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故事范文1
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谈吐的质量和深度。读书，可以让你掌握知识，而知识就像呼吸一样，吐纳之间，可以见人的气质与涵养。在寒假的时候，大家不妨读一下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1读中国古代人物故事有感_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一我对岳飞这位民族大英雄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在那八百多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一个惧死的文弱书生实在觉得没有资格评价这样一位不惧生死的英雄，但我也想要写出他的故事。
人们一想到岳飞，便会想到那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岳飞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在外征战的大将，他一心只想收复中原失地，雪靖康耻并迎回徽、钦二帝。而让百姓们更加牢记于心中的不仅仅是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更是他严于律己的个人。岳飞为人既不好女色，也不好货。在他的治理下，岳家军更是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对百姓是秋毫无犯。但这更使的岳飞是与当时朝中大多数是贪财好色、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人不和，他甚至就不应当属于那个时代。宋高宗本身也厌恶岳飞成天喊着要迎回二圣，因为这直接会威胁到他高宗皇帝的`帝位。
本来在战争的早期，高宗皇帝深知只有岳飞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也只有他能够抵挡住金国大军的铁骑，所以特别的委以重任。再加上岳飞是真正的屡立战功，高宗皇帝就封他为一方的节度使，君臣关系比较和睦。岳飞也因此成为了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但岳飞每次上表都口口声声的说要迎回二圣，这一直都是宋高宗心中隐隐的痛。直到后来，岳飞终于触怒了宋高宗，为他的死埋下了杀机。岳飞先是在一支多余部队的归属问题上与高宗皇帝产生矛盾，本来这支部队应该归属于岳飞，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宋高宗没有把这支军队交给岳飞。岳飞虽不好女色，也不好货，但可能真是有点恃才傲物，竟与皇帝赌气，以母丧为名守孝辞官。虽然最后高宗皇帝连发诏书硬将岳飞“请”了回来，但岳飞已经冒犯了高宗作为皇帝的威严。再是岳飞作为在外统兵的大将，竟上书要求高宗立储君，高宗觉得皇位受到了威胁。再者宋高宗当时已失去了生育能力，只有养子，南宋臣民心中对此是心照不宣，只岳飞一人将它直接说出，“宋高宗不可能再生”，这就从根本上冒犯了高宗皇帝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就这许多事，使得高宗皇帝心中是恨透了岳飞。
终于在南宋绍兴十年的那场大战中，虽然南宋军民对金作战是节节胜利，岳飞也是带着自己的军队与当时金国的统帅金兀术对峙。两军对战，岳家军是频传捷报，直打的金军不得不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眼看打的金军就要渡过黄河，往自己的老家跑。中原失地指日可以收复，岳飞兴奋地对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但可惜皇帝和奸相似乎并不领情，连发了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京。岳飞虽也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无奈其它几路大军皆已被皇帝召回，岳飞是孤掌难鸣，还有被金军围攻的危险。无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社稷江山，难以中兴”。又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岳飞返京，也是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岁月。秦桧在高宗皇帝默认的情况下，加紧了对岳飞的迫害，他先奏表说岳飞居功自傲，拥兵自重，有渎职之罪。岳飞以自辞当时身负的枢密副使一职抵罪，高宗准奏。但秦桧知道高宗的意思，所以并不就此罢休，他指使党羽诬告岳飞部下谋反，岳飞有连座之罪。虽然严刑逼供，岳飞和他的部将们就是不招认。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之下，秦桧仗着有高宗皇帝撑腰，竟就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杀害在**亭。凭这一可能有、或许有的罪名，竟能明目张胆的杀死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可见当时南宋朝廷从上至下是人人只求自保，也或许是南人与这位一心想要收复北方失地的大将并无深刻的利害关系。当时也只有一位与岳飞同是民族英雄的大将韩世忠敢为岳飞质问秦桧，但此时韩世忠也是自身难保。只可惜岳飞这样一位民族英雄，金国的弯刀、利剑没有将他杀死，却死在皇帝御赐的一杯毒酒之下。
虽然岳飞是被正统的士族所杀死，但后来南宋的数代王朝或者史学家们都给了他很正当的评价，比如紧接着宋高宗的宋孝宗一朝，就为他平反，以礼改葬，谥武穆。到了宋宁宗时，岳飞更是被追封为鄂王。当然，岳飞个人精忠报国，也给后世的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在岳王庙前还跪着害死岳飞的四个奸贼的铜像，他个人也成为后世忠臣武将的榜样。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二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关于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压力而放弃经营中原。
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500骑兵败金军10万、12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着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建立于一个假设上：抵抗到底，必定获胜。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三八百多年以前，河南省汤阴县岳家庄的一户农民家里，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想：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在这时，一群大雁从天空而过，父母高兴地说："好，就叫岳飞。愿吾儿像这群大雁，飞得又高又远。"这名字就定下来了。
岳飞出生不久，黄河决口，滚滚的黄河水把岳家冲得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难。岳飞虽然从小家境贫寒，食不果腹，但他受母亲的严教，性格倔强，为人刚直。
一次，岳飞有几个结拜兄弟，因为没有饭吃，要去拦路抢劫，他们来约岳飞。岳飞想到母亲平时的教导，没有答应，并且劝他们说："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事儿，万万不能干!"众兄弟再三劝说，岳飞也没动心。岳母从外面回来，岳飞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说："孩子，你做得对，人穷志不穷，咱不能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母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岳母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记着这一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岳母问："你怕痛吗?"岳飞说："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岳母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字，然后用绣花针刺了起来。刺完之后，岳母又涂上醋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永不褪色地留在了岳飞的后背上。
后来，岳飞以"精忠报国"为座右铭，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名抗金名将。
正如他的'诗中所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状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四岳母刻字
公元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岳飞诞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传说岳飞出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故父母给他取名飞，字鹏举。
少年岳飞，为人沉厚寡言，常负气节。喜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之书，常手不释卷。拜周同(《说岳全传》等改为“周侗”)为师，学习骑射，不逾月尽悉其术，能左右射。之后又拜陈广为师，学习刀枪之法，“一县无敌”。岳飞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宋斤，腰弩八石，“时人奇之”。
初露峥嵘
靖康元年冬，康王赵构到相州，于腊月初一日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岳飞随同刘浩所部一起划归大元帅府统辖。刘浩为元帅府前军统制，赵构命他南趋濬州(今河南浚县西北)、滑州方向以作驰援开封的疑兵，自己则率领元帅府主力北上大名府。
抗金形势图岳飞奉刘浩的命令，带一支三百人的骑兵小队前往魏县李固渡进行侦察。忽与金兵遭遇。飞一马当先，冲杀过去，轻取敌将首级，宋骑随后掩杀，金兵逃窜。初次小战，飞的勇敢和武艺便得到显露。
刘浩军至濬州渡黄河，不料被金军骑兵截断，前军兵力单薄，只得追随元帅府人马北上。这时副元帅宗泽也赶到大名，赵构不纳宗泽全力营救开封之言，与汪伯彦等又继续向东平转移，只与宗泽一万人马往援开封。飞随刘浩部隶属宗泽，这是他初次成为宗泽的部将。泽率部众进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与金军十三战，每战皆捷。飞英勇奋战，以军功迁为修武郎。
收复建康
高宗对杜充放弃开封的举动不加责罚，反而还命他负责长江防务，升任右相。高宗在建康稍事逗留，就又返回杭州，并派使臣杜时亮向金营呈送《致元帅书》。
屈辱的书信，并未取得金人的怜悯。1129年秋，金军又兵分多路向南宋进犯。完颜挞懒(汉名昌)领军进攻淮南，而由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军直接进攻江南，直捣赵构所在的临安，只图一举灭亡南宋，占领整个宋朝领土。
十一月初，兀术占领长江北岸和县。金军沿长江北岸东进，与李成合攻乌江，离建康不到百里。杜充向朝廷上报“督师采石防守”，却深居简出不做准备。飞入杜充寝阁，苦劝再三至于流涕，但也无济于事。
听到金军渡江的消息后，杜充才派都统制陈淬率岳飞、戚方等将官统兵二万奔赴马家渡，又派王[王燮]的一万三千人策应。陈淬率军力战，飞率右军和金国汉军万夫长对阵，而不战而逃，陈淬战死，诸将皆溃，飞苦战无援，整军退屯建康东北的钟山。杜充又弃建康，逃往真州，不久降金。建康失陷。
时岳飞的部下有叛逃者，飞慷慨陈词道：“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哉!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士卒皆被感动，愿随飞作战。
兀术占领建康府后，亲率主力追赶宋高宗。高宗从明州乘船经海上逃到温州避难。
抗金地图金军南侵后，岳飞军则在其后方，乘机给予痛击。金军占领溧阳后，飞遣刘经率兵千人，乘夜攻克了溧阳县城。飞亲自领军转战广德境中，六战皆捷。驻军广德军的钟村，军粮用尽，将士忍饥，却不敢扰民。1130年(建炎四年)初春，宜兴正被溃军骚扰，县令请岳飞来宜兴，说：“邑之粮糗，可给万军十岁!”二月，飞进驻宜兴，屯于张渚镇。在宜兴，飞收降了因政局混乱而在当地为匪的多支部队以及金军强征来的河北、河东等地签军。飞不歧视、苛待他们，伪军们都传话说：“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飞抗金英勇，爱民如亲，宜兴人民感恩戴德。他们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二月，金军以舟师浮海，穷追高宗三百里未获。兀术借口“搜山检海已毕”，大肆烧杀抢掠之后，从大运河水陆并进，经秀州(浙江嘉兴)、平江(江苏苏州)等地向北撤退。经过常州时，岳飞率军从宜兴赶来截击。飞四战皆捷，擒女真万户主少孛堇等十一人。常州截击战之后，飞首次得到朝廷诏令，命他配合镇江韩世忠，从左翼进击金军，伺机恢复建康。
金军在水路与韩世忠相持达四十日，被困于黄天荡，因奸细献策才得以入江。陆路上，岳飞在四月二十五日于建康城南三十里的清水亭首战大捷，金兵横尸十五里。
五月初，飞在建康南面的牛头山扎营，在夜间以百人敢死队骚扰金军，金军伤亡甚大。兀术准备放弃建康，先在城中大肆杀掠和破坏，然后从建康西北的靖安镇(亦称龙湾)向北岸的宣化镇渡江。飞领骑三百、步兵二千冲下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又追至靖安，消灭了未及渡江的金军。建康得以收复。
建康战役历时半月，岳家军仅斩女真兵就“无虑三千”，擒获二十多名军官。这是岳家军的首次辉煌胜利。
六月十五日，岳飞回到宜兴，在张大年家题词：近中原板荡，金贼长驱……(全文见下“个人作品”)
名扬洞庭
建炎末，湖南义军首领钟相被俘杀后，杨么等率领数十万人占领洞庭湖区，濒湖置寨，据湖为险;兵农相兼，陆耕积粮，打造车船，练兵水战，继续与官府抗衡。绍兴元年至四年，先后在鼎口(今湖南常德东，沅水入洞庭湖处)、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阳武口(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抗击官军围剿，屡战获捷。社木寨之战中，以车船水军反攻，尽歼守寨宋军，兵势日盛，使官府惧之为心腹大患。五年二月，高宗命宰相张浚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制置使，刘延年为随军转运使，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军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张浚布阵：分兵封锁湘阴、桥口(今湖南湘阴西南湘江西岸)、益阳、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南阳渡等湖区诸要津;令岳飞率军趋鼎、澧(今湖南常德、澧县)，自上游袭取杨么、夏诚等寨。五月，岳飞至鼎州，先遣降人杨华为间，入寨潜结杨么属下，诱降义军;同时，置寨列舰，实施军事威胁。六月初二，义军龙阳(今湖南汉寿)汛州村大寨首领杨钦领所部三千人及战船出降;寻其余大寨首领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亦举寨相继就招。义军大部被瓦解，惟杨么、夏诚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区地势艰险莫测，且舟师水战不及义军车船水军，遂先遣人开堰闸泄水，放木筏堵塞湖中诸港，散青草于湖面，以滞车船。继以杨钦为向导，率军进围杨么寨。杨么率众突围，力战失利，被俘，杀，余众被歼殆尽。夏诚死守其寨，亦被官军攻破。至此，杨么之乱被官军平定，就连都督张浚也不得不赞许道：“岳侯殆神算也!”。因岳飞巧智神算，从此名扬洞庭。“徒有王[王燮]数年之劳，未闻岳飞八日之捷。”(史称洞庭湖之战)。
两度北伐
1136年(绍兴六年)初，由宰相张浚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事，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北伐中原。张浚命令岳飞进军襄阳，作好直捣中原的准备。
二月，岳飞于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讨伐伪齐的檄令，并积极做好进军襄阳的军事部署。不料在三月，年已古稀的岳母姚氏病逝。飞悲痛不已，目疾复发，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自行解职，扶母灵柩至庐山安葬。并接连上表，乞守三年终丧之制。
在朝廷再三催促下，岳飞忠孝难以两全，赶回军中，七月正式誓师北伐。岳家军兵分两路：一路往东北，由熟悉京西地理的牛皋统领，直奔镇汝军，牛皋早年在汝州鲁山县宝丰村同金军作战，此时重返故地，精神抖擞，一战即攻克汝城，生擒伪齐守将薛亨，紧接着又乘胜攻克颍州，为这次北伐建立首功。另一路王贵、郝晸、董先等，向西北方向进军，在攻克卢氏县后，又西取商(陕西商县)、虢(河南灵宝)，东下伊阳(河南嵩县)，一路缴获粮食十五万石，降众数万。杨再兴大败伪齐张宣赞人马，收复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王贵在收复虢州后，又率军向西，力拔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等县城，席卷了商州全境。
岳家军北伐大捷，宋廷为此下诏嘉奖说："遂复商於之地，尽收虢洛之城"，"长驱将入于三川，震响傍惊于五路"。
收复商、虢等城后，飞向朝廷请示：如形势有利，将命王贵、牛皋两路合兵，自伊洛直渡黄河，与太行忠义民兵配合作战，收复河北失地。但他的进军计划没有取得朝廷支持。于收复卢氏、长水之后的第十七天，终因“孤军无援”和“以粮不济”，不得不退师鄂州。
岳飞夺回商、虢等地，伪齐刘豫大为震惊。是年九月，刘豫筹集三十万人马，号称七十万，向淮西发动进攻。高宗得报后，认为刘光世、张俊不足以守江淮防线，要调岳飞军沿江东下。诏书到达鄂州时，飞正苦于目疾。但他并未犹豫，立即向九江进发。赶到九江时，淮西战事已告结束。
完颜兀术看到岳飞移军东下，中线空虚，有可乘之机，便于十月底、十一月初与伪齐合兵，向襄汉地区发动猛烈进攻。飞接到多地的.告急军情后，当机立断，调集二万精锐第三次出师北伐。
岳飞出师到达各地之前，部将寇成、王贵、秦祐等已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岳飞大军开到前线，给守城将士以极大鼓舞，军威更振。商州转危为安。襄汉战线也因岳飞大军的到来，敌军不战而退。飞又准备收复蔡州，因见州城防守严密，“势不可攻”，乃作罢。
按照朝廷“规模素定，必不徒行”的意旨，飞此时已胜利完成任务，加之所带军粮有限，便决定还师鄂州。
飞撤军前，为避免遭敌追击，命王贵、董先向蔡州城发动一次进攻，以作掩蔽。但飞军撤退的消息传到敌营后，李成果然立即布置追击。董先、王贵等率军退到白塔地方，李成亲率刘复、孔彦舟等十员大将，合力追来。飞率军迎击，经过激战，擒获伪齐将领数十人，俘数千人，马三千六百匹，衣甲器仗无计其数。敌兵尸体填满溪谷，拥坠入水而死者无算。
岳飞对被俘伪齐士卒，均散钱遣返还乡。并对他们说：“汝皆中原百姓，国家赤子，不幸为刘豫驱而至此。今释汝，见中原之民，悉告以朝廷恩德，俟大军前进恢复，各率豪杰来应官军!”
3 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
岳飞背上刺的字就是“尽忠报国”，并非“精忠报国”。不过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表彰岳飞的战功，曾御赐手书的“精忠岳飞”四字给他作旗帜，后人将二者混淆了。
记者查阅一位学者写的《岳飞新传》，书中有记载：因高宗杀岳飞，加之秦桧为相，故而关于岳飞的史料很少，即便有，也是篡改历史真相者居多。该书提到了《金陀稡编》这部研究岳飞最重要的史籍。此书是岳飞被害21年后，宋孝宗给岳飞平反后，其子岳霖开始搜集资料，整理其父的历史而形成的一个草稿，书中无岳飞背上刺字的记载。
《宋史》卷三八《何铸传》中有条资料很重要，何铸在审问岳飞时看到“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宋岳鄂王年谱》卷一引《唐门岳氏宗谱》，说“尽忠报国”四字是靖康初姚氏所刺。但是《唐门宗谱》出现很晚，史家评判“讹谬甚多”，姚氏是普通农妇，没有文化，应当不会自己刺字。但姚氏勉励儿子“从戎报国”一事，在《金陀稡编》卷九《遗事》中有记载。
到底谁对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方向专家杨果表示，史学界普遍认为岳母刺字只是传说，并非史实。这个故事对于岳飞传奇形象的塑造有一定作用。至于岳母刺字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更加无从考证。杨教授说，目前业内专家对于《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也存在一定争议。
4 武术成就
岳飞在武术史上被尊为“武圣”，深受后世敬仰。岳飞自幼拜名师习武，武功精湛，技艺出众。明清以后流传和形成的诸多拳派拳种，很多都冠以“创始人”岳飞之名，而盛传于民间各地，至今不绝，影响极深。为此，对在武术史上享有“武圣”之称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武艺做一番考论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清代《黄梅县志》、《岳氏宗谱》记载，岳飞死后，秦桧密令追杀岳飞家族。岳霆、岳震以及岳家军老部下为避灭门之祸，逃至五郎关下的聂家湾，繁衍生息，世代相传至今。此后岳震和岳霆将岳飞记述的拳谱、拳理、拳法、拳诀和拳歌整理成《武穆遗书》，其内容包括数十种拳术和器械套路，点穴术使用说明，《打法诀》和《八法取用歌》等。岳震作为岳飞的四子，驻守黄梅期间对南宋的安定和岳家拳的发扬功不可没。
岳家拳的流传，核心区域是蕲春、黄梅、广济三县交界的地方，也就是当年岳家定居的杨梅岭所在地。而岳家拳兴盛的原因，除了人们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和怀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尽管金元时期严禁习武，但岳家拳仍能流传民间，并一直保持着古朴刚劲的风格。无论岳家拳衍生出多少分支，追本溯源，都与岳家拳一脉相承。如今岳飞后裔在湖北黄梅、武穴已相传33代，共计2000余人。
5 军事思想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晋国“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6 郾城大捷
在873年前的今天，1140年8月21日 (农历七月初七)，岳家军郾城大捷。
南宋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势力最强时达10万人，是当时对金作战的主力。岳家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深得人民群众拥护。1140年(绍兴十年)金军4路大军南下，岳飞率轻骑驻郾城部署兵力迎敌。金兀术率精兵1.5万余人，到达郾城北面，以重铠严装的“铁塔兵”列正面，“拐子马”布列两侧，进攻岳家军。
1140年8月21日(七月初七日)岳飞令将上各持刀斧，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在郾城大败金军，接着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岳飞鼓励将上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但宋高宗与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一心求和，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最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五岳飞是南宋的一名爱国将领，他背负着母亲“精忠报国”的刺字率领着岳家军一次次痛击外来侵略者。要了解岳飞，还要从他小时候拜师学艺的故事说起。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那是在—个冬天的下午，外面吹着寒风，突然在—个农居的小房子里传出—阵又—阵婴儿的哭声，岳飞就在这天下午出生了。岳飞在妈妈怀里不停地哭着，小脸涨得通红，岳飞的爸爸在旁边来回走着不停地拍着脑门，哎，该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正好这时候，小房的上面正好有—只大鸟嘴里哇哇叫着飞了过去，岳飞的爸爸脸上露出了微笑：对，就把这孩子叫做岳飞吧。希望他以后能象大鸟—样展翅高飞。
在岳飞出生只有二十八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岳飞爸爸要到镇上去办事，突然黄河发了好大好大的洪水，那洪水就象—个张着大嘴的魔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啸而来，吞没了—个又—个村庄。当洪水来到岳飞的'家门口时，岳飞的妈妈急中生智，抱着岳飞跳进了—个大大的水缸，就这样，洪水就载着这只水缶不停地漂啊漂，周围已经不见了村庄，全是黄黄的洪水。
终于，几天过去了，大水也退去了，岳飞和妈妈也漂到了—个小镇上。岳飞和妈妈便无家可归了，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小镇上安家落户了。
岳飞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所以他很早就跟随妈妈到田里劳动，夏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小岳飞的身上，可是小岳习却—点都不怕，因为他是—个非常坚强的孩子。岳飞还非常喜欢看书，喜欢学习。他常常看书到深夜。岳飞从书中知道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要尊老爱幼，要懂礼貌。他还非常喜爱看打仗的书，他想长大以后做—个大将军，率领—支军队去保家卫国，去帮助国家不受到别人欺负。
古代人物故事范文2
地理位置：位于九龙坡区
重要档案：走马古镇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明代中叶开始鼎盛。2007年“走马镇民间故事”被国务院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项遗产同时进入重庆市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其中唯一一项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第四批“历史文化名镇”。
提名理由：这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曲艺之乡，可以听到上万个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部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古代人物故事范文3
人们对故宫价值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1年以前）：作为皇宫的故宫。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中间虽经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保持了初时的格局。从1420年建成到1911清朝统治结束，491年间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并执政。皇宫是封建帝王政令的统治中心和豪华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总是力求宏大壮丽。如果说，秦汉宫殿主要是通过高台建筑形式追求“非壮丽无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来，则通过纵向排列，从空间序列上取得整齐、庄重、威严的社会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兼收并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宫殿建筑的典范。作为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地，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庄严、肃穆，也充满神秘感。
第二个阶段（1925年以后）：作为博物院的故宫。故宫博物院以其宏伟壮丽的古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珍品名扬海内外。在一个较长时期，故宫博物院被定位为艺术类博物馆，人们相对重视的是故宫的艺术品。
第三个阶段（1987年以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人们对故宫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故宫不只是宏伟的古建筑，还包括珍藏其间的文物精品，它们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与中华文明成就的一个标志。同时，“文化遗产”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文物”观念的局限，强化了遗产的环境意识、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人们从“大故宫”的观念来看待故宫保护。
第四阶段（2003年以后）：故宫学的提出和确立。随着对文物认识的深化、对古建筑的重视、对宫廷历史文化的挖掘、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们逐渐认识到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郑欣淼在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的认识和定位、对故宫学术研究的现状以及80余年来故宫研究历史的调查与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故宫学。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丰富的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不仅包括北京故宫及其所收藏的文物文献，而且包括那些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这是对故宫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地定位，重新规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及学术研究的重点。从此，故宫研究进入到了自觉阶段。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郑欣淼提出故宫学的同时科学地界定了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郑欣淼认为故宫学的研究对象是故宫。具体来说，这里的“故宫”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紫禁城古建筑（故宫）；二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以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和宫廷旧藏文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宫廷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综合性国家博物馆；二者密不可分。故宫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致来说，其研究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紫禁城宫殿建筑群。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廷建筑群，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和优秀传统。不只是紫禁城本身，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明清皇家建筑是一个整体，宫室、园囿、祭坛、寺观、行宫、陵寝、藏书楼及王府等，是一个有统一规划、统一规制、统一管理的庞大的体系。二是文物典藏。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150万件左右，其中85%以上为清宫旧藏，大部分是清宫的各类艺术品收藏。它们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及其丰富的史料。其中，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特别是许多艺术精品，都是流传有序的传世文物。三是宫廷历史文化遗存。宫廷是封建社会国家的中枢、朝廷的中心，故宫在491年中一直是明清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24位皇帝的居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决策和发生。遗存至今的大量宫廷文物，不仅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四是明清档案。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手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这些档案不仅长期由故宫博物院管理、整理，而且大多数档案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这些档案不仅与宫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五是清宫典籍。明清两朝皇很重视典籍的收藏、编刊，两朝皇室藏书除前代皇室遗存外，还大力搜索购求天下遗书，使皇宫荟萃了许多极其罕见的宋元明各代的珍本。六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故宫博物院是在反对逊帝溥仪复辟的激烈斗争中由社会进步人士坚持力争并倡议成立的，成立后又受到北洋军阀的百般干扰，经历了艰难的岁月，本身有着不平凡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分五次南迁到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分三路西迁至四川，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经历艰苦卓绝，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前夕，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中的一部分被运往台湾，1965年在台北近郊外双溪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同时存在，引起国际社会和两岸同胞的关注。这六个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紫禁城古建筑、院藏百万件文物及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核心的层次是紫禁城。
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上面所说的六个方面，而故宫学研究采用的则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文学、美学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是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防止孤立对待。这是最能体现故宫特色的研究。这不仅要求人们具有某类文物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与此相关的历史知识，包括宫廷史知识以及其它知识。二是需要多学科协作，全方位展开。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能对故宫的研究提供帮助，例如雨花阁，可从建筑式样、佛教造像、装饰彩画等不同方面入手，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三是要把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由于故宫的文物藏品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内涵，需要不断地探求，例如武备、宫廷生活用具类藏品，既涉及工艺美术，更与宫廷史、文化史、典章制度等有关，而且随着资料的挖掘与研究视野的扩大，这种研究会不断深入。从多方面去探寻文物的价值，这是综合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需要把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例如陈列展览、科技修复、宫廷原状陈列等，既是实际工作，又需要通过研究成果来体现和提高。五是需要把研究与传承结合起来。古建筑的维修技术、文物修复技术、书画器物的鉴定方法等，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弘扬。
在不断推进对故宫的综合研究中，郑欣淼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拓展：
古代人物故事范文4
在故宫博物院百万珍藏中，清官藏品和遗存130万多件(套)，占藏品总数的85％，其余则是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不断努力征集而来，其中离不开个人的踊跃捐赠。截至目前，故宫博物院已接受个人捐赠738人次，文物总量达33400多件(套)。他们的捐赠，不乏国之瑰宝，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而且传续着捐赠者的民族文化血脉和人文精神，以及无私奉献的社会意识与责任，在当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
文物捐赠的四个阶段
文物捐赠活动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以下结合故宫博物院84年的发展历史，将文物捐赠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时期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颇为艰辛的一个阶段。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战事不断，初创的故宫博物院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文物在战火中被毁，故宫博物院文物不得不于1933年2月开始南迁，1937年11月西迁后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文物才全部东归南京。
虽时局如此艰难，但当时民主革命已帝制，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博物馆的纷纷筹备或建立，捐赠文物的行为开始出现并逐渐多起来。1945年，陈仲恕先生捐赠汉印501方，杨闻斋先生捐赠中国历代钱币2000余件；1948年，冯大生先生将其父冯恕先生(1867―1948)所藏古砚148方、石屏2件、古玉2件等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允亮先生也于1948年开始先后3次将家藏书籍9000余册、书画105幅捐赠故宫博物院。
在这一阶段，故宫博物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损失文物委员会”平津区办事处的协助下，接受了著名的“杨铜”和“郭瓷”。“杨铜”是指德国人杨宁史的收藏。杨氏曾任侨商禅臣洋行经理。1946年，他将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时期从河南等地购买的青铜器、兵器共计26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这些捐赠文物不少是商周遗存精品，如商饕餮纹大钺及鼎、爵杯等，而最为重要的器物，即为后被唐兰先生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的战国铜壶。
“郭瓷”为郭葆昌的收藏。郭葆昌先生(1867―1940)为著名的文物鉴藏家，所藏瓷器及书画极为精良，曾任江西九江陶务监督。故宫博物院成立时被聘为瓷器及书画两组的审查委员，著有《觯斋瓷乘》《觯斋书画录》等书。1946~2月，他的儿子郭昭俊先生将觯斋藏瓷共计42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后来，郭葆昌家属又补捐木座等文物L09件。这批文物精品众多，仅一级品就有24件，几乎是郭葆昌先生一生精心收集的全部。
(二)新中国成立至“”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时，百业待兴，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众多文物收藏者出于对新中国真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期望，纷纷将辛苦搜集的文物捐赠国家。在这一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共接受私人捐赠330余人次，接受文物捐赠近2万件，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接受捐赠人次最多，规模最大，文物品质最高的一个阶段。收藏家收集文物颇为不易，其中有着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张伯驹先生(1898―1982)及其夫人潘素女士，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为使珍稀国宝免遭破坏或流落海外，罄其家产甚至不惜举债，尽可能地购藏。其所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也都是传世孤品。在抗日战争避难中，张伯驹先生曾被土匪绑架，被索要高价，他却告之夫人，“宁死魔窟，也不能变卖家藏”。解放后，他们将用生命换来的藏品无私地捐赠国家，其中部分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除上述外，还有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吴琚《杂诗帖》、赵孟\《草书千字文》等。先生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丛碧书画录・序》)他的无私捐赠实现了他收藏的最终愿望。 章乃器先生(1897―1977)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等职。1953年章乃器先生写信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表达了捐赠的意愿。故宫博物院派出6位专家前往，章乃器先生将家中所有橱柜门全部打开，任由挑选，最后于1954年1月捐赠了陶瓷、青铜器等文物总计1194件。章乃器先生所捐文物品质极高，一级文物有14件，二级文物达270件，国家珍贵文物总数约达450件。
在这一阶段，普通群众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捐赠热情，尤其是在解放前从事古玩行业的经营者，如北京“德兴斋”古玩店崔耀庭先生、北京“通古斋”古玩店(原“尊古斋”)黄伯川之子黄镜涵先生、北京“清和斋”古玩店夏锡忠先生、北京“万聚兴”古玩店的戴文耀先生、泉记文物商店的梁富栋先生，以及在北京、上海两地从事古玩生意的叶叔重先生等都有大量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
(三)“”期间。“”是中国人民和各项事业的一场浩劫，文物收藏也难以幸免，散存于民间的大量私人珍藏文物受到洗劫。在此期间，“红卫兵”不断上街“扫四旧”，“造反派”到处抄家，他们甚至当着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的面砸碎、撕毁文物，使收藏家悲愤至极，不敢怒更不敢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共接受捐赠60余人次，文物4000余件，也是一个小的高潮。当然，不少收藏家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不得不主动将所藏文物捐赠给博物馆的，而自己未必是情愿。当时，故宫博物院实际接受捐赠人次更多，“”结束之后，在落实国家政策后有一部分退回了；没有退还的，都是征得本人同意或家属认可后，真心愿意捐赠的。
侯宝璋教授(1893―1967)是我国病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医学界享有盛誉，曾任齐鲁大学病理系主任教授、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代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受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在医学研究之余，侯先生喜欢收藏中国古代文物，不愿中华文物流散海外，倾力收购，回国时悉数带回。从1963年至1972年的10年间，侯宝璋先生及其夫人廖文瑛女士先后将家藏书画804件，瓷器506件，图书2067册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南朝青釉六系盘口壶、五代长沙窑加彩带柄壶、明代紫檀 雕荷叶枕等都极富代表性。
吴兆璜(1903―1962)是著名书法家、碑帖、古籍鉴藏家，闲时广泛采集金石拓片，收藏了大量原拓精品。其夫人臧华云(1905--1988)女士，一生酷爱诗词，常以诗词会友，所藏书籍、碑帖也甚丰。 “”初期，吴家所藏的碑帖古籍虽然未被殃及，但臧华云女士始终为这些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吴兆璜生前的藏品担忧。1971年，臧华云女士在征得子女和亲友的同意后，将家藏碑帖、书画等文物846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四)“”结束至今。1976年10月，“”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振奋，人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至1991年，故宫博物院又出现捐赠的高潮，共接受捐赠190多人次，文物1400余件。形成这个高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随着“”结束，国家落实了政策，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新回到了原主人手中，而这些文物的持有人又将全部或者部分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
二是随着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少珍贵文物被不断发掘出土，捐献者以农民、牧民等普通群众为主。1985年，河南商水县围墙乡围墙村的农民何刚将在自己院里盖房时挖出的包括“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在内的19件元代窖藏银器捐赠故宫博物院。这批银器，非常精美，工艺高超，弥补了故宫博物院在银器收藏方面的空白。 三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的踊跃捐赠。叶义先生(1921―1984)是香港著名医生，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收藏家，所藏文物甚丰，而尤以犀角雕刻类为精。叶先生生前曾立下遗嘱，愿将文物捐赠国家。1985年，叶先生家属遵循其遗愿将所藏8l件珍贵的犀角雕刻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犀角雕刻材质不易保存，早期遗物少，清宫旧藏犀角雕刻品也不过百余件，叶义先生的捐赠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
当然，在进入2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日益兴盛，文物的价格迅猛增涨，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整批、太量捐赠文物的现象越来越少。即便如此，故宫博物院依然接受131人次的捐赠。美籍华人何维敬先生分别于1996年，2009年2次将其父何宝善先生(1896―1979)旧藏的《旧拓汉郭有道碑》拓片等3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美籍华人臧武云女士的先夫臧建心先生为刘统勋后人。2006年，臧武云女士委托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将所藏刘统勋《行书录唐人句轴》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汪世清先生(1916―2003)是中央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资深美术史研究学者和鉴赏家。2008年，汪世清先生夫人沈家英女士遵循其遗愿将查士标书法等20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书画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表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
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从延续中华文化艺术发展长河的高度，开始有计划地征集、收藏中国现当代艺术精品，以更好地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2006年8月，吴冠中先生将其代表作《一九七四年长江》《江村》和《石榴》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随后又有范曾、刘国松、饶宗颐、张仃诸位中国当代艺术大师的无私捐赠。2005年，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先生的家属也将大师生前的遗作捐赠故宫博物院。在器物方面，故宫博物院先后在斋宫举办“紫泥清韵一一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展”和“中国寿山精品展”，接受了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李昌鸿、鲍志强、顾绍培、周桂珍9位紫砂方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林享云、王祖光、叶子贤、林发述、林飞5位寿山石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捐赠。另外，故宫博物院还曾接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王芝文及美籍华人陈佐导、日本陶艺家林恭助等捐赠的陶艺作品。这种征集当代艺术精品的思路，故宫博物院还将延续下去。
社会各界的捐赠者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来自社会各界，他们既有国家党政领导人，有专家、学者、艺术家及知名人士，有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也有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以及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专家等。也正是由于社会各界众多人士对故宫博物院的鼎力支持，才使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原有基础上能持续地增加。
(一)国家党政领导人。主席曾分别于1951年、1952年和1956年，将友人赠送的明代学者王夫之《双鹤瑞舞赋卷》、清钱东壁临《兰亭十三跋》、李白《上阳台帖》交国家文物局，后转交故宫博物院。刘少奇、、、李先念、、宋庆龄等领导人，也都曾通过中办将文物转送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又转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中也有不少是领导人所收到的礼品。这些文物在登记账册上都作为“调拨”，而未记为“捐赠”，从中可以看到一代领导人的博襟，对于私人捐赠也起了表率作用。
在国家党政领导人中，亦有不少是将家藏和个人购买的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的。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著名作家、文学史家、文物鉴赏家，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等职。1953年，郑振铎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三彩器皿、建筑模型、造像、陶俑等各类文物65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所捐陶俑在时代上起自两汉，止于北宋，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品类齐全，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堪称绝品。郑振铎先生的捐赠，使故宫博物院成为陶俑收藏的重镇，国内收藏历代陶俑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陈叔通先生(1876―1966)，是我国政治家、著名爱国人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也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在文物鉴藏方面很有造诣，收藏甚丰，曾将收藏的古代画梅作品集成《百梅图》印行。1953年、1959年，陈叔通先生将家藏书画类文物10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另外，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马叙伦先生(1884―1970)于1956年将所藏陶瓷、书画等300余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捐赠的国家党政领导人，还有李一氓、邓力群、李德全、楚图南、朱光、王冶秋、萧劲光、郑洞国、章元善等，在此不――列举。
(二)专家、学者、艺术家及知名人士。他们多为各界名流、学问大家，计有朱启钤、徐石雪、费秉恕、张子厚、郭有守、沈从文、徐石桥、邓以蛰、杨宪益、梁慎容、吴作人、饶孟侃、陆家谟、丁燮柔、关瑞梧、金鼎 昌、熊述訇、周觉民、李倩玉夫妇、周一良、周季木、张青莲、何遂、杨宽、商承祚、廖泰初、陈梦家、傅增湘、傅忠谟、傅抱石、罗时慧夫妇、黄胄、董寿平等等。以下仅举数例：
叶恭绰(1881―1968)、张p伯(1885―1969)、张子高(1886―1976)、尹润生(1908―1982)是当代著名的四大藏墨家，他们的收藏各有侧重，曾合编《四家藏墨图录》。四家藏墨后来大都陆续归入故宫博物院，其中多为捐赠：1960年、i962年，叶恭绰先生及其家人先后3次将所藏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7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1966年，张纲伯先生将所藏古墨1000余方捐赠故宫博物院；1972年、1973年、1977年，张子高先生将所藏700余块古墨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周绍良先生(1917―2005)的捐赠也非常重要。周先生所藏古墨皆为清代有干支纪年及具有名款之品，并旁及其他种类，著有《清墨谈丛》《蓄墨小言》等。1966年，周绍良先生将所藏古墨、书画等1028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他们的捐赠，使故宫博物院不仅有着丰富的宫廷御墨，而且在文人订制墨与墨肆市售墨等方面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朱文钧先生(1882―1937)，曾任职民国财政部，一生殚心经史，尤精于鉴别，收藏碑帖、书画，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马衡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拟用10万银元收购，朱先生则表示将来要捐赠故宫。朱文钧先生于1937年逝世后，1953年其夫人张宪祗及其子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晋将全部碑帖706种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
周作民先生(1883―1955)我国著名银行家。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1948年因不堪政府的勒索而出走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周先生酷爱收藏，生前藏有大量文物。1955年，周作民先生去世后，其家属遵嘱将各类文物1000余件、图书5000余册捐赠故宫博物院。 乐东屏先生(1910―1999)、萧龙友先生(1870―1960)皆为著名医生。乐东屏先生为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传人，在他的主持下“同仁堂”的规模日益扩大。1958年，乐东屏先生将家藏99件瓷器、50件家具及铁树、腊梅等15种树木花卉捐赠故宫博物院。萧龙友先生早年自学中医，以中草药治疗霍乱，声名大振，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创办北京国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等职。萧龙友先生工书画，喜爱收藏中国古代文物。1961年家人遵其遗嘱将家藏书画、瓷器等文物15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三)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关心祖国文化遗产事业的保护与发展。他们极尽所能，或积极提供各种文物线索，捐赠所藏，或不惜重金购买文物捐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有何贤、徐逸樵、张公量、王季迁、比阿特利斯・布利斯、杨永德夫妇、马汉宝、蔡颂梅、蔡流轮、程柏山、李敖等。 胡惠春先生(1910―1993)是著名收藏家，香港著名收藏团体“敏求精舍”的发起人，曾连续担任主席达8届之久。1975年，胡惠春先生将所藏汉刻宋拓《西岳华山庙碑》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交与故宫博物院收藏。杨令女士(1887―1978)是著名的女画家和诗人，后长期定居美国。曾给总理写信愿返乡定居并献出家珍，后不幸去世而未能如愿。1983年，其亲属遵其遗愿赴美国，费尽周折，将杨令弗所藏文物及个人物品带回祖国，并将其中的22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韩槐准先生(1891―1970)、罗桂祥先生(1910―1995)都对故宫博物院外销瓷收藏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槐准先生是著名陶瓷收藏家，曾长期侨居新加坡，对我国古代外销瓷多有研究，著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等。1961年归国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宫博物院顾问等。1957年至1962年，韩槐准先生数次将多年收藏的陶瓷276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99件属外销瓷中的精品。罗桂祥先生以经营“维他奶”起家，后担任香港“敏求精舍”2届主席，1987年，罗桂祥先生将以重金购买的13件英国人哈契尔在南中国海打捞出的景德镇青花瓷器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澳门著名人士何鸿鱿壬，1985年出巨资购得书画、玉器、牙雕等文物140余件，慷慨相赠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他们有福开森、福梅龄、李敦白(美国)、爱德尔(英国)、杨宁史(德国)、安田作子、冲正一郎(日本)、沙威・索巴・披丰銮(泰国)、苏哈托总统及夫人(印尼)、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潘克福(前苏联)。魏斯科普(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宇野雪村先生(1912―1995年)是日本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及文物收藏家，曾任日本“每日书道会”常任理事、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等，著有《古墨》《法帖》《中国书道史》等。1983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法展，1987年“启功、宇野雪村巨匠书道展”在北京和东京先后举行。1995年，宇野雪村先生委托其子将自己所藏的《松桂堂帖》等14件碑帖捐赠故宫博物院。
(四)普通群众。普通群众是故宫博物院捐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并不为人熟知，甚至有“无名氏”这样含糊的称谓，但他们与故宫博物院其他的捐赠者一样，其捐赠行为同样令人尊重。
以天津陆仪女士为例。陆仪女士的父亲天津著名中医陆观虎先生(1891―1963)，在上世纪30年代日寇进攻华北时，不惜重金在天津买下从清官流失出去的乾隆年间宫廷珐琅冰箱1对。1985年，陆仪女士召集全家讨论，决定将此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当年11月6日，陆仪之子潘大卫代表全家到故宫博物院办理了捐赠手续，并一再表示“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无意索要任何报酬。
另外，1952年，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学生靳晋先生将家藏清代仿宫廷建筑地毯捐赠故宫博物院；武汉铁路退休职工金家慎先生，1953年将清代徐扬绘《乾隆南巡图第12卷》捐赠故宫博物院，还有内蒙古太仆旗牧民李宏斌、席万民先生、河北围场县城子公社亚字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朱春发、河北省里县南庄公社村民纪长青、陕西渭南文化馆工作人员李纪元、辽宁省北镇县第一初级中学学生朱万余、山东省莱芜市居民孟庆超、山东平原县栗轩、天津鑫源制冷公司王应麟等等普通群众。
(五)故宫博物院职工。本院工也同社会各界人士一样，积极踊跃捐赠文物。马衡先生(1881--1955)是我国著名金石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 驱，早年任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后在故宫博物院供职达27年，其中19年(1933―1952)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保护故宫文物不辞劳苦，居功至伟。1950年至1952年，马衡先生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 《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文物400多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把14000余件(册)碑帖、图书以及青铜器、印章、甲骨、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等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种类众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几乎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而其最后全部都捐给了与他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
孙瀛洲先生(1893―1966)是中国古陶瓷鉴定家。早年在北京的古玩店当学徒，后独立开办了“敦华斋”古玩铺，因研究深入，经营有方，成为北京著名的古瓷经营者。1956年受聘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的鉴定和研究工作，并到全国各省市考察、鉴定各博物馆收藏的瓷器。1956年至1965年，孙瀛洲先生先后数次将其珍藏的文物3000多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陶瓷2000余件。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精，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元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其中25件被定为国家1级文物。
另外，我国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1892―1969)于1953年至1958年数次将所藏陶瓷类文物15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早期创始人之一，书画篆刻名家吴瀛先生(1891―1959)也于1955年、1958年2次将家藏书画、瓷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职工中的捐赠者，还有吴仲超、唐兰、罗福颐、刘九庵、郑岷中、李镰镗、顾铁符、徐邦达、耿宝昌、乔友声、金禹民、张耀选、霍子威、王文昶、吴空、王汝彬、范延福、江明等诸位先生。
仁心义举 铭心永记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人数众多，而每位捐赠者几乎都有令人感动的事迹。其中，许多捐赠者不止一次，而是数次的捐赠，反映出公众人士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及对其专业工作的嘉许和信心。同时，故宫博物院捐赠者所捐赠文物量大、物重，仅一级品文物就达300余件，其价值不可计量，在国内博物馆界首屈一指。当然，在故宫博物院捐赠者中，不少是将文物捐赠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故宫博物院在接受个人捐赠时，绝大多数都是无偿的，即使有所奖励，也是与所赠文物的市场价格远不相符的。以往受时代所限，捐赠者往往只有一张捐赠凭证，甚至有些没有来得及办理任何手续。冀朝鼎先生(1903―1963)的夫人罗静宜女士，分别于1964年、1966年、1967年、1982年和1984年5次以夫妇或个人的名义将475件珍贵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些未办理手续。1985年5月，故宫博物院专程拜访罗静宜女士，并向其颁发了奖状。即使如此，罗静宜女士也未曾有些许不满，令人感佩。
对于捐赠者的无私捐赠，故宫博物院自当恪尽妥为保管、不断展示之职责。1948年，故宫博物院在御书房东、西配殿举办《杨宁史呈献古铜器陈列》和《杨宁史呈献古兵器陈列》，同年于御书房举办了《郭氏觯斋捐献瓷器陈列》；其后又先后为朱启钤、冯大生(1950年)、陈叔通(1953年)、周作民(1956年)、徐石雪(1957年)、费秉恕、乐东屏(1958年)、萧龙友、关瑞梧、关桂梧(1961年)、侯宝璋(1964年)、杨令荛(1984年)、叶义(1985年)、朱文钧(1995年)、商承祚(2002年)、孙瀛洲(2003年)、郑振铎(2004年)、马衡(2005年)、吴冠中(2006年)、章乃器、范曾、刘国松(2007年)、饶宗颐(2008年)、张仃(2009年)举办个人捐献展，并挑选捐献文物精品举办《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2005年)，《捐献历代印章文物展》(2006年)，《古物撷英――故宫博物院藏捐献文物精品》(2008年)等，以记其功，彰其德。
古代人物故事范文5
论文关键词：浑言，析言，名词，同义词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它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给国人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对理解古书上的词义有很大帮助。自其问世以来直至清初，在我国文字学史上逐渐形成了以它为中心问题和学术基础的潮流，这个潮流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了极盛。当然，期间也出现了许多集大成者，其中就有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段玉裁，其代表著作就是《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段注也是今人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词汇又是语言中与人类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最重要的建筑材料，故古今词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不同之处。我们在整理段注中训诂术语“浑言”、“析言”所系之词时，对这一点会有比较直观的认识。“浑言”、又称“统言”、“散文”等，“析言”又称“对言”、“对文”等，是训诂学中用来系联同义词的重要术语，我们在统计段注中“浑言”、“析言”术语所系名词时发现，古人在对待同义词的态度上与今人有所不同，下面我们选取几组比较有代表性的词加以分析，以探求古人在同义词的认定和使用上的基本类型，并简要分析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原因。
一、同物异名所形成的同义词
同物异名即两个名词所指事物实为同一事物，但由于某些外在的不同而有两个或多个名称，这些名词在古代往往被看作是同义词。例如：
菡萏、夫容 一下艸部：“萏，菡萏，扶渠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夫容。”段注：“此就华析言之也。《陈风》：‘有蒲菡萏。’《尔雅》、毛传皆曰：‘其华菡萏。’此统言之析言，不论其未发、已发也。屈原、宋玉言‘夫容’不言‘菡萏’，亦犹是也。许意菡之言含也，夫之言敷也，故分别之。高诱曰：‘其华曰夫容，其秀曰菡萏。’与许意合。华与秀散文则同，对文则别。”由许书和段注可知，二者实则是为同一个事物荷花所命名的，只是“菡萏”是指“未发”的荷花，“夫容”是指“已发”的荷花。二者所指一物，浑言不别；由于外部形态不同，析言有异。
膍胵、百叶 这两个词都指牛胃。四下肉部：“膍，牛百叶也。”段注：“鸡鸨皆有脾肶，谓胃也，即许所谓鸟膍胵也。……谓之百叶者，胃薄如叶，碎切之，故云百叶。未切为膍胵，既切则谓之脾析、谓之百叶也。……《广雅》云：‘百叶谓之膍胵论文提纲怎么写。’浑言之也。”由段注可知，“膍胵”、“百叶”均指牛胃；只是“膍胵”指外形完整“未切”的牛胃，“百叶”则指外形细碎“已切”的牛胃。
“菡萏”与“夫容”，它们所指本为一物，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是不会为了同一个事物创造两个名字的，提到此物，人们会想到“荷花”，“夫容”也已少用，“菡萏”就更少见了。“膍胵”与“百叶”也一样，现在人们在表达牛的“胃”这一器官时，会先联想到“胃”这一器官，然后再加以限定为“牛”的“胃”。
这类词还有如盐/卤、郷/牗、枝/條、牙/齿、阖/扇等，它们的特点是所指之物实为一种东西，实则没有必要为同一个物体命两个名字。
二、同类异物所形成的同义词
同类异物即名词所指代的事物是同一类事物，故都有其共同之处，古人在此共同之处上，会把它们看作是同义词。这类词又有如下几种情况：
1. 外形相似
例如：
苏、荏 一下艸部：“荏，桂荏，苏也。”“苏，桂荏也。”段注：“‘苏，桂荏’，《释草》文。《内则》注曰：‘芗苏，荏之属也。’《方言》曰：‘苏，荏类。’是则析言之则‘苏’、‘荏’二物，统言则不别也。”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荏”所指代的是不同的两个事物，只是它们同属于草类，从而可以统言不别也，古人在使用时可以混用。
橘、柚 六上木部：“橘，橘果，出江南。”“橙，橘属。”“柚，条也，似橙而酢。”段注：“按：‘今橘、橙、柚三果析言，莫大于柚，莫酢于橙汁，而橙皮甘可食。《本草经》合橘柚为一条，浑言之也。”这三个词都表示树上所结的果实，虽都不是同一物，但外形很相似，因此古人也常常会对它们“浑言”运用。
这类词在段注里是很多的，比如槚/楸、萧/蒿、莙/藻、猴/蝯等，它们实为同一类的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古人对同类事物或者外形很相似的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如现代科学，故运用起来也比较宽泛，即使为异物，有时也可通用。
2．功用相同或相似
例如：
簦、笠 五上竹部：“笠，簦无柄也。”段注：“汪氏龙曰：‘笠本以御暑，亦可御雨。’故《良耜》传：‘笠所以御雨。’《无羊》传：‘蓑所以御雨，笠所以备暑。’《都人士》传：‘台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三传相合。”竹部：“簦，笠盖也。”段注：“笠而有柄如盖也，即今之雨伞。……按簦即亦谓之笠，浑言不别也。”这两个词都指古代以竹制成的御雨防暑的用器，“笠”即今天所说的竹笠、斗笠，“簦”即雨伞，由段注可知，“笠”与“簦”因为具有相同的功用，故有时用法上“浑言不别”，即可以当成同义词来通用。
箪、笥 五上竹部：“箪，笥也。”“笥，饭及衣之器也。”段注：“《礼记·曲礼》注曰：‘圆曰箪，方曰笥。’《礼经·士冠礼》注曰：‘隋方曰箧。’许曰：‘箪，笥也。’又匚部曰：‘匧，笥也。’许浑言之，郑别言之也。”这两个词都表示盛物的竹器，正因为二者用途相似，故古人往往不会细分，从而可以浑言通用。
这类词在段注中比例也很大，如有篦/梳、棚/栈、鐏/镦等，它们的特点是用途相同或相似，这类词使用起来有时会侧重于其相同点，故可以同义混用。
3.整体与部分
例如：
股、髀 四下肉部：“股，髀也。”段注：“骨部曰：‘髀，股外也。’言股则统髀，故曰‘髀也’。”四下骨部：“髀，股外也。”段注：“肉部曰：‘股，髀也。’浑言之。此曰：‘髀，股外也。’析言之。其义相足。”由段注可知，“股”指整个大腿；而“髀”则指大腿的外侧，只是大腿的一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古汉语中二者有时可以同义互训。
皮、革 三下皮部：“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段注：“剥，裂也，谓使皮与肉分裂也。云革者，析言则去毛曰革析言，统言则不别也。”三下革部：“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论文提纲怎么写。”段注：“皮与革二字，对文则分别，如‘秋敛皮’、‘冬敛革’是也；散文则通用，如《司裘》之‘皮车’即革路，《诗·羔羊》传‘革犹皮也’是也。”由段注可知，析言之，“皮”指带毛的兽皮，“革”指去毛的兽皮，“革”实为“皮”的一部分；而浑言之，“皮”与“革”无别，可以通用。
这类词在段注中也有很多，如臀/尻、腨/胫、袪/袂等，整体与部分之间往往也可以同义互用，这点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存在的。
4． 同一物体的不同组成部分
例如：
肓、鬲 四下肉部：“肓，心下鬲上也。”段注：“《左传》：‘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贾逵、杜预皆曰：‘肓，鬲也。心下为膏。’按郑驳异义云：‘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贾侍中说‘肓，鬲也’，统言之；许云鬲上为肓者，析言之。鬲上肓，肓上膏，膏上心。”由段注可知，“肓”与“鬲”实为二物，只是因为它们同属人体的内部器官，且位置很接近，故古人往往会笼统起来说，因此二者才会形成同义通用的用法。
止、踵 八上人部：“企，举踵也。从人止。”段注：“止部曰：‘止为足。’《说文》无‘趾’，止即趾也。从人止，取人延竦之意。浑言之则足称止，析言则前止后踵。止鐏于前，则踵举于后矣。”可见，“止”即脚趾，“踵”即脚跟，二者都是“人足”的组成部分，故也会形成同义通用的用法。
这类词在段注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脇/胠/膀、桴/栋、榦/桢等，即两个名词同属一个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实则不是一个事物，但由于位置很接近，往往可以当成同义词来互用。
当然，段注中“浑言”、“析言”所系名词之间的同义关系远不止上面这几种，比如段注中“艸”与“木”、“饴”与“饧”、“瘉”与“病”等等，可以看出，上古汉语在同义词的使用上是很宽松的，我们在这里只是选几类很有代表性，且在段注“浑言”、“析言”术语所系之名词中占有比例比较大的词加以分析，从而对我们阅读古籍有所帮助，同时我们也深知，要想得出更有科学性的几轮还有待于进一步穷尽性分析。
三、原因浅析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析言，古人对于同义词的用法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是比较宽泛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古人对同义名词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观的视觉感受，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上古时期生产力的落后是其根本原因。正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还处于初级阶段，故对于事物的认识还局限于很简单、直观的感性层面上，从而对事物的认识还不是很科学。比如第一组词中，实为一物，只是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由于外力作用而变形等，所以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形状不同，据此人们会给一个事物冠以两个甚至更多的名字，从而形成了一组同义词。又如第五组词中，也是由于古代科学不发达，限制了人们的认识，所以才出现了不同事物却可以混为一说的现象。而在现代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则更趋于理性，比如就植物这类来说，人们会分得很细很科学，像“橘”和“柚”，现在人们会很明确的知道它们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水果。
当然，这也与语言自身的发展演变有关，古汉语词汇发展到现代汉语词汇，其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单音词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词为主，而单音词的抽象、概括能力远没有后来的复合词那么发达，故古汉语同义词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也期待进一步地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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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故事范文6
[关键词]蛙神话;蛙崇拜;壮族;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I1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11-0057-03
古人对动物崇拜的原因很多，其中往往因为这些动物的强壮、凶猛、体形硕大、有超人之处，才被人们崇拜，如虎、狮、熊、大象、鹰、蛇、马等，都受到世界各地古人们的崇拜。[1]但在多种多样的动物崇拜中，有一种生灵有别于以上动物。它体型瘦小，也没有尖牙和利爪，在现代人眼中这个动物有些微不足道甚至生命比较脆弱，但在古代却存在着许多关于它的神话甚至动物崇拜――它就是青蛙。那么蛙崇拜的产生和发展原因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何在呢？我们将选取蛙神话和蛙崇拜资料事实最为丰富的壮族为主线，对蛙崇拜特点及共性进行探讨。
一、蛙崇拜成因概观
翻阅《中国民间故事集》，以地区为主要线索归结后不难发现，蛙神话和蛙崇拜盛行的地区以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为主，而这些地区中又以南方地区如广西、福建、云南等地最多。结合我国青蛙的主要分布及其生长环境可以看出，青蛙分布的主要区域也正是蛙神话和蛙崇拜较为流行的区域。南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不会总为干旱发愁，但是某些年份出现降水不足直接导致的收成减少问题也依旧困扰着人们。然而在古代，那个对自然认知水平还极其有限的时代，“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最能激起人的依赖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主要原因”。[2]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的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活的经验和与自然的接触开始寻找与自己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很大一部分只是先民们仅凭直观经验进行推测的，“那种与他们生活攸关的，人们每日均要接触的动物、植物和自然便成了他们拿来与异己的自然抗争的武器”。[3]于是在稻田中生活的青蛙成了先民们“依赖”的对象，进而被形象化和神化便不足为怪了。
二、蛙崇拜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蛙崇拜与稻作崇拜
当在田地中劳作的先民们还担心着天气是晴是雨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似乎脚下田边的青蛙总会在风雨来临时呱呱的鸣叫，于是他们开始观察并揣测着这青蛙和天气是否存在着些什么联系。在还没有能够用科学根据解释的时代，先民们不会想到其实是晴是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青蛙的鸣叫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反应，而是很自然地将动物的反应以神化，将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加以形象化。他们根据“青蛙叫，暴雨到”，“蚂拐哇哇叫，大雨就要到”的现象，将青蛙奉为能呼风唤雨的神灵，他们眼中的青蛙能给人传递风雨的信息，有预报风雨的特性;同时，每年春天，青蛙开始叫的时候，人们就知道播种、插秧季节到来了。由于青蛙有这种“能力”，于是壮族先民便对它产生了恐惧和崇拜，可以说崇拜的起初一定程度上是“恐惧创造神”[4]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了一系列以青蛙为主体的稻作神话。以广西壮族地区为例，其最著名的《布洛陀和米洛甲》系列神话中记载着“祭青蛙”的故事[5]：
布洛陀的二哥雷神拿到谷种要去种地，雷神的儿子青蛙表示他可以去耕田。谁知下地的青蛙只吃虫子不种地，人们认为青蛙怠慢了耕作于是用热水浇在青蛙身上，雷神因此停止了降雨以示报复。而当年的庄稼自然收成惨淡。后来，布洛陀告诉人们要祭拜青蛙以示道歉。从此，当天下大旱之时，人们只要祭拜青蛙，唱“蚂拐歌”，而青蛙向天上叫上几声天上立马就会降下雨水润泽农田。
这则故事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稻作神话，壮族先民们将青蛙视为雷神之子并且认为它是一个能够祈求降雨的神物而将其奉为神。以故事为基点延伸至壮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我们也能够窥探出蛙崇拜确乎弥散在各个角落。如左江地区著名的花山壁画上，就鲜明的用红色颜料画上了青蛙的影子，图上清晰的记录着越骆人为求雨祭祀青蛙的宏大场面，而青蛙大小各异，五指张开，呈半蹲姿势，场面热烈而盛大。这样的集中体现了稻作文化的仪式在如今的广西部分地区依旧存在。在东兰、南丹等地甚至还演变成一年一度的“蚂拐节”：“每逢农历大年初一，壮族青年到田里找青蛙，有幸找到青蛙的青年就被称为‘蚂拐郎’，意味着他会得到福气;找到蚂拐后，他们会把青蛙放进一座五彩棺材里祭祀;随后是“孝蚂拐”，壮族青年日日夜夜唱蚂拐歌谣，跳蚂拐舞蹈，抬着蚂拐棺材巡游村寨以及田地;最后是挑时辰‘葬蚂拐’，壮族青年每年都将蚂拐葬在同一地方，他们通过看去年蚂拐骨头的颜色，判断整个村子来年的运程”。[6]而广西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物铜鼓上，也铸造着青蛙像，于是铜鼓也被称为蛙鼓。铜鼓在古代被用于祭祀等庄重场合，人们击打铜鼓将鼓声幻化为与上天交流的工具。如今铜鼓还依旧作为驱邪避秽、攘灾祈福的吉祥物被广西民众珍视和传承。
另外，在南方因为气候温热而水域众多，所以容易滋生害虫。稻田中的青蛙不仅对气候有预知之效，还能很好的为先民驱害，保护禾苗，对于先民来说其功劳也是十分大的。同时，在夏季南方，蚊蝇众多，它们不仅会吸食人们的血液造成瘙痒，严重的还会随身携带病菌后感染人群而造成疾病的传染。这些害虫使得人们对之非常恐惧，但青蛙却以之为食，所以先民们很容易源发出生产生活下对青蛙的重视，将青蛙认为是保护人民的益虫并对之产生好感和崇拜。以此为基础，大批的与孝有关的神话，以及因为青蛙为民众除掉害虫的行为被看作一种对人的善举，而构成了很多将青蛙形象化的、以孝和报恩等为主题的蛙神话。如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第六卷中的“青蛙蛋”的故事[7]反映的就是主人公阿贵和青蛙互相帮助而最后战胜恶霸的故事。而类似的故事也存在于福建、陕西、甘肃等地的神话故事中。
（二）蛙崇拜与生殖崇拜
在古代社会中，除了日常的生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繁衍和生殖。古代妇女作为繁衍的重要一环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特别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相较于男性是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的。由此看来，古代社会是有极强的生殖崇拜意识的。而生殖崇拜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对生殖器的崇拜，对造人神的崇拜，也有对生物界繁衍能力强的动物的崇拜。在这样的背景下，青蛙独特的生殖方式自然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从中国古时候开始就有伏羲是蛇、女娲是青蛙变成的传说，而在桂西红水河畔也自古流传着《蚂拐歌》歌谣[8]，其中唱道：“天上树有根，地下水有源;说起孝蚂拐，更是有来源;说来根底长，数来源流远;说道布洛陀，数到姆六甲;才对它的根，才中它的源。”各种布洛陀和姆六甲的出现，表明壮族的蛙崇拜，可以上溯到远古社会时代。[9]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青蛙和布洛陀、姆六甲相归，而姆六甲的“姆”代表着女性，姆六甲是壮族中的女性之神，所以可以推测蛙崇拜能溯源到母系氏族社会。而人们也在这时候发现了蛙与女性之间的特征关联。
首先，蛙类的繁殖能力很强，产卵数量很多，一般每只雌蛙一年能产卵几千颗。这样庞大而高频的生产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望尘莫及”，另外，青蛙的两种生殖方式陆生和水生使得其又具有适应能力强的特点，从而使得人们将青蛙奉为生殖上的神。其次，还有说法认为，“从表面上看，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状相似，一样浑圆而膨大，蛙口与女性的亦相似”[10]，于是蛙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被先民膜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殖神话中青蛙一旦拟人化则常会以女性形象出现。在福建的《蛤蟆精》故事[11]中，青蛙变成了一位妙龄少女，甘肃的《蛤蟆姑娘》[12]中蛤蟆变成的姑娘既善良又具有感恩之心。可以看出以蛙为女性象征的生殖和爱情神话被古代先民大量创造，另外“蛙”谐音娃娃的“娃”，先民们用谐音以祈求多子多孙、繁衍子嗣。由此，蛙作为生殖的象征被许多的民族和人民所崇拜。
（三）蛙崇拜与智慧崇拜
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春天，一只大老虎对青蛙说：“我已经饿了三天了，你肉虽少，但是还是可以吃。”青蛙虽然心里很紧张，但是面上不露声色，沉着、勇敢、机智地对老虎说：“你别在我面前说大话，我可是吃老虎长大的哩！”老虎当然不信。青蛙就说要和老虎比跳远，输的就被赢的吃，并让老虎先跳。老虎急于吃青蛙，就答应了。谁知道就在老虎跳的时候，青蛙抱住了老虎的尾巴，老虎扭过头来看青蛙时，尾巴一甩，把青蛙甩得更远了。青蛙嘴上还有刚刚咬掉的老虎的毛，青蛙说：‘你看我真的能吃老虎，昨天那只的毛还在我嘴边呢！’老虎一看真的是虎毛，青蛙又比自己跳得远，吓了一跳，一溜烟逃走了。[13]
而在陕西、蒙古等地，青蛙也被视为智慧的象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人们在稻作文化下对青蛙产生良好的印象和崇拜后，将这样的崇拜推至各个方面，并将其不断的延伸，使得青蛙成为全能之神。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抵可以与先民的体制及生存的环境相结合来分析。古代先民获取食物较为困难，并在基因等因素的影响下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例如广西地区，喀斯特地貌下的植物十分有限，又没有足够的肉食等，人们偏瘦小），而在山丛中又多猛兽，人们常常无法正面抗击而只能躲避或使用工具将之击毙。所以人们在生活中很容易会对身边的动物产生同情心，于是稻田边跳跃的青蛙便成了人们寄托自我精神的工具，而因此创造了许多以小胜强、以少胜多且多智取的神话故事。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依托，表现了先民们在个体力量微弱而受到威胁时的一种抗争的愿望和战胜强敌的期盼。
（四）蛙崇拜与其他崇拜
关于蛙崇拜的起源说法众多。例如前文提及广西地区对于蛙崇拜有来源于对雷神的崇拜，祭祀青蛙可求风调雨顺，喜庆丰收，而江西金溪、抚州地区蛙崇拜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由巫师“对‘奎星’崇拜之‘理念’转化为活体青蛙崇拜的拟物神化”。[14]在古人星宿崇拜中奎星是西方白虎宫的七星之首，是主邢狱的星宿。魁星则是北斗星的第一星天枢，北斗七星是消灾解厄的吉星，所以自古就有对北斗的崇拜。后来民间将奎、魁二星混合为一，共同祈祭。而后因对奎星崇拜拟物化为青蛙形象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中，“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集解]：徐广曰：“ （奎）一作‘■’”。[15]“■”即“蛙”字，于是就将奎星崇拜物化为蛙崇拜，“且是从‘奎’字的形声意义转换而来，进而演绎成另一概念并被拟物化定格为青蛙形象，从而形成活体青蛙神的民俗信仰”。[16]在古代文书对奎星崇拜的记载中如“奎曰封豕，为沟渎”。（《史记・天官书》）[17]可知奎星有主治水灾的星相释义，而水灾是古时造成瘟疫的主要原因，所以又有主瘟疫的祭祀意义。“奎，天之府库”（《史记・天官书》）[18]这一说法到了唐代，因“天府”是储藏文书、财务的地方，所以奎星又有主文章和主财运的祭祀意义。而蛙是奎星的拟物化形象，所以蛙在民间崇拜中就具有了驱疫消灾，藏书招财的崇拜意义。
还有许多类似的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四川卷“青蛙花”中带走猎人小女儿，从此锦衣玉食[19]，这是主财;福建卷“青蛙状元”中有青蛙考取状元的故事[20]，这是主文章;陕西卷“蛤蟆蛙”中帮助乡村消灭虫灾[21]，以及上文提到的“青蛙蛋”故事中阿贵用青蛙蛋给阿妈和村民治病的情节[22]，则表现了民间对蛙消灾驱疫的崇拜。
还有众多学者认为蛙崇拜起源于蟾蜍。古时就有“月中之蟾”的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也有“月中有蟾蜍”[23]的说法，在远古神话中蟾蜍就被认为是月中神灵。我国地域辽阔，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如广西、黄河流域等地区的祖先族人多居住在森林、河谷盆地，气候湿热且多蚊虫蜈蚣，在这种情况下蟾蜍更是成为人类最初崇拜的一种动物。蟾蜍又属蛙类，经历史演变，对蟾蜍和蛙的图腾崇拜由此发展。
三、小结
通过归纳我们发现，神话故事的发展和崇拜原因往往与先民的生产生活有紧密的联系。青蛙因皮肤湿润而对天气敏感，人们因此将其与雷雨联系再推及生产生活;因其生殖特征和体型样态与生殖繁衍相联系;因其身材弱小却身姿灵敏及弹跳能力优越而被视为智慧的象征。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大地上关于青蛙的传说和崇拜，除去稻作、生殖和智慧等等神话外，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星相、戏神等主题。这些在青蛙身上赋予的美好品质，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神化后的“完人”形象。而在这些形象背后的神话创作及创作下的崇拜，代表的是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远古时代，人们从实用主义出发而产生的信仰，这些信仰纯洁而美好，并且集聚着古老而又鲜明的文化内涵。
[ 注 释 ]
[1] 《蛙文化与蛙崇拜》.http：// / search？lm=0&od=0&ie=utf-8&word=%E8%9B%99%E6%96%87%E5%8C%96%E4%B8%8E%E8%9B%99%E5%B4%87%E6%8B%9C.
[2]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58-459.
[3] 《图腾文化――壮族对青蛙图腾的崇拜》.http：// / mjxs / show / 223668619711.
[4] 《图腾文化――壮族对青蛙图腾的崇拜》.http：// / mjxs / show / 223668619711 / .
[5] 《布洛陀和米洛甲》.http：// / wiki / %E3%80%8A%E5%B8%83%E6%B4%9B%E9%99%80%E5%92%8C%E7%B1%B3%E6%B4%9B%E7%94%B2%E3%80%8B.
[6] 何季玲.壮族稻文化中的蛙崇拜[J].商情，2014（25）：243-243.
[7] 蓝鸿恩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1：445-452.
[8] 《简论生态民俗学视角下的布洛陀文化探究》.http：// / html / 2014 / 0811 / 9393392.shtm.
[9] 廖明君.动物崇拜与生殖崇拜――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研究（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23-28.
[10]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81.
[11] 许怀中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672-675.
[12] 柯杨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1：438.
[13] 蓝鸿恩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1：529-532.
[14] 张朝霞，章军华.交感巫附――从江西金溪青蛙崇拜的起源折射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J].广西民族研究，2006（3）：138.
[15] 司马迁.史记・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48.
[16] 张朝霞，章军华.交感巫附――从江西金溪青蛙崇拜的起源折射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J].广西民族研究，2006（3）：138.
[17]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05.
[18]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05.
[19] 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省[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506.
[20] 许怀中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596-600.
[21] 叶增宽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