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范文1
1.1农村劳动力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劳动力持续外流，特别是因新生代外流，使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过于严重即农村有效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现代化推进的进程，导致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势头变缓。同时，农产品供需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农村经济跟不上，农民收入少，农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外流更为加快，使农村劳动力更为稀缺，农村经济更跟不上。这种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农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容纳作用
以来，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村获取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发展潜力和劳动力容纳量。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吸纳了部分劳动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广阔的农村就业渠道的拓建、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率等的提高，这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能于农村就业，融入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农村相对能力的自我提高，也是城市后备能力的提高。城市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就有相当多的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即城市压力直接向农村转移以求减少对城市的冲击，保障城市体制和经济等的相对稳定。在解决城市危机的同时为农村引入相对数量的人才，促使农村劳动力年龄、素质结构等合理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和农村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就四川省自贡市农村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具体的探讨分析。
2自贡市农村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
2.1自贡市农村劳动力特征
2.1.1农村劳动力由劳动力剩余变为有效劳动力不足
据自贡市农村外出务工出现的新情况及措施(一)中表述:近年自贡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人数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0%①，且劳务输出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又据该市自流井区、大安区、贡井区、荣县对4个乡镇的12个村37个社的具体调查:适龄劳动力6117人，外出务工3076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0.29%，且男劳动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7.68%②。可见，当前自贡市农村后续劳动力严重匮乏，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该市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时忽视了农民老龄化进程和输出劳动力返归所需时间及回归年龄，对青少年外出打工的情况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劳动力情况不佳，农业生产本身风险大，经济效益不高导致农村条件的相对较差，使新生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从事生产，老龄劳动力和女性则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而因老龄及女性劳动力体力有限等原因使其只能粗放式种植。很多区县的粮食播种、管理、收割严重缺乏劳动力，青壮年在外务工，家里承包地请人耕种、老年人请临时工收割或直接放弃耕种的情况日益普遍。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及农业经济发展。
2.1.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向外输出的劳动力的素质比留在自贡市的劳动力的素质更高，导致呈现农村可塑人才过度外流、老龄农民积聚和本地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现状。虽然高学历毕业生在逐年快速增长，但留在农村发展的却极少。自贡市农村教育较为落后，初中及小学以下学历者占农村劳动力中的大多数。许多乡镇没有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教育机构，没有农业方面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农作物生产仍停留在经验的基础上。尽管政府等有关部门向村镇赠予了农业方面的图书，但因村镇农民文化程度过低而使自学改进农业生产的效果极差。农村劳动力现今的偏低素质明显难以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2.1.3外出劳动力出现近乡、回乡就业和季节性回乡务农趋势
选择在成都等离自贡近的城市就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年轻人的人数增加尤为显著。农忙时节有一定数量的中年打工者回家帮助播种、收割，但中年打工者是考虑到家中年迈的父母难以操持农忙事务，为减少农忙成本才回家务农。当前农业生产效益仍不足以引回农村劳动力，农村现有及潜在劳动力十分稀缺。
2.2自贡市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
虽第一产业产值在逐年增长，但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小，即第一产业的发展远不及其他产业。收入方面，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正覆盖进行，但进度相对缓慢且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平衡。自贡市优质柑橘、特色蔬菜和乡村旅游三大产业带基本形成，粮食、生猪、肉鹅、笋竹等产业形成了供产销链。但与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速度相比，自贡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偏慢。另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某些区县相对集中，余下的区县只出现极少的产业化经营或根本没有产业化经营，这令自贡市的市区和县镇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和贫富差距。
2.3自贡市农村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自贡市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这必然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首先，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增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次，收入较低阶层收入的增长率超出了一定限度也会带来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动。最后，随着自贡市农村劳动力收入、消费水平等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周转循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便相应加快。农村劳动力数量变动会引起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自贡市农村劳动力过多时，农村经济会更倾向于传统密集型的生产及经济发展模式以防止农村劳动力过于闲置的状况出现;农村有效劳动力不多时，则需要向新型化、现代化的农村生产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以保证农业产量，并发挥农村后勤补助的作用。农村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发展相辅相承。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的实现或完善需要资金和相关经济政策支持，而农村经济发展必然需要农村劳动力及其技术等要素的参与。自贡市农村劳动力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体现了当前解决农村农民就业问题不再是纯粹将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而是寻求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和有效劳动力回流、引入的均衡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竭力发展农业经济和相关行业，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外来或回流人员的充分就业。
3促进自贡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优化农业经济产业模式及结构
根据区域、资源、交通等情况加大对地区特色化产业的发展力度，以少数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自贡市农业经济整体发展，努力形成自贡市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和供产销一体的农业产业经济模式，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维持并开拓农业产品的供需市场。另外，近几年，自贡市农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获得了高速发展，但调整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此提出优化自贡市农业经济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的建议。
3.2坚持本地农业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
本地农业经济产业是一个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发展其他各类经济产业的同时不能减弱对农村固有经济产业，如自贡市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维持及发展。各地区应加大力度促进农业经济产业向新型、高科技含量、多样化方向发展，加大对粮食农业的生产基地或生产项目的扶持力度，提高劳动力务农的积极性，使其在保证自给的情况下仍有且仍愿意将多余农产品向市场供给，满足本地及外地的粮食需求，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根据地区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在发展条件成熟的地区建立农业生态园和农业产品基地等为整个农村树立榜样;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考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使农业资源得到有效、循环利用;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则根据当地情况并借鉴农业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尽可能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另外，增加各地区的交流，实现经验的分享和良好技术的推广。另一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将有限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积极改进技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如改进农作物生产收割技术，增产节时，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等。此外，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农业经济长时期的又好又快发展。
3.3加大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以前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以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而今当转变观念，在能发展农业的前提下帮助农民创收，如渔副业规模化增收、投资创收等。这就要求在着力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要适当引导或以优惠政策等方式让金融、保险等行业能够并愿意将资金投入农业，如“微贷”业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并结合区域情况，针对性地加强配套措施。
3.4培养、引进人才并促进外出人才回流
3.4.1加快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自贡市应加强对农业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积极改变在农人员的生产经营观念。增大对农村教育机构建设和发展的投入，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农业知识入乡交流等活动，促进在农人员对生产模式与经营的理解。选取典型地区建立生态园、农产品加工基地等，以实际可见的成果促使农民改变“务农没有收益”的观念，增加农业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促进农村基层领导人员及近农岗位的年轻化并加强其继续教育，使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准确认知，充分发挥其引导、带头作用。另外，促进农民对农业循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等的理解和运用，适时更新和传播农业技术及信息，并使农村与城市发展接轨。
3.4.2发展“归雁经济”，重视农业与农民就业的兼顾性
根据当前农民务工人员就近就地就业的愿望的日益强烈和农村经济发展缺少有效劳动力的情况，鼓励并引导经商成功人士、外出务工人士回乡创业，使回流人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领头羊”作用。同时，创造近乡就业、本乡就业及兼职就业的机会，适当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中预留不需太多专业知识的兼职岗位，促使在农人员的流动性就业和兼职性就业。此举既能带动农民的收入增长，也能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3.5加强对农村的宣传
主动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并宣传农村中有效、新颖或具领先优势的技术等，积极组织开展新闻会、主题宣传月、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引起社会对农村的关注和重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机会。同时，可先发起自贡市市内农业技术交流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交流会等，适时适度发起省内外及以上的交流会，借此促使农业发展并丰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3.6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自贡市政府有关部门需扶持并引导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经济辅助，分派专员深入农村调研，向农民提供持续性的农业指导等。同时，研究并规划各地区可能发展的农村经济，付诸实践，在有典型示范农村经济的前提下，继续促进本省农村经济的各地区相对均衡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另外，农村人员就业现绝大多数都是自主寻求方向和职位，缺乏地区针对性而不能满足地区用人的需求，政府可适当引导并进行针对性培训，同时鼓励高校、社会力量形成培训机构加入。
4结论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①随着机械化、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应用，使许多原本只能由人工完成的工作都被机械替代了，例如翻地、播种、除草和撒农药等。农民的劳动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原先需要多人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要少数人利用机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进而出现了劳动力剩余的现象。②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居住面积的增加和农业用地面积越来越少，这都使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基本需要，进而造成了劳动力剩余。③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较强，农村只有在农忙时（比如种植、收割时）需要部分劳动力，而其他时间基本不需要劳动力的参与。④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合理城乡经济结构，导致农村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矿企业的转移，农民只能务农，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产生了剩余。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四方面：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很少。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转移到城市后面临的处境，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重体力工作。随着城市对就业人员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偏低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城市带来了的巨大的压力。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程度不高，没有正规的求职务工信息渠道，大部分劳动力找工作仍靠亲友介绍。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是从几个人先转移，然后带动整个村的劳动力转移，这种自发、无序的流动状态无法满足供求衔接，而且不利于管理。③由于我国的劳动合同、保险制度和一些相关法规还不健全，使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时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因工致伤、致残的医疗保障中也存在有许多问题。④转移需要一定的成本，农村劳动力在农村都有自己的住房，转移到城市后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只能在工地或简易住房里生活，或到市场购买、租赁住房，导致农村的房子被闲置，而在城里又没有住房的矛盾不断加剧。
3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以下四方面：①对农民自身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给城市建设增添了新的力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有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过不断学习技术、知识，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逐步完成了知识和资本的积累，有的定居城市，有的回到家乡创业，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就业，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总成本，同时，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比如，常年稳定外出的务工人员或经商者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本村的农民，这加快了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③对农村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因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思想、提高了素质，再次回到农村后，他们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带到农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和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使农民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技术，并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④对社会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加大了对农业监管的难度，农村大部分年轻的、有文化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都转移并留在了城市，导致新的农业科技无法在农村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向科技化的发展。
4结束语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3
（一）传统观念较深。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在经济管理上受到了传统企业经济体制的影响，目前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员工并没有可以自由发挥才能的空间，关于上下级关系制度十分重视。在工作中经常有涉及到家人朋友的关系利用自己走后门进入企业，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讲，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企业制度不完善。
一个企业的制度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企业人事管理部门的管理制度，在制定企业制度时，不仅要体现出科学、先进的管理思想，还要根据企业员工的实际情况进行定制，保证企业稳定发展。
（三）在企业文化方面存在问题。
目前，在我国现阶段大中小型的企业中，没有形成好的企业文化，没有自己企业应该有的特点。在当前的企业中，如果不能很好的显示企业自身文化以及企业的特色，就很难感染企业的员工，不能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最终就会导致员工不能对自己的企业形成更深的了解。
2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模式的特点
（一）实施战略性管理。
劳动人事管理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是各个企业在竞争中的最重要资源，推动人力资源的投资就是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所以劳动资源管理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内容。实践表明，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下，企业人事部门在经营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二）更着眼于未来。
劳动人力资源管理关注更多的是怎样能将员工的潜能发挥出来，推动企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管理过程更重要的是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培养。所以，通过劳动部门的资源管理可以使企业对人力资源投入收获最大的效益。
（三）更具有系统性。
现代企业劳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为企业的所有员工作一个系统的综合规划，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人才培养计划，从人才选拔、培养、调配等政策，达到人尽其能，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优化企业人事管理的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最关键的是企业自身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在当前社会经济主义的影响下，做好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还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好指导工作，运用科学的理论方式促进企业的进步；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制度，使企业内部的员工可以更好的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员工也应该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与能力。企业应该通过有效的方式来留住公司的人才，减少公司人才流失，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完善的奖惩制度，做好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任务责任制，使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完成自己的职责。
（二）提高员工能力与素质。
在一个企业当中，员工的实际能力以及素质的高低影响着企业的日常经营。要想在企业中建立拥有扎实技能的队伍，就需要企业定时定期对员工进行技能与素质培训。员工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最新的专业知识，与时展相接轨，在培训过程中还可以提升自身的技能和思想观念，使自己在日常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职能，对公司传统的方式进行改进与调整。为企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三）实施岗位分类。
在企业内部实施岗位分类，可以为企业人事管理工作实行简化的工作。在推进企业人事化管理的工作过程中，运用工作岗位分类的方式，转换每个员工的长处，各尽其能，企业应该参考和借鉴国外先进企业员工分类的制度体系，为企业优化人事部门管理岗位分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强化企业劳动合同管理。
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劳动合同审核的制度，针对企业劳动合同中基础比较薄弱的环节，建立完善的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劳动合同签订、变更、续订、解除以及终止等协议，具备一套完整的劳动合同管理手续，将合同管理环节落到实处。
4结语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4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5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指导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特点，我国不能够直接应用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理论模式以及指导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作为借鉴和参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的经济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西方的相关学者认为，两个生产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和资本，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劳动力非常稀缺，要确保劳动能够充分实现就业，就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关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是针对劳动充分就业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其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形势所制定的，与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截然相反。相对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来讲，我国的资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国家一样将经济管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研究上就会使得实际产出无法实现最大化。这样强用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就算不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国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实用资本上，并且将此作为前提创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理论。
我国宏观经济相关理论同实际
运行的差异在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模型是LS-LM的相关模式，该项模式能够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均衡了市场产出及利率。依照这样的模型理论，市场的相关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来共同决定的，利率自由浮动在经济管理理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逻辑为：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需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紧缩性LS-LM。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政府债券的出售，将货币收回，减少供给货币，从而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使投资降低，使实际产出下降，并最终使经济降温。能够看得出，我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实际的经济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经济模式时，货币市场的实际均衡却产生了问题，其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是通过预防动机以及投出动机来决定的，和其收入应该成正比。投出的实际存在使得利率能够介入其货币实际需要的理论，为进一步创建LS-LM经济模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投机动机就不存在LS-LM模型。西方国家因为自身拥有强大的市场证券，其投机动机是迎合其自身经济特点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这种经济理论并不能够实现与我国经济特征的融合，反而背道而驰。我国的证券市场一是起步相对比较晚，二是因为有各种相关管理制度的存在，其实际的市场规模还有在我国的居民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小得多，居民进行投机动机的实际货币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缺少了这种投机动机，在我国的LS-LM模式就直接不存在了，更不用说投入实践了。
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际条件差异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其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利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流动偏好、资本的边际实际效率递减以及边际消费逐渐倾向递减，因为这三大心理理论规律的产生，使得消费降低，投资降低，利率非常小，居民一般都拥有现金，这样就会使得有效需求发生不足，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三种心理规律刚好是实际趋利行为的真实反映，是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发展的基础的。在我国的经济中，这些指导理论是无法直接进行运用的，我国目前主要的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就是“内圣外王”，我国主要声张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理论，主张人的毕生追求不过“修身、齐家、平天下”。因此，三大心理指导规律即便在我国存在，也不会成为经济运用的主导规律，其宏观经济的主要管理理论要在我国成功应用，一定要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才行。
结论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6
关键词：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嬗变;发展
传统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国际贸易实践及理论认识水平息息相关，极具时代性，但是缺乏时效性，因此，需要吸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与国际贸易的最新发展相结合，进而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时代需求。
1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古典经济学首次建立了国际贸易经济理论，认为国际市场的完全竞争及要素都不能进行跨国交易，贸易的重要利益都来源于商品价格和劳动价值。古典经济学理论表明，短期直接国际贸易利益与市场的配置情况有关，经济机制是由各种价格制度连接在一起的庞大体系，是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易的重要途径。国际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人们交换自身生产过多的产品，尽量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国际贸易的最初目的就是输出人们不需要的产品，换回自己心仪的物品，国际贸易对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的市场配置职能将生产的比较优势转为经济利益的增加。社会公众认为，一切的贸易行为都可获得利益，否则就没有存在贸易交换的必要性。国际贸易的市场机制在不断扩大，致使一些国家将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投入到收益最大的部门，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奖励机制等来合理有效地分配劳动力。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大促使一些国家发生经济体制变革。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进入了国际市场，逐渐被市场机制所同化，各种制度变革也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示范效应及制度变更的显效时间较长，不同于直接的国际贸易利益，极易被忽略。国际贸易主要通过减少劳动时间及完善贸易条件来获取利益。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一种相互交换剩余产品的行为”，亚当斯密也同意此种观点，其表明国际贸易是销售剩余产品的主要途径[1]。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优势产品，进口劣势产品有助于国家实现既定的福利水平。国际贸易增强了社会各项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若是劳动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大幅度提高，将会极大地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生产技能，从而节约劳动时间。古典理论学家曾认为市场配置是促使贸易利益产生的最重要来源，对市场发展的空间进行不断扩充，提高商品的交易速度，降低成本回收期限，有利于开发和利用闲置商品。若是厂商在国际贸易的竞争过程中拥有比较优势，那么其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能够提高生产率，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流，开放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古典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市场原则、市场规划，掩盖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间接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不清致使古典理论的贸易来源更倾向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来源[2]。
2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探究，在有效吸取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将要素禀赋理论和组织结构分析加入到国际贸易发展的理论当中。分析与探究了企业经济利益和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建立了以要素产出及国民收入为核心的知识体系。要素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商品的稀缺价值，边际产出能够科学合理地体现出产品的转化水平。各个要素市场相互分离，各个产品市场相互统一能促使企业资源不断向财富进行转化。一个企业若是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能够促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益报酬，进而使得生产企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规模报酬；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致使要素部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贸易的短期成本若要转变为长期成本，将要承担一系列由于边际产出效率下降而带来的损失，要素的价格及稀缺程度都会受到国际贸易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外出口的产品增值与产品的劳动力节约之和超过富裕要素的上升价值与稀缺要素的下降价值之和，国际贸易就能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财富。长期的间接贸易利益与各国间的交流及政府干预息息相关。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扩大贸易市场、健全贸易机制，减少贸易交换品的生产成本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来源。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实施保护政策，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背景下也会促进贸易利益的增长。提高产出量、增加收入也是贸易利益提升的来源之一，一般来说，大多数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将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古典理论比较注重比较优势，认为其会拓展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要素市场和成本市场是探索贸易利益来源的微观基础，而国家产品的产量及收入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宏观基础，此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桎梏。各国经过不断的贸易实践，已经总结出一系列交易惯例，进而形成国际贸易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各国也在不断分析整合贸易数据，降低了对市场配置的盲从，国家干预手段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的超额损失，这些因素也是间接利益的重要来源[3]。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国际贸易作出了重要理论支撑，但也仍然是处于静态片面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用货币和消费来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标准，致使测评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所带给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过分强调要素配置作用，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分析，使经济理论的说服性有所降低。
3当代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当代经济理论是以凯恩斯及新古典理论为基础，融入内生增长理论来分析经济发展的一种思想。由于要素在不断的跨国流动，致使要素收益也成为贸易发展的重要利益来源。国际贸易利益的获取不仅受到商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还与要素的所有者及质量相关，影响国际贸易的制定规则及贸易的协调性[4]。短期直接贸易利益来源与要素的占有者及要素质量息息相关。流动性较强的稀缺产品能够提高一国的贸易交易量，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要素流动与中间商品的结合共同形成了国际贸易利益来源，逐渐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生产供求网络，在恰当的地方建造了全球出口平台[5]。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市场占有率等在一定程度下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较大。长期间接贸易利益与国际贸易的主导规则有关，国际贸易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囚徒困境”的出现要求各国之间要通力合作、加强联系，共同建立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规范。要素收益的增加及要素质量的提高能够提升贸易利益，一些国家进行相互交流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提升国际贸易的利益。“鲶鱼效应”及技术进步促使本国提高了商品的生产效率。要素的不断跨国流动致使资本从低效率国家流入高效率国家，国际贸易的不断进步发展为产品的质量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论在吸取了传统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又结合国际贸易的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拓宽了理论来源分析的知识层面、提高了理论的说服力、明晰了贸易理论的体系框架，但是仍存在一些偏差，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4结语
本文对一些已有的贸易理论进行分析探测，发现大多是以生产者为焦点来分析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虽然当论补充了要素流动分析，但是只将其添加到投资收益之中，忽略了贸易利益的来源，国际收支出现偏差将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出现。在明确财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一些非经济利益的理论，形成长期贸易利益核算机制，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明确国际贸易利益的嬗变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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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理论范文7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第三，从中国独特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内容及基本原则。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国之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当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性质，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性质看，一方面大量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来说，虽然其中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但封建经济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体部分。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也与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导，主体部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其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以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p#分页标题#e#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特点，这也是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同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及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这里，进一步认识孙中山三民主义经济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对于客观把握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系甚为重要。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把中国大同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联结，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对于实现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资本。”［1］“平均地权”，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平均地权的提出不仅跨越了旧、新民主革命两个时期，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最后，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更深层次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当年的评论错了，而是孙中山后来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点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孙中山当年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及其有无时代与现实意义，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权”与后来的、再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节制资本”与后来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国家资本、再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虽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设计的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多样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其次，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范畴。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只有如此，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评价才可能是科学的，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客观的。#p#分页标题#e#
二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伟大贡献。它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成功的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第一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后封建”和“穷”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性。与孙中山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从实质性内容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下决心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首先，与孙中山构想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相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和欧美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其民生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国营经济、地方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总之，孙中山所构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公营和私营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经济成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其次，与孙中山构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一致。从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看，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独特的，即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想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同样是独特的，1949年总结性地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第三，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与前途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63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众所周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亦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或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的这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与核心思想与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始终保持着一致。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国力论”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得“国情论”与“国力论”理论上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孙中山、、邓小平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亦是大同小异。孙中山概括为一个字:“穷”;认为是一句话:“一穷二白”;邓小平认为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些认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地位的理论。“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意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交替形态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现代化建设环境论。
应当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劳在于，把对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及其意义提到了日程上，并且为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没有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基本概括，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国情理论，这是一个逻辑的理论序列，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经济落后国家变革而来的，初期都面对如何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更把中国工业化问题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基础、环境与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同样相当重要，他的建国方略洋洋大观，极为具体，至今不失现实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举足轻重，必须置放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问题，具体表现为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经济成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四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农与城乡差别。这些问题，既是旧中国的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平均地权”到“家庭联产承包”，从“节制资本”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解决的方案与方法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业的综合开发，逐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要大力转换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尽快提高商品率，实现市场化;要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从而为农业的集约化提供基础性支持并现实地弱化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要迅速推进社会的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利于尽快消除“三大差别”。积极、慎重地推进并实现农业工业化，即从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入手，则是有效与妥善解决“四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研究中国实际及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环境、定位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力争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经验总结。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力，是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4］因此，我们要发展，必须开放。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斐然，通过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思想向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百姓生活的平均与贫困向以人为本的小康与富裕转变。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变革一直是主线。变革的主线不仅没有背离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实现民生，追求现代化，而且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主义思想，包括主张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发展。一方面，通过30年来改革，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再改革也成为新时期最根本的任务与内容。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性行为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性行为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