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经济范文1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基于StockhammerEderer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江西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投资产生负效应，但对居民消费却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对总产出及经济增长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内需拉动效应呈U型变动趋势。因此，政府应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居民消费；投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1YJA790052），江西省“十二五”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1YJ330）；江西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重点项目（201102）。
作者简介：郑延智（1979-），男，江西泰和人，经济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研究；黄顺春（1969-），男，江西石城人，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18
-05
收稿日期：2012-07-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现象频繁出现。早在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就打破了廉价劳动力的神话；2005年季节性劳动力短缺又进一步蔓延到内陆劳动力输出省份。随着金融危机后经济的逐步复苏，“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全国各地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下，各省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用工荒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现实。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除了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促进消费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挤压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抑制投资需求。那么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居民消费、投资和总产出乃至经济增长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借助1978年～2010年江西省经济数据对此做出定量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雇主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增加企业资本积累，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本积累的形成，避免劳动力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形成，因此无论从企业发展还是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低劳动力成本都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而效率工资理论则认为，高工资能够改善工人营养、提供工人素质和能力、增加工人忠诚度和工作努力程度等，高工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Bowles等（1995）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称为工资驱动型经济，把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经济增长称为利润驱动型经济，他们利用1961年～1987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数据，发现英国和美国劳动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产出促进作用，属于工资驱动型经济，而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劳动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之后又有多名学者（Macri et al，1999；Stockhammer et al，2008）都对劳动成本上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
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研究主要集中于变动趋势以及变动原因方面，而对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则较少。任国强等（2005）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上升、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工资收入的上涨。杨天宇（2009）研究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提高对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具有显著作用。刘社建等（2010）也认为劳动力成本过低导致的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黄乾等（2010）利用1994年～2007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内需。储德银等（2011）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测算出我国劳动者报酬对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7888，得出居民消费的增加主要应依靠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增加。沈坤荣等（2011）采用1978年～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却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总产出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正效应转变为当前的负效应，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居民消费有积极影响。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区域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本文选择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欠发达地区总产出的影响。
二、劳动力成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1.理论模型
劳动与经济范文2
[关键词]劳动分工 专业化 经济增长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时代有柏拉图论述过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开门见山指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源泉之一;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对分工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的重心转变为在既定的分工和组织环境下,如何实现最大的效用问题。杨格1928年的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是对斯密关于分工思想的第一次复活,并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重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了模型化的复活,并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学的框架体系。
一、分工理论的起点——柏拉图的分工思想
在柏拉图看来,劳动分工是自然的或天赋的要求。上天赋予人们不同的天分,要求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他说,我们大家并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因此,不同的秉赋应该有不同的职业。而且,每个人应该做天然适宜于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的工作,放弃其它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相反,如果他什么都干,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相应的,适应人的需求以及人作为生产者的不同天赋,生产活动被分为不同的职业。在柏拉图那里,至少已经认识到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
为了使生产单一产品的每个生产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需要一个协调和组织机制,这就是城邦或国家。“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58)。”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基石。从分工角度来理解国家的起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天才的创见,它提供了理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说柏拉图是经济思想史上分工理论的起点。
二、分工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确立——斯密论分工
熊彼特说过:“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意识到如此重视分工”。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归纳,“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并举例,“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5-7)
斯密认为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技能)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或者心不在焉、懒惰、随便等习惯,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
既然分工有如此好处,那么引起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呢?斯密认为,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创造,而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对人类的需要而言,斯密认为,“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14)。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同样,第二个人成为建筑师,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等。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关于分工是不是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的结果,斯密并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他说,人类天赋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并以哲学家和挑夫为例加以说明。因此,人类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此外,斯密还分析了影响劳动分工的制约因素。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由此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体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层次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历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其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三、对分工理论的发展——杨格对分工理论的理解
杨格的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斯密从生产者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阿林•杨格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杨格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他指出,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还不如使用手边任何拙笨的工具。杨格强调了两点,第一点,表现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这些经济又主要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相等同。第二点,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产业的分化现在和将来仍然是与生产增长相联系的典型。例如,早期印刷者的继承者今天不只是拥有某一企业的印刷者,而且也包括木浆的生产者、各种纸张的生产者、油墨及其不同配料的生产者、字模金属和字模的生产者,制作插图和掌握各种制版技术的产业集团,印刷业及其辅助工业所需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一个企业以及它作为部分构成的产业,失去了其统一性。这个企业内部经济分解成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种分解是对工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因而,产业间的分工是报酬递增的媒介。
总之,对于分工问题,杨格的结论是:“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接着,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人们除了从获取新知识取得进步外,也有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非经济的利益(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四、劳动分工水平的演进——杨小凯对分工理论的模型化分析
杨小凯继承并发展了斯密和杨格的分工思想,将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结合起来,并用专业化经济与分工所需的合作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重新解释了许多微观、宏观经济现象。
杨小凯认为,交易费用对分工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分工水平越低。而交易费用有可以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经济决策主体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因而外生交易费用对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会产生超预期的影响;而后者则是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欺骗、道德风险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显然与有形的外生交易费用不同。不管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上所述,如果交易费用是外生的,劳动分工则是外生演进的;而所谓分工的内生演进是指一种动态机制在外生交易费用既定的情况下分工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这个自发演进并不是一种物理或机械的过程,而是每个自利的人动态最优决策交互作用后而产生的一种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两难冲突是,分工所产生的加速学习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在全能的经济中人们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许多经济活动中,由于用在每种活动上的时间所限,个人知识的积累十分缓慢;况且每个人都重复着每个人的活动,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是十分缓慢。如果每个人专于一职,则熟能生巧,个人短时间内就能积累显著知识;况且从总体的角度看又避免了社会大量的重复学习,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显著增加。但这一过程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因而,杨小凯总结出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是:“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人均实际增长率下降(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169;)。”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8.
[3]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1928.
[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劳动与经济范文3
关键词：劳动关系；经济增长；相关性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依托廉价资源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会让我国人力资源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从这一问题的产生机理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对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
一、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两种因素在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解。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生产力”这一名词是近现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新词汇[1]。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劳动者自身生产能力的改进和劳动者在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应用的机械技术的改进，成为了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关系一词，可以被认为是在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看，我们可以把生产关系问题看作是与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有着一定的相关性的问题。可以说，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领域，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力”这一名词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劳动者自身能力的一种肯定，劳动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在经济主导的影响下，对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员分工进行细化的一个过程。从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劳动关系可以通过对劳动者的行为进行影响的方式，为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反作用。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优化，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劳动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表现
（一）借助员工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
从现代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看作是事关企业利润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配制度得到明确以后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会成为广大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线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雇佣关系给经济增长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就可以被看作是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的一种表现。从传统的企业员工管理模式来看，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为核心的泰勒式管理法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管理方法。在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身的劳动者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例如美国构建的职工持股计划，让工业生产领域的广大一线职工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进而对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进行强化的方式，让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
（二）借助劳动力市场来影响经济增长情况
劳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两大问题的影响，也是我们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关系主要是利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这两方面因素，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劳动法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可以被看作是这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
三、利用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进行调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是利用劳动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对此国家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从这一措施的具体应用来看。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把劳动者自身工作积极性的提升问题，看作是一个事关自身发展的问题。进而通过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进行强化的方式，增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凝聚力。构建企业文化的做法，就可以被看作是企业人性化管理的一种表现。
（二）对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进行强化对工人权益造成侵害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总理亲自为民工讨要工资的做法，就是国家大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现，除此以外，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部分地区的企业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可以被看作是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为了让劳动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促进作用。国家也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识进行强化。
四、结论
生产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因素，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来看，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促进国家产业机构调整的一种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崔玲.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2]谢心灵.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2002.
劳动与经济范文4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从知识经济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内涵和外延，商品价值等内容上来探讨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知识经济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何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已向经济渗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知识”可否“经济”?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剖析知识，进而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中关村IT行业的研究人员，月收入可以与国内一些地区居民的年收入相当；工程师、教授们的自家用车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汽车大军，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一种新认知。在不存在生产及交换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经济的概念从无到有，知识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既不能满足人们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带来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期，知识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们所认知，但仍是一个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的过程。直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被称为后工业时期的阶段原本在生产中只能扮演辅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人们意识到不仅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劳动是劳动，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劳动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识具有无差异的劳动的属性，而且在交换中实现了其创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与商品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人们将为了使用知识而购买知识，并且对知识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其使用权。知识将会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消费者为了使其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去购买并使用。知识具备了商品的所有属性。知识由劳动创造出来，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参与交换，能够带来收益，给人们的需求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满足，而且还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识的成本如何衡量?这不仅包括在知识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要素——如机械，仪器等价值的转移，还包括劳动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识是一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存在供需，存在市场。
知识定位为是商品，知识的价值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其中的人类劳动，由社会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会因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识的价值也是在交换中得到实现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外有学者认为知识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知识，这是对知识的价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错误之一。知识的价值应说是知识本身内在的，而知识使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价值，仅是知识被消费的一种表现，是知识产品投入生产后，知识价值实现转移，使新产品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再者，知识的学术价值，也是知识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现了其在一定领域中的使用性、创作性。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个崭新的知识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知识不仅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也将如一些学者所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知识产业，形成拥有知识的知识阶级，并在生产中实现知识资本的投入，以进行最优的生产活动。
劳动与经济范文5
论文摘要：提出了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的观点。指出其表现形式为“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井时知识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1 “脑力”是人劳动的基本特征
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交换联系的唯一方式，人也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从自然当中提升出来，人越是了解自然，就越远离自然，也就使人自身能力更丰富化．如果说第一次提升是把人从纯粹依赖自然的狩猎状态进化到农耕状态，那么第二次提升就是人学会了利用自然力去克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时下，人类理智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消费、使用理智的成果——“知识——就能创造价值的时代，反映了人类从直接作用于自然对象的劳动，向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的特性的劳动发展。人类之所以能够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不同的特性，从事任何动物无法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就是因为人在劳动中会使用“脑力，人“脑力的进化史，就是人劳动发展史的写照，正如人劳动发展史揭示了人的。脑力”进化史一样，它们是“攀登与扶梯的关系。而且人类进化史只要没有终结，。攀登与扶梯就没有止境。
人类理智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知识上，因为人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传授给后代的独有能力。经过3到4万年人类劳动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知识的积累和传授方式也获得了革命性飞跃。它突出表现在：一是科学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的首要标准。人们对揭示自然规律、正确总结劳动实践经验的知识抱有真理性信仰。大量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建立使人类自信百倍增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说是认识到知识价值的最早和最典型的表述。二是科研部门国家化。像欧洲诸国建立的皇家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包括像俄国这样的军事封建国家也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确立科学知识的权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教育——知识传授的社会化迅速兴起。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理论，培养年轻的科学研究者成为主要任务。同时，不断出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所揭示出的自然界奥秘和生产能量，刺激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学习的兴趣，并形成一个国家完整的教育体系。四是应用科学知识在生产领域逐步利用。科学知识的巨大力量迅速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商品涌向了全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可以这样说，工业革命带来生产领域中应用科学知识的越来越广泛的利用，是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出现的社会基础。不应该把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前此以往的经济形态割裂，相反，而是要从人类劳动方式的改变中去探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变化中揭示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不是试图证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性质的改变。
2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一般劳动的看法，它是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那么，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一种劳动。因为，在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人的脑和神经，乃至肌肉都有大量消耗，特别是创造知识这类“脑力劳动”，更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和神经能量。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我们同样得出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第一要素这样的结论。
从创造价值这个角度看，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并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单个的行为，而是动态的、主动的、合作行为；并不是一个人喜好、个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需求、个人价值体现的要求；并不是知识无价，全人类共享、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负出代价、负出勤奋的劳动，必须掌握基本的知识内容，并取得社会认可的证书。这一切说明，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本质上是当代社会衡量社会一般劳动的必要条件，社会在购买产品时，其价格中就已经包含了形成一定合格劳动力教育培养的支出费用。这也才能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一定知识的专门人才，其具有的劳动力价值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原因所在。并不是知识本身创造了价值，而是通过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劳动，使知识与劳动能力合二为一，从而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中直接创造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作为当今社会必需的、特有的社会劳动过程，形成了教育系统、信息系统、科学研究系统，这三个系统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相对应，并直接为整个社会“生产”、“提炼”、“造就”生产者。可想而知，这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才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为什么“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能产生价值”的根本原因。
3 “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劳动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逐步扩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相当时期里，社会物质财富的实现是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而与物质财富增长相拌生的精神财富的实现却隐蔽在物质财富之后，或以思想的物化成果形式流通于专门的市场，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但只要是商品，它就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两者在创造劳动价值上去金趋近合一，而且无形的。精神内容开始在一件商品中占有较大的价值成分，按照0ecd的计算，当一件产品中知识的含量达到60％，就属于知识经济的产品了。那么，当知识成为劳动对象、劳动要素时，“知识劳动”本身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它的特点是不在于这种特殊商品“有形还是无形，而在于它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并因走向市场而具有价值。
可以肯定，在未来世界中，从事。知识劳动”的人将占到劳动生产者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维持整个社会良好运行的系统已达到如此高的科技程度，以至离开“知识劳动”将成为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可直接利用的物质资源的减少，使社会财富的创造转移到以知识的学习、使用和创造为主的劳动领域中，并直接促进再生资源和新的替代方式的产生，改变已有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向更高层次的“自然化回归。到那时，表面上人们的生活简单了，但其中所包含的每一件用品、每一个物件都是高科技的产物，是与周围环境有机互换的部分。因此，“知识劳动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主要形式。
劳动与经济范文6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2003年到2011年，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2007年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2005）。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2009）。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