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科学史;教育资源;科学教育
自然科学不仅是改造世界的潜在力量,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宝贵资源。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是自然科学教育的基石,它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是有待开发的教育资源。但是在实际中自然科学教育却忘记了这个基石。
一、自然科学教育对科学史的遗忘
自然科学教育遗忘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科学的进步性有关。“在科学里,由于有了新的突破,昔日在科学图书馆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些书刊突然过时了,被扔到仓库的废纸堆里。人们在科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很少几个古代科学家的肖像,那只是为了纪念或鼓励新人,而决不是为了发展业务技巧,也不是为了培养公众的科学鉴赏力。”在艺术的领地里不同,“尽管现代人以改变了的不同感觉去看过去的艺术作品,可是艺术活动的过去成果仍然是艺术舞台的一个重要部分。毕加索的成功,并没有把伦勃朗的绘画挤进博物馆的储藏室。”[1]库恩针对自然科学对自身历史的遗忘现象,明确地指出:“与艺术不同,科学毁灭自己的过去。”不难看出,科学在毁灭历史的过程中凸显其进步,在追求进步的同时,遗忘了自身发展的历史。
由于科学毁灭自己的过去,所以许多人都不理解科学史的价值,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教育价值也因此而遭误解。萨顿指出,很遗憾许多科学家否认历史研究的用处,他们基于下面的原因轻视科学史:“古代科学所有最好的东西已经吸收、并入我们现在的科学之中。其余的都应该忘却,记忆那些多余的东西不合适。我们学习和讲授的科学是连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消灭了全部多余的部分以便只保存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2],所谓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指系统的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教育中,科学知识好象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科学的历史则被认为是多余的。自然科学教育似乎并不需要关心科学的过去。
自然科学教育受科学进步观念的影响,科学史的内容难以走进科学教育。“现代科学的巨大宏伟的大厦,或许是人类心灵的最伟大的胜利。但是,它的起源,发展和成就的故事却是历史当中人们知道得最少的部分之一,而且我们也很难在一般文献中找到它的踪迹”,[3]学生对历史的了解不外是战争、政治和经济。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多也只有片段零碎的点滴知识。“他们(指学生—引者注)看到了皇帝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情演说。”[4]可是,学生并不知道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自然界的历史,不知道科学的发展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不知道科学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不知道“科学的历史在其广义的形式之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史。”[5]
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和数学的教育存在权威主义的教学方式,科学知识以“固定在概念框架中的绝对正确的体系形式表现出来,而不允许讨论,问题——情景的背景永不予陈述,有时已经难以追踪了。科学教育——按照分割技术而被原子化了——已经退化成了科学的训练,难怪它使得那些批判的头脑感到沮丧。”拉卡托斯所说的“问题背景”主要是指科学原初产生的过程与历史背景。这里实质上已明确地指出了自然科学教育对科学发展历史的忽视。自然科学教育以让学生掌握真理为指向,而忽视了真理发现的过程。
教育追随时展的性质、以为“知识”可以用现成的方式直接传递给学生,这种教学认识论强化了科学教育对科学史的遗忘,而仅仅为考试而教的应试教育则使这种遗忘更加变本加厉。教育对自然科学历史的忽视使学生觉得知识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脱离了历史发生过程的自然科学知识变为某种固定和刻板的东西。萨顿认为,年青人是首先欣赏自然科学深刻和优美的人。“但他们先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而他们的头脑本能地和在他们看来是独断专横的教条主义背道而驰。”[6]这启示我们科学史教育符合学生的认识心理,学生不仅希望学习结论性的知识,而且更渴望了解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
二、科学史教育的必要性
科学史内容是人类精神的资源宝库,进行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人性发展。相反,对科学自身发展历史的忽视,导致学生不能动态地把握科学的本质,自然科学中的精神资源不能有效地变成学生的精神财富。
萨顿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他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在萨顿看来,科学史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7]所谓的“永恒的内容”就是指科学中的精神资源。萨顿对科学史的这一概括反映了科学发展史所富含的精神资源。丹皮尔曾形象地说:“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8]丹皮尔透过人类思想发展历史的纷繁表象,认识到了自然科学在解放人的思想方面的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成长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与愚昧、迷信、巫术、教条斗争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概言之,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是与迷信斗争的历史,是与错误和非理性作斗争的历史,是人类追求真理并逐渐接近真理的历史。人类在发现客观真理的同时,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也获得了发展。科学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心灵境界的提升。让学生学习和理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是开发自然科学教育潜在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
让学生理解自然科学的起源与历程,有利于他们从历史维度去把握科学的本质。美国学者认为,科学史的教育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探究和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历史实例的介绍可以帮助学生看到,科学事业是充满人性的。令人寻味的是他们在科学内容的标准中,把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本质连在一起。“科学的历史和本质”这一标题的含义是,要深刻理解科学的本质,必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学生可以领悟到科学的本质。通过科学史的学习,理解科学的过程与本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理解所有的科学观念都不是最终真理,在原则上要接近变革和改进。但一些基本的概念已经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的证实,在未来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其二,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理论模型和数学模型来构造和检验对自然的解释,当遇到与已有的解释不一致的新的实验证据时,就要改变关于自然界的概念。其三,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缺乏大量实验性和观察性证据,科学家们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是正常的,不同的科学家可能会公布不同的实验结果或者从同样的数据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科学家会认识到分歧并努力消除分歧。其四,对已公开的科学研究成果加以评价,包括审查过程、检验证据、找出错误推理,对同样的观察结果提出另外的解释。尽管在现象的解释、数据的分析或者对理论的价值等方面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提出问题、对批评作出回答和公开交流依然会受到欢迎。
学习科学史,有利于认识自然科学的人性内涵。萨顿认为,一旦让学生理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就会显示出它的人性,而且极富人性。学习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评价、欣赏科学事业,激发探索科学的热情、勇气与欲望。“英雄们一砖一瓦地建造了科学大厦,
他们经受多少痛苦和斗争,表现出多大的坚韧不拔?这些事情,如果青年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不是将以更大的勇气和热忱工作么?不是将对科学怀有更深的尊敬么?不是会更加渴望进行某些不谋私利的研究工作么?或者,至少,如果他们看到科学事业在接踵而来的困难中完成、并曾分享欢乐与陶醉,不是会更好地评价全部科学事业的伟大与壮丽么?”[9]在伪科学与反科学发展史:有待开发的教育资源科学盛行的环境里,认识科学内含的人性很有现实意义。
学习科学史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科学进步的历史是科学批判的历史,“向学生详细追溯一项发现的全部历史,向学生指明在发明者道路上经常出现的各种各样困难,以及他怎样战胜它们、避开它们,最后,又怎样趋近于那从未达到的目标,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适于启发学生的批判精神、检验学生的才能了。”[10]学习科学的历史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一些科学的基本概念。“对过去的研究能够保证我们很好地把握最根本的东西。当我们不怕麻烦,考察人类达到一个概念所克服的全部困难和牵涉到的全部错误,一句话,考虑到概念产生以前的全部历史,那么,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就更加清楚了。”[11]“如果学生们的记忆中保留某些生动事实的话,那些抽象真理(以不断增大的数量印在他们的头脑中的)不是更容易记住吗?”[12]
不仅科学史上的成功与成就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科学史上的挫折、失败、错误也不乏教育的价值。“仅仅赋予历史全部启发价值还不足追溯人类意识的进步。还必须回忆那些曾经阻碍历史进程的倒退、突然停顿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错误的历史特别有用: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真理的进步,还能帮助我们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错误,最后,因为科学上的错误具有一种相对的性质。今天的真理明天或许要被重新考虑,如果不完全错,至少也是很不完全的了;而谁又知道昨天的错误明天会不会变成近似的真理呢?类似的复归经常发生,历史研究的结果常常迫使我们景仰尊敬那些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被误解、被轻视的人们。”[13]科学发展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探索活动固然具有教育价值,但那些曾经努力过的一些求索者,尽管没有获得大的成就,却为他人的成功提供了经验教训,他们同样值得景仰。
三、科学史教育的可能性
基于科学史教育多方面的价值,科学史内容已越过教育的边界走进科学教育的领地,重视自然科学史的教学,已成为国际上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国的哈佛物理教程就“犹如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教师,在讲述一个连续的故事情节那样,把物理学是如何通过理论、实验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他们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考的方法。”[14]在美国的2061计划中,科学教育的内容选取了科学史上十个意义重大的发现和变革,旨在说明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和影响。这十个范例的主题是:行星地球、万有引力、相对论、地质时代、大地构造、物质守恒、放射性和核裂变、生物进化、疾病性质和工业革命。2061计划的制定者认为,科学史上意义重大的发现和变革这些实例,既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有显着的文化特色。“伽利略提出的理论,改变了地球中心论;牛顿定律,即用来解释天体和地球上物体运动的定律;达尔文通过长期观察各种相关的生命形式,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赖尔认真地核实了地球的长得难以置信的历史;巴斯德证实了传染病是由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的微生物引起的。在西方文明史中,这些历史篇章为西方文明中各种思潮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15]《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同样把科学史作为科学课程的内容,对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不同年级的儿童在科学史教育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即使对幼儿园的孩子,也要求通过各种活动理解科学史的内容,如理解作为人类奋斗目标的科学,把科学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的奋斗目标,而且没有终结性,鼓励儿童献身于科学事业,而且自信能够做出贡献并获得乐趣。“学生(指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引者注)通过历史学习一些科学探究方面的重要事情和着名人物,这些知识可以为接受后来将介绍的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方面的复杂概念奠定基础。小学教师可以借助短篇小说、电影、录像和其他例子介绍一些对科学作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有趣例子。要求学生通过这些故事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注意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采用的研究程序和众多个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可以阅读体现这一标准的主题(科学是人类的奋斗目标)的故事并讲给别的同学听”。[16]美国学者认为,在学校的科学教学计划中应该包括科学史的内容,借以阐明科学探究的不同侧面、科学的人性侧面以及科学在各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学习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认识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动态画面,历史地把握科学事业的本质特性,深刻地理解科学与人的存在之关系以及科学的发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在《美国2061计划》和《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表达了科学史教育的主题思想,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需要理解,科学是它的历史的反映,科学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事业。让学生理解科学探究活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将获得更大的发展。让学生懂得学习科学不分男女、种族和文化背景,每52科学发展史:有待开发的教育资源一个儿童都可以通过科学教育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促进精神世界的发展。
不少人会认为现在的科学教育内容已够多了,若再增加科学史方面的内容就会进一步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其实,这是一种源自机械思维而形成的误解,我们来设想一下,有两个地理教师,一个是教英国地理,另一个是教世界地理。前者对后者说:“我毕生研究英国地理,尽管如此,我每天还学习新的东西。你怎么竟敢教全世界的地理?”这位英国地理教师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世界地理是一个比英国地理更大的学科,内容太多,无法教授。其实,两个学科都是无边无涯、不可穷尽的。上述比喻启示我们,在自然科学教育中进行科学史教育是可能的。增加适量的科学史方内容并不必然会加重学生的负担。美国的科学教育都包含有科学史方面的内容,然而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不比中国学生重。当然,自然科学课程的整体结构需要适当的调整。
科学史教育的可能性引起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其一,现有的科学课程中,结论性的知识是否太多,是否有必要删减和重组科学的基本概念体系,科学课程体系是否需要从历史维度上加以考虑,把科学探究的本质与科学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其二,科学史内容在教学目标上有何具体要求?如果是一定要学生记住科学历史上的一些细节,而且考得很细,那无疑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应 该说,科学史教育并不是要把科学史这颗古老的知识之树上的枝枝叶叶都传授给学生。科学史不是对科学历史的简单回忆。简单的回忆“无非是无限数量的考古材料的堆积而已”。
四、结 语
在我国的自然科学教育中,科学史的教育价值已逐步引起注意,对科学史的教育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如,有学者认为,“通过学习物理学史,不论是开展德育渗透,提高学生素质,还是活跃思想,进行科学方法训练,培养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都有积极意义。”[17]他们认为,科学史教育的价值,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提高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等;影响人的道德素养和个性,如无私奉献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顽强拼搏的作风,追求真理的勇气,敏锐的洞察力,求知的好奇心等;培养创造性思维。笔者认为,自然科学教育应打破历史事实的硬壳,展现科学历史事实内在的精神价值,凸现自然科学对整个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影响,通过科学史教育,展现自然科学所蕴涵的理性精神与求真意识、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以及公平精神与宽容意识,使学生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密切关系。概言之,科学史的教育需要与科学的本质、科学内含的人性、科学固有的精神力量联系起来,而应避免对大量历史信息的记诵。
在一个重视考试的文化环境中,科学史的教育很容易滑向对科学历史事实细节的记忆。学生学习科学史内容应该知道一些事实,但科学史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记住这些历史事实。萨顿认为,学生学到了科学发展史中的事实,而丢掉了精神实质,这比单纯的无知更令人生气和沮丧。对此他批评说:“他们细心收集了全部外壳,而丢掉了种子”,[18]科学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理解科学的精神,说明科学发现的内在意义,说明科学的深刻人性,而不仅仅是科学发现的外在用途。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根本的部分,科学的技术成果一目了然,但其所蕴涵的纯粹的人性就容易被遮蔽。科学史教育应把目的与重心置于科学对人性、人的心灵、人的思想解放的影响上面。“历史实例的介绍可以帮助学生看到,科学事业是富有哲理的,是社会性的活动,是充满人性的。”[19]总之,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学生可以领悟到科学的本质、科学的人性以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学史教育不仅必要,而且也有极大可能。科学史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它的教育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开发。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C] .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340.
[2] [4] [5] [6] [7] [9] [10] [11] [12] [13] [英]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M] .商务印书馆,1987.40, 54, 52, 44, 18, 45, 45, 43, 35, 39.
[3] [8] [英] W. 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 1975.1, 28.
[14]曹磊,谭树杰.各国物理教学改革剖析[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98.
[15] [19]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美国2061计划) (美国2000年教育发展战略)(第四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43,163-164.
[16] [美]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S] .武夷山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163.
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3
较早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学编史学问题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L.劳丹(Larry Laudan)。劳丹在其成名之作《进步及其问题》的第一部分中提出“研究传统”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科学进步的一种新模式。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劳丹对科学编史学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之前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劳丹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包括阿伽西(J.Agassi)、库恩(T.S.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在内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史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学哲学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规范指导。然而，在对上述命题成立的分析论证中却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困难。这种逻辑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如果科学史的撰写预设了一种以其作为依据的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得依据它是否揭示出被认为是隐含于在它的指导下写成的科学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证实，那么二者互为因果。劳丹认为，摆脱上述理论困难的唯一途径是对科学史做出“一种虽属基本，但却极为重要的区别，即科学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陈述）之间的区别”[1]。他建议用HOS[，1]指谓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发展本体），用HOS[，2]指谓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述（写定的科学史）。劳丹进一步将HOS[，2]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描述性科学史主要着眼于科学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对科学家曾经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记录、收集、整理和编纂。而说明性科学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则是科学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2]。基于上述划分，劳丹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思想史的性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性等重要的编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的是J.阿伽西和H.柯拉夫(H.Kragh)[3][4]。其中，后者的工作更具代表性。柯拉夫在1987年出版了《科学编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of Science)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章，他首先讨论了“历史”和“科学”的界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科学史的层次划分。柯拉夫认为，历史[，1](H[，1])是指过去发生的实际现象或事件，我们只能有，甚至也将只能有有限的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H[，1]的这部分不仅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而且还受到包括历史学家的选择、描述和假设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直接接近H[，1]，而只能接近由各种原始资料翻译过来的H[，1]的一部分。历史[，2](H[，2])是指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一样，H[，2]的研究对象是H[，1]。在柯拉夫看来，科学观是科学史观的基础。他认为，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对“科学”做出区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第一层次上，科学(S[，1])是指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公式的陈述的集合，这种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是已完成的思想成果；在第二层次上，科学(S[，2])是指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S[，1]是S[，2]的结果。在上述划分的基础上，柯拉夫对科学史做了两层次划分。他认为，HS[，1]是指通过对各种出版物内容的知识（技术）分析探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科学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HS[，2]是指那些把研究重点集中在科学活动同其它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研究，它不是以对以往科学的技术进展作为主要内容，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5]。
劳丹对科学史的两层次划分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将科学发展本体(HOS[，1])仅仅理解为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即科学共同体的某种行为规范，容易产生科学史只是一部思想史的认识误导，从而使人们忽视对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思想演进与文化变迁的相关机制的研究；第二，对科学发展本体的狭隘理解使劳丹进一步认为，对科学发展动力机制的回答应从思想的层面展开，因而也就未对历史说明（说明性科学史）这一层次做进一步划分。柯拉夫坚持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统一性，并将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做了明确划分，这是对历史解释层次认识的深入。然而，由于柯拉夫对科学史研究进行层次划分时忽视了描述性科学史同解释性（说明性）科学史的区分，因此，在逻辑上缺乏应有的缜密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将科学史作以下三层次划分。在第一层次上，即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发展本体(HOS[，1])和科学发展研究(HOS[，2])两部分。科学发展本体是指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全部活动或行为（科学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史研究是指科学史家或自然科学家对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活动或行为的认识、思考及其成果。该层次划分所明确界定的是科学史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人们可以根据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探讨科学史认识活动与人类其它认识活动的区别与联系。在第二层次上，即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将科学史研究(HOS[，2])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两部分。描述性科学史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按照编年的顺序描述在历史上“曾发生了什么”。解释性科学史是把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活动放在特定的问题环境中和社会背景下，揭示科学理论嬗替的规律，阐明科学发展的动因和机制。该层次划分为探讨不同史学方法的功能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研究成果不仅对科学史，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第三层次上，可将解释性科学史划分为科学思想史（内史）和科学社会史（外史）两部分。科学思想史重点研究科学概念、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科学思维的特点和规律。科学社会史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侧面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层次划分对于认识思想史与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 科学史层次划分的编史学意义
(1)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
受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人文史学中科学主义的共同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科学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深层次发掘和详细考证，就可以获得对以往科学发展历程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史观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实地述说过去”，应该“述而不作”。
> 上述思潮的认识论根源是对科学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史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去把握：首先，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上看，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HOS[，1]是人类以往的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动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学史家无法直接面对这些科学活动，他们只能借助对历史遗物和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发掘、整理、分析而间接地推测和述说历史上曾发生了哪些科学活动，科学家又是如何思考的。与科学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家能够直接面对自然界（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借助科学仪器），而且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时间上的可反演性。它进一步保证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可重复性，从而使观察、实验既能为理论建构提供思想材料，又能为假说（或理论）的证实和证伪提供直接判据。其次，从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史学研究的区别上看，科学史以以往的科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科学活动是以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为主线而展开，其成果是科学概念的提出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由于科学思想不具可观察性，科学史家只能依据部分占有的历史资料，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科学家的思想活动，这就更有可能使这种重演一方面夹杂着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色彩，另一方面又可能打上科学史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某些印迹。与科学史的研究不同，其它史学学科或是从政治活动、或是从经济活动、或是从军事活动的角度研究历史，这些研究虽然也要分析人们的思想动机，但思想并不成为研究的主线。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科学史研究中主客体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由于科学思想发展是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统一，当代科学思想部分地包含以往科学思想的合理成份，这是科学史家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思想的基本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往科学家的思想”和作为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史家自己的思想在重演中必然要发生融合，因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科学史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表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与融合性。第二，由于史料的有限性以及科学史家重演结果的多样性，使史实对历史陈述或历史解释的检验具有更明显的相对性。
(2)“史”与“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渗透与融合
将科学史研究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并不是人为地将科学史这一有机整体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以及在具体史学实践中二者渗透与融合的必然性。
描述性科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并按照编年的顺序对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进行客观描述。史实的收集、考证、整理是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经事纬的顺序较为完整地向现代人述说以往科学家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描述性科学史又为解释性科学史对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没有丹麦文献学家海尔伯格(J.L.Heiberg)对阿基米德手稿的发掘，当代人对古希腊数学就不会有现在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重大发现才改变了人们对中世纪科学的看法。在肯定史实的这种基础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人们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而对历史设问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对史料的选择范围和对历史进行陈述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同自然科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负荷规范”。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不受理论或规范影响的、完全中性的历史陈述是不存在的，而脱离史实的理论重建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释性科学史存在的必要性与科学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研究科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它要为人类现实的科学活动服务。为此，科学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表象，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现实的科学活动提供启迪和借鉴。描述性科学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嬗替的具体机制和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及方式，因此，必须在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重建，对科学与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以便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科学。
(3)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
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它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演化、发展。因此，对科学发展的“为什么”、“何以是”的解释和说明就应从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嬗替、思想演变的角度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便使当代科学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合理地选择理论、方法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二是以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科学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愈趋科学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性。
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时曾指出，“对于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现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6]因此，“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件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贯穿其间的这一思想线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7]如果说人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已完结（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的话，那么，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他所研究的思想在当代科学研究中仍在延续，科学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学家思想活动的“活化石”。因此，科学思想史研究是解释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史实而专论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据他的一系列科学实验的事实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描述性科学史是解释性科学史的基础，而解释性科学史是对描述性科学史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史家要从历史的残篇断片中再现以往思想的逻辑，就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同时，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对以往科学思想的认识总是要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结构，而每个科学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结果有可能（或必然）导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史。实际上，就象描述性科学史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述说以往一样，对科学思想的重演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印迹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史进行重建，这些不同的重建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
科学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解说仅仅局限在对思想逻辑的考察，而忽视科学思维结构、倾向同其它社会活动的作用与联系，那么，“科学史研究只能向人们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发展图景。”[8]因此，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说明还必须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外史学派试图以整个文明发生、发展以及文化的演进为背景，研究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在论的编史观不仅批判了近代以记事为主的编史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内史学派历史视野过于狭隘的缺欠。默顿(R.K.Merton)则认为，按编年的框架，以纯经济、政治、文化要素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虽然能向人们展示出科学发展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却难以从微观层次和运行机理上阐明历史总体的深刻变动。他坚持科学发展的社会整体观，主张把科学史的探索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并将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也实现了科学编史方法的重大变革[9]。
将解释性科学史分为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并不是说科学发展就存在两种动因、两种机制，它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的必经阶段。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也必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的整体性决定了对科学发展解释的内在统一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史研究的整体进展。[10][11]
参考文献
[1][2]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67-223.
[3] J Agassi.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1963).
[4][5] H Kra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7]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42.
[8] 刘凤朝.科学编史学的思想源流与现代走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31-35.
[9] R K 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18.
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4
[关键词]科学发展现 中共党史研究 指导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考察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无疑有助于深化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在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开展研究。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1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中的表述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视角更全面，目标更综合。不仅涵盖了经济和生态，更突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形成和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为促进中国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问题。同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总题目，集中地提出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的发展理论。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成熟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质的飞跃，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新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
2 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理论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贯穿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主线，是我国在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历史任务的根本指导思想，掌握了科学发展观，就把握了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的根本。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和领域的综合指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够不断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一句话，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
1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审察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审察和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科学评价和解读中共党史。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随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不断探索并取得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的看到，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失误，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这样的深刻教训。回首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我们必然涉及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要用科学发展观为衡量标准。以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研究中衡量具体事件、人物的重要参照系。同时，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做到科学发展，什么时候就取得成功、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健康，从而社会就得到全面进步：什么时候背离科学发展，什么时候就要碰壁，就会出现失误。因此，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科学评价中共党史。
第二，对中共党史学研究内容丰富、学科发展有重大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史研究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各方面原因，党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党内思想路线斗争、对敌斗争等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研究获得了重大机遇，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同时形成了通史类、断代史类、地方史类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客观地说。还是存在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广阔内容和目前研究领域相对狭小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发展观是一条重要线索。科学发展观从人民群众、发展要求两大方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得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科学结论，充分肯定和准确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科学发展观考察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两部分的内容是人类社会结构统一体，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过去党史研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对于与中共党史有关的人民群众、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的具体状况了解甚少。有鉴于此，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加大对中国共产党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历史的研究，从而拓展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和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2 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当代中共党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既是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考察分析中共党史的结果，同时它又为进一步
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理论指南。要运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国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所构成的科学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有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才能科学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应当把握三点：一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精神实质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依据是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要求发展必须做到为人民发展，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人为本”把当代中国的人本理念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根本动力，把人作为发展的终极价值和根本目的，切实做到依靠人、提高人、尊重人和为了人。二是科学发展，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又好又快，表明党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更加清楚，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思路、模式、途径的认识更加清楚，也充分体现了尊重科学、依靠科学、遵循科学的执政理念。三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按四位一体布局的要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更加注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二，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首先，一定要注意时间、条件和党的工作重心的变化等问题，切忌生搬硬套、机械僵化的运用。比如评价新中国建立前的党的历史时就不适宜用科学发展观来硬套。因为当时党的是革命党，党所担负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主要形式是暴力革命，中心工作是革命，是打碎旧世界的问题。在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笔者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有短时间执政的历史和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毕竟是在小范围内而且面临着各种战争敌人的威胁，当时领导的生产发展主要是为解决战争问题，是为战争和军事服务的。因此，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才更为恰当和科学。其次，在分析评价各种理论观点时，一定要客观、全面。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了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时一定要全面、客观，切忌简单化、一刀切。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党史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党内同志，研究的目的在于急切总结党的历史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因此。强调要从整体观念出发研究党的历史为革命斗争服务。但是，不确定研究的范围和限度。就会使中共党史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因此，既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及有关的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又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自身的发展史，从而使研究有具体的氛围。
第三，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开展当代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要成为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其中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以高水平的党史学理论为指导。肯定科学发展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价值是以肯定唯物史观是中共党史学的指导思想为前提的。科学发展观既是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当代中共党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又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起点，这正体现了理论研究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特点。当然，坚持唯物史观为中共党史学指导思想，并不是说以之代替中共党史学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简单地放到丰富生动的党史材料中去沾附所需的历史材料。其实，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理论，它所提供的只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看法、观点，至于不同时间、空间里发生的历史状况如何科学地去认识、评价。唯物史观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借助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这项工作。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外，中共党史研究还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正确理论，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比如，当今国外史学界流行的众多史学理论，诸如结构史学、即时史学、计量史学、想象史学、心态史学等五花八门的史学理论流派，都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深化了历史研究，非常值得党史研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都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角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党史学要加强学科整合。注重跨学科的对话与沟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独特的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当然，具体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代替不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根本问题的见解是非常科学的，任何具体的史学理论都无法代替它，任何其他的史观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唯物史观明显的优点有两方面：第一，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第二，注意从人类的经济生活、经济关系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根源。这两点就使得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特殊规律、可以启发人类有效地活动的寓文化价值和应用价值为一体的科学学科。而中共党史学自然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完善其学科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同时对研究中共党史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实际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并正确地加以运用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自觉使党史理论有所突破，使中共党史研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5
党的十七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目前,深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县委作了全面安排和动员,派出了督导组.到县史志办指导工作的是县委副调研员*,县广电局党委书记*,让我们的热情的掌声欢迎督查组进进县史志办指导工作!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精华就是四句话.
第一句话: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呢?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句话: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一起来。
第三句话: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各项事业要总体布局,全面推进。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四句话: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正确熟悉和完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把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
学习的关键是要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增强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最重大的题目,是解放思想,转变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工作方法,创新体制机制。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解决题目
解决什么题目,解决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题目、作风题目、方法题目、体制机制题目。
史志办要解决什么题目?
(一)思想观念的题目。
1、要解决“与发展无关,与稳定无关”的旧思想旧观念,树立“紧跟中心,服务大局”的新思想、新理念。
2、要解决“被动应付,无所事事”的老作风、老理念,树立“主动挑战,有所作为”的新作风、新理念。
3、要解决“工资是自己的,工作是别人的”坏思想、坏理念,树立“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味”的好思想、好理念。
(二)方式方法题目。
1、要解决“关门写史”的封闭的工作方式;树立“开门办史”的开放的工作方式。
2、要解决“唯书”和本本主义的千古不变的工作模式;树立“电子化、社会化、产业化”的步步上升的发展模式。
3、要解决“一家办史”的艰难的运作方式;建立“多家参与”的活跃的运作方式。
4、要解决个人素质的“单项实践”的能力结构;培养个人“全能实践”的能力结构.实现个人采访,拍照,编辑,电脑,筹资能力一体化。
(三)机制制度题目
1、要从孤立的党史地方志工作机制转变为“部分立项,项目招标,公司运作,专家把关,深度开发”的新工作机制,打造史志成果大县。
2、要从吃大锅饭,坐大船的待遇机制转变为创新有奖,完成任务有奖,贡献有奖的激励机制,鼓励做事,做好事,做大事,做正事。
3、要探索主编和主任一体制转变为主任和主编及执行主编分设制上来。
四、前段的实践和今后的任务
前段,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史志办已经做了不少探索和实践。
1、早在20*年8月,*就党史地方志工作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认真思考,写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的文章,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对党史地方志工作的新熟悉,提出了党史地方志工作适应科学发展的新观点、新理念。即:
一是要用唯物史观评历史,坚持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观点。
二是要以人为本写历史,夸大按社会化教育的需要,适应人们对党史学习的变化,走快餐之路,走趣味之路,走电子电视之路。
三是要跳出党史抓党史。解决关门写史的题目,走进发展大局和社会中心,首次提出开办中国?*人文网的计划。
四是要用市场理念办党史。解决钱少人少的题目,是不是“市长不给钱,可以向市场要钱”,首次提出了“政府立项,项目招标,公司运作,专家把关,深度开发”的工作机制和理念,向史志工作和成果大县进军。这个文章和理念,在中心、省、市听取部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意见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中心和省委部分提出了“服务中心“的理念。*县史志办按照这个新理念进行了实践。实践证实,这个理念是可行的。
2、20*年10月,在*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之际,实践了《江边有个*县》的市场运作。按照新理念实践,并报县委陈书记同意。《江边有个*县》成为了目前全市最好的先容*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的书,成为*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贵宾礼品,取得了成功。实践证实,这个理念和机制是可行的。
3、2009年3月10日,*县史志办成功开通了中国?*人文网,由县长点击开通.取名人文网的目的,是立足于党史地方志,拓展服务空间,为全县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理念的转换。人文网侧重于人物,以此为平台,凝聚人心,提升人气,延伸人脉,打造党史地方志界招商引资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平台。人文网实现了史志资源数字化、社会化。目前点击率天天300人,是全县小网最高点击率之一。人文网实现了紧跟大局,服务中心的理念,及时为发展中的大事作好记载。人文网也拓展了史志市场支持空间。
4、《*县年鉴20*》改版。重点是关注中心工作。突出主攻产业,集中用彩版体现。成为全市全省最好的年鉴之一。并且在宾馆发行,让进进*县的来宾一眼就能看到*县发展状况.不段开展社会化服务。年鉴即将进村。
5、在改革开放30周年只际,组织了<改革开放30周年*县四次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30周年*县巨变>的文章,帮助全县干部解放思想,进一步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6.在进行文物普查之际,我们根据党史资料整理了21个重要的革命遗迹,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关于调查确认*县革命遗迹的建议>.用党史资源推进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探索产业化的开始.
7、*书记写出专题文章《传承文明,助推发展,把史志工作推向前进》,帮助和支持我们树立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全新理念
过往以来,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所作为,也尝到了甜头,赢得了尊重。这次深进学习实践活动,我们要做好以下事情。
(一)深进学习。
目的是真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一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二要按照规定要求学习;三要联系实际学习;四要学习有笔记;联系有心得;五要严格学习纪律。每次迟到的罚50元.
(二)深进实践。
1、打破旧的不科学的思想理念,破解史志工作发展瓶颈。探索、实践和进一步完善今年推行的部长负责制和主编负责制。
2、创新工作,紧跟大局,服务中心。
实现人文网站的完善,增加大事记(当今),及时记录县委、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加快发展作的努力,年鉴要改版,增加彩版篇幅,开办建国60周年的彩版,大张旗鼓地宣传经济建设。
3、在党史县志编辑中按科学发展观来评历史,来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同一思想,教育后人。
地理学科发展史范文6
关键词： 科学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 内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p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黙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1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2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 ]邱仁宗. 论科学史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的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1）.
[4 ]魏屹东，邢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年）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5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6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分析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5）.
[7 ]江晓原.为什么需要科学史——《简明科学技术史》导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肖运鸿.科学史的解释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8 ]胡化凯. 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的几种观点[J].大自然探索，1998，（3）.
[9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 ] R.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11 ]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2]刘华杰.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哲学研究[J].2000，（1）.
[13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4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5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6 ]赵乐静，郭贵春.科学争论与科学史研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