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范文1
作为理论教学的有效配合方式，实践教学能够训练学生分析文学现象和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长期以来，教师单方面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背诵既成结论来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印象全无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效地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将使诸类现象得到改善，通过举办现代文学巨匠专题讨论会、现代文学名作细读专题讨论会等，让学生搜集资料，各抒己见，借以深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作品的地位形成的原由，探讨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在实践中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将得到锻炼。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到图书馆，指导学生查阅、检索相关民国老旧期刊，使学生从尘封的历史中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具体感知，培养其动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能力。
实践教学可以强化现代文学和当下现实世界的联系，扩大学生的认知视野。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下渐行渐远乃至成为一种传统而被肯定的时候，它与当下文学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通过文本对照分析的方式，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哺育程度；也可以指导学生对当代作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这些举措会扩大学生的认知视野，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隔阂，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提升其整体素质。
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今后在工作中灵活运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人文学科被逐渐边缘化，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让昔日精英式的书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明日黄花。有人指出：“以学生为主体，强化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已成为高校文学课程教改的当务之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就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如指导学生制作中学教材中出现的现代文学作品课件，为学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服务；强化写作迁移训练，为学生从事相关文字工作服务等等。
二、实践教学形式举隅
根据课程内容设置、实践场所及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可运用以下几种形式：课堂实践教学、场馆实践教学、舞台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1.课堂实践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课堂实践教学是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实践形式，其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学生认识文学现象的能力、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可采用现代作家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对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进行探讨，分析其文学地位、成就贡献、代表作品等。在讨论会开始前，拟订较有针对性的讨论话题，安排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认真阅读其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和背景材料，撰写读书报告，作为讨论的基础。讨论时，教师要善于营造氛围，引导学生进行观点交流，甚至摩擦、碰撞出火花，使学生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从粗浅朦胧上升为具体深刻。还可以举办现代诗文名作朗诵会，精心选择《雨巷》、《再别康桥》、《背影》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诗文名篇，在举办前同样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先使学生通过理论课程了解其创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在此基础上，反复诵读熟悉内容，然后再举办作品朗诵会。学生在诵读中感受作品的意境，体验作品的情致，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从而完成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变。
2.场馆实践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利用文学场馆来进行，各地的作家纪念馆、作家故居、文学馆都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展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活动。为满足教学需要，应选择较为集中又能有效培养学生文学感知的场馆作为实践场所。比如开展“感受鲁迅之旅”的实践教学时，可以选择上海鲁迅纪念馆作为教学地点，它融合鲁迅故居、鲁迅墓和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为一体。在参观生平陈列时，学生可以获得全新的视觉和听觉体验。该馆的陈列，运用了大量现代技术和设备，通过色调、色温、声音和造型来营造氛围，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第一展厅中的短片“生命的路”，通过投射在三面墙体上近六分钟的气势恢弘的巨幅影视，勾勒了鲁迅的生命轨迹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第三展厅《秋夜》放映厅，在135度弧形银幕上投映电视艺术片《秋夜》，涵义隽永，能给学生以极大的震撼。学生不仅可以通过陈列馆的文物来感受历史，还可以通过场景模型来体验鲁迅经常去逛的内山书店、目睹鲁迅逝世前夕参观全国第二回流动木刻展览会的逼真场景，这些活化了的文物资料，能够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鲁迅的生命气息；学生还可以通过多媒体“鲁迅知识百题问答”，检验自己的知识。陈列馆参观完毕后，可带领学生去鲁迅墓前瞻仰拜谒，用切实的身体行动向这位文学大师致敬。接着参观位于虹口区的鲁迅故居，让学生感知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其他诸如位于上海武康路的巴金故居、位于浙江乌镇的茅盾故居都是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理想场所。当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四个展厅中陈列了书籍、杂志、报纸、手稿、书信、照片、录音录像带和文物等30余万件藏品，更是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理想场地，教师可依据主题需要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舞台实践教学
舞台实践教学是指以舞台为活动空间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最直接的实践方式就是指导学生排演中国现代话剧代表作，如《压迫》、《雷雨》、《茶馆》等等。这种排演是在认真阅读、深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它并非以表演为旨归，不以吸引观众为目的，而是让学生在表演中认真品味话剧的语言，揣摩话剧的动作，体验人物的遭际，窥测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达到对剧本的深刻理解。为便于操作，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片段进行训练；还可先在课堂进行小规模的排练，条件成熟时进行大范围的公演。此外，可鼓励、指导学生将情节性较强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将叙事诗改编成诗剧进行排演，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体验不同文体的异同之处，在再度诠释中达到对文本的深刻理解。
4.社会实践教学
教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会现实中去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比如，教师一直在理论课上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哪些作家产生的影响更大？基于这些疑问，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设计调查问卷表，对当代作家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他们的回答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既加强了学生与作家的联系，又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使他们对这一课题本身产生比较深入的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本校文献资源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情况，并结合学生能力训练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以上实践形式，有效编排和灵活实施。
三、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开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师观念陈旧，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实践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质量无法保障；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实践教学开展举步维艰等等，只有解决好这些实际问题，才能保证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首先，转变教学观念，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地位提升。所谓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管理、实际操作、工程测绘、社会调查等”。基于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实践教学在理工科及法律、管理等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等传统人文课程中则罕见开展。因此，教师在长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因循守旧，缺少探索精神，使得这门原本有着鲜活的时代气息的课程在成为经典的同时，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此外，不少教师对实践教学存在着畏难情绪，因为实践教学虽然以学生实践为主，但仍然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合理、有序地组织进行，远比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复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须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克服种种困难，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各种实践形式，合理地设计实际教学方案，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其次，加强教学管理，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取得实效。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与理论教学相比，更为直观、丰富、新鲜、有趣，但如果不对其加强管理监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如学生可能把参观考察当成是游山玩水，把舞台实践演化为娱乐消闲等。这就要求教师加强教学组织管理，积极发挥指导作用，比如在学生参观文学场馆实践活动后，要求其提交相应的考察报告（包括自己的感受和理性分析判断）；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后，要求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等，作为对其实践活动的考核指标。
再之，加大教学投入，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如上所述，由于人文学科的实践教学长期得不到重视，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经费的拨付方面，首先考虑的是理工类的实验设备、器材等等，即便在人文学科有所投入，也仅限于一些新型的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践活动因申请不到相应经费而难以实施。因此，要使本课程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必须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是保证场馆参观、舞台排练、问卷调查等实践教学活动进行的前提。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2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3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现代性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复杂的矛盾过程中生成，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相遇时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两者充满了悖谬、矛盾，但也有契合之处。不过，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依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阐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曾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潮、引入文学作品，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接近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学的模式和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传统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起到了参考系的作用，许多批评者据此认为：现代文学自生成起便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因而西方文学传统及价值体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惟一目标，中国文学传统在其强劲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断裂，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也随之彻底消解。持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他们把现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对立起来，认定民族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它同西方的现代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能否对民族性、现代性做出如此简单的界定、区分？显然是不能。例如：能否因为五四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批判就认定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次彻底断裂呢？笔者认为不能，原因有两个：
1.就新文学构建的目的来看
其作品大都包涵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希望民族获得新生的愿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长期积淀的产物，无论是鲁迅的社会启蒙、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理想、闻一多的爱国热望以及茅盾的社会剖析都以关注社会现实、力求挽救国家危亡为前提，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忧国忧民情怀在现代社会的主观抒发。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把批判锋芒指向传统，其目的并不在于解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切，而是要汲取西方文学中的养分，重构富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学，这一过程是在对传统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甲寅派”，还是“学衡派”，它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思想还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足以借鉴的资源，即使是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主张。没有批判就不会有对民族传统更好的继承，没有汲取，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发展，这一点文学先驱者鲁迅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鲁迅在早期的《文化偏执论》中就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构想，中期在《看镜有感》中号召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必须有一种能够“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外来的“汉唐气魄”，后来鲁迅又提出建立既要有现代的形与色又要不失民族灵魂气质的现代中国文化，而30年代王新命等人提出“存其所当存，去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的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原则与鲁迅在后来提出的“拿来主义”相类似。总之，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用西方文学思想作为参考系并将其传统“中国化”，来剔除文化传统中落后的旧质，重建民族新文学，这是对文学传统进行审视、整合、重构的过程，文学的民族根性并没有在反思、批判中消失，而是在此过程中寻求新生。
2.就文学的表现载体来说
许多人认为新文学采用 文学研究白话文进行创造，这是中国汉字在外来文学的冲击下的痛苦嬗变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应该是有的，但我们还应注意这里还存在着文学自身变革的问题。早在维新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就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观点，黄遵宪则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可见白话文并非新文化先驱的首创，它体现了先驱者对前人变革文化传统的总结。另外，变革后的汉字更多的是形体的简化，汉字内在的象形性思维、线条性风格依然没变，用母体文字进行言说，本身就是文学民族性的最好体现。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明显地体现在“形”与“色”的外在形式上，代表“灵魂气质”的民族根性并没有丧失。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融合中生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们更多地看到冲突、矛盾，不注重期间的融合，这显然是二元对立思想限制下的产物，不仅禁锢了研究者的思维，也限制着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探讨。文学活动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它是不可能完全遵照某种单一的理论范式进行的，因此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现代性是行不通的。何况，文化间的对立、冲突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一大特点，没有对抗与冲突也就没有现代性。研究者如果不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只能是触及文学的表层理论，无法探求文学现代性的本真面目。
二、新型动态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与重构
静态化二元对立研究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仍制约着现代文学的研究，笔者认为，现代语境下，有必要重构文学现代性的认知途径与价值评判原则。这里，钱中文先生所提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值得借鉴，它既有对二元绝对化对立的超越，又包含对文学传统矛盾、交锋、交往的理解。在这种动态、综合、创新的思维中，我们要重新对现代文学进行反思。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中，纵向上要用整体的动态的观念把握现代文学的全局。建国以来，多数高校采用王瑶机、唐弢先生所编写的文学史，单一的文学史选材与宣讲，现代文学已被人为地压缩在1919-1949年这一时间段；在生活决定论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已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参考点与出发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常态，对政治思想性的研究超过审美研究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将中国现代文学封闭在三十年里，“上不衔接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流变”，人为地斩断现代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简单的历史化的规范及排除了主体性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分析。现代语境下，以往的文学观念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重建整体的动态的现代文学史观十分必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都表明了要对现代文学史的若干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认为，“20世纪文学”的提出不只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还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陈思和曾多次表示要建立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他将现代文学划为三个阶段：五四、抗战、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三大阶段中又对作家群与创作倾向进行考察，划分为六个文学层面。这种划分打破了垄断了几十年的文学史编写，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笔者看来，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要靠深层次的文学思维方式解决。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采用动态的思维方式，打通纵向时间的切割，将五四至今在时空上视为整体，可以更清晰地展示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与阐释。现代文学是个开放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不断的冲突、碰撞、交汇及融合的过程，五四时期与长期以来保守封闭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最为激烈，是空前的，是显性的强烈碰撞。八十年代后，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视域不断扩大，西方文化传统的冲击更多的表现为逐步隐性渗透。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有现代性视野，但不等于张显现代性就要拒绝民族性，要弘扬民族精神就排斥现代性，现代文学中存在割不断的民族根性。我们的研究范式需要调整更新，如何理解、运用和重构现代性的问题值得研究者好好思索。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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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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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个体作家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早业内从事者,他们在转型进行现代文学书写的时候,外来的文学思想都积极地引荐着他们的文学书写。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外来文学着作,并且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和介绍了外来文学,倡导文学革新运动。鲁迅早期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超人哲学等思潮的影响,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鲁迅提倡发展个性、主张人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其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被有效传播,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也都有了深刻地变化。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思潮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明显而深刻,社会暴露的主题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鲁迅从俄罗斯文学中吸取的主要营养。果弋里的讽刺,托尔斯泰的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解剖,无一不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深深地影响着鲁迅在题材选择、主题倾向等方面的思考。在《英译本〈篇短小说选集〉自序》中鲁迅曾明确言说了外在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这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创造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郭沫若同样是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开始热衷于文学书写;他受到当时日本国内正兴起的“泰戈尔热”的影响,也成为了泰戈尔的推崇者;同时,郭沫若也非常迷恋海涅、歌德等德国作家的文学文本,再加上接受当时日本“私小说”写作理念的影响,于是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学写作过程中,也流露出了非常明显的“他者”痕迹。茅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写作“左翼”文学的主将之一。茅盾早年的文学活动较为活跃,但是主要表现在参加文学组织,从事翻译及文学评论方面。他不仅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中国民众戏剧社”等组织,还在改革《小说月报》、编辑新文学刊物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参与新文学运动的前十年中,茅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方面。从五四运动到27年间,茅盾陆续发表了多篇文学论文,阐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要求建立写实主义的文学,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需要言说的就是茅盾的“建立现实主义文学”的此种思潮,同样也是引进外在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后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后出现的产物:借助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了文学的理想性;借助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突出了文学的真实性。王统照的文学书写深受爱尔兰着名象征主义诗人叶芝的影响,他认为叶芝的文学书写“能于平凡的事物内,藏着很深长的背影”,“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深运的思想”,而这也是王统照文学书写追求的目标。
巴金是当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信仰者,这种思潮对巴金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影响。“巴金”这一笔名就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是基于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这一事实在巴金的小说文本《家》的叙述情节之中也有体现;以后巴金的求学、留学都与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有直接的关系。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历史语境之中,其思潮主要代表的是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者的利益与愿望,它否定一切“专制”的国家形式,主张以最小限度的内乱,最小限度的受难者,与最小限度痛苦而达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对一切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否定,绝对地崇尚自由的精神”的理念,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深远地影响了巴金的文学写作。此外,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也对巴金的文学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市井文学”写作的大家老舍曾经在英国的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长达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历程之中,也是老舍文学生涯的起点时期。因此,老舍的文学创作深受英国文学成就特别是悲剧理论的的启迪和影响,形成了自我文学写作鲜明的悲剧意识。从老舍小说的结局看,他的作品大多数以悲剧结局,即使前期那些“立意在幽默”的作品,也多以悲剧结尾。《老张的哲学》结尾是恶棍老张飞黄腾达,“荣升”某省教育厅长,而王德与李静,李应和龙凤两对青年人的爱情却遭到了扼杀。至于后期创作中,悲剧更是无处不在。《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骆驼祥子》、《柳家大院》、《微神》等皆为悲剧。并且老舍不仅写了悲剧,还揭示了悲剧的不可避免。如祥子无论如何坚韧执着终于无法逃脱社会的迫害而堕落,《月牙儿》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被毁灭的命运。这些悲剧,通过老舍的艺术描绘让读者领悟到其根源在于现实,从而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
二、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现代文学社团的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内出现的众多文学社团能够被创建,并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阵地,同样外来小说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这些文学社团成立之后,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也又鲜明地彰显了外在的某种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源于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被掀起,就是基于当时的一批深受外在先进文学思潮影响、具有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国现代作家以文学社团作为阵地因而才可以发生的。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挑战、进击的主要阵地。自此,文学革命才能够得以蓬勃的开展起来。文学革命后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是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他们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发表《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强调文学关切社会和人生的必要;在创作上,体现出关注人生和社会的文学立场。文学研究会结合当时中国本土自我的基本国情,在众多的他者的文学作品中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俄国近代的文学以及东欧、北欧等弱小国家民族文学的介绍,他们之所以非常地重视对东欧、北欧等弱小国家民族文学的译介,就是源自于这些民族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我国当时的国情更为贴近相似,它们的文学也更符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在文学研究会看来。俄国近代文学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定于人道主义精神,表示着对于黑暗专制统治的强烈反抗,因此把他们介绍进来,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因为这种文学而变更陈腐思想。虽然这时外在的现实主义已退潮,现代主义正在兴起,但他们并没有追赶潮流,而是在中国现状上发展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
当时代和“文学研究会”并足而立的另外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于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早的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留日学生。“创造社”的文学书写则较多地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尤以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立场区别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成员所接受的文学思潮十分芜杂,歌德、海涅、雨果、雪莱以及印度的泰弋尔文学写作的理念以及尼采、柏格森的现代思潮等都对创造社的成员们有过重大而又积极的影响,“尊重主观,否定现实,始终富于反抗和破坏情绪”是这些思潮理念共同的征候。因此,创造社成员们的小说文本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艺术倾向,自叙色彩浓厚,富有着反抗和破坏的情绪。另外,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还有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莽原社”和“未名社”以及“狂飚社”、“浅草社”、“沉钟社”等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都是文艺思想和志趣相同或相近的作家自愿组合的,于是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产生了众多文学流派。除此之外同样也是不一而足,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内的众多的文学社团及其文学书写都具有类似的表征。
三、中国现代小说之文学征候
从上述可以鲜明地得知,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个体作家创作”和“文学社团”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两个因素充分地彰显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共性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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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二、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总结本文针对我国的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介绍了古代诗歌的特点，其次分析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最后结合二者进行了统一的结合，总结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古代诗歌的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并将现代文学家的思想和对社会世界的客观反映融合进了现代文学作品中，使得现代文学具备了更广阔更形象的内涵，这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一脉相承的必要条件。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