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1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地位的流动，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可以是收入、政治权力、职业声望和教育程度等，其中，收入和职业类型最能体现社会地位，因此是衡量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指标。在现代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的获得与教育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有着直接效应，且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1]还有调查显示，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2]高等教育对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人力资本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解释，相应地产生了三种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相关。而现代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受教育层次越高，教育质量越好，个人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多，收入水平就越高。这是因为教育不仅能够增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创造更大的劳动贡献和经济价值，从而使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工资；而且教育能够增强劳动者的配置能力，即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这一能力有助于劳动者将包括劳动、资金等在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配置或最优配置，显然，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样能产生丰厚的经济回报。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相比，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存量更多，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更强，创造的劳动价值更高，各种资源的市场配置更合理高效，因此，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可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使其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筛选假设理论认为，雇主（即企事业用人单位）在招聘求职者时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或不确定性，雇主并不清楚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此招聘是一种不确定的投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雇主需要借助一定信号或标识对求职者的能力进行衡量，以准确识别、“筛选”出最合适的求职者，而教育是一种帮助雇主有效鉴定求职者能力的重要信号。原因在于，一方面个人能力与其教育成本成反比，在教育成本一定的情况下，能力较高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较低者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内的各级升学考试本身就是对能力的一种检测，只有能力较高者才能通过各种升学考试，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因此，受教育程度是一种有效反映能力的信号，进而成为雇主鉴定求职者能力、筛选求职者的依据。由于筛选假设理论非常强调教育文凭对于求职的重要性，所以也被称作“文凭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其高等教育文凭是反映他们较高能力的有效信号，在众多求职者中优先被雇主招聘录用，更易成功就业。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在竞争较高工作职位或高收入就业机会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作为显示能力的信号，同样有利于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雇主“筛选”聘用，从而跻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可见，从筛选假设理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功能的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较高能力的信号，使受高等教育者（大学毕业生）更易被雇主“筛选”、雇用，顺利就业以及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职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而是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构成，这一市场上的工作具有就业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工资高等特征；与之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小企业、个体户构成，这一市场中的工作具有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环境差、工资低等特征。显然，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地位明显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两种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者在这两者之间缺乏流动性。而教育程度是决定个人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一般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因此需要学历较高的劳动者；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对技能要求较低，劳动者只需要接受较低水平的教育即可胜任，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往往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相对于未受高等教育者而言，受高等教育者（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更有可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这一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侧重于高等教育对劳动者在“工作选择”（即“工作起点”）阶段的收入和职业类型的影响，而人力资本侧重于高等教育对劳动者“工作过程”阶段的收入和职位的影响，都认为高等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因此三种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为什么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日趋弱化？这表明，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并不是无条件的，而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换言之，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他因素或条件，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对于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只有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平等分配，才能保障社会中下阶层（弱势阶层）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反之，如果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优势阶层）子女享有更高比例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中下阶层子女拥有较少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子女拥有更高比例的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进入重点高校或热门专业学习，而社会低层子女拥有的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比例偏低。这意味着，与社会中上阶层相比，社会中下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尤其是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更低，从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看，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处于劣势，更可能被雇主淘汰，或者更可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而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难以获得高收入的工作和职位；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因此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较低，工作以后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较低。总之，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将导致社会中低阶层丧失高等教育这个促进其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或“武器”，以至于继续“滞留”于中低阶层，换言之即导致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在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等现象，且呈现扩大趋势。有学者对全国50所高校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为分类准则，“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分别为3.83、2.57、5.81、2.62，约为平均数1的2-6倍，①其在部属重点高校中的辈出率为2.71-5.34，约为平均数1的3-5倍；而“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四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0.50、0.78、0.62、0.11，低于平均数1，且在部属重点高校中的辈出率为0.30-0.71，也低于平均数。[3]还有学者利用1991年、2001年和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入户数据，比较研究19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高校扩招以后，家庭阶层背景与子女所接受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强了，弱势阶层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更加困难了。对职业阶层(国家管理者和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进行同样的研究，结果类似。[4]由此可见，扩招以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还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这样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阶层子女中都存在不均等的现象，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显著少于社会中上阶层子女，尤其相对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弱势阶层拥有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更少。总之，由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是影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重要因素，而我国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日益严重，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型，而收入和职业只有在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以后才能获得，因此，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实现涉及到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两方面。换言之，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大学毕业生（受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作为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者收入将减少；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则劳动者收入将增加。同理，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如果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其收入水平将增加，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反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将降低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学毕业生（一般是指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意味着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大学毕业生要么沦为失业者，要么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委屈就业”，从事对教育和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典型的“教育过度”现象或“高能低就”现象）或者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典型的“教育不匹配”现象），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闲置浪费。这表明，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显著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供不应求将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相反，供过于求对于许多中低阶层大学毕业生而言，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仍然没有改变命运，难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换言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将削弱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可见，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对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产生重要影响。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相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在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一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数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但是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比较缓慢，[5]导致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日益从“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变，直接体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数据显示，1996-2010年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从83.9万增加到630万，就业率从93.7%下降到72.2%，未就业人数却从5.3万增加到175.1万（见表1）。我国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日益朝着不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方向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相对收入也逐年下降。表2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例从1.73下降为0.71，大学毕业生相对收入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低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这表明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在提高大学毕业生收入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总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3.大学毕业生就业不公平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合理的社会流动要求社会流动符合自致性原则，自致性原则意味着影响社会流动的决定因素应当是个人通过自己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素质、知识、技能、成就等，应当排除或缩小个人的社会先赋条件（如出身门第、家庭关系、继承的财富等）对流动的影响。[6]可见，符合自致性原则的社会流动，非常强调人力资本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利于激励社会底层子女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自致性原则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大学生就业公平。大学生就业公平是指大学生就业竞争规则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正，表现为在没有任何外力影响和干扰、没有任何偏见的前提下，大学生以个体能力素质的高低进行的就业竞争。[7]可见，大学生就业公平突出了人力资本对就业竞争过程和结果的重要作用，这符合合理社会流动所要求的自致性原则，也有利于社会底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来实现向上流动。换言之，大学生就业公平有利于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反之，大学生就业不公平，是指种种非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不公平的用人制度等）对于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弱化了高等教育在大学生求职竞争中的筛选功能，并且往往不利于社会底层大学生，使得人力资本在社会底层大学生就业竞争中“失灵”，导致低层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更有可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更少、就业收入和职业层次更低。换言之，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变得渺茫，可见，大学生就业不公平严重削弱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其主要表现是：首先，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日益增强，尤其是对于获得质量较高的国有部门的就业机会而言，大学生仅凭个人的人力资本并不能实现，必须匹配相应的社会资本的力量，社会资本对于人力资本具有互补关系，[8]其本质是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排挤和替代，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拼爹现象”就是一种生动写照。其次，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就业招聘的规则和程序不公平。许多招聘单位（尤其是国有部门、垄断部门）设置各种不合理规则和门槛，招聘程序不规范、透明，类似“招行门”招聘事件等“内部招聘”、“萝卜招聘”导致社会上“垄二代”“、官二代”现象层出不穷，潜规则盛行，严重地悖逆了就业机会公平原则。[9]最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壁垒、经济壁垒和文化壁垒等阶层壁垒，[10]限制了低阶层大学生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就业不公平。显然，与优势阶层大学生相比，弱势阶层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等方面处于劣势，导致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较低。例如，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大学毕业生中，来自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落实率高于平均水平，而弱势阶层家庭者则低于平均水平。且大学毕业生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其起薪呈现越高的状态，其中来自行政管理人员家庭者的起薪比来自农民家庭者高400多元。[11]社会资本等非人力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受就业竞争形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12]这意味着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力就更强。换言之，大学生就业的不公平程度就更严重。显然，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学生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社会中低阶层大学毕业生来说，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就业不公平。因此，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变得更加艰难，换言之，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将日趋弱化。总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性是影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重要因素，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这也是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
三、消除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的对策
第一，积极推进教育公平，保证社会中低阶层子女享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此，一方面应提高基础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配置的均衡程度，在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在经费、师资和设备等配置政策的制定上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使社会中低阶层子女也能享受到公平的基础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环节实现阶层公平，在高考内容设置上，避免“城市化倾向”，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与阶层学生所接触知识的差异性。在高考招生的名额分配上，对社会中低阶层子女给予照顾，如开辟绿色通道、降分录取等，以保证更多优秀的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的成本控制上，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科学合理的收费比例设计和教育收费听证等手段来制定合理的学费标准。同时，在高校资助体系建设上，加大对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教育成本的补偿力度，以减小过高的教育成本对其入学机会的制约作用。
第二，坚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高。首先，应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统计和预测，从宏观上对大学毕业生供求的情况和趋势进行把握。其次，高校应在保持高等教育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依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对专业结构和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要配备优质的师资力量，设计更加科学的培养体系，营造良好治学氛围，着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使质量提升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实际需求，适应社会的长远发展。最后，应在国家、地区和高校三个层面建立大学生就业的专业预警机制，对各专业的失业率和失业量进行监测和预警，以及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高校专业的设置，调控各专业供应量，减少因专业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2
［论文摘要］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借鉴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投资理念会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启示。现阶段对我国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也有利于实现教育投资的最大效益。
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理论证明，只有教育投资的积累才会实现技术进步。研究表明，教育投资越大，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进而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通过资源要素的组合与运用，使生产效率改善，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创造基本动力。教育投资的这种作用是物质资本投资无法替代的。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 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 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
五、解决我国教育投资问题的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事业，要建立科学机制以促进我国人才的培养。要解决教育界现存的问题，防避教育风险，应在多种方面采取不同对策： （1）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应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先进理念培养人才。（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是教育投资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基本的国家教育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加强职业培训，进行知识开发、技能开发与品德开发。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不仅要抓学历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还应该加强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学历教育只是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是初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对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敬业精神的教育，是高级教育，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教育。（3）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意识。教育投资比起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在资源紧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考虑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资比例。（4）运用制度保障。为规避教育投资的风险，用人单位还应该在培训费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与劳动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减少因恶意违约带来的损失，使可能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人才良好成长环境。事实表明，能否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人才培养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人才的发展，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能保持与维护人才的健康发展。人才成长的创造性的发挥都需要激励。谁能建设好人才激励机制，谁就能形成人才的积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
［注释］
①王充，刘剑峰，等.经济增长中的高等教育投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4）：56.
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3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
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4
一、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每一次持续的经济高速成长，都离不开这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的先行发展。从1871到1914年的四十三年间，美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相当于英国的88%提高到91%，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20世纪9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革命以全新的面貌，高速地推动着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同时经济发展的门槛降低，新兴经济体得以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世界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此期间，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个充分竞争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电子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生产特征对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个人素质提出了新的高要求。同时，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传统工业经济需要巨额的资本和大量自然资源，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但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对工业排放物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近年要求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和国际压力骤增，如果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以控制，则必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传统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尤为重要，而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就必然肩负这一责无旁贷的使命。同时，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偏重于学历和应试能力，而忽视职业技能的倾向，以至于基础产业亟需的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劳动力不足，普通高校毕业生理论脱离实际，动手能力差的现象比较严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甚至学生本人和家长认识到。这种片面追求学历的现象，使得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也在追求学历和应付各种考试和认证证书的道路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育资源与国民经济的需求相脱节，社会和个人的大量投入成为无效、低效耗费，严重浪费了社会和个人的资源。
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分类
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按照支付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根据经济学家约翰•斯通提出的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主要应由学生、学生的父母、纳税人和高校四方面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高等教育也必然要深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一理论可以成为我们改革的一项理论依据。伴随着这些变革，我国新的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逐步建立和形成，高等教育的费用由学生及其父母，当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主要是父母分担一部分，政府和社会承担另一部分。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入是一种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个体量入为出，自主选择投资方向，投入个人掌握的资源，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达到全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这一模式的建立可以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扩大受教育人群，有助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分担教育成本的主体都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从而刺激了各个主体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快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全民的总体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在高等教育阶段，确定学生及其家庭所分担的教育成本高低，需要考虑全社会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必须综合计算家庭的消费能力，我们通过应用国际通行的恩格尔系数来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9.1降低到2007年的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39.4降低到2007年的36.3。尽管可能存在国家持续调控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城乡剪刀差继续扩大的因素，但城乡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大趋势是不可否认的。根据上述理论，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应控制在总教育成本的20%～25%，大学生每年学费控制在2500～4000之间，可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水平进行适当调整。
三、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个人投资的成本
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是指高等教育接收者受教育期间所产生的全部直接和间接费用。个人的高等教育成本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的高等教育直接支出、受教育期间的生活费用，以及在此期间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在政府受多方面条件限制、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经济条件下，推进主体多元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提高全民高等教育水平，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地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极大增长，生活水平发生了飞跃式的提高;另一方面，作为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居民储蓄存款，呈现连年稳步增长趋势。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改革开放之初是210.6亿元，到2003年9月突破10万亿元，2008年已经达到21万亿元。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有能力进行多元化投资，居民的投资欲望具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2］而教育作为个人和家庭的一个重要基础投资项目，势必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个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主体，具有经济主体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其中之一是预期性。根据预期性原理，个人投资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点动机:一是通过投资接受教育提高自身或子女的知识技能，在远期换回更多的经济利益回报，包括进入理想的行业，获取理想的社会地位;二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享受，如提高个人文化修养。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居民普遍存在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倾向，较高的学历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心理优势，家长一般也愿意为子女获取较高学历继续投入资源。从社会范围来看，教育费用换取到的不只是新生劳动力劳动技能的提高，还能实现旧产业的升级和催生新的产业，不仅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还能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受教育者在工作中把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专业技能、学习能力与生产要素相结合，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不仅能够补偿教育投入，还能增加社会财富。从个人方面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就业机会和收入，以及收入的稳定性。受到更高水平教育的个人，社会为其支付的教育投资也更多，出于公平角度出发，愈要根据所受教育总量的多少，缴纳更多部分的高等教育学费，以补偿社会，即普通大众、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为他们所负担的费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从国家承担全部费用，到少量交纳学杂费，直到1994年起，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除个别专业和领域外，我国逐步提高高校学生承担高教成本的比例。1997年，大学生学杂费收费平均为2500－3000元/年•人，到1999年上升为平均2769元/年•人，进入21世纪后，学生负担的学费处于持续攀升状态。到2000年，个人和家庭支付的总的学杂费等直接费用达到217亿元，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22%，比1999年增加了四个百分点。个人和家庭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投入，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为扩大我国的受教育人群、提高人口素质、支撑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个人投资的收益
根据项目投资分析理论，针对某一项目的投资决策，原则上取决于个体对此项目的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的判断和取舍，同时还取决于与其他项目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对比。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一部分为社会所获得，即社会收益;另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个人收益，具体可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个人直接收益是高等教育接受者所获得的、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收益。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者，其劳动中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更多，能够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因而其得到的货币报酬更高。GS．贝克尔在他的《人力资本》中指出，人在其一生中，其工资总体上是按一般规律变化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缺乏经验的工作初期工资较低，工作经验丰富、还保有创新精神的中年时期工资达到最高，以后随着创新力的下降又逐渐下降，但总得工资额远远高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另外，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多种货币难以衡量的间接收益。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由于掌握更为全面、专业的知识，所以在职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其失业率明显低于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者，即使失去工作也容易重新就业。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思维方式，从书本中学习到更多的个人生活圈以外的知识，从而享有多方面的、很难用货币直接计量的收益。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中非其本人占有，而为社会所获得部分，称为社会收益。从物质财富方面来说，在归因于高等教育的国民收入的增量中，扣除受教育者自身因多得的个人收入外，余下的就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人们的社会生活除了追求物质财富外，还越来越多的追求精神生活，而这方面的收益是难以量化的，但其社会效用却是巨大的。高等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范围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类近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产业的升级和转型，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凸显了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使人有更加全面的基础知识，它可以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在新的领域不断有所创造，为全人类造福。因此，在评价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社会收益时，不应该简单地计算其投入产出比，而应该使用涵盖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从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去进行分析比较。［3］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普通投资收益相比有较大的差异。首先，高等教育产出的是无形和难以计量的产品:劳动者的创造力、技能和素质，其只是为生产准备了一个基本条件，而并没有直接投入生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当接受教育的劳动者本人进入各产业部门，发挥主观创造力、自身的能动性，才能创造新的价值，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长期性、间接性的。其次，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专业人才，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还能改善社会结构，提高人群的精神生活面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再次，高等教育投资，具有收入递增效应，具有长效性。通过其对产业和社会多方面的影响，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方式能够发生跃升，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因而从长期看其创造的价值非常可观。
五、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成本收益分析的意义
1.通过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某一特定阶段，一个特定主体面对某一问题时，其掌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最适合它的领域，才能为个人和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教育资源在此方面尤为突出，财力要合理分配，适学年龄也非常狭窄，稍纵即逝。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需要兼顾积累和消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是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更需要合理分配，实现效益最大化。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相对不足，导致社会高素质人才比重偏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偏低，缺乏科技创新活力，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的要求，导致传统产业难以升级，新兴产业难以壮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沦为国际产业链最低端的加工者，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随时岌岌可危的劣势。
2.通过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树立为了产出而投入的教育思路。个人和国家都要量入为出，通过合理预计未来的收益，理性决定现阶段的教育投入。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是一项战略投资，但仍然需要更多聚焦在市场需求和可预见期间的产出问题上，以市场需求引导投资。
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5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的必要条件，更是真正实现全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营制度的变革、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推行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从1982年的207元增长到2013年的8896元。但这些因素对未来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潜力有限，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依然较弱。如何通过提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农民收入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和积累，正如舒尔茨所说，“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并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对提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以及构筑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投入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一是研究单一因素（如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迁徙投资等）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Mincer（1957）构建了一个把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教育投资联系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能力的有效路径。孙敬水（2006）等利用Mince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对农民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宋英杰（2010）利用Aschauer的方法从总体和分地区角度探讨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及地区差异，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高于物资资本和政府支持，但不同地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差异明显。蔡昉和都阳（2003）认为迁移投资可以缓解农村贫困，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状况。张车伟（2003）、魏众（2004）认为健康投资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二是综合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李成谷（2006）综合研究了教育和健康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认为教育和健康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郭志义（2007）在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的基础上利用VEC模型综合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农民教育与健康投资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迁移投资可以促进教育与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可以降低迁移成本。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不管是基于单一因素还是综合因素，大都只是从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没有分析人力资本投资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其主要影响路径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农民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就业能力提升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而农民就业能力的提升又受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因此，本文以农民就业能力为研究切入点，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而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二、人力资本投资、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
1.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就业能力的影响
根据Kuznets、Schultz等人对人力资本投资内容的扩展，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迁移投资。农民的教育投资主要指农民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非正规的技能学习，这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投资不仅影响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其进行最优就业抉择的能力，甚至会影响其完成工作获得收入的能力。Sumner（1981）考察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指出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农民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Schultz（1968）提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资源配置能力，而这种配置能力比生产功能对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影响程度更大。农民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或提高健康水平的医疗保障和保健投资（Mushkin，1962），这种维持农民身心健康的投资是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的保障。迁移投资是指农民为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实现技能价值而进行的投资，包括自身进行的交通、通信等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投资，也包括政府及社会组织创造或提供新就业机会的投资。不管是农民自身的迁移投资还是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有关投资，都会影响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
2.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
农民的就业能力包括非农及农业内就业能力。非农就业能力指农民实现农业外就业的能力，可概括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决策的能力和就业岗位胜任的能力。农业内就业能力指农民实现农业内就业的能力，包含获得农业内就业机会的能力、有效配置自有资源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能力以及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出增加收入的能力。农民实现就业是获得收入的基础，在农民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在技术、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等就业约束条件下，进入不同的行业实现就业，进而产生收入的差异。农民能否进行最优的就业决策以其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为基础，并直接影响农民获得的收入。农民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地域、行业、职业组合选择，不同的地域、行业及职业组合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收入。农民胜任就业岗位的程度决定其收入的增长空间，在同一行业或同一工作岗位，因具备不同的工作完成能力也会产生差异化的收入。
3.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智力及体能水平，提升自身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决策能力以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进而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扩大。具备较好智力及体能条件的农民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内就业，还可以实现农业外就业；不仅能够自主经营，也可以受雇于他人；不仅能够突破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约束，而且还可以适应非农市场的复杂环境；从而打破传统的收入单一途径的格局，扩大收入增加的途径。其次，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扩大。不论是非农就业还是农业内就业的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具备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工作技能，而且具备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优化配置自身资源的能力，通过干中学提升行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率，获得更大的收入增长空间。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稳定性增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还可使农民在就业及其他市场中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4.农民收入增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包括自主经营获得的收入、换工或雇工获得的收入；另一方面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即在农村或城市从事非农业获得的收入。在农村职业选择两级分化的背景下，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起决定性作用。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增加时，基于一定的人力资本的认知，农民会根据收入约束的改变调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水平。非农收入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人力投资的收入约束，另一方面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人力投资的积极认识。因此收入的增长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水平。如图1所示，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可以得到如下命题：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农民就业能力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并促进农民增收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下文将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对此进行检验。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的说明
样本数据与变量选择；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3年暑假及寒假期间在重庆市四个区县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次调研涉及重庆市九龙坡区、忠县、丰都、垫江四个区县，每个调查区县选择一个典型镇，共回收51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74份，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1）人力资本投资变量教育投资变量（x1）：调查地区农民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的正规的学历教育，二是地方政府或企业免费提供的或农民自费参与的职业培训。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综合衡量教育投资水平。由于农民接受的职业培训都是比较短时间的非正规教育，其代表的教育投资水平低于正规的学历教育，因此可以将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如下分级：只受过初中以下教育的农民的教育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级，受过初中教育且受过职业培训、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民设定为中级，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且受过职业培训、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农民设定为高级。健康投资变量（x2）：调查地区农民的健康投资表现为多个方面：一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健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三是食用保健品，四是定期体检。由于所调查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为100%，因此本文从健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食用保健品、定期体检三个方面衡量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从调查情况来看，各种形式的健康投资在农民间的差距不大，为了量化的方便，假定不同形式的健康投资代表的健康投资水平相同，根据健康投资种类的多少可以计算出农民健康投资指数：将具有两种以上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高等，将具有一种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中等，将三种健康投资形式都没有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等。迁移投资变量（x3）：调查地区农民的迁移投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进行的投入，二是政府或企业向农民提供就业帮助所进行的投入。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由于调查区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就业帮助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所以农民主动寻找就业机会的迁移投资水平要高于政府或企业对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既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高等，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未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中等，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但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未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等。（2）就业能力变量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m1）：在调查区内从事农业取决于农民自愿，几乎没有外在的约束条件，而外出务工有较强的约束条件，因此以是否能够实现外出务工及是否获得满意的工作来衡量农民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能够外出务工并能获得满意工作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能够外出务工但必须降低要求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不能实现外出务工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就业决策能力（m2）：就业决策能力指农民优化配置自身就业资源的能力，农民所拥有的就业资源主要是自身劳动力，因此以农民劳动力的闲置程度来衡量其就业决策能力：无闲置劳动力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劳动力部分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劳动力完全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就业岗位胜任能力（m3）：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指对岗位工作完成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岗位胜任能力越强其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因此本文以同一岗位获得报酬的多少来衡量农民的岗位胜任能力：同一岗位报酬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同一岗位报酬接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同一岗位报酬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3）收入水平变量非农收入（y1）：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非农收入划分为5个等级，代表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农业收入（y2）：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务农收入划分为5个等级，代表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实证模型选择；本文参考温忠麟（2004）及刘竞哲（2008）提供的的方法构建人力资本、就业能力、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7.1软件分别估计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为消除共线性，将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1）人力资本投资及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一，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影响较大，而迁移投资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明显。尤其是教育投资，其影响系数达到0.75，意味着教育投资增加一级，将会使非农收入提升0.75级。农民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其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其就业机会的获取及正确的就业决策。尤其是教育投资，不仅对就业机会的获取、正确就业决策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对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如表3所示，教育投资对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27、0.13、0.44。农民以就业决策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为依托，并具备一定的就业机会的获取能力，才能突破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就业方式，才能提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同时，在具备一定就业机会获取能力的基础上，只有具备一定的就业决策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农民才能优化配置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资源，最大化获得非农就业收入。而迁移投资尽管对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及就业决策能力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农村迁移投资差异化较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教育投资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影响较大，而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教育投资的影响系数达到1.18，意味着教育投资增加一级，将会使农业收入提升1.18级。尽管大多数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是由于多种农业形态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受过相对较好的教育，拉大了与传统农业经营者教育投资的差异。教育投资通过提升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决策能力（农业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岗位胜任能力（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吸收和掌握能力）来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尽管务农劳动者健康意思逐渐增强，但由于健康投资形式单一，总体水平较低，个体之间差异化程度较小，使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小。第三，作为教育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中介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显著。其中，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影响最大，其影响系数达到1.26，意味着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提升一级，将会使非农收入提升1.26级。就业能力的提升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各种形式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劳动者的智力及体力水平，扩展就业信息获得的途径，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从表3的结果可知，非农就业能力的提升，教育投资的贡献作用最大；而农民总体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水平较低，且差异化不明显，使其对就业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第四，作为教育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中介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1.83），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影响较小，而就业决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主要是由于从事农业面临较弱的竞争，劳动者的准入条件较为宽松，使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为微弱；同时，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多为被动选择，如果在放松就业约束的条件下，理性的就业决策结果是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因此就业决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作用。2．就业能力的中介作用根据表4可判定，各就业能力变量对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和健康投资是完全通过全方位就业能力的提升来提高非农收入的，表明就业能力提升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农民收入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从农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看：非农及农业收入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显著（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并且非农收入对教育投入的影响程度大于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对迁移及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非农收入对迁移投资的影响显著，但影响力不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在低水平的人力投资背景下，收入差异对人力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的差异上。收入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条件，收入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收入水平越高农民用于人力投资的约束就越弱，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农民在迁移投资途径单一、健康投资观念陈旧的约束下，收入的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就集中表现在教育投资上，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而对迁移投资与健康投资的影响微弱。非农收入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大于农业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说明非农就业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性强于农业就业的农民；另一方面说明在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受收入的约束较大。
五、结论与建议
劳动教育收获和体会范文6
劳动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陶行知认为：“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劳动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20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教育的论述。切实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工作，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磨炼意志品质、激发创造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劳动教育在小学阶段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第一，劳动帮助儿童智力得到发展。通过学习和劳动相结合，使儿童更好地掌握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二，劳动教育也是人格教育。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教师在校的所有行为对学生都是教育，其中也包括必要的体力劳动。学校应当教会学生懂得敬重劳动和劳动者，而不是鄙视劳动。引导学生意识到每一个劳动者都值得尊敬，任何一种劳动都值得尊重。第三，生活的真正幸福来源于劳动。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学生理解和领悟到一个人获得的生活和文化的财富是与他参加的劳动有直接联系的。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期盼不劳而获、少劳多得都是病态的劳动价值观，需要全社会确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去克服。
越溪乡中心小学以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格物致知 知行合一”为校训，让学生通过劳动提升品质，践行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综合提升，以“让每一天过得有意义，使每一天更靠近梦想”为教育理念，通过劳动教育和品格教育，让学生在学习中每一天都有所得、有所感悟。
一、学校概况
越溪乡中心小学坐落在宁海县越溪乡越溪村，创办于1919年，学校几经变迁，正式定名为“宁海县越溪乡中心小学”又名“宁波市金钥匙希望小学”，学校占地面积10418平方米，建筑面积3974平方米，绿化面积1902平方米。现有12个教学班，学生336人，教职34人。近年来，学校提倡科技教育、劳动教育、孝文化教育，在实现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学校始终铭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政策方针，以品格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中心，辐射学生智力发展、身体素质、审美能力的提升。在县教育局、越溪乡教办的关心支持下，把劳动教育纳入本校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劳动教育基地建设为载体，认真实施劳动教育，通过建设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组建校内专任教师+专业教师+老农民三方共同形成的师资团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精彩的劳动教育活动来提高学校劳动教育改革的初心。在实践项目的过程中，学校负责人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从错误中汲取经验，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发展之路，从而形成“科技教育+劳动教育”，“传统文化+劳动教育”的双向模式。近几年，我校在劳动教育实践中也有所收获，学校先后荣获宁波市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宁波市小学科学教学优秀实践基地、宁海县文明学校、宁海县科技特色学校、宁海县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宁海县学校特色科普示范基地等荣誉。
二、“格知园”劳动教育基地建设
学校在建设初期留有一片空地基，占地700多平方米，后因发展需要，学校开始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开始着手建设劳动场所。由学校老教师牵头，以社团的形式开展劳作活动，学生开始逐渐开始感受劳动的乐趣。2013年，越溪小学劳动社团开始正常运行，随着学校关于科技教育不断的深化，2018年，宁波市专家对于学校科普教育基地的考察和指导，学校开始创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由原来每周社团开展活动到每班每周至少一节劳动课。2017-2019年，学校投入3万多元建设劳动教育基地，对土质、环境进行施工建设，建设生命科学实践基地。2020年，学校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展学校劳动教育活动，将素质教育改革核心转变为“科技+劳动教育”，学校投入5万余元打造“格知园”劳动教育基地，对入园门亭、基地区域规划、外部宣传栏、围栏等进行维修，将劳动教育落实到底,2020年底，学校获评宁波市劳动教育示范学校，极大程度鼓励学校发展劳动教育的初衷，因此学校对基地内的储藏室、基地周边的道路进行改造，学校计划投入2万元，建设工具展示墙和“格知教育”文化长廊。学校每年在工具增设，种子秧苗采办中投入0.5万元。另外，学校还对绿化进行分区域管理，真真切切做到每个班级都有田，每个学生都有地的劳动教育环境。
三、校园文化建设
自2018年以来，学校积极打造“科技教育+劳动教育”校园文化氛围，越溪小学始终围绕“格物致知 知行合一”为核心理念，践行实践出真知的教育方针，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忘校园环境建设的重要性，积极打造格知实验室、无人机实践基地，为学生科学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劳动教育基地建设的同时，学校也对文化环境建设考虑其中，在基地内的外体墙面上是，日常劳动种植的植物介绍以及季节性植物名称，在基地内有毛主席书写的字体样本“劳动最光荣”，基地门庭上写有“体验劳动艰辛，收获劳动快乐”字样，基地南侧建设“格知·劳动教育”文化长廊，学生可以通过长廊认识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以及传统节日下的庆祝活动。此外，学校各中队以国内科学家姓名来命名，主要用以感谢科学家对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针对各个科学家的具体贡献来进行班级环境布置，并定期评选。2021年夏，我校将进行环境改造，学校将对学校门厅进行改造，到时将世界科学发展史进行沿廊设计。各个班级上还有班级展示栏用以记录各个班级在劳动教育中所展示的作品。学校希望通过处处有劳动，时时做劳动的氛围打造，提升学生劳动意识。
四、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离不开一支具有凝聚力和创新力的师资队伍。我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由校长胡旭波领导组织，教导处负责具体落实，学校师资队伍主要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专兼职教师队伍，越溪小学的劳动教育课程不仅仅局限于劳作务农，而是在劳动的基础上，提升学生劳动价值观、劳动技能、身体素质、创新能力、艺术审美各方面的提升，因此，学校在组建团队的过程中就提倡各学科融入，学校劳动教育课程融合了语文、品德、科学、美术、体育以及科技等学科，在语文学科上需要诵读经典诗词，感受劳动的艰苦奋斗和感恩之心；在科学课上，教师要通过观察、记录、实验、求证的过程，激发学生思考的能力；美术课上学生通过绘画、制作等方式发扬劳动艺术的价值；通过劳动强健自身的体魄。兼职专业技术人员，劳动人民是学校教育及其缺失的部分，所以，学校通过外聘兼职教师来校指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或者体验不同职业的艰辛，学校在常规课程之外，还设有乡村青少年宫特色拓展课程，学生可以在拓展课程上学习剪纸、舞龙、太极、国学等内容，学生通过这样的学习感受传统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此外，学校还联合校外劳动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每学年至少有一次校外研学活动，通过活动加深学生独立自主、团结合作的精神品质。在职业体验方面，学校联合越溪乡派出所、越溪乡敬老院、越溪乡交警支队，定期开展职业体验活动，加强学生对不同职业的认知。兼职老农名，农民是劳动教育课程至关重要的存在，有了专业老农民的加入，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就得心应手了，学校邀请了2位校外农民，每周定期半天展开种植、施肥、除草、除虫等教学，由助教进行转化教授给学生，让学生既有实践的体会，又有理论的指导，使得劳动教育生根发芽。我校这只由“学科教师+兼职专业人员+老农民”组建的师资团队在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不断向上，不断向前发展，在学校发展的同时，教师也得到了发展，学校现有高级教师2人，中级教师12人，初级教师8人，其中市骨干教师1人（科学），市骨干教师培养对象1人，县骨干教师4人（语文、音乐，科学，数学），县教坛新秀7人（语文3人、品德1人、科学1人、英语1人、数学1人）。
五、劳动教育特色活动
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展离不开校园文化活动的支撑，越溪小学立足学校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为轴心，组织策划适合的劳动教育文化活动，在学校读书节期间，开展劳动教育主题征文比赛，学生切实感受劳动带来的乐趣，还进行了古诗词诵读经典活动；在科技节上，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七巧板绘画竞赛，手抄报评比活动。另外，学校还组织策划了应时应季的“农耕活动”“丰收节”等具有鲜明特点的劳动教育主题活动，受到了县教育局的支持和赞许。2019年，我校组织策划首届美食文化节，活动中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食物、自己组织售卖活动，活动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也受到来自家长的支持。在校园活动以外，学校还将家务劳动作为常规性活动辐射至家庭，越溪小学的孩子们每天需要开展一次家务劳动，并由家长监督，切实有效的做好家务劳动生活化的要求。此外，学校还组建了越溪小学学生志愿者服务队，服务队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跟随越溪乡交警支队开展“平安宣讲”活动，“一盔一戴”宣讲活动；元宵，我们制作元宵慰问了越溪乡敬老院和抗战在一线的越溪卫生院的叔叔阿姨们；志愿服务队还承担学校安全督导员的工作，切实宣传防溺水、防欺凌等宣传教育活动。越溪小学形式多样，丰富有趣的劳动教育活动受到县教育局、乡政府的多次表扬，活动受到今日宁海、看宁海的报道，今年学校的拓展课程文化展演活动还登上了现代金报六一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