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范例

当代文论论文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1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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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时代档案管理的定义。

常见的档案管理方式包括,电子档案的录入、档案信息的采集、档案信息的查询、档案信息的共享等等。这种管理方式,使得管理的对象从传统的实体档案,转变为电子档案,并应用现代先进的管理软件进行管理,形成明晰的档案分类。同时,快速的查阅方式也让档案信息发挥出了更多的作用,避免因档案查询困难而造成档案资源的浪费。

(二)信息时代档案管理的特点。

信息化档案管理是档案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其迎合了单位内部工作的实际需要,与传统档案管理相比较,其具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各单位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所依照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趋于统一,制定这些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是具有专项权力的行政部门。其次,虚拟档案是档案管理信息化的标志,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档案的形式由实体档案转化为了电子档案并可以通过互联网络达到高速的共享,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加的具有时效性和便利性,为整个单位的信息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档案管理信息化应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促进了档案管理的自动化,颠覆了档案管理工作的传统模式。

二、信息时代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理念陈旧,缺乏服务意识。

目前我国档案管理信息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及,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缺点与弊端,严重影响着我国档案管理信息化的进程。其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档案管理工作受到传统档案管理工作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带有着一定的陈旧性,难以接受新的管理方式,无法借助现代信息科技对档案作用充分的发挥。同时,缺乏服务意识也是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服务方面的缺失,也使得档案管理工作难以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档案编辑落后,检索工作困难。

我国在档案管理信息化方面还有待进步,在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部分单位及部门仍以实体档案为主,这就造成档案管理工作量的增加,工作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档案的编辑方面,并且随着实体档案数量的不断增加,也给档案的归档、分类增加了难度。除此之外,实体档案的利用率并不高,由于其在检索方面存在困难,因此实体档案主要以收藏为主,而忽视了档案资源的发掘与应用。

(三)缺乏统一规划,信息管理迟缓。

档案管理工作普遍存在于政府企业之中,由于不同单位在工作内容、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性,因此档案管理工作也会呈现出一些个性化的发展,因此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统一规划,不利于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系统设计上的不足,信息化程度偏低,也使得信息管理出现迟缓,不利于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

三、信息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

(一)改变管理思想,丰富服务内容。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发展,需要在思想层面进行彻底的改变,认识到传统档案管理的不足,并积极的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创新,注重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挖掘,使其不再是单位内部的闲置资源。同时,从事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也应树立新的工作意识,积极的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

(二)依靠网络平台,强化信息管理。

档案管理信息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现代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因此信息时代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有关工作人员应充分的依靠网络平台,建立起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并改变传统档案的编辑方式,通过计算机对档案信息进行录入,提高档案编辑的效率。同时,在互联网络的支持下,电子档案信息还可以实现在单位内部的共享,单位内部工作人员仅需登录部门网页进行身份验证即可查阅档案信息,提升了档案查阅的速度。除此之外,随着信息化管理程度的不断加深,智能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管理已经成为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新方向,通过系统自动处理档案资料,完成档案编辑,有效的提升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节省了人力方面的投入。

(三)搞好信息录入,做好数据管理。

信息的录入以及数据的管理等都与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密不可分,因此要想做好上述工作就需要进行档案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加强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制定出详细的建设方案,按部就班的对信息数据库进行完善。为了使得信息数据库的作用更好的得到发挥,管理人员还应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并适当的丰富信息数据库的功能,使其可以配合管理工作,弥补档案管理中的不足。例如,数据库与目录库相结合等。

四、结束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3

1.1给具体的党建工作方式带来不利影响

从当前我国大部分的企业党建工作开展的方式来看,对于各种所需的文件资料还是靠纸质打印为主,对于信心公告的发放还是以人工为主,这会造成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并且效率也不是很高,在网络化的影响下,可以使资料的查阅、信息的传达以及会议的召开等以自动、远程的方式进行,极大的节省了时间投入,因而需要企业予以重视。另外,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在侧面要求企业对传统的、单一的、枯燥的党建方式开展进行全面的创新优化,这样才是和时代的发展规律和潮流特点相一致的。

1.2对企业党建工作的理念产生变化

网络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党建工作理念会有很大的变化,从过去一教育者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党建双方同为主体的新的模式。传统的党建工作特点是党的组织和领导者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对于党建活动的开展是由上级领导来决定的,对于普通的非党员性质的企业员工来说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仅仅只是接受者,很少有主动的发言权,更不用说是决定权了。但是,在网络化的背景下,借助于新的传播媒体,网络自身的优势特点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也就决定了网络参与主体是平等的、互动的,对于企业的党建工作来讲就要根据这一规律和趋势,改变旧的模式,充分的尊重普通员工的主体,两者形成“双主体”的模式,确保双方平等的地位,对员工进行人文性关怀,让员工切实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地位。

2网络时代背景下对企业党建工作开展带来的新的机遇

2.1极大的丰富了企业党建工作的资源和内容构成

从传统党建工作所呈现出的特点来看,也就是单一性、枯燥性、滞后性等,究其产生原因,就是党建管理者在开展工作时所掌握的资料信息并不充足,很多的信息了解较为滞后,这就使得党建工作不能满足基层党员的现实发展需求,也就不能进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企业可以借助多种新媒体设备及时的、全面的获取大量的网络资源,并借鉴其他企业的优秀方式,来不断的丰富自身的工作形式,而且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还可以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下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能够在交流中发现自身不足及时修正,从而可以为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的顺利进行做好事前准备。

2.2为党建工作的交流搭建新的平台

从网络化下的党建工作开展来看,在传统的企业党建工作中,党建工作的管理者在实质上是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企业员工则是被动弱势的地位,这对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提高是不利的,新的党建工作的开展在改变了旧的工作方式和理念基础上,改变了双方的地位,使企业上下形成一种积极和谐的氛围。企业党建工作者可以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建立具有时代特点的、符合员工实际的工作交流平台,可以以一种平等亲和的身份与员工进行更为人性化的交流沟通,了解员工的实际状况,把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像网络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可以充分把握员工的心声,使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得到加强,同时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监督监管作用。

2.3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阵地

网络时代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成为了实际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它的资源丰富性的特点在为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其他消极的腐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利于党建工作的顺利稳定进行,因此,企业党建管理者需要把企业最先进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及时的进行传播,把它网络化作为新的工作阵地,引导企业员工积极树立正确科学的意识,形成正确的“三观”,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3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3.1重视对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队伍的塑造

企业要在网络时代下取得更好的党建效果,首要的前提就是有一支专门的党建队伍,这个队伍要具有素质高、管理经验丰富且熟练网络技术的特点,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所带来的挑战和基于机遇予以正视,并把握特点,然后深化对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不断的塑造自己,提高政治素质。

3.2创新党建工作的方式

首先,要建立全面系统的党建知识信息库。这是进一步拓展党建工作方式的重要前提,不仅需要包括最先进的党建理论,还要有以往丰富的工作经验的结语信息。其次,建立新的信息交流传播工具。网络时代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十分快速,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建立新的交流工作和方式,像微信群、博客论坛等新的网络交流平台,企业员工可以在这一平台下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对于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是非常有用的。

3.3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运行体制

网络时代背景下,对于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以及管理监督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需要企业党建工作管理者不断的进行工作体制的创新,以适应发展要求。一方面,要对党建工作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强化,提高执行效果,重视监督的作用,对存在的不良现象进行及时的改正;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网络化开展的主体的员工角度来说,需要企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自身的网络素质进行规范,提高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必要时还需要组建一支专门的监督监管队伍,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信息反馈体制,保证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4结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4

文化教育是富国强民的第一要务,要提高思想文化教育,须把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不断创新,去粗取精,在实践中强化,才能让体育教育改革符合教育文化大方向的需求。从个人方向上来说,体育教学的改革对教师有重要意义,这可以大大督促教师群体不断提升自我教学水平,提升自己在施教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个人而言更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教学能完善学生的诸多个人必要素质,如篮球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有关体育竞技和篮球竞技的相关理论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更可以提升应对体育训练和其他社会实践的组织能力。这些能力和经验不仅在校园生活中对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今后步入社会,面对纷杂多样事件的处理上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立足于整体还是分散至个体,体育教学的改革都将是必然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篮球教学为例分析体育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体育教学近年来存在着固定的几类问题,下面以篮球教学为例一一例举。

1.篮球教学的模式传统、内容老旧。

所谓模式的传统,即指传统的篮球教学大都由老师于课堂上先亲自展示给学生所要教授的动作,学生随即进行模仿和练习。这种模式下,学生通过模仿、锻炼、巩固来达到掌握的目的,然而,这也许可以使学生机械的记住运动项目的动作,但并不能把篮球课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也自然而然不会用心去对待。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不自主不愉悦的学习态度相对应的只能是应付了事的学习结果,放羊式教学,无形中增加了篮球教育的枯燥性,使学生误解与拒绝该领域的学习。

2.篮球教师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前文提到我国的体育教育无分工制,这导致了部分篮球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本身不精通篮球领域的教学技能,这使得在传授篮球知识时对于运动的要领掌握可能存在缺陷,教师工作能力低下导致学生的不信任或错学。在国外,大多的篮球课程配设专业篮球教员,他们大多出身专业学校,受过篮球的专业训练,深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解每个阶段学员该采取的学习步骤,有针对性的、感同身受的教学办法不仅拉近了学院与教员的距离,更是让学员在学习的每个步骤都能轻松愉快。

3.篮球学习软、硬件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师资上,经济发达地区的篮球教练多有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师数量的缺少,体育类学习的机会便寥寥可数,这种无教师的自由性学习类似于体活,无法发展篮球教育事业。同样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篮球教学的教育硬件更为稀少:设施破旧老化无翻修,使用时危险系数极高;篮球场地简陋,如用土路面作为训练场地,无法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发挥潜力、培养兴趣。国家的资金补助没有完全合理的分至篮球体育教学的维护事业,这些都使得即使有人才、有兴趣、也没有舞台可供学生提升。

三、以篮球教学为例浅析体育教学改革优化的对策

1.篮球教学更新模式、丰富内容。

篮球运动属竞技类,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所以篮球教学最好的测评手段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学员能够领会篮球运动深层次的含义,互相学习以提升篮球的技术。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述一些篮球运动的技巧,更应该穿插关于篮球运动的理念和战术思想,改变篮球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比如:可在室内体育课上播放NBA比赛,在观看时讲述值得学习的部分,寓教于乐;采用现今比较流行的游戏教学提升学员对篮球的兴趣;更可以通过MMCAI课件、MOOCS课程的使用,寻找优质课程资源,推进篮球教学改革。

2.提高工作者工作水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只有教员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推进好篮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作为教育系统来说(如学校)应进一步支持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加实践机会,确保教师教学思想和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学前沿,提升综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工作中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首,满足学生需求,关注其个性的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增加体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与院校有意识的完善体育教学教辅硬件,安置尽可能多的器具供学生使用,达到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完整的个人训练。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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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学生思想构成复杂多样

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信息化的影响下,高校学生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这些信息时刻影响着高校学生的行为动作。信息化的特点就是高效、便捷,与过去相比,高校学生接触新鲜事物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其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当前社会中,不良信息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以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盲目的“韩流”、过度追捧欧美文化等,都严重腐蚀了高校学生的思想,不利于我国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严重阻碍了高校学生培养自身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进程。

2.传统学生管理模式受到挑战

由于入学人数不断增多、入学方面限制逐步减少,导致高校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多,这也随之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也增大了学生管理难度。同时,在高校普遍实行学分制与选修制的情况下,高校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大大降低,社团生活在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传统的以班集体学习、活动的教学管理模式受到挑战。班集体地位及作用的降低也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从主要面向集体到面向个人转变,因此继续探索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途径势。

二、当代高校学生加强管理工作的几点措施

1.优化学生管理体制

学生管理是一个全方位管理,内容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需要理顺各部门关系,共同应对学生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学生管理机制的建设,强化组织协调功能,明确学生管理系统各个部门职责,建立健全责任制,同时管理责任也必须要指定到各个基层单位。其次是发挥基层作用划分三级管理体系,发挥校、院(系)、班三级管理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管理工作既要赋予校、院(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责,又要让其拥有开展管理工作的权力,作到责权统一。同时也要发挥班级在学生管理的作用,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可提高实效性。最后要实行年级辅导员制,与学分制相适应,进一步增强班级管理与专业教学之间的融合。积极探索以年级管理为主、班级管理为辅的学生管理体制。

2.转变学生管理理念

高校学生管理重点就是转变学生管理理念。在当前时代,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寻求管理方式与管理理念的变革,变管理为服务。对管理人员而言,第一,要树立服务意识,改变传统学生管理中错误的管理思想,落实“管理即为服务”的学生管理理念。学生管理部门要养成“服务学生”的服务意识,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思考问题,了解学生生活所需、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学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二,要体现学生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根据“依法管理”的要求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义务与权力。一方面,学校要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管理条例要征求学生的建议,要做到学生管理程序正当、定性准确;另一方面,学生对学校的处理享有申辩和申诉权,学校要有明确的程序并予以确保,体现民主化管理。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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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人安度晚年应该是一个积极老化的过程

西塞罗认为“老年人不能积极工作”这个观点是片面的。老年人虽身体虚弱,不能担任年青人从事的体力劳动,但是,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不全是只依靠体力、速度和敏捷,有时需要依靠思想、声威和判断力。这些因素,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而益发增强。因此,他认为老年人不仅要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且要大力发扬老年人本身专有的深谋远虑和审慎的品格。他举例说柏拉图是在八十一岁高龄执笔写作时去世的;伊索克拉斯在创作《雅典娜女神节祝辞》这本书的时候已经94岁了,他的老师里昂提尼的戈尔加斯活到107岁也从未休止过研习和工作,因此,西塞罗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把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归咎于老年。为了证明老年人仍然可以不断的工作和学习,可以积极老龄化的,他还幽默地阐述了人的记忆力问题。“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位老人忘了他藏钱的地方。老年人记得与他们相关的一切。比如约定的开庭日期,他们欠谁的钱,谁欠他们的钱。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律师、大祭司、卜者和哲学家,他们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好的!老年人只要能持久的学习和钻研,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忆力。”

2.老年人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来延缓老化过程

西塞罗认为,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特征表现:童年脆弱、青年傲慢、中年峻厉、暮年老练,这些都是自然的属性,每个特征分别对应其相应的生命周期,但这无法表明老年人不能同时拥有健康。西塞罗说:“我很钦佩成熟的年轻人,更称赞怀有少年魄力的老年人。老年人只要做到这点,身体虽老,可他的心灵和精神是永远不会老的。”西塞罗认为羸弱不是老年人特有的,身弱的年轻人同样也会羸弱。他认为,我们应当抵御老年的侵袭,应该尽力弥补老年的缺陷。一方面,要向抵抗疾病一样同老年作斗争,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每天进行适当的锻炼,而且要注意饮食,以能够恢复体力为限,不要过度,成为负担。另一方面,还要关心智慧和心灵,西塞罗把他们比成灯火,如若不继续添油,老年便会使他们的光辉逐渐暗灭。

3.老年人应该加强修身养性达到健康老年化

西塞罗认为感官上的快活是自然赐予人类的最大祸端,它得寸进尺,疯狂地强迫我们去寻得满足。实际上,一切卑鄙的勾当,一切可耻的行为,都是因为追求感官上的娱乐而做出的。他认为自然赋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是理智,而其最大的仇敌便是感官娱乐。因为,我们受欲念支配时,节制是无能为力的。在欲念的王国里,美德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所以他认为,人到老年失去感官上的娱乐,“那是帮助我们解决了青年时期最严重的弊端,它是生活中最好的礼物”。正如西塞罗所设想的那样:想象一个人,彻底沉溺于感官娱乐时,他是失去理智,凡是需要思索、考虑的事,他都不可能去做。因此,他认为,“淫乐阻碍思维,是理性的敌人”。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西塞罗强调情欲和美德的对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人的情欲、情感并不是与道德、理性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人只有在过度纵欲的情况下,才会失去理智,做出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而道德标准的建立以理性为基础,以情感为依托。其次,情欲需要理性的压制,使其与道德标准相符合。但是,西塞罗没有辩证的看待情欲与理性的内在关系,而是更强调了它的论证说服力,即老年人从情欲中解脱,是很幸福的事情。西塞罗的观点虽是片面的,但他委实论证了老年人在情欲消弱后的另一番人生幸福景象,这也正是我们对待老年问题的可取之处。

4.坦然面对死亡是老年人积极老年化最关键的心态

对于死亡的临近,西塞罗认为,这同样不是让老年人不幸福的缘由。他说:“当人到老年,仍然惧怕死亡,这样的老年的确是不幸的”他对死亡的解释是:如果死亡等同于灵魂熄灭,那就不必介意死亡;如果死亡能使灵魂进入一个永恒的境界,那应该憧憬死亡。死亡不是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相对来说,青年人应该更恐惧死亡,事实上老年人已经比青年人活得长久了,青年所希望的延年益寿,老年人已经拥有了。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一个人害怕死亡,他的心怎么能平静?西塞罗让人们以自然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他认为,凡是合乎自然的,都应视为美好的,没有什么比老年人的死亡更合乎自然的了。年轻人的死恰似被洪水浇灭的烈火,而老年人的死则是油尽灯枯。年轻人的死亡是对生命的掠夺,而老年人的死亡则是生命的成熟,是人生之旅安息的港湾。因此,老年人暮年生活中不该过分留恋,也不该无故放弃,而是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充分的利用老年。老年人对生死保持乐观的态度,因而会比青年人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他举例说,当僭主皮西斯特拉托斯问梭伦依仗什么胆敢和他对抗时,梭伦回答说“老年”。这是因为老年人能更好的理解生命与死亡,所以,老年人无所畏惧。

二、西塞罗的老年观及其对当代我国老年教育的启示

联合国规定,凡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者,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判定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我国早在1999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规模大。截止到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超过了2亿,是人口比重的14.9%。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推进和开展老年教育事业,是应对老龄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必要措施。尽管我国十分重视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因地制宜,多渠道、多层次的推进和开展老年教育,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亟待解决。西塞罗在《论老年》中阐发了健康、乐观的老年观,并做了精辟论述,对当代我国老年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1.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的再社会化

西塞罗说:“轻狂是年轻人的特性,持重是老人的优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品质日益增加。他强调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工作,发挥老年人自己特有深思熟虑和审慎的优势。而1982年在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也指出的:“老龄只是每个人的生命期、事业和经验的自然延续,而他的知识、能力和潜力在整个生命期一直存在。”这都肯定了老年人的价值,而且强调了老年人有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应有的权利。因此,应对老龄化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措施就是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并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但事实上,我国的老年教育只注重丰富老年闲暇生活、陶冶老年情操,而相对弱化了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致使老年教育事业发展滞缓。为此,在开展老年教育时应肯定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制定系统的规划,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为“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创造条件。同时还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老年保障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缩小代沟,协调代际交换关系,保证“老有所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

2.注重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的生命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完好状态”。人到老年,身体各项机能开始逐渐退化,出现抵抗力减弱、经常生病的现象,因此健康往往是老年人最重视的问题。老年教育要重视并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让老年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人受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所限,对一些老年性疾病,未能及时发现,以致延误就医。有的老年人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养成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开展老年教育,大力宣传推广老年健康知识,可以让更多的老年人了解自身的身心状况,提高健康保健意识,把疾病消灭在萌芽时期,节省医疗费用,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另外,老年人退休后,在社会上,由劳动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变;在家庭中由家庭主角向从属角色。很多适应能力不强的老年人,角色定位不准,感受不到存在的意义,便会出现孤寂、空虚甚至绝望的心理。若不能正确处理这种消极情绪,便容易封闭自己,进而逃避社会。而我国传统的老年教育以养生为主,只注重外显状态的健康长寿,相对忽视其内在心理健康,致使老年人陷入内心空虚的生活状态很普遍。因此老年教育在强调养生教育的同时要格外注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对老年人的心理郁结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不但可以缓解代际矛盾和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消除孤寂感和失落感,更能够延缓衰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让老年人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老年的生命熠熠生辉。

3.培养超脱的心态,积极享受老年生活

当前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受经济条件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制约,并不能自主的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又因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转变造成内心情感的巨大落差,致使老年人不能惬意的享受晚年生活。另一方面,人至老年,身体器官和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益下降,其自身的整个感官也在逐渐削弱,致使老年人郁郁寡欢、懊恼不已。实践证明,郁郁寡欢的老年人往往在晚年生活中提早谢幕,而那些在晚年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却神采奕奕。因此,开展老年教育首先要让老年人适应生理衰退这一自然现象,养成“恰当”与“自然”的心态,帮助老年人认识到所处年龄阶段的独特性,调整和建立积极的、健康的心态,催生老年人新的人生价值观。其次老年人通过老年教育可以接受新事物,汲取新营养,以科学理智和乐观豁达的态度看待自己、看待人生、看待社会。再次,老年人在老年教育中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生活情调,保持宁静平和的心态。另外通过对知识技能的学习,提高老年人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的能力。

4.以人为本,注重死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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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纤维艺术风格的影响

自21世纪以来,蒸汽机的发明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工作效率,机器造就出来的物质往往以工业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中,继而融入到生活当中。但这种方式质量没有手工精致,对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也受到了限制,但却给艺术家带来新的机会,能够让艺术家在艺术风格上和材质上有了更多选择和可能性。例如麦秆、绳带、玻璃、纱网、衣服,皮草,亮片、芦苇等都被当代艺术家巧妙灵活运动到艺术作品中。

(二)对创作艺术素材的影响

如今科技的发展迅速,为了扩大纤维艺术素材的应用范围,不断地研究,使其在应用过程中能够达到人们的需求。传统的纤维素材很古老,当代已经能够在取材中得到很大帮助。现在的高科技、网络、信息、3D技术等都有着高速的发展,此类科技均可以运用到纤维艺术的创造中。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纤维艺术的创作已经从二维空间到三维空间以及更多立体。

(三)纺织科技进步对纤维的影响

“纺织”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几年来科技技术的发展非常瞩目,绿色纤维、再生纤维和再生涤纶,都是纺织工业的技术衍生品,在石油紧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工业科技创造艺术品。如今大家比较熟悉的聚酯纤维,亚麻纤维,聚酯纤维和亚麻纤维的面料越来越多,纺织科技的进步与技术为当今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创作空间。

二、当代纤维艺术色彩运用的多元化特点

(一)材质的多元化

现如今,人们对纤维艺术有着很高的标准,对材质方面要求也很高。让人们在材质的选择上了有更多新的突破。例如皮革、毛线、布匹、塑料、金属等都可以被人们利用,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在当代纤维艺术设计品中,装置艺术、策划艺术、舞台灯光效果、摄影艺术等现在艺术都在努力加强,这些工业文明的痕迹都是纤维艺术的主要取材对象。

(二)编制方法的色彩多元化

材质的色彩在纤维艺术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材质的色彩在编织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纤维艺术方法的编织色彩都可以运用到平纹组织、斜纹组织,编织出的效果色彩丰富,根据艺术品的不同编织手法,会给人带来多种的感受。因此纤维艺术的编织方法可以让多元化色彩的发展成为可能。在编制方面,选择的不同颜色能够为作品带来不同的反响,让人们也多了几分选择。纤维艺术家在同一件作品中使用不同的编织手法以及色泽上的使用,就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创新视觉效果。

三、当代纤维艺术设计理念的多元化

(一)“去中心化”格局理念的多元化

“去中心化”的理念在纤维艺术中有很明显特点,这种特点非常显著。随着西方文化水平提高,思想活跃,人们观念也逐渐变得开放,能够突破传统思维理念,对“去中心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去中心化”的格局理念逐渐面向社会,转向多元化理念,这种“去中心化”在当代纤维艺术理念中的应用居多,并且也得到了广大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喜爱。

(二)审美形态理念多元化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科技方面有了较高的成就,其中,全新的设计理念是能够在自己的艺术品中融入多种的科技方法。例如:印刷、复制、染色等都会被艺术家所采用。但也有不少纤维创作者在创造中反对使用科技,更注重传统的设计方法,在设计中更注重包括工艺、材料、色彩等方面的因素。当代纤维创作者接收的不同讯息,使其在创作中也加入了多元化设计理念,所以,当代纤维设计创作能够更加繁荣。

(三)情感多元化

情感多元化是指在纤维艺术品的创作中融入设计师的个人情感,通常,设计师喜欢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加入自身的感情色彩。例如韩国著名的纤维艺术家刘贞惠,她在写作的时候对“爱”情有独钟,在其作品中有很强的表现,至今一直围绕着这一主题来创作。她的作品中既体现了她对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了艺术家自己的情感因素。而她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对“爱”的表现,还有用垂直状来强调女性的身份特征,她用隐含的方式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出她的生活质量。她将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在作品中能够体现到“爱”。

四、结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8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