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现象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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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现象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1

关键词:跨文化冲突;原因

1 引言

跨文化又叫交叉文化,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跨文化冲突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显著不同而出现的冲突。它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及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与冲突;不同制度文明的相互冲突;同一制度文明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2 跨文化冲突现象例举

(1)时间上的跨文化差异。以美国、德国和瑞士为代表的单色时间文化,商务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应制定计划,时刻表、截止日、谈判、约会等非常准时,时间单位被划分得很细,对已定的约会时间通常不会轻易失约或改变,他们也不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两个约会,商务约会迟到15分钟在美国是非常失礼的,一定得道歉,并说明原因。在阿拉伯叙利亚国家,与一位正在商谈的客人因时间关系而终止谈话,是难以想象的。东方为多色时间文化,把时间看做无止尽、无限度的资源,强调事务的完成和人的参与,中国人到了规定做某事的时候还在做其他事,在两人谈话时其他人进来插上几句话或商量其他事,在印度尼西亚让客人等45分钟思空见惯。

(2)服饰的跨文化差异。在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服饰能反映不同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层,服装都有威严的说服作用。而服饰的颜色更是含义不同。美国一家公司曾经计划在台湾为其产品打开销路。在搞产品促销的活动中,公司给潜在顾客发送绿色的棒球帽.。绿色贴近自然,棒球是美国的一项非常普及流行的活动。美国人认为绿色的棒球帽肯定会大受欢迎,但是在中国文化中绿帽子有着特殊的含意,自然此路不通。

(3)数字上的跨文化差异,由于汉文化祟尚偶数,所以“二”除了用作数词以外。还是一种吉祥象征,具有表示夫妻幸福的象征意义.在英美文化中,“二”不是吉数,曾“被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视为‘劣根、邪恶之源‘”.相反,奇数(13除外)却为吉祥数字,比如“3”被看成“完美的数字”、“造物主的象征”.可见,汉语的“二”和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九”在中国是个“吉祥”的数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对于“四”,人们会联想到“死”.我国“6”象征顺利、吉祥,而666”则更是非常顺利.但在美国有些人对“666”是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666”代表魔鬼.在对西方的商务活动中应避免这些数字。

(4)语义特别是汉语中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俗语、歇后语上的跨文化差异,石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石狮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众多文章中都以狮子来指代中国。2004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丰田新车的广告,其内容是在野外崎岖的山路上,有一辆行驶在路上的丰田车,两只石狮蹲居路侧,其中一只挺身伸出右爪向“霸道”车作行礼状,该广告的文案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此广告一刊发,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伤害了广大读者的民族感情。我国一公司在向外商推销国产“白象”牌电池时,在广告中大肆宣扬“whiteelephant”的性能如何好,却不知“whiteelephant”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保管起来既费钱又费事的)累赘东西”的含义,以致聪明反被聪明误;再如,在外籍教师休息室门上写上醒目的“Restroom for ForeignTeachers”,以示照顾,而不知道“restroom”是盥洗间的别称,以致使外籍专家啼笑皆非。“与百事共同生存”的主题广告用泰国语翻译出来就有“与百事一起从坟墓中走出来”之意。

(5)行为和行为语的跨文化差异。表示问候的方式点头、鞠躬、握手、拥抱、亲吻或眉毛一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和意义。“OK”手势,中国人可能表示“三”之意;美国人含义为“好”;法国人认为这是“零”或“一钱不值”;在保加利亚和比利时,其意思是“你这个鳖”;而在意大利南部某些地区则表示“笨蛋”。美国人表示问候的方式是热情使劲地握手;法国人却是轻轻碰触式的握手;日本的问候方式是鞠躬,弯腰程度和时间长短与对方相同;澳大利亚则是男士之间热情握手,男女之间的握手,必须是女方先伸出手来;印度人是双手手臂在嘴巴下合拢,拇指贴胸,并轻微点头,但千万不要主动向妇女伸手,因为与女人进行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十分无礼的;泰国人是把双手放在胸前作祈祷姿势,然后稍稍鞠躬;希腊人是拥抱,并在双颊上吻一下或握手;智利人是握手,并在脸颊上吻一下;斐济是微笑,并把眉飞一竖;在拉丁美洲,热烈的拥抱问候在男性和异性中间都很普遍,男人在拥抱后还常常友好地拍拍对方的后背。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人交谈时比较注重坐势,正襟危坐的时候较多,女子跷起二郎腿是举止轻浮或教养不良的表现。而英语国家女士却认为脚腕交叉无可非议,在不太正式场合跷起二郎腿也无不可,男士可随便将双脚放在桌上,这种行为决无失礼。在一般的介绍场合,当有人向女子介绍时,中国女士应站起来,而英语国家女士可坐着与他人握手或问候,这也是一种西方遵守女士优先的规则行为。不同文化的人交谈时的眼势也不一样,西方人目视对方参与交谈,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专注、感兴趣,而中国人,特别是女士,则不时地转移目光,避免与对方目光相遇。

(6)行为方式或处事方式上的跨文化差异。美国人采用外向型交流方式,尽量以简单、明了和坦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行为上趋于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重视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另外,美国人对争辩情有独钟,语言具有对抗性,口气断然。他们认为争辩不仅仅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也有利于解决问题,观点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人际关系。而东方文化中,为了保全双方的面子、群体的面子或别人的面子,经常使用暧昧的、间接的语言。即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很少直接予以拒绝或反驳,而是迂回曲折陈述自己见解,或支支吾吾以示为难。“和为贵”的价值观尽量避免摩擦,友谊第一,反对彼此倾轧,将个人能力与企业报酬和补偿结合为一体。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他们非常重视契约的精确性,也非常尊重契约的权威,契约一旦生效就会严格执行。而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与和谐,对于企业规则和契约往往认为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的补充约束。在美国,谈判代表实权在握,可以在他被授权的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个人敢于负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种美德,是积极进取的表现。然而,日本人或中国人的决策,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般来说,他们都竭力避免个人做决策。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重“面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在“体面”和“面子”二者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国文化习惯于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中国人“官本位”的思想十分地突出,它使一些人崇沿官吏而藐视制度、藐视法律,习惯于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这样才“可靠”。

参考文献

[1]车丽娟,胡英坤.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冲突现象分折[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7(6):66-67.

[2]王轶梅.国际商务中如何管理跨文化冲突[J].国际商务研究,2006,(5):59-60.

[3]姜淑芹,张纹祯.跨国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交际[J].集美大学学报,2005,(4):62-66.

[4]王玉平.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因素[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5):79-81.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2

关键词:美国诗歌;中国文化;移入现象;位移现象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Jiang Tao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Some modern American poets were so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that they often put them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poems. They liked to compose thEIr poems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se American poets brought a fresh air to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brought about a culture exchange of both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acculturation there appeared a culture displacement.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e displacemen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the Chinese culture; acculturation; culture displacement

1 中国文化移入的背景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 (Richard Gray 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反共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 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 1987: 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 Snyder)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 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 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 Chinese 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 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Rexroth 1986:131)。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 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 Turtle Island 6),《高品质资料》(“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Left out in the Rain 130), 《道非道》(“The Way Is not the Way”, Regarding the Waves 51)和《为了无》(“ For Nothing”, Turtle Island 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 Doing Nothing 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 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诗通过展示天空、原野的高旷无垠,暗示主人公寓身于茫茫天地间的孤独,与自己同在、接近于自己的只有清江中的一轮月影。诗中没有主体思维和主体想象,诗人只是以主体的特定情感审视客观景物,将景物感情化,完美实现主体融入客体,达到“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境地。下面是雷克思罗斯的一首诗《春》(“Spring”,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9),看得出诗人尝试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述方式,试图在诗中消除主客体界限,让主体融入客体。

我坐在一棵老橡树下,

望着白色的果园,

在满月下开满了花。

橡树像狮子般地低鸣

犹如发抖,犹如在呼吸。

我吓了一跳,然后我

发现树干穴中的蜂巢

今晚整晚都会忙碌。

尽管诗中的主体痕迹仍然显露无遗,但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模仿积极、认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红色手推车》更接近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表述形式: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主体——诗人隐匿起来,但主体的心境却融入客体。与以上表述方式类似的中国古典诗歌还有“感怀体”诗。这类诗的论述过程往往是绝大部分为书写自然客体,只是到结尾处才转到主体感受。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这种表述方式影响一些美国现代诗人,他们也试图用这种表述方式进行创作,如史奈德的《松树顶》(“Pine Tree Tops”, Turtle Island 33):

在蓝色的夜里

霜雾,天空微微发光

由于月亮

松树顶

因雪蓝而弯身

融入天空,霜,星光之中。

靴子的轧轧声,

野兔的足印,鹿的足印,

我们知道些什么。

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

The flowers are back in thEir places,

The birds back in thEIr usual trees.

The winter star set in the ocean,

The summer star rise from the mountain.

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如:

Ten thousand birds sing in the sunrise,

Ten thousand years revolve without change,

All this will never be again.

2.3 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 T’ao Ch’ien”, Left Out in the Rain 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 “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A Range of Poems 9);雷克思罗斯的《方丈记》(“Hojoki”,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7),《空中的光是星星》(“The Light in the Sky Are Stars”,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237-239);赖特的《一本劣诗集令我气闷,我走向一片无人踪迹的草地,邀请昆虫加入我》(“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 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 Collected Poems 125),《望出小木屋的窗子,我想起一行李白的诗》(“Looking Outside the Cabin Window, I Remember a Line by Li Po” 97)等。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 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是李白送别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诗,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德的翻译在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材料基础上完成。费诺罗萨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师从日本汉学家毛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费诺罗萨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国古诗的笔记(大部分是日译汉诗)交给庞德。诗中斜体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应该是“江”的译音,ko-jin是“故人”的音译,而ko-kako-ro 是黄鹤楼的日文发音。显然,庞德把Kiang 当作江的名字,把ko-jin当成人名。这表明当时的庞德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长江。更有错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辞”,即由西向东行错译成向西行。这种移位现象不仅发生在庞德身上,在其他翻译者身上也时而可见。此外,由于对中国古诗中出现的典故认识和掌握不够,导致美国翻译者误读和错译中国古诗。

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经典化英译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著述或英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了解的中国并非是现实中国,而是历史上的中国、书本中的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同的和接受的是文本中的中国。庞德也好,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也好,他们在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时都无法摆脱西方立场。他们沿袭西方研究汉学的传统,把主要兴趣放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他们希望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塑造历史肖像的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和“佛家中国”。他们对当下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兴趣深入了解,对中国持一种赛义德的“文本态度”(textual attitude)。美国现代诗人尽管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他们关心、仰慕的是古代文化中国。无论是译介还是著述或诗歌创作,美国现代诗人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书写中国,美国人民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和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钟 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Gray, Richar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 1990.

Palandri, Angela Jung. “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Ezra Pound’s Chinese Translation[J]. Literature East & West, 1966(9).

Parkins, David.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Modernism and After[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87.

Rexroth, Kenneth. Autobiographical Novel[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3

邵林 伊宏伟 戴杰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系

崔玲玲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摘要:城市古文化是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是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宝库。把城市古文化融入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能打造出

城市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内涵。充分的挖掘、整合城市古文化,凝炼成独特的城市理念,并应用到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各个领域,是本

文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古文化 城市形象 应用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形象建设重

要意义及作用,全国城市形象建设如火如荼,但有特色有影响的

城市形象却不多见。城市形象是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的外在体

现,挖掘城市独特的城市内涵,是建立良好城市形象的关键。城

市古文化是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是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宝

库。将城市古文化充分的挖掘的整合,形成独特的城市精神和理

念,有助于激发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形成城市人崭新的

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增强城市的凝聚力;把特有的城市古文化

融入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能表现出城市独有的特色和内涵,对

内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建设与维护城市形象,对外能

形成良好的印象和评价,在城市竞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河北古城文化的挖掘与整合

河北被称为“燕赵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城文化,是

河北省城市形象建设得天独厚的宝贵源泉。古文化所包括的内容

极为丰富,涉及精神风貌、物质生活、历史名人、古建古迹、民

俗风情等诸多领域,对其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合,才能提炼出符

合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精神和内涵。如何挖掘和整合城市的古文

化,需要各系统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调,具体做法可参考如下:

(一)由政府牵头,组织文化部门、宣传部门、环保部门和

设计策划机构等共同组成城市形象建设委员会。城市形象建设是

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协调和密切配合,才

能把这项工程顺利完成。政府牵头实施、组织和管理,能反映出

政府对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视程度,其态度和决心能使城市居民认

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能使城市形象建设委员的各个部门协

调畅通,各施其责。因此,形象建设委员会的成立是城市形象建

设的关键。

(二)全面调研,全民参与,激发城市形象建设的积极性、

使命感和自豪感。城市古文化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群众印

象中的关注度和反响也不尽相同。要把历代古城留下的文化遗产

搜集全面,就必须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充分挖掘出有内涵有影响的城市古文化,为现代城市形象建设奠

定基础。全民参与,能调动城市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其使命

感和自豪感,并在城市形象建设中主动参与和积极维护,避免了

城市形象建设只是政府或者个别群体的独立行为,造成老百姓看

热闹的现象,违背了城市形象建设的初衷。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也

是一个全面推广和宣传的过程,从形象建设开始就全民参与,使

人民群众意识到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能达到良好的

宣传效果。

(三)挖掘整合,赋予城市古文化时代内涵,焕发正能量。

在城市古文化中,不是所有的题材都能直接用于现代城市形象建

设中,必须要根据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精心筛选典型的古城文

化,挖掘、归纳、整合,赋予古城文化时代内涵,焕发出正能量,

才能在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发挥作用,塑造正面形象。例如某些

城市,不顾历史的批判,将诸如秦桧这等卖国贼作为城市文化的

特色,只能给城市抹黑,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利于城市形象

的建设。

二、城市古文化在城市理念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理念是城市形象建设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内

涵,是城市气质的独特表现。由钢筋混泥土构筑的现代城市,不

仅城市外观缺少个性和特色,城市理念也往往趋于雷同,不具有

精神层面的识别作用,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城市的古文化是现

代城市理念提炼的精神宝库,以城市古文化背景提炼的现代城市

理念,有根有本,便于民众情感接受。同时,独有的城市古文化

也赋予了城市理念独特个性,易于识别。

(一)以地域特色打造城市理念。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

特地地理位置,这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共有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特殊的感情,以把地域特色作

为城市理念打造的依据,能大大激发城市居民荣誉感和使命感,

能形成城市精神的凝聚力。比如邢台市,地处太行山麓之南,地

下水极为丰富,地面泉水长流,有“百泉之城”的美誉,但由于

近年来的过度开发,地下水枯竭,地面已难见泉影。邢台市提出

“重建山水泉城,打造宜居城市”的口号,就大大激发了邢台市

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以历史名人之精神提炼城市理念。历史名人是一个城

市引以为豪的主题,名人的经历、故事、贡献都是当地居民的美

谈,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甚至支撑着一代又一代

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领袖。以历史名人之精神提炼出

的城市理念具有高度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城市形象建设重点表

现。如,邢台市是元朝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学家郭守敬的故

乡,早在 2008 年,邢台市就将“守敬故里”作为城市品牌的要

素进行推广,并在城市形象建设中,突出展现。

(三)以古城典故或历史故事整合城市理念。一座古城,从

建立、兴盛、衰亡、甚至留存至今,必有丰富的故事和传奇,悠

久的历史往往是我们判断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依据,从城市历史

故事中提炼整合的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对内激励城市居

民继往开来,日久沥新,对外展示了城市的光辉历程和不可复制

的文化底蕴。邢台市是“夏商古都”,从“祖乙迁邢”至今已有

3400 多年的历史,古城文化是邢台市形象建设的又一手好牌。

古城文化对于城市理念的打造意义重大,提炼的方法和内容

也各不相同,在具体实施中还有更多的途径和方法,在此,不再

多述。邢台市通过广泛的调研,充分挖掘和整合,从古城文化中

提炼出了“夏商古都、守敬故里、山水泉城、活力邢台”四个理

念要素,作为邢台形象建设的理论基点和思想核心。

三、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行为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行为是城市理念的具体化,主要表现为城市行为、企业

行为和城市居民行为。其主要作用是规范和约束城市的个体行为

和群体行为,展现出良好的城市精神风貌,从而达到塑造良好城

市形象的目的。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行为识别系统中进行应用,自

尊心和荣誉感能够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城市行为规范,把强制行

为变成自我约束。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群体行为规范中的应用。群体行为包括政府行为、

企业行为、团队行为。古城文化的具体应用表现为:对古城文化

的保护、宣传推广和吸收融合,把城市古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提

炼,融入到政府管理、企业经营以及团队活动的行为规范中。

(二)在个体行为行为规范中的应用。人是塑造城市形象的

主体,城市居民的个人行为往往是城市印象好坏判断的依据。城

市居民的文化程度、行为言论、精神风貌、职业道德、敬业精神、

服务水平、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等都会表现出一个城市的气质。

将城市古文化融入到城市居民的个人行为规范中,能自觉的约束

自己的行为,维护城市形象,从而影响外界对城市整体形象的判

断。要提高广大市民素质,可在职业培训、礼仪规范、社区活动

中纳入城市古文化的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让城市居民认识

到提高自身素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把不文明的行为习惯消

灭在意识形态,形成讲文明、讲道德的良好风尚,把自己的言行

和城市形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四、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视觉形象是城市形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百闻不如一

见,城市街道、建筑物、商业区,城市园林、广场绿地等无不给

人一种强烈视觉印象。将城市古文化融入到现代城市建设中,从

视觉中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内涵,才能打造出独特的城市视觉形

象,从而推动城市整体形象的建设。城市的视觉识别体系通常包

括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两大部分,城市古文化在两部分中的应用

也有不同的形式。

(一)基础系统。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城市标志、城市标准

字和城市标准色。一个富有古城文化气息的城市标志,必须有深

刻的文化内涵,在标志元素的选择上应注重古文化题材,如邢台

市的标志设计可以考虑古建清风楼、历史名人郭守敬、牛城传说

神牛、地域特色山水泉城等概念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归纳概括成

简练的文化图形符号,通过巧妙的组合构思,形成城市标志。这

样标志不仅有独特的识别性,同时还能直接反映城市的文化内

涵,对内能产生情感共鸣,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亲和力,对外展示

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综合实力。城市标准字的设计主要表现为视觉

冲击力的表达,字型的设计要能表现出城市文化的厚重,因此尽

量避免选择笔画较细、结构淡薄的字体,同时应注意字体的美感

设计,既要有古朴典雅,同时还应该注意视觉的有效传播。标准

色的设计应注意色彩的情感表达,多以暖色系的颜色为主,给人

以温馨舒适的感觉,色彩的饱和度不宜过低,强调色彩的视知觉

传达。

除此之外,城市古文化还在象征图形、辅助图形和吉祥物的

设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把城市古文化的精神内涵归纳整合,在

象征图形和辅助图形中进行应用,不但可以对标志的内涵进行有

效的补充,同时还能够增强城市标志的应用适应性,增强城市文

化的视觉效果。吉祥物的设计可直接从历史名人、历史故事中选

择角色充当吉祥物,既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又能够作

为城市的内涵的代言人,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二)应用系统。城市标志,象征图形和吉祥物的广泛应用

是城市古文化在应用系统中的典型表现,城市标志、象征图形和

吉祥物本就是城市文化的提炼,在城市环境中反复使用,强化了

视觉印象,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效的传递出去,有力的传播了城

市的良好形象。同时,城市古文化的应用还表现在城市的建筑风

格,街道规划、广场园林、交通路牌、门头广告、雕塑壁画等各

种公共空间,其中标志性的建筑,尤为重要,例如提到上海,我

们就联想到了“东方明珠”。在邢台市,古建清风楼一直是邢台

市重点打造的标志建筑,郭守敬广场也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之中。

五、总结

城市古文化是打造特色城市不可复制的宝库,在现代城市形

象建设中充分的挖掘城市古文化,整合提炼出符合城市发展的精

神理念,并应用到城市形象建设的各个领域,彰显城市的文化内

涵和特色,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在未来城市竞争中获取优势。

参考文献:

[1]颜如春.城市形象塑造要强化文化意识[J].行政论坛,2002

(05).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4

关键词:韩国电视剧传播文化影响

韩国电视剧在中国传播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影响,在当今中国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科技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的小国,何以在文化上对我国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何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商业业绩,是值得我国每位研究者深思的问题。任何新兴的事物所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单从一两个方面很难解释其本质。在信息时代从传播视角去刨析韩国电视剧消费现象,或许可以从本质特性上明晰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一、受传者的文化修养和对传播内容的认同深刻影响传播效果

(一)受传者或传播对象的历史性知识的苍白和精神世界的荒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极具张力的扩展空间。近代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下国门大开,国人认清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和落后的思想根源,后,国人采用了激烈对抗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以一种焦虑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废除了传统学科与文言文,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与核心,文字的演变、学科的发展自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人为的手起刀落,将传统与现实割裂,必定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必然导致思想精神、历史知识性的苍白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这样的沧桑巨变,提出如“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并付诸行动,将人的生存与历史的断裂推到了顶点。中国经历这一次次的文化运动的人大部分还健在,他们和他们影响下的下一代,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润,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为缺乏浑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这种民族心态下,很难培养和形成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后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种思想信仰的激励指导下,多少民族精英抛头颅撒热血,实现了民族复兴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初期的全面繁荣的景象,历经的挫折后,大众对理想的信仰和对英雄的崇拜陷入了困境,思索与疑惑不断涌上心头。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出现了全面繁荣昌盛,但随着问题的出现,民众又失去了理想的激情,人与人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建立在物质不平等之上的一切不平等显山露水,腐败的阴影,在反腐的炼狱中影子变的越来越长、越来越模糊,在历史的家园的失落与现实的无奈下,民众的信仰激情燃烧殆尽,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地带,人渐渐回归本性,回归到了感性生活境界。根据二律背反定律来看,二十多年的物质财富增加,也伴随着伦理道德的堕落,大众对这些矛盾茫然不知所措,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深深加速了全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危机感,人们在匆匆忙忙之中来不及梳理自身的情感,只是本能地、习惯性地跟着媒体引导下的大众流行消费方式奔跑。先有港台歌曲的风靡全国,后有金庸小说的家喻户晓,少男少女沉溺于琼瑶的言情小说,连篇累牍的清宫戏不绝于耳,荒诞不经的风风火火,超级女生一夜成名,韩国电视剧让“哈韩族”彻夜难眠,这些现象都与传播受众对历史性知识的传承,思想信仰的充实程度密切相关,这些流行现象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只不过韩国电视剧以外来文化方式介入,更引人深思罢了。

(二)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同,使受传者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认同感,找到自身生存的合理性,心理上感到丝丝慰籍。

一部艺术作品要引起观众兴趣,必须与观众构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纵观历史,中国与韩国自古以来就在文化、历史、地理、人文,甚至种族上有着很深的渊源,韩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韩国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合理,传统文化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中韩两国文化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早就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与伦理观念,虽然两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历史的文化积淀始终在深深影响、制约着中韩两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两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滋养,拥有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如“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信念等。这样的共同和相似形成了中国观众接受韩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与精神基石。

韩国电视剧具有很深的东方文化底蕴,场景画面也很具现代魅力,这种现代生活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同时又给传统文化在现代意义上一定的扬弃。韩国电视剧洋溢着古典式的谅解、宽容精神及惟美精致的情调,展示、宣扬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如为人应孝敬父母,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对家庭、友情、爱情、亲情要珍惜、负有责任心等等,这些精神诉求和生活价值趋向都非常容易让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当然韩国电视剧也明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对抗认同的魅力。

二、本文所指的传播内容即韩国电视剧,它的艺术质量直接影响受众反应和传播效果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5

自1993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韩国电视连续剧《嫉妒》以来,尽管最初反映平平,但日后却赢得一浪高过一浪的“哈韩”欢呼。1997年央视播出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收视率高达4.2%,在中国观众中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韩剧热逐渐扩散。1998年,该剧在央视重播,再次引起收视热潮。同年,以韩国宇田公司为代表的韩国音乐公司将大量韩国知名音乐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1999年后,HOT、NGR等组合以整体姿态全方位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掀起音乐“韩流”。在《爱情是什么》之后,《星梦奇缘》、《恋风恋歌》、《异国女友》、《可爱先生》、《天桥风云》、《妙手情天》、《爱上女主播》(又名《夏娃的诱惑》)相继播出,韩剧自此盛行,并和韩国服饰、影视剧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韩流”,冲击着中国的大众文化。2002年,《蓝色生死恋》开始在中国21个电视频道播出,当年播放韩剧《明朗少女成功记》等达67部,同年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也在华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奇迹。2003年《爱的阶梯》(又名《天国的阶梯》)、《All in》,2004年《浪漫满屋》、《对不起,我爱你》,2005年《黄手帕》、《加油,金顺》、《豪杰春香》和《大长今》、《我叫金三顺》,2006年《我的女孩》、《宫》(又名《我的野蛮王妃》)、《梦幻情侣》、《你来自哪颗星》和《百万朵玫瑰》,2007年《饼干老师星星糖》、《吴达子的春天》,这些片名一次又一次地汇聚起荧屏内外如炬的目光。央视八套反复重播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人鱼小姐》和《明成皇后》等电视剧虽然播出时段在晚间23点,但收视率仍高达10%。

韩剧,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泡菜一样,以平实的特质和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电视观众。如果说《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已红极一时,《大长今》则把韩剧热潮再一次推向高峰。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大长今》收视率达到4.9%,同时段平均收视率稳定在4%,位居第一。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调查显示,《大长今》的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引发了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韩剧热”。整体上看,据统计,2002~2005年几乎所有的省台都播放过韩剧: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目前央视电视剧频道57%的引进剧来自韩国。

韩星崇拜。随着韩剧的热播,全知贤、宋慧乔、安在旭、元彬、张赫、张东健、裴勇俊、宋承宪、权相宇等,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电视观众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哈韩”族尤其如此,韩剧中人物的服饰打扮、言谈话语等方方面面都会马上引发起这些年轻人的争相效仿。

韩语热潮。来自培训超市飞龙网()的消息。从2005年9月底开始,咨询有关初级韩语学习的北京市民明显增多,各大培训机构韩语报名人数都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除了少数人是因为工作或者出国需要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受了韩剧的影响。

韩国歌舞大行其道。韩国流行音乐乃后起之秀,但发展却势如破竹。曾几何时“韩”气逼人的狂歌热舞踏入中国市场,让无数少男少女目瞪口呆,也使中国的流行音乐为之一震,旋即掀起了一阵阵韩流飓风。从最早的酷龙、H.O.T。到后来的NRG、安在旭,乃至最近在中国初露锋芒的BABYVOX等歌手或组合,从每星期在上海、北京等地举行的大小歌手见面会上,可以管窥中国青少年对韩国流行音乐如痴如醉的程度。2000年2月1日,H.O.T乐队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现场狂热犹如当年欧美追随披头士。H.O.T穿着裤管异常肥大的超级“水桶裤”,戴着亮闪闪的首饰,耳朵上挂着耳环,无一不被争相模仿。中国最大的韩国流行音乐俱乐部Do-re-mi有约1万名会员,鼎盛期每月以3000人的速度递增。青年男女们唱着“H.O.T”、“神话”、“BabyOX”的歌,沉浸在HIP-HOP带来的动感和快乐中,而N.R.G和S.E.S的时尚前卫、劲歌热舞更是让他们疯狂。

正如1999年韩国的“酷龙”音乐组合掀起音乐“韩流”进而引发了人们对韩国手机、MP3、数码产品的热衷,韩剧热同样还带动了韩国饮食、服饰、医药、图书、美容美发等方面在中国的发展。如《大长今》中的宫廷料理、养生之道,不仅满足了观众对韩国宫廷膳食的探究和好奇,而且连同《大长今泡菜》等食谱也随之成为一些地方的畅销书,在图书市场上不只《香》、《冬季恋歌》等韩国爱情小说大都炙手可热,韩国旅游指南、餐饮等书籍也十分走俏。韩国餐馆更是大热,连一些中餐店都增加了韩国菜品,比如串烧、松糕等。韩剧中的古典服饰让许多中国女性为之倾倒,一些精明的婚纱影楼业主纷纷推出“大长今”主题婚纱照。韩剧中涉及的医药、美容美发也吸引很多韩迷跃跃欲试。

可见,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以影响面最广、最强大的韩剧以及韩国电影、服饰、美容美发、流行音乐、餐饮、韩语、旅游、网络游戏、书籍等为形式载体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的“韩流”。它在中华大地魅力四射的精心打造,吸引着众人的眼球,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到老年人,从“菜篮族”到白领到业内学者,“韩流”赢得了自己跨代际、跨阶层的众许“韩”迷,其中最炫也最典型的当是“哈韩”族,他们从内到外很鲜明地标示出十足的“韩”味:典型的韩式五彩染发、超大马仔的牛仔裤和T恤,眩目橙黄和耀眼银色的韩装,色彩斑斓的袜子、彰显个性的手链、“流氓兔”等韩式配饰,玩的是《传奇》、《千年》、《奇迹》等韩国网络游戏,去的美容院、料理店也是首选“韩国”的,他们就是这样盲目崇尚、狂热追逐、痴迷模仿着韩国时尚流行娱乐文化,连穿衣打扮、思想行为都趋“韩”若鹜。由此,“韩流”在中国大陆从衣食住行思等各个方面如火如荼地拉开了韩式消费文化空间全方位的构筑。

二、“韩流”的意义及其制造

“韩流”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意义,首要归因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特质,这就为“韩流”与中国大陆受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协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日常生活的亲切感。

尽管“韩流”囊括音乐、影视、歌舞等不同文化门类,但它倍受韩迷特别是“哈韩”族青睐的就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因此获得的那份契然于心的亲切感。韩国的服饰、餐饮、电子、汽车直到它的影视剧,日常衣食住行思不仅构成了“韩流”这一超级文化文本表层叙事的核心,而且写意了其艺术文化品位的焦点,不妨以韩剧为例。虽然韩剧剧情推进非常缓慢,情节构成和戏剧冲突有模式化的雷同倾向,但韩剧的魅力恰恰在于“冗长”的时间使生活细节和小人物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不同年龄的人在剧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韩剧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作为其故事书写的重要载体,在家长里短和儿女 情长这些简实的日常叙事中,使一切变得真实而自然,平常而复杂的人生在剧中得到全景化、立体化的展现,让人从中体味到生活况味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剧《加油!金顺》就通过几家人的生活琐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如同打开隔壁人家的门看他们家的生活。所谓越不像戏剧的戏剧越是真正的戏剧。越不像小说的小说越是真正的小说。虽然韩剧并不张扬,但却慢慢滋润观众的心灵,触动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中国著名导演尤小刚就说:“虽然韩剧大故事结构不如中国,但他们的作家心态扎实,关注生活、注重细节。韩剧很细节化,即使结构技巧差点,也不影响观众喜爱。韩剧正是通过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原生态,一下子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或恰如其境,从而增强了荧幕的鲜活性和真实性,引发了观者的共鸣,让人倍感亲切。

2 精致细腻的表演风格。

用细腻的手法展现真实的生活,可谓韩剧捕获人心的第一杀手锏。不论是以《看了又看》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还是《蓝色生死恋》式的爱情偶像剧,或者《大长今》一类的励志剧,剧中喜欢给演员长时间的大特写,这样的镜头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凸显“人”、重视人的文化表征意味。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呈现中都蕴藉着人物对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的深入洞察,而中间不时穿出的那些温情又幽默的台词,让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喟其娓娓道出的生活哲理。而且,几乎每部戏都会涉及到尊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文化美德,这些对于文化转型期的不少国人来讲,不免平添几多缺失久违而心冀向往的触怀。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气氛,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通过对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赢得了中国观众的芳心。

3、唯美与时尚的品位追求

韩剧的青春偶像剧就是从审美方面给予观众最大的满足。它针对年轻的观众,满足年轻人的理想和梦想,让生活审美化。让年轻人体会到美好的生活与梦想真切地存在于平凡之中而并非虚幻。它的偶像剧主演大多是秀美俊逸的帅男靓女,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细雨、浓雾、滨海、村落、枫林等自然景观在镜头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给观众带来秀色可餐的视觉享受。背景音乐的旋律也根据剧情需要不停转换,与剧中人物的情感发展形成了完美的融合与共振。例如《蓝色生死恋》中披肩长发配上纯洁面孔的宋慧乔、《冬季恋歌》中身穿冬大衣、系着蓝围巾的裴勇俊以及《人鱼小姐》中贤淑典雅而又聪慧的雅俐英……唯美的同时往往一度演绎为众多“哈韩族”对其形象、衣饰、言谈举止等倾心赞许与追逐的时尚。这些青春偶像形象的成功塑造与推陈出新,迎合了广大观众尤其青年人求新求异的渴望心理。

其次,“韩流”适时契合了中国大陆多层次文化经验慰藉的精神需求。

21世纪是文化传播媒介操纵的世纪,市场经济的较量首先是文化上的较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韩剧中涉及的孝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伦理美德,弥补了转型期不少国人的精神缺失。现代生活中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在赢得国人文化认同的同时,产生了心灵的震撼与反省。比现代中国更像传统中国的韩剧情节唤醒了国人向传统文化的皈依。生活的真实固然值得人们信赖,但在起伏跌宕、不断流逝的时间中,人们又希望寻得一方安稳的乐土。因此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韩流”,与时人一拍即合,满足了国人对此的精神寻求。而且,就中国大陆我们自身现有的国产影视剧景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像《汉武大帝》、《亮剑》等一批优秀剧作,并且可能在制作、内容、剧情安排以及所体现的智慧哲理方面超过韩剧,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不多,荧幕上充斥更多的是一些数典忘祖的戏说剧、消极颓废的偶像剧、低俗平淡的悬疑剧以及单一薄弱的主流励志剧,这些作品同精心打造的韩剧相比自然显得苍白而缺少吸引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人们对于未来中产阶层生活的探知、向往与憧憬随之而来。而韩剧恰好以其浓厚的中产阶级口味,满足了中国大陆人们对于“中产”这一特定阶层特有的主体经验与社会文化认同的想象。

再次,“韩流”“新媒体带动新经济”背后的文化产业动因。

韩剧从走出国门,继而走向世界,从而拉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经济的勃发,引起人们对“新媒体带动新经济”的提出与关注。无可争议,韩国通过韩剧等文化商品的输出,占领了消费者的意识高地,获得文化价值观的认同。随后也获得人们对其要输出的商品消费理念的认同。

实际上,“韩流”尤其韩剧的这一成功运营可谓韩国政府十年来的文化产业战略的集中体现。在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之后,韩国开始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韩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年至2001年整套“哈韩”必不可少的行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随着“韩流”的升温,2005年初韩国总理主持召开“政府对韩流的持续和扩散的支援方案”的专门国务会议,确定了以民间为主导推进“韩流”,政府为业界展开活动创造条件的基本原则。

三、消费语境中“韩流”的话语想象与认同实践

提及“韩流”的文化蕴藉,很多人马上反应的是与之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觉得从中感受到了久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这也是“哈韩”不仅见于中国大陆,而且风靡港台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原因。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仔细体味、分析这份认同感,就会发现,当看到影视剧歌舞等作为具象化的韩国文化图像,如“韩国”的济州岛风景、料理、影音,以及在形象消费意义上接受的明星,我们认同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它们与我们的文化亲和性,反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属于“韩国”而非“中国”的文化异质性。

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文化接受的复杂性,我们常常以一种自动半自动的状态把自己的文化认同理念对象化,所以与其说是“韩国”流行文化,不如说是“我们(心中)”的“韩国流行文化”。进一步探究“韩流”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的文化情结。与其说是基于彼此文化相通或相近的熟识与亲近,或许也更是出自一种在西方欧美文化盛行下的一种东方式的集体自救的心理和行为,是人们呼唤更久远的东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心态呢?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消费方式,而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的 不同也成为影响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哈韩”族与韩国消费理念的不认同超过了对商品和大众文化的认同。

由此得出结论: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实体,而是分裂的、交叉的多元和多维系统,包括很多不同的层面,把认同归结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忽视和否认其他方面,都是片面的。

又如:韩剧中多展示的是温情的浪漫的、中产与小资的,而实际上韩国的现状也有梁贵子《远村》所写的韩国的“底层”。于是,出现了两个看上去相去甚远的韩国形象,到底哪个才是韩国形象的真正代表呢?其实这两个韩国形象是一直同时存在的,这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但是,显然在时下绝大多数中国观众特别是韩迷的心目中,前者所营造出的那个韩国形象才是唯一的答案。因此,出现了城市“经验”与“想象”分离的深刻内涵,在于人们对城市知识中的文化诉求。基于国人的现代性想象,渐渐产生了关于韩国的公共知识,比如韩国抵制外国货而买国货的普遍存在的激昂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可见,现实中这一超越经验的韩国流行文化有着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有意无意中推广开来。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6

关键词:大众文化;现代陶艺;表达对象

1 现代陶艺作品引入大众文化

我国民间通俗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现代艺术家创作艺术时的重要文化资源,但在方式、观念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已与革命文艺中的民间通俗艺术的性质截然不同。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民间艺术中的稚拙的艺术手法、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哲学化的生命主题、充满张力的形式结构,成为最值得汲取和借鉴的艺术资源。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为大众文化提供历史资源的民间通俗艺术对艺术起着重要的构成作用。此时的早期陶艺家们在创作中不难看出作品在吸收民间资源的基础上,观念的突破和形式语言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我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教授,他在不断学习、总结、借鉴明代民间青花艺术的基础上,抓住民间青花洗炼拙朴的形象、酣畅淋漓的笔意、抽象形式的意蕴、率真简约的神韵等精髓,运用传统工艺和现代表现手法,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情趣、现代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的现代青花艺术。通过具有现代意味的构图、运笔从青白两色的变化中映现出艺术的自然美、含蓄美、节律美、内力美。他的作品《山花烂漫》(见图1)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进入90年代,我国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艺术的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90年代以来美术史所独有的艺术现象。这与我国社会和文化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关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消费社会来临。大众文化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正当的娱乐消费需求,舒缓身心压力,提高了生活质量。大众文化打破了文化资源垄断,推动了文化普及。它适应大众生活发展需要,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并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呈现形式表现出来,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

陶艺家罗小平关注着当下社会的生活状态,《时代广场——代表妞、保安、思想者》(见图2)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他眼中大众生活的浓缩。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已成为部分陶艺家共同的创作取向。他们用陶艺语言言说社会生活,表达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期望,深刻反映普通事物,极具时代性。

2 现代陶艺作品呈现大众文化特征

大众文化突出体现在它对于大众生活活动普遍的、日常价值存在的方式的认同,是对大众生活的日常经验的价值描述。它重视大众日常生活的意义,对感性生活价值的肯定,强调从个人的普通生活活动中发现现实生命的存在意义,以及感受现实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它确立了一种与大众文化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艺术话语形式,它具体深入到人的生活活动及价值存在方式之中,揭示了当下人们生活极中所遇到的各种变化。

现代陶艺作品强调并肯定大众生活的感性经验事实,通过对现实自身价值的揭示,把精神的活动从超凡世界拉回到一个平凡人生的实际经验之中,从而反映了生存方式的日常化、生活价值的平凡化。大众活动的现实化,完成了对现实直接的价值把握,从现实文化的积极关注方面显示了生活的人生意义。这些表现都使得现代陶艺作品呈现着大众文化的特征。陶艺家陆斌的作品在观念上直接介入当代生活,实现对文化的指向性及批判性。他的作品所取用的形体,几乎都是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白菜、烧鸡、手套、计算机键盘、矿泉水瓶、瓦煲罐等。他的作品从《化石系列》(见图3)到《都市系列》都希望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寻到一些和艺术追求之间有关的联系。以通俗的题材表现了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关注,揭示出陶艺作品中的文化指向和它当下所处的文化和时代的特征。

3 大众文化成为现代陶艺的表达对象

现代陶艺作为源于生活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社会变革,其作为对社会的映射,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当前,大众文化已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并有扩张趋势。现代陶艺以大众文化中的图像、符号、形象作为艺术作品的表达对象,在本质上就是对我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因为构成我们社会现实生活的东西,已经与大众文化创造的形象、符号、价值取向密不可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本身也包含着对当代社会现实的表达、判断和反映等具体的内容,并通过这些内容,呈现我国现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现代陶艺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必然不可或缺地表现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内容与现象。

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反映的是当代我国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感受。现代陶艺作品也运用大众文化这一艺术的创作资源,表达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对当下文化内涵进行探索。陶艺家陆斌《化石Ⅱ》(见图4)记录着当下我国变动的写照与折射。他将麦当劳的标志镶嵌于我国传统造型的窗户中间,巧妙地挪用大众流行的图案或标志以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它直接反映出西方文化或生活方式,例如:麦当劳快餐文化、迪斯科等进入到我国普通百姓生活之中,并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到他对现实生活的个人阐释,并让我们产生多角度的思考,加重了艺术语言的历史感和容量感。

参考文献

[1] 张捷鸿.大众文化的美学阐释[M]. 青岛:我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9.

[2] 张尧,周益军. 现代陶艺研究[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