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人性；人性能力结构；文化自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改革研究”（14JDSZK08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类）“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12&ZD004）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6-0047-07
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具体特征的反映。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人化与非人化的统一。这一过程与人性能力的养成和沉沦并生共举。通过对人性能力结构，人性能力的获得，以及人性能力与欲望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对传统的抽象人性论做出较为彻底的改变①。文化源自人的创造，因而反思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必然与人性自觉相关联。人性自觉就是对人性能力的全面而崭新的J识。人性能力的提高、拓展，就是文化自觉的不断实现的过程。
一、人性能力结构三层次
人性是一种能力结构的产物。人性是人的实践智慧的基础。有人提出人性是心理本体②。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人类心理的漫长积淀和发展过程，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对人性的抽象。根据人性结构论，人性就是人的实践智慧的能力系统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淀和洗汰。积淀的过程是正面的、积极的，洗汰的过程则是负面的、消极的。人性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人能力的成长过程，能力成长得越充分，并及时得到积淀和洗汰的双重过程的作用，则人性就越显发，人性就趋于张扬和激越。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人性能力无法获得良好的成长通道，遭遇各种压抑和挫折，其人性能力的构成体系就会变得不健全，甚至于残缺，以至于自暴自弃。这种情况下的人性能力就无法得到施展，其积淀和洗汰的过程也就不够完全，人性也就归于沉寂和失落。人性在人类成长全过程的显现是个体人性形成的基础，个体人性是人类人性全息化的反映。
伴随着人的能力的生成，人性也就获得成长的空间。因而一切人性都是个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的。这是人性的最高本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既有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就人的能力目标来看，多数人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而发展自己的能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并不朝向这样的目标发展自己的能力，甚至于践踏自己的能力，或者保持某种原状。就人性的实践价值层面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多数人的人性，而非少数人的人性。价值层面之外的就是能力的操作层面，或者说人的生存的技术层面。人的具体谋生的手段也直接关乎其人性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谋生的具体方法体现了一个人人性能力最为公开的方面，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一切行为和主张。“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尽心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们逐利的实践活动是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在逐利基础上的为善，则显示了人性内在能力发展方向的差异，这也是本文提出人性能力结构的理论动因。
要言之，对人性的判分需要分析人性能力。从人性能力结构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层面。人性的能力最为核心的即本质智慧层，此外，还包括实践文化的价值层，以及谋生的操作技术层。这是从立体的视角对人性本质的揭示。人性能力系统就是通过这三个不同层面展示出来的。
就具体个人而言，其人性的获得和形成首先是从技术操作层面开始的，这是我们最为基本的衣食住行的活动。日常的谋生以及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促使人的生存技能不断提高，这一点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原始人的狩猎、捕鱼、采集，乃至于发展到后来的畜牧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分工，都体现了人类生存技术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拓展。应该说，人类进入到今天的工业化时代，或者未来的信息化时代，都是人类为完善自身的生存状态而做出的努力，而生存技术手段的改进无疑也影响了人类人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出现，人类生存方式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带来的人性的迁变也极其明显。如农业时代的小生产者形成的小农心理，实质上支配了这一时期人性变化的具体特征，因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农业心理就成了革除的对象，小农的人性特征就亟待摆脱，从而为工业时代的更为宽广的交往人性提供可能。未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性受到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交往方式的影响，其在技术操作层面会表现得更为复杂而多变。
随着生存操作技术层面的不断变化，人性的文化价值层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人性文化价值层面主要是通过人类寻求更好生存方式带来的结果加以表达的。在生存技术层面，人类只是想活下来，而在价值层面，人类则是为了活得更好。可以说价值层面的人性发展起源于人类基本摆脱了自然控制的状态，开始走向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都能够自觉的时代，大致是畜牧和农耕出现，也就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时期。人类文化所以朝向不同方向发展，主要原因就是不同地域的人群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带来了人性价值层面的变化和改变。这种价值选择的能力也就成了人性能力结构较为隐性的一面。在所有价值选择能力中，对私有产品的占有是最初出现的影响人性能力最为突出的一种价值选择。人类占有心态的出现可以追溯至人类为了保证自我生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其中就蕴含着人类私有观念的萌芽。私有观念带来了私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类人群中也会出现对私人占有的不同看法，私人占有促使人们发展出各种占有的方式。各种政治革命都是为了谋取某种财产、没收另外一种财产而进行的。“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③ 在各种政治革命的形式中，战争、宗教是以占有显性的或隐性的东西为目的的方式。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去占有可见的物质财产，包括土地、财物、俘虏等；宗教则是以占有隐性的精神意识为目的，达到对人的最为隐蔽的控制。这两者往往总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伊斯兰教的圣战等。战争、宗教这些占有活动的频繁出现直接影响了人性价值层面的变化。
从人性生存的本质层面看，人类出现以及演化的全部过程都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人性能力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人类为什么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体现了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结构的形式。其中，何种学习的方式，何种文化生存的策略都是以这个本质层面的人性为基础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与物性区分的意义所在。由于人类出现乃至生物出现的漫长历史，当下人们谈论人性本质层面的能力结构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放弃对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结构的探寻恰好就体现了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能力素质是存在的。换言之，人类对自身所无法清楚知晓的存在本性的努力追索本身就是人性本质层面的能力表现，这是人作为自为存在的一种标识。人类对自我本性的把握在一些哲学家那里被当作意识或精神的活动本质。如黑格尔就认为自我就是一种自在的意识，“自在自为的本质和目的自身就是直接的实在的确定性自身，就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普遍性和个体性的渗透或统一；行动本身即是它的真理性和现实性，而对个体性的发挥或表达，就是行动的自在的目的”⑥。根据从技术能力到实践能力的提升，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以智慧能力为特征的。这是人作为智慧存在物的最为显明的表现。
区分人性中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并不是将人性割裂为几种不同的人性能力，而是力图改变人类思想史上一直以抽象方式谈论人性的做法，以此来探究人性的本质。就像康德区分理性的理论运用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一样，并不是为了将人类理性能力划分成不同的能力，而是在人类理性能力的整体存在方式中，揭示理性不同运用过程中显示的不同要求，从而更好地帮助人类把握理性能力的运用方式，而不至于僭越理性能力的运用。人性也是如此，人类思想史上从人性善恶来区分人性的做法所导致的文化发展的不同方向，从根本上违背人性本来存在的方式，其结果使得人类的自我发展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文化纷争。其中不同宗教之间的激烈对抗，以及人群、民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造成了人类历史的曲折进程。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悲剧，很大一部分导源于对自我人性认识的偏差。如在激烈的战争中，人群相互之间的厮杀；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偷窃欺诈行为的屡禁不绝，折射出的就是人类生存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其根源在于人性能力发展的缺失。人性能力结构就是以一种中性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人性，从而创造出一种顺适人类生存发展的人性认识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发现人性能力结构的方式就是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的体现。
从人性能力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是有能的，无能的人绝不存在。人的能力既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在不断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产物。人的能力从终极层次上说，遵守守恒的定律。就算是人的肉体生命消失了，支配人生存的能量依然存在于世间。有能力又总是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最有能力的人能够激起历史的巨变，就像最有能力的动物往往能够顺应自然演化的方向。常人也是有能力的，但往往只表现为庸常的能力而不自知。人若自己认为自己无能，其实是一种开脱的态度。如果以“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的立场看，人也可以说根本都是无能的，因为人们无需故意显示自己的能力来实现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无能的，但又是最有能的。人的“能”最终直接的表现就是其求生存的欲望，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各种追求发展和完善的欲望。
三、人性能力与欲望
从万物皆有变化的角度说，万物皆有改变自身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区别于人的事物那里可以称为物之欲，如植物生长的欲望，向光的欲望，大量繁殖的欲望。极端者，食肉植物的欲望更为显明。植物形态的差异都是为保存自身物种而“设计”的，在这个意义上，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倾向也可算作一种欲望。动物更是如此，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动物界表F得更为明显。动物的生存在生物链中处于较为复杂的状态，无论是草食、杂食，还是肉食动物，其求生存的欲望都毫无保留地展露无疑。根据生存的法则，在植物和动物界没有一种生物会欲望自己消亡。因为，无论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说，这都说不通。
人的欲望来源于生物长期的演化，形成何种欲望与人的生命状态直接相关。饮食男女是人的基本欲望，也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和其他生物区别不大。但是人的欲望却不像动植物那样世代之间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人的欲望会伴随着人的生命展开而呈现正增长的倾向。人的生命展开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体不断生长带来的欲望的增长，一是人类自身文明进程发展带来的欲望的增长。后者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某个民族或某个人类群体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欲望的增长，一是人类连接为整体之后的欲望的增长。其中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欲望尚难以确定，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共同欲望，这当中不包括人的生存欲望。如果有，也只能从人与其他存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谈论，除此之外似乎难以判定人类有共同的欲望。
个体在生长过程中其欲望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却受到个体生命状态以及个体所接受的价值观的影响。其基本的欲望态度分为保持原状、抑制欲望、放望三种基本形式。儒家，主要是宋明理学将欲望当作与理对立，因而用理治欲，主张寡欲。道家将欲望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主张忘欲，回归本然的生活。佛教是希望从根本上截断欲望的方向，通过消除欲望来制约人。基督教则以禁欲的方式，将欲望的实现寄托于彼岸世界。但是，随着资本社会的形成，消费成了生产的主要环节，对人的欲望的刺激被冠以带动生产的美名。尽可能地满足欲望成了资本社会的目的。在欲望带来的需要推动下，社会加速发展。
群体的欲望往往是被激发的，因为个体的欲望千差万别，很难找到其表现和运行的轨迹。只有当遇到某种集体性事件时，群体的欲望才可能形成，如保存种族的欲望，扩张的欲望，战争的欲望等等。群体的欲望建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如果集体意识瓦解，群体性的欲望也就不复存在了。从历史发展来看，集体性意识的存在多数源自强权的力量，自发生成的很少，所以群体性的欲望存在的真伪很难判断。
人性的自觉体现在人性能力的自觉上。前文已经将人性能力分为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和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能力。人性的自觉最容易在操作层面得到实现，这是人作为生物最为基本的求生能力的自觉。在这一层面，人性能力的自觉就是寻求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能够维持个体生存的方式都可以带来人性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是现代社会分工尤其是职业分工的前提。涂尔干曾经指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分工不仅是植根于人类理智和意志的社会制度，而且也是社会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须有所把握的条件。社会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分工这一趋势⑧。其实，所有个体要在社会中得到发展，也必须从提高人性能力的角度去确立自己的生存、生活方式。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获得各种生存下去的方式。但是，人性技术层面能力的自觉必须受制于人性价值层面的自觉。因为某种具体的生存技术手段往往会导致社会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任何追求生存的手段都是合理的，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各种非法的谋生手段如盗窃、抢劫、欺诈等必须得到遏制和禁止。社会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也需要彻底清除。人们日常生活中讨论的潜规则的生存策略就是某种介于白黑之间的灰色领域。灰色的生存方式能否得到控制，并逐渐趋于消失，是一个社会健康程度最为显性的标志。
为此，适合于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生存方式必须得到合理的价值引导，这就需要提升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合理的人性价值追求才能够保证人性技术能力的真正实现。价值观念的自觉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能否达到和谐的状态。为此，确立何种核心价值就成了民族文化自觉的关键，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就成了人性自觉的基础，进而成为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不仅仅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更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文化追求。某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取决于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满足了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的需求，也就是文化终极创造层面的需求。
如果说在人性操作层面体现的是人要活下去，在人性价值层面是人要活得好，那么在人性本质层面体现的就是人为什么而活。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靠他活下来以及他是否活得好表现出来的，而是靠人性本质层面的安顿来实现的。真正体会到安身立命的意义，才是人性本质的要求。放弃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人性自觉。人性自觉的最高状态就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在一个意义缺失的时代，人性价值往往以异化的方式出现。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对于是否帮助别人的问题都产生了疑惑，这样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的缺失。当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目标被各种机械的社会运作方式、僵化的教育教化体制所宰割时，人性能力就陷入全面的异化当中，人性的自觉就无从谈起，文化自觉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人性异化的状态下，各种民族性的劣根性也会死灰复燃，中国传统的小农小生产意识、封建等级思想、追名逐利的心态、贪求权力的观念、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虚假的文化学术创造等等，各种人性的幽暗意识连同文化的非人化倾向一并爆发出来。一切人性异化的表现都会直接影响文化自觉的实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人性自觉的角度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这样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态文化层面的改变，从而实现人性的自觉，最终达到民族文化自觉。从人性实际存在状态出发，辨析人心能力结构，并对此结构做出分判，能够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人性审视的新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能够为推进人性自觉，进而在人性结构层面推进文化自觉提供合理的引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反思的价值。
注释：
① 有学者已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角度对人性能力做出过讨论，（参见杨国荣：《论人性能力》，《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本文则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对人性能力展开分析。
② 李泽厚在其主体性哲学中提出对主体性的建构包括外在的工艺社会的建构与内在的文化心理的建构，并将心理本体、情感本体看作是真正的本体，历史社会则是外在的。（参见《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关于“主体性哲学”的五篇论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李泽厚在后来的《历史本体论》中有将二者综合的倾向，但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心理本体、情感本体如何与社会工艺活动相互融合的问题。（《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④ 苗力田主编：《亚力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⑤《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8页。
⑥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⑦ 戴兆国：《哲学简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文化自觉论文范文2
作者：刘海年 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状况与文化自觉程度直接相关。从文化角度切入，研讨东方文化与人权的关系，倡导文化自觉性对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事业十分有益。 “东方文化”是个很泛的概念，至少包括儒学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等。上述不同特征的东方文化基本精神都是惩恶扬善，追求人的幸福，基本上与后来西方提出的人权概念内容是吻合的。当然东方文化也有与现代人权要求不尽一致之处。在此之下，我们应该提高文化自觉性。这就是说，要科学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优缺点，科学地认识其他类型文化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寻找出本民族文化正确的发展方向。在人权领域，这有利于促进人们争取和更充分地享有各种权利。当今世界，无论东方或西方，无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例：一些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大体相当，然而人权保障状况却存在相当差距。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文化自觉程度直接相关。这就告诉我们，为了实现国际人权宪章的宗旨，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不断努力提高文化自觉性。 当然，我们也要以这种精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村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基础上，由古代先哲创立，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结合自己所处时代，不断发展的、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融括道家、法家、兵家和佛家等各家学说为一体的文化。这一文化博大精深。概括地说，它以“仁”为基础，以“礼”为主线，辅之以义和中庸等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下特点：其一，它以尊尊、亲亲为主线，有极强的等级伦理性；其二，它重义务而轻权利，重集体而轻个人；其三，它对所有人都设计了一套行为规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角色严格遵守，以保持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其四，“寓礼于法”，重要的道德规范都被纳入法律，使法律伦理化，道德的规范作用大大增强；其五，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括各家学说，并结合各朝代的形势需要不断充实，有很强的适应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是：着重总体和谐，以“天下为公”为理想；鼓励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提倡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崇尚热爱祖国，舍生取义。它是联系不同民族、宗教和睦相处的纽带。中国有五大家宗教，但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它是抗击外敌侵略的精神支柱。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氛围，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而且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强烈影响。近代，它蕴含的哲学还受到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重视。近年来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改革中，源于中国，有强烈传统文化色彩的纠纷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受到了很大关注。一些改革者认为，这是以低成本、高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团结的好方法。 像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诸如：在长期封建专制及家长制影响下，它主张等级特权，臣民对君主、卑幼对尊长绝对服从；它以繁文缛节限制人的行动；它宣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中国古代社会末期发展缓慢，与之有直接关系。 在文化问题上，既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也不可妄自尊大，不求进取。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光辉灿烂，就是在过程中注意传承自身文化的同时，不断融合和吸纳其他类型文化。为了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客观、科学地评价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诸文化类型。从人权保障上说，西方文化比较早地注意个人权利。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尽管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那天起就潜伏着危机，但是，不可否认，在三百年的过程中，为了不使统治在尖锐的社会对立和阶级斗争中陷于崩溃，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改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生活的同时，还注意承认工人在斗争中取得的一些权利。这些经验应看作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应当大胆借鉴。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和享有充分人权的道路上，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文化自觉，努力摆脱旧传统的羁绊，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同时注意吸取西方和其他类型文化的精华，从而凝聚了强大的民族力量。1978年，中国清除封建家长制影响，又一次解放思想，在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如宪政建设方面，引进现代宪政理念，确立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原则；立法方面，注意权利与义务平衡，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平衡，国家权力相互制约，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执法方面，明确提出依法行政，增强透明度，加强对行政的监督；在司法方面，推进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扩大司法审查权，实现司法独立。这种法律文化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对中国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可靠保障。 当今，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中国各项工作和建设事业的出发点和目标。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加入WTO和批准、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之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和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增多，人们的权利意识也会进一步增强。为了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性。在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发掘、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要大胆借鉴西方文化和其他类型文化的有益内容。我们相信，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将日益辉煌，其优秀成果将会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它将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类型的文化一起，为中国人权保障和国际人权保障事业做出新贡献。 作者简历 刘海年，河南省唐河县人，1936年4月生。1957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4年中国法律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56年1月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治和人权理论。曾获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自觉论文范文3
关键词：苏南区域现代化；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文化自觉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ecame the elemen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From cultural viewpoi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the effect on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however， it has been the obstacle of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C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ssue in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 for South of Jiangsu area and China： The first is that building the orientation idea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sh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city； The second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ive class in urban and spatial field，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city cultural capital； The third is the doubl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nd urban or regional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high-end interven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value chain. As the primary economic city in South of Jiangsu area， Suzhou not only show the sample effect based on the first state level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eventually exploring a characteristic mode to lea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the characteristic urban culture.
Key words：regional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 cultural soft power ； cultural consciousness ；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28（9）
1 苏南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逻辑
1.1 文化视角：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演进路径
学界关于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讨由来已久，尤以经济学的研究最为活跃。陈晓华和张小林认为，苏南乡村经济形态发生了由内发型转向开放型的转变并带动县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崛起[1]；袁丰等人指出制造业区位从乡镇向城区的调整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苏南城市化进程[2]；此外，注重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论[3]和经济体制转换的新制度主义论[4]也盛行一时。尽管经济学能够对经济运作模式作出多元性并附有启发性的理论阐释，不过一旦在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区位优势以及同样经历市场化改革的省份或区域却又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反常现象时往往缺乏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应用性。而且，这些经济解释的共同之处在于将苏南现代化进程视为一种宏观层面制度创新的结果。然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广义社会现象无不收到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享誉世界的宗教研究就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所完成[5]。对于长期占据吴文化中心和中华文明重心之一的苏南地区而言，其积淀并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无疑在形塑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故有必要建构一种“文化―制度”变迁的视角，重新探寻苏南社会结构的历史轨迹和演进机制。
苏州对于劳动力密集性制造业的“路径依赖”也必然会造成新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占比不足而形成的产业“结构性空洞”，进而严重制约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机和速度，而一些后发展城市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以重庆为例，2014年该市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高服务型产业发展格局，而苏州仍旧维持以第二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态。从现代服务业来看，重庆在金融资产规模规模、增加值以及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标上都高于苏州。一些客观评价体系所公布的数据（如中国金融中心指数12）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在服务性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并且其工业内部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行业获得升级增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3。
全球化加速进程色文化城市价值的失落与同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全球化的影响下，包括苏州在内的、与世界市场和分工体系存在密切关联的经济主体极易受到全球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侵袭，本土性精神和文化完整性可能遭受削蚀，进而导致城市出现特色消失和定位趋同等问题，突出表现就是在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严重忽视本地环境承载限度和民生服务配套，盲目推进“国际化都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等项目上马，“贪大求全”的城建之风愈演愈烈。 而且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的相互抄袭和移植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形象塑造和品牌营销也日趋行政化、空泛化和低俗化。这种超越实际、过度追求“虚无国际化”的城市定位策略必然导致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功能华而不实为特征的‘城市’” [8]。
另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唯经济论”的形塑并日益主导了城市的狂飙式发展，致使一切以提高GDP速度为中心的“经济驱动型”城市化模式长期占据着城市建设和管理战略规划的首要位置。这种经济功能的过度扩张必然使城市资源集中于能够带来短期经济绩效的“表层”建设，其他功能势必会急剧萎缩，城市结构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关系遭到破坏，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失调现象尤为明显。近年来，一味追求西方格调的城市定位策略对中国城市建筑形态和文化风格造成了巨大破坏，引发了城市历史文脉和生活方式“自我解构”等突出问题。关注现世价值的“唯现在性”成为了许多城市中的街道、广场、雕塑等文化要素的唯一表达，城市丰富的时间结构性被抛弃和遗忘，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精神气质、审美情趣面临消亡，“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景观使城市个性与特色可能消失殆尽。
1.3 文化自觉视角：以提升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为目的
全球视野内特色文化发展战略的崛起。城市作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一种通过调整内部结构关系以动态适应外部环境，最终完成整体性的变迁和进化过程。而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比例关系的“功能转型”过程来完成，具体而言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市场、经济、文化 等综合要素的转型与更新。[9]”而在其中，文化转型的意义尤为关键。自20世纪末以来“硬实力”在国家竞争中逐渐“退场”，而“软实力”的概念开始作为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国家发展力量的第二层面” [10]，能够“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迫使别国和城市接受自己的价值观，渴望达到所希望的繁荣和开放程度” [11]。“软实力”之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则体现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以及重塑城市精神和市民人格结构两个方面。自20世纪中后期成功摆脱“二战”危机进而崛起的伦敦、巴黎、巴塞罗那、新加坡等城市先后采取“文化城市”的定位策略，将具备无限开发性与经济转化性的文化资源作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融合产业发展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另一方面，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贮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最精华部分，反过来“给予城市社会以自豪感，凝聚人们的精神，紧紧地把社会联系在一起[12]”。文化在精神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作用赋予每一个生活个体以城市独特气质来培植精神根柢，在建构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又不失整体协调性的市民阶层的过程中推动着城市向更高的文明层级进化。例如伦敦“充满机会的城市”的发展理念就在创造着复合社会全员利益的空间价值[13]，这种极具人本主义精神的城市发展观改进了市民的社会空间认知，对城市的整体性认同也在不断升华。这些成功的范例表明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增长方式和竞争焦点已出现重大转变，即“文化将超越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武器” [14]，并以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城市正成为新一轮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和重点建设目标。
苏南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迫切性。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是建构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培育土壤。但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融合作，同时也意味着冲突和碰撞也可能进一步激化，集中表现为地方场域文化正面临由全球化“文化定制”[15]所带来的规训风险，最终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全盘西化而解构消亡。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费孝通就主张通过“文化自觉”运动予以回应，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6]苏南地区也正是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探索出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成为中国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在全球和地方文化的协调平衡中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同时，“文化自觉”也表明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激发出本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觉醒意识，并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对区域历史传统的“先知先觉”。然而，当前苏南地区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反映出其现代化发展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耦合交互关系正在破裂。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自觉的内涵更多地是在反思中国乡土文化的过程得到阐释和实践。对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回溯固然可以促使苏南地区在改革初期通过创新农村经济体制而独领。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城市对社会经济的驱动效应日益增强；而乡村社会却由于自身结构具有封闭性和群体关系的同质性，造成创新活力被锁于传统桎梏之中，乡土文化自觉对于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日益减弱。从英国伦敦市政府制定的《伦敦： 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计划以及新加坡提出的“创意城市国家”的顶层设计概念之中可以发现，文化创意、文化资本和文化战略已成为现代全球性文化城市的重要方略，“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凸显。尽管苏南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直到《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才首先提出以建设“文化强市”为攻坚任务的系统性文化发展战略。顶层规划的长期缺失对苏南围绕自主创新能力建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模式构成制度，并不断拉大与那些以城市作为现代化驱动核心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其文化内核也可能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发生解构和崩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核心竞争力的建构必须从单体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跃升至全球城市网络，以扩充文化资本的价值能级[22]。其中产业转型和区域一体化协作是苏州联结全球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的两项关键举措。其一，苏州必须依托于江苏省的人才、教育、科研和资本优势，以创新和科技为引擎，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和国际融合性的文化科技产业。扶持策略可以通过文化基金、金融文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的形式集聚社会资本以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困难。同时，必须扎根于苏州市区和乡镇优质的生态和文化资源，围绕各级文化遗产着力打造以旅游、休闲、健身、现代农业为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和精品项目，创造“中国内核，国际品味”的文化品牌。其二，为深化苏南区域经济社会协作能力，在经济分工层面必须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来提升产业转型速度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在文化建设上应以打造吴文化差异化圈层体系为目标。苏州应提升区域文化首位度，联合无锡和常州打造“吴文化次级都市圈”，在等级规模、发展导向、产业设置上与“大南京文化核心都市圈”实现差异化融合。这必须加强苏南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并且克服文化价值观念、城市空间规划、行政管理模式等障碍，特别是要加紧建立“乡域-县域-市域”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流动的“高速通道”。此外，苏州可以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通过产业协作、人员交流、交通互达等方式，降低自主发展成本，促进两大区域文化核心地带的融合共通，打造面向世界文化市场的国际化层级的区域文化协作体系，带动整体城市文化实力的有效提升。
3 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顶层定位
作为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极”城市，苏州在战略区位、国际制造、开放平台、历史人文、生态本底等方面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将成为建构特色文化城市的战略依托。而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也为转型进程增加“势能”，全球城市化趋势也提供了介入全球文化城市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现实路径。因此，苏州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塑造“守望者”角色，充分发挥本土文化优势和依托国际高端定位制定特色文化发展的顶层方略。具体包括：
3.1 守望东方古典文化：塑造中华城市文化的本体样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到宋代之后的吴文化不仅奠定了苏州在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苏州向特色文化城市转型的专享性优势，涉及建筑、手工艺术、戏剧、诗词、宗教、绘画、民俗、饮食等各个门类。因此，“中国吴文化中心城市”应成为苏州未来的精准定位，并以此作为涵容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基点。而在实践行动上应采取“文化战略规划+文化法制建设”的“组合拳”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和有重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首先，推进古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对具备协作联系的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比如将苏州的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和名街与有关苏州的名流贤达、诗词和民俗艺术塑造为“体验式文化展示空间”，通过文化遗产的联动效应增强游客的代入感和实地感受，推动保护性空间向生产性保护基地升级。其二，立足于苏州“世界级-部级-省级-市级”战略性文化资源体系打造“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城市文化形象标识。并且加强与行业领导性企业在品牌推广、运营管理、商业开放等方面的合作，促进遗产保护与商业价值开发的有机融合。最后，以“崇文睿智”为核心苏州精神应融入进城市整体规划和细节设计，构造苏州特色专属性文化场域，在城市商业设施、居家住宅、公共建筑的规划过程中突出吴文化“秀丽典雅”、“自然山水”和“开放包容”的特质与风貌，形成具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和“中西合璧”等高辨识度的城市文化符号，提升苏州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3.2 守望江南文化传统：打造水韵人文空间的集体记忆
京杭运河与长江纵横于苏州大地，太湖身处其侧，园林之水和小桥流水又点缀其间，这“一江四水”是苏州建城之开端和兴盛之根本。而在当下，以“一江四水”为主题概念进行品牌塑造和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能够以战略资源储备的意义为苏州积累和创新特色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将水元素应作为核心意象融入进古城、古镇的规划设计，不仅要对苏州城内长存千年的水路并行双棋盘交通体系进行有效保护，而且石拱桥，石驳岸，石板路等也需要进行恢复性重建。而针对水乡古镇的旅游开发应以“体验参与”为核心思路，加强与一、二产业的资源融合发展，探索“水乡乐”、民宿体验等融合发展模式。并且在主题设置上体现各自特色优势，打造错位互补式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群落。其次，在京杭运河的苏州段建设沿河步行街，扩大绿化面积和完善服务设施，融合名人故迹和著名诗词的人文意趣，打造中国首条“京杭运河―吴文化”双主题的步行文化街。此外，由于苏州园林的山水意趣和昆曲的水磨调在水文化韵味上相得益彰，可以在园林设计中将山水以及昆曲等传统艺术融入其中，达到“园林须邻水，昆曲绕花厅”的效果，真正发扬吴地水文化的精髓。最后，打造“环城游憩”主题旅游项目，推进环太湖、环阳澄湖等旅游集聚区建设，创新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构建水文化循环型经济体系。
3.3 守望中华传统智慧：创新民族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示范区的顶层设计势必将弥补苏州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短板，从而稳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化和增值化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的尖端化和信息化。其一，重点建设国家高新开发区，提高文化产业的集聚度，建设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特别是要快速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上下游产业链的协作能力，形成全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其二，合理布局文化产业的发展序列，实行整体规划和错位发展，在重点发展战略性、紧缺性、高利润性的主导产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三，政府在鼓励和扶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基础上，必须围绕融资服务、人才培养、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加大服务力度；推动技术研发的协同机制创新，深入开展企业与江苏省重点高校、研究院所在应用型技术领域的深度协作，通过优质人才技术、教育等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来建立和健全产学研体系，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和附加值。其四，大力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积极介入国际文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打造具有中国内核与世界精神的文化贸易品牌，利用多级资源扩展全球文化营销网络，扶持并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以及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并以推介会、展览会、新媒体营销等方式提展现苏州古今交汇、中西荟萃、刚柔并济的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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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论文范文4
关键词：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U4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0-09
无论按景观生态学者将城市景观空间分为“块状一廊带一基质”还是将城市意象分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性建筑物”，道路景观对城市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座城市的灵魂——历史文脉、价值追求、城市个性都会反映在这座城市的景观形态中。由于人们进入城市通常是从道路切入的，所以城市道路景观形态对城市形象就显得更为重要。当我们提出城市道路景观需要强化文化自觉时：这个“文化”首先指的就是先进文化、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城市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及生态文化；这个“自觉”则是指要以这些文化来作为我们的城市道路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将这抽象的精神文化转化为可视的、具化的道路空间形态，融入城市街道景观中。因此，如果承认中华民族有优良的民族文化，每个城市所处的地域有它特有的地域文化，那么中国的每座城市的道路就理应有它的景观特点，而非“千街一面”、“万路同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道路在景观建设中追求的应是不同城市不同街区道路景观的“异”，而非“同”。
一、古今中外道路建设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古今中外，凡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明体，均可以从其道路的景观形态中去发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内涵。
1.古代道路景观中的精神文化
（1）中国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观中的表现
中国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御道、官道（驿道）和神道上。
御道古人认为人有尊卑贵贱之分，皇帝是天子，位处万人之上。这种思想反映在建筑空间上就是“高为尊、低为卑，中为尊、侧为卑”，表现在道路建设上就是皇帝通行的御道必定位处道路的中央。如东汉的都城洛阳的御街、宋代东京开封的御街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王尊民卑的道路空间形态。
秦代驰道也是如此。据载，秦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三丈而树”是指处于五十步驰道中央的三丈路面，“惟皇帝得行”，“诸候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所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反映在道路景观上就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御道在空间形态上分为三：中央部分高于两侧，道中是皇帝的行道，道侧是百姓走的。
驿道反映在驿道上的道路景观主要有牌坊和亭。通过牌坊形成的道路景观，表达当时社会所弘扬的思想价值与伦理道德，能产生极大的文化氛围营建效果。而亭则是古人为表达情感和休憩在道路两侧建的建筑空间景观，是道路的一种附属物，而非仅是园林建筑。
牌坊。在道路中央树起标榜“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取向的牌坊，就是道路景观对古代伦理价值的自觉宣扬。安徽歙县棠樾村的自东北向西南巍然排列、气势非凡的七座牌坊群景观，分别宣传扬的是“智、孝、节、善、慈”等古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文化；福建诏安南诏七座石牌坊群，分别弘扬的是“廉、忠、寿、善、智”等道德价值。这些牌坊都成为古代中国道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宣扬的思想文化无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亭。亭也是古代中国道路重要景观。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古代中国人分、离、送、别时的一种礼节行为表达。古代中国道路上的这种建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空间景观。对道路两旁建立的这种特殊建筑专门投入资金和劳动力，说明了古代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情。亭分长亭和短亭——其设置为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代文献中对亭的解读很多，如“亭，人所安定也。亭有楼”，“亭，留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均与道路上的分别、停留有关。李白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等等。
神道神道也是君本政治在道路上的体现。最初神道是为帝王和有着卓越功勋的武将的陵墓兴建的，后专为帝王陵墓兴建。神道的华表、翁仲、翼马等均是中国君主政治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表现。目前留有遗迹的神道有许多：唐乾陵神道，宋陵（巩义）神道，明十三陵神道，清东陵神道等，都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礼制文化与艺术特点。
（2）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表现
古希腊道路 古希腊重要的道路都是连系神庙和广场通道。从政治文化来讲，古希腊的城市空间形态主要由城市广场、神庙和城市道路来表达。“广场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城市民主精神”，“卫城是当时宗教的圣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因此，神庙和城市广场周边道路四通八达且宽敞、美丽。而这种宽阔、美丽的城市道路是由古希腊政治文化所反映的。
古罗马大道景观
古罗马的凯旋门斗兽场反映的是古罗马的尚武文化。热衷于武力征服和感官享受的罗马人在思想价值取向上一是崇尚武力，二是追求享受。前者导致它为了征服其他民族，修了8万多公里适合于战车行驶和骑兵运行的罗马军用大道，使古罗马城区遍布适合罗马军团通行的城市带形空间——军用大道，以及数以百计的凯旋门；后者导致它修建了许多洗浴场和规模宏大的斗兽场。
为了炫耀武功，罗马帝国还修建了众多的凯旋门矗立于道路中央，如提图斯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等，这些纪功碑式建筑遍布环地中海区域罗马帝国的版图内，成了古罗马大道上的重要景观。
2.近现代国外城市道路建设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进人近现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通过道路景观的打造来展示国家与城市的精神文化并无变化。
华盛顿林荫道——景观形态蕴含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以空间形态来表达政治内涵是华盛顿城市空间最大特点之一。经过160多年的完善与建设，今天的华盛顿林荫道已由当初的“L”形发展成了“十”字形，其景观形态融入了更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华盛顿林荫道的核心景观是华盛顿纪念碑，它的东面是国会山，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北面是白宫，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这种景观形态，至少表达了四种景观文化内涵：一是用城市带形景观语言告诉人们，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居中心地域的是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主持制定的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政体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林肯和杰弗逊纪念堂，则体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美国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二是美国是一个承袭西方文化的国家——华盛顿纪念碑造型为方尖碑，方尖碑源于埃及，它模拟太阳金色的光芒而创作，是古埃及太阳神“拉”的化身，今天，从圣彼德大教堂到圣母百花大教堂，从协和广场到万神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莫斯科，凡西方文化覆盖之地都矗立着代表着宗教意义、文化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方尖碑，方尖碑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华盛顿纪念碑高达169米，座落在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的东西中轴线上，是世界最高的方尖碑，也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最高建筑，这隐喻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政治文化价值的“崇高”。三是道路景观的意识形态性，除上述景观内涵意识形态外，靠华盛顿林荫道周边分别有以“自由墙”形式展示的二战纪念碑，有以“Freedom is notfree”题词的韩战纪念碑和碑体呈V形、好像“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的越战纪念碑，这些都表现出具有美国特色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四是道路的生态文化性，华盛顿林荫道从它开始规划建设那天起，其设计者A.J.Dawning就确立了它的周边绿化植物是采纳“在华盛顿地区气候条件下适宜生长的所有树种的集合”，因此华盛顿林荫道没有更多昂贵的非本地树种，它的绿化是仿自然的生态景观绿化。
香榭丽舍大街——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带形空间展示。香榭丽舍大街（下称“香街”）取自希腊神话“神话中的仙景”之意，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街”。香街位于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凯旋门和大凯旋门的东西中轴线上，横贯巴黎8区，宽约70米，全长约1800米。其人气、名气、财气和文化之气在全球很难找到能与其比肩的。香街集历史文脉、时尚文化、人文底蕴于一体。从历史文脉来讲，它出身“贵族”——由凡尔塞宫的风景设计师Le Notre于17世纪中叶设计，三百多年来，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到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上演了无数影响法兰西、欧洲乃至世界的人间悲喜剧！香榭丽舍一侧，大宫和小宫留下了法国曾经有过的荣华富贵；从时尚文化来讲，香街引领世界最时尚的消费品牌文化，从LouisVuitton到Starbueks，从Pierre Cardin到Versace，从Mercedes-Benz到Citroen，从PATHE到MGM，从Maxim’s到Fouquet’s，从Lido到Planet Hollywood……所有世界著名的品牌一应群聚香街；从人文底蕴来说，从大仲马到小仲马，从巴尔扎克到司汤达，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大文豪的文学名著中，我们都能看到对香街雍荣、高雅、富贵、繁华的描写……
如果说法国人的“浪漫”可以在充满风情的塞纳河两岸的绚丽景观上体现，那么，香街的景观则体现了法国人的“傲慢”——香街是法兰西民族性格和法国文化的空间景观展示。
世纪大道——上海开放精神的体现。如果外滩那些万国建筑的建筑立面及沿街栏杆、灯饰、躺椅等附属设施的西化风格，代表的是旧上海殖民地文化的道路景观的话，那么，浦东世纪大道就是今天上海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展示的道路景观。这条由法国Sommer ist—De Fance设计的“东方香榭丽舍大道”的景观路，西起东方明珠，东至浦东新区行政文化中心，全长约5.5公里，宽100米。世纪大道最突出的特点是：“对100米宽的道路采用了非对称的横断剖面设计，延伸宽达30米的步行林荫道，通过以‘时间’为主题的雕塑展示及纪念性标志物营造壮观的场面……”世纪大道在景观表现上通过“东方之光”、“世纪辰光”、“五行”等雕塑来充分展示道路景观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但由于存在交通、景观与人之间处理的诸多方面问题，也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中西文化及设计思想上存在冲突”、“城市肌理遭到破坏”、“步行林荫道设计生硬”等。还有学者专门将法国的香街与世纪大道进行了从汽车交通、轨道交通、步行交通、景观等多方面的比较，结果，“东方香街”各方面都远逊色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这正说明了道路景观的美需要历史沉淀和人文精神支撑，而对国家、地域文化的了解，并非西方一流景观设计所就一定能完全胜任的。
但直接采用招标的方式来吸引国际一流景观公司对中国的道路景观进行设计，如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说世纪大道是改革开放精神的体现是恰如其实的。
二、城市道路景观建设需要强化文化自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经典的、享誉世界的城市景观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历史文脉，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二是有精神文化内涵，如华盛顿林荫道；三是能反映一定历史时代政治伦理和文化，如古代中国的御道、神道，当今的世纪大道；四是具有生态意义的道路，如华盛顿林荫道。这四方面的特点都可以浓缩为今天我们统称的“文化”。今天，在全国各地正大规模开展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时，要想真正建设出经典的城市道路景观，提升城市形象，创造出生活与精神宜居的城市，就必须自觉地将文化内涵融入城市道路的景观建设之中。换言之，就是要把城市的经典道路景观当作文化工程来做，要自觉地将国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文化作为道路景观建设的指导思想。
1.城市道路景观存在的问题源于建设思想上缺乏文化自觉
强调城市道路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要不分古、今、中、外地重拾过去几千年来世界各国道路景观的原貌，也不是一概否定西方发达国家道路景观建设的优良成果，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摒弃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的“君本”、“尚武”精神和“物本”的价值取向，克服一百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城市美化运动”中的“美本”价值取向——片面强调华而不实的“美”的弊端，用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导城市建设——以适宜人的居住、有益人的成长、反映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等，作为根本出发点来进行我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
目前在城市道路建设与整治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例如：
在道路带状走势上，更多注重的是所谓点、线、面的规范、整洁，强化的是能给人以流畅韵律的道路视觉景观美，而较少考虑这种外在形式美应蕴含的人文内涵；
在道路整治上注重的是“令人焕然一新”的视觉冲击景观，而对城市道路景观应给市民带来的熟悉感、亲和力和亲近感方面表现乏力；
在道路绿化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四季有花”，着眼于花团锦簇等视觉景观效果，而通过道路绿化品种的选择表达特有的人文精神、价值追求较少，通过绿化品种的选择来降低污染、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达到相应的生态效果也研究不够；
在“道路质量提升”上，常常表现为不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片面以提高道路造价、档次来尽显豪华，而忽略了研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路景观品质；
所有这些“不仅未能彰显城市精神、凝聚城市人气、强化城市文化资本、提升城市影响力，反而因为崇洋导致新的‘丧魂失魄’，甚至成为笑柄”。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道路景观品质存在的这些问题，均与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自觉欠佳相关。而强化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文化自觉，是克服上述现象的思想基础。遵循文化自觉的道路景观建设，应确立四大基本原则。
2.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四原则
道路景观建设强调的文化自觉，是民族自身的文化，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是有地域特点的文化，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她与科学技术是相反相成的，科技在质和量上，其标准强调的是与国际接轨，而景观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她追求的是道路景观形态的“异”，避免“千城一面”、“万街同景”。
（1）重视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的原则
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文化自信。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国家的文化如果不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就可能失去“文化的自我”，甚至以“西方文化的认同来界定中国文化的认同”。一个在文化上自轻自贱的民族，不仅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同时也得不到“洋”和“外”的民族与国家的尊敬，更违背了《联合国》“充分尊重人民文化”的精神。因此，城市建设的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建立文化自信，并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上，确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确立，绕不开文化传统的把握，而对传统的真正忠诚并不在于单纯的保持传统，而是在于维护传统的连续性。就道路景观而言，首先需要尊重传统优良文化的审美心理与审美习惯。因此，文化自觉就需要从审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景观审美心理与审美习惯中，去区分中西审美心理与习惯的异同，并把握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内在联系，逐渐建立起一套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内涵到表现形式的中国道路景观体系，并最终实现以中国城市道路空间景观形态的特征来表现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
（2）强化地域文化特点的原则
经济的全球化不能代替文化的多元化与地域化。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所处地域的文化都不仅仅只属于这个民族本身，同时也应属于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资格来否定他自身的文化和他所处之地的地域的文化。相反，他倒有责任弘扬、提升他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此来繁荣世界文化。而道路景观上确立强化地域文化原则，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所在地道路景观中，可以产生三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凸显地域景观特色，增强城市的个性品质。这就可以杜绝或减少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被人们所不齿、甚至遭人唾弃的“万街同貌”弊端。
二是可以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本地市民对街道的景观形态有一种亲切感、归属感，使南来北往的旅游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街道景观的新奇感，体察到祖国的文化多样性，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表现了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可以实现由道路景观建设向文化建设甚至社会建设升跃，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是可使道路路域生态环境优化。不同的地域经过自然生态的选择，往往都会形成最适宜于这个地域生长的动植物，这些动植物往往又被当地人所推崇并人格化，形成具有地域意义的“市树”、“市花”、“市鸟”之类的动植物，把这些具有本地生态特色的动植物作为道路绿化的主要植物、街道小品的表现物，既在景观上体现了特色，又对生态环境建设有积极意义。
（3）时代精神原则
人是时代的产物，人不能超越时代正如人的身体不能超越他的皮肤。作为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当然也不能不带有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印记。正如丹纳所说：文化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与周围的风俗”。所谓“好”与“差”不在于是不是有那个时代印记，而在于这个印记是否真实地、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今日中国最强劲的时代精神就是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就要摒弃过去的不利发展的东西；开放，就会受到来自强势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不可能不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受影响的不仅是规划、设计人员，而且市民的审美与兴趣偏好也是如此。开放时代的城市道路建设，不可能像闭关锁国时的城市道路建设那样我行我素，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它至少要考虑四大因素：一是当前世界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城市市民的审美趋向，三是国际社会对城市道路建设的评价，四是城市的经济实力。
从世界城市道路建设的大趋势来说，生态道路的建设是不可回避的；从城市市民的审美趋向来说，城市道路景观品质的多元化是必须考虑的——市民的审美偏好和宜居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城市道路的品质也应是多元化的；从国际社会对城市的评价来说，城市道路的技术标准必须与国际社会“求同”，而它的景观品质则应“求异”；从城市的经济发展来看，只有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路景观，才是普遍受到人们认同和接受的美的道路景观，正如穿金戴银并不等于美一样，城市道路也不是越豪华越美。
（4）生态文明原则
营建与生态城市相一致的生态道路应是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重要原则。只有与生态文明相一致的道路绿化景观才是适合人居住的道路景观环境；只有采用可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能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和道路噪声的材料铺装的城市道路，才是有益人的健康、适宜人居住的城市道路；只有在城市道路中，反映出与城市所在地地域生态环境相吻合的城市道路，才能使市民对道路产生心理上的亲近感、精神上的归属感，才会是人性化的城市的道路；只有那种能在道路景观中找到与周边地域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色彩、建筑立面、绿化景观的道路，才是具有城市地域个性品质的城市道路。
三、文化自觉视阈下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路径
1.思想层面：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景观文化建设理念
人的情感、追求与需求是丰富多彩的，市民对城市景观的需求也应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城市景观构成部分的城市道路的景观特点也应是多元品质的，而不能统一为一个模式。
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思想可以从许多方面解决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并使城市道路景观多元而丰富多彩。可以从以下五个路径来展开建设。
（1）建设有益于人身体健康的城市道路。这种道路景观的建设，着重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街道建筑的科学排列，来实现街道的空气流通，创建一个宜居的环境；通过提高城市道路绿化的生态效益——调节气候、降低噪声、净化空气、减少污染来实现城市道路生态质量的提升。
（2）建设让市民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的城市道路景观。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因此，城市道路就应该有让市民熟悉的景观元素品质。这就需要城市道路注重道路周边环境的历史文脉与人文风俗，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城市道路景观中——从建筑立面、车站、路灯、护栏到果皮箱、休憩椅、路桩，从指示牌、人行道铺装材料的质地、形状到道路绿化植物的种类选择及雕塑与小品的形式与内涵。如果城市道路都建设改造得“焕然一新”，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完全变得陌生了，这样的路显然不会让市民感到亲切、有归属感。
（3）建设具有多元品质的城市道路景观。市民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城市道路理应有多元的品质和多样的道路景观。如开放带来的异域文化，使部分市民喜欢带有洋味的道路景观，作为开放的城市，是可以适当满足这种景观需求的；也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反而增加了对旧街怀念的市民，因此，仿古的、有民国风味的城市街道也应在城市中留有自身的地位；更有许多市民喜欢徜徉于林荫夹道的城市街道，这当然也应得到满足；至于那些希望享受熙熙攘攘的城市繁华的市民，获取文化消费的市民，大享朵颐口福的市民，当然也应一一得到满足，等等。
（4）建设城市精神文化价值取向最具特色的的城市道路景观。最具特色的城市道路景观，不仅仅只有城市地形地貌、植物花卉，同时也应有城市千百年来形成的城市特有精神文化取向。如，上海是开放之城，南昌是英雄城，井冈山市有星火燎原革命传统，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曲阜是孔子之乡……，这些城市如果都能将她们的精神文化通过道路景观打造出来，其道路景观形态就会各具特色，产生经典性。
（5）建设能够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的道路景观。诚如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论所揭示的，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城市满足人们的需求也是有层次的。将这种需求放在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上来看，建设能够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的道路景观的道路才是满足城市市民最高心理需求的道路景观，才是使市民对所在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从城市的历史文脉、市民的风俗习惯、行为文化等多方面来研究，才能做到准确把握。
2.生态层面：以道路生态学理论推动城市道路建设与绿化
通过路域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城市道路的生态可以得到优化。
“道路生态学”从提出至今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最先创建道路生态学的是被称为“道路生态学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T.T.For-man博士。2001年，Forman教授联合总计十四名交通工程学家和生态学家，综合研究了两年多，于2003年出版了《道路生态学——科学与解决方案》（Road Ecology Science and Solutions）一书，由此开创了道路生态学先河。近些年，我国的公路绿化、环保景观设计、新理念指导下的公路设计均是我国路域生态学相关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进展。然而，国外路域生态学所包含的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经验总结等等的研究深度、发展速度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开展路域生态学相关研究，对提高我国城市道路生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道路生态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以路域生态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来改善道路生态，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交通工具、改变出行方式（设立自行车绿道、多乘坐地铁、轻轨等）来减少碳排放量；从第二、三、四部分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在道路绿化中，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通过不同植物的组合和植物种类、湿地系统的建设，来达到降低城市污染，优化人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为宜居城市提供优质的生存空间。
3.学术层面：建立道路景观批评学
十多年前，郑时龄教授针对我国建筑大发展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建筑批评学，并出版了专著《建筑批评学》，推动了我国的建筑学的发展与繁荣。虽然道路也属建筑，但道路景观的线形空间性、动视性、序列性、因动态而形成的景观文化、景观艺术、景观生态展示性特征等，是与郑院士提出的固态的建筑形态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建筑批评学不能够涵盖道路景观批评学。正如建筑批评学推动了建筑本身的发展和建筑质量的提升一样，建立道路景观批评学当然也会推动道路景观质量的提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道路工程呈现出大规模的扩张。以高速公路为例，至2011年，国内高速公路已达到8.5万公里，今年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城市道路规模也处于世界前列。交通部规划，“十二五”末高速公路里程要达到11万公里，将大大超过美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必将进一步推动城市道路大规模发展。规模庞大的路网，催促了道路景观建设，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在做道路景观，其投资规模、工程数量之大，难以统计。但如此巨大的规模，却并未产生像建筑批评学那样的一门道路景观批评学。这导致我国的道路景观建设良莠不齐。即使像上海世纪大道那样由国际一流景观设计公司设计的、高标准的景观大道也问题多多，其他景观道路存在的问题可想而知。一条景观道出来，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电视、网络和报纸上的大量溢美之词，很难看到从学术角度对其进行优劣的评价，这种看不到问题的片面褒扬，长此以往，必然带来更多的景观工程隐患。道路景观批评学的建立，可以对道路景观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描述、分析、阐释、比较、评价、论证、判断和批判，并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客观地、科学地、艺术地和全面地对道路景观及其设计者——道路景观设计师的价值和品质作出评价，从而为道路景观建设的科学评论提供理论支持，并通过这种正常的批评，推动道路景观建设的科学化，促进道路景观建设质量的提高。
4.制度层面：建立道路景观评价组织和管理体系，营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氛围
在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各方参与的景观道路的评价组织，对于推动城市道路景观建设、营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氛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值得借鉴和发扬的经验。
（1）评价组织。国内外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以美国为例，其国家风景道体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风景公路的确立步骤必须有：受风景公路影响的“权利人、当地居民委员会、环保组织和对申请立项感兴趣的其他相关利害人应尽早参与进来”。国内近来也出现了道路景观评价组织，如重庆在“海选”最美街道的过程中，就由地方政府协调组织了鉴街团，对“最美街道”挑刺，并提出完善建议。
（2）管理体系。完善的道路景观建设管理体系对推动城市道路景观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国际上最先推行风景道路体系建设的美国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做法。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风景道路管理体系形成了从主管部门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到管理制度《公路美化法（1965）》（Highway Beauti.fica-tion Act of 1965）、《美国交通运输道路效用法案（1991）》（In tern 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Efficiency Act of 1991，ISTEA）、《国家风景道计划（1995）》（NSBP National Scenic BywayProgram，1995）等一系列管理硬软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景道路管理体系。至2005年止，美国已建设了代表美国“路魂”的全美国家风景道（All American road）和国家风景道（NationalScenic Road）165条，形成了由国家、州和地方级风景道组成的国家风景道体系。
文化自觉论文范文5
一、教师文化自觉是小学英语文化教育的必然要求
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把文化教育纳入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中，并为学生制定分级目标，为教师制定了详细的教学建议。文化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教育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而英语文化教学的质量则与教学英语教师的文化自觉水平和能力息息相关。英语教师的文化自觉性水平，特别是为学生英语学习打基础的小学英语教师的水平，显得更为重要。当前国内小学英语教师文化自觉的能力和水平都还较低，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素养以及文化教学现状都还有待提高。
我国当前的英语教学活动，对文化教学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提升，虽与其他学科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已大为不同，但要达到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仍需继续努力。“英语文化内容的教学应该成为外语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有意实施的内容，应该成为显性课程的一部分。” 对英语课程文化教学的重视，不应仅仅停留在教学课时的安排上，更重要的是，教师对于整个英语教学活动的指引和教学目的把控应当充分体现文化自觉意识，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开展文化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英语文化，这样才能实现《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交际能力”的要求。
二、小学英语教师文化自觉研究的理论意义
1.丰富教师文化自觉研究理论
文化总是以自在和自觉这两种形态存在着，自在的文化具有重复性的特点，自觉的文化是由自在的文化发展而且更加强调一种创造性和超越性，而这种创造性的超越才是文化不断繁荣进步的真正动因。教师作为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同样存在着自发性和自觉性两个不同层次，当然，教师的文化自觉才是当前应当推崇的。具有文化自觉的教师，才能用广阔的眼光给学生传播目标语言国家文化，促进学生了解异国文化、提升跨文化交际技能。只有重视教师文化自觉的培养和提高，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教师的文化引导和文化传播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的质量。
2.为教师文化拓展和专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论视角
教师的文化拓展和专业发展一直是教育教学中的重要话题，受到广泛关注，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为英语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和发展方向。只有把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思想，作为教师提升自我的指向标，才能引领着英语教师从模糊感知走向清晰理解，从自在自发走向自觉自为，从意识观念走向实践行动，追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追求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进，从而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效率，提升学习跨文化交际能力。把文化自觉作为提升教师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水平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教师发展的自主性和完整性的实现。
三、小学英语教师文化自觉研究的实践意义
1.促进教师文化自觉，提高教师的文化责任感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兴旺的希望，教师是教育发展的核心，正如古语所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与发扬者，肩负培育祖国下一代的重大使命。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衰、民族的生存都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大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中的集中表现，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教师必须树立起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认识本国文化、了解世界和目标语言国家文化，熟悉当今时代的文化现实，洞悉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途径。教师通过文化自觉才能顺利地完成对自身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活动的自察和自省，才能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责任感的意义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2.完善教师教学方式，推进教师自主发展
文化自觉是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作为英语教师应当具备深入的英语知识技能和广阔的英语国家背景文化素养。学习一国语言，仅仅掌握其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习语言其实是学习跨文化交流。语言的正确使用与文化密切相关，要正确而流利地使用异国语言，必须了解该国的文化底蕴和背景知识，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英语教师的文化自觉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教师只有具有了对背景文化的这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才能在自身教学活动中不断反思和追求和反思自己的教学价值观念，从而引导教学方式与行为的积极改变，形成适应新课程标准和适合学生发展方向的教学方法，并逐步形成属于自我的教学特色理念和风格，最后拥有完善、先进的教学智慧。
3.形成和谐课堂文化氛围，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技能
教师文化自觉既隐性地存在于教师的理念和意识中，其作为教学的一种方式和行为，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也广泛而明显地存在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教师文化自觉在师生之间成为稳定的心理定势，指引着教师的价值观念，制约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在课堂教学的模式和文化氛围上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对文化越重视，无疑会使学生更加突出文化在学习中的地位，并给教学创造更加浓厚的文化学习背景和氛围。课堂文化的主体通过对话、思考能够协调文化内部各要素的关系，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课堂文化氛围，为师生在课堂的生存状况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参考文献
文化自觉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商法；商法学；文化自觉；本土化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而“发自人心的法律同时表达了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向，它从总体上限制着法律（进而社会）的成长，规定着法律发展的方向。”。〔2〕商法亦概不例外。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之下，探讨商法、商法学的源与流、得与失，合与分，尤对中国商法学在“文化自觉”、学术构建、自我反思方面的欠发达现状而言，更为必要。而且，时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问题已成法学中之关注焦点。依一些学者的观点，本土化即是把有世界性或国际性价值的法律理念、法律规则、法律组织、法律运行方式及法律技术等加以中国化的过程。〔3〕法律本土化并不等于法学学科的本土化，二者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其间差别常为学界所忽视，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法国商法学家商波曾指出，如同所有的法学内容一样，商法可以并且应该以两种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第一种，从外部和整体上，把它视为包括“法学”在内社会科学范围中的反映。第二种认识方法，就是从法律规则主体的内部，研究商法的实质和形式，即商法规则的实体。〔4〕前者相当于我国学者提出的学科意义上对商法进行考察，后者相当于从规范的形式和规范的构成上把握商法。〔5〕不过，一般人们在使用“商法”这一概念时，往往缺乏上述学科意义与规范意义区别的自觉，正如“有的教材‘名为民法’，实为民法学”一样。〔6〕笔者以为，商法与商法学应作严格的区分，简言之，商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作为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具有法律效力；而商法学则是以研究商法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可言，但对商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及科学依据。而且，商法学以法律革命中常常扮演先锋角色的商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国本土化问题之探讨首当其冲。本文基于“文化自觉”的学术立场，贯以商法和商法学的互动，拟从下面几个层次上予以展开：
一、西方商法概念、学说的发达与中国古代商法、学说的缺席及根源：先天性地注定中国商法学的本土资源在古代文化的传统积淀上尚付阙如
按通说，商法（英美CommercialLaworBusinessLaw德Hedelsrecht法DroitCommercial日商法）一词是从中世纪欧洲商人习惯法（拉LexMercatoria）演化而来。一如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在其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中指出的那样，“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7〕
但是，商法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离不开法学家们的贡献。表现在：从英国历史上看，商法的概念是很明确的，理论著述也是彪炳史册的，最早可溯至1622年马里尼斯（G.Malynes）所著的英格兰首部商法著作《古代商法》（ConsuetudovelLexMercatoriaortheAncientLawMerchant），随后1834年史密斯（J·H·Smith）的《商法》这部现代权威专著的诞生，被誉为开创了英国商法的新纪元，标志着商法学说体系的形成。〔8〕再看欧陆国家，商法概念、学说更是商法典制订的思想先导。类似于民法受学说、理论的支配，初期的国家商事立法受法学著述的影响同样颇深。在各民族国家制定成文法的历史过程中，不应忘却这些商法论著的贡献，如参加法国《商事条例》起草的萨维尼于1673年发表的《论完全商人》，德国学者马奎德于1662年出版的《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德国学者凯萨尔吉斯于18世纪中叶出版的《商法论》。它们为初期国家商事立法乃至尔后《商法典》的出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德国《普鲁士普通法》逐句逐段地引录了马奎德《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中对商法原理的概括，包括商人、商事行为，汇票、经纪人、海商、承运人等内容。而且在法国著名商法学家克洛德·商波看来，商法虽不是法国法律的特殊产物，“但商法这一概念纯粹是来自于法国法律文化。”〔9〕现代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的出现，是以1961年萨瓦蒂埃首次出版了《商法》小册子为标志。〔10〕总之，西方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大致经历了古代商人法近代商法典现代商法的若干变迁，在商法典的成文法形式上、商事法院司法审判规则上，以及商法学理的文献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传统至现代构成了西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我国虽远在西周时代，就出现了与民事活动的规则所不相同的零星的商法规范，《周礼·天官·小宰》载“听买卖以质剂”，《周礼·地官·质人》载“大审以剂”，“质剂”是指商事交易关系之买卖契约，它与民事借贷契约“傅别”有本质区别。〔11〕亦不乏商业管理法规的萌芽，但是总的来说，在我国，因长期重农抑商，商事交易极不发达，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缺乏产生真正完整意义的商法制度和商法学说、体系的土壤，其历史根源是多方面的：
1.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我国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为基础，农产品手工产品的交换、流通只是偶然的局部的孤立的社会现象，这种超常稳定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及与之相适的宗法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与欧洲地中海沿岸海商贸易中产生的商人团体、阶层组织大相径庭，更勿庸说去冲决封建家族宗法关系的藩篱，形成保护我国商人自身利益的商法的气候。
2.儒家伦理的文化理念。自春秋孔孟创“儒”作“礼”，又经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儒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其核心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而且儒家学说被各朝各代法律化，如唐《永徽律》及其《疏议》即是集儒家思想法律化之大成，《唐律》被认为是：“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12〕因此，“礼”的规范及儒家宗法伦理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调节器，贯穿到经济生活中则成为“商法”的替代物，从而于渊源上抽去了商法的产生存在的根据。
3.重农抑商的长期“国策”。西方文明何以从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我国却长期停滞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其因之一，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商人社会阶层，而造成这一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与中国历朝各代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作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本“国策”来推行和延续分不开的。这种“国策”包括：一是从思想理论鄙视商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有力理论依据，商人在历代社会中没有应有地位，视为“小人”、“贱民”；缺乏历史的主体和动力，遑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农本商末”政策法制化。商鞅变法，规定：“戮力本业（指农业生产），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徭役）；事（商事活动）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手（连同妻女收为官府奴隶）”，〔13〕《魏奔命律》规定：商贾开旅店的、赘婿，以及在百姓中不耕种的，不修建房屋的，都要从军。《魏户律》规定不准商人占有田地，“勿予田宇”。三是对商业活动严加限制和管理。如秦朝法律规定，“容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明代则广设钞关，重征商税，苛捐杂税，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家，今止三十余家点矣”“……河南一带货物多的为议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捉，商人畏缩不来矣”。（《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14〕四是推行禁榷专营制度，兴办官营作坊，削弱了民营资本力量。禁榷范围包括铁、盐、茶、酒、矾、香药、硫磺等，自春秋到明清历代还不断有所扩大。五是实行“海禁”，抑制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一度繁荣，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唐朝时中国海船之大，惟中国船能在风恶浪险的波斯湾航行无阻。南宋时，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广州两市舶司净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20.乃至明永乐三年，郑和七下西洋，率官兵二万七人，“宝船”六十二艘，为世界壮举，但这些并非中国民间海上贸易的骄傲。迨至明嘉靖时，始施海禁，嘉靖四年下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明世字嘉靖实录》卷五。）〔15〕延续大清闭关锁国500年之久，严重堵塞了海内外商品交流的渠道，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积淀形成的农耕经济结构、儒教宗法制度、重农抑商“国策”，造成了中国商法制度长期的历史空白，直到大清商律出台时，整个较西方（如法国商法典）整整推后了一个世纪，而中国几千年商法体系的“缺席”（缺乏开路先锋的商法革命）无疑又维系和加剧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超稳态结构，并陷入了一种停滞、落后的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更勿论类似西方的商法思想、学说的形成。因此，正如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16〕而在西方，正如伯尔曼所说，“新的法学为按照秩序和正义的新概念把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一种构架，假若没有诸如流通汇票和有限责任合伙这样一些新的法律设计，没有对已经陈旧过时的以往的商业习惯的改造，没有商事法院和商事立法，那么，要求变化的其它社会经济压力就找不到出路。”〔17〕
二、近代中国商法意识的有限启蒙与中国商事立法本土化的萌芽：意味着只是外国商法学说、思想的仓促引入，远非自我理论的生长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破坏了中国悠久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的财产关系，已迫切需要新法加以调整。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改良派的思想家们，在为西方法文化引进、输入伊始，即疾呼力倡制订商律，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早期改良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家郑观应、陈炽等那里商法意识作为“商人之政”、“整齐之法”、工商文明昌盛之法已有萌动和觉醒。至1897年，“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复位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18〕这堪为中国近代时期首次明确使用了商法概念，并提出了仿效西制，专门制订商法的主张，随后1901年（光绪27年），出使俄奥大臣杨儒、湖广总督张之洞亦奏疏清廷提出过订制商法主张，开启了移植新法、法制现代化修律运动之序幕，为大清商律的出台开辟了道路。中国商法思想的启蒙另一表现来自市民社会尤在民族资本家阶层。1902年（光绪28年），上海商业会公所（1904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其章程响亮地提出，“如何详订商律，纠立公司，在在须资讨论”，1907年10月88个商会等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愚园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会，正式提出了：“商法必须商人协议亟宜讨论”。〔19〕1909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商法大会。这意味着商法思想在中国民间社会尤在民族资本家阶层已有觉醒。
在清廷本土化的修律运动中，商法扮演了中国法制现代化改革的开路先锋角色。1903年清政府为振兴工商颁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以封爵授勋来鼓励商人投资，并陆续颁行《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为时人励赞：“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希世之创举”。〔20〕同时，光绪皇帝为力行新政，将制订商法视为“通商惠工之经国要政”，于1903年3月令载振、伍廷芳等起草“商律”，光绪29年12月5日，《大清商律》颁布，共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条例》131条，体例为日本式，内容多采德国式，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单行的商法。1904-1906年间，清政府还制定了《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单行法律、法规。1908年9月（光绪34年8月），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等协助编纂中国商法典，经志田钾太郎起草的商法草案，共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海船律五编一千零八条。由于这部商律草案工程浩繁，“不适国情”，延至宣统二年，清政府又推出了一部改订大清现行商律草案，该草案分总则编和公司编两部分，较以往更多考虑了中国商事习惯和通行的商法原则，但未施行旋即清廷被推翻，成了北洋政府修订《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的蓝本。
可见，“商法”概念和商事立法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现，是近代西学东渐、民智开启、变法图强的产物，是在中国传统宗法文化被打破向近代法观念转型的艰难历程中提出来的。应该说商法这一概念和体系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看来并未有职业法学家们那样清晰，但他将之纳入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一观点则是鲜明的。这应算是中国商法意识自上而下晚外发式的现代化觉醒的伟大标志。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种本土化的商法理论的自我生长，相反只是修律运动中移植国外尤其是日本商法的内容、体例及学说。
这里有三个注意点颇值省思的是：1.所谓“参酌各国、学习西方先进法制”实际是取大陆法系，又以日本为典范。何以不师英美呢？况且在西方列强中，第一个设立君主立宪、傲居列强之首的是英国，第一个以鸦片、船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是英国，第一个迫使清廷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也是英国，第一个允诺以中国的法律西化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也是英国，而且与沈家本同时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的伍廷芳乃中国获得完整英伦法律教育及出庭律师资格的第一人，理应在移植英国法治（商法）上有更大优势。个中缘由固然复杂，但笔者以为，有重要一点是，中日在地理上不仅一衣带水，而且历史文化上有亲缘性、共通性，日本法学家箕作麟祥在翻译法文（Droitcommercial）即借用了汉字“商法”，如李贵连先生一语中的指出，从法国法律用语———日本法律新词———中国近现代法律概念，用改换读音加以解说之法，以较短时间把西方法律概念移植到中国，可以说非常顺利地奠定了20世纪中国法学的语言基础。〔21〕这样通过日本法学家如著名商法学家志田钾太郎等人的学说、立法主张，日本法例在中国的继受则为顺其自然的事。2.学术有观点认为，“发明法律之学为维新骄子梁启超所创”。〔22〕“1907年和1909年召开的两次商法大会及其所形成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的编辑完成，标志着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23〕笔者这里不敢苟同，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学术、一种社会现象，法学是由各种要素组合而成。这些要素主要有：经济基础，立法基础，世界观或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法的体系，原则，概念术语，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方法，法条注释”。其中，笔者以为，一种该门学科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的成长堪为其根本性标志，而这在清末这一时期皆尚付阙如，有的充其量只是对于中国急需的商事立法问题的局部讨论，如两次商法大会所附的商法总则理由书和公司草案理由书，并不代表提升到“商学学”体系的自我创建的“文化自觉”水平。3.而且这种国外商法的方法与思想的启蒙是有限的，只为先进人士所觉悟，但与社会民众仍很膈膜。如张骞建大生纱厂，招股告示后，绝大多数人却“非假笑不答，则掩面而走”“入股者仅畸零少数。”使张骞顿生“中国之人，莫亟于变习气”之概。清末《破产律》颁布不久，就有各地商会多以“中国现实商智尚未大开，商业亦未齐同，肯请暂缓实行。”这说明广大民众的落后观念，不仅影响了商法（公司）制度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也制约着商法思想的普及和深入。
三、民国时期的商法更迭与中国“商事法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商法学本土化一个里程碑，但因其历史的局限需要在新的契机、条件下进行创新与重构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结束。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凡清律不与国体抵触者，仍有效，故《大清商律》暂准援用，1914年1月3日，中华民国在《大清商律》改造的基础上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条例》、《中华民国商人通例》，并于同年9月1日实行。1923年法国的爱师嘉拉帮北洋政府起草过《商法》草案，但未正式颁行。与此相随，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翻译、编译、编著的商法学的著作，如据日本教习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内容而成的《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中的《商法总则》、《商法（有价证券，船舶）》、《破产法》（1911），秦瑞、郑剑译述的日本松本仁一郎《日本商法论》，陈时夏据青木彻二氏著作和志田截太郎讲授编译而成的《商法海商》。另外，《译书汇编》、《政法杂志》、《政法浅说报》、《法政介闻》、《预备立宪公会报》等法律报刊中，也发表了一批由留学生翻译、编译的国外商法学名家的论著。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在为自己的商法学的诞生创造条件的孕育时期，是国外商法学引入传播的续曲。
迨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为适应新兴工商业关系调整需要，接受了立法院胡汉民院长等建议，采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1）将通常属于商法总则的经理人及代办商和属于商行为编中的买卖、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及承揽运送等一并订入民法债编中；（2）在民法之外又另订单行商法制度，如1929年《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1937年的《商业登记法》等，形成了中华民国民商法典合一与单行商法相结合的立法格局，至今在我国台湾适用。
这一时期堪称商法学在中国自主开创、发展的阶段。笔者以为应以此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商法学的正式发端。其理由在于：1.在学界首次对民商法是分立还是合一作了较系统深入的理论研讨，如朱学增的《民商法应否分立之商榷》、崔仲彝的《民商法统一论》、吴炯照《商法民法分合论》等，表明对商法独立性问题有了一定的理性反思和“文化自觉”。2.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采行的民商合一立法主义，是将商法总则内容囊括并入民法典，然又剩公司、保险、票据、海商，外加商业登记等法律法规无法融为一体，便单行予以立法，作为民事特别法的一个整体来对待，名曰商事法，此为狭义的商事法；广义上的商事法则还添上民法典中关于调整商事关系（即商法总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这种“民商合一”法例区别于瑞士的“民商合一”模式，独具一格，被庞德赞为“此一举措殊足表示其见解之卓越”，〔24〕而且，并未消除商事法域的存在，相反，商事立法的飞跃发展、商事法规的体系完整性为商法学的本土化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3.本土化的学术生成与“商事法学派”的开创。这从19世纪30、40年代著作迭出可窥一斑，如王效文的《商事法概论》（1931）、《商事法要义》（1947）、《中国公司法论》（1930）、《新公司法论》（1948）、《中国票据法论》（1930）、《海商法论》（1933）、《中国保险法论》（1930）等十几部著作，其它著名的商法学家还有王去非、王孝通、张知本、丁元普、王家驹、何基鸿、李浦、戴修瓒等也是硕果累累，可谓开创了一个本土学派———“商事法学派”。这种学术传统影响深远，迄今为我国台湾学者多沿用“商事法”之称谓，如我国台湾学者梅仲协的《商事法要义》，刘清波的《商事法新论》、张国健的《商事法论》、曾如柏的《商事法大纲》、朱敬恒的《商事法概论》、张东亮的《新编商事法论》，且在狭义上专指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商业登记法等，不一而足。而且，张东亮还指出，“商事法”成为我国台湾法学界特有之理念、科目名称，还在于“乃教学上需要之权宜称呼”。〔25〕这样立法实务与理论教研上的共识俗成，甚至影响到目前祖国大陆教科书“商事法”之流行。但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因素，又乏基本的商法典，尤缺商行为理论检讨，商法学的自我发展是受到极大制约的，有赖于在新的契机和条件下实现伟大的复兴与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