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1
关键词：文化线路；浙东运河；古桥；遗产构成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10-0090-03
A Study on the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Bridge over the Canal River System in the East Zhejing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ZHAO Ni-na（ Shaox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figure out the overall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bridge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activity by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bridge in a context of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complex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ractice of researching ancient bridges from a single aspect.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society in the region of the ancient bridge and the canals in east Zhejia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adical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new methods for protecting the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bridges in east Zhejiang were studied and explored， pointing out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of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ancient bridge groups.
Key words ：cultural perspective； canal in east Zhejiang； ancient bridge； heritage composition
Internet ：.cn
引言
自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正式通过《文化路线国际》起，“文化线路”作为最受关注的新的遗产类型之一。伴随京杭运河的后申遗时代来临，运河沿岸的遗产构成和种种非物质遗产资源亟待梳理。浙东运河水系的古桥梁文化作为大运河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桥梁相关的营造技术、聚落空间的形态美学亦或是富有地域性的非物质遗产都构成了其遗产构成的丰富性，具有鲜明的“文化线路”基因。
一、浙东运河古桥梁“文化显著性”解读
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 浙东地区地势南高北低，水系丰沛，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维持不同区域的水位并使船只能够通过水位不同的河段，运河中修建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了浙东运河的特色，也成为了重要的运河遗产。
（一）历史维度
浙东运河境域内桥梁遍布，类型众多。根据笔者近一年的实际走访调研，及对《宁波古桥名桥图志》《绍兴桥文化》等相关书籍图册考据，有记载的古桥梁约875座。浙东运河水系古桥以其悠久且成熟的桥梁建造史，充满地域美感的设计美学而闻名于世。不但是中国桥梁建筑艺术瑰宝，也是浙东流域历史的承载，社会经济发展、审美流变等的直接反应。浙东古桥梁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建筑物，更是同时兼具了建筑学、设计美学、书法、文学等各类文化、宗教等承载功能，发挥着交流、传承、演化等重要的作用，堪称浙东历史的缩影。
（二）美学维度
众所周知浙东运河流域古桥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造型独特，具有极强的装饰功能。古桥群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历史价值，更是很好的展现出了浙东地区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设计特点。其具体表现为：在空间组合上，力求错落有致、变化有度、结构巧妙并懂得充分利用周围环境；在尺度比例上，工艺精准、规划严谨，整体形象完整；在质感型体上，多采用石作工艺，间或有廊桥但数量较少，追求精巧雅致的温文舒缓，体现出江南审美小而精美的韵味；装饰处理上，呈现实用质朴、自然温和，体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美学的深远贯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南方桥梁建造风格和体系，为今人提供了鲜活的参照实体。
（三）科技维度
浙东流域现存的大多数古桥历经千百年风霜的洗礼后，至今仍发挥着其交通的功用。其设计结构的巧妙，装饰造型的优雅均体现了运河沿岸南方地区的精深的建筑学，成熟的设计美学以及对环境的尊重保护。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最为人称道的是相对科学和成熟的建造技术。古代建造者对桥梁结构原理、外在地质、水文环境以及气候、功用等辅助条件与桥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建桥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形成较为系统的建造技术，并在实践中具体应用。
二、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遗产构成的再认识
（一）营造技法
作为浙东运河沿岸典型的建筑物，古桥梁充分吸纳了江南建筑文化的特点，在悠长的历史长河渗透下，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其独特的风格特征。其形制规模多以中小型桥梁为主，大型桥梁极为少见，类型也以石拱桥和石梁桥两类为主。其中单孔石梁桥数量众多，其中的原因是运河沿岸直流河道较窄，这样的宽度人们可以很方便建造石梁桥，符合沿岸居民的生活尺度。其次最常见的是三孔石梁桥，其具有结构简单，建造便利的特点，三孔设计增加桥的稳定性和抵抗强度。再者浙东运河沿岸的石梁墩桥长短变化很大，短的为单孔，长的可到上百孔，逐渐演为具有运河流域特点的古纤道。拱梁组合桥以及多孔的堤梁组合式桥是浙东古桥中颇具神思妙想的桥型，这两种桥型主要是对桥梁通航与排水的统筹规划，并充分考虑了建造的经济性与技术难度。
（二）区域功能和经济价值
浙东运河水系桥梁在建造之处，除了连接两岸水路的区域功能外承载各种形态的商业活动使命。有很多是依桥而命名的市，傍桥而设的市，这在当时非常普遍。浙东运河水网纵横，河道交错，街道倚水而建，河道里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而桥头空间，店舍林立，繁荣喧闹，桥下码头空间正是客货聚散之处，各类商业活动在此有序展开。由此以桥梁为中心向两岸建筑延伸形成个完整的商业集镇。可见浙东古桥很多兼具集市、社交、休闲、贸易等综合，必然地成为了古代江浙地区商业经济的建筑枢纽。
（三）地方环境与选址特征
浙东运河直流庞杂，沿岸古桥尽量做到“因境成景①，随意而安”，让桥梁和水系环境、人文意蕴构成相得益彰，充分体现浙东古人对桥、水、人的融会贯通。首先桥梁的选址要考虑许多自然与社会因素，以保证所建之桥安全稳固，并发挥最大的效用。其次因为运河水系纵横交织，通过设计三接桥、五接桥将各处街道联接起来，促使原来的水陆要冲向水陆交通交汇中心、聚落、商业中心转变。再者桥的落坡方式的选择也是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环境和选址特点，严谨考虑落坡桥面与河街平行相接，不占用街面民房，就不会给河街交通造成障碍，和沿岸风光融为一体，成为沿岸江南民居建筑的延伸。
（四）地域审美意识与形态设计
浙江多雨温暖的气候使得当地人有着柔美秀丽的审美，信奉“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浙东古桥形态间接折射出水乡居民内敛婉约、柔美秀丽的审美理念。因此浙东运河沿岸古桥外形大多采用折边、半圆、扇形等内敛的几何形，桥梁的线条运用多采用纤细、柔韧的细直线，北方桥梁典型的棱角分明形态几不可见。即使因为地域环境等特殊因素，需要采用直线形等相对刚直的外延形态时，也会加之以曲线等弧度进行软化，以达到和地域环境充分融合的效果，体现南方建筑物形体上安定平稳、温暖流动的典型形态设计特点。
（五）与运河水系遗产体系关联非物质遗产财富
古桥相关的文学艺术、楹联创作、书法艺术以及相关的宗教内涵和古桥的民俗组成了古桥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桥“无桥不联”的楹联，对仗工整、文辞优美，多由地方文化名人题写，文化气息十分浓郁，文学和艺术价值较高。和古桥梁相关的非物质遗产无论是楹联还是古诗词等，无一不是反映桥梁的环境特点或是建造历程，也会兼有教化宣传、歌功颂德的作用。和大运河有着密切联系的古桥梁正是地方文化、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宗教风俗等非物质遗产的物质化体现。
三、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遗产的保护与思考
近几年来城市建设的大力发展，城镇化推进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之浙东运河水系支流繁杂，古桥数量多，分布广，使得古桥梁数量急剧减少，且保护难度较大。同时因为古桥梁的常用功能性的削弱，导致桥梁和桥梁文化始终没有得要应有的重视。因此将其置于运河文化线路的视野下重新分析其遗产构成，审视其具体保护显得迫在眉睫。
（一）加强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的规划编制工作，划定古桥保护范围，控制建设地带。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走访研究发现，对古桥的整体保护意识薄弱。浙东运河沿岸文管部门缺乏对古桥整体编制规划，较为著名的古桥境况尚好，但是规模体量较小或者知名度匮乏的单体古桥大多未纳入当地文化和文物主管部门的视线。
因此加强古桥的编制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在统一编制过程中还应当加强和各级文管及行政部门的共同参与，增强编制规划的可操作性。对古桥梁范围内的市政规划除了要充分考量沿线城镇交通和居民利益，充分调动当地参与的积极性，才是从根本上实施规划保护的关键所在。在规划的同时还应注意打通线性文化遗产各保护对象间的关联性，加强对整体规划的系统性研究。通过对文化线路式的遗产价值挖掘，将古桥涉及水系的沿岸地方人文素材进行多渠道表现，带动相关地方旅游业经济结构和内涵挖掘的深入发展。
（二）积极探索古桥梁群功用的当代演变与价值探索
采用新思路、新模式解决古桥生存发展问题，积极探索古桥梁群功用的当代演变与价值探索。可以通过建造古桥展览馆，用影视图像、名桥模型和实桥仿建等形式，全面的推广古桥文化，将浙东运河沿河风情通过古桥的形神、意境完美的展示给世人，既能保护古桥同时还能拉动地方旅游经济，成为浙江地区特殊旅游名片。例如浙东运河流经的古城绍兴，政府合理规划选择建造了绍兴运河园，将古运河沿岸损毁遗弃或散落破败的古桥、水利遗迹、临水古亭、戏台等搜集起来，异地重建，以古复古还原百年前的河|、塘路、纤道、避塘，再现历史，成为绍兴旅游的特色景点。将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进行浓缩并吸纳并现代化提取，探索古桥梁群现代价值的演变也未尝不是一种新思路。
（三）健全制度建设，完善保护措施并推进相应科研力度。
鉴于目前古桥日益减少、损毁的现状，沿岸地方政府应出台古桥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对现存的古桥根据其价值的大小作出分类。对于尚未被列入文保单位，但有着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桥，可依据政府出台的古桥保护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要明确规定对现存古桥不能擅自拆除或改建，确因需要予以拆除或改建的，必须先由古桥专家和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鉴定小组，对此古桥的价值作出鉴定，然后提出原址保护、迁址保护或改建的技术方案；要制定奖惩措施，对那些擅自移建、拆毁古桥、破坏古桥结构、非法买卖古桥构件以及其它破坏古桥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进一步强化对古桥的保护力度。一些具有较高保存价值的古桥濒临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成危桥时，则应当实施抢救性保护。
同时各级政府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从事古桥梁保护研究事业，在经费、场地、设备技术等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定期总结研究成果，为古桥梁及周边环境保护研究形成长效机制和有效保障，实现保护发展兼顾的良性循环。
四、结论
浙东运河水系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复杂多样的水网结构和丰富饱满的遗产构成闻名于世。用“文化线路”视域来切入浙东运河相关的古桥梁遗产文化研究，对于研究大运河的水利地貌、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有形”与“无形”的人文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思考后申遗时代运河水系的古桥梁文化的评估和保护都是对大运河遗产综合性保护的可持续研究。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2
大家都知道，中国考古学一般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遗址开始的。安特生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年来华到1925年离开，安氏在中国待了十年，对中国考古学做出重大贡献[2]。他因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3]。这个发现相当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已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和"中国人"也就是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4]。但是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孤岛一样的发现，只能通过和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作比较，仰韶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安特生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当时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碳十四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根据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中东已经有比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国则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对在此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无所知，仰韶文化刚好放在安诺和商周文化之间的位置上，所以当然是西早东晚，从西到东顺理成章。这个西来说被许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是二十年代的显学[5]。
三四十年代：东西二元对立说
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东西说》虽然发表在1935年，但是这个思想却形成很早[6]。这个学说，简单说来，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谓“夷东夏西”[7]。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切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刚好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由史语所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更接近商文化的东西，这个文化有占卜的骨头、有发亮的黑陶，还发现了城墙[8]，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之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像远房的叔侄"[9]。徐中舒先生更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0]。"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尽管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迭层，但是截止五十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11]。
五十到七十年代：一元说
从三十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参加革命的刘耀(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他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12]。安特生1937年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承认仰韶村和城子崖有很大不同，也相信河南安阳发现的仰韶在下、龙山在上的地层发现，所以一方面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是因为"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规、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发掘有什么失误[13]。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特征，又有龙山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14]。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所以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张光直先生1955年到哈佛读书，他根据从日本学者辗转而来的资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的长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15]。这个著名的论文，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对大陆考古界少有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考古第一线的专家以发掘河南庙底沟著名的安志敏、发掘西安半坡闻名的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16]，这一观点实际上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而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张先生《中国古代考古学》一书的前三版，对整个西方的考古界都有很大影响[17]。虽然1977年出版的第三版对周围地区的文化有较高的估计，但是基本的观点没有改变。
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
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1年苏秉琦和殷伟璋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份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州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8]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纪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五个，即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9]。
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纪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20]，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它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因为各主要地区的考古文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所以张先生认为各地区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下产生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扩张"的解释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又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辨证，因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毕竟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历史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张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论虽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区文化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体现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并行发展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文化，就是这个思想的雏形[22]。使研究国家起源的人深受启发。
张光直对自己的反思
张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检讨自己早年的解释理论－也就是中原中心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中的夫子自道："这本书(指《中国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与研究所采作教科书，他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书不出口，《中国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中国出版的考古书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中国古代考古》则是用英美熟悉的语言写的。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实弯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过，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我所说的核心区。"又说"我这核心区的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23]
所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24])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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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43页。
[2]．J.GunnarAnders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StudiesinPrehistoricChina，The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4]．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页。
[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第4-29页。
[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南京，1935年。
[8]．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南京，1934年。
[9]．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137页。
[10]．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556-557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2]．刘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1947年。
[13]．J.G.Andersson，ResearchesintothePrehistoryoftheChinese，BMFEA，No.15，1943，p.65.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和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15]．该文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7-92页。引文见第4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第559-565页。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第566-570页。
[17]．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irstEdition(1963);secondedition(1968);thirdedition(1977)，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
[18]．该文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引文见第22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ourthedition，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6.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25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0]．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317-350页。后收入《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419-453页，台北，1972年。
[2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30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2]．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3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着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着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 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着《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着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着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4
这主要体现在清朝帝王回沈阳祭祖的作品中。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算起，沈阳一共做了近20年的都城，并且是清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死后都安葬于此。沈阳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所以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帝王们出关谒祖，除了巡视地方、加强军备、鼓励农垦的目的外，更是为了表示不忘祖先功德，对先祖表达敬仰之情。其中康熙出关三次，雍正曾以皇子身份随父出关一次并代父出关一次，乾隆皇帝四次，嘉庆两次，道光一次。清帝在东巡过程中与其文学侍从写下了大量歌颂祖先功业的作品，其中作为祖先安葬之处的沈阳，自然成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由于其特殊身份，作品中寄托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具有慷慨激昂的强大气场和雄伟壮阔的意象。
二、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
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划定，应该以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为参照。从时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公元前300年左右。而下限应定在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宣布退位的日子，即1912年2月12日。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则要具体对待，如《盛京时报》连载的小说《薄命花》在2月12日之前开始连载，连载完毕时已经超过2月12日，那么根据文学创作规律，不能做硬性截断，所以这部作品也应归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从空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区域划分则存在着模糊性。盛京、奉天和沈有不等性。皇太极所颁定的“天眷盛京”就是沈阳，但后来的盛京疆域大大超出了沈阳地区。盛京的疆域，“并榆关而东，尽鸭绿江岸，与朝鲜为邻，南至于海，北带蒙古诸边，至两辽河汇流处是为盛京，我国家肇基地也。幅员数千里，设关置守，棋布星罗，耕牧渔盐之利，日有加益”〔6〕;而“奉天府辖境为今日辽宁省的大部分和内蒙、吉林的一部分，治所在沈阳”〔7〕。在宣统元年开办的城厢自治会中，“奉天府”包括“承德县、抚顺县、本溪县、辽阳州、辽中县、铁岭县、开原县、复州、盖平县、海城县”〔8〕。《奉天通志》中的“奉天”则与吉林和黑龙江并列，“奉省之郡邑倍于吉、江”〔9〕。造成这种混淆是有历史原因的。“清初以沈阳为发祥之地，尊曰盛京，或称奉天，关外之地胥归统属。”〔10〕因为沈阳在清代地位很高，所以影响力日益扩大，“盛京等处之字义，亦祗限于今辽宁一省。惟撰《盛京通志》者，系踵《辽东》、《全辽》二志之后，以盛京一词，概括东北全部之地，而后人亦相沿而习称之”〔11〕。明确这个问题对界定沈阳古代文学作家作品非常重要，例如清代一些文人虽然被流放到盛京，却不一定是到沈阳，如郝浴“流徙盛京”〔12〕，其流放地却是铁岭，那么郝浴的作品中只有明确表现沈阳内容的才能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再如清代《塞上集》的作者喻成龙，《清诗别裁集》说他是奉天人，《清诗的》则说他是金州人，两者并不矛盾，这个“奉天”是就省级建制而言的。而《西征集》的作者于养志，《清诗别裁集》也说他是奉天人，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他归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至于《奉天通志》中称为“奉天人”〔13〕的李锴就更不是沈阳人了。对此，我们可以将“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这两个范畴引入。“在国家文学内部，‘地域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也是一种更强调回溯过去的文学。”〔14〕“关键是看这一地域的人们有没有在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接触中靠长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积淀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15〕而且，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与“地域文学”自然形成的特点相比，“‘区域文学’则是‘人为的’社会行政体制下的文学，更是一种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文学的地域特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新的内涵，却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区域文学则既不会丧失文学的地域特色，却又比地域文学更具有资源的优势和现实的效应”〔16〕。“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17〕可见，地域文学强调的是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18〕。而区域文学则是在根据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需要而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文学活动，会根据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根据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沈阳古代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以辽代建沈州，并使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地位为界，之前的文学活动更多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属于地域文学范畴;之后的文学活动则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文因素影响，属于区域文学范畴。对区域文学范畴而言，自辽代建沈州后，沈阳的城市区域虽然也时有变化，但其核心位置基本固定，辽代之后的沈阳古代文学空间维度较好划定，它可以和今日沈阳城区范围一致对待。但对地域文学范畴而言，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作为学科的地域文学史所要求、需要的，却是那种既能够获得悠久历史的认同，同时也相对稳定、且大小较为适度的空间范围概念。”〔19〕对于地域文学范畴中的沈阳古代文学而言，这个“空间范围概念”的确定至关重要。目前，可供选择的概念有二，一是“辽东”，二是“辽海”。“辽东”曾被视为东北全地的泛称，“东北之地，旧称辽东，其源甚远”〔20〕。许多涉及东北的著作以辽东为名，如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明代毕恭、任洛《辽东志》等。而“辽海一词，自唐以来，诗人已尝用之，以概指辽东之地，其名甚古”〔21〕，也概指东北。以之为名影响较大的著作当属金毓黻的《辽海丛书》。有时，“辽海”也指辽宁省，如当代人编辑的《辽海古诗征》一书就是如此。比较来看，“辽东”更符合这个“空间范围概念”。首先，沈阳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辽东郡，有着历史归属感。其次，“辽东”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如被收入金代元好问《中州集》中的诗人中，既有沈州人的刘泽、刘光谦父子，又有辽东人李献可和冯文叔，还有辽西人邢具瞻，辽东、辽西、沈州并列一起;而且，明代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七的“漫记”有数则涉及辽宁的，其中将抚顺、辽阳和辽东并列。而《奉天通志》干脆就把居住在沈阳的戴梓称为“谪居辽东”〔22〕。从时空维度这个角度看，辽东与沈阳地区的重合度更大一些。第三，“辽东”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秦汉时期的文献多以“辽东”称东北;隋唐两朝佂辽过程中留下的诗篇往往以“辽东”命名，如隋炀帝的《纪辽东》、唐太宗的《辽东山夜临秋》和《伤辽东战亡》等。在《清史稿》中，更是将李锴、陈景元、戴亨、长海、吴麟、曹寅、鲍珍、高鹗和刘文麟并称为“辽东以诗文名者”〔23〕，这显然是把沈阳、辽阳、铁岭的文人都纳入了辽东地域文学的范畴。因此，在辽建沈州之前，沈阳可以共享辽东地域的文学资源。
三、沈阳古代文学的内容指向
沈阳古代文学包括哪些内容?哪些人的作品可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这是沈阳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地域文学史显著不同于全局性的大文学史的一点是，它在发展演进历程中间所凸显出来的强烈的不平衡性。从普遍情形看来，地域文学只不过是于某些阶段性、间断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不规则地跳跃式出现个别或一些优秀文学家，而一般不能或无法保持连续悠久性的、超越漫长历史分期的整体辉煌绚丽的局势。〔24〕对于沈阳文学史来说，这种不平衡性尤为突出。清代之前，沈阳地区出名的作家作品不多，而且多湮没于相关丛书笔记中;清代，沈阳先后成为都城和陪都，文学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但本土汉族作家作品与流人和满族作家作品相比，其发展态势依然是落后的。从总体上看，诚如金毓黻先生所言:“盖在他方，作者如林，别择綦严，犹患其多。辽海作者稀如星凤，立例虽宽，犹患其少”〔25〕。面对这种状况，本文主张在地域文学范畴的沈阳古代文学取广义，即文字记载的一切文献资料;而区域文学范畴内的沈阳古代文学取狭义，即以塑造形象、表达情意为创作目的的语言艺术作品。而作者的界定情况相对复杂。什么人的作品可以归入沈阳古代文学的范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甄别工作。早在金毓黻整理《辽海丛书》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清一代，作者多为旗籍。如《煕朝雅颂集》、《八旗文经》、《天咫偶闻》著录诸家，皆只著明某旗，不详本贯。欲知其是否为辽海先正，必参稽他籍及询诸故老而后定。今日如此，来日可知。蒐而得真，是为要务。〔26〕对此，应该把握住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作品。一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1．出生于沈阳，并且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其文学成就也是在沈阳取得的，如缪公恩。2．从外地来到沈阳，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并在沈阳创作了较多作品，如函可和戴梓。3．从外地来到沈阳，只做短暂停留，但也在沈阳创作了文学作品。如清代出关东巡的帝王及其文学侍从。4．没有来过沈阳，但其作品却以沈阳为表现对象，如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作者。5．与沈阳有一定的地缘关系，但并不在沈阳生活，其文学成就不是在沈阳取得的，作品中也没有多少沈阳色彩。第一种情况指的是本土作家，当然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点内容;第二种情况既包括诸多流人作家，也包括来沈阳做官或谋生并在此长期居住的文人，同时还包括周边地区如铁岭、辽阳等地经常来到沈阳进行交流活动的文人，他们也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例如描写了许多沈阳景致的铁岭诗人魏燮钧，在沈阳萃升书院主讲的王尔烈与刘文麟等。再如清代开国功臣范文程，“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27〕，他并不住在沈阳区域内，但住在沈阳周边，而且是沈阳县学生员，在沈阳作为后金都城的时期，他进入文馆，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出谋划策，并起草诸多文告，为推动了沈阳城市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现存文献不多，但他显然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中。在沈阳读书的金科豫和金朝觐也是如此。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显然不如前两种分量重，但显然也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以便描述、评析其在地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表现形态、作用和地域的文化文学在他整个创作道路的演进流变中镌刻下的印痕”〔28〕。而最后一种情况，如果其作品中带有沈阳文化因素，如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烙印，那么也应该将其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因为“人不在原籍，并不意味着故乡地域文化的影响、色彩鲜明的故乡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作品中也随着消失，作品那种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依然同故乡文化精神有割不断的联系”〔29〕。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显然要更低一些。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5
【关键词】东方化时代;东方因素;艺术;宗教;文字
一、“东方化时代”的概念
所谓“东方化时代”是指希腊的古风时期中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一个时代，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于1980年在他的著作《早期希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方文化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希腊的历史，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8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东方文明的成果，并结合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加以拓展。
二、艺术领域的东方因素
公元前8世纪起，古希腊开始了频繁的海外殖民，海上贸易由此活跃起来。陶器是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必须品和出口商品――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容器。这些酒和油主要出口到东方，陶器作为古希腊主要的贸易商品的容器，要获得东方国家的青睐，就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审美情趣，“制陶工人开始模仿东方的风格”。
科林斯的制陶工匠最先接受东方艺术的影响，于是“原始科林斯”风格便取代了荷马时代的“几何风格”，这种风格以多彩的绘画和独特的设计装饰突破了几何时代线形装饰的约束力。其后雅典也出现东方化的风格。这主要表现在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东方风格的瓶画主要特点是绘画的装饰纹样以植物纹样为主，有时则直接采用东方国家喜欢的纹样，如埃及的莲花纹，两河流域美术中常出现的怪兽等，同时增加了纹样的装饰趣味。”赫梯、亚述的许多建筑和浮雕都以狮子为表现主题，这显然是受到东方艺术风格的影响。这些“东方化”植物和动物图像的采纳，使希腊的彩陶装饰更贴近于自然与真实的世界，更趋向于“自然主义”的风格。
古埃及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以水平的直线性、方向性画面结构来突出美感。另一方面以特殊的格层方式来表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关系。另外古埃及雕塑遵循的不变法则之一便是，雕像的形态要身材笔直，左脚向前迈出半步，双臂下垂，紧贴身躯，双拳紧握，头部略抬起，直视前方，严格对称，头的顶部、颈肩连接部及腰的中部都有在一个直立的平面上。绘画或浮雕上都有侧面像，虽是头转过去了，身体还是正面的，眼睛也是正面的。希腊早期的雕像作品正好验证古埃及艺术风格，人物造型明显借鉴了古埃及的艺术成果。
埃及雕塑中一些典型人物的姿态在希腊雕塑中反复出现。这一时期被称为“库罗斯”的男青年正面立像就遵循了埃及造型的正面律，人物的肩膀比较宽阔，左脚微微向前，胳膊紧贴身体两侧，肘部微微弯曲，手或紧握或靠身躯放平，这个形象也明显带有埃及雕像的影响。
三、宗教与神话
宗教是另一个接受近东文化影响的领域。有主神的多神宗教是希腊宗教与两河流域宗教的共同特点，其实奥林匹斯家庭中不乏外来的成员。据现代考古学家考证，像爱神阿芙洛狄忒、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狩猎女神阿尔式弥斯、匠神赫菲斯托斯等最早都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如古风时代起源于腓尼基的阿多尼斯神传入到希腊，在腓尼基人的宗教里，他是一个司掌植物和生育的神，但是传入希腊，就改头换面了，成了一个被阿芙洛狄特和珀耳塞福涅两女神爱慕的美少年了。古希腊神话的内容也与两河流域神话的内容相似，“美国学者罗伯特・格拉夫斯在《希腊神话》中指出，希腊故事中提到口衔永生之草的蛇，这与吉尔伽美什最后为找到仙草被蛇偷走类似;猎户奥里安在到达日落之地后被巨蝎所刺身亡，而吉尔伽美什寻访仙草时也遇到了一个蝎形人。
“农民诗人”赫希奥德的《神谱》首次创造了关于希腊起源的神权更替的神话，讲述了克罗诺斯如何篡夺其父乌拉诺斯的王位，宙斯又是如何夺取其父克罗诺斯之位的故事。这与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埃努马・埃里什》所讲述的马尔杜克神劈开大海“亚玛特”开天辟地的故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另外《神谱》中关于洪水的神话也与巴比伦神话有着紧密的联系。《神谱》描述宙斯因仇恨人类的罪恶，决定用大洪水消灭人类。因为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一向虔诚的信奉宙斯，所以被允诺逃过此劫难，后来他们成为人类的祖先。而苏美尔的洪水神话讲到神王恩利尔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类。。这些相似之处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文明交流的结果。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方化时代”里希腊文化广泛地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各种养料，并加以创新，迅速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从而使希腊的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不仅加深了各城邦内部公民之间的思想和情感的认同感，而且也丰富了希腊城邦公民文化生活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希腊城邦制的发展及其文化的繁荣。可见，东方化时代促进了希腊城邦文明的发展。希腊自身文明的发展又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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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6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翻译并出版国外学者的著述，二是构建自己的东南亚史研究体系。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两个方向。贺先生的专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即便不能说全面超越了国外学者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但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还是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的，无疑会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而把这一成果放在国内学术界来看，则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迄今水平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在今后20年内，国内单个学者如果对同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很难超越贺先生的水平。仔细研读，我认为贺先生的大作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是本书不仅史实清楚，更难得的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非常准确。贺先生把东南亚历史发展分为史前时期（远古至公元前后）、中古前期（公元前后至公元10世纪）、中古后期（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初），这既是国内学术界首创，也是科学的，能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而把东南亚古代史的终点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尽管是受到了《剑桥东南亚史》的影响，但贺先生是国内学者中第一个采用并且言之成理的。
二是本书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深刻见解。本书并不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描述，而是夹叙夹议，其中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大约占到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国内同类著作都没有达到的。
三是本书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比如本书的东南亚史前史部分，多达20余万字，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此前国内没有一位学者能对东南亚史前史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又如本书全面总结了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特点，此前虽有学者何平的著作《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涉及了这一主题，但仅解决了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形态问题，而贺先生的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深入探讨了农村公社和封建领主制以及宗教在东南亚古代国家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贺先生对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以及铁器、青铜器的起源，尤其是中国南方铜鼓与东南亚铜鼓的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观点鲜明，并不简单盲从西方学者或东南亚本土学者的看法。
四是本书对东南亚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贺先生不仅全面阐述了古代东南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新提出了史前东亚―南洋文化圈，还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和东南亚伊斯兰教文化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客观介绍和评价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对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五是本书的理论探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本书很好地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从叙述历史、解释历史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文明史）三个层面撰写本书。此外，对于东南亚早期国家的起源，也借鉴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古代民族国家”概念。如果加以深入阐释，这将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突破。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贺先生新著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但如果将贺先生新著与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学者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等国外学者的同类著作进行比较，无疑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将对中国未来的东南亚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