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论文范例

一、中国现代诗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的情感体验较差

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注重诗歌表达的政治思想，却没有依据语文具体的教学目标，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将诗歌赋予了政治化倾向，却忽视诗歌表达的真实情感。例如，在学到《我爱这土地》一文时，诗歌创作于1938年，诗歌表达的主题是作者对祖国的热爱，表现作者希望国家尽早摆脱灾难。但是，部分诗歌教学的参考内容将其赋予政治化的倾向，这使得诗歌表达的主题过于局限，虽然，作者希望国家能够尽快独立，人民能够远离战争，但是，诗歌并不是政治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诗歌主要表达作者的情感体验。

（二）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诗歌解读的方法较为单一，不注重诗歌的多层次解读，对于诗歌的理解，并不是局限在某一方面，由于学生对诗歌理解的不同，诗歌的解读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是，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解读诗歌方法较为单一，主要由教师知识结构体系和知识视野狭窄原因导致。伴随现代诗歌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诗歌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诗歌解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只局限于教材参考资料。例如，在讲到《再别康桥》时，大部分教材参考资料都将“康桥”定义为“大自然”或“母校”的象征，这会使“康桥”的象征性更加局限，事实上，“康桥”已经成为作者内心深处的居住地，是作者向往已久的地方。

（三）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现阶段，在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往的教学方法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诗歌教学同样也需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发现诗歌存在的美，进而逐渐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

一、知性理论研究综述

(一)西方现代诗学中知性研究

诗学畛域下的“知性”内涵和特征。杨华丽认为，知性的内涵，在诗学观念上，是“智”，智慧，是体验、思想、哲理等等，但它们是从感性中升华出来的;在诗学策略上，是机智，思想知觉化、感觉形象化，此类诗“成为肉体感觉与形而上学的、玄思的完美结合”，诗歌手法上使用饱含感性与知性的意象，客观化、非个性化的戏剧性，建构富有反讽、悖论等闪现机智的语言。而李媛从文化诗学角度把知性内涵概括为四个层面:最表层，知性是将异质的意象强行结合，产生突兀、惊讶的效果;第二个层面，知性代表了使对立的或不调和的品质取得平衡或协调的力量，是诗人组织冲动的方式;第三个层面是平衡和协调感情和思想这两股冲动的能力;第四个层面意味着一种态度，即它能“充分理解几代人的经验”，且能“对经验进行不停息的审视和批评”。论者还指出，有价值的诗歌中知性有如下特点:非日常经验的、非逻辑的、包容的诗。

(二)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研究

1937年金克木提出的“智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的起点，徐迟的“放逐抒情”、穆旦的“新的抒情”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等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学界采用词源考辨、分析比较析理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对西方理论创造性转化。曹万生认为金克木从创作实践总结新诗出现的知性倾向，借鉴、变异了西方知性诗学的观点，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主要表现为:承认情感与理性平衡说、综感论以及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淡化了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情感与理性平衡说，强调了知性因素的增强，这里的“知性”主要是思想和智慧，而“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对于徐迟和穆旦的知性诗学主张，子张认为，徐迟从抗战时期社会现实背景考察，推导“放逐抒情”源于无情可抒，是不周密的理论。而穆旦植根于抗战中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心，直接借鉴艾略特诗学和17世纪玄学派诗学，他的“新的抒情”是一种“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要求脑神经与激荡的血液融合，赋予“抒情”新的内涵，即“理性和感情的深层次融合。”

许多学者都认同四十年代新诗创作主体吸纳力创造力的增强，对西方知性诗学的接受是面对新诗自身诗学课题作出的一种诗学建构。邓招华指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聚焦的是“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具体表现为:以戏剧性张力的诗歌认知模式，指向了“现代经验”与“诗歌文类”的互动生成关系的考察;在思考改良现代汉语自身特质方面，用知性对语言进行重构，增强文本的包容性与语言的张力效果，关涉着“现代汉语”与“诗歌文类”之间互动生成。谭桂林精到地分析了以知性追求为鹄的九叶诗派在诗歌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的建构方面作出的贡献:1、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使诗歌内容从主观世界的倾诉到客观世界的揭示、诗歌对象由情感向经验的转移和感情处理从直接流露到心灵敏感的控驭。2、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突破了意象派(在中国主要是现代派)诗歌意象构造短小、凝固与个人化弊端，承担起深刻表达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状况和现代人紧张又没有确定性的精神世界。3、戏剧化原则在诗语表达方式和诗性思维方式两个层面改变了中国新诗原貌。它以包含和置疑两种形式“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二、西方知性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摘要: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生活认知、感受和改造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的实质是对语言的运用，作为文学形式的承载的文学语言，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产生理所当然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语言也会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变化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体现出时代的特色，相应的，文学创作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文学语言的变迁产生的现代文学形式变化不仅为文学科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研究课题，而且还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教育教学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首先对语言变迁的白话文运动进行相关的分析，然后探究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作品，体会文学语言变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文学语言;现代文学;文学形式;影响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精华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提高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学语言的变化和改革会对文学形式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科学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作为时展的产物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这种变革下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对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丰富语言和创新文学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白话文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当时白话文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文言文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运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的磨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与艰涩、束缚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促使语言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交流和沟通，同时也能够拉近文学作品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除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障碍，对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白话文使得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清晰、明确和易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通的读者亦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传递的情感，能够在范围更广的群众当中普及。其次，白话文使得现代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精确、准确，与文言文精练缩短文字产生意义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话文下的现代文学作品能够将作品传递的情感、作品承担的精神更加丰富、具体、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现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准确和美妙［2］。从我国整个语言变革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发展历程，当前不论是普通话推广还是大众语的兴起，甚至是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兴起的。可以说，普通话和大众语都是白话文运动的持续和扩大。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语言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白话”和“口语化”。这种语言变迁的形式能够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从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这些语言变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也在诗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实际上，不仅诗歌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也同样是在语言变迁的历史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学语言与我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构建和演进历程能够很容易地被人们识别出来，从而对文学语言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之间进行深刻的研究。

一、古代诗歌的特点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校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外的，面向理工、医学、财经、艺术等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一门基础性学科课程。相较于其他学科，大学语文内容丰富，文学色彩浓郁，文化魅力极为充裕，对培养非文科类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情境教学法在大学语文教学当中的运用，应突出学生情境当中的主体地位，创设情境要与文本内容的主题相统一，创设情境要注意层次的丰富与多元。

［关键词］情境教学法;大学语文;教学运用

当前，情境教学法在中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的运用十分广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情境教学法致力于营造一个生动有趣的课堂环境，给学生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高校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培养并提高其在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鉴赏能力和理解表达能力，增强其对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文学的认同观，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提高其人文素养，是当下我国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

一、情境教学法的概念界定

情境教学法是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应用语言学家提出并完善的，而事实上，在我国情境教学法早已有之。上溯至我国春秋时期，孔子强调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而《学记》当中也有“君子之教喻也”的句子，其目的也在于论述情境创设之于教师诱导学生的重要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是在旧有知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无论是在认知结构上还是在认知性质上，其发生都以环境的改变为前提。因此，学生的学习与其本身的生活、生长、情感、心理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奥苏泊尔(David•Pawl•Ausubel)认为在有意义的学习当中，新的知识是在学生旧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对其施加影响，是指发生通话的过程。而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激活其与旧有知识的链接，使学生通过联想建立关系，从而完成“有意义”的建构。20世纪60年代，保加利亚心理学家罗扎诺夫创设了暗示教学法，通过借助音乐、游戏等手段，沟通学生的感性与理性，促进学生的发展。我国的情境教学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李吉林老师，其提出了情境教学法的“四特点”与“五原则”，重视对学生创造性与感受性的培养，致力于将其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始终，强调教育的情感移情作用，创设情境，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主观感受，在情感的体验当中陶冶审美情趣。而语文教学之目的也正是让学生了解除了其工具性的作用之外，更好地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二、情境教学的特征与意义

所谓情境教学，就是教师通过创设某一情境，调动与激活学生现有的“知识仓库”，通过寻求其中与之相联系的“对应点”，借助自己的经历与情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完成新的知识建构。而教师的意义在于，帮助学生加工与创设某种情境，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的过程当中，充分了解课程文本的内容，通过借助音乐、视频、绘画等多种形式，充分渲染教学氛围，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与之相关的前经验，调动其本身的思维定势与既定经验，产生对于文本当中内容的共鸣，在这种共鸣之下，让学生能够通过激活自己本身的能动性，进入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作品的有效联结，从而形成初步的感知，并通过教师的建构，在自我初步感知的基础之上产生感悟。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事物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帮助学生形成发散思维。在大学语文的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为了帮助学生尽快进入文本，通常都会加入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而创设情境，这就意味着，教师对于情境的创设，其本身是关键因素。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对情境创设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散其思维，对文本进行充分的感知与理解，多层次地创设情境，并对学生多元化的思维与想法能够包容与接受，促进教学多元化与合理化的发展。

《如此沃野:美国诗歌的生态圭臬》(ThisCompost:EcologicalImperativesinAmericanPo-etry，2002)(以下简称《如此沃野》)是一部出色地融合了学术研究、文学选集和随笔的作品。作者杰德•拉苏拉(JedRasula)对20世纪美国诗歌与生态批评之间广邃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诗歌留下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印记，这些印记勾画出美国现代诗歌集体声音的轮廓，诗歌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生态的生存技艺”(7)和“荒野实践”(8)。①而这种实践又必须具有集体性，因此，《如此沃野》关注的是“诗歌而非诗人———系统而非图章/影象(signet)”(7)，因为“诗歌是词语群落的生态学”(7)。诚如拉苏拉在序言中所指的那样，本书旨在“记录那些诗人对待有生命地球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与许多对诗歌一窍不通的人的观点一致”(xi)。   为展示集体声音，拉苏拉安排了独具匠心的结构。全书按单元布局，各个单元长短不一，但力求简短;关于诗歌作用的论点围绕自然以及其调节作用展开，其“论点是综合衍射图(hologrammatic)的安排，不是以主从关系为主的等级排列，而以基本平等关系为主。它的部分即整体，反之亦然”(8)。因此，该书没有“章节”，只有“标题显示传统修辞意义的主题:挖掘和思考的场域”(xi)。拉苏拉表明，尽管该书“安排按年代顺序阅读，但方法某种程度上是循环的，所以读者将会发现某个主题会在季节的交替中重现”(xi)。   拉苏拉主要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黑山派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克里利、罗伯特•邓肯以及他们继承者的作品。但是《如此沃野》的延伸则包括很多早期的诗人，如鲁宾逊•杰弗斯、伊兹拉•庞德、路易斯•朱科夫斯基、肯尼思•雷克斯罗斯、穆里尔•鲁凯泽、克莱顿•埃什尔曼、加里•斯奈德、迈克尔•麦克卢尔，以及其他同时代的诗人。惠特曼、狄金森、华莱士•史蒂文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甚至A．R．阿门斯和乔丽•格雷厄姆也都在讨论之列。拉苏拉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诗人放在一起讨论，旨在揭示过去如何为“沃野”滋养现在;他通过大量的隐喻，将混合、发酵和陈腐的有机处理过程比作诗歌和艺术创作过程，以说明诗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营养感受力”(thenutritivesensibility)才能最终获得创新能力的观点(7)。   拉苏拉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此沃野》其实集数项功能于一身。既是“所谓的诗选”，也是一篇扩展的“随笔”(xi)。为把上述如此众多、风格迥异的诗人纳入其诗选和随笔，拉苏拉秉承“一致匿名”(solidarityinanonymity)的生态原则(9)。所谓的“一致匿名”是指在正文中，把大部分引用诗歌的作者身份抹去，让引文并置，只在最右边用∽号表明引文属于不同诗人的作品，使其融合入“复调结构中”(polyphonicconfiguration)(xii)，这样一来，引文就可以流畅地围绕特定的主旨，以此显示完全不同的诗人如何对思考的问题持相同的观点。例如，仅在第32、33两页中，拉苏拉就汇集了范围广、流派多的诗人的诗行，包括奥尔森、艾德里安娜•里奇、乔治•奥本、罗伯特•潘•沃伦、多恩、菲利普•拉曼提亚、哈特•克莱恩、克里利、约翰•克拉克、穆里尔•鲁凯泽和肯尼思•厄比等人。通过抹去一些诗行作者的名字，将其拼贴在一起，拉苏拉完成了其“所谓的诗选”;同时，拼贴又是拉苏拉对其阅读的作品进行写阅(wreading)的过程，即分解、混合和重写的过程，以此完成他自己的随笔。   在写作手法上，拉苏拉把比喻(trope)作为《如此沃野》的主要构思原则。他认为trope有几层含义:trope作为比喻，或者转义(turning)———拉苏拉把它与卢克莱修的“偶微偏”(clinamen，orswerve)相联系。同时，trope与tropic是语言学上的近亲，具地理位置之意，trope又是诗歌的“混合媒介”(compostingmedium)(9)。拉苏拉对这几层含义进行了具体阐述。拉苏拉从“美洲”是纯粹文字发明角度入手，谈论并指出哥伦布并没有发现美洲的喻指———即他想象中的东方。在美洲成为“新世界”的比喻之后，美洲又成为热带地区(trop-ics)中的实际地方(place)的比喻:肥沃、炎热。随后，拉苏拉通过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TheComedianastheLetterC”，说明任何给定的思想、感知符号在新世界的比喻中循环更新能够被强加或转换到另一个地方。因此，拉苏拉说明转义诗(tropicalpoetry)教授生物可降解思想———思想被分解、重构;诗的情节(plot)不是序列的叙述事件，而是一块园地(gardenplot);诗歌是语言的巨大储备，是一个关于地下和大地的陈述，而地下和大地是孕育新希望的基础。这样，拉苏拉把诗歌与生态联系起来。   但贯穿《如此沃野》的trope是拉苏拉的“沃野图书馆”(compostlibrary)概念。沃野图书馆既说明拉苏拉的方法论，也说明他关于文学、人类和自然历史的生态学论点与其方法论的混合交织。沃野图书馆是立体开放的，它类似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空间上，它向泥土和宇宙开放;时间上，它指向无限的过去和未来。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宝藏的比喻，它既包括深埋地下的有形遗产，也包括人类无形的文化遗产。在卢克莱修的“偶微偏”解读视角下，沃野图书馆中，生命与死亡交互作用，当无数的原子坠入虚空，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在某个不确定的地方，微微偏离了它们的进程，因为“偶微偏”原子发生碰撞，形成多样关系，才会有自然的、生物的或是心理的新事物出现。那么，诗人的灵魂漫游在沃野图书馆中，与不同时空的灵魂碰撞、交融，获得营养感受力，灵魂通过理性操演关于宇宙的诗篇，诗人的再创造(文本)进入“复杂的生物循环”。拉苏拉把作者的遗著与后人类(posthuman)并置谈论沃野图书馆的流通/循环:“后-人类———智人(HomoSapien)身后的作品———从宇宙进入混沌。但是混沌始终与我们同在，……混合诗歌的隐秘传播已经压缩在沃野图书馆，在这里生物可降解的思想出现了，这里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谈及‘生态意识’”(43)。#p#分页标题#e#   在这里拉苏拉已充分指明，混沌(chaos)的印欧语系词根是ghi，是敞开(openwide)的意思，混沌在此与邓肯的“开地”写作和奥尔森的“田野写作”主张契合，混沌就是开放。拉苏拉认为，开地/开放诗的诗学与远古遗产密切相关，因此，挖掘“沃野图书馆”中楔形文字碑片、埃及象形文字、卡巴拉小册子、古代中国人手稿以及吠陀经文，从中获得想象力，即真正再创造的能力，是自爱默生之后美国诗歌创作的当务之急。19世纪，正是罗塞塔石碑和美索不达米亚原文的发现促进了美国文艺复兴(13－14)。拉苏拉特别关注美国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对当代生态学的预见，特别是那些传统对战后致力于认识论探索的美国诗学的灌注。   另一方面，拉苏拉通过“沃野图书馆”的隐喻谈论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他本人以及他所谈论的诗人的写阅实践。“沃野图书馆”的文化宝藏是一部无限巨大的文本，诗人是这个文本的读者，当诗人把阅读的文本分解、消化、混合，再创造出自己的文本/诗歌，那么文本/诗歌进入“沃野图书馆”，参与永不停息的流通循环。在这里书籍、手稿、论文和著者的肉体，“通过不断的循环，……融进彼此”(17);在这里，诗歌阅读需在语境中进行，它与作者或者读者个人的经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如此肥沃》中，诗人不是意义的创造者，他们的任务是把从过去继承的语义碎石再循环，因此，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之间没有区别，他们的实践就是写阅。拉苏拉认为，写阅是美国文学真正的传统，它由爱默生和惠特曼开始，但是，庞德和奥尔森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他们而言，“阅读本身成为致力于诗(commitmenttopoetry)的明显动力”(18)。下面是拉苏拉的写阅:   作为知识真正的中介者，身体智慧的开放性清楚地在《马克西姆》最后一卷表现出来:“这只活生生的手，现在很温暖、有能力/紧握”———诗本身，过去济慈曾经写过，此处被奥尔森混合成了文本形式。在此短语中，或者在反复强调的几双温暖、活生生的手的消失之处，传递给我们想象的热度。活生生的手的有力紧握是该诗的身体卷(physi-calvolume)，在翻书的手势中，读者犹如流通空气一样到达诗中了。(136)   在这里读者能够看到奥尔森对济慈的写阅。拉苏拉的重新写阅则使新的文本跨越了物质形式和形而上学的形态，而进入“复杂的生物循环”，成为交流的场域，并充满了生命力。拉苏拉混合实践的最佳之处在于展现了文学历史的互文样式。   《如此沃野》中灵逸、新奇的写阅实践的例子俯拾皆是。拉苏拉追溯了卢克莱修的美国遗产，并指出卢克莱修“关于人类生命完全融入宇宙的原子结构的观点”(153)是赐予惠特曼和进行中的沃野诗歌遗产的最重要礼物。拉苏拉从肯尼思•雷克斯雷斯在面对战争灾难时，其诗歌是如何转向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并进入史蒂文斯诗歌风格讨论而开始的。他认为这里的象征是毁损、破裂和多样性的记录，不是传统意义的物－物象征关系，其风格本身就是卢克莱修的偶微偏。拉苏拉认为罗纳德•约翰逊是美国的卢克莱修;惠特曼的《草叶集》显然融入了卢克莱修的修辞;弗罗斯特从《物性论》中获得的不是惠特曼的“一系列的变形和渗透生命循环”观(154)，而是恶作剧者(trickster)的自然观，他认为弗罗斯特的“TheMostofIt”对唯我论的回应是爱默生补偿学说的预演，然后引用朱可夫斯基的诗句对弗罗斯特的“West-RunningBrook”作结;最后以罗宾逊•杰弗斯在西海岸哀悼亡妻时，沉思虎鲸之美和战争的邪恶而告终结。如此安排与修饰，便将所有的诗人与卢克莱修交织在一起，从而证实诗歌的每一部分都显示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拉苏拉对当代的诗人群体的写阅实践，是把他们的作品进行分解、重新排列，混合入他自己的作品，最终实现进一步写阅的目的。   《如此沃野》可以视为一部兼具互文性的文学操练史，亦可解读为诠释查尔斯•奥尔森的诗学计划和繁荣知识氛围的实践，以及其文学遗产被其他诗人吸收和改变的方式。把它读作拉苏拉在沃野图书馆流通的长诗，读者本人对它进一步写阅的私下尝试也未尝不可。 

一、坚持课堂教学的核心作用和教师在教学实践体验式活动中的组织中心地位。

其一，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来自国外的教改理论与国内教育环境和教学现状严重脱节，只能作为理论概念来探讨，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典型的例子如学生主体论。从理论上讲，任何教育活动都应以受教育者为主体，让其自主完成学习过程和学习任务。可是，此理论有一个大前提，即受教育者必须长期置身于自主性学习的教育环境中。试想一下，我们存在这样的环境么？让刚从应试教育环境中拼杀出来的大一学生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无异于放任自流，“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此理论不切实际之处，显而易见。其二，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庞杂，需要一定历史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储备。现代文学的范围虽说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可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纷至沓来，且背后大多涉及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这对那些知识储备严重缺失的学生本来就一头雾水，让其自主学习，结果只能是搅一锅糨糊，连基本线索都理不清楚。其三，严重不足的课时和课外阅读时间也不允许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学生课外时间有限，没时间准备和思考，课内师生更没时间充分交流和讨论，一来二去，教学效果必然像夹生饭，学生对基本的专业知识没掌握，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亦没养成，徒劳无益，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大学时光。鉴于上述问题，我们紧紧抓住课堂教学这根主线，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师的设计、组织、引导下进行的，一定意义上，教师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性质与效果，而把关注点集中于学生，忽视教师，显然是片面的认识。”我们把现代文学史的框架、发展脉络，重要文学思潮的特点、背景和影响，重点作家作品的分析、鉴赏，这些教学内容要在课堂讲授中完成，目的是构建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这也是兜住教学之底的基本要求。对于那些基础较差，主动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这种课堂上的“强制灌输”，不失为一个差强人意的好办法，起码使其不至于对本课程“一无所知”。不放弃一个学生，保证每个学生不掉队，是教育的底线，我们的教学必须守住。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更是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教育。“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所以，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和学科素养，只是现代文学教学目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写作能力。然而，拓展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写作能力，仅靠少得不能再少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大量而有效的课外实践活动，才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支撑和重要渠道。另外，更重要的是，课外实践活动教师不能撒手不管，不能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课外活动是集体活动，至少以班级乃至年级为单位，需要制定明确计划和实施方案，协调各方关系，管控活动进程，推进预期效果，而学生不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所以，教师还应该担负起组织和引导责任。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组织引导”作用，而不是像在课堂上一样的“主导”作用。

二、现代诗歌和散文量大质优

名家名作迭出，课堂教学只能涉及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穆旦、周作人和林语堂等具有文学史转折意义和流派首席代表的作家作品，大多数作家作品只是点到为止。其原因一是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现代文学课程一学年102课时，若除去节假日，常常不满100课时，靠课堂讲授很难全面完整地将现代文学优秀诗文之美呈现出来。原因之二是诗歌和散文与其说不好讲，不如说“讲”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教师要将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和谐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需学生积极主动进行课外阅读和课堂配合。否则，课堂效果很难出彩。毫无疑问，诗歌与散文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个体阅读。通过阅读领会文（诗）意、体验情感和品味人生，潜移默化提升审美能力和想象力。可是，基于个人兴趣而主动阅读的学生并不多，而且，每个人的兴趣点是有限的，个体阅读易使阅读固化，造成阅读面狭窄。如何调动大多数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视野，体验阅读美感，并有效检验阅读效果，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各高校通行的解决办法之一是举行诗文朗诵会。我们根据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年摸索，基本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诗文朗诵会。首先，有目的、有目标地将诗文朗诵会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现代文学是学生刚入学就接触的文学课，学生们对现代文学甚至文学还处于初步认知阶段，不能过早压担子，所以，现代诗文朗诵活动必须分步实施，由浅入深。我们的措施是两步走：第一学期举行集体朗诵会；第二学期开展个人朗诵比赛。第一学期以班级为单位举行集体朗诵会，朗诵作品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凤凰涅槃》是20世纪20年代诗歌的最强音，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第一学期现代文学教学内容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它气势磅礴，情感充沛，变化多端，非常适合集体朗诵。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揣摩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情绪流程，分角色，想变化，或领诵或合诵，或男声部或女声部，或对话或自白，朗诵体验强烈，朗诵气氛热烈。活动不仅强化了学生对本诗的理解，提升教学效果，而且极大地调动起学生阅读现代诗歌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通过这样的集体朗诵活动，也能加深新生之间的交流，并激发他们的团结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为后续的学习和校园生活打下良好基础。第二学期开展个人朗诵比赛。个人朗诵比赛一般在每年五月底六月初举办，亦有遥敬白马湖作家群的意思在里边，故名“我们的五月我们的六月”诗文朗诵会。此次朗诵会在现代文学课程接近尾声时举办，旨在全方位检验本年级现代诗文学习成效，因此规模大，要求高。程序上，先在班内选拔。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选拔，学生自己选定朗诵内容，并由同学们公议，选出前十位，参加年级比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同学都能主动阅读作品。同时，在挑选心仪作品和评议其他同学朗诵的过程中，训练和培养学生诗文鉴赏能力、评判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然后，汇集年级拟朗诵篇目。要求减少重复率，原则上重复不超过两篇，而调换篇目的过程，就是再一次强化学生的阅读量和阅读面的过程。最后，经过精心准备———背作品、演练动作、选服装和挑配乐后，正式参加比赛。其次，有意识、有目的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和组织能力。两次朗诵会的前期准备工作均由学生自己完成，学生们集思广益，不断创新朗诵模式，提升朗诵效果。第一学期的集体朗诵注重集体智慧。每一年级或每个班级的艺术处理都各有不同，变化和差异较大。比如，同一段落或角色，有的班是集体朗诵，有的是分男女声部，有的是分组，有的是个人，朗诵效果大不一样，这说明学生们对诗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教学目的自然就达到了。第二学期的个人朗诵会更加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朗诵篇目学生自己选，参赛资格由学生公举，主持人自定或毛遂自荐，评委学生自己当，组织协调工作学生自己干，一切由学生自主自理。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做，既调动起学生的朗诵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策划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再次，坚持发放朗诵活动评比的鼓励性奖励。个人朗诵比赛虽然只是教研室层级的教学活动，但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在经费窘迫的境况下，学院每年都挤出一定资金，支持活动。我们用这些少量经费买一些与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新书，作为参与学生的鼓励性奖励，并要求所有学生传阅，意在引导和督促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升学生阅读层次和品味，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和思路。最后，邀请院系领导和宁夏著名青年作家与学生互动交流。诗文朗诵会尤其是第二学期的个人朗诵比赛，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影响面逐渐扩大，已成为学院教学活动的品牌项目，受到院内外各方面的重视。院系相关领导近三年来场场出席，在实践体验式的教学殿堂拂去尘音，聆听经典，同沐诗情；在庄重与轻松的氛围中音共话文学，泯师生之界，议感触之微，享心灵之净，直有浴沂风雩之情高意真之境。个人朗诵比赛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每次邀请一位宁夏青年作家参与活动，让学生与作家面对面交流，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分享文学背后的故事。有静心聆听，也有观点交锋，场面真诚而令人感动。师愿每位同学心中装着朗诵会的记忆走世界，于感念文学中，安稳前行。

三、诗歌散文而外，现代戏剧教学亦不易在课堂上取得理想效果。

据调查，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进大学前从未看过话剧，城市学生也极少到剧场观看话剧，学生对话剧普遍具有陌生感，这就使得课堂话剧教学往往如隔靴搔痒。因此，让学生体验话剧的舞台感和现场感，真正理解话剧的精义所在，进行话剧教学演出实践是不二法门。可排演话剧不像诗文朗诵，一个人就能完成。演话剧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需要多人参与合作。话剧活动时间长，协调跨度更大，组织难度更高，对学生的热情和教师的耐心都是不小的考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还是找到了比较可行的办法。首先，提早布置，人人准备。第二学期开学初，便将本学期排演话剧《雷雨》第四幕、从各班中挑选最合适角色的信息告诉学生，让他们各自选择角色，自由组合，分成演出小组，在课余时间排练。原则是每人必须选定一个角色，加入一个小组排练，演出与否，均与平时成绩挂钩。保证人人有角度，人人有演出。其次，期中预演，集体评判。经过两个月的排练，各小组在班级进行汇报演出，全班同学既是观众又是评委，并就每组每个角色的演出效果进行讨论评价，选出演得最好的角色，重新组合成一个演出班子，继续做院校级公开演出准备。这个过程极大地调动起学生研读作品的热情，演出效果又出奇又出彩。效果一，促使每个学生认真仔细地阅读《雷雨》。学生要想选定自己的角色，一般性阅读是做不到的，必须进行反复比较的思考性阅读，并揣摩、吃透扮演角色的性格和特点，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的角色，这就大大促进了学生对作品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同时，从《雷雨》入手，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于话剧的兴趣，许多同学不仅延伸阅读了曹禺的其他作品，还对其他话剧作家的代表作品有所涉猎，可谓一举多得。效果二，引入竞争机制，激发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别人的承认，大一的学生正处于表现欲和好胜心强的阶段，所以，学生们参加话剧排演的积极性很高。小组演出评比时我们发现，学生不仅表演十分认真，讨论也相当热烈。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都要说出所以然。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角色，所以大多评论起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随着表演和讨论的深入进行，学生们对剧中角色性格与作品内涵主旨的理解、把握就更到位，也达到了深化教学和自主学习的目的。效果三，创造舞台实践机会，从体验表演中体验人生，丰富人生，增长学养。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上台表演话剧的机会。在大学期间与话剧能有一次零距离接触，并亲自参与表演，体味表演的细微之处，相信会给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带来丰富内涵和人生体验，并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也会使学生保持对话剧及表演艺术的欣赏和尊重，从而具备中文专业出身者应有的文化素养。效果四，公开演出，不仅出色出彩，扩大了影响，而且同学们树立起宝贵的自信心。公开演出是同学们自己争取来的。之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平台，《雷雨》演出只在班内进行。2011级文秘班的同学觉得意犹未尽，提议在“我们的五月我们的六月”诗文朗诵会上助兴演出。老师觉得可以让同学们试一试。同学们马上全身心投入排练，组建了演出班子，导演、意见观众、道具和音效一应俱全，每个人的台词背得烂熟，还专门去宁夏话剧团租借了演出服装。上场后，学生演员们很快进入角色，表演大方又专注，语气、表情和动作相当到位，一下就把观众带入剧情氛围，赢得师生观众的一致好评。因而，下一级的《雷雨》演出就成了师生的共同期待。小组表演结束后，没等老师布置，2012级的同学自动接力，主动开始排练，并邀请演出同学做指导，听取意见，吸纳经验，公开演出更上一层楼，在师生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有了两个年级演出基础，同学们的信心大增，酝酿成立话剧社，意欲排练更多的剧目，保持演出。效果五，树立榜样，形成传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外国文学教研室表示，要借鉴现代文学体验式教学实践的经验和方法，排演外国经典话剧。相信在人文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话剧体验式教学实践前提下的话剧演出活动，一定能继续传递下去，发扬光大，形成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优良的教学传统，让更多学生受益。

四、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具有中文知识和中文修养的专业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