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范文1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古代文学史范文2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课程教学中存在模式化、刻板化、程式化倾向。笔者结合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实践，对如何突破固有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仅供参考。 一、对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再认识 古代文学史课程有何特点，通行教学模式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目的是什么，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教师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传道授业解惑？由于受教学习惯束缚，连一些资深教师对此也含混不清，或者有意无意地不做深究。其实，厘清这些问题既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的现实需要，也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的前提条件。 与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相比，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长，从远古神话到晚清文学创作，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步；二是涉及文学人物与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三是“文史哲”不分家，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都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等等发展状况绞缠在一起。与此对应，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一是为学生厘清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让学生头脑中有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二是引导学生循着文学历史发展的主线，探索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三是为让学生明白“文史哲”三者之间的关系。 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这三个特点，是广大文学史专业教师所熟知的，因此，日常教学工作通常就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教师的工作也日趋程式化和模式化：一节课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简单交待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接着介绍创作流派，然后是具体讲述某一派或者某一位作家的创作，讲述的内容包括作者简介、风格简介以及作品鉴赏等。而学生专注于黑板，不放过教师笔下或者投影幕布上的的每一个字，记述完毕，一节课也就到了尾声。这样一节课，是标准的，也是合格的。对于这样一节课的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方和学生不会有意见，争议最多是课堂气氛活跃与否或者内容生动与否，对于教学流程不会有疑议。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教学就是以这种模式进行，这是传统的、常规的、通行的教学模式，影响深远而广泛，各方都已习惯。习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被习惯左右着的教学各方，罕有创见，即使有，也难以冲出惯性的重围。王安石曾说过“人习于苟且非一日”，[1](97)语义与此相类。在“习于苟且”的环境力量下，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被局限于教室，局限于书本，局限于教学大纲，局限于标准化的教学条框中，鲜有创新。 笔者认为文学史课程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某一作者的创作概况，总体风格或者某一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而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审美品位，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2](76-87) 其中，学会生存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而前三者则是学会生存的前提条件。前三者综合在一起，正是我们的古代儒者所称的“修身”一门。“修身”是儒者立于社会治理社会的前提。《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485)古代文学史内容丰富而源远流长，涵盖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对学生而言，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面重要窗口。同时，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探讨特定阶段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依存感与归属感，塑造人格，培养性情，从而提升个人素质，既与先哲的“修身”说遥相对应，又与当代教育专家的“认知”“做事”“共处”等观点本质上相通。 可见，不论是古代儒家学者还是当代国外教育专家，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一致，表达方式迥然相异，实则殊途同归，都将教育的终极目的归结于提高受教育者素质，为将来踏入社会生存做准备。所以，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不单是向学生灌输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二、对创新教学方式的新思考 古代文学史教学面临着学生需求多样化、趣味化、信息量大且传递迅速等新形势，迫切需要突破刻板、程序化的教学模式，以增强学生兴趣，加强师生交流，强化教学效果。明袁宏道在《叙小修诗》里首倡诗文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4](187)引发文坛震动，引导复古、拟古的文坛转变风向，从追求形式转而追求真情，引起了明代晚期诗文创作的变革。而今看来，这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观点也适用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同，是可以古为今用的一笔丰厚历史遗产，值得深入总结、大力推广。 1.“不拘格套”的授课方式 正统授课方式包括几大要素：讲授者，接受者，教材、教案，固定的空间——教室，固定的工具——黑板以及相关附属物。教授的方式是在固定的空间内通过口授、文字表述等手段向接受者传授教材以及与教材相关的知识。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内容特点与教学目的决定了这种正统的授课方式并不是最合理的。所谓“不拘格套”是谓打破固定空间的约束，打破教材与黑板的制约，以灵活的方式授课。 方式1：走出教室，走入自然。 #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引领学生欣赏、品鉴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采用何种方式带领学生深入到古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境界中去，是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诗歌与散文。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感，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5](527)讲述的正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触动时的感受。这种“悲”“喜”“懔懔”“眇眇”的情感变化，是诗人进行创作前的必经阶段。因此，要理解古人的情感变化，深刻领悟古代经典诗文的境界，最适宜的方式便是将欣赏的空间由室内移到室外。在春和景明之时，感悟春的美好，体味“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勃发生机，在万物萧飒，落叶纷飞的季节，领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感伤与怅惘。还可将课堂拉到旷野，让学生体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总之，不局限于有限的教室空间，将课堂延伸至室外，对于学生品读、深入理解古代诗文有着重要意义。 方式2：专题讲座，深入探讨。 按照教材或者以教材为纲的通行做法，将教师的精力，学生的关注点局限于书本，造成一种面面俱到、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效果，但无法就某一论题深入展开、层层剖析。专题讲座可以弥补此缺憾，教师利用专业优势，借助现代辅助教学手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学术热点、前沿问题等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并且安排互动环节，引发学生对专题的关注与探讨。这种做法对于拓展学生视野、训练学术思维，提升学术水准大有裨益。专题的选择可以两种方向主导，一是学生主导，一是教师主导。学生主导就是调查学生的关注热点，对于学生希望了解的古代文化、文学人物、古代政治、甚至社会风俗等某一方面给与关注，形成论题，以小型学术讲座的形式为学生“答疑”。教师主导就是选择教师的学术专长或者研究成果中的某一项加以整理形成论题，以剖析的方式面向学生讲解，展示学术研究的路径，训练学生的学术思维，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采用何种专题讲座，都是深入探讨的有效路径，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 2.“独抒性灵”的引导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高峰迭起、瑰丽璀璨。 诗词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最讲究一个“情”字，历朝历代的诗文大家谈及创作，无一不围绕情感进行阐述，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5](528)白居易说诗歌“根情”。[6](2790) 诗歌的创作以情为主，以情动人，讲真情而非矫揉造作之态。欣赏古代经典诗文也当从“情”字着眼，倡导“独抒性灵”的诠释方式，引导学生自由思考、独立分析，不拘泥于权威解释，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方式1：品读经典，怡情悦性。 历史发展，时代演变，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社会潮流变化万端，万变之中唯一不变者乃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思春而意兴勃发，睹秋而悲从心起，自古皆然。一些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更是人类情感的结晶或升华，因此，以“情”为突破口，深入了解古人心态，理解古人创作动机，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乃是解读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怡情悦性的不二法门。例如引导学生欣赏《长恨歌》，首先应摒除“政治主题”说，而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思考白居易为何笔不由己，将“欲惩尤物”的讽刺主题渐变成“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颂歌。其次，带领学生走进“长恨”的情感世界，抛开李隆基的帝王身份，引入一个人到暮年的男性视角，理解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恋，乃是一种对于生命之春的眷恋，是以杨玉环青春肉体的活泼魅力抵消暮色沉沉的悲哀。通过这种方式引导，既能增加学生品读、鉴赏经典能力，也能愉悦性情、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 方式2：区分个体，不立标准。 孔子的“因材施教”说，三千年来，历久弥新，遗憾的是在常规课堂教学中，囿于学生人数、教材与大纲，区别个体、因材施教的做法难以施行。对此，可以在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大量增加自由讨论环节，鼓励学生挑战权威，敢于偏离“正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欣赏，非一家之言可以囊括。越是经典作品，留下的阅读空白越多，诠释、探讨的空间也越大。而读者由于个体的教育背景、情感经历、家庭环境的不同也造成对文学作品诠解上的差异。因此，区分学生的秉赋与气质，针对不同学生特点，鼓励、引导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走入”作品，以最真实的态度和感受体悟作品，独立思考。例如，对于情感世界丰富而又细腻的学生而言，以言情取胜的婉约词最易引发他们的感慨，柳永《雨霖铃》带来的思索比东坡《大江东去》带来的感悟更多。而对于视野开阔，性情较为爽朗的学生而言，东坡的词比柳永的词显然更胜一筹。因此，在古代文学史课程的经典阅读环节，需注意的一点就是打破权威、摒弃标准，区分个体差异，设置对应论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训练自主思维的能力和习惯。 除了要对常规教学方式进行革新，改变教学的惯性思维，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也是一个应当重视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以来，笔者发现多数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典阅读不足，对于一些古代文化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孔子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68)而现实情况是相当数量的学生由于阅读量小，对于一些经典作品茫茫然不了解，无法“愤”，无从“悱”。因此，教师也就无法做到“启”与“发”，迫切要做的是为学生补课，及时补充古代文化知识。因此，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增加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增强经典作品阅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史范文3
欲清晰准确客观地梳理出历代文学前后继承的线索，梳理者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决定着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原貌。我们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发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蕴藏的一个点。笔者认为，文学史撰述初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的表层为学习、模仿日本，而深层则仍然延续着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体、宏阔的文化视野(如政治、哲学和历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学史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影响，叙述者以一个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将纷繁复杂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的文学事件、现象一一连接，从而演绎出一部类似八股文“起承转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框架体系。
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
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
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著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
可见，生平、遭遇等(详)→作品的思想内容(详)→作品的艺术特色(略)→文学史影响(略)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劳动、平易是其外在显现)，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p#分页标题#e#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袁编”)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章、骆本”)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
袁编说:“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18］此种对田园诗写农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及甘苦的评论与之前文学史中将其田园诗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看法，无疑是相当通脱的。因为“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19］而且，袁编将陶诗的分类扩大到五类也是比较彰显阔大批评视野中的细腻性的一面。袁编将陶诗的艺术特色较为倚重中国古代诗话中的相关评论，这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联颇为密切，得出“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20］文本分析也比较细致深入，引用了《拟挽歌辞》、《拟古》等一些以前文学史中较少提及的作品。此部分还着重探讨了陶诗艺术的渊源，得出“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21］将陶与他之前的诗人作纵向比较，凸显陶诗在魏晋诗歌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此处的论述可能未作全面考虑，因为陶诗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期是出于边缘地位的。再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叙述者大大地淡化了陶诗在政治方面的意义，着重在陶的诗赋上细致地展开文本分析，尤其是通过局部词句的详析来呈现陶的诗文创作成就。首先，从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个角度来理解陶诗，其中又分两个相连而程度深浅不等的层次，一是诗人“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悠然的生活”，认为这“正是人生意义的所在”［22］这个结论是通过分析《饮酒二十首》第五首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得出的;二是陶诗中出现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焦虑忧惧。“这种焦虑的身影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曾经闪现，但在那里很快被及时行乐的吟唱所代替。而到陶渊明，则以一种新的凝聚化姿态重新凸现了这种焦虑。此时自然与人的合一被转向了另一个角度，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不可抗拒死神的降临。”［23］其次，对陶渊明哲理诗的评析也是此书的特色之一。以前的文学史叙事较少提及陶诗与东晋玄言诗的关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多的只具有诗体上的价值，诗歌艺术成就向来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阻碍诗歌良性健康成长的障碍。章、骆本文学史却能客观地正视这个问题，指出:“作为一位身处东晋南朝之交的诗人，他的诗还带有较多的玄言诗的印痕，诗中好言哲理，但他高出一般玄言诗人之处，在能把哲理相当圆满地结合在对自然事物或者乡村景色的动人描绘之中，并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玄言诗和前人未曾涉及的田园诗”。［24］不仅肯定了陶诗中有与玄言诗相似的地方，而且大胆提出玄言诗可能成为田园诗形成的母体和始因。且说《饮酒》(其五)与纯粹说理的玄言诗不同，它“用真正的诗的语言去表现内心对玄意欲言不能的感受”，“侧面展示玄意即在人心中的题旨。即醉酒的境界”。［25］#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史范文4
提高教学质量既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即将启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度工作会上所指出的：“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没有质量的持续提高，规模和数量扩大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1]对中文系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在课堂教学仍是保障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主要途径以及当前推进大学教学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与教学效益值得反思。其中，改革课程实施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构建比较和谐的师生互动教学关系，对于提高《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效益意义显著。
一、课程实施方案关联“教什么”的问题，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关联“怎样教”的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在明确认识课程定位与要求、该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精心准备课程实施方案；要确定以学生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实际、并兼及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教学目标，明确课程对内容大纲的要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变传统的知识性教案为知识与教法设计并重、尽可能较好体现高教性、专业性及应用性的教案。笔者在准备古代文学史课程实施方案时，既突出了课程定位、课程沿革、国内代表性教材优劣分析以及各章节重难点知识的梳理与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识介绍，重难点如何突破的设计，力求既备课程，更备学生，使课程实施方案的内容切近时代和学生接受的实际，教学效果比以前明显提高。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该课程沿革、定位时，笔者表述如下：“自我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即在中文专业开设此课程。该课程也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核心、教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实用思想冲击的情况下，该课程坚持以‘立人’为本，既着眼于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与中文有关的社会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学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贤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培养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的情感，保证我们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学生听后对此课程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比以前更为全面。
又如在学习《古代文学史•宋元部分》时，我先通过问卷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学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宋代文学、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国势、外交一样，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课前推荐阅读书目：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赵仁奎的《宋诗纵横》、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写出阅读摘要，课上交流。结果，学生普遍感到“惊讶与欣喜”：原来宋代文学、文化如此“炫目夺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识：“尽管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宋代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却呈现出承前启后、宏通广博的繁盛景象。论学术思想，宋学向来与汉学并称。讲文学艺术，且不说入宋后大放异彩的宋词，就传统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有‘唐音宋调’，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言及书画艺术和话本戏曲等通俗市民文艺，则又是宋元同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宋代都是一个文化发达而文学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文统而鼓吹文学的政治伦理功用价值与追求表情写意并行，维系社会政治次序而自觉产生的普遍深广的忧患意识与人生悲凉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珍视巧妙结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过于热衷社会政治而趋于激进，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坠入空寂，无论穷达进退，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费磨刀功”，以上准备活动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与需要，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宋代文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与氛围。
1．完成了“教什么”的问题后，教学方法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改革教法有许多途径，本文主要就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加以阐述。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师生课堂关系的和谐与否将直接关联课堂教学的效益。但大学教学重知识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实用轻人文的总体倾向直接导致大学课堂教学时至今日，师生课堂关系仍以老师的讲授，学生的记、背、练、考为主，师生双方处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状态。就《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言，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大学课堂只要老师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即可，即使有学生讨论、发言等环节，也是给予学生的时间与机会很少并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还是传统“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的反映。事实上，大学老师教学的成功与最高价值不仅在于你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与提高，更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逐渐“爱学”、“会学”、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完善知识完善人格。
如此，学生就有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师生的课堂关系也就会逐渐实现由“教师以讲为主”的单向方式到“师生共同学习”的双向和谐关系的转变，课堂教学效益自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学老师也要研究每一届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情，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方案和便于学生“接受与提高”的教学方法。比如围绕教学目标、学生学情精心设计有序有效的提问，适时点拨启发，展开讨论，让学生多读、多说、多讲、多提问，教师适时调控学生发言、讨论的方向、深度。而这又意味着作为古代文学科任教师要在保证“专”的前提下努力成为“杂家”。广泛阅读，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乐、艺术都要涉猎，并要批判性地阅读，有识见有眼光有继承也有创新的阅读。同时，要让课堂富有知性与诗意的美好，要让学生成为有思想、有素养、有情趣的人，教师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喜欢不认同，不学习不研究，不阅读不思考，没有良好人格与优雅情趣的古代文学史教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个认同和喜欢古代文学，进而体认和喜欢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抱有积极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养的学生来。所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下，做一名古代文学授课教师是艰辛的，做一名真正地、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更为艰辛。首先，这意味着你要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氛围与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趋势所构成的巨大矛盾与阵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坚守，使在围困与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讲台上担当。因为你首先是一名师者！“师者，孔子誉为‘万世之表’；韩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的前贤都认为师者是能够在尘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类人。”[2]#p#分页标题#e#
2．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尚要注意细节、以及对细节的理解和运用。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每个章节后的注释要加以关注，每个章节中所选作品的注释、评析以及如何发挥袁版教材信息量大、学术性强、语言表述饱含深情等优点的问题。但又要思考如何克服袁版教材零散不系统，与学生中文功底相距甚远的问题？又比如教师要熟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章培垣《中国文学史》、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代表性教材的异同，并在教学中相互参证、补充，必定为教学增色不少。
3．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还要有针对不同学情及时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文学史与实践性教学关系的能力。“目前的大学中文系普遍压缩古代文学课时，比如文学史由传统的每周6—8节变为每周4节。这使得知识量宏大的古代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许多老师往往赶进度且略讲宋元以后的文学史，作品赏析与研读就更是浮光掠影。”[3]这样的教学模式最终使学生增加了从理论角度的理性认识，减少了从作品角度的感性积淀。这种失衡的知能结构既不利于学生以后的深造学习和研究，也不利于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因此，加强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背记、品评、讨论、改编、创作、表演以及板书等直接关联学生习得，关联学生古典文学素养提升与情趣培养的实践教学活动就很关键了。
二、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与教师直接有关，也与学生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目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多是针对教师，对学生的分专业、分年级的具体学习要求与评价尚不系统、不深入，多为专业点或科任教师个人制定要求，进行督促，尚缺乏普遍的约束力和科学的导向性。具体到学生和古代文学的课程学习，有以下问题需要学生关注，以求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实现古代文学教学艺术的构建，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1．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从中逐渐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增强阅读资料、筛选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学习的成就感，尽快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要我学”向“我要学，我会学”的转变，中学语文学习状态向大学中文专业学习状态的转变。《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中文专业时间跨度最大，知识量最大的一门课程。在课时压缩的大背景下，同学们走在老师的前面，提前预习相关章节及相应的作品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预习包括小到字词的读音释义，概念的辨析界定；大到前后知识的衔接比较，相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社团的基本情况等等。这样的预习可以是个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个人合作完成，然后将归纳、整理的结果或者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讲述或者提出来，师生一起讨论、解决、归纳，如此将会有机统一课内外并大大提高《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效益。
2．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余重视古代文学经典原著的阅读，牢牢树立广泛阅读、及时点评、及时笔记的意识。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中文学习需要广泛阅读。但大学时代的绝对时间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大家要精读、细读、慢读，更要泛读、略读、速读。对代表性的作品或者经典作品一定要细读，有感想要及时记录，并要注意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文学批评方面的信息。如此，我们方可埋头读书，也可抬头看路，不至于“走进去”而无法“走出来”。比如“十三经”，“四书五经”，教育部曾推荐的中文专业必读书目，傅璇琮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系列、罗宗强所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李泽厚《美的历程》、朱青生所著的《读书十九札》以及王国维、胡适、鲁迅、朱自清、季羡林、陈寅恪、钱钟书、程千帆等人的论著，包括他（她）们的传记及其人生历程、治学得失了解、熟悉得越多越好！
古代文学史范文5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含蕴丰富的思政教育内容
对文学艺术思想道德教育目的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文学艺术产生之初，孔子当年确定“六经”时曾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ii]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从不同角度涵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和性情。在他看来，文学的作用是“教”，“诗”的修习在获取知识、感发情志的同时，更是提升道德的途径。受此思想影响，古代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求文学艺术之美与思想之善，力求“尽善尽美”，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大都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古代文论家们也意识到文学不仅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方式，还对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从《诗大序》中“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iii]到曹丕认为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iv]，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韩愈倡导“文以载道”，更是引导了唐以后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文化语境，深含丰富的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内容的作品为今天课程思政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作家面对社会，普遍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无论个人穷达，始终心怀家国。其中有屈原为了“美政”理想上下求索的身影，也有杜甫潦倒之余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即使像李白这样颇自我意识的诗人也始终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在为国建功的事业中成就完满的人生。在侧重表现个人情感的文学体式词曲中，也回荡着爱国情怀，既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一统国家的战士壮歌，也有张养浩在历史洞察中表露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民生关怀；在小说和戏曲这样的通俗文学样式中，也有《水浒传》对黑暗统治势力的反抗和《三国演义》对国家一统的执着与美好仁政的追求，更不乏《红楼梦》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反思。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尽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始终的内涵特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古代文学家留给今天的宝贵财190富，充分利用这些财富，可以培养学生刚健有为的人生追求、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以及高尚的家国情怀。古代文学作品还普遍体现了文人对人格完善及学识修养的重视。陶渊明躬耕自资的生活方式中踏实的人生实践与其不役于外物、固守志节的精神追求及遗落荣利、忘怀得失的人格境界相互辉映，为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带来诗意化的可能。古人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以诗书传家：“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他们倾心向学，鄙薄物质利益追求，享受自然赐予的“清风”、“明月”、“江水”，醉心于“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间。”[v]面对人生，他们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追求个人内在的修养，操守自持，弥诚自信，《醉翁亭记》在仕途失意，身遭贬谪的情形下，仍然始终在渲染一个“乐”字。苏轼也以他高风亮节和卓然不群的人格韵致感召后人，他“奋厉有当世志”[vi]，一生对政治事务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尽言无隐，不顾身害”，不徇私、不盲从，始终保持表里如一，黑白分明的精神，得意时有所作为，失意时不减热爱生活的真性情。他们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典范，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当中，深蕴着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意识、价值判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最直观最方便易得的载体。古代文学中有如此深广的思想道德内容，在当下如火如荼展开的课程思政建设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更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在忠实历史的基础之上，深入发掘可资利用的思政内涵，通过对作家作品的释读，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贯穿到课程的教学中去。
二.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要抓住时机、适时而动
如何将丰富的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效传递给学生，真正做到“入脑入心”，生硬地灌输是十分不可取的，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聪明智慧。课程思政的建设，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效果，只有与专业内容紧密结合，从内容中自然生发，才能在有限的教学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思政教学效果。以《西游记》的教学为例，这部神魔小说经常被认为是一部“游戏”之作，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神奇与众妖精们热热闹闹的打斗，会博人会心一笑而已。然而这种理解显然是浅表化的，只有透过表象理解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才能解释这部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原因。《西游记》可谓孙悟空的个人成长史，记录了孙悟空的出生、成长、奋斗，直到功德圆满，成为斗战胜佛的过程，这与当代大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如个人自由、个人能力与成功的关系、个人奋斗与人生意义等不谋而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由作品本身出发，分别选取三个点，来推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让学生展开思考与讨论：1.如何理解“大闹天宫”；2.如何评价“强者为尊”；3.如何看待西天取经。在关于“大闹天空”情节理解的讨论中，引导学生认识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孙悟空是天地精华所生，从未受过社会规范的教育，保持了自然的天性。为了超越生死，他去学习本领，有了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打到阴司，勾掉了生死簿上猴属的名字，从此冲破了一切有碍于生命永恒和自由的藩篱，此时的追求同人类科技进步的追求一致，都是为了摆脱时间和空间对人们的束缚，这时他的奋斗给人的印象是淋漓痛快的。而大闹天宫恰恰是孙悟空人生追求异化的过程，弼马温的官位品级与齐天大圣的虚名，让他认为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显示了孙悟空这时的人生追求开始转向名誉、地位与权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呼声是个人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表现。他认为，只有做了皇帝，享受了最高的名誉地位才是自由。大闹天宫的失败在于把自由放置在社会规范之上，所以，孙悟空追求绝对的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丧失了自由。在“大闹天宫”的过程中，孙悟空提出了“强者为尊”的诉求。“能者上”曾经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但是，是否强者就一定能够为尊？这其实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讨论，要引导学生认识，能力是认定人才的极其重要的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刘备、宋江、和唐僧都是团队的领导者，但都不是团队中最有能力的人，他们成为领导者的原因在于道德与理想信念，为团队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并且坚持不懈。刘备在任何形势下都坚持仁厚，宋江始终讲求忠义，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时刻受到生命威胁却不改初心，一心向西天取经，他们都是队伍中最有信念的人物。“为尊”不只是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有理想有信念，否则就会走上歧路。孙悟空加入西天取经的队伍，是放弃了个人奋斗而最终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寓指他最终的人生选择。取经是为了普度众生，当孙悟空把个人能力应用到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上，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突破了小我，完成了大我，最后成为斗战胜佛，实现了个人最大的自由。当然这个过程充满波折：要干成一番事业，首先要战胜自我在面对各种诱惑之时的动摇。所以孙悟空西天取经路上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战胜代表自身欲望的“六贼”；其次还要战胜象征着人生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的妖魔；孙悟空明明一个筋斗可以飞到西天，但是西天取经却要一步一步走过去，人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获得成功。西天取经，不但考验了孙悟空的人生，重塑了他的人格，更是挑战与升华了他的信仰、意志和心性。通过对孙悟空的成长过程的解读，我们可以让学生认识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的冲突，如何找准自己的社会位置。《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思政教育，或可以同步于专业教育，但需要教师在有限的课时中精心设置思政教学的“点”，自然生发，通过对授课内容的深入理解与精心提炼，适时而动，才能做到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密合无间，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政效果追求
古代文学史范文6
关键词：儒家话语权；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分析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质是一部话语权的斗争史，其所体现出的是政治方面斗争，因此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话语权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社会要素。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史，儒家话语权对其的影响毋庸置疑，甚至能够影响到现代文学，因此对二者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话语权概念分析
话语权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是说话的权利，即舆论的控制权，一般情况下，能够掌握话语权则能够对社会舆论走向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当代社会中，话语权通常被掌握在媒体控制者手中，对媒体和经济实体进行操控，常常掺杂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和得失进行舆论传播，利用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进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行为，主要体现出的是高层言论。在我国的古代，主要侧重于对诗学、文学以及修辞学的研究，利用思想进行话语的创新，因此要想拥有话语权则必须具备三种条件。首先，实力。没有实力的支持话语权也将成为泡影。例如我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被西方列强欺压和掠夺，民族尊严尚且不保更不用说话语权。现如今，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拥有话语权。第二，团队能力。话语权的拥有不能单纯的依靠个人力量，要树立团队意识，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才能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第三，平台。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引导社会舆论，使话语权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平台，使话语权的影响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创立，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在先秦时期，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但是都没有得到重用，并且在秦始皇时期还经受过“焚书坑儒”的重创。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政权，巩固其专政统治，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儒家学说便从此开始得到鼎盛发展。儒家学说受到周礼等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出的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几千年来，我国人们受到《四书》《五经》的影响根深蒂固，例如忠孝思想、责任思想等皆起源于儒家学说。在儒家的学说说主张以孔子为师，借助《四书》《五经》等文学著作，宣传仁与礼，侧重于人们之间的伦理道德，讲究仁而有序、仁爱待人、重义轻利等思想[2]。
三、儒家话语权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
通过对儒家思想特征的阐述能够将儒家思想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存在意义是希望能够被应用到治国大策之中，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质方面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在儒家思想中，主要主张的是忠君思想，要对君主予以绝对的服从，这同样也是古代封建专制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能够看出，在诸子百家中的学说和思想都是希望为君主提供服务，能够被应用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例如法家提出的依法治国，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等等，这些不同的学说和思想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相同的目的，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话语权方面的争夺，事实证明，的确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将会引导社会舆论，将自己的治国思想付诸于实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其实质上是一部话语权的争夺史。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得以重用，并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将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被确定，儒家的话语权自然有所提升，在很多方面上体现出较强的权威性。汉朝时期，儒家思想被推上发展的巅峰，居于统治地位，充分具备上述三种发声条件，也自然拥有较高的话语权。此外，古代文学还具备较强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同时也是其职责所在，更是古今中外的文化通则，是文学存在的根本使命，统治者能够深刻清醒的理解到，要想维护政权，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能够得以长久延续，必须对国民思想进行统一，而事实此举的主要措施便是依靠教育。因此，秦始皇所实施的“焚书坑儒”举措就是要打破儒家思想对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如果不将儒家思想彻底消除，则难以在思想方面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思想又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因此才会采用此种极端的形式进行思想上的毁灭，但这也能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3]。从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中能够看出，在基本属性方面并不单纯的包括简单的审美，还具有政治教化以及借文言志的内容，这种正统的儒家学说就是对儒家话语权的有力维护，保障其权威性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由于儒家思想对后世也充满教育意义和积极影响，被广为继承和传扬，因此对儒家话语权的维护才显得十分重要。司马迁在此方面就坚定不移的支持着儒家话语权的立场，他的著作《史记》便是在儒家话语权的影响下进行编写的，因此司马迁对墨家思想持有反对和抵触的心理，而更加尊崇儒家思想和文化，这同样也体现出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司马迁对墨家思想的抵触一方面体现在其提出的“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中，其中的“节葬”与儒家思想中的“厚葬”和“礼乐”产生了冲突和矛盾，而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将“礼乐”视为是大宗，如若将墨家的思想记录《史记》当中，则会触动朝廷官员利益，引起对其的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墨家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其所提出的“兼爱”思想也与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相对立，这种为平民阶层、小生产者争取话语权的行为，明显与儒家思想中的“上昭下遵”的专制制度相砥砺，因此其没有出现在《史记》的记载当中。此外，在当时的汉朝，朝廷官员基本为儒生，儒家思想也属于政治主流，因此其话语权地位自然也是不可撼动的。而墨家思想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这将对当时的贵族利益产生了触犯和削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攻击，司马迁又受儒家思想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在思想意识方面对其影响根深蒂固，将毫无疑问的反对墨家文化，支持儒家思想。经过大量历史实践的研究结果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和传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话语权的传承，而儒家思想能够符合当时汉朝的政治背景，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和政权的巩固提供较大的便利，因此在当时更加受到推崇和重用，这也同样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以及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争论与传承，其根本上都是围绕着话语权展开的，而话语权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同时也是重要维度之一，儒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影响意义深远，其话语权地位的变动也将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研究儒家文学为何会具备较强权威性，成为汉朝以后两千年来的主流思想时能够发现，这些都与其自身所具备的教化功能以及政治色彩息息相关，在古代文学这步话语权的争夺史中，儒家话语权对古代文学史的影响将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铁生.政治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意蕴交映[D].吉林大学,2012.
[2]陈婵.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古代文学史范文7
元代是个大一统的帝国，这对于全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起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整个元代又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蒙古族在入主中原时，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飞跃的阶段，比之于高度发展了的宋朝封建社会是很落后的。先就经济生产方式而言，它以强大的军事暴力征服中国以后，就企图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游牧所需的是牧场。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贵族别迭等就曾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个野蛮的建议，虽因当时重臣耶律楚材的反对，没有实行，但是由此可见蒙古贵族所计划的生产方式，具有多大的破坏性。在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残暴的屠城政策，所过之处，人民杀戮殆尽，财帛牛羊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郭化为丘墟。像关中这样富庶之地，在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北方的大量农田，被荒废为牧场。蒙古统治者圈占大片土地，分封给贵族功臣和僧侣，而俘虏大量被征服者作为农奴或奴隶，从事无偿劳动。例如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3800户没入为家奴。尽管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经采取过某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释降奴为民”、“严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赈贷”、“劝课农桑”等等，农业生产有所复苏，但是由于蒙古贵族贪暴的本质，对人民仍然大肆搜刮，逼使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特别是从元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极其尖锐，对人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赋税比元初增20多倍，使人民饥寒交迫，“日羸月脊，不得糠粃以实腹，褴褛以盖体”，“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于衰蔽状态。同样，手工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蒙古统治者为了满足生产武器和生活奢侈品的需要，特别注意搜刮工匠，各地屠城时，只有工匠不杀。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刮中原民匠72万户；1279年元世祖灭南宋，籍工匠42万户，立局院70余所；1284年于江南民户中又籍匠户30万，选有艺者十余万户，而把无艺者遣归。被拘籍的工匠，都集中在官营的或各贵族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中，由匠作司管理。就生产规模和分工协作的程度而言，比南宋时有所发展，但工匠没有人身自由，沦为工奴，每年只给粮五石糊口，本身及子孙永为匠作工奴。强制性的工奴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不高，比宋代以独立手工业和雇佣工匠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要低得多。这种以奴役中国人民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势必使社会的贫富悬殊更趋极端化，社会财富集中在蒙古、色目等少数特权阶级的手里，而广大人民则贫穷不堪。诚如《续通考•田赋考》所云：富豪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江南豪家，广占农田……恣意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售妻鬻子者。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剥削很自然地盛行起来。蒙古人以皇帝为首，诸王、后妃、贵臣、僧侣、商人、地主、豪强，无不放高利贷。这种剥削极其残酷，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又翻一番。本银一锭，经过十年，利滚利，就变成1024锭。这种剥削方式叫“羊羔儿利”，至期债户无钱偿还，其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抵债。元杂剧中有不少剧本的戏剧冲突，都与高利贷有关，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被征服较早的西域和欧洲诸国的人）次之，汉人（包括北方的中国汉人、契丹、女真及高丽人）又次之，南人（中国南方的汉人）最低贱。规定高级的军政长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和小官吏。到了元代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之时，为了收拾人心，才不得不任用汉人为省、院、台、部的高官。
法律也不平等：“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更不合理的，是“汉人、南人杀蒙古、色目人，处以死刑，且向犯人之遗属征烧埋银。蒙古、色目人若因争论或乘醉杀汉人，仅罚金，命其出征，而免死刑。”法律规定：杀死一名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死一名汉人，偿一头驴。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元朝当局多次下令，不许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不准汉人学武艺、打猎、骑马和集会。元杂剧中权豪势要的人物形象，就是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基于民族歧视政策之上的元代吏治是极其黑暗腐败的。“上自中书省，下逮郡县，亲民之吏，必以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贰之。终元之世，奸臣恣睢于上，贪吏掊克于下，痡民蠹国，卒为召乱之阶。”贪赃枉法，恣肆妄为，荼毒百姓，冤狱无穷，是元朝吏治的显著特征，也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元世祖忽必烈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皇帝，接受汉族儒士“崇儒重道”的建议，实行“汉法”治国，但是他贪婪的本性形成他政治措施上的一个特点：亟于财用。为了搜刮财赋，先后任用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等为奸臣，一切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而阿哈玛特之徒，恃势妄为，滥施淫威，“民有附郭美田，辄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廷中相视，无敢论列。”阿哈玛特被杀后，其党徒卢世荣又得到忽必烈的宠信，搜刮百姓更为残酷，当时人讽刺他们是“鹭鹚勾当”，“以鹭鹚得鱼，既满其颔，即为人抖取也。”史书中记载一件趣事：世荣尝言于帝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请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皇帝与执政大臣的勾当尚且如此，更何况地方官吏？尽管朝廷定了很严的“官吏赃罪法”，贪污百贯以上者处死刑，但是贪污之风不止，而官吏贪污又总是与百姓的苦难和冤狱紧相关联。号称大元盛世的成宗大德年间，一次就发现赃污官吏18473人，赃款45865锭，冤狱5176件。这包含着多少人民的血泪！农业生产的衰退，种族的压迫和官吏的贪暴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普遍陷于困境。但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和手工业（特别是制造贵重消费品的手工业）却仍然有所发展，因而形成了当时一些大城市的畸形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构成的：第一，宋、金时代的工商业原来是比较发达的，在蒙古入主中国全境以后，其所遭到的破坏也不像农业那么厉害。第二，在蒙古全盛时代，统治地区及于欧亚两洲。欧洲和中亚的科学技术，在当时的统一政权之下，不断地输入中国，刺激了原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第三，各国商人纷纷来华，使得进出口的贸易比以前扩大。第四，由于农村破产，农民大量流入都市，就为都市提供了经常性的剩余劳动力，而这又使得人口集中都市，也显示着表面的繁荣。第五，这种畸形繁荣的出现，和蒙古、色目人以及汉族官僚大地主无止境地要求得到更多奢侈的享受扩大其不义之财这一因素，同样是分不开的。
二、从文学样式内部发展规律看元曲的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提法：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与小说。其实，标举一代文学样式的辉煌成就，并非仅仅一代作家之功，各体文学都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过程，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适合成长的土壤上，才开放出鲜艳繁茂的花朵。曲至元代特盛，除前面所论述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以外，从曲（包括散曲和戏曲）发展的本身来考察，到元代出现曲、特别是戏曲这种新的、成熟的综合性很大的文艺样式，是很自然的，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国古典戏曲的本质特征是以歌舞演故事。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歌舞，狩猎舞蹈动作对生活的模范，《书经•舜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就是原始的歌舞表演。屈原《九歌》则是在楚国民间歌舞艺术基础上的创作。先秦两汉以来的优人，倡优以表演歌舞为主，俳优则擅长滑稽讽刺，引人笑乐。
著名的优人有专工调谑的优孟和兼善歌舞的优施，秦始皇时的优旃更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俳优可以发挥其技艺以笑谑的方式对国王进谏，无论采纳与否，都不至于加害优人。俳优具有扮演某种人物形象的功能。汉代的角抵戏，已初具以人物形象与歌舞相结合表演故事的功效。例如《东海黄公》，我们从《西京杂记》第三的记载中可知其梗概：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过蛇；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虎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这是魔幻与武术相结合，演出具有震撼性的悲剧，东海黄公的人物形象颇为鲜明，当然猛虎也是由人扮演的。不过这只能算是戏曲的萌芽时期。唐代的歌舞戏和参军戏，才形成戏曲的初步形式，通过歌舞或讲唱，来表演短小的故事情节。例如歌舞戏《踏摇娘》，演酒鬼苏中郎每次醉酒就殴打妻子，其妻向邻里哭诉苦情，一边摇顿身体，一边唱着“怨苦之词”，每唱完一段，观众就齐声帮唱：“踏摇娘和来！踏摇娘苦和来！”因其“且步且歌”，故称“踏摇”。结尾是她丈夫来了，两人作殴斗之状。参军戏盛行于唐代开元时期，演出时有两个角色，一名“参军”，一名“苍鹘”，以相对问答的形式，表演简单的情节，而以滑稽讽刺为主。到了宋代，歌舞艺术有了长足发展，出现表演故事的大曲，例如董颖《道宫薄媚》（西子词），演吴越兴亡事。舞曲，如史浩《剑舞》，演唱“鸿门宴”项庄舞剑和“公孙大娘舞剑”两个故事。法曲，今仅存曹勋《法曲道情》，内容纯属道家清虚无为之言，其曲排列：散序、歌头、篇第一、二、三、第四攧、入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煞。鼓子词，如欧阳修以11首〔中吕宫•采桑子〕词，抒游西湖之情。
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则咏元稹《会真记》故事，毛奇龄《西河词话》已视它为戏曲之祖。转踏，用一诗一词相间，咏一故事，分别歌唱八个故事。赚词〔遏云致语〕鹧鸪天，联合〔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赚〕、〔越恁好〕……诸调，说踢球的事。还有诸宫调等各种类的歌舞或讲唱剧曲，内容和形式比唐代的歌舞戏更为丰富多样。但是它们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戏剧，主要是因为它们还是叙事体而不是代言体。此外，宋代还有傀儡戏和影戏等民间技艺，能“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演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但是可以想见它对戏曲的扮演会有所启发。真正具备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各种要素的是宋金杂剧院本，它是跟唐代的参军戏一脉相承的，而表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经有固定的剧本，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有杂剧名目280种，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690种。可惜这些剧本都已经散佚，但从记载的名目来看，它的内容已不限于滑稽讽刺，有很多名目是跟元人杂剧相同的，例如金院本名目中有《蝴蝶梦》《鸳鸯简墙头马》《张生煮海》等，元人杂剧中也有，是很著名的公案剧和爱情剧。在1959年，山西侯马市发掘了一座金人的坟墓，其中有戏台的模型和演剧的彩俑，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院本演出的实况，从舞台设置，角色配备，表演神态各方面来看，都已是相当成熟的舞台艺术，宋金杂剧院本，已经为杂剧这一高级的综合艺术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曲、舞曲、诸宫调等歌舞曲艺，主要在歌舞艺术和宫调组织方面，给元人杂剧以借鉴；而宋金杂剧院本，则在角色配备、故事扮演方面，为元人杂剧提供舞台经验。此外，唐宋传奇和话本小说，以及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又为杂剧作者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前人如此丰富和深厚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元人杂剧终于应运而生了。
三、元后期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与艺术风格的变异
13.14世纪之交，即元贞、大德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元曲的黄金时代，不仅因为以关汉卿、王实甫为首的老一辈作家，在这时已入晚年或已过中年，因而在创作上具备了丰富的经验，表现了卓越的成绩；同时，还因为一些后起之秀在这时也开始显露头角。一面是老成尚未凋谢，一面是新生力量已经走上文壇。因而这个历史时期不只是元代文学最隆盛的时期，又是风气转移的分水岭。在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元代杂剧、散曲是有显然可以察觉的区别的。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可以将郑光祖之前所论述的老一辈作家归之于前期，而将从他开始所要论述的晚一辈作家归之于后期。在前期中，作家们无例外的都是北方人，而大都人又占1／3。这暗示着北曲以北方为发祥地，而大都则既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其文化中心。当地的人民用生活哺养了这种艺术，又用这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1279年之后，蒙古贵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使得一度被隔绝的南北文化重新有了自由交流的机会，而由于当时蒙古贵族是挟着其政治军事的优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南下的，文化领域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在音乐、戏剧方面，主要的不是南曲和戏文的北上，而是北曲和杂剧的南移。
原来异常繁荣，在战争中又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的南宋帝国故都杭州，就逐渐代替了大都而成了音乐、戏剧事业的新中心，并且在这里让南曲与北曲、戏文和杂剧互相接触，逐步融合，孕育着其后的新的变化。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加上戏曲大师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南游，不能不使当时南方文艺界的面貌发生变化。于是，在后期作家中，出现了许多南方人和出生北方却长期以杭州作为事实上的故乡的人。杭州湖光山色、纸醉金迷的生活环境和一直盛行于南中国的古典诗词的清雅典丽、蕴藉婉约的风格传统，都促使散曲和杂剧的语言风格由通俗化走向文人化，丧失了他们的前辈们所具有的浑朴自然的特色。同时，这些作家，从他们的行迹看来，又多数是宦途失意的儒生或落拓江湖的文士。他们虽然对于统治阶级不满，但对于广大人民也并不够接近。这样，在他们的创作中，题材渐趋狭窄，战斗气息也不免相对的衰退了。当然，这绝不是说，在晚一辈的作家中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的作品，但就总的趋势说来，他们的成就是较低的。在14世纪初叶以后，元曲如日中天，作家分镳并驱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元曲与话本小说和诗文的关系
戏剧和散曲所发射的光芒照耀着元代整个的文坛。话本在这个时期中虽然少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作品，但是多种长篇平话的出现，对其后几部著名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的孕育诞生，至关重要。文言小说的成就虽不如唐宋，但也不容忽视，出现宋梅洞传奇体小说《娇红记》，就是一大奇迹，笔记体小说也不乏佳作。诗、词、散文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学样式虽然有所逊色，但是仍然吸引住一批作家，遗憾的是用这些形式来反映生活而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却不多见。但并不是说元代诗文微不足道，诗文、话本和文言小说是构成元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清代康熙年间，先后由张豫章、顾嗣立、习世臣、顾果庭奉旨编次的《元诗选》，合计选有2600多人的诗。应该肯定元诗在中国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元代诗人为了扭转宋代“江西诗派”，特别是南宋末年“江湖诗派”、“四灵派”的不良诗风，提倡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是有成效的。
古代文学史范文8
作为传统性较强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传统。强调学术性、传承性和知识性。这种教学模式当然不会错，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传承，使得众多研究者极度重视“考据、义理、辞章”的方法论体系，大文化背景的时代色彩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我们的时代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过于强调理论的体系化，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复合型人才。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呼之欲出，它或许是这个学科教学改革的破冰之举。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全方位地培养其创新性和应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践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素养的培养。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没有对基本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