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1
一、基本情况
阳谷县地处鲁西平原，黄河北岸，属聊城市，位于聊城市南部，冀、鲁、豫3省交界处，京九铁路穿境而过。全县面积1065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3个办事处、875个行政村。总人口78.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8.55万人，占总人口的87％，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31.86万人，剩余劳动力总数19.53万人，耕地面积89.89万亩。
二、产业发展与经济状况
2008年全县生产总值130.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4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76.7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1.73亿元，产业比重为17.11：58.65：24.24。财政收入为2.27亿元，人均收入589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018元。在农业就业入口中年龄段为36～50岁的居多。占56％，工业就业人口中16～35岁年龄段的居多，占60.7％，社会服务业就业人口中年龄段为36～50岁的居多，占52.2％。阳谷县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59个，其中紧密型的41个，占到大多数，有各种农技服务组织335个，其中国有45个、民营290个，民营组织已经占到大多数，说明农民已经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合作进行生产。
全县农业主导产业为种植业、畜牧业，农业总产值43.47亿元。粮食播种面积131.4万亩，年产量60.06万吨；蔬菜面积达32.36万亩，年产量135.52万吨；大牲畜、猪、羊、家禽出栏分别达7.8万头、48.75万头、46.35万头和5123万只。工业以铜及铜制品加工、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化工产业为四大主导产业。2008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158家，工业总产值达314.28亿元：商贸旅游业为社会服务业主导产业，2008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64亿元。旅游收入1.2亿元。
三、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现状
(一)本县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情况
阳谷县现有各种职业教育机构7家，其中公办5家，分别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阳谷分校、阳谷县职业中专、阳谷县第二职业中专、阳谷县第三职业高中、阳谷县劳动技校，民办有2家，分别是兴华技校和魁星技校。全县职业培训机构共有教师524人，年培训规模5000人以上，中等职业教育1500人以上。分别开设了种植、畜牧、机电、电气焊、缝纫等16个专业。
1.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阳谷分校为农业部门主办，是全国育才兴农百强示范校，以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农民科技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导性培训为主。现有培训教师20人，年办学经费18万元，教学设备价值23万元，校舍面积300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10万平方米。
2. 三所职业中专、高中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为主。侧重于工业类职业教育，升入对口高职的占20％左右，同时开展各类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培训。其中，县职业中专现有教师189人。年办学经费463万元，教学设备价值890万元，校舍面积3.8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5.7万平方米：第二职业中专现有教师123人。年办学经费313万元，教学设备价值630万元，校舍面积2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3.6万平方米；第三职业高中现有教师86人，年办学经费220万元，教学设备价值320万元，校舍面积1.8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3万平方米。
3. 县劳动技校为劳动部门主办，主要以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技能为主。侧重于工业及服务业类技能的培训。现有培训教师50人，年办学经费190万元，教学设备价值470万元，校舍面积2.6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4.3万平方米。
4. 兴华技校和魁星技校属社会力量办学机构，主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培训时间短、中、长相结合，转移就业率比较高。其中，兴华技校现有教师26人，年办学经费180万元，教学设备价值310万元，校舍面积1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1万平方米：魁星技校现有教师30人，年办学经费210万元，教学设备价值360万元，校舍面积1.3万平方米，实验实习基地1.3万平方米。
(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情况分析
根据调研数据情况可以看出：
1. 在培训对象选择上县农广校的教育培训对象年龄跨度比较大，主要培训年龄在16～65岁之间的从事农村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专业示范户、一般农户等，其他6所培训机构的教育培训对象以22岁以下未就业和准备进城务工的青年为主。
2. 在培训专业确定上县农广校主要侧重于农业类专业的教育培训，在开设的8个教育培训专业中有5个农业类专业、1个工业类专业、2个服务业类专业，农业类专业所占比例为62.5％，工业类专业所占比例为12.5％，服务业类专业所占比例为25％。其他6所培训机构主要侧重于工业类和服务业类专业的教育培训，其中县职业中专开设的10个专业中有2个农业类专业、6个工业类专业、2个服务业类专业，所占比例分别为20％、60％、20％；县第二职业中专9个专业中有1个农业类专业、6个工业类专业、2个服务业类专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66.3％、22.4％；第三职业高中8个专业中有1个农业类专业、4个工业类专业、3个服务业类专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2.5％、50％、37.5％：县劳动技校7个专业中没有农业类专业，有5个工业类专业占71.5％、2个服务业类专业占28.5％：兴华技校开设的5个专业中没有农业类专业，有4个工业类专业占80％、1个服务业类专业20％：魁星技校3个专业中没有农业类专业，有2个工业类专业占66.6％、1个服务业类专业占33.4％。
3. 在培训规模上(表1)
4. 在培训机构的教学设施、办学经费和师资等力量上(表2)
5. 培训就业情况(表3)
以上五部分数据显示：一是县农业部门主办的农广校主要从事着全县农业类专业的科技教育培训工作，开设涉农专业比例较大，掌握着充分的农业科技相关信息，教育培训人员的年龄段跨度大，培训对象主要针对真正在农村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农民，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培训问题，对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教育部门的职业中专、劳动部门的技术学校和民办培训机构主要从事着工业类以及服务业类的教育培训，针对当地22岁以下的青年进城务工和转移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培训规模上民办职业教育机构的培训规模最大，招生人数最多，占到培训规模的60％以上，与其他5所政府主办的教育培训机构相比，民办 学校更能形成竞争机制。竞争的结果可以使学校更好地发挥资金使用和提高培训质量。从而扩大招生的数额。相反，缺乏竞争力的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教育培训机构人数相对较少。三是在教育培训条件方面，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培训机构和民办培训机构的软硬件都相对充足和稳定，农业部门主办的培训机构无论是从教学设备总值、校舍面积、办学经费等教学硬件条件上看，还是从师资力量等软件条件上看。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各项培训保障能力都相对薄弱，制约了培训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培训工作的延伸和下沉。四是在培训的就业率上，真正从事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的农业部门主办的培训机构培训人员针对性比较强，多为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农村服务业的人员，培训后的跟踪服务相对到位，保证了就业率的稳定。教育、劳动等部门培训机构由于培训对象多为进城务工的年轻劳动力。在校培训结束后很难做到跟踪服务和后续指导。造成了就业率不够稳定。
四、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任务艰巨
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人口数量大，阳谷县总人口78.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8.55万人，占总人口的87％，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1.86万人，这部分人都需要参加教育和培训。从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出，参加过系统培训的人数只占24％。二是整体素质低，调查显示：约1／3的农民仍处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文化水平(3l％)，初中文化程度占5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7％。三是教育培训过程长，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是长期的基础性工作。
(二)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搞好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缺乏足够的认知，大都存在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的倾向，好的政策措施多向其他教育领域倾斜，缺乏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宣传，致使职业教育难以又好又快、持续健康发展。
(三)思想观念落后，认识存在偏差
广大农民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在调研中发现，有近40％的农户认为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获得相应证书并不重要，缺乏主动要求职业教育培训的动机。一些单位用人标准重学历、轻技能，以及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执行不力，导致了社会人才观和择业观的偏颇。从调查情况看，有89％的调查对象没有任何职业资格证书。并认为参加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在企业中的身份、待遇普遍较低，导致了近几年来县域职业教育培训招生规模缺乏基本的稳定性。
(四)投入不足，职业教育培训条件相对较差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又是弱势教育，两个阴影的叠加使得农民教育历史欠账太大。条件手段落后。尤其是县以下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甚至无钱养兵、难以为继。农业部门主办的农广校全年办学经费只有18万元，而农广校真正发挥着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教育培训作用，经费的困乏、设备的陈旧、教学条件的简陋致使农广校难以高质量、高效率、深层次地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工作。
(五)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不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农田耕种。以阳谷县被调查的3个乡镇为例，蔬菜大棚、专业化的养殖业等产业迅速发展并占据当地居民收入的很大比重。在阿城镇这一比例超过50％。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使得农业从业人员对实用技术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而当地农民的科学技术培训情况与实际需要之间差距很大。真正可以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的机构数量不足、力量薄弱，缺乏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本满足不了农村劳动力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科技教育培训的需求和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
(六)教育培训师资结构不合理
县域职业教育培训师资结构不合理、力量薄弱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教师队伍不稳定，受招生规模影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着设班不全、缺少专职管理人员的现象。由于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致使优秀的教师脱离岗位。二是教师结构与分布不合理，呈现“三多三少”，即传统型人才多，高新技术人才少；普通型人才多，产业化人才少；继承性人才多，创新型人才少。三是教师队伍总体学历层次偏低、中高级专业人才比例小、高技能复合型人才偏少。
五、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的政策建议
(一)引起领导重视。加强社会关注度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目标任务上，首次明确要保证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在重大原则上，首次将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作为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内容。在具体措施上，首次提出要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县域职业教育机构拥有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职业教育资源，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方面都要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要把农村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全社会支持、鼓励、参与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为农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切实加大投入，增强办学能力
政府应对县域职业教育培训切实重视起来，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加大对职业教育机构的资金投入与支持力度，改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切实承担起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的重任。
(三)找准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
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地域差别大、农民居住分散，加上近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流动性大，增加了组织难度。另外，农民兼业性生产经营方式明显，农民对教育培训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特点更加突出。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农村16～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已通过各种方式转移或离开农村进城务工，而留守在农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46～65岁的劳动力约占85％，然而这部分劳动力多数不能长时间脱产参加教育培训。数据显示，真正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在农村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员中，最需要的教育培训方式是进村入户和现场指导，最需要的培训内容是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市场营销手段和如何开展创业的技能，在教育培训中存在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缺乏后续指导和跟踪服务。要发挥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优势。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教育培训需求，下沉工作重心，建立农民教育培训信息反馈机制，通过各种手段熟知本地的产业布局、发展状况、农民素质、种养习惯，掌握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经营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本区域的教育培训工作。
(四)建立一支真正能够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培训队伍
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重点是突出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根据当地的产业发展和教育培训任务的需要，按照“人才对路、专业对口、质量较高、数量够用”的原则，确定教师的需求量和专业结构，制定县域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教师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其次，要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开展不同层次的知识提升培训和继续教育深造。第三，要深入探索研究适合当地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第四，要培养精干的农民技术员和从事农村公益型岗位人员队伍，能够把符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的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服务信息等更方便、更直接、更有效地传授给广大农业从业者。第五。要培养优秀的农民企业家队伍，形成各具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群体，带动和优化当地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效益。
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2
近年来，人口红利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用工荒的现象不仅在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P（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较多，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但在我国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如何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其研究则有待深入。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是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也称之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二次人口红利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综合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人力资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五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仅仅用于度量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目的在于说明教育对增进人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者生产率改进的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劳动经验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条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劳动力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增加了劳动供给，而且减轻了劳动负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劳动负担比下降会带来储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见图1）。
然而年龄结构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条件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并成功转移到非农部门或者发达地区就业，将引起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比降低带动农村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再进一步带动资本积累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姚先国等人（2007）[21]的研究还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增加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特定阶段的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但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将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22]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集中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技术要求较低。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的转变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趋势。事实上，最近几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在减缓。
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具有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而东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升级和加强劳动力培训，挖掘出内涵的人口红利，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红利。有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员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体是，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由大专学历的员工来替代，那么，劳动生产率甚至可提高66%。这就说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总量与结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不平衡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还存在着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极不平衡的矛盾。具体有：
（一）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目前，总的劳动力人口还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9.68%，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张安良、金彦平（2010）[23]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7%，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1年开始每年增加100万人。然而实际农业生产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以张安良和金彦平的实验结果估算，我国农村仍有将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
然而，尽管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不少，但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企业招工难与农村劳动者就业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很大，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以河南省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据调查，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 200万，截至2010年底累计转移2 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二）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关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通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35 701人下降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则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 611人上升为8 930人。这说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见表1）。
然而，除了基础教育以外，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人数比重高，接受培训的次数偏少。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高于传统农民工（59.1%）2个百分点。受培训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仅为44.6%，比传统农民工（77.8%）低33.2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为11.5%，比传统农民工（14.2%）低2.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我国农民工在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需大大加强。
（三）“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土地、环境等要素，为了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事实上，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却相当缺乏。由于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用工短缺现象也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即使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民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非重视职业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况是，社会“重仕轻工”现象普遍，多年来学生都是把大学深造作为学习的第一目标，以至考大学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把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首选，以至于公务员考试招录比例屡创新高。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从每年的中考报名咨询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摊位，特别是名校的档口，往往是人头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职教育的档口往往是门可罗雀，报名和咨询人数寥寥无几。其实中职教育的学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原因，总认为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低人一等。导致分数高的学生都去报考普通高中，而分数低的学生，即使内心极不愿意，也只能被迫报考中职学校。这就是社会观念轻视职业教育而造成的。
四、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滞后性，那么，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够健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规定，每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但没有出台具体相应的法律法规，更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出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实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说的多，行动的少，实际投入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把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看作是摇钱树，导致培训机构、培训设施重复建设和培训队伍低水平运作。
2. 投入经费不足。目前培训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企业和农民。农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训费用的现象。企业由于对培训不重视和短期行为，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经费。国家“阳光工程”补助培训经费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培训经费虽然总体数额不小，但分摊到单位劳动力的培训经费偏少，不能满足培训所需。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投入偏少，在贫困地区经常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不能足额下发等情况，甚至出现资金拨付部门克扣培训经费现象，这无形中减少了人均培训经费。
此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因素之一。劳动者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改革开放使对劳动者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宽，但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制度与福利，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强大的阻力，阻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
（二）微观因素：企业个人不重视、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1. 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观念落后，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致使企业教育缺位。即使输入地企业开展了少数农民工培训，也往往是即时性、快餐式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偏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较低的利润率使企业难有足够的资金与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个人也不重视培训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的培训教育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老一代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学历以下的比重超过50%，即使在新一代农民工中也超过30%。农民工个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认识不足使农民工本身没有养成接受培训教育的自我意识。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
2.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不完善、培训层次较低，劳动力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多为一次性培训，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根据2001-2010年情况，从行业角度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趋于回升，说明该行业人才需求旺盛。同时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现状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培训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见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培训任务，匆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没有充分前期调研准备，没有从当前就业形势与劳动需求出发开设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培训机构主要从自身资源出发，能开设哪些专业就开哪些专业，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很少培训机构会对同一农民工开展持续的培训，由于培训期限偏短，学员只学到相关专业的一些表面知识，缺乏深入学习了解，造成许多学员即使参加了培训，也不具有过硬的技能，无法顺利就业。此外，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于进城务工必备的法律保护知识、组织意识、专业生产等方面知识涉及的少，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训与转移就业衔接不够，出现供给缺口现象。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途径：制度和模式的创新
尽管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那么，中国有望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一）宏观层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应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对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有关部门需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具体是：
1. 建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就业政策，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一样，实行免费或低费的职业培训。如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以村为基础、以乡镇为主阵地、以县为补充的培训体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开展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2. 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职业教育培训的体系中，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更具有外部性，虽然用人单位是培训的受益者，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偿不了其培训的投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大部分投入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作为公共财政的必要支出。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
（二）微观层面：多种模式，按需施教
在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行业、区域以及培训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措施有：
1. 采取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培训的模式下，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实行多种办学方式进行劳动力培训。同时，培训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据劳务需求方的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教育培养好一批就业技能强、从业素质好的农村劳动力大军。
2. 实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农村大龄劳动力的培训，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工作，加强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会的认识或者能够掌握1～2门种植、养殖新技术。鉴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可采用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教材方面尽量使用较简单的乡土教材，如可多编写一些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教材，以便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学校可举办中等学历教育，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输送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由于他们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水平，文化层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更高级各种知识的培训，重点培训学员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
3.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机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奖励基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实行困难补贴；对学习技能进步快、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实施奖励；对于用人企业和培训单位在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也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其进行培训工作的积极性。
4. 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或“订单”式培养体制。可在农村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中开设就业转移技能培训课程，并与技术等级证书评定结合起来，以此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培训体系。职业学校还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接受用人单位的“订单”，按照用人企业的要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同时，职业技术学校还应优化培训专业，合理确定培训规模。
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3
为全面了解云南省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探索和寻求农民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云南省农广校2007年开展了关于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的专题调研。调研数据详实，反映出的几个层面的问题也很具代表性，可供各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参考。调研采取普遍调研和重点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遍调研即对全省129个县中各选，1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重点调研即每个市(州)选定1个县，每个县选择3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10个农户进行人户重点调研。通过普遍调研和对全省480家农户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及来源、土地情况以及近年来参加农民教育培训等重点摸底调研，掌握了本省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的第一手资料。
一、调研结果分析
(一)农村务农劳动力结构现状
一是留乡务农的劳动力中以妇女居多。据了解。如今许多农村由于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外出打工，村里牲畜屠宰、老人丧葬等均由妇女操持。二是农村务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三是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村出现青年夫妇外出打工，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的现象。
(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劳务经济逐步壮大
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6年增长了17％，农民收入年度增加额创新高。2007年，务农劳动力年均收入为1500元以下的占调查数的34.45％：年均收入水平以2000元左右居多，占47％，收入水平表现为中等偏下。如沧源县抽样的163名农村人口中，2007年年均收入1500～2000元的占40％，1500元以下的占43.3％，2000元以上的占16.7％。家庭总收入中，全省重点调查的480家农户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所占比例分别是67.44％和32.56％，其中澜沧、勐腊和沧源3个滇南县90家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高达96.97％。可见，农业是本省大多数农民的主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现状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改变。
(三)农业科技培训与农民的需求差距较大
农民对生产技能、科技生产和市场经济等相关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强，爱科技、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不断上升。近年来，为提高农民素质，政府对农民加大了教育培训力度。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业科技入户直通车、农业科技书屋、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及对农村骨干实施的“百万中专生计划”等项目，针对性强，效果显著。100％的受访农民认为他们十分需要内容丰富的农业科技培训，只要有培训，他们都会积极主动参加。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干了几十年都没有这样学习过，每年都能培训就好了!”
但从统计数据看，目前农村务农劳动力人均每年能参加的农业技能培训次数很少。调查显示：年参加培训三次以上的占17.9％，三次以内的占45.6％，一次没有参加的占36.5％。如嵩明县作为昆明市近郊的农业县。2008年全县大约有10万人参加农民培训，占总劳动力的30％永胜县永北镇灵源村委会作为该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比较好的行政村，全村2895名务农劳动力“年参加培训次数”的调查结果为：参加多次的占10％，三次以内的占75％，一次没有的占15％。据调查。目前大多数培训采取现场培训和以会代训方式，参训人员主要集中在村、组干部及重点户、种养大户，造成了培训面不大、科技普及率低的现象，加之培训经费缺乏。很多培训无法进村，很多农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科技培训。
二、农村务农劳动力培训的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关系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受益面广、具有明显公益性的社会事业，而农民教育培训数量大、任务重。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各级财政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各级财政经常性预期科目，并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不断增加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建议全省按照每年每个农村劳动力6元的标准安排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分别用于对务农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和农村骨干的学历教育。
(二)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一实践证明，农民要增收，光靠勤劳不行，还得有知识、有技能。因此，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实现科教兴农与农村发展的有机结合，做到培训一批农民，推广一批技术，发展一项产业，振兴一方经济。首先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发展目标的农民的需求，围绕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农业为总体目标，以“一村一品”为发展格局，结合主导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生产环节的技术要求，按“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培训什么，农民盼望什么我们送什么”的原则，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广大农民市场风险意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重点加大农作物高产栽培、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肥、设施农业、畜禽养殖技术、疫病防治等现代技术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知识培训。同时按照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实用技术培训。其次培育技能型人才。即在农村中学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通过对农村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开展一年制的培训，增加学生动手机会，使他们成为“升学有路子，务农有技术，就业有技能”的技能型人才。楚雄市子午镇云龙中学“不求人人成才，但求个个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再者以培育农村实用人才为重点，组织实施“百万中专生计划”。通过对村组干部、专业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农村经纪人、复员军人以及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开展中专学历教育，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4
一、指导思想
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和农业技术培训，努力培育适应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农业要求的劳动者，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目标任务
计划从20*年开始到2007年，在培训体系完善上，通过资源整合,考核认定一批县级农民素质培训示范基地，达到适应需求、服务农民、手段先进、灵活高效的要求；在农民素质提高上，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1.5万人、完成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培训2.5万人、完成“绿色证书”培训1.0万人、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每年1.4万人次。
根据以上目标计划，今年全县计划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0.375万人（失地农民培训0.125万人），完成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培训0.6万人，完成“绿色证书”培训0.25万人，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4万人次。
三、实施办法
1、培训对象。培训对象为持有本县农村户口（包括因土地征用、撤村建居而农转非户口）的农村适龄劳动力。
2、培训基地。依托各类培训学校、企业及推广机构，建立培训基地，同时认定一批能起示范带动作用的县级农民培训示范基地。
3、培训内容。坚持实用高效和符合农民需求、市场需求、用人用工单位需求的原则，实行按需培训。引导性培训主要包括党和国家有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城乡经济发展趋势、基本权益保护常识等。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经营管理、计算机应用、家电和机械修理技术、建筑技术、制造技术、餐饮技术、社会服务、加工技术、市场营销知识等。农业技术培训主要包括提高农民生产技术水平的农业新知识、新品种、新技术，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增强农民环保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农业环境保护、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化生产等知识。学历培训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民“双证制”教育。
4、培训方式。在注重实际技能的前提下，根据农民实际，区分不同的对象和不同专业，实行长短班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和远程教学相结合、“订单式”与“定向型”培训和委托培训相结合等方式，灵活多样地实施培训。
各乡镇（街道）要积极协助农民素质培训机构选择属地企业作为培训的实习基地，增强培训效果。农民素质培训机构要加强与当地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劳动力需求信息，提高培训就业率。
5、培训师资。依托培训机构、企事业等单位的技术力量，组建培训师资团。基础课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专业课教师选聘有相关知识、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或高级工、技师担任。每年对农民素质培训机构行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一次集训。
6、培训考试。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理论考试一般在教学点进行，由培训指导老师实施。操作考试由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可委托相关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实施。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施巡考制度，加强培训质量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7、培训标准。国家已有职业标准的，各农民素质培训机构（企业）要按照标准实施培训。暂无职业标准的新开设专业，农民素质培训机构要根据专业需要提出申请，报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实施。
8、培训管理。参加素质培训的农民，经考试合格，颁发《桐庐县农民素质培训合格证书》（以下简称《培训证书》）。达到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由劳动部门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学历教育的农民，经考试合格的，由教育部门颁发国民教育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在本县范围内具有与劳动部门颁发的其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同等效力，用人单位不得歧视。
《培训证书》有效期限为8年，到期应接受规定的继续教育和培训。
四、职责分工
农民素质培训要按照“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原则，在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农民培训工作的日常管理与综合协调，拟订全县农民素质培训政策，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培训经费安排方案；承办县级农民素质培训示范基地的认定，负责《培训证书》的管理；组织对培训质量的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编发培训信息，加强对乡镇（街道）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工作的业务指导。
县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县农办具体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妇联做好配合；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被征地农转非农民和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由县经贸局、建设局、旅游局、总工会做好配合；县农业局负责会同县林业局、科协、妇联等部门实施“绿色证书”培训；县教育局负责农民学历教育（含农民“双证制”）和职业高中教育。
各乡镇（街道）：具体负责实施培训工作，对本地农民素质培训工作负总责。负责制定本地农民的培训政策和培训计划，落实本级培训经费和结算工作，抓好农民学籍档案管理，及时总结农民培训工作经验，并进行反馈。
五、资金筹措与使用
建立农民素质培训专项基金，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农民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截留。各乡镇（街道）也要按当地总人口每人3元的标准安排资金用于农民培训。各类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以职工工资总额的2%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加强对本单位农民工的岗位技能培训。
农民按照自愿、实用、就近、方便的原则和招生范围选择培训点参加培训，政府资助或补贴的培训费用以发放培训券等方式结算，不能兑现和转让。
六、抓好就业创业服务
各乡镇（街道）及县有关部门要引导从事相同培训项目的农民学员建立专业协会，通过协会形式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要加强同每个参加培训农民的联系，掌握学员的技能使用情况，搞好跟踪服务和技术指导；要积极发挥农村信息网的作用，及时为农民提供企业用工、生产服务、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要注意培育劳务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同国外建立劳务合作关系；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的企业，应参照吸纳下岗工人就业的政策实施补助，努力为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政策支持；对受训农民办理执照和各类经营许可证，村干部的选拔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人员的聘用，以及贷款、承包、新项目推广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各农民素质培训示范基地要承担受训农民的安置推荐工作。
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5
[关键词] 劳务派遣；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务派遣（Labor dispatch）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招聘合适劳动力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外商投资机构进驻中国，因其无法直接雇用中方员工，只能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聘用员工，从而催生了劳务派遣。近年来，劳务派遣的范围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途径。以上海市为例，2003 年劳务派遣工占上海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6 年上升至33.8%，2007 年为38.3%，2008 年达到39.7%，截止 2010年，派遣类员工已经超过100万[1]，并形成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补充，机关事业单位改制为增长点的劳务派遣市场格局。[2]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中，派遣类员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们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劳动力浪费和可能的消极就业，而且不利于劳动力诚信流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的成因。贾燕等的调查显示，许多用工单位认为劳务派遣是“只用人不养人”且流动性大，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周期长的特点[3]；王萍等运用李克特量表对杭州中小企业的劳务派遣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派遣类员工对“及时对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的满意度仅为3.67，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忽视甚至无视这项工作[4]；夏学贤等指出，由于派遣类员工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用工单位有可能消极对待其岗位配置、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导致派遣类员工难以形成正常的职业生涯，无法实现对职业稳定的期望；派遣机构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以后，又可能推脱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而只侧重行政和事务性管理，由于派遣工作不稳定，派遣员工无法有计划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很难在派遣工作中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5]
第二，关于满足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途径。马昌定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对一些在高风险岗位从业的派遣类员工，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业务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保证安全生产的技能，并开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6]；万建忠指出，需要鼓励从事辅岗位工作的派遣类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鼓励这一群体参加学历教育和职称考试，提升自身素质，建立员工不断成长的职业生涯机制[7]；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总结了本省的一些做法，即对派遣人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和有计划的储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派遣类员工培训，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8]；王木春认为，针对派遣类员工的培训必须关注员工工作技能与客户公司需求的匹配，同时应具有前瞻性，要在技能培训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员工交流、谈判、创意等“软能力”的培训课程等等，提升派遣类员工的综合能力。[9]
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研究视角。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失是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三方力量不均衡博弈的结果，本文拟超越部门、行业的局限，从派遣类员工的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满足其职业发展预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政策设计三者有机结合，强化对劳务派遣这一现实问题的学理分析，与调查结果共同作为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切入点，以上海地区为实证调查范围，深入探讨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局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单位（用工单位）签订协议或商业契约，其中，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派遣类员工的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管理工作。因此，劳务派遣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组成。三方当事人分别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类员工，两个契约合同分别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方当事人构成了劳务派遣的核心框架，派遣类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事关系，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租赁关系，派遣类员工与用工单位是工作服务关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背后却隐含着博弈三方之间的权益失衡，由于派遣类员工的地位非常被动与脆弱，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博弈的对象，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普遍被忽略。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增强职工从业能力、提高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款分别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周期、组织机制、经费额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用人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不用人，使相关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据此，《上海市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关键在于：派遣类员工是否属于用工单位的职工范畴？这主要由用工单位自主决定，多数用工单位通常忽略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
（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
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及年龄。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的员工均面临着专业技能的适应与提升问题，并且对于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心理需求。范融（2011）主要介绍了80后、90后劳务派遣工（包括异地派遣工）对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对等性的关注等问题，认为提升技能是这一年龄段派遣类员工需求变化的第三阶段。[10]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加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适应异地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个体特征与其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呈相关关系。
（二）派遣类员工的学历特征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替代性岗位。但事实上，吴如巧等的研究显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11]，这使劳务派遣问题更趋复杂。总体上来看，低学历、低技能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限，更加需要借助于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适应性。张贞启认为，派遣类员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并且在实际的培训安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因素。[12]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2： 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越低，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越强。
（三）派遣类员工的派遣年限
派遣类员工作为特殊的从业群体，不仅需要适应相对特殊的从业身份，而且需要不断熟悉和应对模糊的法律规定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加强就业保护。相对而言，被派遣时间较短的员工更需要加大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且更需要积累职业技能，使自己能在相对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中获得一定的稳定感。周玉成等分析了较长派遣年限的员工在业务方面的优势，认为派遣年限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13]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3：员工被派遣的年限越短，越需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
（四）派遣类员工的单位性质
劳务派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政策效应不同，派遣类员工在用工单位普遍面临着“差序格局”的困境。[14]倪宝贵等的研究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等在使用派遣类员工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及专业、规范的人事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派遣类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就业预期[15]，但体制外的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不仅难以保障用工的规范与安全，而且时常通过规避法律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等，加大派遣类员工的工作风险和心理成本。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4：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体制外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更为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1年3月至5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编办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向在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调查对象的基本界定：一是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或者拥有至少一种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与派遣机构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沪实际工作超过半年（即为常住人口）；三是60周岁以下。调查历时3个月，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实名制纸质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重点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对上海地区的派遣类员工及用工单位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面向派遣类员工发放问卷803份，回收791份，剔除废卷及空白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2%。有效样本分布基本符合上海市派遣类员工的行业（部门）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在上述调查数据及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学历（技能）层次、派遣年限、用工单位性质等维度着手，重点了解其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优化提供依据。根据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本项研究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分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两大类别。如表1所示，“因变量”即“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没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取值“1”表示“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下述四个维度：
1.个体特征维度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男”与“女”，以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来源地”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本研究以“上海本市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年龄”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29岁及以下”、“30-39岁”及“40岁及以上”，以“40岁及以上”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2.学历（技能）维度
“学历（技能）”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及“中专/技校及以下”，以“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以便获得该维度的总体考察结果。
3.连续派遣年限维度
“连续派遣年限”为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5年以下”与“5年及以上”，以派遣年限在“5年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4.用工单位性质维度
“用工单位性质”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党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私营/外资企业”，以“私营/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二）交互分析
从767份有效样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覆盖面来看，6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此类需求，另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相关需求。现根据研究假设，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其个体特征、学历（技能）、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别进行交互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上述自变量对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影响程度。
个体特征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36.4%的女性派遣工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略低于男性派遣工的有效需求比例（39.2%），但差别不大。
从来源地来看，在沪各单位的派遣类员工中，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的比例为三比一，由表4可见，上海本市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33.1%，而外省市来沪员工的相关需求为42.6%，明显高于前者，反映出异地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更强的需求与期望。
从年龄来看，如表5所示，29岁以下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为44.2%，40岁以上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5.9%，而30—39岁年龄段的这一需求仅为25.7%。显然，80后一代最期望得到相关教育与培训，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学历（技能）层次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由于我国普遍存在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大量劳务派遣岗位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替代性职位范畴，从而使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表6所示，中专/技校水平（技能）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最高，达到47.2%，大专学历者的这一比例为34.1%，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最低，仅为23.5%，三类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存在明显递减趋势。
连续派遣年限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通常而言，连续接受派遣时间越长，业务越熟悉，对劳务派遣流程及风险的了解越多。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连续接受派遣不足5年者的教育培训需求比例为43.3%，而连续接受派遣5年以上者的比例仅为23.9%。
用工单位性质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在调查过程中，按照单位性质，将用工单位分为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私营/外资企业中派遣类员工的职、教育与培训需求最高，达到42.3%，党政事业单位派遣类员工的比例为37.2%，而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6.8%。显然，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单位中，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9可见，第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与年龄三项指标，从性别差异来看，Pr=0.336>0.1，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来源地来看，Pr=0.231>0.1，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年龄段来看，相对于“40岁及以上”群体，“30-39岁”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之无显著差别（Pr=0.234>0.1），“29岁及以下”群体则与之有显著差别（Pr=0.006
第二，从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来看，“大专”学历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中专/技校”派遣类员工有显著差别，Pr=0.00
第三，从连续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来看，“5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5年以下”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44
第四，从用工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私营/外资企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920.1。假设4得到局部性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劳务派遣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劳务派遣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逐步分离用人权与用工权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政策设计不能单纯从劳动管理的角度着手，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与管人两者分离背景下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言，由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使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就业压力的派遣类员工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防范上述问题、为派遣类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化条件下所有适龄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相关政策法规不能沿袭部门、行业立法的传统，而必须从劳动力权力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实际需求出发，使所有劳动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能够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地方人力资源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手段，相关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劳务派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员工、包括派遣类员工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很多单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相关规定，这就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协助派遣类员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这一群体在三方博弈中的显著弱势地位。
简言之，基于用人权与用工权分离的劳务派遣政策所衍生的二元现象将成为我国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仍面临着诸多制约，需要在适度限制劳务派遣规模、规范派遣流程的同时，规定和落实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责任分工，力求满足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1）由于劳务派遣形式多样，在一些地方存在逆向派遣甚至非法派遣现象，加之少数用工单位不愿意配合调查，样本采集只能面向具有合法身份的派遣类员工，无法涵盖不规范用工甚至非法用工现象；（2）本文仅以派遣类员工超过100万的上海市作为实证调查地点，某些统计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还会遇到一些不同情况。总之，鉴于取样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总量的不足，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进一步克服调查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肖堃涛在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N].东方早报，2011-01-18.
Xiao Kuntao， Vice-Chairman of Shanghai Trade Union Council， Speech o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Shanghiai's CPPCC， 2011-01-18.
[2] 胡华强. 培育发展劳务派遣服务业[J].人力资源，2007（8）.
Hu Huaqiang， Foster and Develop Service Trade of Dispatched Labors， Human Resources， 2007（8）.
[3] 贾燕.关于劳务派遣用人形式的调研与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0（11）.
Jia Yan， l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of Recruitment Means of Labors Dispatched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0（11）.
[4] 王萍.中小企业劳务派遣现状分析与策略探讨-基于杭州地区的问卷调查[J]. 中国人才，2010（11）.
Wang Ping，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s Dispatched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in HangzhouChina's Talent， 2010（11）.
[5] 夏学贤. 劳务派遣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 中国科技信息，2010（6）.
Xia Xuexian，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Market of Dispatched Labors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0（6）.
[6] 马昌定.劳务派遣中的风险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0）.
Ma Changding， Study on the Risk in Labors' Dispatching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07（10）.
[7] 万建忠.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7）.
Wan Jianzhong，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ispatched Labors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China'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09（7）.
[8] 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山东劳务派遣业显现新态势[J].中国人才，2010（2）.
Shandong Center of Talent Services. Trend of Shandong's Trade of Labors' Dispatch.China's Talent， 2010（2）.
[9] 王木春.劳务派遣业提升服务水准的几个途径[J].中国人才，2010（6）
Wang Muchun， Several Ways to Upgrade the Trade of Labors' Dispatch.China's Talent， 2010（6）.
[10] 范融.关于劳务派遣用工情况的调研报告[J].工会理论研究，2011（6）.
Fan Rong， Survey Report of Dispatched Labor Employment.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rade Unions， 2011（6）.
[11] 吴如巧.劳务派遣与劳动者权益保护[J].重庆社会科学，2012（1）.
Wu Ruqiao，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Labors Dispatched.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2（1）.
[12] 张贞启.劳务派遣工技能提升的培训与管理[J].中国煤炭工业，2011（12）.
Zhang Zhenqi，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Dispatched Labors' Upgrading of Skills.China's Coal Industry， 2011（12）.
[13] 周玉成.建立劳务派遣工转为劳动合同制职工的机制[J].中国工运，2011（8）.
Zhou Yucheng， Transition Mechanism of Dispatched Labors to Indenture Employment.China's Workers Movement， 2011（8）.
[14] 李玲.身份"差序格局"对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投入影响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
Li Ling， Effect of Identity of Orderly -diversity Pattern to Dispatched Labors.Journal of Hubei Economics College， 2012（1）.
劳动教育培训总结范文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