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族形象，可以概括为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民族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两个方面，前者意指一个民族在向文明迈进中所坚守的价值观念，后者指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内在本性，是民族性的精神方面的根本规定。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前者以后者为依归，后者通过前者得以表现。而所谓向文明的迈进，无非就是处理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与自身的矛盾，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在这些矛盾的处理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主要矛盾便成为主流的文化流向。
一.现代文学中构建民族形象的必要性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民族”维度的强调与扩展，是对文学发展与民族意识的辩证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为处在当今“世界”与“民族”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提供发展经验与策略。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了普适理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之后，“民族”依然是无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语言词汇系统中虽很早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等词语，但却从来没有启用“中华民族”来对自我进行整合与归纳。直到20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刺激，“中华民族”方才出现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个词汇一经问世，就很快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严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被整个民族群体广泛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所唤起的凝聚力与共同感。其产生的特殊语境与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得它在建构方式与内涵设定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也由此获得了勃勃生机。
二.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2.1走出传统意识的束缚
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维护下，形成了“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中心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稳定感，而在这稳定感之下又滋生出优越与自信。为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明确的界限和高下，用来对自我与他者命名的词汇的感情色彩相差极大。用来指称自我的“华”，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初是指美丽、盛开。与“华”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来指称他者的“夷”，或者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蛮”、“戎”、“狄”等词语，则大都带着贬义甚至是歧视的色彩。传统的中华民族确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却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响，阻隔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很容易转向忽视他者的盲目。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现代文学构建民族形象的发展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现代文学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绝不可能只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长期持续。在走出传统意识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译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从小开始培养学生思想上的创新，以新的教育方式来培育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象”的种子。
2.2人物的塑造与民族形象
在文学范畴内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个层次的要求，作为核心层的人性，作为中介层的群体性，作为表层的个性。作为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与读者形成共鸣，其次要以群体性来对普遍人性进行具体化，再次要以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来使人性、群体性的意义得以传达。对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来说，除了具备文学性的追求之外，还要对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从作为普遍社会命题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民族意识与文学追求两方面的内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虑之中，民族意识的要求往往会成为一个高于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问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体人物必须表现出新的要求与规范，其中群体性的意义要凌驾于个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2.3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一个形象的形成受到深层的思想意识与话语资源的左右，而这些丰富、复杂的思想与话语之所以能够被传达、被感知，还必须要借助表层的语言形式。形象的深层含义与表层形式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华民族形象”包含着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既指民族意识层面，民族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也指文学层面，受到民族自我意识影响、以文学手段加以概括与呈现的产物，是对民族意识的文学生产。从根本上来讲，民族意识层面的形象要想获得宣传的效果，除了对民族自我主体精神的寻求之外，一个生动、具体、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也同样会发挥非常显著的示范或鼓动作用。同样道理，一个文学手段、文学操作上成功的民族形象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方式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形象建构中，语言形式的变迁与民族意识、民族形象表征的变迁同样重要。因此，民族形象更侧重于民族意识层面的突破与号召，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形象要向民族意识靠拢、接近，甚至重合，用于建构民族形象的语言形式也要在宣传民族意识的前提下，以普及、广泛、动员为追求，展开不断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探索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