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论文范文1
在本次论坛上，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致欢迎辞，国家中医局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宣司司长武翠英、辽宁省民委主任包玉梅、辽宁省科技厅副厅长穆晓森等领导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寄希望于“本次论坛，将会对满族医药产业发展起到催化剂作用，它将推动该产业在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的运行下，早日跻身民族医药前列，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伊藤公三会长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
开幕式上，于文明、武翠英、包玉梅、穆晓森和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一起为“辽宁省满族医药工程研究中心”、“满族医药生产基地”揭幕。“满族医药生产基地”和“满族医药工程研究中心”的开启，标志着满族医药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满族医药产业将蓬勃兴起。
继两年前召开的首届论坛之后，满族医药国际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学者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据了解，在上次论坛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本次论坛的特点之一，是充分肯定了满族医药项目的重大意义。挖掘、传承、保护、发展满族医药，势在必行。特点之二，专题报告内容丰富，讨论议题颇有新意。实践证明，深藏于民间的偏方验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之发扬光大，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次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和中外同仁。他们有的发来信件表达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有的寄来论文，予以发表。参加本次论坛的国外专家、学者有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仲田教授、日本东西药局的猪越教授及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的专家等共计18人，以及来自德国的Ursula Schumacher(舒秀兰)博士，来自孟加拉国的Syed Ahmed Patwart(艾哈迈德)先生及俄国、韩国等5国的专家学者。
记者看到，在本届论坛上，辽宁省经信委蔺晓刚副主任的《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为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宋玉荣高级工程师的发言，从民间满医到满药特点，从满药理论到满药产业化，勾画出了满族医药产业化的宏伟蓝图。邢嵘教授研究复方木鸡颗粒抗肿瘤作用机理多年，她的研究成果，使千百年来民间习惯用药的“土方”，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认证，为推动了满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仲田教授的论文，从全新角度对复方木鸡颗粒抗癌机理给予验证。猪越教授、尹有宽教授、杨世勇教授、林忠义院长等发表的论文，对民间惯用的复方木鸡颗粒、加味八珍益母膏的疗效，用现代方法给予了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扭转了人们习惯中所说的“传统医药只知治病，不知为什么能治病”的思维定式。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医药的研究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的层面；让我们感觉到了民族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又前行了一步。
据介绍，我国“十二五医药产业规划”中明确了发展民族医药的大方向，满族医药产业由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而满族自治区域凭借自身药材基地的优势，通过“农户+要采集地+企业+市场”的产业链条，逐步生产出饮片、提取物、保健食品、制剂等系列产品，推动了丹东满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据悉，丹东有着十分丰富的满药资源。凤城和宽甸地区拥有五味子、刺五加、核桃楸、细辛、龙胆等满药原材料基地数万亩。近年来，丹东药业已成功研发出复方木鸡系列产品、五味子颗粒、仙灵脾颗粒等多个满药品种。在已研发生产的品种中，多个来自于满族乡间验方，本身就具备满药特点。
满族文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民族融合表现；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380-01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在经历着数千年的沧桑变化的同时，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魅力。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她固有的文化也与另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强大而先进的，并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那就是汉族文化。历史的实践证明，满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改造，融合了汉文化的精华，在以民族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民族意识的融合
在满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满族的民族意识对满文化在汉文化中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印记起了重要的作用。"满族不仅是一个锐意进取、开放的、智慧的满族，还是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长的民族，更是一个顽强维护本民族个性的民族。"入土中原面对浩瀚如海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学习汉文化，体现了满族较高的民族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满族通过特有的八旗制度来维持民族意识。入关之后，面对大海的中原汉族与汉文化，八旗整体意识争强，其内部的民族意识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在面临共同的压力危机和利益之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八旗子弟，都能够并肩作战、携手共创、长期以来同呼吸共命运，显然已经产生了认同意识，这时的八旗已经不是满族的专有名词，所以有了"不分满汉，但闻民旗"的谚语。满汉一家亲已经逐步开始和形成和发展，满族民族意识与刚入关之时有所变化，对汉族和汉文化的认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原汉族对满族的排斥也随之减弱，这是满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具体体现。满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自觉的、清醒的抵制汉文化的侵蚀，极力维持本民族的特色；利用政治优势，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汉文化中，在汉文化中融入本民族的特色；将满汉文化完美结合并上升到新的层面，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2.民族文化的交融
民族服饰是指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独有特色的服饰，清代服饰具有其鲜明的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但是这种融合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却也体现着其正反两方面的特性。由于清代服制的变化，采取的是强制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对汉民族的民族情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对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644年满清入关，强令汉人效法满族的法式并改变衣着风俗，把剃发作为归降的标志。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但另一方面，通过融合，满族服饰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轨道，而用料节省穿着方便的满族服饰在融合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使汉族人民生活习俗方面逐步与女真人接近并融合为一体。
清入关以后，仍保持着满族自己的丧葬礼俗，如火葬。还有殉葬的习俗，殉葬在满族的先祖人真人中就已经存在，他们的烧饭习俗中有"生焚所宠奴婢"的记载。到清代前期，努尔哈赤死时有三人殉，皇太极有二人殉，入关后顺治帝死时有两人殉，摄政王多尔衮有一人殉。当时满族民间妻妾殉夫，奴婢殉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知道康熙年间才有所变化，从宫庭到民间殉葬之习才有所收敛。《清稗类钞》上说八旗丧葬："其旧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小晋侍郎裴官御史时，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再就是在丧事中奏乐，与汉民族的"闹丧"有些类似，但入关后逐渐学汉人，"凡王公府第，虽备乐，皆设而不作。"清入关后的，其特点"是将其先世旧俗与汉族丧葬礼俗及佛教思想揉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繁复细密的新的丧葬礼俗。"
3.饮食文化的融合
满汉融合不仅体现了在思想意识和心理认同上，就连饮食习俗上也交融碰撞出一朵奇葩--"满汉全席"。它带有十分浓郁的满族与汉族饮食文化二元化性特征。在选料上，不仅有各地汉族特产，也吸收了大量满族特有或喜食的土特产，在烹调方法，也有满族传的烧、煮、蒸等方法，也有各地满族和汉族的名菜，还有许多满汉的小吃和粥等，可说满汉全席是满点与汉菜的完美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后，满汉全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一种文化观点，由于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抗阻作用，满足固有的饮食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丧失，而是通过与当地饮食文化的整合与调适，形成了一种新的饮食文化。
民族融合在现实中借鉴意义是巨大的。
满汉融合，只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的两个好兄弟，他们的融合只是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例证，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共同繁荣与发展的表现之一。
合理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主流下，更加重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作出新的举措有着现实意义。
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方能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因此民族政策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民族政策的制定要立足于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对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来讲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只有在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真正搞好和切实加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只有在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健康发展，民族团结就不断巩固；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不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遭遇波折，民族团结就受到破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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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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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学论文范文3
论音乐文化资源中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 精品源自化学科
摘 要:各民族以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血缘关系,随着频繁的部落式的游走和迁徙,在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加之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生活方式,形成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萨满教。本文以原始宗教仪式音乐文化—萨满音乐文化为例,对萨满音乐所依存的生活环境、表现方式以及音乐的特点进行阐述。
关键词:萨满教;满族;神本子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民族音乐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传统。早在我国四五千年前,当我国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部落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歌曲和歌舞,而到了商朝和周朝奴隶社会时,我国的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了。然而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音乐更是得到不断的发展。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政局分裂的状态,但于此同时各个民族也在相互的融合之中。在历史变迁中他们的音乐文化呈现出极为突出的民族特质,如壮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而对于我们东北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来说,萨满音乐则是当之无愧了。
一、萨满音乐文化的形成
(一)萨满教的起源于传承
萨满教是人类各种宗教形成的母教,是历史上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自然宗教。它曾广布于北美、北亚、北欧等广阔的疆土上。是地球北半部众多民族信奉的一种宗教形态。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是国际上公认的萨满文化的核心区域,是世界萨满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教萌生于人猿揖制后人类漫长的蒙昧时代,兴起并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继续于父系氏族社会漫长时期直至今天。所以说萨满教的历史之长、分布之广、影响之强,完全证明了其对人类有着重大的文化价值。
萨满——是人与神的中介者,也是我国北方氏族、部落的精神文化代表,它与中国民间一般的神权巫婆相比,保持了宗教的庄严性和人类童幼年时代文化继承人的起源性和值补性,几乎囊括了北方人类史前宗教、历史、经济、哲学、婚姻制度、道德规范、文学、艺术、体育、民俗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成就,它是一种活态“化石”,它用自己幼童般历史语言和音乐形式,很好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世界的认识的过程,表达了他们对自然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也揭示了他们的迷惘和失误。这是一个历史和对当时现实的由衷表达,它所造就出的特殊的音乐形式也呈现出极为突出的民族特质。比之许多少数民族音乐来说,萨满文化的音乐可说是世界类型之中当之无愧的了。
萨满教作为萨满音乐的一个载体,为萨满音乐提供了其生活环境。
萨满教是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中满一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教和其他原始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产物,其宇宙观是大一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万物有灵的理念,因此萨满教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积淀的层面很多,其蕴含哲理极为深刻。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萨满文化作为了维系氏族、家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精神支柱。在东北诸族中,尤其是满族对萨满文化形成继承是比较突出和完整的。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古老的渔猎民族,萨满信仰始终贯穿了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且使满族与其他民族在血缘、语言、饮食、起居、习俗等方面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在《还珠格格Ⅱ》中“皇太后的寿宴上出现了蒙尔丹假扮萨满法师而受到了皇太后的极大尊敬”完全可以看出萨满教在满族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二)、萨满教主要是以祭祀仪式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这种仪式下,萨满音乐应运而生。
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分为民间和宫廷两种:民间的萨满祭祀是尚未完全形成宗教形态的“自然宗教”,或者说是“原始宗教”,而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已初具人为宗教的特征,尽管它还并未彻底完成这个过渡。关于满族萨满的职能,《黑龙江志稿载:萨满“跳神有跳家神、跳大神之别。祭祀用者为跳家神,族中人多能之,亦为家萨满;其专以治病惑人者,为跳大神。”满族“跳家神”的活动,民间称之为“家祭”;“跳大神”的活动民间称之为“野祭”。后者,今已不多见。由此可见,满族的萨满活动的分类按萨满所司之职能和作用可分为两种,即“祭祀性”的和“治疗性”的萨满活动。对萨满个人来说,有的专司祭祀之职;有的除此职能之外,还兼行治病的职能。
(三)、在萨满的祭祀仪式上,那些具有法器职能的物件形成了萨满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今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乐器。如依姆钦、西沙、轰勿、哈尔马力、托力、嚓拉器、单鼓、同肯等。
依姆钦,汉译“神鼓”、“手鼓”,俗称“抓鼓”。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抓鼓”或“神鼓”,是满族萨满乐器中鼓类的代表性乐器。萨满认为依姆钦威力无比,它是萨满作法的重要工具。萨满相信可以通过依姆钦从神灵那里获取无穷无尽的超自然力量,以驱魔逐妖、惩恶扬善。
同肯,汉译“抬鼓”。《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称同肯为“铁箍鼓”,配有专用的鼓架。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抬鼓”。
在满族萨满那里,同肯的音响主要象征雷鸣。同肯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依姆钦以及其它乐器烘托气氛和统一演奏速度。同肯音量洪大、饱满,在满族萨满的祭祀活动中使用得比较频繁,是萨满祭祀仪式中的主要伴奏乐器。
西沙,汉译“腰铃”,亦称“摇铃”。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腰铃”。它是满族萨满乐器中的重要乐器,许多地方史志中都有关于西沙的记载,在清宫萨满祭祀中也是必备之器。
满族萨满认为西沙的音响是神来、神走时震动的声音,“相传腰铃是天神阿布卡赫赫围在战裙上的东西。它们震颤的声音使恶魔耶路里害怕、头晕,因此被打入地底下。萨满腰铃撞击,意味着萨满升入自然宇宙,身边风雷交鸣,行途遥远广阔。”因此西沙是镇邪驱妖之器,它的声音是神灵行走的象征。西沙是满族萨满驱魔逐妖的主要武器之一,在萨满祭祀中与依姆钦配合最多、最为密切。依姆钦与腰铃的配合,是满族萨满乐器中最为典型的标志性配置。
轰务,汉译“晃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有两种译法,一是从其形制特征而言译为“铃杆”,一是从其象征意义而言译为“神铃”。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晃铃”或“神铃”。
在满族的萨满仪式中我们看到,神灵来临之际都有轰勿的铃声相伴,许多神祗都是踏着清脆而又神秘的铃声下界的,即轰勿的音响象征着神的降临。只有神灵出现之时的仪节里,萨满才把供奉在神案上的轰勿请下,与依姆钦和腰铃一起演奏。
嚓拉器,汉译“拍板”。亦称“扎板”,目前民间已较少使用满语称谓。嚓拉器为木制,不同地区流行的嚓拉器,其板片多寡不一;各片上端开有2个小孔,用皮绳相联结,下端可自由开合。
哈尔马力,汉译“响刀”,亦称“神刀”,民间俗称“哈马刀”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神刀”。金属或木制。在刀背和刀把上串联若干金属小环,舞动时“唏哩哗啦”作响,是满族萨满趋魔逐妖的武器。
托力,汉译“铜镜”,在东北萨满信仰诸族中非常流行并且通用。
早在女真人时期,萨满跳神:“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在满族萨满看来,托力常常是那些能够发光的天体的象征,如太阳、月亮、星辰等。披在萨满的前胸与后背,曰“怀日背月”,起到避邪照妖的作用;挂在腰间,曰“日月相环”,取其日月相追、相映之意。将托力悬挂在萨满身上扭动起来“叮当”作响或挂在腰间舞动,其作用与西沙相似,为“镇妖驱邪”之用。
单鼓,亦称“单皮鼓”、“单环鼓”、“太平鼓”等。它是满族萨满所用鼓中的另一种类型,属握执型的单面鼓。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这种形制的萨满用鼓主要在满族汉军旗人的萨满祭祀仪式中使用。
据说单鼓起源与“烧香”活动这种萨满仪式的起源相连。有些传说,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与单鼓主要在汉族中流传密切相关。众说纷纭之中,一是来自于民间的口碑资料,一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汉族“烧香”与满族“跳神”之间的源流关系而作出的判断。
大概是满族的先民们十分相信鼓语通神的作用,所以无论之中那种乐器,鼓和铃声都是主要的,他并非是音乐词典中乐器,而是与神沟通的语言工具,他们坚信没有它们,萨满不可能与神搭言,也不能获得神启,萨满也就完不成神灵和人之间的沟通。
满族和萨满祭祀,要经过从人到神又由神还原为人得人格转换过程,即:请神——神灵附体——代神立言——还原。神灵附体,此时,各种乐件大作,节奏骤紧,迅速制造出神秘、空幻,使人神情迷离的氛围和非人间的情景,在这种氛围中,以一种无以伦比的情绪在萨满心中统摄和跃动。似有一种汹涌的力量迫使他不由自主的向天界升腾……萨满的这种心理体验和整个过程,并非独享,而是伴随鼓、乐、歌、舞一爆言发,传达给围观之人。通过萨满代言,宣示神谕,再由辅祭者解释与他人、实现了由个人体验向群众告知的整个过程。
萨满中的乐器——作为祭祀中的祭器,则是其与妖魔鬼怪战斗的有效武器。如萨满使用鼓来模拟各种能帮助萨满驱魔逐妖的辅助神的声音(虎啸、豹吼、野猪嚎叫等)在击鼓的同时再伴有西沙、轰勿、哈尔马力等的加入,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具有摄人魂魄的魅力和威力,给萨满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当发现魔鬼时,便更加猛力的打击尼玛琴并疯狂的摆动西沙、轰勿等,以惊吓和驱赶他的对手,为族人寻找安康,消灭怯痛。
由于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掌握着封建政权居的民族,它善于并且有机会与主流文化有机融合,加之萨满信仰体系的开放性,从而萨满文化始终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绵延不绝,而萨满音乐也自然而然的在一代代传承着。
二、萨满音乐文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萨满音乐文化形成的方式和其组成部分的描述,它的特点也就凸现出来了。
首先,由于萨满仪式音乐在观念的层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异,所以,萨满的音乐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音乐形态依然体现了原始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满族对萨满教的继承尤为突出,所以满族与其他具有萨满信仰的民族会有所不同 其次,满族的萨满音乐文化传承除了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还在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萨满那里,收藏着世代相传的“ 论音乐文化资源中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 论音乐文化资源中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论音乐文化资源中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 精品源自化学科
神本子”。这种神本子是面对满汉文化逐渐融合中,“满语渐废”的背景下而产生的,主要是为萨满从事祭祀活动的“备忘录”,它不是通过文人为了阅读而进行的文学创作。所以在这些“神本子”中记录和保存下了大量原生态的满族萨满祭俗。
三、萨满音乐文化研究及价值
韩国西江大学丹尼尔·基斯特教授的《韩国萨满祭礼的象征性戏剧》一文,在实地考察韩国萨满祭礼的基础上,揭示了萨满仪式的象征性意义和仪式中的戏剧因子,提出“一个完整的萨满仪式或祭礼是戏剧和宗教崇拜的结合”的观点。这对于探讨戏剧发生学和萨满仪式的意义,均有借鉴价值。吉林市满族文化研究会副主席石文炳先生在《满族石姓火炼金神述略》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满族石姓家族放“火炼金神”(跑火池)的程式,认为满族大神祭是一种完全原始,不受规范的典礼。
通过对满族萨满音乐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取它的价值:在寻找人类艺术起源途径方面;在认识人类原始艺术思维形式方面;在建立人类原始音乐模式方面;在发现人类音乐演化规律方面;在探讨满族民族审美观念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无限拓展,一方面萨满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不断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濒临消失,另一方面,萨满文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它所反映出的“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又使它充满了无穷的魅力。我们深信,满族萨满音乐作为人类“原始文化的遗存”,它的自身价值交替地伴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而不断地升值。 如今,人们在探究文化过程中往往都会用审美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而对于萨满音乐文化单凭现代审美标准来考量萨满祭祀仪式,那我们就无法感知过往那些混合在原始宗教仪式中的萨满音乐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处于不同知识体系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能否客观地互相论释而不是仅仅从本己文化体系的立场出发对一个音乐文化事项作出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人类生活历程的真实记录,萨满乐器所保存和传达的远古信息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基因。搜求历史的甘苦与短长,探索过往的荣辱与兴衰,是人类区别于物类进行自我观照的基本思维方式。它虽然没有钢琴那般华丽,小提琴那般悠扬,但它把普通人的生活艺术孕育其中。它的意义在于生存与生活的需要,而非仅仅在于艺术本身—是融审美与生活于一体的文化形态。
满族文学论文范文4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但是“中华民族”的观念，还只有百年历史。
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
那么“中华民族”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准提出的呢?
历史上沿用“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的说法，乃至国外称呼我们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只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狭隘的种族意识。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救亡的热潮遍及全国朝野。在“保国、保种”的危急呼声中，严复《天演论》道出全世界各民族面临生存竞争的“族群理念论”。梁启超沿着严复提出的“保种”、“合群”的思路。开始以现代民族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9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东籍月旦》―文中，首次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到1902年梁启超思考成熟，终于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说法。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日国家观；二日世界观。”
1903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
最后梁启超下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科学的现代观念的定义。
这时，章太炎也不再反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点了^不过，他认为“排满”应该以汉人为主力，由汉人领导政权，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但他比1903年主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有很大转变。接着，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为文化统一，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的各民族经过大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因为在当初，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将“反满”、“反清革命”作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梁启超指出并批评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隐含着的偏颇。
此后，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
过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排满”的负面影响，不久孙中山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界定了“革命排满”并非要打倒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姓”。
最终，一向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
满族文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后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国东北地区采访近代中国、日本、朝鲜关系资料，包括档案、文献等，成果颇丰。这一阶段，日本学者还编写一批有关东北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书籍，例如，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地名考》《满洲国习俗》《满洲佞说上民谣》，铁路总局编《满洲地名索引》，铁路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细谷清著《满蒙佞说集》，峰簇良充著《满洲民族变迁史》，善瞵协会编《满洲l二於于为蒙古民族》，岩濑弘一郎著《满洲地名考察》(前、后编)等等，皆有参考价值。
满族文学论文范文6
延边多民族的族源记忆与多元文化形态，随着长期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接触交流及相互杂糅的历史变迁，产生了独特的“文化涵化”现象，并带来了多元共存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凸显着共生效应，促进着社会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
多元文化；文化涵化；社会共生；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2705
[收稿日期]2016-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编号：14ZDB109。
[作者简介]
1全信子，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境民族文化研究；2杜国川，男，延边大学民族学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延吉133002）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一个族群文化与另一族群文化接触变迁的过程，被称之为“涵化”。“涵化指的是这类现象：不同的数个群体或者个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彼此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以致改变了原有文化模式的现象。”[1]（147～152）即不同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会相互借位吸收，对另一方的文化特质逐步肯定，使文化的相似性不断增加，从而使其原有的文化发生变迁或变异。
延边地区作为朝鲜族、汉族及满族等多民族聚居区，虽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但在长期交往和交流中，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接触，产生了文化涵化现象，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和谐局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之所以能获得 “民族团结模范州”四连冠桂冠，除了有其历史因素、政策因素之外，更有其文化涵化因素。这种文化涵化现象形成了延边复合多元的人文特征，促进着东北亚地区的和谐、共生及发展。
一、族源记忆与多元文化
图们江流域虽为多民族地区，但从其文化序列上看，先住民是满族。闻名遐迩的“安图人”就是满族的先祖。连绵的长白山贯穿延边大地，丰富的林业、矿产资源，适合于狩猎民族生活，并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满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交替流淌中，满族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成为延边地区多元文化的一条主线。先秦时期满族祖先肃慎人便在此生活，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如小营子古墓群、新兴洞墓群、金城墓群、石岘墓群等，都是古肃慎文化在延边的例证。公元7世纪H人，建立渤海国，珲春市杨泡满族乡渤海国城的遗址萨其城、三家子满族乡八连城遗址、敦化六顶山敖东城遗址、和龙西古城中京显德府遗址等，更加丰富了延边满族文化的内涵。辽、金时期，“完颜女真”、“长白山女真”作为延边地区的主要族群，留下了“长东古城堡”、“城子山山城”、“海兰古城”、“罗子沟古城”等女真遗址。清朝统治期间，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延边，加强中朝边境的管理，1714年在延边设立第一个官衙――珲春协岭，置军、置民、设防，从宁古塔南下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成为延边最早的居民。随着满族人口逐渐增多，延边地区各城镇、地点、江河都打下了满族文化的烙印。
中原文化虽然较早地波及到图们江流域，但直到1409年，中原王朝才在延边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即军政合一建制的地方性政权――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辖区的管理，主要采取派驻兵或巡视的方式，因此，汉民涉足于延边应是明代。到了清朝，其统治者为保护满洲“龙兴之地”及资源，对东北实施了封禁政策，严禁关内汉民流入东北地区。然而，尽管如此，由于生活贫苦，灾害连连，山东等地居民为了生存而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闯关东”也就由此而来。直至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为
加强辽东地区的防御，迫不得已对东北地区开禁，随之再次形成移民浪潮。民国时期，山东地区天灾人祸，人口压力增大，军阀作乱，东北当局招垦，政局相对稳定，山东移民数量激增。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东北，修筑铁路、军事要塞，发展重工业，采伐矿产、林业资源，从关内大量招募、诱骗、虏获劳工，这一时期每年有近90万劳工迁移，仅1927年至1937年内地人口迁移到东北的就有741万。[2]（1408）解放后，由于东北约80%的居民由关内迁来，与关内的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以亲属关系为纽带，自发进入东北的不计其数，形成了建国后最大的移民潮。
总之，延边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是满族，而关内汉民则不断“闯”过北封关隘陆续来到延边，成为延边多元文化的基点。而作为迁入民族的朝鲜族，作为外来文化的代表者，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由于中朝两国唇齿相依，隔江相望的地理优势，自明代初期，生活在图们江流域的女真人经常到朝鲜庆源进行互市，开始了货物流通，以各取所需。后随着货物交易规模的扩大，逐渐扩展到会宁、钟城等其他地方。“随着中朝互市交流的频繁，同时伴随着彼此文化交流的增加。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人，既受汉文化的持续影响，也由朝鲜文化及风俗所濡染，边民间逐渐出现了通婚现象。”[3]（64～69）19世纪后半期，随着朝鲜北部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为了生存，朝鲜边民纷纷“犯禁”迁徙到我国图们江以北，由此两国边民之间的交流更为活跃。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推行了“移民实边”的方针策略，以加强边防，但招募到延边的汉民远远不能满足“移民实边”之需，就首肯了早已在图们江北岸开垦、生活的朝鲜移民的存在。1885年，清政府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朝鲜垦民，在珲春建立了“越垦总局”。同时清政府划图们江以北长约七百里，约四五十里的区域为朝鲜垦民“专垦区”，优待和安抚朝鲜垦民。1910年“日韩合并”后，很多朝鲜的抗日志士逐步来到延边建立反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了朝鲜族学校，培养反日人才，并在村里组织宗教及反日团体，为延边多元文化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满族作为东北古老的民族，世代居于“白山黑水”之间，创造了满族文化，形成了长白山文化体系，并以其“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自在形式，丰富了中国多元文化的内涵。随着历史岁月的变迁，满族文化虽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甚至被同化。但是，在延边的多元文化中，处处可见满族的文化遗留。如地名珲春即满语的“边防”、敦化为“风口”、布尔哈通河为“长满柳树的地方”之意。
朝鲜族文化作为移民文化，在形成长白山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朝鲜族自古便以长白山为“灵山”，其文化包含着很多与长白山相关的传说与痕迹。延边朝鲜族主要聚居区的很多地名，如药水洞、龙水泉、南道村、北道村等，都是朝鲜族移民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朝鲜移民将朝鲜半岛的水稻栽培技术逐步引入延边，形成了延边的水稻文化，并逐渐推广到东北各地。自19世纪末，朝鲜垦民便开始在我国边境种植水稻，主要集中在图们江北岸钟城崴子（今龙井市光开乡光昭一带）。到1900年，在龙井以东海兰江畔的瑞甸平原和智新大教洞附近开始试种水稻，然后逐步扩展到延边各地。[3]（64～69）目前，水稻农业已经成为延边农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以上的族源记忆，形成了延边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在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在各自保持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前提下，也相互寻求着沟通与和睦共生。这种独特的以汉族、朝鲜族、满族为主要族群杂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背景，形成了延边多元文化的格局。并且，各族群在社会交互过程中，也促进了文化的涵化与整合。
二、文化涵化与整合
涵化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方式，是不同民族长期接触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文化相对论学派赫斯科维茨将其定义为“是由个别分子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也就是说，涵化是指不同民族之间持续接触交往而引起原有文化形式或结构变迁的现象。其中涵化的过程包括：文化之间的文化特质的传递，接受文化一方的成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是拒绝；文化的结合，涵化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融合和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涵化在本质上具有创造性，即本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外来文化的特质相结合或替代。也就是说，新的文化特质并不是简单地取代、融合或同化原有旧的文化体系，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逐步替代并接受原有存在的旧的文化中的核心成分及特质。
长期以来，延边地区始终处于独特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形态，汉族和朝鲜族无论在生活习俗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形成了汉族朝鲜族化和朝鲜族汉族化的共生共存又异化的局面，比如汉族可以跳朝鲜族舞蹈，有的甚至比朝鲜族跳的还要好；有些汉族的辣白菜腌制水平与朝鲜族相比也不分伯仲。而朝鲜族也掌握了汉族饮食文化中的“煎炒溜炸”等看家本领；朝鲜族说的普通话也带着东北人特有的地方特色。目前，朝、汉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生活习俗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共存共进，这种多元化、共生化现象恐怕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凡此种种说明，文化传播的方式有其独特性，即通过一种文化形态向外转移或扩散，引起相互之间的文化互动、吸收借鉴以及整合、创新。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东北地区，不仅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而且在延边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生活中，渐渐将自己的生活习俗传播到汉族民众之中。这说明，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持续接触中，文化传播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文化传播，涵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研究表明，朝鲜族自迁入中国境内的数百年来，始终没有失去本族群文化的核心特质，同时发挥着积极的涵化作用。究其原因，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文化保护和开放意识的先进民族。或者与其说朝鲜族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族群文化保护行为，不如说朝鲜族本身具有更加清晰的文化自觉意识，同时对他者文化又无排他性，寻求平行发展，去粗取精，借位吸收，从而为延边地区多元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延边文化涵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是文化的平行互动。文化的平行互动是指彼此尊重、欣赏的互动。譬如某一社区中不同文化所占比例虽然有多少之分，但在互动中，彼此都表现出开放的、包容的积极态度，做到了互相尊重、相互赞美、相互欣赏，从而产生升华效应，形成了文化丰富繁荣、多元发展、美美与共的态势。由于延边是多元多流的地区，其经济土壤和文化土壤都非常肥沃。在这里，无论是土著居民，还是外来居民，都没有因生存而产生竞争与摩擦，汉族、朝鲜族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表征，但他们来延边的动机是相同的。所以，长期以来，始终相安无事，各自安居乐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延边这种多元文化也在相互影响着，在人与人交往中，处处体现出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的思想行为准则，甚而成为了社会成员交往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约束。在多元复合文化、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话碰撞和杂糅过程中，朝、汉、满等民族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更寻求“和而不同”、特色凸显的风格，进而使这种多元文化变得多姿多彩，绚烂而耀眼。延边有许多满族语言的地名和朝鲜族的地名，汉族的旱田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水稻文化并存，朝汉等饮食文化长期并存也相互渗透。这些文化现象都是平行发展和互动的结果，在开放和继承中实现了和而不同，容而各异，保持特色，彰显出共生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局面。
其次，是文化的接触与传播。文化涵化应关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接触；二是文化传播。文化接触是指不同文化群体长期持续的接触交流，时间越长，范围越广，交往越深，相互采纳的文化因素就越多，从而文化的相似性就越大。[4]（397）居住在延边的汉、朝两个民族共存几百年，他们共同开发延边，生活习俗有很多相似之处，朝鲜族饮食文化中的泡菜文化和酱文化，在汉族生活中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内容。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是指一种文化从发源地向其他地区扩散与辐射，引起互动与采借的过程，尤其是延边地区的礼仪文化具有这种文化辐射效应的显著特点。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后传播到朝鲜并渗透至每个家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最著名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的祭祀仪式、人生礼仪、节日礼仪、生活礼仪等理念已浸染整个朝鲜、韩国家庭。因此，朝鲜族迁入中时，其生活礼仪完全以儒家文化为模式，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礼仪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西方文化的渗透，礼仪文化已被逐渐淡化，尤其在生活礼仪方面更为突出，比如过去在对待长辈、亲友等方面各个民族都有着严格的规矩，现在不讲长幼序列的情形却随处可见。然而，延边朝鲜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坚守传统精华，无论历史如何更替变迁，始终把礼仪文化保留完好，尤其在生活礼仪方面，朝鲜族已经影响该地区的其他民族，成为生活礼仪的一个典范和规范。这些生活礼仪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民族尊老爱幼的良好风气。如朝鲜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饮酒时一定转过身，以示敬意，这种习俗在延边的汉族几乎也都在遵守。
其三，是文化的交融与整合。文化交融与整合是指为了自身文化的发展，采用外来文化的要素，在周围文化特质中，选择对本文化有利的特质，加以利用，同时也会更改本文化的一些特质，从而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在经济生活方面，汉族、朝鲜族因迁出地生态环境的原因，汉族擅长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而朝鲜族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在延边的白山黑水之间，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水稻的荒甸子沼泽很多，两个民族互相学习，生产方式因此达到一种完美整合。
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文化的顺涵化或者逆涵化，当对所接触文化主动接受时为顺涵化，相反则为逆涵化。相比较而言，顺涵化的文化因素效应最大，即最符合社会成员心理满足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当文化的逆涵化产生时，逆涵化的文化因素效应降低，并不符合社会成员的心理要求。同时，错误的引导逆涵化的文化因素，会使社会成员产生抵抗心理，不利于社会稳定及发展。在延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大体是一种顺涵化，即不同族群文化借位吸收，彼此认同他者文化因素，其结果是使得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实现社会共生，和谐发展。
三、社会共生与发展
“共生”一词的概念最早缘于生物学，特指不同的生物体共同生存，并利用自己与对方的特质，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依为命的生物现象。这种自然界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高度发展的全球化、现代化社会里，高端技术，高科技产品引领着时代潮流，人与技能、人与生产工具的综合利用越发密切，不仅生产领域如此，多元社会、多元文化，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同样形成了互不离开、互相依赖的共同体，“共生理论”也因时代之需应运而生。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本质是协同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5]（18）延边作为多元文化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洗礼，在相互交往和生活中，已经形成了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多元复合共同体。这也源于延边作为清代的封禁地，是汉族、朝鲜族与满族一同开发了这块荒地，他们在成为这里的开拓者的同时，都面临着日帝的侵略、蹂躏、践踏的悲惨遭遇，为保卫这块富庶的土地，他们浴血奋战、共同坚守，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们又共同建设着这个美丽的家乡，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从共生理论来看，延边地区民族交往中的和谐支撑，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是两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它体现了民族交往中的“共在”与和谐的最高境界。和谐是我们要构建的社会目标，因为社会本身呈现的是多元、多流化的形态，因此，无论是民族还是文化，只有包容才能共存，只有包容才能共生。延边各民族的实践，给了这个理论一个生动而真实的诠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里，始终处于共生并存的成长发展之中。
延边各民族的共生与发展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延边地区具有复合文化的包容性。复合文化是多价值观、多元的文化要素共存共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并保持各自特色的一种文化。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寻求沟通、寻求理解、和谐相处，体现了一种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与宽容精神。如我们所说的“长白山文化”和“图们江文化”历来就是延边复合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理解延边多元文化的核心。流传至今的满族神话和朝鲜族神话以及留在延边的满族地名与朝鲜族地名，还有日本文化的痕迹等，也都体现了多元复合文化的宽容精神，成为延边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其次，延边地区经济利益的互补性。众所周知，朝鲜族是跨境民族，随着改革开放，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民族认同等因素，促使朝鲜族对赴韩趋之若鹜。尤其是很多朝鲜族农村的农民赴韩打工，其土地几乎都租给了汉族农民。朝鲜族农民赴韩挣钱，而土地又租给了汉族农民，这种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共生关系。如汉族通过种植大量土地，收入可观，朝鲜族不仅在韩国挣钱，自己的土地又得到了耕种，获得了租金。不仅如此，朝鲜族农民的现代生活方式不断地影响着汉族农民，加快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最后，延边多元共存的边缘效应。延边各民族杂居方式形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长期交往、杂居，并建立了独特的文化区域。在这个文化区域里，“多样共生”是其特征之一。因此，共生概念与边缘文化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边缘效应为这种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自然科学界，生态系统内部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使其系统处于被动型，进而导致变异，而边缘地带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有相通之处。“‘多样共生’既是生物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共存关系。”[6]（11～14）
延边的共生关系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命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背景下，延边在东北亚地区不仅具有地缘政治性，也有其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作为跨境民族的朝鲜族，不仅是连接朝鲜、韩国关系中的友好使者，搭建中韩、中朝之间的桥梁，也是东北亚和平环境的构筑者。作为金三角的珲春，不仅是东北亚图们江流域开发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多元的国际化城市。仅在2014年，到珲春市的俄_斯游客就高达14.7万人，在这个常驻人口仅为20万的边境小城，每年接待的俄罗斯游客就超过其人口的一半。在珲春市，各种商铺的牌匾都标有中、俄、朝三种语言文字，商业街也多能用俄语接待游客，几年间，有200多名俄罗斯人选择在珲春买房定居，孩子也进入珲春的校园。俄罗斯的商品也进入珲春的市场，尤其提拉米苏、啤酒、面粉等商品深受大家的欢迎。同样，珲春与邻近的朝鲜也有很多民间贸易，从朝鲜进口的海鲜输入到全国各地，朝鲜同样派遣上千人参与珲春的经济建设。在文化交往上，有常驻珲春的文工团，每天都有各种精彩表演，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延边地区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地缘的优势及文化的优势，已经成为东北亚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延边多元文化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形成了杂居、复合、宽容的文化氛围。多元共存、多样共生、和谐发展，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日益迈向多元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应以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境界，建构“和而不同”社会。
参考文献：
[1]RedfieldR， LintonR，HerskovitsM.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Anthropologist， 1935，38 .
[2]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
[3]孙春日：《延边多元与复合文化格局的形成及其人文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4]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