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1
关键词：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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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2
【关键词】城市旅游；动力系统；驱动机制；动力模型；桂林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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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3
关键词：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
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变得不协调。这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2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总而言之，通过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差距，而且同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具迫切性和艰巨性，意义也更加深远。另外，河南省地域辽阔，各县、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制度因素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机制，强化城乡产业结构关联性。
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支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城乡产业一体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的思路上，要改变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城市则专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传统发展观念，使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联合，构建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1.在城乡工业空间布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涉农工业向小城镇转移，引导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使其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农村地区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对接城市工业项目向农村转移。
2.在城乡产业组织形式方面，通过“总部+基地”、“工业飞地”等思路承接一、二圈层的产业转移，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使城乡经济直接联合在一起，优势互补，融为一体。
3.在农村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坚持以“特”当头，以“特”优先，开发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4.在城乡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思想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发展农业文化，挖掘农业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拓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领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机制，保护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利益。
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市场一体化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1.在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
2.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体系方面，加快发展和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推进中心城市的展销市场、中小城镇的专业市场、广大农村初级农贸市场间的纵向联系，形成相互依赖且等级多样的城乡网络系统。
3.在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主体方面，赋予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的各个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落实农民的基本财产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实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股份化，土地权益的货币化、债权化。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4.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运行秩序方面，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城乡统一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三）构建城乡资本流动机制，增强支农实力。
1.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允许、鼓励民间金融，特别是要支持发展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提高农业自我积累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农业的投入能力，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四）构建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提高河南农业自我发展能力。
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研的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重视研究机构与用户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体系和中介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中的作用。
2.强化政府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机制，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中介服务的投资。
（五）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农民而言就是城镇化就业，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中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
1.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机制方面，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3.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方面，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政策性障碍，逐渐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参与就业竞争。
（六）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3］，切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1.着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总部经济。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在城市建立产业“总部”，在农村建立产业“分部”，资源性较强的产业，直接在农村建立产业“总部”，在城市建立销售“分部”，使城乡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利益联系，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使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2.建立城乡间的双向贸易渠道，使城市生产的产品在农村有市场，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到城市去。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本开放，建立倾斜的利益机制，着力促进城市的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下乡。
二、构建城乡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使全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利益。
城乡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过程，又是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系统工程。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应在城乡统筹、以农为本的原则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利益协调机制。
（一）宏观上，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协调城乡一体化中的利益矛盾，实现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制度创新与宏观手段推动、调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使社会利益体系保持大体上合理与稳定的格局。
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用制度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创新土地制度，构建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创新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创新投融资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构建创新财政税收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核心是解决好城市发展这条腿长、农村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由过去的亲城市、亲增长向亲农村、亲民生转变。
（二）做好城乡一体化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龙头。重视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规划集中统一管理，综合部署、调控和协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证城乡各系统、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城乡发展与土地保护、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三）微观上重视农民话语权，构建农民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
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农民个人或村集体利益的所有事项都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与建议，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决策机制与评价机制，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确实得到实惠。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他们参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不断分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保证城乡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的有效发挥，仅仅依赖纯粹的市场竞争利益机制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竞争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利率、税率、税种结构、工资水平等经济参数的作用，要对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进行间接调控。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对策。
政府、城市和农村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中作为不同的主体，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或措施，达到合理分工和资源有效的利用，共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层面：强化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行政主体，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上。从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推动这一工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责任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责任表现为规划责任、调控责任、公共服务责任、社会管理责任、利益平衡责任、财力保障责任等［4］。
（二）城市方面：强化自身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带动作用。
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城带乡，重点在城市。城市是资本、信息、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要发挥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其对农村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就必须强化城市自身的功能。
1.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大力实施“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工程”。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增强城镇吸纳和辐射带动能力。
2.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提高产业集聚区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实现产业集聚，才能实现人口集聚。
3.发展高新技术及高新产业依托城市现有科技优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进农村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开发，跟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化。
4.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让群众受益，坚持“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围绕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带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5.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及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的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或直接推向市场，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农村方面：强化内部动力，发挥能动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难点在于农村的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尽管需要有外力支持，但主要还需要自力更生。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还是政策，都需要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才能真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加强城乡统筹的意识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干部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服务于城乡发展。
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干部交流。通过培训、教育、参观学习，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内部动力源，他们的参与和推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制度保障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从培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环节给予就业帮助。
3.发展特色产业，以“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民一技”为方向，培育一批农村资源型特色产业，与城市建立良好的互助机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4.发展“三农”经济。把解决“三农”问题变为发展“三农”经济，即把解决农业问题转变为发展“大农业经济”，把解决农民问题转变为发展“人力资源经济”，把解决农村问题转变为发展“城镇化经济”［6］。
5.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保持乡村长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农村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重视非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农业院校、农技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实习，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把培育新型农民与引导人才流入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通过与城市的协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机构层面：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制定规划，协调矛盾。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和政策措施的变化，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乃至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的有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协调机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为此，建议省市政府应在积极精简闲置机构的同时，尽快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力，使其具备打破行政区域经济藩篱的潜能。
一方面，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严密监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级政府责任的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严密监控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动态与趋向，向社会及时发出利益失衡的预警，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信息与根据。
总之，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内容包括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可通过设置协调机构，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城市的功能，使其发挥自身的带动作用；强化农村内部动力，使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总之，要通过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构建，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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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敬。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与核心机制构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4）。
［4］王继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EB/OL］。chinareform.org.cn，2010－08－05.
［5］蒋贵凰。统筹城乡发展需制度政策与内部机制的结合［J］。当代经济管理，2008，（12）。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4
关键词：文明城市；生态临沂；和谐
文明临沂的发展其内在的特质就在于沂蒙精神的弘扬，是沂蒙精神陶冶了沂蒙人民，是沂蒙精神铸就了文明临沂。文明临沂的发展其外在的特质就在于物质临沂和生态临沂的发展。创建临沂文明城市的长效机制，需要继续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沂蒙精神主旋律，坚持和谐理念，实现全面发展，打造“生态临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立法，为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提供动力和保障
创建临沂文明城市的长效机制，必须加强政府主导，科学定位政府职能，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立法，为构建长效机制提供动力和保障。首先需要以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为定位，完善创建文明城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检查职能， 大力提倡社会组织的参与，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力度，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强化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坚持定期向党委常委会报告创建工作的制度；坚持“综合执法联席会议”等制度，把构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任务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加强城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完善城乡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方位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以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为动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完善创建文明城市的目标责任体系。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标准，完善精神文明年度绩效考核制度， 实现目标责任明确化、创建指标定量化、监督检查定期化、责任追究程序化，做到统筹兼顾，层层落实。再次，要建立健全文明城市的法治体系建设。规范城市管理，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系， 落实执法部门责任制， 建立城管行政执法区域责任追究制度、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督查及责任追究制度，提高执法效能。
二、弘扬沂蒙精神，以沂蒙红色文化引领城市全面发展，打造精神文明之城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继续推进弘扬沂蒙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实现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教育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继续开发沂蒙红色文化，完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成山东省红色文化产业园区核心。继续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全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大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让“沂蒙红嫂”精神深入人心。确保道德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临沂从我做起”、“知荣辱、树新风”、“知荣明耻、爱我沂蒙”等道德实践活动，培育全市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完善市场秩序整治机制，构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打造诚信临沂。禁止一切迷信思想、腐朽文化的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持续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向心力。坚持“创城为民、为民创城”的原则，为群众办实事，让群众得实惠，让市民从内心支持创城、从行动上参与创城，让群众真实感受到创城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群众积极性提高了，才能高效地构建“和而美”的文明临沂。目前，临沂市已呈现出文化繁荣发展的新景象。
三、健全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文明临沂服务创新性城市，打造物质文明之城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以构建文明临沂服务创新性城市为定位，健全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以河为轴，两岸开发，一河五片，组团开发”的城市规划思路， 推进 “五城”、“五馆”、“五街”、“四园”建设。即把临沂市建设成为一个商旅之城、书法之城、兵学之城、地热之城、水上运动之城；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经济。截止目前，临沂市全力推进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工作，经济运行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生态循环农业取得长足发展，工业生产效益平稳运行，建筑业稳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
四、提倡善治理念，推行科学化城市治理模式，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和谐之城
城市政治文明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目标，是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改造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自身全面发展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生存状态。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城市政治文明的实现，首先需要市民具备较好的自身综合素质。继续推进“弘扬沂蒙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弘扬沂蒙精神、争取更大光荣”等各式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其次，政治文明城市要具备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所谓社会公正，总书记指出，“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一句话，就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构建公平的城市社会秩序还有很大的阻力，只有通过法律和民主渠道，来约束监督权力，才能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体系。第三，必须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断下放政府的权力并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总之，政府要积极引导，促进群众建设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积极性，大力提倡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城市的政治文明。
总之，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特点，可以打造出具有内在特质的和具有宜人的独特生态系统的都城。因此，临沂文明城市建设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整合城市的一切资源，以民生为本，尊重民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弘扬沂蒙精神，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体系。一座充满生机、“和而美”的现代化都市正逐步展现在我们面前。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5
一、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表现形式
（一）农业发展的基础作用
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的贡献。城市化首先产生于那些农业分工完善、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了农业剩余，为城市化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发展是城市化产生和发展的核心动力，具体表现在农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尽管农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全方位的，但在城乡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农业为城镇人口提供生活所必需的粮食、蔬菜、油料等农产品。城镇居民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无一不来源于农业的剩余产品。②农业为城镇工业提供原材料，尤其在城镇化的起步时期，在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初期，这一特点十分明显。③农业为城镇工业的发展积累原始资金。在我国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中抽取原始资金。政府还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换回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这种短期内获得技术后发优势的发展模式显得尤为重要。④农业为工业提供市场。农村是一个现实和潜在巨大的市场，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资料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使城市化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的情况可能更为特殊，城乡之间在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的时空错位，这种城乡间在消费领域的时滞客观上为城镇饱和的工业品的销售寻找到了合适的场所。⑤农业为城镇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城镇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农村源源不断向城镇输送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速度必然也随之提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无疑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经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农村工业化的推动作用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工业化过程中，在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人口与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作用逐渐减弱，工业化则逐步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工业化之所以是城市化直接产生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原因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是在要素按比较利益原则自由流动条件下，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获利低的地区流向获利高的地区，形成工业企业聚集区，构成了城市化的开端；二是工业布局与城市布局存在空间匹配关系，工业发展要依靠规模化与专业化，导致企业资源、要素的空间聚集，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构成城市化的实质内容；三是工业化通过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协调发展的产业链，推动城市的扩张，强化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功能。
审视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不难发现：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转换也影响城市化的发展。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沿着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轨迹演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也表现出与之相适应动态调整特征。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背离，即：重工业―农村工业化―第三产业。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国家，其原因就在于建国初期重工业发展战略主导了城市化发展方向，行政力量的超强作用扭曲了城市化发展的普遍模式。与重工业发展战略相适应，当时的城市化战略以大城市发展为取向。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即生产要素在农村地域特定空间上的聚集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会推动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的流动和聚集正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长期被压抑的各种农村生产要素得以释放和累积，只是由于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的阻滞，延缓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进程。在比较利益和城市示范效应的双重作用下，这种被压抑的冲动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乡镇企业而得以释放出来。乡镇企业在农村特定地区的适度聚集，便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第三产业的逐步兴起，这种背离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三）比较利益的驱动效应
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是一种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在非农业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非农产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收益势差促使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业部门。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产业结构也表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这一过程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同步发生。配第―克拉克法则对此也曾作过生动的描述。
从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城镇在二、三产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双重作用下，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利益引力。而农村相对贫困的加剧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滞留形成巨大推力，这种所谓“推―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乡日益分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两股力的巨大势差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在城镇空间聚集，进而为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持续提供廉价的、充裕的生产要素，此乃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城乡生产、生活软环境的差别效应来看，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受教育机会、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交通资讯、社会福利、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必然对城乡居民在个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定位上产生强烈影响。面对城乡之间比较利益的存在以及这种差异的日益扩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在规划未来时理性地会选择到城镇发展。因此，城乡综合环境的差异性必然诱致农村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四）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现实的人是在由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实践证明，在短期内，即使技术条件不变，仅仅通过制度变迁也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的国家，较之与市场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全方位影响显得更为浓厚和深远。
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伴生物，必然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密不可分。从本质意义上考察，新中国初期的城市化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当时，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多年战乱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个人或私人资本根本没有能力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理应承担主导作用。由于政府具有制定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方针、规划城市规模、配置城市资源等权力，并且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资金投向和人员流向，因此，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都会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保证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进行隐形的原始积累，并从农业中抽取城市化、工业化启动阶段所需的各种资源。随着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自下而上”型城镇化逐步推行，制度色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所淡化，但从整体上考察，由于制度路径依赖的强烈惯性，制度仍将扮演重要作用。
二、相关结论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动力结构。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动力逐渐开始以多元替代过去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表现出新的特征。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6
论文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浙江通过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实现了从自发性的城乡关系变迁到自觉性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演进，探索形成了城乡一体化路径的“浙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共同推进。
浙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坚持“先行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在全国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模式，从而使浙江在城乡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两者差距缩小的程度、城市化水平、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度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发展程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因而，研究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路径特征，对于浙江自身统筹城乡战略进一步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推进全国其他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由于受到以往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极为明显，这种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而且以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形式进一步固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城乡的环境激励约束条件不断变迁，城乡主体行为也随之做出适应性选择。这种效应促使浙江的城乡一体化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自发性市场驱动、探索性政策引导和自觉性战略主导这样三个重要阶段，从而实现了从市场驱动的自发性城乡关系调整向政府主导的自觉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一）基层自发动力驱使的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变革（1978－1992年）
浙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制约，首先是从农村基层开始，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行农村所有制变革；从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济格局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和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经历了一个在农村基层自下而上自发动力驱动下，以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为先导的城乡关系变迁历程。这些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促使浙江农村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发展，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三次产业并举，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向“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形式共同发展，从单一的乡土经济向离土离乡进城办厂务工经商的转变，形成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欣欣向荣、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和千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全新格局。
从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机制得到明显强化的基础上，乡村内部“以工促农”、“以商兴农”的内生机制开始形成；第二，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第三，其动力源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驱使。所以，这一进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的城乡关系结构在一定范围和层次得以变革。虽然这一阶段还仅仅是初步促成了农村内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机制的形成，或者说“它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为脱贫致富而不得已的选择”（邵峰，2006）。
（二）市场化推动和政策引导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探索（1993－2003年）
从1993年开始，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的进程，一方面，浙江通过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力求在市场主体形成和产权制度上有所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形成市场机制运作的微观基础，使浙江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上形成明显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宏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强县扩权”改革，进一步强化县域和城镇发展活力，从而为浙江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应该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取得明显成效，这就为浙江消除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革主要特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使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在县域层次促使城乡间“以工促农、以商兴农、以城带乡”联动发展机制的初步形成。然而，就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农村自身发展和县域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这当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政策性引导，但都是政府基于基层自下而上自发性探索实践的经验和问题而进行的一时性或局部性政策导向，这种推进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无法彻底消除城乡一体化中的主要障碍。
（三）政府统筹发展战略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2003年以来）
无论是最初通过乡镇企业发展的“以工补农”效应，还是以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虽然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村发展的层面改善了城乡的结构关系，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上看，由于缺乏从整体上的推进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二元结构状态，因而浙江先期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只能是在局部的范围和初级的层次推进。随着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特别是浙江社会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新时期特殊背景形势的迫切要求，从2003年开始，以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一系列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浙江进入了以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为主导的自觉性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根据进程的演进特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1、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准备（2003－2004年）。围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首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同时在一些地区进行先行试点。比如，2003年浙江义乌和嘉兴先后率先在全国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2004年初浙江省又在嘉兴市召开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一体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头几年尽快使城乡一体化工作步入轨道，一些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推进体系；第二步，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第三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标志着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及总体构想已经基本形成。
2、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梯度推进（2005－2007年）。在先期试点探索的基础上，2004年底浙江省正式推出并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根据《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作用机制下，通过全面统筹和整体建设、因地制宜和分步、分层次推进的方式全面展开、步步推进和不断深化。
3、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纵深发展和总体提升（2008年以来）。2008年底，随着《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特别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和《浙江省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2008－2012年）》，标志着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进入全面向纵深发展和层次提升的全新阶段，已开始向更高层次目标挺进。
二、浙江城乡一体化演进的路径模式
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都会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其二元结构一定是嵌入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即不同国家或地区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消除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外约束条件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就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考察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其路径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浙江城乡一体化推进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制度创新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性体制，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实现融合的机制通道和作用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缩小明显的经济差距，从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互动平台。
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阶段，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甚至会持续扩张，这是社会演进中的一种自然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又会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基本趋势。由此可知，就发达国家通常意义上的基本经验来讲，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一体化的核心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工业化的反哺带动和城市化的推进融合就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一般规律。
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却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它遵循着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工业化的进程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强化。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一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初期自然分化的结果，那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化进程初期的“自然分化”与计划体制强制的“人为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即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特性主要是“经济性”的，而我国的二元结构特性却是“经济性”与“体制性“的叠加。这表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还应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问题，这是“中国趋向”的特殊性。
（二）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代表了“浙江模式”从起初创新崛起到重大转折再到深化完善的路径特征（陶济，2008）。以往国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主战场基本都在城市，即主要是直接得益于城市工业的重新布局（城市工业企业向农村的迁移）。然而，与发达国家这种通过“工业农村化”推动和实际导致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不同，浙江广袤的农村却成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温床。
浙江之所以选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农村内生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一是由于浙江人口密集并且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且当时城市工业比较落后，如果期望通过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会面临更多制约，促使农村先行改革发展更加符合浙江省情也符合国情。二是基于浙江启动改革与发展的根据地都是在农村，代表浙江特色的各种形式无论是“民营经济”、“块状经济”还是“专业市场”的发展都始源于农村，这表明农村具有内生并先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础条件。三是一旦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使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和分业、农业人口的转型和就近转移、以及农村村落的社区化变迁等都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这些对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三）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进步内在要求的一种客观趋势首先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但是由于这一进程在整个利益格局上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不同群体的意愿，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机制驱动，从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不能自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朱允卫、黄祖辉，2006）。所以，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统筹发展的长期战略实现这一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仅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发协调根本无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并保证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的形成，而完全依靠政府的作用也是难以解决这一巨大系统工程全面性、持续性运作的动力来源和经济保障。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和政府战略与政策的他组织作用不可或缺。
比如，伴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浙江各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通过自发性市场机制的自组织驱动在乡村广泛展开。此时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基层主体自主性得到强化，从而充分激发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以，浙江虽然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约束，但由于具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环境条件，同时又存在地方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对农村主体拓展自我发展空间形成了很强激励，从而导致主体内在自发动力的有效生成。因此，从这一时期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启动发展的机制来看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动力驱使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