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1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线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导论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自2007年春季以来，开始在全国近1000所高校的270余万名2006级本科学生中普遍开设，并深受广大师生好评，正在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如何上好这门课，怎样更好地完成教学目的，成为诸多任课老师讨论思考的重点。这门课是否上好，要看学生是否有兴趣，要看学生是否真正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走过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崛起的精神动力和现实路径。而要让在中学阶段已经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其初中教材分上、下两册，合计近17万字：高中教材也分上、下两册，合计近45万字)，对有关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已有一个基本了解的大学生对一门似乎重复的课程提起兴趣，除了课程本身的特色之外，就要看教师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改变学生对这一课程“单调的重复”和“令人厌倦的说教”的认识，特别是第一堂课――导论课能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的动力，因此导论课显得尤为重要。
所谓导论课，就是要在正式上课前把整个课程的基本面貌呈现给学生，除了要向学生介绍课程开设的目的、概况、学习方法、参考书目等一些基本问题外，对于《纲要》课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明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线索，包括它的起止时间、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的主线等，这就使本已稍有沉寂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再次掀起讨论高潮。
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本课程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点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自 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 1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定论，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论断，许多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向学生说明对该问题的不同阐述，以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自1954年胡绳第一次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先后提出了10余种学术观点。在起止时间问题上，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上限是建国以前即采用的说法，国内史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因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独立国家。战后，中国成为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又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有少数史学家把明清两代交替时期(160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一方面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一致，另一方面，是把184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作为前两个半世纪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1840年之后中国之所以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内部封闭衰落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普遍采用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以来为当代的分期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史下限和现代史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日益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所接受，但一直到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才第一次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采用这一时限，因此这部十卷本著作被称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在时代主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据此提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胡绳)、“反帝反封建说”(黄一良)、20世纪80年代的“四个阶梯说”(李时岳)、“三个阶梯说”(戚其章)等，张海鹏教授继承了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从政治史或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是对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说”，认为胡绳认识的对象是近代史的前半前期，从近代史全局考虑，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得到启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两个过程说”，即主张中国近代的变化是外来侵略和内部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彭明则在侵略与斗争之外再加了“探索”，认为从1940～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是由“屈辱、抗争、探索”这三部历史所贯穿。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斗争与探索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且是一浪推进一浪式的变化，所以理解中国近代史，要从政治史、革命史之外审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的变化，陈旭麓先生即提出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突破了“五朵金花”和阶级斗争范式的限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经济、思想文化的研究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多样化、精细化的发展。
“探索”是对外部世界和中国未来的探索，在探索中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徐泰来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近代化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这一提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认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制度和政治的现代化，教育和人的现代化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丁日初)，即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说”有失偏颇，而“独立和近代化”才能贴切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的跌荡起伏的态势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胡绳先生也在上世纪末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但有学者据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认为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大门，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否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怀疑“侵略”行为是否真实存在。通行全国并评价甚高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即有此倾向。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近代史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也是历史学关于近代史的一般概念，中国的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即指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是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因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走出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唐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这次转型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被迫转型。他估算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极其痛苦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三百年。类似的“大历史观”、“社会转型论”在海外史学界较为普遍，也引起了大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近现代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16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正如徐中约所说：“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让学生了解这些学术史、学术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很难以一种理论、从一个角度作单线式的思索，不同的理论将导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如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正说明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一致，甚至是相悖的。要让学生从这些悖论、争论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并从中体验本课程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了解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1999.264.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2
通过学习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一、通过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切实增强“四个自信”
1978年12月18日，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之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使命担当，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党的带领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40年不懈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放眼国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全球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低谷。事实胜于雄辩，风景这边独好。这40年之所以能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之所以能化危为机、绝处逢生，之所以能独领风骚、岿然不动，历经艰苦奋斗取得辉煌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益于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再看我们富蕴县，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一度被誉为“小上海”，相信每一个富蕴人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可以看出，不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际、整体还是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学习这段历史，我们自然而然地更加自觉坚定“四个自信”，更加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的领导，更加坚定不移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奋斗。
二、通过学习“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不断激励干事创业的闯劲韧劲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老一辈革命家带领中国人民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潮流、锐意探索进取的历史担当与雄浑气魄。
一是进行了伟大的理论探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贯彻革命建设全过程。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理论探索一直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在党的灵活运用和创新探索下，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一路披荆斩棘、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学习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克服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注重因地制宜、联系实际，勇于担当作为。具体推进工作中，在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离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创造性和预见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做法，更好地发挥党的理论的强大指导作用。
二是进行了伟大的道路探索。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谋求一条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道路。从“农村包围城市”、“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具体形势和任务积极调整革命路线，付出了艰苦努力，历经了艰辛探索，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如虹，最终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革命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革命道路更不可能一成不变，只有跟上形势，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实践证明，党的历次路线政策调整，都顺应了历史大势，有力推动了当时党的事业发展繁荣。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优势是其他道路无可比拟的，是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是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也标志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拉开序幕。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随后的10年中，又设置建立了一批经济特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应运而生，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全国一线城市，仅用40年就走完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无独有偶，上海浦东蜚声中外、雄安新区朝气蓬勃，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党的实践探索不胜枚举。还有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甘肃西海固的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完成易地搬迁，后来又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这恰恰是党带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战胜贫困、奔向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更是党接续奋斗、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我们要从这些探索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工作中奋发有为、迎难而上，敢于亮剑、勇于拼搏，啃下硬骨头，打开新局面。
三、扎实做好近期工作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同志们要认真贯彻“学史力行”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成为推动工作开展的动力，确保各项工作及时落实到位。
一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日常政治理论学习相融合。近期，先后到福建、广西、河南考察。要在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各项规定动作的同时，及时跟进学习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这既是武装头脑、增加知识储备的现实需要，更是紧跟中央、落实“四个意识”的政治要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同时要加紧对各自领域专业知识的学习，增长能力本领，更好地知识新形势下的工作。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道路 特色 探索
近代以来，复兴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现代化，成为无数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许多政治力量和先进人士，都曾提出过现代化的构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遗憾的是，都没能够成功。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勇于理论创新和善于把握规律，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对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
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肩上。
建国后的头七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在这七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和其他民主改革，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调整和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前后一年半左右，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是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设想和思路。接着，党的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及至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开展全党整风，还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设想。这些方针和设想本来有可能使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但是后来的曲折使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
从1957年反斗争扩大化到1966年“”爆发之前，是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期。 “”十年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的严重失误期。60年代前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中美关系因美国侵略战争的逐步升级处于尖锐对抗状态，这都影响党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观察以及对时代和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认识。这是一次完全陷入误区的探索。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对社会主义及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的重要成果。
（一）关于生产力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提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既是中介手段又是奋斗目标。既破除了发展生产力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中介手段的观念，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又破除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的概念，确立了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一切工作和衡量社会进步的观点。
（二）关于所有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制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破除了社会主义必须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旧观念，确立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新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又破除了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必须统一的旧观念，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的新思想。
（三）关于分配问题。与所有制的变化相适应，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破除了把社会主义的平等理解为收入的平均分配的旧观念，确立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思想；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旧观念，确立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的新思想。
（四）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破除了计划管理必须通过指令性计划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的旧观念，确立了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思想；破除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的旧观念，确立了不仅生产资料是商品，而且要建立生产要素市场的新观点。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探索虽然经历了一番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认识上也产生了实质性的飞跃。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目前仅处于它的初级阶段。对于这个初级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但不管怎样，这些已经取得的探索成果都将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时刻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同时也会给未来的探索以智慧、力量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曾景忠.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1(3）
[2] 郑谦,汪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中共党史研究.1991(4)
[3] 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3)
[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探索；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186-02
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才能更好地执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正是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有其内因与外因。内因概括起来有二：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的作用概括起来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是先进文化的传人。
1.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近代以来，任何新生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本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客观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产生，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是近代工业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它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起来。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约10万人以上。到1919年前，已增至200万人左右。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而先进文化的向导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2.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说，开始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初。从那时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起超领导的运动，都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农民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使这两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更有完全意义的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也是失败。那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激化又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谁有能力提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纲领，谁能推动革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因此，它（通过其政治代表）能够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应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向前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之一。我们纵观几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不难看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革命理论的向导作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并在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3.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十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树立了榜样，给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先进文化——马列主义的向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路子走出来的。
4.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便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杰出代表就是。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他的预言，这预言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的开始传播，、陈独秀、、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便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以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开始形成了一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可以说，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对我党的成立起到不可估量的外因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程
文化是20世纪人类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新世纪里，文化更是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各门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样作为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她除了宣传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之外，还大力探索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她的历史是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
1.中国共产党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惟一历经从人类文化的源起、生长、发展、壮大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她有许多优秀成果，人们把她统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中国共产党没有丢掉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是把它发扬光大。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特质“德”，中国共产党把她运用到干部的考核和任用标准上，并对“德”赋予新的内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多得举不胜举。
2.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必然产物，更是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思想，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代表。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形形式式的反动派、复古派、殖民派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和捍卫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方向，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社会风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发展繁荣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大批判”来实行“全面”，结果恰恰是阻碍以至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新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也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种新的先进文化。并用邓论作为向导，抵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捍卫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已经越过国界，带有世界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解体后，这种指导作用的榜样性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伟大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它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代表，而且是人类先进伟大代表。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5
一、行政文化的界定
[JP2]行政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不过是近二十多来年的事,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是见仁见智,复杂而有争议。总括学界关于行政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可分为广义、中义、狭义三类。[JP]
其一,行政文化的广义概念界定是基于文化观的视角。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界定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基于这样的认知模式,有研究者提出,行政文化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内涵应该包括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制度规范和行政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和生活方式等,整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
其二,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排除了客观的文化因素,只从主观因素的层面划分行政文化的研究边界,认为行政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次,指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理念、行政意识、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
其三,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仅仅涵指行政意识形态,立论者认为,行政文化属于行政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范畴,包括着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理想、行政观念、行政思想等各方面。[1]
[JP2]以上的界定各有其出发点,不无道理。不过,本文的立意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行政文化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因而采用了广义的行政文化概念。这样,边界的划分相对宽泛,有助于做比较全面的考察,以使读者对于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研究的优长与弱项有更为准确的了解。[JP]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行政文化界定的梳理,从中提炼出一些能反映行政文化研究内容的概念作为主题词。主题词是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它对文献中出现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书写形式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使每个主题词都含义明确,以便准确检索,防止误检、漏检。[2]本文主题词有:行政思想、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文化等作为检索词。关于这些主题词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作为本项研究的一个主题词,是考虑到不同的制度规定可能会导致形成不同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行政文化的性质或内容。
二、行政文化研究的论域
在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这里通过对CNKI中相关文章的梳理,以分析其基本状况。
[JP2]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研究比较突出,学理认识日渐深化。在从行政文化广义概念中提出的主题词,关于行政伦理(1502篇)、行政道德(849篇)主题词的文章比较丰富,有进行理论建构和发展的,也有结合现实探讨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意义的。张康之[3]、刘祖云[4]、李萍[5]等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他们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价值、规范、层次构建等给与思考和论证,探讨适合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体系,为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些研究者是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与现实政治、行政生活领域的探讨,凸显它们在现实中的价值。王伟[6]、卢智增[7]、包兴荣[8]等等,他们对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进行探究,理出行政伦理规范的价值与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关系、行政道德与行政体制改革关系,尤其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对公共行政的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有效价值。这些研究扩展了行政文化的内容。
行政思想指导或引导着行政行为,在行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1990—2012年中,颜佳华对行政思想的关注,把行政思想与行政哲学结合起来探讨公共行政的价值、方法和思维[9],为公共行政提供知识基础。丁煌主要集中于西方公共行政领域不同时期各个流派、学者的行政思想阐述[10],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西方公共行政的资源。其他研究者的发文是2篇以下,分别是对中国古代的诸子和某些朝代明君贤臣、改革者的行政思想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的思想,进行介绍或评析行政思想内容、特征的历史意义。虽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挖掘者较多,但是研究具有重复性而且深度有限。有一些研究者是对西方古、近代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和现代行政学家威尔逊、沃尔多、古德诺等的行政思想评介。以上这些研究者、领域以及时间都很分散、没有连续性,使行政思想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人物思想的描述或评介状态。行政思想的系统研究很是缺乏,不利于行政文化内容的拓展。[JP]
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独立性突出。对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其在行政过程中的约束用,具体体现为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分析、外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启示和中国现代行政制度的改革、建构、评介等。张立荣是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制度研究的学者,他研究当代中国的、西方的当代行政制度以及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11]魏光奇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考略[12],张晓松对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特点和变迁的关注。[13]行政规则的研究视角基本是从法学、经济学去探讨其来源、发展现代规制的变化。对行政制度的研究在CNKI中虽在近千篇,但是研究视角和作者比较分散,研究不连续,没有形成和行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系统性体系,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指导力度有限,导致行政领域的行政行为随意性较多,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有限。因此,当下亟需关注和加深行政制度文化的研究。
行政观念的研究体现了现实性特征。行政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执行、依法行政、行政变革、政府建设、提高公务员水准和强化公务员责任等过程中,以及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时期政策或者中国加入WTO背景下,研究者分析行政观念在这些过程或背景中的重要性和影响。何艳玲认为行政观念是政府变革的灵魂[14],朱仁显指出行政观念革新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5],谭功荣等认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必须有新观念[16],昂永生认为行政观念是实现行政职能的基础等。[17]以上这些人和其他研究者都没有集中和持续探究,对于行政观念的研究也就呈现它在行政管理过程的意义阐述上,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应用性的特征。
行政理念会决定着行政行为和方法,在改革和全球化时代,学者们看到服务行政应该有“服务、法治、责任、高效”的行政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构建和影响。何颖[18]、汤浩[19]等研究对行政理念的研究相对集中。何颖在对行政哲学研究中把行政理念作为一个内容,进行理论的研究,她在这领域独树一帜。汤浩研究古代诸子的行政理念,展示了古代行政理念的现代价值。更多的研究者根据中国加入WTO后、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后,依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他们对与服务本文由LWlm.cOM收集整理型政府、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部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服务、法治、责任、高效”行政理念的评价或论证。他们体现了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热情关注,具有现实应用性,但也凸显了研究的被动性。
行政心理的研究发展缓慢。许多研究者认为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一部分,从行政文化的基本内容、特性、建设和创新探讨。蔡志强1990年就提出行政文化是一个包含行意识、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理想等复合的整体。[20]彭国甫指出心理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础。[21]后来,莫吉武[22]等很多研究者都把行政心理作为行政文化建设、创新的组成部分,以指导行政实践。黄建钢[23]、周万春[24]等其他研究者分别是从行政心理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公务员的建设等方面探究。到目前,关于行政心理研究从作者的发文数量看,在2篇以上不到10人,作者发文分散、研究不连续。虽然多数研究者认识到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继续深入,更多的是从行政心理在现实中的应用探讨。行政心理的文章在CNKI中是最少(105篇),也是研究最弱的。
行政组织文化的研究初见端倪,但需要行政学人关注并拓展深化。行政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主体,其行为影响或决定政府形象和公共利益。目前对它的研究基本是行政组织的效率、改革、构建或重塑,或者是古今中外的行政组织的比较。但近几年来,包国宪[25]、刘新林[26]、范绍庆[27]、计敏[28]、刘兰华[29]等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行政组织和行政文化关系,关注行政组织文化对行政过程的影响。虽然研究不集中、不连续、不系统,但已进入学术视线。由于行政组织的重要性,进行行政组织文化的系统和深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上述研究中,张康之、颜佳华、刘祖云、何颖、王伟、李萍等研究者对行政文化关注的论域相对集中,研究具有连续性,不断丰富和发展行政文化理论体系,推动了行政文化的发展,他们发挥了领军学术的作用,也彰显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6
关键词： 传媒 高职院校 教育教学改革
一、引言
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传媒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作用表现得愈益明显。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乃至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素质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传媒类高职院校以培养传媒从业人员为主要目标，教育教学改革成效对提高传媒人员素质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笔者将以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重庆传媒职业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安徽广播影视技术学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9所具有代表性的传媒类高职院校为样本，根据各院校官网及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从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对这些院校近年来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进行分析，对推动传媒类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传媒类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现状分析
（一）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及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是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依托湖南传媒产业优势，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共建，携手湖南教育电视台创立了“前台后院”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各专业不断进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影视动画专业形成的“以项目为纽带的跨专业学生联合实训实践的共同体教学组织模式”，凭借学校集团化办学运行机制，通过整合入校企业在设备、师资和项目方面的资源，将大量真实项目、商业项目引入课堂，真正实现了从“引企入校”到“引企入教”的升华。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以校企共建生产性实验室为契机，不断进行“基于‘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使学校和企业结成职业教育共同的教学主体，多途径推进专业教师入企、企业专家入校，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材、教学内容，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标准。近年来，学院依据订单式培养模式创建了“中铁传媒班”、“力方国际建筑可视化班”、“茂洋邮轮乘务班”等订单培养班，教学成效显著。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依据校媒融合的办学模式，不断完善“多渠道培养，融通立交”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打造全媒体校园，构建全真型实践教学模式，推动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突出“做中学，做中教”，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如主持与播音专业创建的基于“特色通道班”和“现代师徒制”的专业技能小班化人才培养模式，便于因材施教，有效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
安徽广播影视技术学院秉承“德技并重，知行合一”的校训，围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目标，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前堂后台”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落实“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如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实施的“前堂后台、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理论教学遵循“适度”原则，经由“前堂”体现“知”的基础性，而实践教学则以能力为本位，经由“后台”突出“行”的主体性，对提高专业技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质效果显著。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内涵发展、特色立校，深入探索中国式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方法”的办学理念和“厚德力行、博学勤思”的校训，学习和借鉴“双元制”职业教育经验，逐步建立了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教学体系，已发展成为规模适度、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教育培训基地。近年来，学院为满足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走独具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之路，探索出现代“学徒制”教育新模式。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坚持校企联合办学，形成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特色鲜明。如学院成立的江南影视动画“产学研联合体”，通过与各知名动画企业签约，满足学院艺术设计系学生教学实训与毕业实习基地需要。学生通过参与合作单位的动画制作学习，强化学生的实际制作能力，同时有利于合作企业优选学院的动画专业毕业生。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秉承“大艺术”教育理念，以生态专业群为基础，充分发挥各专业优势，构建了“大艺术范围的多专业综合联训”人才培养模式，将多个关联专业的实践教学纳入同一项目中，开展真实性生产实训。这种多专业联动实训，既保障了艺术项目创作的实用性，又切实提高了学生的综合技能，同时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形成的共生、协作、互赢局面对提升专业之间的核心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坚持教育教学与广播影视事业鱼水相依的行业特色，不断深化“多领域兼容、交叉渗透的大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能力培养的基本特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和职业道德培养方向，效果明显。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凭借自身独具的“影视”特色，依托集团优势，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旺进淡出、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如影视表演专业根据横店影视城剧组拍摄的淡旺季，进行了“三段式，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
从以上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情况来看，各院校均已依据办学理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并取得了相当的改革成效。
（二）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是学校建设的灵魂，是提升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专业建设水平代表着一所学校的社会声誉和竞争力。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传媒行业发展和湖南文化强省建设需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地设置、调整专业，逐步形成了以现代传媒类专业为主体，以传媒艺术和传媒管理类专业为两翼的专业发展格局。学校目前共设有40个专业（含方向），涵盖了7个专业大类，重点建设艺术设计传媒、电子信息、财经三个专业大类。近年来，为提升整体办学实力，学校以二级学院建设、完善二级管理体制为契机，着力打造六大专业群，以专业群的聚集效应带动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抓住重庆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按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全面提高，扶优扶强，重点突破、形成特色”的专业建设总原则，优化专业布局，整合专业资源。目前，学院共设置艺术设计、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制作、动漫制作技术、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20个，重点打造以新媒体应用为特色的数字传媒类、适应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需要的现代经济管理类及适应现代城市化建设的现代服务类三个专业群。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依托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阔的行业资源，设有全日制专科专业24个，形成传媒艺术制作和传媒数字技术两大专业群。近年来，学院各专业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稳步上升。目前，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和摄影摄像专业被评为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建成省级特色专业3个、省级教学团队2个。
安徽广播影视技术学院立足传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共开设专业30个，包括艺术设计传媒、电子信息、文化教育、旅游、财经、交通运输、土建七个专业大类。近年来，学院各专业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稳步促进专业发展。目前，学院基本形成了省、院两级重点（特色）专业的建设体系，确立省级重点（特色）建设专业11个，院级特色专业4个。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中德合作办学优势，开设专业20个，涵盖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前端创意设计、中端加工制造及管理和后端销售推广全流程岗位群，形成印刷包装、新闻传播、经济贸易、艺术设计、机电工程、广播影视六大专业群。目前，学院拥有骨干示范专业3个，安徽省特色专业5个，安徽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个。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紧贴区域行业与经济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专业设置，2015年学院保留招生专业28个，形成服装设计及展示、艺术设计、影视编导、动漫创意、表演艺术、现代服务六大专业群。近年来，学院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策略，加大投入，夯实基础，提高水平，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2015年，学院六大专业群均被列为无锡市和江苏省的重点专业建设群。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作为国家文化部高等艺术教育的共建试点单位，强调艺术与科技的高度融合，培养技能型艺术专业人才。目前，学院共设有14个专业、24个专业方向。近年来，学院遵循“突出应用、集群发展、培育特色、提高质量”的原则和思路，突出特色专业建设，推进专业群的整体建设与发展，专业建设成效显著。截止2014年，学院先后有影视动画、电脑艺术设计（游戏美术设计与制作）和编导专业分别获得上海市重点专业建设教学设计大比武三等奖、一等奖和三等奖。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致力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及新媒体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研究，专业布局覆盖广播电视产业链，现设有13个专业。近年来，学院专业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大多数专业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软、硬件条件建设已完成，学院拥有中央财政支持专业1个，特色专业4个。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坚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按照“扩大规模、狠抓内涵，坚持特色，错位发展”的理念，紧紧围绕影视文化艺术产业链设置专业，构建影视艺术、影视制作、影视管理、影视旅游和影视创意五大专业集群。目前，学院设有16个专业，其中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影视表演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
从以上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改革情况来看，各院校专业设置传媒特色鲜明，专业建设集群化思路清晰并已取得很大成效。
（三）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是教学基本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之一。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将课程建设视为学校中心工作，从每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抓起，深化“教学做”课程教学改革，重视课程资源建设，确保课程教学质量。目前，学校共建成精品课程56门，其中包括国家精品课程2门，省级精品课程（含教指委认定）5门；37门优质核心课程；1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6门国家教学资源库共享课程；8门省级名师空间课程等。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基于打造全媒体和现代电子商务综合素养，全面整合各专业课程体系，重视精细化课程建设。依据《重庆传媒职业学院职业活动导向课程体系的思路与体例》，尝试分步骤对专业大类核心课程群和专业核心课程进行精细化建设。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坚持“专业学习和就业实际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课程内容和岗位需求对接”、“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对接”、“课程设置与专业证书对接”、“实践教学与社会服务”六个对接原则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教学改革，重视课程标准建设，推行“教、学、做”一体的课程教学模式。
安徽广播影视技术学院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夯实基础，争创精品”的原则，逐步将专业基础课与核心课程纳入到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范围，从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材选择、课件制作、实训教学、教学研究六个方面进行推进，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及时更新相关内容。目前，学院拥有省级精品课程4门，院级精品课程（含mooc）36门。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坚持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融合，引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进课堂，毕业生对学院开设的核心课程有效性评价高。目前，学院拥有部级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课程2门，院级精品课程10门。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以专业群为基础，在对专业群和专业定位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按照“专业群共享课程平台化、专业核心课程职业化、课程体系模块化、首岗技能证书化”原则建立专业课程体系。目前，学院建有21门院级重点课程，4门无锡市精品课程。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坚持以“实际、实用、实践、实效”为原则构建课程体系，积极探索双证融通模式，精选课程内容，突出核心技能培养。目前，学院共有市级、院级精品课程8门。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实行“以证代考”的课证一体模式，将岗位知识和职业资格通过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模式的建立，充分融入高职教育课程当中。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坚持校企合作开发课程，突出职业核心能力与操作能力培养。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不断优化课程体系，选修课比例大幅度增加，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和微课建设。目前，学校已有6门精品课程实现在线共享。
从以上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课程改革情况来看，优化课程体系建设，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重视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是近年来各校课程改革的主线。
三、结语
纵观以上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可以看到：虽然各院校办学时间和发展历程不同，但因为各学院精准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它们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均能紧抓职业教育特点，围绕传媒产业不断进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探索，改革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前提，而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源于先进的教育理论。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决策层必须加强高职教育理论学习，特别是对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件学习，吸取高职教育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模式，把握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只有这样，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才能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