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困境范文1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发展惯性大,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
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
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必须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劳动教育困境范文2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与困境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不仅远远没有消除，而且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就业形势的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如果说2010 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1 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在2012 年则是最严峻的一年。可想而知。解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群，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现实困难和庞大的社会工程。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困境，目前按其性质划分，大致表现为三种类型，即一般性就业困境、结构性就业困境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困境。
（一）一般性就业困境
一般性就业困境，是指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产生的就业问题，即人多岗位少，基本特征是“人找事”。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又处于人口高峰期，加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在社会人力资源需求没有明显增长的前提下，这种量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一般性就业困境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和将来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二）结构性就业困境
结构性就业困境，是由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不对应而形成的工作岗位与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就业问题。表现为有空闲的岗位，劳动者也有意去填补，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和技术，不能适应这项工作的需要，因而不能就业；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仍属人才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高素质劳动力仍然严重缺乏，目前制约大学生就业的最关健的因素也就是结构性就业困境.
（三）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
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是指毕业生出于对职业的选择未能就业而导致的就业困境。表现为个人出于对职业的选择，尽管有岗位空着，自身也不缺乏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素质，只是由于个人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或待遇低等原因，因此，宁肯待业也不愿去填补缺额。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则比较难。大学生并不是没有工作可找，而是不想把自己随便“嫁”出去，更不肯“贱卖”自己，是想找一个“如意郎君”。这样，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就成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中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仅仅是一种表象。
二、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
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科研所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计划年均新增劳动力需求总量为1800 万，但“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却超过2000 万，每年出现200多万富余劳动力。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数据则显示：2011 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供应总量为4000 万，而需求总量为6000 万。
这两项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是供过于求，但专业技术人才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既有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有高校教育机制的影响，还有就业指导和就业观念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滑坡、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对就业形势影响较大。国内大批中小企业和外企的倒闭、迁移和收缩，大幅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海外人员回流，从而使高端竞争出现重心下移，这一情况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的挑战。
（二）高校年年扩招，对大学生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近10 年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逐年增加。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在社会人力资源需求没有明显增长的前提下，这种量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三）毕业生就业途径单一，人才流动渠道不畅。目前的就业渠道无非是学校推荐、高校举办招聘会，用人单位进校园招聘，供需见面会及人才市场，网络招聘、国际互联网，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熟人介绍、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计划等。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这些只适用于特定人群。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但不能满足毕业生的需求，而且网站和招聘会虚假招聘信息太多，令人望而生畏。
（四）用人单位盲目设置的各种条件带来的就业难。用人单位多数设置经验、性别等障碍，拒绝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私营企业用工不但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且社会保险、养老金、公积金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也没有很好解决。另外，起薪较低，升幅不大，发展前景不明，并伴有苛刻的扣薪、罚款、辞退等制度。所有用人单位在招人时都追求实用能力和低廉成本。
（五）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
一些高校的办学方法和观念落后，没有市场意识，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大多数高校的专业及课程设置不仅传统守旧，而且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不少学校专业划分过细，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
（六）毕业生期望值过高。
大学生就业理念也存在很多误区，如“宁到外企做职员，不到中小企业做骨干”、“就业难不如再考研”等。部分毕业生对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就业的心理准备不足，尚未调整好求职心态，攀比心理和好高骛远的思想依然存在，大多数毕业生就业意原集中在政府机关和外资企业。
（七）宽进没有严出，教育质量下降。
近年来，招生规模与教学质量几乎成反比，说是宽进严出，其实是宽进宽出。只要交足够的学费就可以上大学，只要读完基本学分就可以混个毕业证。而且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尤其是文科大学生。学生经过大学数年的学习之后，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仍然十分隔膜，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教师的知识结构也依然陈旧，授课内容多为政治化、程序化、空洞化。
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把促进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尤其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促进就业工作的首位，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大学生创造出更多岗位，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指导和引导工作。
（一）各级政府要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给予政策上的宏观指导。
一是积极推进体制改革，畅通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的渠道。采取鼓励性政策，引导更多的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
二是要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知识结构和就业意愿的岗位。同时要加强就业需求预测，引导高校优化专业设置，改革培养模式。
三是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不断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大量实施基层就业项目，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尽可能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就业歧视规定，维护公平就业权利。
（二）高校要改革教育机制，在提高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一是要搞好素质能力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首先，教育理念必须从“知识本位、技能本位”向“素质本位、人格本位”转变，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普遍提高，从而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度。
二是要改革教育机制，变单纯的精专业教育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大专业教育。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大学生都应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没有以广博为基础的“精专”，不是真正的精专。只有通过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坚持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建立并完善就业状况对高等教育的反馈机制，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社会需求与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加强内涵建设，大力提升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水平。要建立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大力开展优质的就业信息服务，强化就业服务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服务职能，提高就业指导的“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为大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掌握竞争技巧，积极参与人才市场的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三）精心引导大学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变“主动失业”为“主动就业”。
一是从思想上引导，帮助大学毕业生增强就业信心，树立良好的求职心态，注意自我调整，相信自己有实力总会脱颖而出。正确对待挫折。在求职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而自卑，失去信心。遇到挫折后应冷静思考，仔细寻找失利的原因，争取在下次中取得胜利，迎接新的挑战。
二是从观念上引导，帮助大学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大学生们的主观取向与客观需要不匹配。从观念上引导，就是要帮助大学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第一是“主动就业”，不要等待，也不要抱怨，以主动的心态，积极寻找机会。第二是“理性就业”，不要迷失方向，坚守自己的目标；第三是“反思就业”，善于从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第四，先就业后择业，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越来越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终生从事一种职业，因此，具有高附加值人力资本的高校毕业生没有必要刻意追求一时的“完美”，完全可以先就业，然后在职业发展中选择从事的专业，进而在不断积累中成就自己的事业。
劳动教育困境范文3
[关键词]女性贫困；贫困代际传递；增长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长期研究揭示出，在极端贫困家庭中女性(或女童)是家庭资源分配中最终的“牺牲者”或“受害者”――世界贫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贫困者是女性(包括女童)。该数据展示的严峻事实是，贫困人口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性别不平等，女性常常是贫困群体中的最贫困者。虽然现代社会中女性在某些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但各种制度排斥、社会习俗等障碍使女性处于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边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女性贫困问题就引起女性学、发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女性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等角度来探讨女性贫困指标和内容、女性贫困的测度以及反贫困方法等。针对女性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如反贫困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它增强了经济学对家庭贫困与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动摇了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的扶贫返贫战略的有效性。虽然不同经济学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定义有所差别，有的认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穷父母将其贫困和不利因素传给子女的过程(E.Carroll)；有的直接定义长期贫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K.Moore)；)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少年报告正式定义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在几代人之间的转移，既包括个人也包含公共范围。时至今日，人们对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家庭贫困状态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再次传递给后代的循环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在这个代际传递链条中作为母亲的女性角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削弱了她们乐观开朗的情绪控制能力和自信能力，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甚至使子女辈产生对社会的仇视情绪和失衡心理，进而可能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增长。
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代际传递
科尔曼(Coleman，1966)关于家庭背景是孩子获取良好教育首要因素的论述，使得“如何使子女获得成功教育的问题”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科氏论证良好的教育有助于孩子未来获得更多的收入，高的收入进而可以支撑后代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反之，贫困的家庭不能够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支持，那么在后代成年后其收入水平将处于较低状态，不足以为其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此反复。
20世纪60年代的“布劳一邓肯模型”是最早反映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如何影响子女取得社会地位的模型。该模型通过复杂而严谨的递归模型分析，计算出各种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职业地位的影响程度。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状况同孩子的入学年龄、学习成绩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程度一直都是许多学者研究的核心。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明显的差异，但在通常情况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关联。
在一份有关菲律宾农村地区的研究中，Quisumbing(2007)就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亲近关系和财富状况对子孙辈的受教育程度和土地分配情况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父母与孩子受教育状况之间的关联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些渠道和方式也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和完全理解。同样地，教育成就和相关因素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社会经济动态中得到反映和体现。Yaqub(2000)的研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动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和不明确的。受过教育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希望孩子也接受教育，能够理解教育的潜在利益，并能够帮助孩子进行学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同样也可能反映和代表父母的财富状况，受过教育的父母能够提供更多的学费和教育资源、营养食品以及更加舒适的家庭环境，不太可能强迫他们的孩子做童工，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不太可能被迫让他们的孩子退学。
在Janet Currie(2008)的论证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以父母的健康、教育、财富和职业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它们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当孩子的健康成为家庭生产函数中的产出时，父母期望效用最大化函数公式是Ut=U(Qt，Ct，Lt，；Xt，ul，slt)，这里：Q是孩子的健康存量，c是其他物品的消费，L是闲暇，x是外生的口味转移向量，u是单个人特定的口味转移向量，ε是对偏好的冲击。对孩子的健康投入能够影响父母的效用水平，由此，当富裕家庭拥有较高的预算约束线时，可以为孩子支付昂贵的医疗护理、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高价玩具以及没有被污染的食品等。Janet Currie的动态模型揭示出与Quisumbing一致的观点，即孩子今日的健康存量取决于父母往日的投资水平，孩子的健康与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由教育所决定的职业、地位、收入等密切相关，它不仅仅对孩子自身很重要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子女后代。
Gordon B.Dabl(2005)以法定婚龄、辍学年龄和参加工作年龄作为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寻找女性贫困与女性早婚、提前辍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结果是：一个少时早婚的女性将来年长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31％，同样，提前辍学的女性将来生活窘迫的可能性是11％。
三、女性社会权益与地位的代际传递
贫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是她们在家庭中从属性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渗透。这种低层次性表现为：社会权利和言论的不被重视；社会、文化舆论对贫困女性的蔑视；人际交往对象的低层次性以及自我价值实现困难重重。现代社会中女性占有发展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以及社会分工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成为女性贫困的直接催化剂。
2008年的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研究报告指出，男性与女性(或男童
与女童)在贫困中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女性或女童权利的被剥夺较之于男性或男童更为严重，她们面临的生活境遇更为脆弱。经济上的窘迫、家庭中的从属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都在不同程度地摧毁贫困女性的心理自卫防线，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理智或正确地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较差，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能力较弱，并在抚育子女过程中将这种脆弱性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特别是女童。女性在养育后代、照顾家庭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职责使女性贫困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链条，有利于女性摆脱贫困的公共措施往往具有显著的政策溢出效应。
在中国农村低收入地区女性通常比男性从事更长时间的劳动，然而与男性相比，她们在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和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上比男性花费的时间少。由于这种不利于女性的劳动分工结构的存在，使女性的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的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女性干了世界上67％的活儿，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P.Bhargava，K.Mathur和S.Rajagopal(2005)收集有关家庭与孩子的数据，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家庭贫困与环境资源退化、人均土地、家庭欠债、疾病、儿童教育等关系，指出社会不公平、妇女地位低下使女性贫困在跨代传递中尤其突出，要打破贫困的传递，必须建立起能给贫困女性提供脱离代际贫困或生命历程贫困的潜在机会和政策环境。
照顾幼儿和老人等家庭责任对女性从事高收入的劳动、参加挣工资活动和私营活动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Hilary Hoynes(2005)等人对美国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与贫困有很强的关联性，特别是女性户主家庭(或单亲母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明显在增加。各种社会制度因素和价值观的转变导致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得美国社会的家庭贫困率由1967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7％。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减缓贫困的政策计划，但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等方面，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为户主并携有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所体现出的政策效应相当微小，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决策与贫困的女性户主家庭基本没有关联性，政策对于贫困家庭获取更多的社会福利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是贫困的减少，而当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度供给量明显增加时，贫困家庭的数量才会出现下降。
当大多数学者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关注贫困女性社会地位和权益时，Jeffrey R.Kling，Jeffrey B.Liebman，LawrenceF.Katz(2005)等人以独特视角发现邻居之间的和睦相处(或社区环境)能够有效缓解贫困特别是女性贫困。Jeffrey R.Kling等对美国5个城市贫困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虽然邻里之间不融洽并不能够显著地恶化社会经济产出，但友好的邻居或社区关系可以塑造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品行，能够赋予女性足够的尊严和健康的心态，进而影响到她们在未来社会中的心智能力和创造产出的竞争力，因此友好的邻居关系比所谓的减贫政策更能够有效地缓解女性的贫困。
四、女性营养健康的代际传递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缺乏安全饮用水源，医疗卫生环境相当贫瘠，繁重的家务和生产劳动使得这些女性的生活格外劳苦，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发病率较高在这些女性身上相当普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农村地区妇女分娩率只有71.6％，城市地区这一数据是89.4％，农村92％的女性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西部地区女性健康人口比重为92.1％，比男性低1.7个百分点，患病女性多表现为慢性病和体弱多病现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中的患病人口也急剧增加。不良的健康环境和习惯不仅困顿了家庭致富的征途而且严重威胁着这些地区女性和儿童的生存。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限制，贫困女性缺乏如何选择健康行为和主动预防疾病的卫生知识，可遗传、可传染的疾病和残疾在贫困跨代传导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在越来越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母婴传播艾滋病目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最大致因。在非洲约15％-20％的婴儿感染HIW，赞比亚、马拉威的孕妇中HIV感染率超过了25％，在博茨瓦纳的弗郎西斯镇和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产科医院里孕妇HIV感染率已高达40％。像其他疾病一样，母婴传染型HIV除了造成孩子的不健康和死亡之外，还会使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和程度恶化，因为这些家庭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治病和看护，失去劳动力并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ShariIaBegum和Binayak Sen(2005)从产妇健康与儿童健康、儿童可能摆脱长期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论证女性健康与资产一样是传递贫困的主要渠道之一，保障妇女的基本健康不仅可以使下一代免受疾病的困扰，而且能够使后代特别是女孩拥有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
Sandra E.Black(2005)以挪威婴儿出生时的不同体重数据作为分析指标，进行系列比较研究后发现，出生时体重过低的婴儿在一岁以内的死亡率明显比体重达标的孩子要高，而且在长大成人后的身高、智商或情商、教育程度与收入等都与出生时的体重相关，低体重的婴儿未来的教育(智力)水平、收入水平也明显偏低。贫困地区女性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的现实，使得贫困家庭女性的生活比男性更为艰难，在家庭有限支出和有限食品首先满足男性需求的社会模式中，女性生活质量、营养健康水平被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子女(胎儿)的发育和健康。
孩童时期的营养对于孩子的长期健康和受教育状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营养不良对孩子的身体、智力、精神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女孩糟糕的身体发展会对她们将来的孩子健康造成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Guo和Harris(2000)明确阐述了5种非遗传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平衡和调节了家庭贫困对孩子智力发展的影响，包括孩子认知能力的激发、抚养和培养的方式、自然生态环境、健康状况，以及孩子在出生和孩童时期的不健康等。R.Black-man和R.Litehfield(2001)，L.Chrisfiaensen和H.Alderman(2004)的研究证明母亲对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儿童营养情况有很大关系，母亲自身的营养不良导致其贫困状态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妇女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对打破贫困在跨代之间的传递具有重要作用。
五、消除女性贫困、促进和谐增长
贫困女性生存空间的性质和特点、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在按照某种模式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如果解决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困也就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来自历史经验、思想观念、
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社会习惯等多方因素，约束了短期内消除女性贫困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性贫困是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一种长期性现象，是不可能通过紧急动员方式可以解决的。只有政府、社会机构、妇女组织等合力做出相应的制度性选择，才能促进贫困女性收入和福利的增长，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为下一代提供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增长。
(一)赋予贫困女性教育平等机会
正如美国学者Alike Wessols(2004)所说：“我们不承认越来越贫困和弱势是做母亲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考察了男性中心的观念如何被用来剥夺母亲获取经济稳定的机会，并说明要使母亲免遭经济上的无保障，先要改变这些社会建构”。“如果妇女既要成为尽心的母亲又要成为经济行为人，她们就造成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断裂。因此，贫困妇女做了母亲开始承担照看孩子的工作以后，即使她们人还在工作岗位，现行的规则和限制也使她们失去了平等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因此，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制定经济政策，而不是强化提供经济成功机会的男性中心的观念”。
鉴于母亲教育程度高低对儿童完成中学教育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这一事实，赋予所有女性(女童)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是解决女性贫困的第一步，加强母亲教育尤其是加强女童教育的投入尤为迫切和重要。有研究显示，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或增加她们的营养知识对儿童营养改善的效果要比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影响更大更快速。进一步而言，贫困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将来贫困家庭获取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步伐也就更快更容易。在中国除了认真实施救助失学女童重返学校的“春蕾计划”外，还应制定和实施教育成年妇女的“母亲计划”，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相关制度改革。有人言，作为贫困地区资源财力支柱的勤劳女性，“你给她一个机会她肯定给你一个奇迹”。
(二)创造女性社会资本平等的机会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可以减少人们实现目标的成本。贫困女性在寻求工作或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如果能有更多的支持性关系，将会减少成本并增加成功率。现实生活当中，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性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性对权利、资源分配的控制。女性被视为“无权”的群体，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资源，这导致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财富、地位和权力以及与个体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均弱于男性。因此，缺少资源的女性无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互惠，也就难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持续互动和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当互惠原则不能得到坚持，女性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支持力度就势必弱化，甚至出现社会网络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建立起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就更为困难。相比于男性来说，在形成社会资本这一链条上，女性一开始就是“断裂”的，女性走向贫困的初始条件明显比男性更为充分。
贫困女性要挣脱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必须通过发展工会、协会、商会及各种互助协作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等民间组织，将分散的贫困女性个体组织起来，突破狭隘的家族观念培养其参与意识，形成一张女性横向社会互助支持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给贫困女性提供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的机会，从而增强贫困女性的自信能力，不断发掘女性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提高她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自身的反贫困能力。
(三)增强贫困女性就业平等机会
劳动教育困境范文4
[关键词]贫困；代际传递；教育；转型；精准扶贫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9241
1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在城市的边缘区域，或者是一些建筑工地，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或奔跑雀跃，或呆坐凝神的孩子，这些孩子与普通定义上的城市儿童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分，多表现在：其一，他们大多居住环境简陋，多是一些因为老旧而租金便宜的棚户区或是城市边缘杂乱自建的村落；或是轰鸣建筑工地旁，窄狭而人多拥挤的混居地，尘土飞扬，卫生环境堪忧。其二，衣着简单甚至有些寒酸气息，纵然不破，也会因为跌爬玩耍而整得污迹显见。其三，开心却略显粗野，没有很多城市孩子因为各种学业或业余辅导班压力而表现出的疲惫和厌倦，亦看不到谨慎和害羞。这些孩子多是大大咧咧，肆意的玩耍，甚至在游戏中夹杂着从成年人那里学来的粗俗的字眼。其四，缺乏必要的课业辅助书籍，最基础的教材课本尚且不足，更难以寻迹所谓的拓展阅读书籍。他们的父母多是背井离乡的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缺乏文化学识和基本的一些劳动技能，因此只能从事一些最为低级和辛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往往是繁忙和耗费巨大体力的，这让他们能够分到孩子的培养教育的时间被压缩的极其有限。
因而，基于这样的事实基础，在此提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之一：家庭教育不足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首先，从父母的角度而言，这些儿童的父母大多仅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知识文化水平和培养孩子的意识相对薄弱，同时，由于工作的忙碌，极少有时间去考虑孩子应该如何培养，只关注于孩子是否吃饱穿暖，更遑论考虑应当教授孩子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技能和谋生技能。这样的情况也就导致了儿童在技能养成阶段所接受知识的欠缺，没有系统的接受到全面详尽的课业辅导。文化不足在一定层面上，会影响他们今后对于问题的考虑宽度和深度；技能的不足或者说是技能提升和扩展的空间不足，技能更新的严重滞后，从父辈那里学来的一些基本谋生技能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这样就导致这些孩子在日后谋生时，只能沿行父辈们的工作，依旧从事简单的重体力劳动，拿着较为微薄的薪水。如此的延续，势必会造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无法创设条件去摆脱父辈们贫困的处境。甚至在大病来袭，或者突遇紧急情况时，非常规经济支出的突然增大，影响日常生活供给时，让生活质量跌入低谷，造成我们一般所说的因疾致贫或者因疾返贫。同时，从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可以看出，嘈杂而凌乱的周围，先不论孩子的安全有无保障，至少我们能够看出这样的环境无法为孩子的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如此混杂的情况，能否让一个孩子静下心来温习所学或者是看看喜欢的书，尚值得商榷；但对于注意力的集中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然从相关的教育理论中我们知道环境对于学习的影响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孩子学习的好坏，只能是一个相对的辅助影响的作用，但即便是这样却能影响到孩子学习的效率和所接受内容的优劣，毕竟，社会亦是课堂，一样可以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而与单纯意义上学校课堂相比，社会这个大课堂中有太多未经甄选、未经评判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对应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对于尚未形成辨别体系的儿童，全盘接受这些思想，对儿童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出于儿童模仿力较强的考虑，我们不得不为一些不良行为价值观对儿童的影响产生深深的担忧。原因之二：受教育不足或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无法获取完善的知识体系，无法进行自我提升，从而通过知识摆脱困境。在相关政策未出台之时，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一直饱受诟病，由于户口等相关问题和政策的不落实，这些孩子无法进入好的学校接受高质量的知识，只能在一些较为偏远，水平相对较低的边缘小学接受教育，同时受家庭贫困的制约，很少有孩子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能进入更高的教育层级，这也就导致了这些孩子知识视野的不足，技能的滞后，无法合理运用知识实现自身和家庭的脱贫。知识的不足存在一系列的连带反应，比如考虑问题的全面性，对事物本质把握的准确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将桎梏于他们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水平。原因之三：社会阶层的影响。不可否认一点，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依旧明显，不同阶层的人脉关系网是相对固定的，资源占有率的水平区分度显著，层与层之间的划分明显，同一阶层方可享用这一平台上所有的资源。而作为相对闭塞偏社会下缘的流动人口阶层，能够利用的资源很少，更无所谓人脉提供相关的帮助。同时，他们很少去了解，去关注，也并不明确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为自身所用，帮助自身脱离目前的一些困境。故而，综上所述，相对闭塞的阶层属性，不完善的知识体系，家庭和社会的相关因素的影响，是导致务工人员贫困代际传播的相关原因。
2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解决对策
明确了原因，下面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以上问题，这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社会医疗、社会补助、财政扶持、政策导向等。本文仅从与教育相关的角度进行阐述。一是政策导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精神提出，落实关于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同本地子女一样待遇就近入学。从国务院下发的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外来人口的子女入学有了明确的规定，与本地子女一样可以就近入学。此处笔者想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这样的规定是否真的是一视同仁？在房地产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学区房”，价位远高于同地区其他的房屋市场价，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这座楼盘可被划入周围的某所知名小学或者初中。周围有好学校孩子可以就近入学也成为了当下许多开发商进行楼盘推销宣传的一张王牌。鉴于这样的存在事实，笔者不禁要问，这样的房价是否是务工人员可以承担得起的，动辙几十万上百万一套的房子，对于为了摆脱贫困才远走他乡进城务工的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想让自己的孩子因为住在这样的房子才可享受优质教育对于他们而言，是镜中月水中花。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导致学区房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资源是师资，校风也是学校水平差异的代名词，也许我们可以在此认定，只有平衡教育资源，才可让就近入学真的成为公平受教育权利的途径。这个问题还有一层分析，如果务工人员的子女未跟随父母进城，在农村老家，如何在教育资源的享用上做到公平呢？笔者查阅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第二部分目标任务中关于教育的下属内容中可以看到“到2015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学率有较大提高；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提高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水平；扫除青壮年文盲。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远程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从这段文献资料当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对于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巩固，至少可以使这些孩子有基本的社会辨识能力和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高中阶段实行了一个良好的分流，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对于想要提前学习生产劳动技能，为期望通过自身劳动减轻家庭负担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同时给予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水平，为他们日后进城务工提供了一个先期的培训，启动相关的订单培养模式，避免了从事低级无技术含量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此外，通过查阅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笔者发现，从中央文件到省级文件，对于家庭贫困孩子接受教育时的奖助学金发放有清晰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家庭孩子入学费用的问题，有助于减轻他们的求学压力，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帮助自己和家庭走出贫困。
二是教育实施的问题。首先，给予这些孩子什么水平的教育？如何确保实施时的相对公平和合理？在当今中国，优秀的学校资源多集中在发达的地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教育发展逐渐成为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为留在务工人员家乡的孩子提供较为优质的教育，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工作，同时也需要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只有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的享用和完善的监管体制，才可谈论教育公平与机会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保证这些孩子在接受教育时不因贫困而滞后。其次，增强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社会适应性，提升技能水平，以获得较高薪酬做好准备。无论是职业学校抑或是社会所开办的技能培训班，都应当着眼于当下社会的需求，笔者较为推崇订单式的培养模式。使培养出来的人员，不会因技术过时而失业，也不会因为从事人员过多而面对激烈的竞争。理想境界，自是达到社会需要与培养成果之间的完美契合，这就需要培训机构关注社会动向发展，精准把握社会需要，结合被培养人的特点进行积极有效的教授，从而让他们获得相对理想的职业和收入，帮助自身和家庭摆脱困境。最后，精准扶贫。百家千裳各不同，贫困问题的传递表现在各家有不同的原因，如果只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应对，可能在实施的过程中问题解决不全面，更有甚者导致衍生问题的出现。比如，只是单纯地推出对于务工人员技能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又是大而化之的，那么，结果会使很多人依旧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通过技能摆脱贫困。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全面考虑各地致贫的原因：是因为自然的问题，导致居住地不宜发展；或是因为大病致贫；或是因为劳动力不足，知识技能欠缺……因此，在解决问题时，一定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才可事半功倍。对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能否进行迁出到相对环境好一些的地方；劳动技能不足，开设针对性强的辅导班进行培训；因病致贫的，良好的运用好惠农政策的相关医疗补助；只有精准地针对问题，进行解决，才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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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倍增；燕山-太行山片区；环首都贫困带；连片贫困
基金项目：2013年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燕山-太行山片区居民收入倍增机制设计》（项目编号：2013HY09）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燕山-太行山片区收入倍增路径选择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8日
十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如总书记所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预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将逐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改善贫困地区的面貌。与此同时，十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治理连片贫困与收入倍增相结合，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收入倍增值得深思。
《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批复，标志着外界通常所说的“环首都贫困带”有了正式的官方说法，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环首都贫困带”问题。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囊括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市32个贫困县、272万人口。而此次划定的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区涵盖京西京北方向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的33个县，基本上囊括了原来的环首都贫困带各县，其中河北省占了22个，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为2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本文研究连片贫困地区收入倍增问题，探讨连片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最终提出相应的收入倍增机制实现路径的对策建议。
一、燕山-太行山片区经济发展现状
根据王金营（2013）等人的实地调查，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县家庭化贫困发生率为47.2%，燕山-太行山片区贫困发生率次之，为43.6%，这一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燕山-太行山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基础建设设施差、自然资源匮乏、山多地少、干旱少雨、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匮乏，难以形成高效的发展模式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山-太行山贫困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产生了一系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
（一）加剧首都和周边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巨大的经济落差，使首都周边地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不可避免地造成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居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影响首都的社会安全。
（二）影响区域的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经济的长期欠发达，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京津周边贫困带地区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独自解决境内存在的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等问题，这必将进一步影响地区生态环境、城市供水安全以及大气环境质量。
（三）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燕山-太行山贫困带的存在，使这一区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短板”现象的制约。如果不制定特殊的战略措施和优惠政策，改变这一区域贫困的落后现状，不仅继续影响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必将会影响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影响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地区处于全面落后的地位，不仅表现在整体经济发展缓慢、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低，还表现在交通、饮水、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差和农民生计途径单一等方面。连片贫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贫困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也必将通过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直接威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地处燕山-太行山山麓干旱高寒区的“环首都贫困带”历史上就是发展滞后地区，土地贫瘠，农业、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工业基础，税收来源单一，限制了财政收入的规模，也制约了地方政府扶贫开发的力度，因此分析该地区长期贫困存在的原因，找出影响山区农民收入倍增的主要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处干旱高寒山区，自然环境恶劣。燕山-太行山地区，一些地方庄稼只长一季，只能种玉米和土豆，有的乡镇年人均收入不足625元。前些年农村家庭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欠公平。一些农业生产投入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的价格不断上涨，投入成本的上涨将会部分抵消国家对农产品价格及农业补贴对农民带来的收益，影响以生产经营性为主的家庭实际收入的提高。并且山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疾病等风险的能力较低，脱贫人口重新返贫的现象依然普遍。2012年新农合的全面开展虽然能够部分缓解贫困家庭看病难的问题，但是先行垫付的新农合医疗体制，还是让很多困难群众在大病面前无所适从。另外，由于贫困县多集中在山地和丘陵地区，基本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财政收入低也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直接影响着收入的提高。
（二）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在连片贫困带地区，高中文化程度的居民仅占人口的7%，初中以下人口占了92%，整体教育水平低，制约了贫困人口接受新知识、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当地居民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创新意识差，识别信息把握机会的能力低，很难依靠自身找到劳动致富的好项目，即便有了好的项目，也会因为缺少创业资金，不能实施项目。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往往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和经历，即使在传统产业中也需要掌握知识的劳动者，特别是现代农业对农民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是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不会利用现代科技力量收集获取信息，也很难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与产品，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或压价竞争，导致收入长期提高不上去。
（三）人口外流现象突出。恶劣的自然环境，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使得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农民人口外流严重。农业收入远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因此青壮年居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长期如此就导致了耕地资源严重浪费，剩余人口的老龄化降低了贫困地区居民的整体劳动素质，很多老年人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更谈不上接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一个基本事实是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脱贫的难度最大。并且，由于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务工的工种受到限制，往往不能进入高收入的行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升缓慢。
（四）地方财政资金少，扶持力度小。山区居民尽管在扶贫资金、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享受一系列政策优惠，但是这些远远不能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一些农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得不到加强，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不够，造成农民增收难度很大。
三、连片贫困地区收入倍增路径的选择
加快燕山-太行山贫困带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当地群众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的批复，让当地居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笔者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才能解决连片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产业化扶贫。首先，在现有产业特色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各地应当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资源优势，依托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壮大当地特色产业。对山区的土特产品，如草药和各种野菜，等等，进行粗加工或深加工，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风险的抵御能力，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联络土特产经销商，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其次，建立绿色产业园区，发展生态型特色经济。从当地的比较优势出发，建立错季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园区，为错季蔬菜、土豆、野生中药材等名优特色农产品提供示范种植和推广，提供技术服务，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二）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旅游。燕山-太行山贫困带诸多县市的区位条件并不理想，但是其良好的资源条件可以发展为旅游业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建设旅游设施改善旅游接待条件，发展特色旅游业，依靠旅游业脱贫也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一个思路。具体说来：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山区地理优势，开展农家乐，吸引周边旅客体验水果、绿色蔬菜采摘，体验地道农村生活；二是借助政府力量，引进外部投资，开发休闲旅游产业，如建立休闲疗养度假村，结合蓝天碧草、森林沐浴、打猎爬山、森林氧吧等特种旅游吸引外部游客。
（三）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第一，加大优秀教师的引进力度，丰富农村教师队伍，提高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第二，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地方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资金，发放专项补贴，保证贫困地区孩子的基础教育；第三，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提高技能促就业工程，狠抓劳务输出培训，为外出务工农民创造条件，打破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者素质；第四，建立京津教育对口援助机制，缩小区域经济梯度差距，提升燕山-太行山贫困带居民受教育水平。总之，在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努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劳务输出培训、绿色证书培训等成人教育，力争构建起又一个让农民不断接受继续教育的完善体系。
（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政府应加快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切实解决困难群众交通、通信、医疗水平，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另外，农资、能源等生产资料直接影响农业增收。因而，农资、能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是否合理，急需有关部门加以审核和监督，若不合理要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应多想办法另辟蹊径增加农业补贴，避免农民在生产中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影响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困境范文6
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培训新型农民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社会稳定、减轻贫困程度的“万能钥匙”，是提升国家、产业、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发[2010]36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无不强调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特殊战略地位。由于受制度、财力、政策、配套机制、体系建设等束缚，在覆盖全国贫困人口70%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环节，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有极大差距，职业教育公益性国家战略未能有效践行。这既难以适应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更难以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要求。只有“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搞好职业教育培训，不断发掘群众当中蕴藏的创造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使更多的农民工逐步融入现代职业体系和城市文明体系，才能稳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才能“切实改变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的落后面貌”。因此，创新职业教育反贫困路径，培育新型农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打好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战，既是对我国以往教育扶贫工作的一种继承、突破与创新，对实现我国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生态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连片特困地区及其特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连片特困地区主要特征是“集中连片”与“特殊困难”，表现为“贫困面大、人多、程度深”特点突出，尤其是贫困的持续性、代际性突出，具有很强的传递性。目前，我国的连片特困地区已经划定为14个片区，包括中央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和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大兴安岭南麓、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大别山、罗宵山。除、四省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外，新划分出的11个片区包括505个县，其中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82个、革命老区县170个、少数民族县196个、边境县28个，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0亿（其中乡村人口约1.90亿）。连片特困地区主要特征是“集中连片”与“特殊困难”，一句话“贫困面大人多程度深”特点突出。2010年，14个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3330.85元（见表1），是全国平均5919元的56.27%。按国家采用的新标准计算，2006年平均贫困发生率为56.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36个百分点。此外，城镇化水平低，地区城镇人口平均比例20.98%。数据来源：中国农村2011贫困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二、研究工具及对象
以连片特困地区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再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入户调查方式在武陵山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抽取样本，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4份，回收率为95.4%。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入户访谈。在954份有效问卷中，在性别方面，男性546人，女性408人；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39人，18～40岁385人，40～60岁362人，60岁以上168人；在居住区域，城市46人，城镇109人，农村居民799人；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文盲半文盲175人，小学264人，初中264人，高中或中专127人，本科或大专123人，硕士及以上1人；在连片特困区域上，武陵山区689人，六盘山区252人，滇西边境7人，其他6人；在政治面貌方面，共产党员163人，派3人，共青团员77人，群众710人，其他1人；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799人，单身（从未结婚）125人，离婚14人，寡居53人，其他3人；在职业类别方面，务农471人，专业养殖11人，城里务工104人，技术工51人，行政办事员85人，“商业服务人员”74人，“无职业”53人，“在读学生”52人，“其他”53人。采用SPSS19.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
三、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培训调查统计结果
1.受普通教育水平
（1）教育观念不断增强
首先，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见表2），一般支持孩子完成学业的按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大学（38.7%）>高中（36.7%）>初中（20.6%）>研究生以上（2.7%）>小学（1.3%）；其次，从幼儿教育来看（见表3），有7.6%的孩子是不能受到幼儿教育（学前教育），76.7%的能接受到，15.7%的认为一般。最后，在男女孩是否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上，只有3.8%的不这样认为（见表4）。
（2）基础教育得到保障
对成人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表5），有5成的人（50.1%）具有初中学历，小学的34.3%，高中的8.6%，大学及以上的有1.6%，但还有5.5%的不识字。
（3）教育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对当地的教育资源进行统计（见表6），有10.4%的不尽认同，54.5%能认同，35.1%的认同度为一般。同时，对中小学基础设施配置感知调查（见表7），有99.25%的地方有教室，96.6%有书本，80.5%有运动场，42.1%有图书馆，41.5%有电脑室，30.4%有阅览室，其他1.1%。
（4）对教育的满意度较高
在对教育质量的整体满意上，有13.6%的人较不满意或不满意，51%的人比较满意或完全满意（见表8）。在对目前政府在义务教育的工作满意度方面，有10.4%的表现出不满意或完全不满意（见表9）。
2.职业教育培训状况
（1）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国家战略
首先，在法律层面，《劳动法》第67条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职业培训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其次，在政府层面，农业部先后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农民科技培训规划，颁布了《绿色证书制度管理办法》，制定了21个绿色证书岗位规范；制定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管理办法》《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操作规程》等有关条例、规章和制度，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证书制度，并使农民科技培训成为政府行为；最后，在专项规划方面，继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出台的《2003～2010农民工培训规划》后，2011年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武陵山片区、秦巴山等11个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行规划，以“雨露计划”项目为载体重点实施“贫困家庭新生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助学、贫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扶贫产业发展技能提升、贫困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训”。
（2）连片特困地区农民职业培训当前问题
一是基层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意识较为淡漠。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政府没有把自己摆在农民工职业培训责任主体地位，有些地方政府主管领导没有挂帅负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有些地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各级组织机构纯属虚设，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二是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政出多门，资源有效整合欠佳，管理较混乱。一方面，农村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互分割，师资、设备条件总体不足且部分闲置；另一方面，农民工培训工作由农业、劳动、教育、科技和妇联等部门主管，各部门相互欠协调，未形成资源共享机制，造成培训资源的极大浪费。三是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软”“硬”件亟待优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缺乏优秀的师资以及与职业岗位贴切的学习实验基地、学习实验设备，实践教学严重不足，不能使农民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后零距离上岗，农民参加培训与没有参加培训一样。农民工培训教学计划缺乏针对性、适用性、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训机构所开设的培训课程和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简单自编、打印，出版单位虽然发行了大量的有关图书教材，但农民工受学历文化限制，难以使用。四是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目前，农民职业培训经费来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个人。其中，中央及地方财政是农民培训经费的主要来源。农村人口多，再加上许多地方财政投入较少，大量的农民培训需求与政府和社会所能供给的培训资源存在巨大的供需矛盾；用人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承担起职业培训的责任，而农民工自身更是难以承担较为高昂的培训费。目前教育、农业、劳动、建设、科技、妇联等部门都有一定的培训经费，但分属各部门管理，资金不能形成投入合力，造成重复低效益职业教育资源建设，培养出低竞争力、低技能的农民工。
四、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培训资源整合及优化加快新型农民培育的对策
虽然连片特困地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已具雏形并取得巨大成绩，但目前仍然主体意识薄弱，资源有效整合欠佳，政出多门，管理混乱，资源分散、力量分散，职业教育培训软硬条件有待优化，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
1.完善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组织机构和统筹协调机制
必须建立健全以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各级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组织机构，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制定并落实相应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加强对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实行以就业服务为导向的“党委领导、政府统筹、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和长效运行机制，将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严禁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相互干扰，确保农村职业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使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成为社会的共同责任。
2.建立有效的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多元投入机制
一是建立以财政资金为主导的投入机制。政府应将农民的教育培训列入政府财政支持的范围，纳入财政预算科目，并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不断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二是要发挥企业、社会团体等对农民开展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建立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多元投入机制；广泛吸收各种社会资金参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创新投入形式，如通过信贷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参与对农民的培训；建立各种培训的公益性基金，吸纳企业、社会名人和富人捐款；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出资、培训机构减免费用、农民适当分担的培训投入机制。三是建立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投入和激励机制。市、县区、乡镇政府等地方政府要逐步增加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经费预算，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单位和受训农民补助、对劳务中介机构实行以奖代补。减免农村贫困户子女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相关费用，并给予适当补助。
3.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以订单、定向、定岗培训为重点的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就业机制
一是建立和健全农民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适应市场需求、城乡统筹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运行机制。二是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确定培训机构，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农广校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各类农业协会和合作社等培训资源的作用。建立公示制度，严格执行检查验收制度，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公开培训项目的实施过程，接受社会的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评价、监督和经费的管理制度。三是建立考核体系。重点建立和完善公示、台账、检查验收和信息反馈等项制度，依靠制度约束和规范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建立一个科学规范、适应农民创业培训需要的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以行业需求为核心内容的职业质量链。
4.整合优化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
一是改造和完善一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加强职业教育基地建设，完善教学培训条件，努力提高教学设施和设备的使用率，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和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从技术和资金上扶持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开发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二是扩大培训范围。以农村应、往届高初中毕业生以及农村适龄青、壮年为重点，兼顾45岁以下有较强培训意愿的中年农民。尤其要重视被征地农民转岗就业技能培训。对初、高中应届毕业未继续升学的原则上要求都能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左右，并取得初、中级职业技能资格。三是深入开展农村基教、职教和成教“三教”统筹，实行农村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双轨行动机制，推广农村初、高中开展3+1学制试点，鼓励学生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四是构建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就业信息平台。农业部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应该建立统一的人才需求、就业岗位信息平台，由专业人员负责收集劳动力供求信息至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王思铁.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及其特征.新浪博客，201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