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1
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转变，从近期看，容易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从长期看，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不仅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支撑，全球的资源也难以承受；从发展的目的看，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年我国经济增长9．1％，呈现出多年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好形势。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许多隐忧，实现这一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高一些)，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2．52亿吨、原煤15．79亿吨、铁矿石3亿吨、钢材2．71亿吨、氧化铝1168万吨、水泥8．36亿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约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34％的原油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
二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能源等的旺盛需求，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去年12月与年初比，钢材综合价格由每吨3590元涨到4349元。螺纹钢由2553元涨到3702元，涨幅达45％左右，焦炭由每吨800元涨到1250元，涨幅达56％。尽管*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仅比上年上涨1．2％，但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已达8．1％，其中11月和12月，分别上涨了11．4％和13％，今年1月份同比又上涨14．1％。生产资料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快速和大幅上涨，首先会挤压消费品等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当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时，必然要通过涨价释放出来。
三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去年原煤产量达到16．67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15％，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使许多浪费和破坏资源的小煤窑死灰复燃。供电紧张地区从*年的lO个增加到*年的21个，而且缺电地区的紧张程度更加严重。由于缺电、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高耗能的柴油发电，又带来了柴油供应的紧张。大量调运资源，又导致了铁路运输吃紧。*年铁路日装车只有6万多车，现在已经达到9万～lO万车，其中一半用于运煤。尽管这几年全球新建铁路的70％在我国，但运力仍然紧张，煤炭运输的请求车皮满足率只有68％。
当前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有大型煤矿和铁路建设发展滞后，一度对电力需求增长估计不够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这里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合理增长的因素，同时也与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没有转变，特别是与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生产和消费超常增长有关。*年，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
增长96．6％、92．9％和121．9％。目前，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5亿吨，在建规模8000万吨，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3．3亿吨，如果再加上各地拟建项目7000万吨，总能力将超过4亿吨，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特别是在建钢材生产能力中，仍有60％左右是长线产品。电解铝在建拟建规模500万吨，*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水泥产量将达到10亿吨以上，也都明显超出市场需求。这些高耗能产业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使电力需求大增，导致电力供应的全面紧张。近两年电力供给是超常增长的，发电量继*年增长11．6％后，*年又增长15．5％，去年投产和新开工的机组均超过3000万千瓦，都创下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火电平均利用小时已达到5760小时，是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全国还是缺电350亿～450亿千瓦小时。从历史上看，电力弹性系数尽管年度之间有波动，但从20年的长周期看，平均是0．81，而去年高达1．67，说明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电力的过度消耗支撑的，显然难以为继。
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近期看，不要说难以维持去年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增长，难度也很大。按经济增长7％测算，今年发电量需要增长10％，新增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小时。尽管发电装机预计投产3700万千瓦，要满足新增用电需要，原有机组平均利用小时还要在去年5760小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形势将更为严峻。按照新增发电要求，需要增加电煤约9000万吨，并相应增加铁路运力4000多万吨，保障难度也比较大。目前煤炭企业总体上已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采掘比严重失调，许多技术水平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小煤矿大量生产，乡镇煤矿产量所占比重已由*年的27％上升到去年的35％。在这种情况下，若产量增加过多，资源和环境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安全生产形势会进一步恶化。铁路运输方面去年各主要干线已满负荷运行，今年铁路运量预计仅能增加9000万吨，考虑电煤运输和其他方面的运输需求，运输供求关系会更加紧张。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在千方百计增加能源、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决遏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动员全社会力量节能、节材、节水。否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弄得不好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
(二)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其中，如何保障经济更加发展，力争2020年实现GDP比*年翻两番，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是基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其他目标也很难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仍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按能源翻一番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亿立方米。仅从满足国内煤炭需求来看，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l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但还必须看到，大量进口海外资源，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风险。首先，全球资源是有限的。据有关资料，全球剩余的可开采化石能源总储量为7800亿吨油当量。其中煤炭9845亿吨，石油1427亿吨，天然气156万亿立方米。极而言之，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充其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进口需求也不是可以无限得到满足的。其次，存在着市场和价格风险。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大量进口还会导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升。*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达到1．48亿吨，占全球铁矿自由贸易量的61％，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由*年底的35美元涨到*年底的100美元，上涨近2倍。由于我国大量进口氧化铝，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由*年底的180美元涨到*年底的420美元，也上涨了1．3倍。三是存在着运输能力的保障问题。有些资源虽然海外有储量的保障，但开采后的运输能力也难以保障。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虽然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需要建设新的港口和铁路，才能保障运出。*年我国大量进口资源，还导致国际市场运力紧张、运费大涨。铁矿石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6．4美元上涨到年底的18．8美元，上涨1．9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氧化铝的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12．5美元上涨到年底的30美元，上涨1．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四是存在着安全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但并不会一帆风顺，涉及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年消费量由上世纪初的2043万吨增加到世纪末的35亿吨，增加了170倍；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由2780万吨、50万吨和6800吨增加到8．47亿吨、1400多万吨和2454万吨，增加了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
进人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看，工业化的过程，是人类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加快积累社会财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钢、铜、铝的消费量不到美国的l／11、1／4、l／7和1／8。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和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据有的专家测算，按15亿人口测算，如果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届时，我国年消费的能源将达到175亿吨标准煤、石油47亿吨、钢6•2亿吨、铜1650万吨、铝3000万吨，全球能源和石油储量也仅够我国消费66年和30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的资源消耗水平，缩短工业化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在*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苟子在其《天论》中就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储量的“本”本来就不强，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问未来，不仅会很快耗尽国内资源，而且全球资源也不够我们消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几个地球资源也不够中国消费，，的说法，也就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只是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内资源储量、地球资源储量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根本转变。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金融均衡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分析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能量，是维持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的关键行业，金融的发展是指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既包括业务形式的变化，也包括企业结构的变化，既有长期的变化，也有短期的变化，金融的均衡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所以一定要保证金融的均衡发展。
1 金融均衡发展的现状
金融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使我国对金融的管理更加规范、严谨，推动了金融业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代表，无论是在管理制度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促进了金融的均衡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金融业中依然存在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
2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
经济可持续增长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两个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每天投入使用的经济资本不会少于后一天产生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当代经济、社会福利的增加的同时不会减少后代的福利。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是指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当前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且在实现当代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确保后代的经济效益也能够持续稳定增长。所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意义重大，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衡量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并且经济的稳定增长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足够的社会经济支持是社会取得进步的重要支撑。
第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和升级。实体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的增长是实体企业实现产业结构以及布局的调整和优化的前提条件，实体产业的结构、布局得到调整和优化可以有效促进实体产业的生产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经济的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金融的发展情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优化金融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3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
3.1金融均衡发展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完善
目前我国金融的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均衡的现象，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当前金融领域中银行占主要地位，而保险、证券等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一些新兴金融活动，由于监管力度不够，违法、违规操作的现象经常发生。如很多的投资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会涉及到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给人们的经济带来重大的损失。强调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使保险、金融以及新兴金融活动等受到足够的发展重视，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优化、完善。
3.2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相互影响
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有明确的相互发展关系，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高，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好，相反的，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差。通过经济行为可以解释为，金融发展失去平衡则会使部分金融领域处于强势地位，部分领域处于弱势地位，长久下来强势金融领域会形成垄断形势，使得服务、业务等金融活动出现不合理的现象，而同时因为弱势金融领域缺少足够的金融监管力度，使在金融活动中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打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加剧金融市场的失衡情况，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不良影响，阻乱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需要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可以提高金融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分析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时发现当前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以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可以更加清楚金融企业以及发展模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效果，促进金融体系的规范化，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3.3金融均衡发展能够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容易实现，但是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取得的成果则很难。金融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并且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当实体经济中发生经济危机时金融市场能够借助自身具有的巨大弹性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中危机带来的冲击力。金融的发展相当于一张网，只有在金融均衡发展时才能使网的各处性能的平缓变化，从而具有强大的抗冲击的能力。如果金融发展不均衡则性能的变化会比较快，并且可能会因为实体经济重大的冲击力而被摧毁。所以，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增加抵抗实体经济危机的能力，从而维持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成果。
3.4金融均衡发展可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关注金融的发展状况，很多的资本家开始由金融体制执行者向制造者转变。金融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能吸引更多人进行交易活动，从而不仅能够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还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4 促进金融均衡发展的方法
为了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完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维持金融的稳定性，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金融市场中参与人员的行为规范，并要加大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执法力度，严厉惩治扰乱金融正常运行的个人或单位。
第二，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以便金融机构对个人或单位进行信用考察，并且能够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率，提高投资机构的经营水平，加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化，维护双方的权益。
第三，建立风险预测以及防范措施，使得在发生金融动乱时能够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减低经济损失。
5 结束语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实现金融的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能有效维护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成果，对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深入研究金融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能够我国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于2007年首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且期间被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系统研究而理论化，经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强调后，成为国内学界、政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分析的焦点和争论的热点，且广泛见诸于旨在减少不平等、贫困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领域。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及社会体制转型的内在要求，更是一种实现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增长的全新价值理念。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后，逐渐引起国内学界、政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关注，目前这一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甚至焦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并不能推动其向高收入阶段攀升，增长机制和发展路径被低端锁定，进而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一般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频发等主要特征。在经过30余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快速发展后，中国于2010年就已突破世界银行当时最新调整的中上等收入的标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发展阶段上，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将经受更多的风险挑战，而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便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
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两个学术热点和政策焦点，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两个重要理念。包容性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涉及到统一、系统分析这两大重要理念的问题。
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及本质特征
（一）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增长理念，虽受到普遍关注、认可甚至接受，但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概念，即人们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认识和定位存在显著不同，这是因为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维度、观察现实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一般皆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及其从事这两者活动所应需的“机会平等”的一种探索，因此“参与”、“分享”及“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两者互促机制的高度概括和深度归纳，是对两者“质”的内在统一性的充分肯定。基于治理贫困的角度出发，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平等，公平获得和参与增长的机会，合理共享增长成果，拒斥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包容性”意味着“质”的公平，而包容性增长中的“增长”则意味着“质”的效率。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动关系的内在包容性。若无“质”的公平，单单依靠形式上的公平难以包容、整合及协调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力量，更不可能实现效率的“质”的提高。只有包容性的“质”的公平才可以彻底调动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发展潜力，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适度、稳定增长。同样，若无经济的持续、有效、优质增长，社会公众将被锁定于共同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质”的公平，因此只有效率的“质”的增长，才真正可能为“质”的公平提供支持（张峰，2011）。
（二）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成果被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和“共享”：
一是增长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和内在前提。包容性增长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其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环境友善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充分就业的增长以及公平、均衡、广泛的增长于一体。
二是包容不仅是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其强调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谐。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有最广泛的容纳和吸收之意，即在考虑过去经济增长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础上，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顾各方发展愿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增长利益诉求、保护社会公众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仅重视公民权利、社会排斥问题，即认为贫困群体不应因其个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异而被歧视和排除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而且意味着在通过帮助提升最广大人民参与能力的基础上消除其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羁绊，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三是机会平等则强调受贫个体或群体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体制障碍及社会歧视的阻碍。从这种意义上讲，包容性增长也是强调实现公平、正义的增长、机会平等的增长、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增长、解决好民生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
（一）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向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
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依靠劳动、土地、资源、能源等初级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阶段转变。根据国际经验，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力、土地、资源及资本来推动，此时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可以使一国及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进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进入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中后期，一国及地区若仍依靠劳动、资源及资本等初级要素的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一系列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限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甚至稳定性，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的巴西、阿根廷和北美地区的墨西哥在1950-1980年间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等初级要素驱动，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动力无法实现向技术、知识、品牌等高级要素驱动的阶段转变，GDP实现年均增速分别只有2.2%、1.7%和2.7%（马晓河，2011）。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且中低阶层收入水平低，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公平性重视不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财富日益向富人集中，致使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导致产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甚至抑制，进而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低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便是在社会总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规律同样成立。因此，一国及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增加中低层次居民的收入，以刺激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地区普遍不太重视收入的公平分配，长期忽略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分享和公正性获得，经济发展成果难以惠及普通大众，收入水平差距居于世界前列。拉美地区从1970-1995年间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59下降到1982年的0.54，然后上升到1995年的0.58。其中，巴西占城市5%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30.3%上升到1980年的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比重由1970年的16%下降到1980年的13.1%；巴西占农村人口5%的贫困人口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14.7%，而最富有者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44.2%（马晓河，2011）；巴西1960年与199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和0.6，1999年占总人口1%的富者占有社会财富总额的53%，而20%的贫困家庭只具有2.5%的社会财富。
（三）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流动性不足甚至停滞，致使社会阶层严重固化
社会流动性不仅是保证资源平等竞争、公平分享进而调动普通大众主动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极创新、创造及创业的基础，而且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备条件，但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而政府政策也缺乏长期性甚至稳定性，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漏洞垄断经济增长成果，且通过各种途径限制、阻碍普通大众所要求的在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传统习俗及权利分配等方面进行改革，甚至利用所掌控的权利出台法律、法规及政策把某些具有过渡色彩的体制固定化，限制社会流动性和锁定利益结构，进而致使动态的不平等，以从中牟利（蔡洪滨，2011）。这最终必将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巴西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为0.59，这说明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严重缺乏，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数一般为0.40以下，而秘鲁、智利及印度尼西亚的代际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指数分别为0.66、0.60及0.55（孔泾源，2011）。
（四）既得利益集团强化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阻碍政治、社会体制变革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会整合错位而产生的较稳定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曾经是旧制度的改革者，却是现有过渡色彩体制的捍卫者，其一般会通过各种途径在资源配置、行政垄断、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既得利益结构和锁定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巨额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源，甚至影响、控制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杜传忠，2011），更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同盟”，实现权利与资本的结合，常常对触及自身利益改革的措施和公共政策，尤其是对包括消除垄断在内的事关公众福利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有意或无意的抵触甚至阻碍其出台。
用“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普通大众及社会阶层之间难以得到公正、公平及合理的分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便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指导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视角。
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基础是平衡发展观、公平发展观及全面发展观：就平衡发展观的理念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在完全放弃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汲取平衡发展的理念，进而陆续限制甚至缩小贫富、区域、城乡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差距，以视平衡增长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就公平发展观的思想来讲，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以往30余年竞争体制、竞争机会、竞争机制上不公平的纠正。包容性增长所涉及的核心是公平与合理之间的问题，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及分享其成果。就平衡发展观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一国或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应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于一体，而不能顾此失彼（赵海均，2010）。显然，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30余年单纯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而忽略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建设的失衡发展战略的纠偏，其理念的起点与终点就是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恰好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问题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目前，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诸如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消费需求严重缺乏、社会流动性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加大、资源能源与环境约束、体制机制政策变革滞后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和及时解决将有可能致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从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机会与权力平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三个方面对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因素进行研究。
（一）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
包容性增长要求机会与权力平等，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中国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及其相关制度建设，导致政府将主要财政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进而造成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分别在国民收入和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及消费与可持续增长的缓慢、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和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从而阻碍机会、权力、规则及分配等社会公平系统的构建和完善。机会与权力不等引致的阶层“路径依赖”效应正不断侵蚀弱势群体的微薄收入，使其日益被边缘化。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核心便是机会与权力的公平与平等，即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 给予社会成员更多、更公平、更均衡的发展机会。作为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反映，机会平等原则涵盖竞争权利、拥有条件、机会实现过程等方面的平等，而机会不公则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和社会和谐的侵蚀，这不仅导致经济资源的低效甚至是无效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而且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相悖。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对权利同质、机会均等及公平竞争特别是对中低收入者的共享权利有更高要求。包容性增长认为产生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的背景差异和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减小由个人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此理念下，包容性增长强调要建立相关保证公平获得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制度，提供更为广泛的机会，实现平等的增长。
另外，实现包容性增长除要求机会平等外，还要求把机会公平与权力公平、规则公平及分配公平紧密结合起来，这需破除既得利益者的羁绊，加速社会公正改革的进程。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高速、稳定、长期增长，也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及权力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
（二）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于解决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思想对中国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部分底层群众的快速脱贫致富起过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此时需“先富带后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理念，以便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因基础条件的不同、政策支持力度的迥异，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陆续加大。尤其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东部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呈现的区域差异问题日益显著，且此种系统的整体性不平衡、不均衡、不协调现象正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为社会的其他领域，甚至加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包容性增长要求实现经济社会更全面、更协调、更均衡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增长互相协调、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及科学增长，其在内容上注重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两个基本理论层面。包容性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弱化甚至克服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瓶颈因素：其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地区及产业和行业的包容分别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弥平地区发展差距、创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发展，并进而降低因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增长所导致的资源与环境成本过高。据此，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执政要求一脉相承，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
（三）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共享性，其重点是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即社会所有成员或各阶层能根据适合自身的方式参与经济建设，也能从中公平、公正、平等、合理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即“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或“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或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具体而言，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在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合作和民生发展，让全体国民皆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劳资合作而言，应以劳资合作为抓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劳资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且密切相连，而劳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应健全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协调机制，调整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加强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寻求劳资合作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形成共存共荣的劳资伙伴关系，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民生发展而言，应以民生建设为重点，努力让全体公民皆有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政府要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充分供应包括教育、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在加强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之间彼此协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使社会公众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进而保证群众获得基本的经济、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张峰，冯海波.“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J].宏观经济研究，2010（11）
3.蔡洪滨.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性[J].比较，2011（2）
4.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4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索罗模型；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惯性运动；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7-0016-07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贡献是对经济增长稳态性的分析，修正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关于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存在但不稳定的结论，以及搭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其主要缺陷是实现经济稳态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等于零（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和人口增长的条件下）。为克服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缺陷，谋求稳态经济的正增长率，孕育并产生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也掩盖了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重要内涵，忽略了对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进一步研究。
笔者在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思考中，重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有了新的认识，并试图将思考中的认识一一阐述，以期能与更多的学者共同探讨和研究。
二、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回顾
1.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推导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路为：经济增长决定于总产出增长，产出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所以产出长期的动态变化由要素的积累情况决定。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资本存量的变化是解释经济增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假设社会总储蓄函数为s=sY，s为储蓄率，Y为总产出且为资本K的函数[Y=F（K）]，S为总储蓄，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I；假设生产规模报酬不变，且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可以表述为资本存量的变动量等于投资减去折旧，用人均量（小写字母）表示的公式为：
k=sf（k）-δk
其中，k为人均资本的变动量；sf（k）为人均储蓄，可以转化为人均投资（i），即i=sf（k）；δk为人均资本折旧；δ为折旧率。公式表达的内涵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量等于人均投资减去人均资本折旧。
人均资本的变动量由两种相反的力量决定，新增人均投资[i=sf（k）]使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增加，折旧（δk）使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减少。因此，当投资大于折旧时，即sf（k）>δk，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增加，人均资本存量（k）增加，人均产出[y=f（k）]增加；当投资小于折旧时，即sf（k）0，或k
2.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
一个经济最终总是走向稳定状态，因为“无论经济初始的资本水平如何，总是以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为结束”。换句话说，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终点和归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增量（k）来源于储蓄（sf（k）），而储蓄（sf（k））是由没有消费掉的总产出直接转化而来，资本与产出的关系赋予了资本两大特点：“一是边际生产率递减；二是边际生产率递减意味着边际成本递增。因此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为了增加相同单位的资本所需要的成本是递增的，并最终增加到无穷大，因此是不合算的。所以，能够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体最终会放弃继续资本积累的努力。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技术特点保证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零的结论”。从动态的角度看，生产资本的技术特点也保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终点和归属。因为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量是递减的，所以起先的资本投入会创造较大的产出，产生较大的经济增长率；随着资本增加，产出递减，经济增长率下降，直至增长率为零，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
三、对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五点思考
1.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运动与物体惯性运动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物体的惯性运动相契合，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世界上一切运动的事物都有共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物体运动最直观，与人类生活最密切，所以科学家一般最早认识物体运动的规律和特征，并通过实验给出明确的定律。其实物体运动只是所有运动事物中的一种形式，从物体运动中总结出来的运动规律和特征同时也是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征。经济运动是运动事物中的另一种形式，经济运动与物体运动有相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物体的惯性运动具有相同的特征：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保持原有的静止或运动状态不变。
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原有静止或运动状态不变的特性，物理学将这种物体固有的属性称为惯性。惯性定律（牛顿第一定律）则阐明物体的运动规律，其表述为：“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因此，惯性定律揭示了只有通过外力克服物体的惯性，才能改变物体原来的运动状态；同时明确了物体运动与力的因果关系，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按照惯性定律可以做以下分析：当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总是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如果原先静止就保持静止不动，如果原先运动就按原来的速度（大小、方向都不变）做匀速直线运动；当物体受外力作用（外力克服物体的惯性）时，物体改变原来运动状态作变速运动；一旦物体与外力相脱离，物体将按外力消失时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如果外力消失时物体静止就保持静止，如果物体运动就保持此时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以发射太空飞行物为例：火箭未发射时，飞行物保持在地面静止不动；火箭发射，飞行物在火箭的推动下升空，以图1的实线曲线表示；当火箭将太空飞行物推进到预设高度H’和预设距离S’（图1所示），火箭脱离飞行物，飞行物在没有外在推动力的情况下，按火箭脱离时的速度在太空中匀速飞行，以图1虚线A表示的箭头方向飞行。以此类比，可以得到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特征与脱离火箭时太空飞行物的运动特征相似。
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均资本的增量是经济增长的外力，犹如太空飞行物情景中的火箭推动力，没有资本增量的增加，人均资本与人均产出（犹如太空飞行物）保持在原点不变。随着人均资本增量的增加，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量也不断增加（犹如火箭升空带动飞行物上升），以图2中的生产函数曲线y=f（k）表示；一旦进入稳态状态，人均资本增量在运动中为零（犹如火箭脱离飞行物，外力消失），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按资本增量为零时达到的量y’（犹如预设的高度）和k’（犹如预设距离）在时间t方向上作零增长运动（直线匀速运动），以图2虚线A箭头方向表示。显然，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太空飞行物脱离火箭后的匀速飞行一样，都是外力消失后事物保持原有的匀速直线运动：惯性运动。前者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后者是物质形式的惯性运动。所以，笔者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称为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
2.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惯性定律
用物理学的惯性定律解释，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低碳经济相契合，符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运用物理学的惯性定律，参考人类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到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运动的经济内涵。
第一，保持惯性运动，外力为零，能耗零增长。根据惯性定律：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可知物体惯性运动时，外力为零。物体惯性运动不需要外力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的内涵，就是每年保持经济总量相同的运动（经济增长率为零）不需要额外增加外力，即人均资本增量为零，可以引伸为投入要素零增长。稳态经济零增长时投入要素零增长，在满足社会和居民现有需求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投入零增长，是一种经济合理的运动形式。
第二，利用惯性可以节能。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会利用惯性达到省力的目的。例如下坡时车辆关闭油门照样前行，火箭发射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节省发射的推动力等等。利用物体惯性运动省力的原理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的内涵，就是每年保持经济总量相同的运动（经济增长率为零）不仅不要增加外力，甚至可以省力，实现要素投入负增长。因为在重复的经济运动下，人们在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可以更加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和减少浪费，在技术水平没有提高的条件下，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显然，在满足社会和居民现有需求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运动形式。
当今世界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日益恶化，依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的生产方式日益受到制约。所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在惯性运动中投入要素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与低碳经济的核心理念相契合，符合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稳态经济零增长所达到的经济总量能够满足人类正常的需求时，要克服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和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充分利用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惯性运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3.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惯性属性
用物理学的惯性属性推理，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应该优先考虑小经济体。一切物体不论它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都具有一种维持它原先运动状态的性质，这种性质称为惯性。惯性是物体本身固有的一种属性。从惯性的属性，可以得到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经济内涵。
第一，克服惯性需要能耗。根据惯性的属性，外力是物体改变原有运动状态的原因。因此，让静止物体动起来，或让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改变速度和方向，需要外部注入能量，成为克服物体惯性的推动力。同样要改变经济运动的原有状态，要求其加速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或减速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都需要通过外部能量的介入，即通过生产要素的增加或损耗改变原有状态。所以，经济运动一旦进入了稳态零增长时，要实现经济正增长，需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即使让经济负增长，理论上也需要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去拆除一部分生产设施。虽然现实中不会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去拆除生产设施，而是让其闲置，但是闲置的生产能力是损耗，与制动的能耗意义相同。如果稳态经济零增长所达到的经济总量不能满足社会和居民基本的需求，增加要素投入，实现加速经济增长就成为必要；如果稳态经济零增长达到的经济总量能够满足社会和居民基本的需求，是否还需要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加速增长，就必须考虑要素投入的代价。
第二，惯性越大，克服惯性的能耗越大。物体惯性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运动的状态越难改变；质量小的物体惯性小，运动状态容易改变。改变大质量物体的运动状态就需要更大的外力，注入更多的能量。同理，经济运动中的经济体（GDP）越大，惯性越大，要实现其增速或减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损耗也会更大。由此得出结论，在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条件下，小经济体会比大经济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三，利用惯性的大小分门别类。由于物体的质量大惯性大，质量小惯性小，所以，利用惯性可以对不同质量的物体进行筛选和分门别类，例如农村的扬场将砂石、粮食和粮糠分开。同样根据经济体的大小分门别类，可以推知在要素投入数量相同经济增长更快的地区或区域，以便对国家的不同地区和区域实施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
综上所述，经济运动与物体运动具有相同的运动规律，只有依靠外力克服惯性才能改变原来的运动状态，或加速或减速。经济体越大惯性越大，克服惯性改变原有的运动状态需要注入的外力就越大。所以，在投入生产要素相同的条件下，小经济体增长速度更快、经济效率更高。将改变经济运动状态需要增加要素投入，且经济体越大，投入要素越多的原理运用到我国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笔者认为：面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小的省市主要在中西部，应该制定优先发展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平衡，而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4.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学原理：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由此推出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也是下一轮经济增长阶段的开始，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连接着两轮不同增长方式的经济增长阶段，肩负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
从长期的经济运动看，一轮经济加速增长一定与特定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有关，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直至到达均衡状态：稳态经济零增长。再次开展新一轮的加速增长前，必须出现新的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新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就决定了稳态经济零增长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段。
在这个时段中新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一旦形成，新一轮经济加速增长开始。新一轮经济加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又会遇阻，将再次进入稳态经济零增长，依次类推得出长期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呈阶梯状（如图3），横线为稳态经济零增长阶段，斜线为特定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加速增长阶段。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经济加速增长反复交替出现，每一次交替出现的加速增长都是对前一次加速增长方式的变革，稳态经济零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过渡期，连接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阶段特殊的任务：技术创新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国变经济大国为经济强国的出路就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5.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缓和社会经济矛盾
经济零增长率连接着两轮不同增长方式的经济增长阶段。肩负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缓和社会经济矛盾的重任。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经过一段经济高速增长后达到的，是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或终点。高速经济增长之所以结束，除了上文阐述的生产技术特点的原因外，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也会促使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尤其是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是在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经济矛盾也会积聚。矛盾激化不仅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甚至社会动荡，“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例证。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拉美地区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腐败现象严重，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制度受到挑战，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几经反复，至今还未跨人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经济零增长阶段不仅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枯竭之时，也是社会各种矛盾集中和激化之际。要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在生产力层面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关系层面上需要缓和各种社会经济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均收人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但20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社会经济矛盾显现并加剧。由于经济增长初始过度关注经济效率，忽略分配公平，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围绕财富分配还出现其他问题：如非法占有财富——；过分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社会公共服务品缺失等，由此又衍生出精神、伦理道德和管理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如信仰和诚信缺失、自私自利泛滥、公信力下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和缓和社会矛盾非常重要。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来时，我们不妨遵循经济增长规律，让经济增长软着陆，在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利用经济增长缓慢的平台，把国家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着力解决各种突出的社会经济矛盾。只有在各种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有序、社会和谐、居民安定的前提下，才能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四、结语
经济学一般将均衡作为经济运动的理想状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达到均衡时的表现，是经济运动的理想状态。但是，为什么零增长率是理想状态呢？笔者认为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与物质的惯性运动相同，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惯性运动赋予零增长率的运动经济、节能，是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成为理想状态的根本原因。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是惯性运动，改变惯性运动实现经济正增长需要增加要素投入，要素投入多少服从惯性属性定律，实现同样的增长，经济体越大投入越多，经济体越小投入越少。
用长期动态的方法分析，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轮经济增长结束，也是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连接着两轮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两轮经济增长的过渡期，肩负着调整、转变的重要责任。调整与缓和前期经济快速增长时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为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好准备。
上述研究结论告诉我们：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不可怕，相反，如果人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层次，可以适当延长经济低增长的时间。第二，经济低增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社会经济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三，启动或加速经济增长应该选择经济体小的地区或区域。
参考文献：
[1]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181-183.
[2]赵峰，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批判性回顾[J]，当代经济研究，2009，（8）：21-25.
[3]黎德福，玖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一个重新表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7，（4）：37-50.
[4]张越，徐在新，物理（九年级义务教育课本八年级第一学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75-77.
[5]袁富华，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8）：79-89.
[6]肖文燕，国外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策略选择及对中国的启示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6）：108-114.
[7]代谦，李唐，技术传承方式与长期增长：对传统中国增长停滞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10，（6）：143-158.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6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