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笔记范文1
此前我们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正面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改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我们注意到，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叶文”）一文，表达了他本人对笔记称谓、主题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对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为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我们打算就叶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理论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
我们认为，叶文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但从总体而言，该文对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包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其论证亦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或根据不足之处。从基本观点上，我们难以赞同叶文所谓马克思晚年笔记应称作“人类学笔记”的说法。我们认为，为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 如何科学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
以下我们试结合叶文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整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如何科学确定笔记称谓的看法。
第一，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
对这一问题，叶文的回答是：“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① 叶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马克思晚年的整个“理论主旨”，那么包括在“马克思晚年”范畴内的晚年马克思各个具体的理论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写作动机等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这一论断，正表明了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哲学信念。
在我们看来，叶文形而上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马克思晚年笔记），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恰恰是从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整体特征”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从哲学思维层次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整体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杀个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试想，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而能真实把握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体实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一劳永逸”地用其解释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动）。叶文既然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界定为“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此为“公式”或“框架”，将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都概括为此。这种研究方式绝不是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方式，而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坚决拒绝的。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兜圈子。对于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们至多可以用它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但绝不能用其代替或穷尽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体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独特内涵和独特价值。整体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体特征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学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并确定其恰当称谓，正确的方法，应是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换言之，必须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为最重要、最有说明力、最直接的依据（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参考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合理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叶文并未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而是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却耗费大量笔墨强调和说明了“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晚年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试图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东方阵地”等与笔记本身相去甚远的次要问题，②并主观地认定，这些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实际上，这是把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仅是马克思晚年对某一侧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探索抽象认定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以此为理论框架、解读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论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笔记称谓的确定与晚年马克思的特点
在叶文看来，要确定笔记的恰当称谓，必先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首先与革命实践需要有关，理论研究（相比革命实践）只有从属或次要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必定要根据其晚年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界定，而马克思晚年革命实践活动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并希望借此来开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阵地”，因此探索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为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那么，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其主题和实质就应是探索东方国家独特发展道路问题无疑了。
从上述论证逻辑可以发现，叶文的一个主要哲学假设就是：既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对于他的所有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就不能从纯学术上来理解，而首先应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或者说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学的方式），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来概括他的各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就毕生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确是一个革命家，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就其终极价值、最终目的而言，确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服务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革命家而没有科学家、理论家的身份，或者说“服从于革命实践需要”就是他各个不同时期所有理论探索的具体目的、直接目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本人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探索、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用它来简单概括或套用马克思各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实质和科学意义。那样做我们等于没有揭示他各个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性质和科学意义。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大可以认为，马克思任何时期的理论研究、理论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身份始终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时，各有所分工和侧重。应当承认，在从事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理论创作活动时，马克思的科学家、理论家身份更为突出和直接。仅仅是就从事理论创作的终极动机、价值目标而言，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创作活动与革命实践有关。或者说，这种理论活动是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体理论而言，我们绝不能胡乱断定其与马克思的某一革命实践活动直接相关，或者把“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这一理论探索的主题或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从事的许多理论活动（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论活动）都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比如，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实、涉猎广泛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其主要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简单地以后者来解释笔记的主题和实质，我们就难以解释，晚年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巨大精力来具体探讨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等大量纯学术问题（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甚至被梁赞洛夫等前苏联传统学者批评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不难理解，它们与直接的革命实践有多大距离），它们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就晚年马克思而言，对革命实践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视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就是他晚年活动的全部内容，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科学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从属意义、次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时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探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极大探索欲。不论是革命家身份的马克思，还是科学家、学问家身份的马克思，都是晚年马克思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用革命家、实践家身份来否定、替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或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贬低为革命家身份的单纯附属物，视为次要或无足轻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我们还认为，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论探索的丰富内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国等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历史命运、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还全面探索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的笔记中）；除上述笔记外，他还集中写作了《历史学笔记》，探索了自文明时代起源以来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将其与前一组笔记相互补充，力图构建系统、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晚年马克思也未因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忽视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绝不能认为，他晚年就放弃了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期待而转而寄望于东方国家独立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奇迹”。应该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绝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对此问题，叶文的回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只有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才能真实反映笔记的主题和实质。下面，我们就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重心、理论主题，并结合叶文的一些具体观点，作一个详细探讨。
第一，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
不难发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改造了摩尔根原著的内容结构。他在叙述了《古代社会》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之后，改变了原著的叙述顺序，依次叙述了第三编“古代家族的发展”、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而将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作为全书内容体系的最后完成部分。这一改造，绝非马克思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反映了他立足于摩尔根科学成果，对其进行哲学概括并进而创作自己的历史哲学著作的鲜明意图和研究构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摘录其它人类学家著作时，通常是按照原著的正常叙述顺序来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对摩尔根原著内容结构的重大改变，不仅表明《摘要》在马克思各笔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归结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时代如何起源的世界历史问题。较之摩尔根将文字视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马克思尽管仍然承认文字的出现对于文明时代形成的意义，但更倾向于把政治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可以说是以私有财富的统治、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最好的概括和说明）的形成视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总体性标志。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野蛮时代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历史进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头号主题。换言之，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是《摘要》的鲜明主题。马克思直接叙述“蒙昧时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阶段）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关于《摘要》内容结构的基本数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文明时代的起源”（包括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在该书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第一章“血缘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亚家族”、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三种继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该章中介绍“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篇幅约24页（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为参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仅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10%左右。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摘要》用绝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文明时代、政治国家起源直至最终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全书探索这一内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至少第四章“对偶家族及夫权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专偶制家庭）、几乎整个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的极小部分外）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外）。以上各部分合计约195页，占全书内容总篇幅的80%以上。马克思、摩尔根笔下的“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和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开始发源的历史时代”基本属同一时代，它是人类原生形态文明的各标志性要素（例如陶器、农业、畜牧业、铁器、文字、国家等）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历史时代，是由于物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推动，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代。“野蛮时代”，就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言，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在马克思、摩尔根那里，它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政治国家（三者是文明时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历史时代。不论是摩尔根，还是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将论述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放在野蛮时代以来的文明起源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结构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摩尔根也是用大部分内容篇幅来叙述这一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叶文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的。叶文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马克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④在叶文看来，《摘要》的理论重心并不是探讨“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谓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上述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试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回答：
如上所论，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过80%的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人类文明起源史（包括国家起源史）。毫无疑问，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才是该书的真正主题和主体部分。将马克思摘录的最大部分认定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该书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这里依次叙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以及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兹特克联盟。就其摘录的内容篇幅而言，一共88页，充其量只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37%，怎么能说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录的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见，这个“最大部分”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摩尔根对该部分的叙述相类似，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类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演进、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这一漫长过程的具体阶段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是以它们为例来说明以其为典型的野蛮社会某些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我们还认为，不应将他对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叶文之所以将二者对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事实：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及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部落已处在野蛮时代，即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已出现了陶器、农业等对文明时代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性要素，它们有力地推动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马克思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
同样，所谓马克思理论重心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就全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非但谈不上是该书的“理论重心”，就连“重要问题”都称不上。在该书中，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仅在概要性地介绍“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诸部落的氏族”（库钦人所属的阿塔帕斯坎部落仅仅是整个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次要分支）时对其略有提及，并将其附属于对“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的氏族社会”的说明。而在《摘要》其它部分，他甚至未对这一问题作任何进一步分析。如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摘要》普遍关注、大量探讨的“核心问题”或所谓“主题”，显然是站不脚的。
第二，五个笔记的内在逻辑联系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间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难发现，各笔记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三者甚至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同一个笔记本。⑤晚年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它们共同服从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创新计划——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科学成果，探索唯物史观新的历史哲学理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
我们还应注意到，摩尔根笔记（即以上所说的《摘要》）既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首先，在各笔记中，只有摩尔根笔记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条件、动力和具体进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图景，堪称为马克思叙述原始社会史的“百科全书”。其次，马克思在其它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它人类学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相比其它人类学家及其著作，马克思对摩尔根科学成果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关注，对摩尔根本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所没有的。第四，从各笔记篇幅容量的比较来看，摩尔根笔记显然是各笔记的主体部分：它在马克思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几乎和其它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如前所述，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用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后者正是该笔记的真正主题。其它四个笔记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摩尔根笔记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全面研究的。
最后，五个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的关系。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梅恩笔记进一步探讨了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和作用、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财产继承制度、私有财产起源、国家起源等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重要问题；拉伯克笔记进一步叙述了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宗教起源等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前者还探索了蒙昧时代人类由原始群状态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私有财产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问题，后者还探索了原始人的宗教习俗等原始文化问题。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方面基本事实（各笔记的有机整体性、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的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摩尔根笔记的重要补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正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应参照这一主题，将笔记命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马克思晚年写作笔记的真实意图，正是在充分借鉴当时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并进行哲学概括的基础上，全面探索唯物史观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我们不否认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的重要内容，但就各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而言，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
三、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在叶文看来，恩格斯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实际状况，具体到马克思晚年笔记比如摩尔根笔记的写作情况、研究进展情况，恩格斯是并不了解的。对此，我们试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不论恩格斯在马克思笔记创作时期是否完全了解其研究的所有细节、具体进展状况，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恩格斯无法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事实上，恩格斯完全能够根据马克思完成的笔记原文，将其作为理解笔记的第一手资料、权威文献，并凭借他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亲密好友、理论合作者的特有敏锐性、深刻理解力，基本准确地揭示出马克思在笔记中流露出来的研究意图及笔记的理论主题。即便恩格斯无法对马克思笔记的所有细节问题做出完全精确的推断，我们也绝不能武断地断定，以恩格斯的理解力和他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加之有马克思本人的笔记手稿作为最主要的依据，他会连诸如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主题这样基本的问题也难以做出有效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晚年马克思的实际状况而言，恩格斯恰恰是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意图的人。不要说恩格斯这样的与马克思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理论知音，就连后来的研究者，只要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具体文本，对其展开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并细致考察各笔记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联系马克思之前的有关探索，一样可以基本准确地揭示出笔记的主题。
第二，只要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摘要》之间作一些基本的文本比较，就能大体说明“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正是在充分占有马克思的《摘要》，概括、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哲学著作。该书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摘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具体来说：马克思《摘要》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恩格斯的《起源》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则是：家庭的起源（包括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该书还一目了然地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正标题。他们在探讨“三大起源”前，都先从整体上概述了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演进的各发展阶段。就形式而言，二者都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二者著作的主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二者在著作的学科性质（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或笔记）、哲学理念（唯物史观）、理论重心和主题（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例如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根本动力等基本问题）等方面都保持了基本一致。总之，所谓“恩格斯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正是建立在深刻领会马克思笔记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写出了《起源》一书，并在其晚年的研究中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马克思逝世后，1884年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并确信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后，他即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批语和摩尔根该书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⑥ 尽管恩格斯当时肩负着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重任，且事务繁多，难以兼顾，他仍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特别是在他首次深入研究了该笔记后，就立即着手写作专著，以“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并在当年3月底至5月底的两个月时间内集中写作并完成了《起源》一书。由此完全不难看出，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包括笔记流露出的对原始社会、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意图，是何等之重视，他为此甚至暂时撇下整理出版马克思其它遗稿的紧迫工作，首先写作了《起源》一书，以完成马克思的“理论遗言”。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理论合作者，恩格斯显然理解（尤其是在他仔细研究了该笔记后）马克思在笔记中所试图实现的理论创新计划、研究构想，并深感自己作为马克思理论继承者的重大责任，自觉完成亡友的遗愿刻不容缓，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考虑，恩格斯才决定暂时撇开其它工作，先写出《起源》一书的。试想，当时恩格斯本人有大量实际事务待处理，而马克思的遗稿数量巨大，绝非只有笔记需要他整理和研究，而他却唯独觉得必须先完成笔记中的马克思“理论遗愿”不可，并在极短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写出了《起源》一书），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恩格斯恰恰是充分了解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他才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宣布，该书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正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意图和笔记的理论价值后，恩格斯晚年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并注意吸取最新科学成就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举例来说，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起源》初版后，一直密切关注世界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发展，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并着手在1890年出版《起源》的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全部最新文献，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考虑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作了重要补充。⑦
四、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在叶文看来，用“人类学笔记”来命名马克思晚年笔记，“不仅能够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⑧ 叶文还具体解释了笔记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理由：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广义的人类学著作。⑨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不但曲解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晚年理论探索的实质，还对“人类学”作了不恰当的理解，而其关于笔记必须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论证理由也难以成立。
第一，“人类学笔记”称谓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只有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才能准确反映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
“人类学笔记”称谓对马克思笔记的严重误读表现在：第一，歪曲了笔记的学科性质（笔记实际上是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人类学性质的笔记）和研究方式（笔记从事的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实证研究），混淆了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一般视野、一般层次上，来探索人类及其历史发展问题）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从单一学科视野，具体而实证地探讨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混为一谈。第三，一定程度上为制造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断裂、对立提供了便利或依据。许多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笔记的理论实质的国内外学者通常将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或《资本论》相割裂、对立，错误地认为笔记“超越”了后者的历史哲学思维。第四，没有如实揭示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贬低或遮蔽了这一主题。如上所论，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才是马克思关注的真正主题和各笔记的核心内容。第五，用“人类学笔记”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笔记，难以真实揭示晚年马克思相关理论探索的实际意图及哲学创新的实质。实际上，马克思晚年选择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位主要人类学家的著作，并写作上述笔记，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新的哲学创新计划：利用当时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
相反，如果我们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将有助于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科学揭示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思想和历史地位：第一，这样命名符合笔记本身的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及晚年马克思写作笔记的实际意图和研究计划。第二，准确而简明地揭示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第三，符合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有机整体性，并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相一致。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正是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以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第四，符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从事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必要积累的。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在自己青年、中年时期的一些论著（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就从哲学高度初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第五，与恩格斯《起源》对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的解读相符。恩格斯明确地把《起源》作为“执行马克思理论遗愿之作”，该书的内容结构、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摩尔根笔记基本一致。
第二，叶文对“人类学”作了不准确的理解。
我们认为，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的定义是很不准确的。试想，如果“关于人类的科学”就是所谓“人类学”，难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们不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吗？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例如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也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不是说它们都是“人类学”呢？将“人类学”定义为“关于人类的科学”，完全混淆了这门具体科学与其它涉及人类本身的具体科学的本质区别。“人类学并不是研究人类的唯一学科”，⑩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研究人类的众多具体学科中的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类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独特视野。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它一般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还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中再划分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二者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它们都是从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式。不论是“人类学”，还是其各个分支，都是以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基本特色。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就指出，“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11)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也认为，“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别的一切事情来说，田野工作是多么重要”。(12) 我国当代人类学家童恩正也指出，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人类学家才得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验证理论的假设。 (13)
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他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事实上，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应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经验人类学”研究，显然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第三，叶文关于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不能成立。
在叶文看来，上述笔记之所以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人类学著作”。实际上，这种论证理由是根本站不脚的。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或内容是归属于某一具体学科（例如“人类学”）的，那么，马克思的笔记就毫无疑义应视作这一学科性质的笔记（例如应叫作“人类学笔记”），他在笔记中所从事的就毫无疑问是该学科的具体科学研究（例如所谓“人类学”研究）。叶文对此确是深以为然的。该文就明确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14) 在其看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是不是说，马克思摘录或借鉴了某一学科的科学著作、科学材料，马克思就立刻成为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呢？或者联系笔记本身具体地说，马克思就立刻从“哲学家”身份变成了“人类学家”呢？显然，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应是前者不断借鉴、总结后者的最新科学成果，以此为科学基础，不断推进哲学本身发展的关系。哲学借鉴具体科学的成果，不但合理，而且极为必要，哲学家也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家。他仍然是哲学家，仍然是以哲学家的特有思维方式考察问题。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实际研究方式和学科性质而论，显然马克思还是以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来研究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绝不应认为，马克思晚年就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入了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实证研究、经验研究。
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合理称谓，必须根据笔记本身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既然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和主要理论兴趣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根本超越由西方学者首倡，并由许多国内学者附和、沿用的所谓“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错误称谓，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注释：
①②③④⑧⑨(14)叶志坚：《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第112、113-114、115、115、118、117-118、1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2-781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750页。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2
笔记本，我这大半辈子用过多少笔记本，我不知道，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笔记本有三种。
1978年，高考恢复了一年多，全国的教育界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军万马高考来”，在那个冰河乍开的年代，我的学习成绩竟然直线上升。我家的墙壁——————那种江西人常见的木板墙壁，常常张贴着我用汗水换来的奖状，那些奖状鲜艳、耀眼，让多少同龄人看着眼热，期间获得过作为奖品的笔记本也不少，不过，那些笔记本印象也不算深刻。
1978年下半年，我代表渔池学校参加公社文教站的竞赛。这次竞赛，我获得语文第二、数学第四的成绩，奖得钢笔一支，笔记本两本。那两本笔记本让我兴奋了好久，我在半年内竟然没有动用过，一直到上了高中才在那笔记本上破土动工。那两本笔记本是漂亮的，笔记本每隔二十页、均匀地安排着插页，插页里是电影明星和歌星的照片，其中有陈冲、刘晓庆、李谷一、李秀明、张瑜、关牧村、潘虹、斯琴高娃，其他的人已经记不住了。那两本笔记本伴随我一直度过了整个高中阶段。
1984年，我考取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我同村同学吴德正送给我一本笔记本，那本笔记本让我在南昌读书时期用了整整一年，吴德正父亲从乌泥村迁来我们李家，所以，吴德正在乌泥村里还有很多亲人，他当时有个哥哥在武汉当市委书记，后来，这个市委书记一路飙升，省长、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纪检委书记。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3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人物
由于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的创作时间比较特殊，多在贬谪的困苦时期。经历“乌台诗案”后，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苏轼把自身平时所见所闻和生活中的一些感触随手记录下来，其中包含了大量苏轼真实的思想、人格、性情和修养。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也如大多数的宋记一样，具有记载士大夫琐闻、历史轶事，以补正史之缺的价值。但除此之外，其中还具有异于其他宋记的创新之处，即苏轼将笔记更大地利用为记录自己私人生活的工具，故在其中横向和纵向上都有非常大的延伸和拓展，具体表现为苏轼笔下的人物横、纵两方面都涉及到许多共时或历时的朝野人物，写到的人物不仅仅只有文人雅士、官僚大夫，处于社会下层的野老村民、僧侣隐士也成为了苏轼关注的对象。
一、《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列举
目前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梳理出的人物，跨越时期上至商朝下至北宋，简单梳理如下：
商代共计三人如比干，西周共计二人如古公父，春秋共计十七人如文种，战国共计五人如伍子胥，秦朝共计五人如宋义，汉朝共计三十二人如卫青，三国共计三人如阮籍，晋朝共计十四人如王羲之，南北朝共计九人如沈麟士，唐朝共计三十六人如白居易，五代共计二人如王全斌，北宋共计一百零六人如司马光等。
另外，除了上述有朝代出处的人物外，《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还保留了大量需待查证或是已经失传的人物，共计七十人，如王愿、王君、石普、石塔、慧可等。
二、《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分析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数量非常多；领域涉猎很广，有政界的为官人士，有诗词大家，也有书法、绘画方面堪称大家的人物，还有相当数量的僧侣、隐士等。
第一、从纵向上看，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时间跨度比较大，有一部分笔记所记载的事情是与流传史实或正史记载相一致的。以最早涉及的商代比干，即《东坡志林》卷三第二十则《记与欧公语》为例：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日：‘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舵牙为舵公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渭公日：‘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K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v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人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①此则中只提到了“比干”两字，但是此处苏轼是把比干与伯夷，即古代最清廉的人；与樊哙，即古代最正义勇敢的人；与西施，即古代最美貌的女子，这些褒奖之人并排放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轼对比干事迹的记载是与史实相一致的，都是对比干其人的褒扬。
第二、除了与以往流传或正史记载的史实相一致外，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还有与流传史实并非完全相符的情况，这显示了苏轼别具匠心的历史化人格。苏轼身为文学大家，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也非一般人能及，其品鉴评论经常是直指人心，引领世人关注到人的内在人格，而不是人云亦云，历史流传如此他就如此，正所谓凡有大节者能成大事。比如《东坡志林》中记载了刘凝之和沈麟士为人所著履的事迹，这则故事在《南史》中同样有记录，看上去都是相同的一件事情，但是细细考究却可以看出，其中两人的处世态度竟是截然相反的。这样的小事情，苏轼却做出了如此评价“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苏轼在这一则中，肯定了沈麟士能够包容认错鞋者的宽容不追究的大度，实则是对一种坚韧大气品格的肯定与褒扬。
第三、笔记中除了对北宋以前人物的记载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佐证材料外，苏轼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的记载，更是研究苏轼其人的非常有价值的史料。而且，相比苏轼在这段流放时期之内，对其他人物的记载，对自身的记载从数量上看也是占据非常大的篇幅。首先从称谓上看，苏轼在笔记中对自己的称呼用过：坡、东坡、苏子瞻、子瞻、长公、苏子等。从记载条目上看有：《庐山诗》《甘露寺》《三养》《患赤眼》等，共计四十四篇。
第四、笔记中涉及北宋时期的一百零六个人物，因与苏轼是同一时期的，一部分是苏轼贬谪期间书信往来或是共同交游的友人，另一部分是朝廷为官的人如王安石等。苏轼对于贬谪情绪的排遣，与友人的交游唱和是其重要一方面。而且其中苏轼回忆性、记梦性的篇章不在少数，比如《记梦参寥茶诗》《记子由梦》等。另外，诸如《别王子开》《别王子直》等送别诗更能看出苏轼当时的交游状况。此外，苏轼与王安石等人的政见，在笔记中也多有体现。
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涉及人物价值
通过对《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所涉及人物的梳理以及初步的分类分析，单从史料的记载方面，就能看出笔记对历史人物的记载是比较全面且详实的，以此为线索对笔记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以往流传或正史中所记载的人物进行比对，定会有新的发现。另外，笔记对北宋时期与苏轼有往来的书信、交游等友人，或是朝野官员的记载，不仅对全面把握苏轼其人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对于更真实全面的考究所涉及人物的事迹，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苏轼.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东坡志林・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苏轼.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苏轼.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东坡志林・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4
对马老《党校笔记》书稿，我有先读为快的缘分。那是因为我协助郝炬同志抓当代四川史编委会工作，马老曾不止一次给我们赐稿，当他把1980年9月到1981年1月在中央党校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间所记的五本笔记录入电脑并编辑成册后，便主动将亲手校订过的打印稿交给我们，后又告知：中央党校出版社已接受书稿，因涉及许多人的讲课，正在设法核对，出书恐需待以时日。这时我们正在编《青史留真》，打算以思想、文化、人物为主线，作为与陆续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配套的另一书系，便征得马老同意，将笔记中凡属他的发言提纲，读书思考的札记，讨论后的心得感想，提出的意见建议等全部录下，收进《青史留真》里的“心路历程”栏目，与李致同志《历经斧斤不老松一—记马识途》放到一起，以收珠联璧合之效。设想的倒是不错，可惜送审过不了关，只好临时变通，在《当代史资料》内刊2010年第4期，以近50页（16开）的篇幅首发该稿，并趁当时正在蓉召开全国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之机，送给了许多省市参会的专家、代表，获得众口好评。
去年中秋佳节，同马老在文殊坊欢聚，老人家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党校笔记》题赠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不仅弥补了四川未能出书的遗憾，而且佩服中央党校出版社毕竟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终于让这样“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一部真实的中央党校文献”公开问世了。如果与同一家出版社在十多年前出了同一作者记述“”经历的《沧桑十年》，却一度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相比较，我国在新闻出版方面总算有了一些进步。
马老特别看重这部《党校笔记》，序言里表达了渴望生前看到它公开出版的迫切心愿，出版后又把原来放在首饰盒里的笔记原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原因何在？笔记的重大精神价值在哪里？我作了初步的思索。记得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强调有四条作用，叫做“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我们搞当代史研究，也很注重收集当事人的实录和亲历亲闻者的口述，它们往往比官方记载更加真实、细致和生动，可以用来同正式文献、史籍进行互证和互补。读着马老的《党校笔记》，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之后，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转折年代，那时百废待兴而又充满希望，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尤其是四川，从“”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国企扩权试点，引发了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担任领导的马老，正是经历和见证着这些变革，再到中央党校研修的。时年66岁的马老非常珍惜那次老来的学习和反思机会，聚精会神地“读”一“思”一“讲”一“记”，像久饿的孩子吮吸甘甜的乳汁，接受经典的再启蒙，回味实践的新启示，不断地跟书对话，跟人争鸣。笔记中随处可见思绪的跃动，不时闪现思想的火花，笔端时而流露出商榷、推敲的痕迹，老在捉摸怎么讲才准确、才到位，不断丰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好像画家在描速写草稿，学生在做课堂作业。显然，这些“急就章”原本并非供公开发表的正式作品，犹如未经打磨的璞玉，既非理论教材，也非文艺创作，不宜以对那些著作的要求去评价它，而应侧重于笔记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重点解读它的精神价值、文献价值。马老特别看重这份素面朝天，草莱不修，未加编排的笔记，我推想，也正是着眼于它是“心路历程”，可为“青史留真”的特点，所看重的是它“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价值。具体说来，是否有这么几点：
一、它通过中央党校这一视角记录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极为关键的转折年代的真实历史。那是漫长严冬后迎来的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人们绝处逢生，毅然奋起，正在挣脱思想的枷锁，开始生龙活虎的创造。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倡导者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真是一个最佳的学习园地、模范的民主园地。那里集中着相当一部分党的高层精英和新选拔的青年俊秀，遵照“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读经典原著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得如此紧密，把敞开议论国事党事天下事同端正自身思想路线一脉贯通，使人越学越亮堂，越议越有劲。要了解1980年中国生气勃勃的景象么，这就是最好的窗口。要知道什么叫“学习型政党”，什么叫“党内民主”，这就是榜样。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5
2008年12月，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四十周年。一千多万年轻人四十年前的大迁移动静巨大影响久远，以至于四十年后不少人想搞活动纪念。
回顾是应该，反思是必要的，从个人经历出发得出完全不同结论也属正常，但前提是把亲历过的事情搞清楚。依笔者经验，个人记忆存在黑洞，大的时代流程或许不太离谱，但个人经历的具体细节极有可能误记，甚至忘记。此时有白纸黑字佐证会比较可信。
2007年立秋后溽热的几天，笔者和数十位朋友在京郊平谷金海湖聚会。朋友是陕北插队知青，当年同一公社同一水库工地思想文艺宣传队战友――可窥那时突出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称战友烙印时代特色。战友于1971年底分别，再聚首已过36年。谁也没想到会再聚，再聚已白头――在座不少黑发显见是与化学药剂亲密接触结果。再聚再聊从当年开始，少不了欢笑与唏嘘。
孙女士当年在宣传队主要饰演老大妈，脑子好嘴快，不仅背熟自己台词，还会应对那些糊涂且记性差的“老大爷”们台上的胡言乱语，一场场演出有惊无险圆满收场。
聚会上孙女士拿出一个巴掌大小本，36年前宣传队解散时队员给她的留言。当年没什么人写自己的话，每人抄一段语录。有抄，有抄列宁，有抄，最多抄的是语录。
宣传队解散不久完蛋，留言本上语录被黑笔划去。估计之后孙女士再没翻动小本，于是语录赫然保留首页，干干净净，未被涂抹。
白纸黑字，再汗颜也得承认。
台湾反标和电影锣鼓
与会钟先生说起一件事，与笔者有关。
插队某日，某拦羊老汉在山上捡到季风气球飘飞散落的“台湾反动标语”。书签状，竖长条，繁体字，彩色印刷。上半部一头像，下半部庆贺蒋连任“总统”内容。
按常理，拦羊老汉捡到带字的纸都给知青，谁让知青全称前两字是“知识”呢?知青看了新奇无比又刺激无比。之前全国人民大批特批，可谁又真的看过头像，特别是近期头像?记得“”初期批一款塑料凉鞋，鞋底暗藏一“介”字，说是反革命借鞋底花纹以实现反动派的痴心妄想。笔者当时想，把踩在脚下岂不解气(没敢讲出来)?
知青以新奇加害怕的心情把玩拦羊老汉捡到的东西。看完留也不是，撕也不是，末了丢进灶火，炯飞灰灭。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笔者在陕北也捡到过同样原因送达的“台湾反标”，头像换成蒋经国，内容呼吁水深火热大陆同胞弃暗投明云云，总之读后吓够呛!
钟先生说拦羊老汉除了反标，还给了他一封高红十(笔者)信，信写自北大，笔者正在那里当工农兵学员。拆开看是一份手抄的“大”钟惦裴之奇文《电影的锣鼓》。钟先生是钟的儿子。天可怜见!钟先生为此文吃N多挂落，受N多苦，竟然没看过此文。笔者上大学当它是反面教材，猜到钟先生没看过此文，一字一句抄下来，寄给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探亲时，钟先生将手抄文带回家。乃父要看，说记不得写了些什么。
聚会时，钟先生说当年纳罕，高红十信怎么和台湾反标混一起让拦羊老汉捡到?后一想，八成粗心的邮递员骑车乱颠颠掉了，叫拦羊老汉捡到，敬惜字纸物归原主。
笔者对此事毫无记忆，钟先生一说，笔者一想，那个时生那种事情相当可能。
后来钟先生招工进厂当打铁的锻工，他给乃父写信，称自己，“骨瘦如柴怎能打铁?”
乃父回信，“你见过几个打铁的肥头大耳?”
读让人明白的书
最近读了一本好书《中苏关系史纲》。
由于笔者11月7日的生日――恰逢前苏联十月革命节，故名红十月的红十；由于中苏关系做为重大政治题材相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宁在十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齐越(著名播音员，编者注)浑厚――那音质应该叫浑厚吧――的嗓音送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还有赵朴老的《某公三哭》……或坚强或忧伤或困惑或彷徨的滋味注入笔者青少年时代，日子变得不那么枯燥和单调。
时间的风拂过，雨洗过，沉入泥潭的史实有些清澄有些依旧混沌。当然，笔者和同代人当然有许多不知道不明白，却很想知道明白。听说有这样一本从原始档案出发的书籍出版，听说作者与笔者同代，于是很想看到。去书店找，导购告知剩最后一本。五十万字，拿在手里够重；五十多元，也够贵。笔者买下了。
读罢感觉：值。
笔者曾经听说的前苏共与孙中山、、，与和共产党的关系；抗美援朝、炮击金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珍宝岛之战等大事，书中均有详实记载。
记得中苏关系紧张时，笔者正在陕北乡下当知青，上级派下来为了战备学习外语的任务，知青热情响应，同样热情的还有李家湾村一名憨汉，“憨汉”现代语言应该叫“智障人士”，憨汉对学习怪里怪气语言极度亢奋。笔者记不清是俄语还是越语，反正有一短语(类似“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像汉语发音“兔喝面汤”。憨汉一遍遍说着“兔喝面汤”，满脸绽笑!是啊，农村晨昏不变日复一日的更迭。能有打仗――人老几辈才有的事情发生，记着工分学绕舌头的“兔喝面汤”，想象兔子吧唧着三瓣子嘴喝面汤，超好玩哎!
那感觉可归入“少年不知愁滋味”吧，憨汉和“兔喝面汤”记忆与前苏联有关。
还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2007年版的《世界地图册》。
笔者小学上地理课，喜欢画中国地图。出于美化考虑，有时把整条铁路由弯绺直。还喜欢背世界各国首都，嘀里嘟噜的复杂发音以显示口齿伶俐。记得那时亚洲部分还有锡金，此版已无。版芯未大改，仔细看，只把背面文字说明部分遮盖留白。南斯拉夫也早没了，变成好几个国家……
好书叫人明白，明白是基础，站在真实明白的基础上，有可能够到善和美。没有善和美也没关系，一本书让人明白点什么，足矣。
黑字落在白纸上
有说电子产品拥有海量信息，纸笔无法比拟。
干嘛海量?谁能海量?属于个人只有一部分，宝贵的小小一部分申请专利。海量?记不住没感觉还不是别人的、电脑的?
想想看，拿一个u盘和捧一沓沓年代久远白纸又或是黄纸黑字感觉能一样么?
眼下好玩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书法展处处有，隶楷行草满天飞，一方面开会签到手哆嗦，会写敢写字么?又因此笔者对字好的人充满尊敬。数学好的神童可能先天，字好一定后天，一定练习过，付出过。向在一张白纸上留下漂亮墨迹的人致敬!
黑字终归落在白纸上。
当代文学笔记范文6
【关键词】口译 笔记 教学
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所以遗忘是口译当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引入一个辅的方法来保留信息，这个辅助方法就是在口译实践中所必备的口译笔记。口译笔记具有个体化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作用就是减轻口译员的工作压力，让口译员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近些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口译笔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这一过程当中对口译笔记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总结和梳理。虽然说口译笔记是非常体现口译员个人偏好的，同时在口译过程中所记录的符号也是仅供口译员个人使用的，但是在口译笔记中还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本文将主要研究在口译过程中记录笔记的难点，分析原因并给出口译笔记教学建议。
一、口译笔记的特点
要研究口译质量和口译笔记的关系，我们首先要讨论口译过程中笔记的特征和原则。口译笔记和会议笔记，讲座笔记有很多的不同，这是因为口译笔记所扮演的是临时性和辅的角色。有鉴于此，对于口译员来说，理解原文的主旨非常重要，所以口译员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在对源语的理解上而不是单纯的记录笔记。此外，口译员在一边听原文的同时还有要考虑译入语译文，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记录下关键词和原文的逻辑线索。
口译笔记的第一个特点是瞬时性。因为源语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成译入语，所以口译笔记必须在瞬间以简练的形式完成。在口译笔记中会大量使用符号以节省时间，不同的口译员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符号来记录同样的信息，当然也会出现不同的口译员用相同的符号来记录不同的信息的情况。这是因为口译员所使用的符号是口译员自己创造发明的，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灵活性，同时具有很大的个人化特点。口译笔记的第二个特点是辅。在口译的过程中口译员的主要精力是用大脑进行记忆，口译笔记只是对大脑记忆的一种辅助。在口译笔记中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缩写，对于口译员本人来讲能够理解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大多会用非常个人化的符号而不是通用符号，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如同天书了，这种情况在口译笔记中司空见惯。口译笔记的第三个特点是写实性。口译笔记的目的是忠实的从概念和结构上去记录源语信息，一个合格的口译员必须要忠实的传达源语信息。也就是说，合格的口译不仅仅是要传递发言人的话语含义，还有传递发言人的语气和情绪。所以对于口译笔记来说，口译员所记录的不是孤立的信息而是完整的，有逻辑的源语信息。
二、口译笔记的记录原则
近年来，很多学者和口译员对口译过程中议员所记的笔记进行了研究并明确了其记录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口译笔记尽管具有个人化的特点，但是口译笔记还是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原则是口译笔记是一种辅助手段，口译笔记是不能代替大脑记忆的。和听写，速记所不一样的是，口译笔记是要遵循听―理解―掌握主要信息这一流程的，在完成口译以后这些口译笔记就马上失去了利用价值。在口译的过程中，笔记所起到是提醒的作用，目的是来帮助口译员记忆源语的内容。但是在开始学习口译笔记的时候，记录口译笔记反倒会成为口译员的干扰，甚至会影响到口译员对源语的理解和口译时的表达。这是因为对于尚处于实习阶段的口译员来说，他们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笔记上而不是对于源语信息的理解上，甚至会对口译笔记产生过度的依赖。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最初学习记录口译笔记时，应该训练见习口译员主要用大脑来记录信息，也就是说不要过分依赖口译笔记。对于一个合格和口译员，口译笔记的成功原则是“Less is more”，在记笔记时保证简明扼要，也就是要记录日期，逻辑，专有名词等重要信息，避免繁杂的笔记。口译笔记的第二个原则是理解优先。这是因为口译笔记的根本是对源语的理解，只有口译员完全理解源语的内容才能在口译笔记的帮助下完成口译工作。口译的过程其实是个理解―表达的过程，但是会有不少口译员，尤其是实习口译员会试图把听到的每一个词都记录下来，但最后的结果是无法顺利地完成口译，所以理解源语是口译笔记的重要原则。口译笔记的第三个原则是口译笔记一定要有简洁性。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在口译过程中因为时间非常宝贵，只有简明的笔记才能够帮助口译员确切的理解源语并提炼出主要信息。所以在口译笔记中口译员会广泛应用到类似于箭头，几何线条以及英语单词缩写和拼音等，这些符号不仅会提高口译笔记的效率还能增加口译的正确率。例如（1）数学符号：―因为，由于，幸亏；―所以，因此，结果是；=―相同，一致；>―大于，超过，高于；[ ]―在……之中，之内……（2）惯用符号：：―看，说，想，评论；？―疑问，问题是；！ ―危险，警告；―――导致，结果是……（3）图形符号：
―――全部的，整个的；Δ―――城市，都市；――― 国家，民族……（4） 字母符号：I―工业，我；E―经济；M―会议等。口译笔记的第四个原则是笔记在结构和逻辑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口译笔记绝对不能记录孤立的信息，而是要记录并展示出源语在结构和逻辑上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口译笔记成为口译员的帮手和成功的保证。
三、口译笔记教学的方法
口译笔记教学主要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笔记技巧并顺利的完成口译任务，其训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理论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口译笔记的特点，形式，内容和方法。如前文所述，口译笔记和听写及速记是不同的，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口译员记忆源语并顺利进行口译。而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口译员并不能记录全句，只能把要点和主要的逻辑关系记录下来。所以理解源语是第一步，然后才是根据口译员的理解进行笔记的记录工作。因为只能记录关键词汇，学生就是学会挑选并分辨哪些是关键词汇。一般来说，关键词汇包括数字，概念，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等。而重复的名词，代词等则不是关键词汇。除此以外，教师还要训练学生对有些部分，例如在源语中讲话的开篇和结尾，是可以略听甚至是省略的。
至于口译笔记所用的语言，用源语和目标语均可。从口译实践的角度来说，用目标语来记录对于口译员来说会更为方便和快捷，因为这会省去翻译的工序。但是用源语来记录可以减少对源语信息的丢失，是相对安全的方法。所以在实践操作中，教师要时刻提醒学生，无论是使用源语或目标语，没有一定之规，只要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就可以。
毫无疑问，教师还要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缩写或符号来代替源语，要鼓励学生自己创造发明独特的符号，这样一方面是有趣，更重要的是能让学生记住复杂的符号。在训练口译的初期，学生是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缩写和符号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在学生的笔记本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缩写和符号。在口译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一再强调理解源语的重要性，成功口译笔记的基础是对原文信息的理解，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训练学生如何理解并记录原文的主要意思和信息，而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原文。口译教师一定要明确，口译笔记永远是对大脑记忆的补充和提醒，绝对不能代替大脑记忆。例如可以让学生先听一段录音，要求学生在听录音期间不能做笔记，然后让学生马上回答问题，比如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等。回答问题后，再让学生用源语复述原文的主要信息，随后让另一位学生用目标语复述原文的主要信息，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但可以加强学生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还能帮助学生分析自己的口译笔记。
四、对于口译笔记教学的反思和建议
基于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5届学生的口译教学，针对不同阶段的口译教学，作者提出下列建议：第一，对于初学口译的学生，教师应当着重训练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这是因为在口译过程中，尤其是在英译汉的过程中，口译员首先是要理解源语的确切意思。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初学口译的学生不能顺利完成口译的主要原因是无法理解源语。第二，对于学习口译有一定的基础的学生，教师要着重扩充学生的词汇能力，同时还要拓展学生的百科知识。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作者经常会发现有的学生能把口译笔记完整的做下来，但是却无法进行口译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学生的词汇和百科知识的匮乏，让他们无法流利的进行口译。第三，对于中级口译学习者，教师的主要工作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做口译笔记和如何在口译的过程中做笔记。目前作者所在的外国语学院，每周是2个教学课时，这对学生做口译笔记练习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建议增加课时。同时，口译教师不要过分的讲解笔记和让学生发明过多的口译笔记符号，而是应当把主要的教学精力放在让学生进行口译笔记的练习上。
基于作者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口译实习中所积累的数据和经验，作者认为对于口译的初学者，教学重点应该是在对源语（source language）的理解和口语表达（主要是英语）。在练习口译的最初阶段，很多学生是因为无法理解原文和在英译汉的过程中败下阵来。而在口译的中级阶段，作者认为教学的重点主要是在改善词汇能力和扩展其他的百科综合能力，这是因为在口译教学中，作者也会碰到不少能把源语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但就是无法流利的翻译成目的语，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百科综合知识较少。对于中级口译教学来说，教师要重点教授学生对口译笔记的应用，以练为主，以讲为辅，主要是要培养学生自主的，有创造性的运用符号来记录源语信息。
综上所述，在口译实践中，口译笔记虽然是人脑记忆的辅助，但同样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系统的训练和实践。口译笔记是英语专业口译学习的基础和起点，能否做好口译笔记，是区分一个学生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合格译员的标准之一。但是口译笔记不同于课堂笔记，会议笔记或者是速记，所记录的内容既不能面面俱到也不能过于零星，译员需根据个人特点拿捏好尺度，记录下符合逻辑的口译笔记。
参考文献：
[1]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林超伦.实战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刘和平.口译理论与教学[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4]王蕾.浅谈口译笔记技巧[J].辽宁师专学报，2004（5）.
[5]吴钟明.英语口译笔记法实战指导[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Andres D.CI and Notation[M].Frankfurt Peter Lang，2002.
[7]Dam H V.Interpreters' Notes On the Choice of Language[J].Interpreting，2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