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本科论文范文1
在该研究中主要涉及到“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与“课程设置”两个主要的概念,因此,为了对研究有一个明晰、科学的认识,文章首先对着两个概念进行了简要的概念界定。首先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实际上最初称为社会体育专业。在我国2007年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中,关于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具体阐述如下,即: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掌握社会体育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胜任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指导工作,并具有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业经营管理、体育社会工作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但是在2012年,教育部为了更好的明确该专业的专业性质,将其改为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且在同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重新界定了社会体育指导与专利专业的培养目标,紧接着,在接下来进行的全国各大本专科高校在2012年下半年的招生中,也相应的将社会体育专业改为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而且各个高校还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本校的办学特点、办学特色和地域特色,对人才培养目标也各自进行了完善,使得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办学特征。其次是课程设置。课程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与此相对应的,课程设置也是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关键性内容,是开展学科建设工作和专业建设工作的基础。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了优化学校的课程教学内容、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推动学校的教学改革、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具体来说,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两个关键点。其中,合理的课程结构,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设置的各门课程之间的结构应科学合理,如: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应科学、不同课程之间的衔接应合理等等。而合理的课程内容,指的则是课程的内容安排要符合学生学习的规律,要能够反映学科的主要知识、主要的方法论以及学科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只有这样的课程设置才是合理的、有效的、科学的。
2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现状
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目前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在课程的体系结构层面来说,基本是一致的,普遍是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以及综合实践教育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大多都是围绕着《专业目录》规定的“体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三大主干学科,而课程也普遍是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任意必修课四大类为主。其中,专业教育是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部分,不同的学校在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基本上都是以“体育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课程,加上体育技术类课程,再加上方向课程”这三个部分来构成的,也有个别院校并没有设置方向课程。如果从培养方向的层面来研究和区分,有的院校侧重于社会体育的经营管理,有的院校侧重于学生体育技能的掌握,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却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目前多数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四川省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实际上仍然是体育教育课程体系内容的简单增加或是减少,仍然没有突破体育教育的课程构成模式。
3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现存的问题
概况来说,目前,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实践,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培养目标的定位过于宽泛。
在2012年,教育部将社会体育专业改为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之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目标也重新界定为:培养具备社会发展需要,掌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能在社会体育活动中从事健身咨询、技术指导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但是,教育部关于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界定,实际上所规定的只是专业的一个大方向,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四川省高师院校,还分别对此专业的培养领域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设定,虽然各个院校的培养方案彰显了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多元化,但是也突出反映了培养目标的定位过于宽泛这一问题。
（2）课程设置缺乏对学生需求的有效分析。
在我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建设工作中,由于对需求分析所具有的应用价值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目前,多数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四川省高师院校所开展的课程设置与教学需求分析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社会需求分析的层面上,而却很少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分析,以至于所设置的课程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实际,影响了课程设置的科学性。
（3）专业方向的设置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部分高师院校在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没有明晰的方向划分,而即使部分学校进行了明晰的专业划分,但是其中部分方向的设定也常常存在于社会体育职业教育不存在紧密联系的问题,例如:社会人文方向或是运动科学方向,设置中小学体育教育训练方向等等,存在明显的与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设置相混淆的问题。
4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的对策
针对目前四川省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的现状及现存的问题,特提出了以下几点课程设置与实践的对策。
（1）应重视专业方向的科学定位。
要确保专业方向定位的科学性,要注意与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与其就业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考察和分析学生的就业渠道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通过考察和分析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可知,体育教育方向、运动科学方向等不属于该专业的范畴,应剔除出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
（2）应重视学生的需求分析。
也就是说,在开展高师院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工作时,应在注意满足社会体育对人才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需求分析。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要注意科学地平衡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之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在准确把握社会对于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的要求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进行课程设置。
（3）应重视以专业方向为目标导向的课程体系构建和实践教学的强化。
体育本科论文范文2
［关键词］学科建设；比较教育本体论；方法论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体育本科论文范文3
关键词：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能力培养
重视并加强对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构建高素质和复合型的体育教育创新人才的关键。为此，研究解决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实现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任务，不断深化体育教言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尤其是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适应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提升综合竞争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2004届安徽省6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部分本科生120名；2)2003年全国24所高校体育专业大学生基本功大赛参赛选手120名；3)2005年全国13所体育院校本科生优秀论文评选对象156名。
1．2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文件法规和论文论著等文献资料，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印发有关调研问卷共计300份，分别发放：1)安徽省6所高校体育院系有关领导、教师和学生；
2)全国24所高校体育专业大学生基本功大赛中学生和有关院系带队领导与教师；
3)部分用人单位的有关领导和教师。
共回收问卷241份，回收率80％，其中有效问卷23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7％。
1．2.3 访谈法 选择有关高校体育院系领导、教师和学生、用人单位领导和同事，对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学习和工作能力现状，并着重对科研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分别进行访谈了解。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院系和用人单位对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能力评价 通过对安徽省6所高校体育院系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内蒙、广西、湖北、湖南等全国部分高校体育专业本科生和有关领导、教师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其结果(表1、表2)。
由表1可见，对当前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各项能力满意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其中对教育能力、教学能力、组织能力满意、较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多数(约占70％以上)；而对科研能力，满意的只有3．8％，较满意的占8．2％，基本满意的约占21．1％，而不满意的占39．8％。很不满意的占27．1％，两项达到2／3(约66．9％)。
2.2 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能力与自我评价 在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被调查者中，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是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中对科研能力认为很好的只有3．5％，较好的有7.7％；一般的有35．6％，较差的有14％，很差的有23．4％。以上表中分别说明，在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培养方面，确实与实际需要尚有一定差距。
2．3 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撰写论文现状 对参加2005年全国13所体育院校本科生优秀论文评选而报送的156篇论文进行评审的结果是(表3)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内容较为广泛，能够使用文献资料法、实验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是：1)论文选题较大，理论研究较多，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较少；2)论文研究的深度不够，缺少创新性；3)研究方法多以文献资料为主，缺乏数据的支撑。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张力为博士，通过对本校100名2003级本科毕业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发现，论文存在问题是：“没有研究假设、论述过多、实证过少，统计方法过于简单、撰写格式不够规范等”。
此外，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系主任陈卓儒教授，通过对本系2002届学生毕业论文分析认为，“论文教学时间太少、学生选题过于狭窄，研究缺乏创新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
2．4主要原因与分析
2．4．1 对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复合型的体育教育人才”和“了解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动态以及体育科研的发展趋势，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并具有从事体育科研的能力”。我国现行的《学位条例实施办法》和《高等教育法》中也有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计划落实不够、要求不高，缺少阶段培养目标和具体工作计划；培养与管理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力，缺少对学生科研能力的考核标准和检查考评办法等。
2．4．2 课堂教学缺乏对学生科研能力的系统训练和具体指导、科研实践锻炼机会少 国家教育部文件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实验、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保障各环节的时间和效果，不得降低要求”。然而在乎时课堂教学中忽视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兴趣的培养，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引导，其中有不少院系对《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计划与时间安排不够科学，仅作为一般选修课在大四阶段才于安排，课时相对较少。
2．4．3 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能力培养指导不够、考评不严、要求不高 国家教育部文件明确要求：“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要贴近实际，要严格管理，确保质量”。而目前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水平较低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缺少总体培养规划和具体计划与指导措施。如选题环节，“选择研究课题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选题过程是一个积极的思维过程”。而大多数院系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是由指导教师提供，选题后对学生课题论证要求不严，对研究方法和撰写过程中具体分类指导不够，有的只是临时安排几名教师负责；有的教师一人承担10多名学生毕业论文指导，加之受自身的精力、能力、责任心与要求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论文质量和水差很大。
2．4．4 学生自身重视不够、兴趣不大、信心不足 从调查总体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本科生对科研能力的培养锻炼认识不高、重视不够。主观上由于受自身文化知识的局限，往往重自己的兴趣爱好，重术科轻学科、重感性直观轻理性思考；有的认为只要学好专业技术提高成绩，能具备一般教学能力就满意而内因兴趣不大；有的认为科学研究要求高难度大而信心不足，产生畏难情绪，进而浅尝辄止。
3 对策与建议
3．1 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考评 院系领导要深刻领会有关文件法规与要求，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j，定期组织安排有关专家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作科研报告，召开学生科研工作报告会和师生论文交流会，定期开展学生科研兴趣小组成果展示与竞赛活动；定期组织学生
参加社会实践调查、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活动。定期召开专题会议。把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同日常教学训练、实践活动与管理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安排，齐抓并重。定期组织开展评先奖优和表彰活动。做到“应在政策上加强对年轻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的培养”积极鼓励动员学生申报科研课题，对学生科研取得的进步与成绩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
3．2 明确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目标与要求 1)要明确培养目标的指导思想。明确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主要目标和要求，努力达到“四个一”，即构建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科研兴趣小组和骨干队伍；安排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科研专题调研和实践锻炼机会；选拔一批学生参加全校大学生科技(论文报告)竞赛活动；培育每一个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科研知识和方法，具有从事体育科研的基本能力和创新意识。2)明确学生科研能力培养阶段的主要任务与要求。制定学年教学、训练和实践活动计划、结合各校实际，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任务按学年分阶段进行安排。
体育本科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对学校体育学在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中被弱化的现象进行了思考，认为这种现象与以下因素有关：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明确，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重复；学校体育学学科定位模糊，界定不规范；学校体育学研究范畴缺乏系统性，学科名称与研究范畴不对应；学校体育学没有阐明其本质功能，而是将体育的本质功能等同于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等。
学校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从1983年至今，走过了24个春秋。在此期间，学校体育学经历了学科的初创、发展和成熟过程，一直到今天被弱化。说它被弱化，原因是在2003年6月19日之前，学校体育学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或主干课，但在2003年6月19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的通知”中，体育人文社会类课程列出了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学、体育学概论、体育社会学等课程，学校体育学这门课程虽被列为必修课中的主干课程之一，但“通知”也允许各校可自主开设各课程，这说明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课程，而并不一定要开设学校体育学。另外，据调查，我国有一部分体育院系中现开设体育课程论或体育教学论来代替学校体育学。从全国范围来看，学校体育学被弱化的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关注。
1历史回顾
我国学校体育学的前身是体育理论，其主要内容来源于体育理论的有关章节。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苏联专家凯里舍夫将《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传人我国，内容以学校体育教育为主。从此之后，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我国体育理论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写了体育理论讲义，作为各体育院系的教材，学校体育学是体育理论讲义的一部分。1983年10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学校体育学》问世，在全国体育院系试用，被作为规定或选用教材，填补了我国体育理论学科的一项空白。从此以后，关于学校体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人，极大地促进了体育理论学科的发展。1986年来自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体育专业的24个单位，在杭州大学举行的高师体育专业《体育理论》研讨会上，与会的大部分专家提出了将体育理论课程改为体育概论和学校体育学课程的建议，会后，以纪要的形式报送国家教委并由国家教委通报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1988年11月国家教委颁布实施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明确规定把体育理论课程分为体育概论和学校体育学等课程，并将学校体育学列为教育类专业的体育教育专业主要课程之一。1991年6月，在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学校体育学被列为11门理论学科必修课程之一。1992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十一门课程基本要求》，并于1993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根据基本要求的精神，由国家直接领导、金钦昌教授为主编编写的《学校体育学》问世。19%年国家教委组织，由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系牵头以课题组形式，对国内外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起草拟定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后经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19%年9月年会上进行了审议和修订，修订后的方案经国家教委审定并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试行根据新的课程方案的要求，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学校体育学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按照“纲要”要求，一批新的学校体育学教材和专著问世，推动了我国学校体育学学科的发展，为我国体育理论学科的发展，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3年6月19日，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深化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素质教育需要的体育教育人才，教育部专门组织课题组，对国内外普通高校体育本科专业教育教学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人的分析论证，根据体育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起草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并决定从2004年新学年开始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含综合大学、师范院校、体育院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中施行。在“方案”中的体育人文社会类课程中列出了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概论、体育社会学等课程，学校体育学这「1课程虽被列为必修课中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方案”也允许各校可自主开设各课程。这种现象说明学校体育学在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中的地位开始被弱化，这种被弱化的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学校体育学学科进行思考。
2有关问题的思考
学校体育学在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中被弱化的现象的出现，与学校体育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包括: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畴、学校体育本质功能。
2. 1学校体育学研究对象
我国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体育现象及其规律”。但是很多学校体育学教材中并没有对学校体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明确的解释，即使有的教材中进行了解释，但仍不尽如人意。在有关教材中，对学校体育现象的认识采用的是相对静止的观点，而不是动态的观点，没有回答如何进行学校体育工作这一基本问题。潘绍伟先生，”曾在其《关于学校体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未能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而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体育现象及其规律”。我国在教育学科分类中，体育学隶属教育学门类，学校体育学隶属于体育学，这说明学校体育学属于教育学科。从“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涵义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学校体育现象及其规律”，也就是说，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字界定方面有重合之处，未能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从根本上否定学校体育学存在的现象。
2. 2学校体育学学科性质
关于学校体育学学科的性质，有的学者提出，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之间有一个共有部分，就是《学校体育学));有的学者提出，学校体育学是一门教育科学和体育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有的学者提出，学校体育学是一门体育科学与教育科学交叉，以现代教学论为一般理论基础的新兴学科。这说明学校体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这样界定学校体育学的性质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定位模糊。如果说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之间有一个共有部分，那么共有的部分是否就是《学校体育学》?如果说体育科学与教育科学交叉，以现代教学论为一般理论基础的学科，应该是体育教学论。这说明学校体育学的学科定位较为模糊。
第二，界定不规范。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本教材，在用语上一定要规范，然而学校体育学“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什么叫基本上?这样的界定显然不符合逻辑学的法则。
2. 3学校体育学研究范畴
我国正式出版的《学校体育学》有十多本，这些教材中有关于学校体育学的研究范畴，大致包含以下5部分’2-..，:
第一部分，学校体育概述。基本包括学校体育的发展概况、学校体育的功能和目标;
第二部分，学校体育教学。基本包括体育教学目标、过程和基本规律，体育教学内容与手段，发展学生体能，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教学，思想品德教育与发展个性，体育课，学校体育教学工作计划与考核;
第三部分，课外体育。基本包括课外体育锻炼、课外运动训练及竞赛;
第四部分，学校体育管理:基本包括学校体育管理概述、我国学校体育的行政法规、体育教师、学校体育工作计划与评估;
第五部分，学校体育科研。
这样的研究范畴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系统性。在有关学校体育学研究范畴的第一部分中，绝大部分是体育史的内容;在第二部分有关学校体育教学中，阐述的绝大多数内容应属于体育教学论和体育课程论;在第三部分中，绝大多数属于训练学的内容;在第四部分中，绝大多数属于体育管理学的内容;在第五部分中，绝大多数属于体育科研中的内容。这说明学校体育学的研究范畴没有很好的与“学校”结合，没有把这些内容“内化”成为自己的内容，致使其缺乏系统性。
第二，学科名称一与研究范畴不对应学校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在其研究范畴中阐明学校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在确定本质之后，才能在本质的基础上阐述其他相关内容从资料来看，有关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阐述学校体育的本质这说明学校体育学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4学校体育本质功能
在有关教材中，关于学校体育的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校体育的一般功能、教养功能、教育功能、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美育的功能、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功能。另一类是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提高大脑的工作能力、促进有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人体功能、调节人体功能、调节人的心理、提高人体的适应能力。这样的论述会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正如上面所说，没有阐明学校体育的本质，那么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从何而来?
第二，事物的本质功能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现。暂且不管学校体育的一般功能，就其本质功能来说，这不是学校体育本质属性的表现，而是体育本质属性的表现。在杨文轩和杨霆先生‘川编写的《体育概论》中，将体育的功能划分为3个层次:自然质功能、结构质功能和系统质功能。属于体育自然质功能的是:提高人体心血管系统机能水平;调适和保持心理健康;提高呼吸系统机能水平;促进少年儿童骨骼和肌肉的生长发育;延年益寿、提高生活质量功能。属于体育结构质功能的是:体育的教育功能;体育的娱乐功能:属于体育的系统质功能的是:体育的经济功能;体育的政治功能若按照这3种划分，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可以归属为体育的自然质功能、结构质功能，也就是说。这是体育的功能，而不是学校体育的功能。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学校体育学被弱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对学校体育学的发展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对学校体育学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机遇。因此，学校体育学要勇敢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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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话语与教育学话语，则是在教育学领域当中的话语的适用。具体来说，教育话语更倾向于实践角度的主体（是从事于和实施教育事业的任何人，也包括受益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针对教育活动而展开的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述。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分析引进到教育学领域则主要是在理论角度上，主体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它更多的是教育学者或者教育研究者的学术性论文以及著作等。一方面教育学话语是主体在教育学理论的思考与反思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话语的结果。李锐曾指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教育学的话语即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学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3]7本文虽不同意将教育学领域中的话语直接定义为习惯性用语的范畴之内，但话语的确是教育研究者思想的体现。项贤明曾对教育学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教育科学其实也不过是关于教育现象或教育话语的一门解释学。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某种附属物，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的本身。但是教育科学的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断，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作出解释。
二、教育学话语的方式
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主要是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教育学话语的形式与内在逻辑。谭斌将教育学话语划分为教育学的话语（如元教育学的研究），也包括教育学中的话语（如普及教育、素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各门分支学科中的研究），还包括教育实践中的话语（如对教师的课堂用语进行的研究）[5]12。本文在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的分类中将教育学话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话语方式：教育学话语以话语方式的语言环境、语境以及主体为基础，主要分为西方教育学话语与东方教育学话语；基于社会学领域构建与阐释的教育学话语，心理学基础上教育心理学话语还有哲学基础上的教育哲学话语等；依据主体不同划分的官方教育学话语、民众话语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话语。首先，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方式，是依据语言种类的不同和语言语法规则的不同而产生的教育学话语。诸如，教育一词在不同国家地区名称的不同（德语Erziehung，英语education，法语éducation等），在此基础上，“教育学”从最初的“pedagogy”（意为“教仆”）亦产生了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述：德语paedogogik，英语education，法语pedagogic，意大利语pcdagogia，西班牙语pedagogia等。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了“educology”（我国译为“教理学”以异于“教育学”）取代“pedagogy”之势。与此同时，不同语言种类的教育学话语是教育学话语的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教育学理论的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在教育学的历程中最早的教育学话语体现在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等主要哲学家的教育学话语和古希腊哲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例如，不同国家语言体系下产生的教育学著作：《论语》，《学记》，《理想国》，《普通教育学》等等。其次，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教育学研究者基于教育学理和逻辑规则，由高度抽象概括而获得的有关教育活动和教育学发展的基本的、一般性的教育认识、主张和思想观点”[6]33。教育学话语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的话语，是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对教育学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解答。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一方面依据不同的学科体系背景，产生了教育心理学话语、教育体育学话语、教育人类学以及教育社会学话语等等，体现着从一门学科角度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教育学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即理论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在教育学学科的总体反思基础上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它主要是在受到哲学领域的元分析影响下所开始的对教育学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结构等领域的教育学话语。此外，还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所存在的特定的教育学话语（它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最后，按照教育学话语的主体来分，可分为政府为主体的官方话语、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话语还有大众的民众话语。官方话语，主要是政府机关等针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所提出的话语，例如政府机构颁布的教育宗旨、教育法规以及对教师评价体系等话语。官方往往通过教育宗旨、教育法规等的制订、贯彻、实施和修订，以及对教育评价、学术评判等的规约或舆论引导，传达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及统一真理标准，并通过教育隐蔽地调控人的生活，引导人的发展走向，它标示着教育的社会历史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力。[7]7-20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话语主要是在针对教育学理论等主题的理性论述。一方面由于主体为理性的代表者，是科学地对教育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主要工作者。此主体主要依据学术专业用语和主要概念范畴的界定基础上通过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教育专著等话语方式进行教育论理。他们的教育学话语一般来讲，对于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与学术权威性而被官方话语和民众话语所使用。另一方面，实践是主体对教育理论问题表述和分析的源头之一。主体通过对来自于实践的表达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而对教育原则、教育规律等进行了理论话语的陈述。此外，则是教育的最大受益群体以及最具有发言权利的民众话语，他们代表了教育实践领域当中的普通大众对于教育理论发展的观点。关于民众话语主要是在教育话语领域的研究范畴之内，当然也涉及一部分具有理论性质的话语可划归为教育学话语的内容之内。民众话语一方面主要受官方话语的指引，并翘首企盼教育理论研究者学术话语的指导；另一方面民众话语作为教育活动的对象和教育活动的实践者，切实关心着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三、教育学话语的结构
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是教育学话语在不同话语方式中所普遍存在的内在的话语结构与逻辑。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话语主要是语用学领域内的基本概念，话语的构成单位则主要包括词、句、篇、章。福柯在话语的分析中曾指出，语言是在语言学当中由音声等诸要素组合的结果，而话语主要是由针对对象而进行的陈述（énoncé）和陈述组合而成的命题，以及在诸命题构成的场域构成。其中陈述是话语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包含着词句和词句之间诸关系的总体，而对于话语的分析则主要是分析话语在历史进程诸多变化的形式。萨义德在分析福柯与德里达二人对于文本理解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于方法论的选择，即将文本与外在联系的分析以及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在《福柯的思想轨迹》一书中，中川久嗣认为德里达在对福柯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曾以西洋和东洋区分为例论述过“在西洋理性对于东洋理性的理解中首先要将其还原为西洋理性语言体系当中”。而在这还原的过程即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首先遵循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与规则，同时这个过程也成为对东洋理性的束缚，他称作这种翻译的行为即为福柯的“监禁”。教育学领域话语的结构，除了具备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词句和语言规则等还具备话语自身的内在方式即包含着主体和语境。谢登斌在《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研究》中也分析了话语的结构与维度，他指出话语是具有权力与价值的对话性语言。话语，一般地来讲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文本，是指话语的书面表现形式，即以文字符号呈现的事件或实例，这是话语的具体性的表现；二是理解，强调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过程，这是话语的对话性的表现；三是意义，是指话语反映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建构的意义，这是话语的价值属性的表现。[8]3其中，意义主要是主体在针对研究对象等问题论述中主体价值与观念的表达，是主体主体性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包括：（1）词和语句，是对研究对象的文本式表达的最基本结构；（2）术语，专属于学术领域的概念与范畴，是在教育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科学化地形成的理性概括；（3）文本，最终的话语呈现形式与存在方式，它由主体通过词句和术语的建构所组成；（4）知识，是教育学话语的语境为话语的陈述提供了一个“场”。在知识的场域，将针对对象的术语和词句的表述中所存在的和主体试图表达的观点给予一种学术意义。社会学家彼得•伯杰曾在论述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指出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话语陈述中的重要意义。
四、教育学话语的特征
（一）教育学话语具有科学性与普适性
教育学自学科产生以来，科学性与独立性一直是其学科追寻的目标。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有卢梭给教育学预留的科学之位，赫尔巴特给予教育学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以成其科学之名，当然也包括教育学所经历的实用教育学、精神教育学以及元教育学的过程都为教育学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而对于教育学的话语陈述则是这一历程中的具体展现，它不仅在话语中陈述了主体对于教育学理论发展的省察之思，而且也呈现了教育事实与教育本真之论。海德格尔在其哲学思辨中也曾阐释过话语与理性思辨的关系，他曾指出话语、语言、理性、上帝、思想是同一回事，它们共同的本质就在于让存在显示，而“让某东西显示”正是话语（语言）的最主要功能。[9]张永祥将我国教育学话语分为常识性话语和理论话语，其中理论话语主要是由专业人员所掌握的遵循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而开展的“科学话语”。虽然在主体上张永祥的教育学理论话语单纯地是指那些受到系统化和专业化训练的研究学者，但其在此基础上也阐述了教育学理论话语中的特征。他指出：教育学理论话语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逐渐远离日常教育生活，它要对日常教育事实和教育经验作出提炼、概括、加工和抽象，使之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一般化的特点。理论话语的教育学重视理性法则，以理性为中心，演绎构建抽象的逻辑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具有逻辑上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结构与特征的内在联系性和一致性，是系统化、综合化、整体化的知识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则遵从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理论话语形态的教育学则遵从科学理性。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是用“科学话语”来表达的。[10]129-130与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特征相应的则是教育学话语所具有的普适性———一方面是指，教育学话语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被教育主体广为使用，并可在知识体系上可被广大民众所理解的特征；另一方面是指对于教育问题的理性阐释的教育学话语，不仅在具体的教育问题当中而且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一类教育问题当中具有指导作用。它不是对于具体事件的经验性解释，而是对于日常经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科学阐述。从历史上看，我国教育学历史上教师职业与教育活动的开展直接促进了“儒”的产生，而儒学理论中发展的最著名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封建社会人人诵读《五经》和《四书》传承着儒教理论。《四书》和《五经》无论是从政治角度上说是科举的内容之一，还是从教育的层面上谈是教育内容之一，当然现代来讲也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之一。但是，其著作当中所含有的教育原则以及教育目的等的论点也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语之一。从现实社会上看，教育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以及对于教育问题改进策略话语等通过期刊、杂志和专著以及网络手段的传播很快能为人们所关注和理解。一方面在于教育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之一，教育的功用与价值不仅在教育理论研究者而且在与教育息息相关的广大民众来讲都已经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例如“教育先行”，“生命教育”早以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学话语的实际指向，其话语的科学与合理性都需要实践活动这一标准的检验。因此教育学话语必然需要在广大民众（教育学话语的倾听者）中通过传播与知识的普及以及广大民众的理性认知来实现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地体现。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教育学话语逐渐发展着自身话语的普适性以有助于自身在实践上适用，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的进程中推动着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发展。此外，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与普适性并不冲突，实际上正是教育学话语对于教育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论述，才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教育学话语普适性的可能。
（二）教育学话语具有规范性与实践性
首先，教育学话语本身所依赖的自然是不同国家地域中的语言体系与语法规范系统，而语言体系则从外在性上直接赋予了教育学话语的规范性特征。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所根植于的社会领域也制约着教育学话语的内容手段与论述方式，它正是通过一定社会文化领域当中的知识体系来实现着话语主体的主体意志。追溯教育学的历程即可发现，教育学话语在传统教育学阶段倾向于对基本教育原则的阐释，其话语强调教师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而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则为教育学话语提供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实践性话语平台，拉伊则为教育学更多地赋予了实验心理学的话语特征等等，这些都在教育学话语的发展中赋予了那一时代的规范特征。同时，话语在人类交往的语言体系中规范着人类的知识的内容与手段，同时也以文字等形式展现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这种话语也在人类文明开化的进程中被人们所使用，并贯穿着人类的共识与主体的意志。徐辉等人认为话语是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基础上，在社会情景中的关于社会交往的言谈方式。人类的话语方式包含了其对社会环境的理解，是人类认知与传递世界认知的特殊形式的话语。它是社会生活和交往的重要决定因素，包含着那些了解世界的人的权力关系网络话语。此外，教育学话语本身对于专业概念与范畴的解析，是教育学话语规范性的另一种体现。教育学话语针对具体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专业理论阐释，赋予教育学理论独有的定义标准和原则，属于教育学整个学科立足的基础之一，支撑着整个学科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其次，话语本身来源于社会实践，是主体对于社会事实的表达。教育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传递人类社会文化知识经验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教育学话语针对教育事实和教育活动的研究对象，是对教育事实的实践性陈述。话语作为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是对日常生活的事实与价值的解释，它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结构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反思作用。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也表明“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且其主体的意图在于将语言使用当成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但是主体的话语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或情景变量的简单折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与世界产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第二，话语和社会结构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关系。话语由社会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制约，在社会意义上它具有建构性。”[11]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不仅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同时教育学话语的最终指向是教育实践，它以解决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发展的问题为目标，从而促进着教育学话语的理性发展。当然，教育学话语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理性解说，它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刘铁芳在分析教育学范式的问题及话语的变革时曾指出“既成的教育理论跟真实的教育生活相比总是僵化的，滞后的，流变的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才是教育话语活的源泉”[12]17-21。
（三）教育学话语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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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