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1
〔关键词〕产业转型；就业机会；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6206
一、引言
产业转型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由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或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或成长产业转移的过程[1]。在产业结构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进而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开始上升。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凌文昌和邓伟根[2]指出，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质量随产业转型速度的加快而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进行产业转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金碚等[3]认为尽管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存在大的失衡，但中国产业结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增长质量，使产业升级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形成梯度转移。指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4]，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传统优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迫切需要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提出，尽管中国已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中国产业结构却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后半程中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重大的战略转型。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要依赖于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明确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二是在职培训，包括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五是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5]。李建民[6]指出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提高人力资本自身及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不仅能够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阶段具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明塞尔、舒尔茨和贝克尔。明塞尔[7]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资本与失业、经济增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好的就业稳定性及更低的失业率；同时，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结果，人力资本增长会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而提高总产出，而物质资本增长也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增长。舒尔茨[8]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定量研究，他认为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9]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并系统分析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在人力资本发展的第二阶段，Lucas等人在舒尔茨、贝克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 [10]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模型，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并得出了与舒尔茨和明塞尔相一致的结论，即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国内学者代谦和别朝霞[11]通过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的关系。他们指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积累，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王金营[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1978—1998年经济增长有169%来自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动力。黄文正[13]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投入于经济活动的结果。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和提高教育水平是实现产业转型的根本途径。
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而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深入细致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指正规学校教育投资，本文假设由于个体差异导致非正规教育在产业转型中产生的影响相互抵销。本文首先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当前中国产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最后将实证结果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相结合，提出“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
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及问题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力度，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进一步确立“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本文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现状，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规模
中国教育投资资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及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总投资从
4 63766亿元增长到19 56185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体，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2001—2005年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长要快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2006—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增长快于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
对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的投资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主要方向，2007—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0年三级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80%以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及普通高校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中学的投资比重最近两年稳定在620%以上。
根据2001—2011年普通高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普通小学的招生情况可以看出，在普通中学招生人数基本上逐年减少的趋势下，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68150万人，是2001年的254倍；职业中学招生情况变化不大。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同类型教育上的分配比重基本稳定，但由于普通高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减少的，普通高校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下降的；而职业中学招生规模变化不大，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增加的，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
3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
国际上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01—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很快，到2010年这一比重增加至365%，相对于2001年高出086个百分点。而2012年这一比重达到4%，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预期发展目标。
尽管纵向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投资水平显著提高，但在与国际横向比较中，中国教育投资明显不足。2000年世界公共教育投资比重的平均水平已达到450%，发达国家高居530%，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0%，而截至2010年中国仍与450%存在很大差距[14]。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课题的部分调研数据。该调研自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在产业转型中的努力和表现，研究影响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本次调研范围很广，遍布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涉及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和采矿业等十余种行业。调研对象分别是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共发放政府问卷127份、企业问卷241份和企业职工问卷4 495份，由于本次调研问卷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发放，对有问题的受访者能做到及时解答，因此，问卷效率很高，分别达到100%、100%和9670%。本文根据企业职工调研数据来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
调研收回的4 346份企业职工问卷中，有667份的受访者所在的企业有产业转型的计划或行动（简称为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本文在研究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时，使用该667份调研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企业的产业转型情况统计和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的区域分布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与就业机会的相关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当性别、从事当前工作年限、年龄和区域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时，学历与就业机会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12。表5反映了企业职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越高，在产业转型中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实证研究分两部分进行：
首先，将学历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从整体上分析在产业转型中学历对就业的重要影响，构建模型（1）。
其次，将学历分解为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比较在产业转型中不同教育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构建模型（2）。
表7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式（2）中只有本科学历（edg）、硕士及以上学历（eds）和从事现有工作年限（per）三个变量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显著的。产业转型中，高等教育对就业机会的积极作用凸显，具有本科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184倍，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242倍，而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并没有在就业机会上表现出优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过度的过程中，经济中简单劳动的使用量相应减少，资本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在经济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是决定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成功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一致，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是产业转型时期增加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学历在产业转型中作用凸显。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显著高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明显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意味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具有强烈要求。然而，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普通高校教育投资水平呈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的分配比重稳定，但由于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减少的。
此外，在产业转型时期，尽管国家财政对职业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投资水平上升，但具有该学历的劳动者并未表现出就业优势，这意味着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职业教育（中、高等）投资没有明显要求。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贡献确实不大；二是由于职业教育资源不足或配置错误，导致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无法积极地适应产业转型。经济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和技能型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并输送的，这些人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个原因是不正确的。因此，本文认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错误是具有职业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没有在产业转型中表现出就业优势的主要原因。
总之，当前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的要求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不匹配，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此外，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巩固“优先发展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地位，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增加高等教育投资水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和布局，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2
关键词：代际收入流动；收入不平等；InterP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014-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收入差距也呈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多学者从多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现有研究大多从城乡间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成因加以分解并考察，缺乏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对于同一家庭内部不同代人之间收入差距（即代际收入流动）的深入研究。所谓代际收入流动，反映的是子辈收入受父辈收入影响的程度，一般通过代际收入弹性来加以测度，代际收入弹性越高，表明一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越低，机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从微观动态视角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状况，研究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考察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诠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从而制定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代际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一是借助相关社会学理论，从职业、教育等层面考察了代际社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Boudon和 Raymond，1974；Clancy，1997；Blanden，J.et al.，2001；Dan Andrews和Andrew Leigh，2009）。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通过构建代际流动的经济分析模型，测度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分析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开展代际收入流动的国别比较，考察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Solon，1992；Becker，1993；Bowles和Giniis，2002；Corak，Miles，2013）。目前，国内也有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问题给予了关注，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不同时期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程度的测算上。例如，王海港（2005）利用中国社科院“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子辈收入对数对父辈收入对数的回归方程，测度了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谢勇（2006）研究认为，父辈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其在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子辈收入的不平等，形成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郭从斌和闵维方（2007）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考察了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韩军辉（2009）利用CHNS数据，通过分层线性结构模型，研究了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状况。方鸣和应瑞瑶（2010）利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测算了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通过细致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测度代际收入弹性考察了不同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状况，鲜见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研究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互动关系的相关文献。基于此，本研究利用CHNS数据，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来罗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于1989、1991、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所做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变以及国家性和地方性政策对中国居民健康、营养的影响。由于该项调查中涵盖了诸如家庭的基本情况、家庭和个人的收入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家庭和个体信息，从而被广泛运用于各类不同的研究领域。本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数据中的城镇和农村居民进行父辈与子辈间相互匹配，仅保留年龄在18岁以上，已经离开学校且有工作的样本。同时考虑到CHNS数据存在调查样本的变动问题，样本的流入和流出并非随机，本文将数据样本划分为1989―1993年，1991―1997年，1993―2000年，1997―2004年，2000―2006年5个时期，每时期包含7个省份（由于辽宁省和黑龙江省个别时期的样本数据缺失，所以将其剔除）。
二、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估计模型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微观动态视角诠释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同时考虑到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方法，同时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反馈机制。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iniit=f（elasticityit+tradeit+eduit） （1）
elasticityit=f（giniit+incmit+financeit+ruralemit） （2）
其中，giniit反映t地区i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elasticityit表示t地区i时期的代际收入弹性。trade表示开放程度，通过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加以衡量，edu表示人均受教育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incm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年均增长率，ruralem表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利用城镇单位中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加以测算，finance表示政府公共支出，通过政府科教文卫事业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在方程（1）中，除考虑代际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外，我们还考虑了开放程度、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程（2）考察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科教文卫公共支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等的影响。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代际收入弹性elasticity和收入不平等程度gini数据是通过CHNS数据测算所得，其余面板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并根据1989―1993年，1991―1997年，1993―2000年，1997―2004年，2000―2006年五个时期分别取平均值。同时为了消除回归中的异方差问题，所有的数据均采用对数值。
（二）代际收入流动性测算
借鉴现有的相关研究，考虑到样本调查时期较短，无法获取父辈与子辈的持久性收入，从而可能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的向下偏误，本文首先采用收入均值法获得父辈和子辈的持久性收入的变量，同时结合工具变量法，选择父辈的职业特征与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测算各时期分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对于全部样本，计算所得的各时期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560、0.4951、0.4754、0.5016、0.5144，即父辈的年收入每提高1%，子女的年收入将增加0.5%左右，父辈收入对于子女的收入有着较大的影响，说明中国居民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同时从时间上看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恶化趋势。分地区考察发现，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值要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处于深化改革和加速转型时期的中国，在传统的制度和体制框架被打破的同时，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扭曲，代际传递性明显增强。
（三）实证分析结果
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采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即首先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模型中的两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再对系统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实证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在收入不平等方程中，代际收入弹性的系数为0.370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代际收入弹性对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代际收入弹性每提高1%，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0.3707%。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较之于低收入家庭，由于高收入的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时所面临的资本约束较小，而且可以为其子辈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或直接给予财政支持，父辈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会影响子辈的受教育状况和职业的选择，子辈间可能出现教育的分化和职业的分化，从而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其次，在代际收入流动性方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411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对代际收入弹性也有着正向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1%，代际收入弹性上升0.411 8%，也即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0.411 8%，说明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Becker（1993）的研究结论。在我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更易成为受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群体，导致子辈对于收入均值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另外，在收入不平等方程中，受教育水平edu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现有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反映了受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的正相关关系。开放程度trade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了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代际收入流动性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上升，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变量ruralem与代际收入弹性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就业壁垒的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单位就业，从而提高了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同样政府公共支出系数finance为-0.093，但不显著，说明政府科教文卫公共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在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本文利用CHNS数据，测度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并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政府要重视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特别是要通过制定完善教育政策，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增加贫困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重视教育所具有的促进代际收入公平的社会功能，使得贫困弱势人群能够实现上升性的社会流动。（2）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称程度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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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鸣，应瑞瑶.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
[4] 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2007，（5）.
[5] 韩军辉.关于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0）.
[6] 王海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经济科学，2005，（2）.
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3
2008年11月14日，“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会议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项目介绍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国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对劳动力市场和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逐渐增长。在国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近十年来的热点之一，有许多大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理论，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研究研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把握当前性别分层形态和特征的关键点，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以期深入考察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探求社会政策干预方法，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减缓其对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项目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包括分析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生活史访谈、对单位组织的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个案深入访谈资料等，统计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单位调查数据等。不同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二、成果报告
1 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李春玲研究员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测量出4个年代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认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此后在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在解读不同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后，她指出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上升，是导致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的主要原因。预期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还将提高。不过，2000年以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性晋升到管理人员职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并未显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
2 两性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改进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式，李春玲研究员判断经济改革以来收入性别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市场竞争机制(人力资本因素)和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因素)共同促成了收入别差距的拉大。改革初期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拉大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结果，但在目前阶段性别不平等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多地采取隐性的形式如分配性性别歧视、估价性别歧视。数据分析证实，职业性别隔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各种领域和部门都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现象。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是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增强。市场化与收入别差距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
3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模式
李春玲研究员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剖析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评估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她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作用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工作年限和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有所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4 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通过受雇和失业分割、行业和职业分割两个层面，阐述了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指出女性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女性下岗失业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男性。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生命周期、女性人力资源积累、产业形态。企业雇主存在对已婚和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而婚姻和生育以及家务负担尤其是对农村户籍的打工妹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女性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工作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明显少于男性，因为机关单位领导和企业雇主不太愿意对女性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另外，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女性就业还不是很有利。在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局限了女性就业发展。为此他设计了解决女性就业不平等问题的两个路径。
5 工作场所的男女权威差异
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方面，石秀印研究员诠释了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的性别不平等，指出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影响职场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领域：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以及女性的人力资本特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男性；尽管家庭是男女两性共有的，但是男性的职务晋升所受家庭的影响较少；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致因，包括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掌控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排斥和工作场所中“男性同盟”对女性员工的抵制，以及现存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对女性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他还就如何才能改变权力关系的两性不平等提出设想。
6 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研究员解析了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她谈到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在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与市场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相比较，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在激发
经济活力的同时，给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一批女社会精英。但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和社会阶层等级秩序重新确立的过程中，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女性阶层结构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她呼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7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陈方教授汇报了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的研究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就业，妇女逐渐变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加剧了妇女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作为家庭成员，农村妇女是随户而不是作为社员进入合作社，男女两性在农业合作社内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她依据从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从性别需求人手，借助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农村妇女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通过资本、知识与技能、能力和选择权四个方面获取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有利于妇女发展角度，陈述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困难，揭示造成困难的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论述妇女赋权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8 流动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
中山大学罗忠勇博士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珠三角地区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流动劳动力在职业获得和职业转变、工作权益获得、工作感受、集体维权意识和维权行动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他表示，这些性别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和资源与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男女流动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企业和行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进一步造成了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权益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感受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男女在城市的地位获得和生存际遇，还会直接影响其在集体维权意识与维权行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他倡议相关的社会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取女性流动劳动力就业的公平。
9 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
王献蜜就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石彤教授与她共同完成的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成果做了发言。她对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概念进行界定，描述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和产生背景，评述就业性别歧视高层次化、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隐性化、就业率存在性别差异、职业报酬的性别差距所反映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呈现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缺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无社会性别意识、个人因素的制约等多层面分析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最后提出一系列消除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建议。麦可思公司周凌波先生则分享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数据。
10 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不平等
杨总结中国的男女教育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比例仍处于中间偏低水平。高等教育系统中性别分布的数据差距显示不同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机会、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存在性别不平等，而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加剧了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裂变。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因有碍人力资本素质、结构、效率的性别平等而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当引导政府、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家长、学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参与并采取有效策略改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
三、会议简评
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4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5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74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己占总量的70 %，逾1.90亿人。仅在广东省，农民工的数量己突破2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4 %，数量己逾1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建设，已逐渐成为支撑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于大部分劳动时间较长、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其获得市场收入并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康对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其中不利工作环境的作用更加突出（俞林伟，2016）。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健康风险逐步积累，导致健康状况变差甚至疾病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调查显示，流动时间为“5～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 1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37.7%，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1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 68.7%（和红、任迪，2014）。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四 周 患 病 率 已达28.9%（蒋远胜、申志伟，2008）。同时，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各种社会排斥，无法合理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这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维持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加强对该群体的健康投资，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对于增加其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其劳动力市场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二、健康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理论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于健康与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等方面。
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溯及健康人力资本理论研究。Mushkin（1962）指出，健康和教育同等重要，健康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Schultz （1964）认为，健康可以影响人们的期望寿命、力量、精力和持久力。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Palloni & Arias（2003）、Jasso et al.（2004）等学者提出流动人口的“移民健康效应”，对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了较好的诠释，即因为移民筛选机制及移民自选择，健康状况不好的移民可能发生回流，而健康状况较好者则会发生移民行为。McDonald（2004）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强调良好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提高人们参与工作的概率。Pilar & Tong（2010）等人在研究健康质量对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影响时，强调遭受健康冲击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将下降，有些劳动者由于无法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国内研究也显示，健康对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健康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同时健康水平较低的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较高（解垩，2011；刘生龙、李军；2012）。而健康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劳动力参与工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3.48个百分点（刘生龙，2008）。
在研究健康收入效应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关注身高、体重、卡路里摄入量等健康变量对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健康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Thomas & Strauss，1997；Huffman & Orazem，2007；Vogl，2014）。同以上观点基本一致，Dave（2006）认为，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劳动收入，而Sahn（2014）的研究也表明，健康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的收入状况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大，对健康状况的依赖性强。国内学者更多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面板数据对健康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健康不良对收入有负面影响，健康不良的人收入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少（于大川，2015）。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从健康的经济回报率来看，农村人口要高于城市人口、女性群体要高于男性群体（刘国恩，2004）。外出打工人员从事更多的是高強度的体力劳动，只有健康状况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候风云，2004；秦立建，2012）；营养健康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志刚，2009）；健康状况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正相关，健康状况越差，参加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越低，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明显降低（张川川，2011）。
健康会对劳动者劳动时间产生直接影响。Grossman（1972）指出，健康与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减少生病时间，增加“劳动供给时间”。Thomas（2006）表明，健康水平的提高会使男性增加参与工作的时间；García Gómez（2010）认为健康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因素，从而对劳动时间产生较大影响。国内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健康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影响。田艳芳（2011）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水平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而健康水平每降低一个级别，男性的劳动时间降低6.48小时，女性劳动时间则降低4.12小时。秦立建等（2015）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较差者比健康状况较好者显著减少了18.9%的劳动供给时间，一年将会减少21天的工作时间。于大川（2013）通过研究健康与农户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发现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供给是不同的，健康良好的家庭成员会产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尽管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现有研究在测量指标选择上，大多只采用较单一的指标进行分析，从而无法反映个体健康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综合影响。因此，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同时将收入与工作时间作为两个主要测量指标，通过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及劳动力市场表现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状况与上述两个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 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个体健康的系列测量指标，如身高、身体质量指数（BMI）、热量和营养素摄入量、疾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SRH）、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等（Strauss，1997；李树森，2010；田艳芳，2011）。据此，本文采用的健康测量指标主要包括BMI指数，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状况，并由此展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在2016年7～9月期间进行的“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潮州等20多个地级市，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工作情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保险情况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69份，其中有效问卷335份，无效问卷34份，有效回收率为91%。
（二）受访者基本情况
统计表明，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6.9%，女性占53.1%，男女被调查者的比例较为均衡；第二，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为62.4%，已婚者仅占37.6%；第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或中专，共占68%，其次是本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占15.8%，而小学的教育程度的只有2.4%，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知识水平也逐渐提高；第四，接受过职业培训和没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基本持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正不断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知识和技能来提高自身价值；第五，在工作岗位上，普通工人岗的人数最多，占38.8%，其次是其他类岗位的，占27.2%，但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也各有17%，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已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工作，而是逐渐向技术和管理类岗位发展，当然，这也与他们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见表1）。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工资收入和劳动时间作为变量；自变量为健康，选取身体质量指数（BMI）、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作为测量指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等。其中，工资收入为被调查者的月工资收入；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kg）/身高^2（m）；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职业培训也为虚拟变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为1，反之为0；工作经验=年龄-入学年龄（7岁）-受教育年限（见表2）。
从表2分析数据体现了总体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在月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3 748.70元，而广州市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 986元，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比广州市平均收入水平低。在年龄方面，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74岁，总体年龄偏小。教育程度均值为3.06，所以他们的平均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知识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自评健康的均值较高，代表其健康状况较好，这与他们的年龄普遍较低有关。另一方面，虽然他们的年龄较低，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却比较长，达到平均5.95年。在每周工作小时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3.14小时，比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相差将近10小时，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这与他们主要从事的建筑业、手工业等行业性质有关。BMI指数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测量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亚洲人BMI指数的合理范围为18.5～22.9，而本次调查的BMI指数约为20.67，说明他们基本处于正常的身体质量水平，但略为偏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19）。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估计系数为377.891，符号为正，这一结果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其月工資收入将会增加377.891元。自评健康虽然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但它与个人的客观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如患病率、死亡率等。一般认为，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高，其个人的健康状况趋向良好生活自理能力也越好，所以主观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存在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它能够反映健康的心理和主观方面，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将对健康产生促进作用，也将对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1），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88.886，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减少388.886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医疗费用水平越来越高，“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原因，在医疗方面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一些企业更是很少为农民工购买甚至没有为其购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购买医疗保险的意识和健康投资的观念，而患病将会使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以及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并且他们一般从事计件或者计时工资制。所以，当新生代农民工患病时，一方面他们要面对较大数额的自费医疗费用，一方面又因为疾病导致工作时间减少从而减少工资收入，这些都会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大下降。
从表3还可以看到，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上看，BMI指数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BMI指数每上升1个点，则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将增加27.603元。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属于正常区间，但略微偏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其所在的行业又集中在建筑业等对体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很显然，在这些行业和工作岗位上，身体素质的强弱与其收入水平直接相关，BMI指数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这将有利于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收入。
（二）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26）。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为0.447，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增加0.447小时。自评健康状况是个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出的，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好或者非常好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相反，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时，则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3），回归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183，符号为负，这说明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减少3.183个小时。与其他的慢性病和亚健康不同，四周患病率作为近一个月内患生理疾病的频率，假如患病不止一次或者比较严重时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月的工作时间，造成其工作时间减少，但是，如果这些疾病不是太严重，身体状态尚且允许的话，劳动者会更多的选择适当地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与田艳芳（2011）的研究观点一致。
此外，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不显著。由表2描述性统计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处于正常的区间范围内，这些条件都比较符合他们从事的偏体力工作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所以他们能承受的工作时间也比较相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BMI指数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周患病率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显著，四周患病率的提高会显著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其收入水平；第二，自评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时间越长，工资收入也越高；第三，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第四，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时间都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显著影响作用，尤其表现为对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方面。因此，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提升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从改善其健康水平入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意识
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职业安全、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等健康问题，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所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意识非常重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开讲座以及运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方式加强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状况的宣传及教育，帮助他们真正意识到健康的影响，确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投资意识。由于分析结果中显示体育锻炼、睡眠时间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应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作息习惯。
2.完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近年来，虽然乡村地区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都有所增加，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和投资依然非常偏重于城镇地区，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每千人口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方面，城市地区为7.97人，而农村地区仅有3.18人，所以，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投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新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利用法律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卫生院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客观情况，坚持重心下移、政策倾斜，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造就医环境，添置现金的医疗设备；另外，政府还应该尽快加大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的比例，加大新农保的报销比例。目前，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0%，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明显严重缺乏，而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也表明，四周患病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显著，所以加快推进医疗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十分必要。
3.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居住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政府应该增加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常出现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有效的垃圾处理设备，虫害鼠害、通风不良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居住地的饮用水进行定期检测，确保他们能饮用安全合格的水源；应该注意垃圾处理问题，合理规划垃圾处理厂的地址，购置垃圾处理装置，及时派有关环卫工人来对虫、鼠等进行治理和捕杀，通过对他们集中居住的社区的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健康水平。其次，社会和政府还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心理咨询场所，及时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形成更健康的心态，从而促进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企业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严格按照法律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生产作业，从而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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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国内研究现状范文6
【关键词】 大学生 就业质量 指标体系 体面劳动
近年来，为了使我国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运作更加全面，呈现出“骄子”向“劳动者”的转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现。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率却不断下降，劳动力供求性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各高校专业设置趋同化现象加剧，为满足社会需求新增专业和招生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后的劳动报酬、福利、个人发展前景和工作满意度等涉及就业质量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普遍关注，但又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专业型院校非特色热门专业，虽然有着比较高的就业率，但就业率的高低不能从根本上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高低，就业质量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加之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够清晰，以及大学生本身定位误差，就业质量成为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就业质量的定义及内涵
1、国外关于就业质量界定的研究
国外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向研究工人就业质量，即如何在企业能承受的范围内，适当提高工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使得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早在20世纪初，就业质量的雏形开始形成，学者主要是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研究就业问题，即合理配置从业人员与工作岗位，使得从业人员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如1903年泰罗出版的《工场管理》和《商店管理》里面就提出对于工人的选择、开发和培训等。韦伯的组织理论中，要使得组织良好的运行，必须以合理合法的权利为基础，不仅靠其英雄人物的“超凡卓识”，同时应在更大程度上靠其公正地识人、用人和尽人的原则体系。这强调的是岗位的匹配度。20世纪70年代，国外对于就业质量研究开始兴起。70年代末，美国职业培训和开发委员会提出了“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它强调工会和管理部门要共同合作改善员工生活福利和工作环境，使人与技术，人与岗位协调一致。这强调的是员工的满意度。史洛德（Schroeder，2007）认为，高质量就业是指个人在其认为既具有挑战性和又能获得满意感的工作的综合环境中获得谋生所需收入的能力。这强调的是收入。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它突出的是有持续性的工作，工人权利受保护，有足够的工资，享受社会保险，可实现劳工、雇主和政府之间的有效对话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含了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方面的内容，它是研究就业质量的基础。此后，国外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对就业质量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侧重点主要是关注对一个经济体就业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提出了“就业质量指数”指标，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作质量”指标，欧洲基金会提出“工作和就业质量”指标。2010年，欧洲经济委员会整合国际劳工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基金委员会的指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有国别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
2、国内对就业质量涵义的研究
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其定义，国内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同时，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在加强社会建设中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我国2011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动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的就业质量系数等。目前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职业发展角度，马庆发（2004）认为，所谓“就业质量”，一般概括为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四大方面，具体体现在职业声望、职业期望满足程度、职业成就、专业方向与职业的适应性、入职匹配等诸方面。
从个体就业状况角度，高灵芝、张银（2004）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衡量劳动者在整个就业过程中就业状况的综合性概念，反映了劳动者在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工作稳定性、工作场所的尊严和安全、机会平等、收入、个人发展等有关方面的满意程度；叶金珠（2006）指出，就业质量就是指个体就业状况的优劣程度，包括个体目前的就业情况、才智发挥、收入水平和满意程度等内容。
从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角度，刘素华（2005）认为，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魏明凯（2006）认为，就业质量是指在就业活动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得收入情况的优劣程度，主要包括工作质量、就业稳定性、劳资关系、福利和社会保障状况四个方面的内容。
从就业层面角度，苏士尚（2007）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就业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描述了就业质量内涵演变的过程。就业质量微观角度上，采用了张银的观点；中观角度上，它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宏现角度上，它是反映个人和市场协调发展的状况。高兴艺（2012）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就业质量按层次分为基本质量、安全质量、归属感、受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
二、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分析
就业质量研究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并且愿意从事劳动工作的人的就业质量问题，而大学毕业生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建设的主力军、高知识的青年劳动力，更想通过劳动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研究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是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学者以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结合大学生所固有的特点，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从工作满意度角度，秦建国（2007）认为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是大学生所能获得的工作优劣及工作固有特征满足大学生要求的程度。李斌（2009）基于就业满意度，建立了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旨在通过提高专业对口性、工作稳定性、劳动关系、职业发展前景、福利和社会保障来提高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从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角度，李巧巧（2012）认为大学生就业质量是反映大学毕业生在初次就业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
从毕业生素质角度，曾向昌（2009）根据ISO9000标准从“质量”的定义拓展、应用到毕业生就业质量方面，认为大学生就业质量是大学毕业生即将从事的工作与自身所学专业、学历水平以及就读院校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并且工作符合本人的就业愿望。李颖、刘善仕、翁赛珠（2005）从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工资福利、工作兴趣、工作环境、工作地点等因素出发，调查得出毕业生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呈现正相关。沈诣（2007）从个人和高校两个角度出发，论证择业效能感和个人背景两个方面均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产生影响，然后探讨高校通过职业辅导增强择业效能感，进而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具体途径。
从产品供需角度，柯羽（2007）认为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是指在符合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毕业生满足社会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要求的总和。
从就业方式角度，代锋、吴克明（2009）认为大学生就业质量是大学生通过合理均衡的行业或地域流动，凭借人力资源市场或人才中介组织平台，在自由、安全、公平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适宜和灵活的、可持续发展的就业机会，从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就此获得收入和发展的优化程度；陈曦（2011）认为大学生的初次就业质量是大学生根据自身的个体特征、社会资本、专业技能、实践活动和能力以及职业认知水平，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或人才中介组织平台，在自由、公平和安全等条件下获得相对满意的工作，从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就此获得收入和发展机会的优化程度。
三、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以前对就业的考察基本都是通过就业率反映的，近几年来随着就业形势越来越严重，毕业生收入水平持续下降，专业对口率不断下降，就业质量问题越来越凸显，为了研究就业质量，构建就业质量的衡量标准成为必要。
在西方国家中主要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其延伸的体系构建本国的具体的评价体系。国际劳工组织设定的指标体系包括就业机会、不可接受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生产性的工作、合理的工作时间、工作的稳定性、社会公平待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工作与家庭生活、社会对话与劳动关系、经济和社会因素等11个方面的指标。
目前在国内，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另一类是研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标准。其中通过影响因素建立指标体系的占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参照国家劳工组织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设计出符合我国就业质量的评价体系。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评价体系。
在各式各样的指标体系中，基本上都包括了以下方面的内容：工作报酬、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前景、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环境。这说明大学毕业生和研究学者都关注的是薪酬、福利、个人发展前景和工作满意度，说明大学毕业生追求的是实现人生价值和高品质的生活，这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相符。
除了以上这些共同的内容以外，各学者还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内容。秦建国（2007）设计的体系包括主客观前提条件、大学生就业岗位质量指标、大学生就业满意度指标、大学生就业宏观表现指标这四大类指标。除了以上这些共性的以外，各学者还考虑了毕业生就业的外在条件的影响。如就业前的主客观前提条件（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制度，就业服务，外在失业率）和大学生就业宏观表现指标（宏观经济表现，创业大学生的比例，考研率，出国率）。柯羽（2007）在评价毕业就业质量时，考虑了就业结构、社会认可度方面的指标。陈韶、徐向东、符志刚（2010）依据评价主体的差异性，考虑了专业对口、区域和人居环境指标。李巧巧（2012）设计的指标体系，考虑了就业机会、人职匹配度、就业政策与体制和区域宏观经济发展状况。郑跃军（2013）采用的体系，考虑了就业率和自主创业率。李菲菲（2013）设计的指标体系，考虑了劳动关系指标（劳动合同期限，工会组织）。
四、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成果及不足
目前，关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指标体系中指标的分析，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策略建议；其次，大部分都是围绕其自身理解的就业质量的概念，设计指标评价体系，分析指标体系，得出建议等；最后，评价主体主要是从学校、毕业生、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等五个主体出发的。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一是还处于探索阶段，关于评价的主体、评价内容、各评价项目的权重等都存在不同的定义与设计；二是还停留在就业质量这一范围上，没有细化到去研究某一类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三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还是关注着收入，忽视了大学生求职者的价值取向；四是研究方法单一，多采用问卷调查法，缺乏理论支撑；五是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主观臆断和经验主义广泛存在，缺乏可量化测量工具。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为复合型人才的发展，为提高我国就业率，为我国教育改革市场化提供了指导性建议。大学生就业质量作为一种新提法、新概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其研究的范围、思路和研究方法也会越来越广泛，就业质量研究将会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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