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中国各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兴未艾，通识教育的发展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实施机构的相当重视。然而，国内的专家提起通识教育，往往推崇哈佛、耶鲁，却恰恰忽略一个重要事实，现代中国不等同于西方世界，中国人的通识教育是否应该由中国的教育人通过深入思考和有益探索，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来实现。
关键词:大学;通识教育;素质教育
关于大学的本质，古今中外均有精辟的论断。我国古代早在《礼记大学》中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的经典论断。尽管那时所谓的大学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迥然不同，但是其重要阐述了强调人的发展。近现代开启中国教育先河的蔡元培更是认为大学有两大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恰恰与通识教育中提倡的在道德、人格和智慧层面，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养成健全人格的思路不谋而合。本文就是带着通识教育在我国发展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思考展开的。
1通识教育理念的由来
通识教育起源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曾被翻译为自由教育。它最早始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哲学教育家，后正式出现在罗马时代，原意指适合于自由人而非奴隶的教育，同时也包含了培养通达智能而非专门技术的寓意。当时的罗马处于奴隶社会，作为自由人既是统治阶级，也是有闲阶级。博雅教育使学习者成为具有自由心灵的人，能够思考和追求美好人生，并对于自身在社会的定位。其中，心灵解放是博雅教育中的核心部分。自由和博雅体现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精髓，也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线。近代科学教育先驱托马斯赫胥黎对博雅教育进行了全新解释，推动发展了博雅教育观念。他指出，在学校教育中，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科学课程应该保持平衡，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都将会给理智发展带来损害。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在20世纪初进步教育时代开始时，重新将博雅教育定义为：社会中每一成员都应该接受教育，这一教育将释放个人才能并因而促进个人幸福和个人社会价值。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1883年的《北美评论》上，强调共通科目学习的重要性。1945年哈佛委员会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时通识教育观念深入人心，奠定了发展基础，传播到世界各国。
2中国最早的通识教育
19世纪末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国内仁人志士发起救亡图存运动，当时学习西方法政制度成为了唯一选择。为此，我国开始引进西学，兴办新式学堂。在当时无论是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还是在清朝末年的新政改革时期，兴办新学堂都被列为重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奠定了中国兴办的第一批大学的基础。然而，当时作为从事构建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精英群体，对于西方教育体系的完整性、丰富性、复杂性，缺乏理性的认知，盲目推崇技术性知识的传播，却忽略了西方教育中还包含的与古典保持连续性的人文科学内涵，一味专注于现代技术性知识的传授，直接导致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出现了肢解和断层。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张之洞领衔设计的癸卯学制，方案中提出要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强调中西学问兼学的实施方针。新设置的学堂必须注重诵读、研读经典，便于养成学生人格，传承中华文化。由此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的通识教育意识。遗憾的是张之洞的以上主张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实，我们的传统教育也旨在养成君子，之中以包含着通识教育理念。新学堂的现代技术性教育对传统教育产生了全盘冲击，使我们的传统君子养成教育体系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为此以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实践为代表的通识教育人士，怀着对传统秉持温性和敬意，积极在现代中国实施通识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习和借鉴了前苏联的专才教育培养模式，实行了长达几十年各行业实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大量增加自然科学等实用技术课程，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传承。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开始滋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企业、学校均意识到狭窄的专业训练模式已经不能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对于专才教育培养模式提出了强烈批判，国家社会开始强调劳动者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也引发了20世纪末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实施。
3现代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
进入了21世纪，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兴未艾，在多方的呼吁下，很多大学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尽管各个大学的理念不同，模式有别，效果也各异，但是通识教育理念的兴起和实践，可以使中国的大学教育更趋向完善。也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大学不但是传授技术性知识，还应当扩大学生的视野，介绍知识的全面性，养成健全人格，要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壮大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其中，北京大学在建校伊始就将“造就通才，发明新理，传承文化”作为办学宗旨。北京大学坚持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特征为通识教育的贯彻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北大现行通识教育的实施主体是通过通选课的设置旨在建立拓宽基础，强化素质，培养通识的跨学科人才的基础教学新体系，力图引导学生从本科教育的最基本的领域中获得广泛的知识，让学生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思路，从而为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和发展所需的方法和眼界。清华大学自建校开始，办学理念适时更新，从梅贻琦提出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到21世纪提出的“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办学模式，从根本上影响其通识教育的实施。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在教育理念上呈现全人教育导向，其课程设置也呈现多元化注重知识的均衡性，教学上采用阅读经典名著的方式实施严格的精品课程评价标准。清华大学长期以来坚持探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对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不断调整，2014年成立了专门实施通识教育的新雅书院。复旦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通识教育进行探索，提出了要积极借鉴国际上大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尝试“通才教育”，并在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率先在国内实质性地推进通识教育方案。复旦学院探索大众人才发展模式，所有复旦大学录取的新生都在复旦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住宿学院式通识教育。逐渐形成“1+3”通识教育分布模式，即一年通识教育加三年专业学习。复旦学院强调校园和学生价值，不但注重科学和数学，也注重人文和社会，属于折中主义价值取向，是中国大学中的一种“核心+分布”模式。中山大学多年来不断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在长期的人才培养实践中，中山大学注重以人为本，践行通识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建设，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多年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基础上，从2009年开始在全校推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计划。为了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中山大学创办了一所精英化学院博雅学院。力图通过通识教育这一杠杆不断推进和完善中山大学本科教学体制改革的机制创新，正真达到“厚基础，宽口径，利交叉”的本科教学体制，全面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总之，目前在我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收获，也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经验。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位列全球第一的背景下，积极探索中国大学今后的通识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时代建设者，必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4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
当下通识教育的兴起，源出于对西方，主要是对美国的进一步学习和模仿。学者们发现美国名牌大学正是用通识教育来承担起养成学生的健全人格这一职能，不少学校直接模仿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却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对于中国文化自觉。很明显一名美国学生应当具有的视野，与中国学生不可能完全相同。都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中华文明中提倡的深刻内涵也不会和美国文明一致。所以，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当拥有中华文化的自觉。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一套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教育理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当树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传承中华文明，扩展和深化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这是大学的文化责任。当西方世界推崇“绅士”，和中国人尊敬的人格典范“君子”两者既有相通之处，也一定有所不同。因此，只有立定了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的通识教育才有了“灵魂”，也不会成为另一种知识的传授。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文明即君子文明，君子是中国人心中的完美人格典范，是中国文明延续、扩展的主体。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养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君子”。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立世之本，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作用，大学通识教育教育就应当延续教育传统，将养成现代君子作为奋斗目标，为现代社会培养具有中华文化自觉的领袖、精英，大学通识教育要承担起为民族谋复兴的文化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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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重钰 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