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者看来，文学就是作家创作的单一文本，文本以外大规模的社会内容通常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然而，在高效组织的现代社会模式中，文本已成为嵌入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一环，文学生产作为全社会规模的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日益受到文化生产的体制和规律的影响，分享着文化生产的特征。因而欲求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实践方式和文化规则，就必需引入文化生产的观点，从整体的社会生产系统来理解文学，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生产模式变化与文学发展的深层联系。在这方面，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以其对于西方理论的“近取”优势和开放心态，鉴取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理论，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域进行整体观照，系统反思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生产系统的内部症结。“文化生产”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学说从狭义角度对这个概念做了完整的表述，伊格尔顿把文学艺术看成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形式的产物，是现代工业形式组织的报刊、书籍、音乐、广播、影视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他注重从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纯粹的个人创造角度来诠释文艺，重视考察现代社会化大工业体系中文化的产生、传播和消费影响方式，由此解释现代文艺所具有的“艺术生产”和“文化工业”的性质。广义的“文化生产”以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为代表，所谓“文化生产场”就是拥有文化、符号等资本的行动者的动态集合，布迪厄以场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将涵义复杂的资本、习性的概念引入文学场内，将文化生产置于行动者与规则化的场域互动状况下来认识，以系统的社会观点拓展文化生产学说的边界。这些理论透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原本遮蔽的视域，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世纪30年代都市文学生态的成熟和延安时代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革命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个时期，在这些时期，文学形态的鲜明变化正与社会文化生产系统的大规模变革相联系。在现代中国复杂的现代性境况中，社会文化生产模式的不断变动塑造着文学的形态、规则和实践方式。而这种深层的历史运动，在宏大的革命化叙述中通常容易被遮蔽和掩盖，西方学者运用“文化生产”视角，楔入现代中国历史变革和话语转型的社会内在层面，呈现大规模社会系统变动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反思其中蕴含的历史悖论和时代症结。
一、晚清至民初：文化生产与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扩张，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因素在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酝酿，逐渐催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报纸、刊物等现代传媒的出现，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印刷出版组织的形成，教科书、普及读物及大众娱乐读物的兴盛所导致的具有现代工业化和社会化性质的文化生产的出现，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模式的转型、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变化，甚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发生，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而深刻的历史作用。虽然如此，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些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转型不可或缺的社会外部条件和物质性基础的关注相当不足，在这方面，美籍学者李欧梵从现代性角度进行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李欧梵接受了西方流行的现代性理论的影响，并且更加关注中国现代性的自身形态，他意识到要理解中国现代性，不能仅仅西方理论的套殖，而必须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资料的累积或文体的比较，慢慢呈现出现代性发展的面貌，想要完整描述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因而，当李欧梵开展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时，他特别注意到现代性的抽象观念和文化之间连接的工具，也就是晚清的报纸、杂志、刊物等具有现代性因素的印刷出版媒介的出现，这些早期文化生产方式的诞生急遽影响了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和影响方式，使得新小说为代表的启蒙话语在晚清得以迅速发展和扩散，同时也使得文学形态发生内部的变化；另一方面，成规模的文化产业的出现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能够摆脱原有的对王朝权力的依附，依托新的社会经济条件获得较独立的地位，并且以新的方式参加到变动的社会结构之中。
早期文化生产的出现对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影响，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李欧梵更关注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构成与现代文化生产的印刷媒体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本尼迪克森•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给予了李欧梵重要的理论启示，安德森提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报纸、一是小说。通过阅读报纸人们会产生一种“虚空的共时性”，仿佛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共同的社群也就由此形成。这种抽象的想像，于是成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促成这种想象的正是具有早期文化生产特征的印刷媒体。由此李欧梵分析了梁启超在现代中国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梁启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像。”[1]正是梁启超通过报刊上新文体的实验和新小说的鼓吹，表达了自身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想像和认定，传达了新的历史观和进化、进步的观念，而这种贡献却是不可缺少印刷媒体等新的文化生产模式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因为现代印刷媒体制造出的空间事实上是可以无限大的，它突破了传统政治面对面的空间格局，而以新的有效方式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和凝聚提供了历史契机。此外，李欧梵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2]晚清的印刷媒体、报章杂志种类繁多，为科举废除后的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而恰是这些参与办报撰文的“半吊子”文人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像。通过对报章杂志中晚清小说文本的整理，李欧梵意识到正是在大量通俗小说、娱乐作品的生产中，产生出了平民大众当时对现代性和现代中国的普遍想像，同时又产生了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文体模式。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缔造因此在这些小说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早期文化生产设施无疑为这些通俗文学发展的根本诱因，同时又积极促进它们的扩散和传播，由报刊杂志所营构的文化空间包容、滋养了鸳鸯蝴蝶派等现代通俗文学，而这些通俗文学中则映现出普通民众对现代性的想像和欲求，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这种朦胧的现代意识发展壮大，形成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p#分页标题#e#
李欧梵注重于从现代性的宏观视野，观照报刊杂志等早期文化生产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而另一位大陆赴美的海外学者孟悦则选择从更细致的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晚清时期印刷出版等文化生产行业的实际情况，由此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生态。孟悦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一文中，试图通过商务印书馆发起人这个社会集团的分析，对上海现代文化的生成作一种尝试性的新叙述。她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社会的冲击，及其后社会变迁引起各种力量在种种新环境中的解体和变构，从这个大的时空背景中来探索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和发展在出版史上的意义，和晚清至民初新式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个新的社会文化群体是如何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展示印刷文化的现代意义。通过对晚清书业的考察，孟悦认为晚清书业经历了由江南到上海的迁移，这“标志了原有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流通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江南精英阶层的文化再生产的基础。”[3]商务印书馆在这个背景下的创建展现了上海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局面的构成，而商务发起人群体的形成正显示了由江南移民、商人和教友组成的近代上海一种新社会群体的范例，这个新群体带来了一个新的印刷文化空间，改变了上海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意识。商务发起人自觉以都市普通人为读者对象，以实用性、职业化、普通人的读者群为阅读主体，他们的出版经营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生产空间。孟悦的研究从细部考察了近代文化生产的发起者、社会构成和读者群，使我们深入理解由传统书业到印刷出版业的文化生产的现代转型过程，以及早期文化生产是如何主动开辟新的文化空间，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情况，从新的角度说明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方式和情况。
二、1920-30年代：文化生产与现代中国“文学场”的构塑
中国现代的文化工业自晚清兴起，至20世纪20-30年代已然达到一种兴盛的局面，现代化的文化生产不仅扩张了文学传播的范围、改变了文人创作与生存的方式，而且还以纷纭变动的方式构塑了一个自主的“文化生产场”，形成内在的文化惯例和文学生态，以系统的方式调塑和凝造着现代中国的“文学场”。英国学者贺麦晓试图以综合的视野，透视现代中国不同类型的写作与作家的存在，考察现代文学的出版类型与实践组织形式，来追溯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发展轨迹，剖析其深层的构塑形态。贺麦晓的研究从多家当代西方理论获诸灵感，其中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构成其直接的理论背景。布迪厄以“文化生产场”[4]来隐喻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学所在的文化生产场在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中居于被支配地位，受政治经济因素制约；另一方面，作为独特的文化生产场域，文学场具有自身运行法则，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封闭的社会宇宙。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结合，在这个场域中的行动者拥有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文学资本，行动者文化资本的构成及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众多行动者根据自身位置和利益作出的行为选择，构建了体制化的游戏规则和文学场内部生态结构。布迪厄所说的行动者不仅指作为作品的物质生产者的文学家，而且还涉及到一个社会圈层、一套体制，包括批评家、出版商、学院、报纸、教育系统、政府文化部门等等，他不仅讨论作家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还在更大的权力场的背景下，对文学场的内在规则、发生轨迹和实践方式进行描述。布迪厄从社会学角度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学生产场域，从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文化习性的建构、文学场域的生成等方面来解释文学的本质，开启了新的反思与介入文学史的方式。
贺麦晓汲取“文化生产场”这一理论范式，从广义的文化生产过程来解释现代中国文学与大众传媒、文化体制的纠葛，构塑20-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形态及其文化习性和内部规则，呈现文本以外不同文化力量的运作方式。二三十年代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之兴盛，是现代中国“文学场”的重大特征，贺麦晓将研究视点聚焦其上，他说“尽管文学社团在中国文化中历史久远，但文学杂志却是现代印刷文化的产物。然则，正如本项研究所指示，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通过从各种视角来审视这些现象，我将对于传统的文学成规与价值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实践中的延续问题得出一些更宽泛的结论。”[5]贺麦晓评估了一些埋没不彰的文学社团：进社、华龄社、浪花社、文艺茶话、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等，剖析了它们的文学生产和运作策略，而对20年代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则有详尽的关切。他发现19世纪晚期以降，在这混乱的时期，当时各种新式教育、新的职业吸引了原先迷恋于科考与仕途的文人精英；在文学圈子里反映出来的新的职业化途径是：通过文学社团介入出版工业。“文学研究会”这个新文学的第一个社团，由12位发起人成立于1920年底的北京，在短短时间内，扩大到一百多名会员，大量的文学副刊、杂志、丛书、出版物，成为20年代最大的文学社团，也是现代中国文学领域中最大的、最知名的机构之一。贺麦晓没有在文学口号和理念层面精力，而对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制度之功能———表现行为、从事活动、包括财产管理———作了精审的考辨。
他仔细考察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编辑条款、简报、明信片、照片、广告、丛书、经费等物质层面和外缘因素，也阐发出其成员所使用的一系列策略：积累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建立网络、自我推销。贺麦晓揭示出文学研究会在三个发展阶段上采用了不同的组织方针：在1921年的初级阶段，文学研究会组织者利用新文化运动中积聚的文化资本，排他性的“文学”概念，凸现自身与其它文学社团之区别；在1922-1925年的第二阶段，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前者移师上海、创建分会，使用更加切当的经营策略；在1925-1947年的第三阶段，文学研究会与高效率、低成本的印刷机关相联系。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杂志的考察，贺麦晓试图构塑1920-19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形态，它的实践与组织形式、它的出版类型以及个人的风格选择。为了说明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复杂构态和规则，他还专门研究了30年代国民政府的报刊审查制度这个显眼的文化现象，以及书报审查与文学生产之间的纠葛，贺麦晓逐一讨论几个重要的现象：《中国新书月报》以及出版商的压力集团、1934年上海文化界关于修订《书报检查条例》的争议、书报检查委员会对于上海文坛的冲击等，最终他认为，整个30年代，中国文学场仍旧相当强韧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政治力量没有被自动地转化为文化权力，文学生产并没有遭到书报检察官和左翼人士的极大限制。文学场里的所有人，包括书报检察官以及那些抱怨和抵抗书报检查的人，根据自身位置和利益作出的行为选择，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场”矛盾交织而又生机蓬勃的生态结构。#p#分页标题#e#
现代中国30年代摩登都市的繁华景观和兴盛的文化生产，在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眩惑的印象，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以细腻华丽的笔触勾画出半殖民地上海的文化气象，他几乎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景观。在全方位地重现摩登都市文化奇观之际，李欧梵将学术兴趣聚焦在现代都市文化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关系上，尤其关注现代印刷传媒和电影工业的文化生产在都市文化构建中的作用，他详尽描述了中层刊物《东方杂志》及商务出版的期刊、良友公司发行的《良友》画报、各类期刊杂志上的广告和商业月份牌等现代印刷传媒业的文化生产，对都市文化氛围和市民阅读趣味的导引和诱发[6]。同时亦生动叙述了现代电影工业的产物———电影、各类电影院、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电影明星、电影观众所构成的虚拟与真实共存的都市文化镜像。李欧梵有层次地从文化生产的物质层面推进向都市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层面，呈现出文化生产从表层和深层对都市文学写作、文学语境生成的决定性影响。李欧梵还细致分析了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方式、运作策略和审美取向，对上海都市文化的适应和参与，呈现出在都市“文化生产场”中现代作家的多重身份以及实践方式，怎样通过编辑杂志这一文化生产方式加入现代都市文化意义的生产过程，同时又以特有的感受和想象丰富了都市“文化生产场”的形态和构造。
三、重读红色经典：革命体制下的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通常的概念是指以现代化手段组织起来的工业化大生产，是商业都市社会化和大工业化的产物，然而广义的文化生产并不仅仅指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手段，而是包括以系统的社会方式进行组织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形式的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有时并不具有现代大工业的表征，然而却是在系统化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网络中，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力量控制和引导下进行的，因而也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在一般的观念中，延安时代的文化体制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控制方式，文艺的面貌由单一的政治指令塑造，因而呈现出刻板一律的形式。自从90年代以来，一批海外学者通过对解放区革命文学进行“再解读”，挖掘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重现了多种文化力量交织的历史场域。这种“再解读”注重广泛的外层重构，追溯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文化建构过程，以呈现其中的文化逻辑和理念，正如刘禾所说，文学研究必须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7]的实践。于是，从革命体制下的文化生产机制中来看待解放区文艺的性质，从历史深处的裂隙中辨认这一文化生产体制中的历史多元性，就成为“再解读”的基本策略之一。
孟悦通过对《白毛女》这一延安文艺代表性文本的形态变化和意义加工过程的追溯，考察所谓“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曲折体现，从而呈现延安解放区的文化生产体制中特殊的接合与裂隙。孟悦认为，《白毛女》是一部几经加工修改，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移的作品。“从宽泛的文化角度看，它不仅是一个叙事，不仅是一种心态，甚至也不仅是一种话语，它还关联着一种在“解放区”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实践”[8]。《白毛女》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做解放区文化生产模式的一个典型，《白毛女》的故事从30年代末就在晋察冀一带流行，由村民口口相传的一桩民间故事，后由来到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写成小说和报告文学，并编成民间形式的歌舞表演。这个故事被带到延安以后，由延安鲁艺剧院扩大了细节、主题和民间歌曲，改编成情节和风格都更为复杂的歌剧，并广为流传，成为延安文艺的经典文本。由此可见，《白毛女》的故事是在当时解放区汇聚的几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和较量中产生出来的。作为具有通俗色彩的文艺作品，《白毛女》的形成体现了解放区“大众文艺”或“通俗文艺”运动的文化生产机制的特征，它是由文化人采集和利用民间文艺资源，包括对形式、体裁和人才的利用，在新的政治理念的指导下，学习、整理、利用和改造各种地方通俗文艺，然后在村落间作流动或定期宣传演出的运动形态。这种文化生产的模式正好把“本土”、“大众性”或“通俗”的文艺资源与“五四”以来新文艺潮流相接合，同时还成功反映了“解放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背景。
从孟悦的描述可见，延安解放区的文化生产模式虽然不具备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规模，但却是运用政治组织和社会动员的方式，系统进行的社会性的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既有强烈的社会政治目的，实际上其意义又越出了一个政治或政权运作的结果，如果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脉络中考察，可以将之视为标志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模式逐步消解、逐渐变形的过程。作为文化产品，《白毛女》既有明显的“本土”“、大众性”或“通俗”色彩，又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人”的加工痕迹，这正反映了3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文人对地方文艺形式的集体性收集和重创的趋势。正是在延安解放区，借助政府的行政调动力，地方文艺活泼、直白的乡土情调进入了致力于现代化工程的文人视野，而《白毛女》的创作又留下了西方歌剧形式的明显痕迹。《白毛女》这个背景复杂而又相对成功的“革命文学”生产的过程，正表现出了文人的、乡土的以及政治权威的几种文化力量之间的摩擦、交锋或交换。在这一文本内部，各种不同的文化符码和话语原则间的接合互动象征性地展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
如果说，孟悦通过对《白毛女》的分析，展现了延安文艺内部的文化缝隙和多元力量，给人留下信息较为丰富的可认同空间。另一留美学者唐小兵在《暴力的辩证法》一文中，则从对，《暴风骤雨》的写作方式、语言形态和象征形态三个层面的解读，来阐释“暴力革命的核心逻辑”，探寻革命主流意识形态完成全面覆盖的运作方式。唐小兵认为《暴风骤雨》文本的形成和运作过程，从小说创作动机“预设的普遍论断”到小说本身的“周到图解”再到小说批评的“归纳复述”，构成一个“语义大循环”，这个过程“折射出了在文本体制化的后面，必然有着更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全面体制化和同一化”[9]。唐小兵试图将《暴风骤雨》还原到产生文本的历史语境中，探寻革命体制下小说创作是怎样和新兴的权力结构及体制化的意识形态衔接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体制下具有深刻的示范意义。这种新型写作方式的诸多层面，从文学的直接政治功能化，到作家图解转述角色的确立，直至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感受，都一起被重新规定并且作为文学生产的标准。可见，唐小兵关注的是文本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是革命体制下文化生产的深层逻辑，他通过对《暴风骤雨》的语言逻辑和写作方式的阐发，揭示了弥漫性的体制化力量，呈现出革命化的文化生产在新的权力结构中运作和覆盖的方式。重读《暴风骤雨》是唐小兵对革命文艺进行再解读的一个范例，他试图由此追溯革命时代文艺生产的内在逻辑，探寻一定的创作公式和语言词汇，一套完整的写作方式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种文艺生产体制怎样阐释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的革命秩序。#p#分页标题#e#
海外学者对革命文艺的再解读，将线索不断伸向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在历史语境中解释了革命文艺生产体制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显示了突破性的意义。然而，他们的解读依然主要依据具体文本，将文本作为意义网络交织的点，由此延伸向文本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尽管他们运用多种方法对文本包含的信息进行重新编码，但以文本为核心的方式，无疑妨碍了对文化生产的深层逻辑和现实运作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也就难以进入体制核心对革命文艺生产的症结进行具有现场感的透析。由此可见，要摆脱文本分析的局限性，真正进入历史本身的脉络，对文艺生产的内在体制和运作逻辑进行完整描述，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理论阐释的限度、拓阔研究的空间、探寻实现更为完整的历史叙述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