治之事功必有“文章”之光彩相匹配。

《宋史・艺文志》云:“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八万卷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宇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42]这分明是说,盛世典籍浩繁,而五季乱世王化尽弃,就连图书也所存不多。宋景德二年,真宗到国子监视察书库,询问国子祭酒邢书库有多少书版片?邢回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宋真宗高兴地说:“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43]所谓“四方无事”即盛世,图书事业的兴旺,可谓正当其时。清代乾隆皇帝在采办、搜求图书以纂集《四库全书》时,强调要通过修书“用昭我朝文治之盛”,“以彰右文之盛”,并认为,“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44]以上这些言论都表明图书事业兴盛与政权兴盛的关系。

历代典籍就像政权的兴衰轮回一样,聚聚散散,然而政兴之后必有书盛。“尽管图书聚积和散失率极大,但人们坚信‘书籍聚散自有一定不移之数,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45]书籍的聚散存佚与王朝的兴衰轮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五 结语

据实而论,政治与文化从来都不是相脱节的,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历史文献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并不仅仅是个文化技术的问题,而是负有‘正纲纪、弘道德’的政治和道德的使命。” [46]包括图书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从来没有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它是教化政治的重要手段,与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乐形式的书面化、孔子的提倡及编纂实践等等息息相关。汉代政治家通过对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深刻反思,逐渐形成了重视文化、重视传统、重视教化的政治选择。于是“教政”得到发扬,对图书典籍的搜求、编纂、整理、收藏受到重视,甚至形成象征性的崇拜。

艾森斯塔得(S.N.Eisenstadt)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指出,的政治目标属于文化传统取向型[47],帝国的政治得以维护的重要因素是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时这种取向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视通过文化建设来维护统治合法性及进行社会整合。笔者在以往的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研究中,将其总结归纳为政治传播制度之一――“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48]。就图书事业方面的表现来说,历代王朝普遍建立修史机构,设置修史人员,通过官方修史延续政治统绪,表明合法性。除了修史外,还重视其他图书典籍的出版、校勘、编目、收藏。其意义主要在于延续文化,自我确认为文化传承的担当者,并通过这些活动间接地实现对社会舆论、知识、信仰的控制。历代王朝大规模的图书收集、编纂、收藏活动既可以被认为是实现理想“王政”目标的途径,也可以被认为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又是通过控制图书来控制思想文化的措施。利用图书进行教化传播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的重要方面,它是维系政治统治、传承政治文化、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它像一张无形的政治之“网”,潜移默化地控制着社会。

我们不难理解,古代王朝为何如此重视图书的编纂、出版、发行(流通)、搜求、整理(包括校勘、编目等)及收藏等方面的活动,因为这种文化活动更被自觉地当作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是一种上至君主下至臣民广泛认可的“软性政治”。因此,本文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的观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特点的另一种说明。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2]张分田.秦始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7-273.

[3]班固.汉书・艺文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4]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5.

[5][7][32]魏徵.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6,908.

[6]魏徵.隋书・牛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0.

[8][37]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06,1510.

[9]欧阳修.新唐书・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10][25][33][34]刘.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1965,2597,4008.

[11]徐松辑,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31.

[12][13][14]袁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5-116,119,120-121.

[15][24][30]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589,1715.

[16]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商务印书馆,1959:264.

[17]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014.

[18][23]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92-993,909.

[19]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20.

[20]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3.

[21][22]班固.汉书・五行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333,2639.

[26]江灏,钱宗武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召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309.

[2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M].北京:中华书局,1960:3797.

[28][29][44]袁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9-110,110-111,131.

[31][38]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761.

[35] [36]程俱.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4,44.

[3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9.

[4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4.

[41]朱熹.论语集注[A].四书章句集注[Z].济南:齐鲁书社,1992:80.

[42][4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032, 12798.

[45]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7.

[46]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6.

[47][以]艾森斯塔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0-232.

古代典籍范文5

馆藏古籍的收藏历程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办学上提倡德才并重,要求学生“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在此办学思想指导下,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建馆伊始,图书馆在购置农业科技书刊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类图书也非常重视,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作为基本馆藏予以配置,奠定了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1 新中国成立前古籍的收藏

新中国成立前,学校所购古籍多是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经典文献,尤以明清以来所镌刻发行的大型古籍丛书、类书、著名公私书目、金石、史地类文献为主,版本则以清中晚期刻本居多。这一时期中,古籍购置比较集中,藏书数量迅速增长。据《西北农学院图书馆线装书登记簿》记录,到1937年底,古籍线装藏书就已达9406册。这一时期陆续购进了许多重要典籍,如大型辑佚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历史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农学丛书《中外农学合编》,著名类书《太平御览》《佩文韵府》(图1),以及金石史地类古籍、历代诗文集等。1938年,除购单行本古籍外,又购进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正编各一部。这一时期任校长的辛树帜先生对图书馆特别重视。据《西北农专周刊》第1卷第1期(1936.12.15出版)图书馆消息:“2 林公铎教授介绍购置之大批中文古书。亦已到来。上次辛校长赴长安适值各书局减价,当即购回五六百册。3 辛校长到任后,即向各方征求书籍,现陕西省通志局赠陕西通志稿一部,国立编译馆赠新书数(六)十册及兴平等县所赠县志,均已到馆。”又据《西北农专周刊》第1卷第2、3期(1936.12.30出版的合刊)图书馆消息:“二、添置新书辛校长此次赴沪,特委托商务印书馆代订大英百科全书一部……三、新购整套杂志,此次辛校长在沪,购获东方杂志一套。自创刊号起至最近期止。完全无缺,可称名贵。”

2 新中国成立后古籍的收藏

1950年4月辛树帜先生再次出任西农院长,1952年发起成立“祖国农业遗产研究小组”。图书馆在古籍文献建设上,紧密配合科研与教学的需要,明确采购重点,有针对性地购置古籍,不断优化馆藏,满足科研与教学的需要。本时期在继续补充缺藏的四部经典,古籍丛书、类书的基础之上,以古代农书和史地、金石类古籍为购置重点。与此同时,对于影印和校注整理后出版的古农书、经典古籍和大型文史工具书,也力求完备,使古籍馆藏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文献信息检索更为便利。版本方面则从满足科研需要和考虑经费开支出发,对农书注重广搜异本,四部则求选底本优良的善本影印,使古籍的种类和数量快速增长。如1956年12月份就购回古籍5批22种62册,1984年馆藏古籍达2.8万册。其中古代农业文献的收藏,据1957年编制的书目统计仅有191种,到1985年已达400种,其别珍贵的农书有明平露堂刻本《农政全书》(图2)、元刊大字《农桑辑要》影印本、清乾隆刻本《知本提纲》(图3)等。

1999年合校后,馆藏新增西北植物研究所、水科所所减17种1000多册古籍。2004年又购买了大型道家经典《道藏》等古籍。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校领导对古籍文献收藏给予大力关心和支持。20世纪50到60年代,辛树帜院长曾亲自四处购、借古籍。80年代中期以后,在图书经费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扶持农史学科发展,从万建中院长开始,历任校长、院长均在其任内特批经费、设备,为古籍文献建设办一件大事。《甲骨文合集》《四库全书》《明实录》《清实录》《饮冰室文集》等多种重要的大型古代典籍,都是以这种方式特批购进。

3 接受赠书

部门、单位与个人赠书是图书馆古籍馆藏的又一重要来源。最早在1938年,辛树帜、石声汉、傅斯年等即向农校赠送图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约有部门、单位、个人19批次赠书。部门、单位所赠占籍图书以历史典籍为主,其中不乏价值较高者,如1937年外交部所赠清光绪石印本全套《钦定大清会典》(图4)409册,1938年长安县、大荔县政府及陕西省图书馆所赠成宁、长安、大荔、延安等地区方志30册等,均很宝贵。个人赠书一般质量较高,其中辛树帜、傅斯年、石声汉等著名学者捐赠图书,数量可观,版本精良,为图书馆古籍藏书添色不少。

石声汉先生1971年因病去世后,个人所收藏线装古籍24种800册全部捐赠给图书馆。辛树帜先生1977年去世后,所收藏的占籍50余种全部捐赠图书馆。

馆藏古籍的特色与价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从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使馆藏古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目前收藏有各类中国古代典籍1.2万余种,3万余册,其中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文献齐全,囊括先秦至清历代重要典籍。2007年12月1日,为给《陕西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馆藏重要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情况,该馆共计完成了861种、14717册古籍的电子文档录入工作,此项工作于2007年12月1日完成。其中经部49种、1634册;史部395种、5280册;子部156种、2127册;集部200种、3213册;丛部56套(含2458种,2463册)。版本以清木刻本为主,活字本、石印本、影印本、抄本、油印本等也都有一定收藏。其中活字本以《吕晚村文集》(图5)、《台湾外记》等木活字本弥足珍贵;抄本以该馆据国家图书馆藏本手抄的《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图6)、《种树书》《宋氏树畜部》《田家历》最为珍贵;油印本以国家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末油印的《江道宗百花藏普一卷续藏普一卷》《东篱品汇录》《暮牧饕验方》《养民月宜》及该馆油印的石声汉著《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为代表。其中的镇馆之宝是石声汉先生亲笔点校批注的清武英殿聚珍版印本《农桑辑要》(图7)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西村舍木刻本《齐民要术》(图8)。

1 大型古籍丛书、类书收藏丰富

古籍丛书对于图书的流通、保存和利用作用巨大。该馆收藏各种古籍丛书106种,著名的大型古籍丛书,如清乾隆敕编《四库全书》(上海 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部丛刊》正续三编、《四库珍本》《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均有收藏。勘校精审的著名明清丛书,如明毛晋《津逮秘书》、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等为数众多,保证了经史子集四部经典文献较为完备的收藏。而类书号称“古代的百科全书”,是查考古代事物的资料,辑佚、校勘古书的重要工具。历代的大型类书,如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策府元龟》,明《永乐大典》(残)、《三才图会》,清《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格致镜源》等该馆无不备藏,基本保障了科学研究与教学对古代文献资料的需求。其别珍贵者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国子监递修元至元六年(1340年)刻的原版重印本《玉海》(图9)。

2 古代农书收藏较为完备

著名古农书书目《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了我国古代农书541种,现存世约300多种,而本馆所收藏的古农书达200余种。其中各时期综合性大型农书齐全且版本众多,质量精良。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版本9种(图10),元《农桑辑要》有版本7种,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有版本8种。其他地区性、专业性农书更是种类众多,从而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成为国内四大农业历史文献收藏中心之一。其别珍贵者以明平露堂刻本《农政全书》为代表。

3 地方志收藏广泛

地方志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之全史,素有“一方之古今总览”之誉,是从事农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将其作为重点进行访求,尤其注重陕西省和西北地区方志的收藏,所收陕西省古方志达百余种,覆盖全省各府县,基本无地区空白。其中有清雍正《陕西通志》、民国《陕西省续修通志稿》、清乾隆《续耀州志》等陕西省地方志10种价值都很高。

4 文史工具书齐全,农史检索工具完备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等权威古籍检索工具该馆已齐全,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完善的馆藏古籍目录体系。1985年10月图书馆古农室编制了《馆藏古代农业文献目录》。该目录收录范围止于清末,内容仅限于记述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验者,亦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古农书的有关专著,共计收录古代农业文献400种,按现代农业科学分为15大类,书名之下详列该书馆藏的不同版本,并标明馆藏索书号。该目录后的附录,为按简化字笔画排列的书名索引,以便读者查检。该目录为16开79页打印油印本。该目录的编制使该馆的农史文献信息检索系统更完备,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农业历史文献的利用,有利于提供高质量的农史文献信息参考咨询服务。

经多年科学的规划和建设,图书馆古籍藏书结构合理,质量优良,数量在全国农林院校中位居前列,为科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文献和史料基础。

馆藏古籍利用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农业史学科奠基人辛树帜先生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呼吁。他曾先后3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就古农书整理等问题提出建议,得到国家领导的支持和农学界人士的热烈反响。

从1955年至今,原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以农业遗产整理为工作重点,科学地界定农书概念,廓清农书范围,钩沉阐幽,摸清农书家底,对农书进行了系统校注整理。石声汉、夏纬瑛等将传统农学与现代农学相结合,在文字校勘训释的基础上,阐明其科学原理,采用标点、校注、今译、选注(选译)、辑佚等多种整理方式,到目前为止,共校注出版古农书及研究著作43种(图11)。我国先秦至明清的历代著名大型综合性骨干农书基本都由西北农学院古农室校注出版。“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研究”项目1978年3月获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奖,4月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大会奖;《农政全书校注》1980年5月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科研成果一等奖,9月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授时通考》(校注)获国家教委社科优秀成果奖。

石声汉先生在整理《齐民要术》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国内现存的版本大多残缺不全,而日本国金泽文库(皇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手抄本,这部珍贵的手抄本曾经影印过。石先生即写信给日本鹿儿岛大学的农学家西山武一教授,请他给予帮助。两山武一教授友好地寄赠一部金泽文库《齐民要术》影印本给石先生。石先生得书后即废寝忘食地工作,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97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并以4个分册连续出版。为了表示感谢,石先生把新出版的《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分册寄赠西山武一教授。西山武一收到后十分高兴,回信中高度评价石注释本校勘精细慎重,注释内容独特,并说“这不但是‘贾学’之幸,而且有助于今后中日之间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其时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正合作把《齐民要术》校勘、翻译成日文,收到石注释本之后,他们表示暂停校勘工作,待石注释本出齐后再继续进行。西山武一、天野元之助、熊代幸雄等多位日本著名农学家纷纷与石声汉先生建立学术联系,还提议建立中日研究《齐民要术》委员会,会址设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主持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卷》引用石声汉先生论文不下七八处。李约瑟评价说;“由于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关于前汉的农书《汜胜之书》,另一本是关于六朝时期贾思勰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他在西方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遗忘的,而我个人将最深切地一直记着他。”

古代典籍范文6

关键词:数字化;古籍软件;成就;挑战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3-0000-02

一、引言

自古以来,古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遗产。据不完全统计,古籍的存在,有大约130,000种。他们有一部分的收集掌握在私人手中,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各地的图书馆中以及国外和国内的科研院里面。在很早以前古籍整理都依赖手工,这样不仅低效、而且费力。

二、古籍数字化工程的主要成就

古籍的数字化,其实质就是怎么用数字化媒体来承载古籍。我国的古籍数字化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从目前的情况下看,在国内古籍数字化的工作还是主要依赖于如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等学术型研究机构和北京大学等学校,如迪志、汉文化联盟的出版社,还有一些像北京书同文、超星等专门技术公司,以及公共图书馆(如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并且已经有大量的优秀的成果问世。

(一)为古籍整理的检索提供了高效的工具

以《国学宝典》为例,《国学宝典》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库全文检索系统,含二千多部重要古籍文献,具有全文逐字索引、字词频统计、智能模糊查询、自动卡片生成等功能,极大地满足了科研开发和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统计分析、主题查找、古书辑佚辞书编纂、等方面具有极大的辅助作用。《国学宝典》不仅为古籍整理后研究成果的出版创造了方便条件,同时也为古籍资源整理提供了高效的工具。

(二)解决了古籍的保护与使用之间的矛盾

我国古籍是我们的前人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数量一般不会有大的增加。一直以来,我们对估计进行物理和化学保护,实行防霉、防虫等基础工作,为了保护古籍,许多古籍保存单位严格限制古籍使用这就使得书不能不使用,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古籍保存是一个问题,但是数字产品却易于保存,所以只有通过将古籍制成数字产品就可以真正的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这些史料就会被人们充分的利用和共享。

(三)目前已经完成和开发了大量的古籍数字化相关工程

在我国古籍数字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一些比较大的商业公司、学术机构和出版单位开始对古籍的数字化产生兴趣,开始着手古籍数字化的工作,所以就开始迅速扩大古籍数字化的规模。例国学公司推出了《国学宝典》等系列产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了“秘籍琳琅”项目,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8年,共500张光盘库,分哲学、史地、艺文、综合4个子库20个大类,范围涉及先秦至民国的重要典籍1万余种,并提供多重检索功能,每种典籍有1个通行版本的全文信息,另附1-2个珍贵版本的图像数据,预计全文20亿字、版本图像2千万页。书同文公司推出的《四部丛刊》的全文检索版。中华书局正在进行的中华古籍语料库的建设。

另外还有一些个人和机构都对古籍进行了数字化工作。在整理的过程中,人们对古籍实现数字化的原则、数字化古籍资源的特征等基本问题的认识都会有一定的加深,这些个人和机构经过持续的研究和试验,对我国古籍数字化实现的一些关键性技术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使得估计数字化也取得了很明显进展。

三、古籍数字化工程所面临问题

在我国古籍数字化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充分挖掘古籍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对古籍的长久保存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面临这很大的问题。

(一)重复建设严重

我国分散各地,并且古籍数量十分庞大。目前,我国的数字化古籍整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来做出一个统一的协调与指导。一般都是单独开发。而古籍数字化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缺乏宏观调控和管理的状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也并没有明确规定古籍数字化的规划问题,重复性建设严重。很多开发单位各自为政,也大量的造成冷门项目少有问津,热点项目重复建设。就拿《四库全书》为例,它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书,单是1998年一年内就至少出现了3种不同的光盘版,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发展。

(二)录用字时的识别和检索问题

古籍汉字识别的规模一般是很大的,这就使得工作变得困难重重,所以专家就要对古籍汉字识别进行严格控制,对于一些大型古籍数据库,由于操作人员本身的知识水平,就很难识别古籍中的异形(体)字、俗字,不得不“照搬照画”,其结果就是大量生造的字,这不仅仅增加了检索“模糊度”,还会出现一大堆生造的繁简字、俗字、异形(体)字。这些生造的字,对资源的共享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还有一些制作单位,可能会因为一些识字,采取替代法来代替一些疑难字符,这就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真实性。另外,从目前看来,现行的繁简字转化系统是一种单一的一对一对应关系,没有办法解决繁简字的一对多、多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简化字对繁体字进行转化输出时出现错误或一些其他的有歧义的字。

(三)古籍数字化缺乏一定的引导

在古籍数字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是缺乏一定的引导的,并且在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1.缺少复合型人才。目前看来,从事这种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不多,尤其是不仅仅可以熟练的应用信息技术又具备很强的古籍整理知识的人才。

2.缺少统筹规划。在我国国内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和指导,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各个开发单位就可能做一些重复建设,这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上一篇搞笑作文

下一篇爱到极度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