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1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民族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内部层级结构性要素的多元化,进而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种族右翼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例如,在现代史上,英国民族身份的框架和定义是固定的;二战以后,种族主义在英国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冷战后,随着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乌干达和斯里兰卡人加速移民到英国,英国身份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首次遭到质疑,英国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和自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英国社会出现了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的反移民运动,英国合法的左一右翼政党甚至结成反移民联盟,以进攻性的英国主义立场来重建、修补和扞卫英国民族身份。
第二,西方社会国际移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宗教正统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种族主义运动阵线。例如,英国第二代加勒比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通过塔法里教的象征物和图形符号,认同他们非洲起源的血统和传统。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种族主义的新身份联盟,提供一种新身份运动:即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黑色”运动;“黑色”不是文化上、种族上、语言学上或自然体质上的颜色,而是他们被主导种族主义文化视为“异样的”,即非白人、“他者”;黑色身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轴心”的新身份。亨廷顿也认为,冷战后时期,移民导致的美国边界失控是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国际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构成亨廷顿提出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正统民族身份的一种新威胁,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因此,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一种新问题领域。
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民运动的研究文献以获取工作机会的个体层面的经济理性选择为基本视角,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多元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关于国际移民引起的主权危机的研究文献以国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国主义为基本视角。与以上相对照,国际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以群体性身份认同分析为基本视角,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一、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史中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性身份有三种:种族(race)、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
第一,种族术语,基于封闭性的人类生物性特征,在18世纪早期还很少见,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歧视性运用“种族”,是在现代早期由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的,那些被定义为低级种族的群体被假定为不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基于肤色、宗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现代早期,这种歧视通过帝国人类学“科学的”论证而获得了正当性。种族主义,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的极端主义形式。
第二,族群,基于开放性的文化性特征,如语言、宗教、地域或历史,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性。自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形式。
第三,民族,是一种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概念,基于一种系谱性共同历史,具有从继承性向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可以由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和跨宗教群体构成的一种密不可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概念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意识阶段、现代民族主义阶段和后民族阶段。
1.早期民族意识阶段。早期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即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民族意识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种族性民族意识演化到文化性民族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特点。从词源来看,民族一词,系古希伯来用语,该术语来自一种15世纪圣经译本,指自然性继承。在中世纪学院中,一个“民族”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群学生。在西班牙语和罗马语中,“民族”与“出生”的词源联系。属于某个与出生相联系的群体,使得个体身份具有了一种决定性因素,即一种归属性身份,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份认同。民族意识,逐渐归属于基于自然遗传性的一个群体,在成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前,该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
2.现代民族主义阶段。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有明确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术语已经在共通用法上有效地使用了,民族主义概念正式被赋予民族国家的政治涵义。1780-1830的50年间,民族单位出现并持续发展,民族从以前的政治形式中分离出来。18世纪80年代,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18世纪90年代,法国重新确认自身为一个民族;海地在1804年获得民族独立;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到19世纪中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民族意指具有一个民族政府的群体。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确立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种新等级结构,没有民族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的层次上。在1850年,法兰西、荷兰和巴西被认为是民族,伊博族和孟加拉族被标志为部落。同一时期,“种族”意义改变了,增加了一种自然类型或生物类型等级,不再具有民族性的等级结构。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民族与共和国,较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因此,北美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发源于移民群体,即移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并在19—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民族概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标准定义,包括四个要素:一个中央政府,明确的边界,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公民,以及国际承认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因此,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身份共同体形式是民族国家。
3.后民族阶段。后民族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建立地区共同体欧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民族身份认同形式。欧洲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难以成为主流话语。
人类史是一部移民史,移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民族身份要求的中心变量。第一,美洲案例。在19世纪,现代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出现归因于移民。例如,在美洲的欧洲移居者,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但依然发展了以围绕被占领土为中心创造新身份的不同的要求和联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也在被占领土上发展了新要求、新联盟和共同体愿景;美洲原住民,同样发展了一种新身份,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被驱逐或者被要求与新邻居发展社区关系。第二,欧洲案例。在19世纪之前,欧洲被称为“旧世界”,在欧洲形成和发展民族性方面,移民起到了显着作用。例如,法国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通过移民和征服,在全欧洲推广了一种民族意识,加速了民族身份的增长,尤其在欧洲“塌陷的中心区域”的德国自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并发展德国文化和商业。除了法国、德国,19世纪初期大移民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地方。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国际移民危机,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国际移民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二、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可以作为考察民族认同的案例。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运动时期、20世纪前半期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以及20世纪晚期欧洲多民族国家的衰落时期,民族认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对人类世界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其中民族身份都可以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从民族认同角度考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危机现象具有同样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
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2
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依赖于民族存在并反作用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并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总和，是维系国家统一http://、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是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固基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一系列殊死较量的同时，形成了这个时期特有的民族意识，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已经逐渐萌芽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日寇肆无忌惮的大肆侵略，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2.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抨击时政，提出各自的抗日主张。王造时提出：现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来反对狼心狗胆的日本。他告诫国民党当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压迫救国运动，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冯玉祥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武装抗日，反对依靠国联，认为唯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开始，中经“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一·二九”运动，再到1936年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多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其间，参加群众之广泛性，斗争形式之多样性，对敌作战之顽强性，以及民族意识之鲜明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民族使命感的增强，对于促进两党再次合作，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体现。这一系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
3.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拓和维护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渊源形成了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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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阶级纷争、集团纷争及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大大的减弱，也给日本侵略者妄图侵占中国以可乘之机。在敌寇深入境内、民族危亡在即之际，原先长期处于对峙的国共两党各自逐步调整战略方针政策，停止纷争，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由分裂走向了合作。同时，国内各政派、各阶层纷纷泯除歧见，统一对敌步调。各界民从满怀报国热忱，投身抗战洪流。各地少数民族争相奋起，共同抵御敌人。海外侨胞以赤子之心，踊跃捐输助战。全国各民族在精神上、行动上和意志上形成合力，共御外侵，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一致，认同感高度统一。
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3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现代性 中国 知识分子 身份认同
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
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便丧失了晋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 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他们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传统国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相抵触，成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与国家分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合的努力。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更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仅过了数年，思想启蒙就转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会没有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适等人虽坚持启蒙，但已经把重心转向当政府的“诤友诤臣”，结果碰壁。
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的失落和新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的缺失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就隐含着危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方的新知识分子之所以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由于引进的西方文化缺乏终极价值，从而导致对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民”。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称之为“吃人的宴席”，主张“别求新声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极为排斥，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潜意识。他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漂流状况。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与阶级的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力是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性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首先是由于脱圣入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鲁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个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一段苦闷、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虑。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潜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乎终其一生伴随着他，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由主义的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掩饰和抹杀这种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不管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对现代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圣入俗，意味着终极价值的失落，意味着反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变的，这种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曾主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以及保守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代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和知识分子本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命运。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产，新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流民。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许多新知识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才参加革命的，但找到社会归属感仍然是重要的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仅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成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个体完全融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命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从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的样板。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达到了“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流民。他们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决定的。于是，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前苏联传人的革命理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从而具有了形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的话：“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在与众多的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想主义品格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与五四时期接受了现代性，导致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构。
在建国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性质是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间社会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国民党通过农村破产和城市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它在党政机构的直接领导下，集国家的几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律(治安保卫甚至有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属于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机关，知识分子属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庭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成为单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单位是国家的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时，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虽然低于党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最高理想。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着实现了“内圣外王”的使命。
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战国策派；抗战；非理性民族主义
“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一个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学家陈铨、史学家雷海宗和著名学者林同济。“战国策”派认为，战时应强调集权放弃民主，个中观点看来颇为反动，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色彩，细细考察，我们仍能窥见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敬的，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本文试图通过对“战国策”派的局部考察，管中窥豹，了解抗战时期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
上个世纪初以来，民主、科学两大口号深入人心。凡论中国政治者，无不提民主二字，或认其为济世的良方，或视之为致乱的根源。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成为“推动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素。”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民主与集权争辩最激烈的时刻。
20世纪30年代前期，曾醉心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自强自立，就民主还是专制更适合于中国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辩。“战国策”派学人与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无确切的传承关系，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由这场争辩联系到“战国策”派学人在危亡变局下推出的偏激政治主张，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其相似之处。在了解“战国策”派的主张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争辩。
这场争辩的主角多经欧风美雨的沐浴，原本对民主政治憧憬无限，但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他们深陷迷惘，是继续秉持民主政治，还是放弃原有主张，如德意日一样走上极权的道路，建立独裁专制?内外交困中，一心要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他们产生了分化。胡适、张佛泉等痴心不改，继续坚持原有的民主政治主张，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则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专制独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过多年的西学教育，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然而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主政治的信仰仍不免动摇，这种现象耐人寻味。中国的知识分子终究太注重现实而缺少对长远理想价值的追求，难以在现实与理想间架构一座桥梁使二者得到兼顾，这也许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吧!
主张独裁政治的一方认为，“中国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内战期中。在这种状况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钱端升说，民主自然不错，然而时代变化了，现在看来“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总是难以幸免的”，所以应该审时度势，推行独裁专制及统制经济，因为这二者“较便于备战”。“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钱端升认为，独裁制度是巨大危机下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这种制度所构建的“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胡适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他认为在中国今日的情况下实行独裁政治实不可取。胡适认为，“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困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从而把独裁当作一条“统一的捷径”，以应对民族危机，但是“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胡适不但关心国事，而且洞悉世界局势，他认为美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下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从而将英美经济危机下的新政与德国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划清了界线。
尽管争辩的双方都希望从学理上进行论证，但传统和现实对他们思考走向的影响无处不在，今天回过头来反观这场争辩，我们自然能毫不迟疑地做出取舍。然而在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何者能最大限度地挽救危机，又是一个在实际操作上难于扯清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真正实践过民主，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
时贤认为，出现专制独裁论调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深刻的民族危机”，在“只有实行专制政治，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挽救民族危亡”的假设命题下，任何人都难保持一种正常平稳的心态进行纯学术的探讨。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战国策”派依托这一假设命题，在民主政治与独裁专制上发表了更富个性的主张。“战国策”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上尤其突出，不但这一群体内部有分歧，即使个人前后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充分折射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理想与现实间徘徊的两难心态。
二
“战国策”派西学背景浓郁，理应如胡适般坚守立场。但是，在民族危机挤压下，“战国策”派转投专制政治的怀抱，认为现在世界的普遍潮流是专制政治，中国自然也不应例外。
雷海宗认为：“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件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目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因此中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林同济也认为，一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已经露出“民主衰落而专制抬头”的端倪，也即“个人自由主义的没落，集体功用主义的代兴”。陈铨则认为，如果不实行专制，“全国民众意见分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只会导致力量分散而成为“民族的末路”。
“战国策”派学人推崇专制，一方面是受了尼采及德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挤压了民主空间，尤其后者更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专制而放弃多年追求的民主理想。
著述颇丰的文学家陈铨曾游学德国，深受德国文化和尼采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德国能够崛起，完全因为德国民族与众不同的“性格和思想”，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则是德国思想最重要之组成部分。陈铨认为，德国民族是“反对民治主义”的，因为民治主义“矛盾错误，非常之多，绝不是政治上的天经地义”，陈铨同时还以德国民族崇拜英雄来佐证德国民族“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民主政治”是毫无疑问的。总之，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给“战国策”派震撼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本不应有的启示。
西方现代哲学的创始人尼采对“战国策”派的影响尤其突出。陈铨就曾说过：“在尼采心目中，民主政治……”“都根据同样的精神，都是近代文化平庸，粗俗，堕落的主要原因。”同时，陈铨认为“民主政治和 社会主义自然不适合战争”，而尼采又主张战争，因此民主政治自然“得不到尼采的同情”。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使“战国策”派错认为，现在世界总的趋势是由民主而集权或专制。林同济就指出：“苏联、德、意几个极权国家，因为内在外在因素的急转，把这个集体主义的动向，用了一种过激的以至病态的手段形式表达出来。英国、美国，处境稍缓，所以表达的形式也复略见温和。表面上各国虽有阶级基础之不同与夫民主独裁的区别，骨子里，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走上一个注定的路径—— 种‘新超我’的形式。”前文笔者已经指出，胡适认为英美为适应世界新的形势所作的改革并不是一种独裁专制的趋势，这种改革仍是民主范围内的局部调整。林同济则不仅否认了英美与德意的差异，甚至也抹杀了苏德间的不同，认为它们都是“新超我”的形式。既然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世界有了普遍的趋势，而同处于内外交困下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也应抛开以往的争执，走上“新超我”的道路。林同济所指的“新超我”不是别的，正是专制与独裁。
三
“战国策”派为他们的专制政治主张设置了前提，即中华民族的抗战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主与专制二者谁更适合抗战的需要，谁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一时期过后如何调整，“战国策”派则语焉不详。
陈铨认为，抗战时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前提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这种不要个人自由，只求民族生存的观点，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色彩。
林同济也认为，自“九一八至七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孽运乃紧迫着我们思想界及时作适应”，所以“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八一三抗战展开以来，集体生命，民族安全一感觉，更无疑的成为我们思想界的最高主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来侵辱，“中国的问题”，“由整个国家在世界大政治中的情势看去”，“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问题。”“一切是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的”，“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都可做。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外做工夫，无往而不凶，这是百余年来大战国局面排下的铁算。”
林同济认为由民族生存而引申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行集权专制。“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内在要统一，外在要独立”，而统一的必由之路，“战国策”派认为是专制集权而不是民主自由。林同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借李伯曼之口指出，“国家要极权，为的是对外好作战”，而中国正处在抗战期中，为对日作战，当然应该推行极权政治。林同济还认为，“浅见者流，到了今天还要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当作一种专对民主潮而生的反动而讨论，就好像宇宙间森罗万象，除了维克多利亚的民主政体，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拱绕着民主两字而或正或反，真淤泥极了。这并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说事到今日，实在险恶到了惊人的程度，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的民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民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在这里，林同济指出了“战国策”派学人之所以趋专制而舍民主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民主并不适合于抗战。
由此看出，“战国策”派反对采用民主政治，并非对民主政治本身的否定，而是认为民主政治不适应民族抗战，专制制度能够建立起迅速灵敏的信息反馈机制，提高了政治效率，更当提倡。这种观点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关于“战时政府职权之集中调整，更足以造成最高度效率之政治”的鼓吹不谋而合。
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民族地区；政府；网络舆情；舆情危机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部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突出，网络舆情事件频发，严重损害民族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动荡。民族地区政府正确、及时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不仅能减少的发生，更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凝聚民心，弱化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加强网络舆情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现状
1.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网民规模日益增大。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网民数量连年不断攀升，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其中民族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网民数1142万人，网民普及率45.7%，网民规模增速为4.5%，新疆地区网民1139万人,网民普及率50.3,网民增速为4.2%，四川省网民3022万人,网民普及率37.3%,网民增速为6.6%。
2.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占巨大优势。在以往的信息传播中，都是以报刊、电视、广播为主的传统媒体占主导优势，它们具有较好的信息深入性、全面性，可信度较高。当前传统媒体相继没落，报纸发行量普遍降低，消费人群大幅度减少，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严重冲击，信息的传播方式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相对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如QQ、微博、微信、APP、BBS等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满足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的需求，实现了无纸化，节省资源成本等优势，使他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还能快速参与信息的传播和评论，被人们广泛接受，因此通过网络表达观点与诉求更加普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舆论场，网民通过新闻跟帖、博客、微博、微信等进行参与互动。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使民众参与网络舆情的热情高涨。
3.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有其显著的特殊性。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其特殊性。其中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民族传统的地方民族文化、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尤其是民族地区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群体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族群体对不同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评价，由此产生不同的网络舆情。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文化程度差距较大，理解力不同等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因此，接受的信息越多，越容易形成舆论的分散化。
二、民族地区政府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网络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我国当前网络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舆论作为新兴事物也发展迅速，同时也出现了如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我国至今还未制定出一部国家层面的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法律。部分网络法律法规的明显存在滞后性，无疑制约着网络的运行和发展，也给政府带来了挑战。
2.政府存在传统的观念和错误媒体意识。政府在信息时多采用堵压为主的传统观念，不能满足公众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知情权，对公众的质疑不予积极正面回应，拒绝媒体采访，对事件进展和结果三缄其口或者采用回避态度和迂回战术，例如迅速删掉信息、屏蔽封锁信息等，这只能短时间内缓解舆情危机，其实蕴藏很大的隐患。同时，政府对信息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具体应对舆情方面，政府也多是在突发事件和舆情发生之后，才开始着手被动处理，解决起来比较棘手。如果政府对网络舆情处理不当，或不慎得到分裂势力的恶意利用或搅局，使他们掌控了舆论的主导权，则会使政府在处理舆情的同时处于不利地位，给网络舆情管理带来挑战，从而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局面。
3.民族地区网络设施较差，网络水平落后。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明显。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变迁，显现出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其物产资源丰富，对市场有很大的潜在空间，但其经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基础设施等方面都与发达地区存在显著差距。大多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落后，甚至人口数量少，城乡差距大。民族地区网络设备不断增加，但和发达地区相比网络设备及网络水平差距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4.网民素质普遍较低，专业人才较少。网民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即时性和匿名性等特征，网民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言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情绪，在反应民众意愿的同时，也给部分网民发表过激言论甚至是攻击性言论带来了便利，甚至影响舆论方向，陷入群体的狂欢。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网民素质及认知水平不高，网络方面技术型专业人才较少，使网民在面对网络舆情时很容易不加区分、不分黑白，轻易相信，甚至成为传播谣言的帮手。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以及与发达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民族地区的民众在接受新信息和新观念时，会不可避免的出现惶恐或激进的状态，也加剧了政府对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管理的难度。
三、对当前民族地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1.依法治网，完善网络舆情管理的相关法律体系。2015年12月在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对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问题，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因此，在制定民族地区关于治理网络信息舆情的相关法律法规时，政府相关部门既要遵守针对全国普遍网络舆情问题的基本法律，又要做到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完善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管理的相关法律体系，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符合民族地区特殊环境的规章制度（如重庆出台的《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新闻报道应急办法》），从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解决好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问题，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
2.转变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媒体观念。面对网络舆情危机，政府应当转变以"堵压"为主传统管理观念，转向"疏导"为主的现代管理模式，有效引导网络舆情。首先，政府应该尊重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其次，政府应该对网络建立快速回复机制，依法尽快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减少公众不必要的猜疑及谣言的传播，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网络舆情多涉及到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网络舆情中例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地震、火灾等相关信息必定会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社会恐慌。因此政府应该及时公开、跟进信息的了解、、传播和回应，尽量做到第一时间确认信息，公布信息，不能持观望和拖延的态度，等有了结果再做出反馈，最大限度的发挥信息传播的“首因效应”，抢占舆论先机。同时，政府应转变以往对媒体的回避态度，加强同媒体的沟通能力，遵循网络信息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言论，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自觉接受媒体和大众的监督，提高政府公信力，减少负面影响。
3.提高民族地区网络技术水平，扎实做好网络舆情的预测监测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因此，政府应加快健全舆情危机应对机制，提升应对能力，完善舆情预警机制和制度规范；密切关注时事发展，保持对网络舆论的最快获取权，增强对舆情引导工作的积极性，完善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对舆情的走势的监控和预测，从而有准备的应对舆情危机，甚至避免引发舆情危机；加强监测力度，并对有可能出现舆情危机的事件做好提前预案，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另外，政府应建立专业的网络预警监测专家顾问组，加强技术研究和系统开发，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提高预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舆情涉及到的相关政府部门间要加强沟通合作，建立健全高效的舆情处理工作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经验及遵循事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研讨出有针对性的网络危机应急处置预案，有效减少网络舆情发生时给公众带来的危害。
4.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由于民族地区生活方式、教育水平、思维模式、利益关系及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网民对于事件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网民数量巨大，但是能在网络空间中真正左右网络言论方向，掌握话语权的则是所谓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构成主要是专家学者、权威媒体人、热心维权人士、明星、政府官员、企业家等，据统计研究显示，平时有大约300名全国性“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他们在网络舆情评论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的言论经过媒体的介入以及网民的大量转载，对舆情走向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中应该重视这一因素，发挥好意见领袖的作用，既能有效引导网络舆论朝着积极客观的方向发展，又能起到打击网络谣言的作用。
5.提高网民文化素质和网络意识，加大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应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的支持，投入充足的教育资金，引进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加强文化知识特别是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民族地区网民的自身政治敏感度，使他们认识到传播谣言的危害性；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持力度，培养专业的网络技术人员，提高民族地区公众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和网络危机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和民族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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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意识的重要性范文6
关键词 基层政府 民族地区 风险识别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以来，各种风险事件在我国不断发生。然而，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风险识别至今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与我国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很不相适应的。事实上，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风险形态更为复杂多样，风险识别意识更淡薄，风险应对能力更差，而风险承受能力更脆弱。
一、民族地区风险识别能力现状分析
民族地区风险与其他地区相比，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隐蔽性。这是民族地区风险的显著特征。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承认或未被承认的文字上百种，而我国政府官员真正懂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尤其是那些较小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极少；还有，我国政府官员与少数民族基层接触不多，因而，很难了解各少数民族动态尤其是风险的动态，从而使得民族地区风险尤其是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风险更具隐蔽性。
2、突发性。这里所说的突发性，既具有目前我国学界所指的“不可预测性”意思，还指因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语言和文字的隔阂，因此对各民族风险更难察觉，即风险信息难以捕捉。
3、难以识别性。因文化的差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不了解，对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性质难以识别，甚至是非不分，结果往往将本来不是风险的事情因处理不当而引发风险，而对那些真正的风险，却未能及时发觉。
4、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地质、地貌与气候的差异以及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与其他地区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形态更为多样与复杂，有时候各种矛盾相互结合与积聚，使风险更趋复杂化，最后导致民族灾难。
二、民族地区风险形成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风险的频发度和严重性之所以均呈明显上升趋势，除了我国学者所分析的部分原因外，还有其特殊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在生态风险方面，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与地方性知识的缺乏和忽略，是导致我国民族地区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因双方语言不同，导致双方难以沟通，政府对已经存在的风险信息难以正确解读，因而难以及时察觉和捕捉风险信息，未能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
第三，因文化差异导致风险事件判断不准确，使得本是风险的没有察觉，不是或不会风险的正常民族传统活动却被看作风险并采取单一、粗暴的处理方手段，因而遭致少数民族不满而引发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
第四，政府处理风险方式的单一化和暴力性。这主要表现为，当风险发生时，我国政府风险处理的方式往往局限于政治性的说服教育和暴力镇压。
三、构建民族地区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思路
风险管理是一个通过风险预警、风险防范、风险处理，以实现避免、减少风险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并从风险中开拓出新的发展契机为目的的过程。在民族地区，则应构建以民族地区各级政府为主导、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发掘与利用民间智慧的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
（一）建立和完善适合民族地区的风险管理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使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明显不同，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多民族社会文化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各民族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民族价值取向、风险意识以及应对风险的方法与策略都有较大差异。
（二）构建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
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构建与调适。在政府内部，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在政府外部，要对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公众和国际组织等其他风险管理主体进行权力的授予和制约。
（三）发扬、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发掘、利用各民族传统智慧。
发扬与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应对风险不仅可行，而且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在应对风险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因为只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将多方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稳定、持续的社会动力，将风险管理的社会活动持续下去。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并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将构建民族地区风险管理体系、提升民族地区政府与社会的风险管理能力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进行。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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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敬波.公共危机管理案例.第1版.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5]吴定富.中国风险管理报告.第1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