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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20）摘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本文回顾了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造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最后，欧债危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再平衡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 国际货币体系; 再平衡; 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0308
一、文献综述
2001年随着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均开始出现了节节攀高的赤字，并最终形成“双赤字”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s），则出现了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项目盈余并存的“双顺差”局面。由此，学术界界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范畴。由于对该问题认识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着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
首先，梳理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1-2］。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指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得出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的政策结论［3-4］。三是从失衡可持续性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并指出基于国际分工（如：资源出口国、产品出口国、服务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划分）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5-6-7］。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但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8-9］；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10］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11］；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12］。国内现有文献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流派，并且均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种流派的绝大多数文献致力于描述中美经常项目的变化情况，并从货物贸易层面和外生冲击（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层面简单地解释失衡原因，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更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13］。第二种流派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利用霸权稳定论、中心―等理论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14］。尽管相对深刻，但仍然缺乏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据与严格的逻辑（如：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等）。第三种流派尝试运用国际货币体系视角探讨世界经济失衡，但均缺乏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的证明［15］。其中，王道平和范小云通过建立两个数量模型，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关系的因果逻辑讨论，并且采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三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6］。但二人并未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并因此导致三者的关系只具有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而明显缺乏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基础，从而使文章政策建议部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梳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这部分文献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1978―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因［17］。（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18］，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的讨论［19］。（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张明认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不能克服特里芬两难，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稳定政策的需要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讨论尤为众多。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牙买加体系通过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继承下来，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是如何分别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路径提供更深刻的视角，以使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的制定更加严谨、有效。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目前，陈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种定义基本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陈彪如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1）调节各国的国际收支，维持收支平衡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2）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稳定增长。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包括：（1）汇率关系的规定和变动准则；（2）世界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与供应［20］。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21］。Mundell的定义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的范畴进行了辨析：国际货币制度相对僵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灵活［22］。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关系，而非外汇市场稳定性或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故采取陈彪如的观点来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机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就导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中心国扩张货币供给的内在冲动的特征。
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从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最主要的形式，并导致了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其传导机制如下：战后，国家出于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可能性。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维持经济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为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原有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
图11950―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22292535:82/scorpio/aspx/mainaspx?width=1430&height=840
在此基础上，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了国家，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国具备了原本没有的比较优势，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效应、规模效应等因素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国经常账户顺差并存”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该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为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必存在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以美国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和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则通过购买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各类以美元计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实现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阶段。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买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其跨期交易的具体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国国内存在长期正通胀预期下，采取卖出短期金融工具，获得美元的短期长头寸，并以跨期交易覆盖长期项目中的美元短头寸。（2）货币互换交易，即做头寸匹配，以规避长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资本项目为美元长头寸，外币短头寸；长期资本项目为外币长头寸，美元短头寸。这样就实现了通过跨期压轧对冲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套利交易的目的。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故通过再贴现工具或量化宽松的货币工具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减少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中国外汇资产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只有35 %左右。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因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该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
图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三、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务各自国内政治目标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的框架。
由于一国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从而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带来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选举得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具体而言，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衰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但却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通胀预期，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从而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通过压低利率为本国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这样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也通过增强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而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四、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因果逻辑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过程的框架。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 Ease I 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 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缺乏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当面临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时候，美、欧、中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因为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支配下只能屈从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失衡常态化的趋势由此形成。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内生性缺陷（另一种是“特里芬两难”）和逻辑必然，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又成为诞生该体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逻辑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第二，经常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国家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悖论），并因此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增强贸易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同时，国际间要素（资本）的可流动性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引起了比较优势动态化，并因此通过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中心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门的高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提高金融行业等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率。由此加深了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
第三，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中心国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该市场通过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完成资本的全球风险―收益匹配，获得利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融资成本，并维持长期债务的短头寸和短期债务的长头寸有利于分享国家高增长的收益，产生中心国世界货币职能的风险贴水。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中心国发行金融工具融资和以FDI或国际贷款方式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而由此造成的国际分工变革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失衡根源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给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否则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在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在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当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互换而非成立亚元区来完成区域货币合作，从而在当前及未来弱势美元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减少国际铸币税损失，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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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2
1.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纽约爆发，之后蔓延到丹佛、波士顿、旧金山等多座城市，并向全球扩张。这场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华尔街“贪婪”、金融系统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以及高失业率和社会不公正等社会问题，目标是通过占领表达不满和抗议。
2.2011年11月3～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在法国戛纳电影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会议以“新世界、新思维”为主题，通过了旨在促进增长与就业的“戛纳行动计划”。
3.2011年11月7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列宁广场，白俄罗斯共产党成员向列宁雕像献花庆祝“十月革命日”，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94周年；莫斯科红场则举行了5600人的盛大游行，纪念1941年红场阅兵70周年。
【综合解读】
1.苏俄(联)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1)十月革命时期，苏俄政府将银行、铁路、大工业等收归国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颁布《土地法令》，将土地分配给劳动者使用，消灭俄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
(2)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取得战争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3)1921年俄共十大上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探索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巩固了工农联盟，是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4)斯大林执政时期开创“斯大林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
(5)赫鲁晓夫时期，对苏联农业管理体制和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
(6)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前提下，扩大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但改革的重点是发展苏联的重工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给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7)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用经济管理方法代替原来的行政命令，但由于一系列原因，改革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
2.雅尔塔体系与两极格局、冷战之间的关系
（1）雅尔塔体制，又称雅尔塔体系，是美、苏、英三国首脑主要通过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蓝图，其实质是美苏两分天下。
（2）两极格局是以美苏为中心，以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为主要特点的格局；而冷战是美苏对抗的主要形式。
（3）三者的关系：雅尔塔体制的建立是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即奠定了战后两极格局的框架；两极格局是雅尔塔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从属于雅尔塔体制；在雅尔塔体制下两极格局对抗的主要形式是冷战，冷战的加剧又促进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一般来说，两极格局的瓦解，也就意味着冷战局面的结束，雅尔塔体制的瓦解。
3.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联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多，而且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不可能同步推进，这时，一些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便应运而生。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区域组织的出现，使世界社会生产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区域经济组织通过谈判制定相关的政策，各国经济逐步参与并融入世界经济关系中，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进一步联合和融合。经济区域集团化是最终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和步骤，经济全球化则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最后归宿。
（2）区别：与经济全球化相比，经济区域集团对内都存在一定的保护倾向，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这虽然有利于经济集团内的贸易自由化以及成员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但仍带有浓厚集团色彩的贸易保护主义，使统一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为地割裂了，因此，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有不利的影响。
【模拟检测】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原创）1.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材料表明
A.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B.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是人民政权
C.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最终摆脱了战争隐患
D.十月革命是世界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尝试
（原创）2.“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国发生的情况更加清楚地表明，十月革命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这里的“改变世界”是指十月革命
A.开辟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B.了沙皇专制统治
C.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人民的革命D.使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原创）3.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时记载：“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什维克……他又说：‘乡下人的鸡鸭鱼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据此，当时苏俄实行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社会主义工业化
D.农业集体化
（原创）4.列宁在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说：“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下列最能为列宁的评价提供佐证的是
A.该政策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B.该政策是苏俄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重要手段
C.该政策是在战争逼迫的特定环境下采取的军事性极端措施
D.该政策在战时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保证了军事上的胜利
（原创）5.传统观点认为，从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其间有一个对原有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的过渡时期。过渡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过渡，二是渐进过渡。下列各项不属于直接过渡的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打土豪分田地
D.没收官僚资本
（原创）6.一位苏联工人说:“他们假装他们在付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我们在工作。”这位工人的话本质上反映了
A.苏联工人在工作中偷懒
B.政府实际上没有付给工人工资
C.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D.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原创）7.苏联在探索现代化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曾经深深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列各项与此符合的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B.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斯大林模式
C.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
D.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
（原创）8.有一则小笑话：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老太：他是干什么的？答：他赶跑了纳粹。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这则笑话表明
A.老太太真的不认识斯大林
B.苏联帮助波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
C.老太太的外甥真的像斯大林
D.斯大林模式引起了波兰人民反感
（原创）9.1989年9月，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莫斯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治家像您这样有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胆略。……我知道，您如此勇敢作出的那些政治决策是多么困难地得到贯彻。我想告诉您，布什总统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贝克所称的“您”应该是
A.勃列日涅夫 B.戈尔巴乔夫
C.叶利钦D.普京
（原创）10.伦敦《泰晤士报》针对当时英国的状况发表评论说：“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这条评论针对的是
A.法西斯及其侵略扩张
B.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C.罗斯福新政及其影响
D.1929～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原创）11.20世纪前期，一位美国总统说：“这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是一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我们正为挽救一种伟大而珍贵的政府形式而战。既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全世界。”材料中的“战争”是指
A.北美独立战争B.美国内战
C.罗斯福新政D.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原创）12.2001年1月克林顿说：“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已经创造了2000多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出现了30多年来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为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上述成就的原因，不包括
A.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B.宏观调控、微观自主
C.增加供应来刺激新需求
D.建立社会市场经济
（原创）13.“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用200多年的发展时间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划分了世界的经济和资源价值。”这里所说的“里程碑”是
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
B.国际银行的成立
C.《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
D.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原创）14.下表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1967年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中的标题。要快速了解二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效，应先阅读
A.第一章B.第二章C.第三章D.第四章
（原创）15.下列关于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者共同点的说法，不准确的是
A.都是重要的世界经济组织
B.都属于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
C.美国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D.都于20世纪40年代正式运行
（原创）16.“一、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推行独立自立的政治；二、始终不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三、不与大国订立双边军事条约；四、不在本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份国际文件相关的是
A.求同存异原则B.万隆会议精神
C.不结盟运动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原创）17.“‘你不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二十八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国人。……（革命那年她）才九岁。”（2010年11月11日FT中文网：许知远《历史的陷阱？》）这里的“革命”是指
A.十月革命B.柏林墙倒塌
C.“八一九”事件D.苏联解体
（原创）18.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为重塑世界金融体系，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制定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1944年美国积极倡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意图是
A.建立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B.恢复世界经济，防止世界大战再次发生
C.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D.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冷战
（原创）19.雨果曾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上个世纪60年代，雨果预言的局面就已开始形成，这个“整体”的名称是
A.United Nations
B.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European CommunitiesD.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原创）20.“目前全世界有86%的研发收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我们的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要占到售价的20%”。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发达国家垄断了科技市场 ②发展中国家应抵制全球化 ③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倒退 ④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
A.①②B.③④
C.②③D.①④
二、非选择题（共4小题，第21题15分，第22题16分，第23题15分，第24题14分，共60分）
（原创）2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当人民忍饥受饿，失业现象日益猖獗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必须实行国家的粮食垄断制。
──《列宁选集》第三卷
材料二 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应当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种国家收集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
──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我国）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怎样的农业政策？（1分）概括指出提出这一政策的社会背景。（2分）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农业政策有何变化？（2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4分）
（3）材料三中斯大林认为苏联农业生产存在什么问题？（1分）他认为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分）为此，他采取了怎样的政策？（1分）后果如何？（3分）
（原创）2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他在1932年初步当选总统的时候，正在1929年美国空前经济恐慌之后……他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人民购买力的政策……渡过了危机，安定了国民生活。
――黄安年《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标准之我见》
材料二 罗斯福新政大事记
请回答：
（1）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说明罗斯福新政是如何实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人民购买力的政策”的。（10分）
（2）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特点和目的。(4分)
（3）关于“新政”中的社会保障措施，有人认为主要是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有人认为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而进行的长期性制度建设。请选择你认同的一种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2分）
（改编）2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余相信美国之政策在于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之征服。
――杜鲁门致国会的咨文（1947年3月）
美国应尽力协助世界回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美国政府能够尽力缓和局势，协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1947年6月）
本公约各缔约国……决定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
――《北大西洋公约》
材料二 二战后以美苏为两极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持续，代表着战后力量均势的出现和保持。在这种力量均势被打破之前，两极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又因国际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受到撼动，并且受到逐步壮大起来的其他力量中心的挑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在“后美国时代”的图景中，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正在发展壮大……这个多元力量相互制约、共存共荣的多极化世界……必将成为世界局势的大势所趋。
――蔡江南《“后美国时代”的思考》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二战后初期美国的政策及其意图。（2分）对此，苏联采取了什么对策？（3分）这意味着什么？（2分）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两极格局的“相对的稳定性”，分析导致两极格局“受到撼动”与“挑战”的因素。（6分）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你同意“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这个观点吗？为什么？（2分）
（原创）2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厮杀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虚弱不堪、支离破碎的欧洲。在东方，来自苏联和东欧盟国的威胁日益严重；在西方，来自美国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不断加强。……欧洲政治家们又发出了新的欧洲统一的呼声。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1)在各成员国之间取消商品进出口的关税和定量限制，以及具有同等影响的一切其他措施；(2)建立对待第三方国家的共同关税率和共同贸易政策；(3)在各成员国之间，废除阻止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7年)
材料三 1970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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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20世纪70年代）西欧六国和日本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发展……美国再也不能像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样，在西方阵营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何春超《国际关系史》
材料五 欧洲一体化大事记(1951～2004年)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和主要目标。（5分）
（2）根据材料三、四，谈谈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呈现什么变化。（3分）分析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3分）
（3）根据材料五，分析欧洲一体化的演进趋势。（3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共40分）
1.B 根据会议名称、三个文件可知，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是人民政权。
2.A “改变世界”即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方向，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3.A 由材料中的“怠工”、“唾骂”、“鸡鸭鱼肉一概都行集权制”可知，当时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4.D
5.B 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属于渐进方式。
6.D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工人工资低，劳动积极性不高。
7.B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仍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斯大林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8.D 二战后，东欧各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导致东欧各国人民产生了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强烈要求。
9.B 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10.D
11.C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克服了经济危机，巩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12.D
13.C 20世纪40年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自由贸易，是对世界经济和资源价值的划分。
14.D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促成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
15.B 16.C 17.D 18.A
19.C 1967年欧洲共同体成立，欧洲共同体英文是European Communities。A项是联合国，B项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D项是世界贸易组织。
20.D
二、非选择题（共60分）
21.（1）政策：余粮收集制。（1分）背景：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集中人力、物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2分）
（2）变化：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纳税后的粮食。（2分）
原因：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不适应新的情况。（2分）
目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使苏俄经济走出困境，为实现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2分）
（3）问题：农业产量低。（1分）
原因：小农经济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1分）
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1分）
后果：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建立起来，小农经济被消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导致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3分）
22.（1）
概括说明
举办救济和公共工程。（1分）1933年，颁布《联邦紧急救济法》；建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发放紧急救济金；举办田纳西河流域水利工程。（2分）
保护劳工权利，缓和劳资矛盾。（1分） 1933年，颁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1935年，颁布《全国劳工关系法》，重申工人的权利；1938年，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3分）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分） 1935年，颁布《社会保险法》，实行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2分）
（2）特点：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2分）
目的：摆脱经济危机，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缓和社会矛盾，稳定资本主义制度。（2分）
（3）同意第一种观点：以工代赈、发放失业救助金、实行紧急救助等措施，都是在危机发生后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2分）
同意第二种观点：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尤其是养老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等，都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期性制度建设。（2分）
23.（1）政策：冷战政策。（1分）
意图：企图控制欧洲，称霸世界。（1分）
对策：1947年，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苏联和东欧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1955年5月，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3分）
标志着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说明美苏双方争夺的重点在欧洲。（2分）
（2）稳定性：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苏双方势均力敌，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1分）
因素：欧洲的联合，日本的崛起，中国力量的增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美苏自身力量的削弱。（5分）
（3）同意:当今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美国面临许多问题，如严重的金融危机、深陷伊拉克战场达9年、不断攀升的失业人数、持续不断的恐怖威胁等。（2分）
不同意:当今世界，尽管美国遇到很多问题，但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实力仍然强大，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2分）
24.（1）原因：抵制美国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对抗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威胁；欧洲政治家的清醒认识。（3分）
目标：对内：成员国之间逐步实现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外：推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2分）
（2）变化：美国经济实力下降，西欧、日本经济力量不断增强，逐渐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格局。（3分）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展；重要性；方法
《形势与政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答疑，满足其知识需求，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牢记光荣使命，珍惜宝贵机遇，以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创造的激情、务实的态度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做科学发展的奋力推动者、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然而，就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着诸如重视程度不一、开展情况不尽如人意等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起来。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使《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机遇。当今社会，新闻娱乐化和网络庸俗化的风气甚嚣尘上。网络中充斥着海量信息，难辨真伪。在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某些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缺失、理想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和信奉享乐主义等问题。当代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形势与政策》教学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引导。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做好了，就有利于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下一代的思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没有做好，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团结、学校的稳定以及个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形势与政策》教学不仅国家重视、学校重视，大学生也很感兴趣。《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做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所以，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深入推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形势观教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也是学校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责所在。要真正在校园实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使得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二、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需要遵循的原则
1.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针对性。要从宏观的角度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等。《形势与政策》教学应系统地根据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和综述性专题来开展教学，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方法论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即基本国情和当前政策教育，综合性专题即当前形势与政策及热点问题教育（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
2.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形势与政策》教学应实现“三结合”，即与专业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思想实际相结合。课程教育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常识，比如，“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地缘政治学说。哈·麦金德将欧亚大陆比喻为“世界岛”，进而指出中亚—中东地区就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提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围绕中东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以及冷战后美国为控制这一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197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指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占据了国际关系的有利地位。因此我们看到，中东最具战略地位的石油资源，是大国争相夺取和支配的目标所在，也是导致冷战后该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把它们看做是理解当前国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还要使学生对其中的观点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判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当代大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还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3.讲究效果和方法的综合作用
《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表明，教学效果与教学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要避免过去那种 “填鸭式”理论授课模式，可以按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实现双向互动；或者听取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进行“点菜式”的专题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多采取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增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外，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的45分钟，可以将课堂授课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座谈会、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的形式让学生广泛参与，深入探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讲学，或者带领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参观学习，让他们深入一线，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当然，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要去引导学生了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体现在要教会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能将个人的主观臆想过分夸大，切忌不要随意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及结果。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探讨时，我们可以采取层次分析法，从个人、政党、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层次来分析问题，同时做到换位思考，使大学生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方法
1.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和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世界总体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肯定会给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带来负面影响，进而不断出现许多贸易纠纷和政治争端，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之争、南海问题等。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学生用矛盾和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世界。我们要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全面分析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要让学生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让学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纠纷和领土争端分歧，继续同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发展友好关系，通过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表现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即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教育学生坚决维护包括国家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在内的核心利益。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致力于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了解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我们总是强调、问题及领土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国势力干涉和侵犯，因为这些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和尊严，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局和发展方向。
3.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其实就是要把握两个内容，一是形势，二是政策，让两者内容紧密结合，使课堂所讲内容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学生普遍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建设最感兴趣。就《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际而言，可以推荐或给学生播放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新闻调查》《世界周刊》《深度国际》等节目，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趋向。通过教学实践的总结可以看到，相比课程讲授、专题报告及社会实践与考察，观看相关视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效果也更为直接和形象。比如，在讲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时，通过放映中央电视台《深度国际》节目制作的《欧元的麻烦》这一视频片段，学生深入了解目前欧债危机下仍在发酵的美元与欧元之争以及中国和美国就美元地位与人民币升值展开的争论。经过教学意见回馈，学生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该节目制作精良、分析到位、很受启发。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针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开展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而又丰富多样、具有实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是每一位从事此项教学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要真正作为国家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努力做到大学生的同心人、知心人和贴心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引导、互动和沟通，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更好的结合，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5—05.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4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5
[关键词]财政政策欧美经济关系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欧美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居于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实力趋向对等。随着美国持续十年高增长期的结束，美欧在政策与制度上的不协调性甚或矛盾性愈加凸显，它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一、欧美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多数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与美国同步奉行凯恩斯主义，80年代后又转向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就财政的分配方式和国家用其干预经济的程度而言，不仅美欧之间有较大差别，而且欧洲国家相互间也存在差异。所以说，欧盟在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之前还没有形成财政趋同框架，因此谈不上欧盟的财政政策路线。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在《马约》的框架下实行稳定趋同的财政政策，此时美国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平衡预算的做法，欧美财政政策在形式上相对吻合。
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和欧盟继日本之后出现了增长下滑和通缩危险。面对这一形势，美、欧的中央银行分别采取了方向一致的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主导利率在短时间内由6.5%降到了1%，欧洲央行也随之审慎地将主导利率下调到2%的水平。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美欧的实际利率已几乎为零。但是，空前扩张的货币政策对扭转经济萧条和消除通缩压力并没有明显作用。这应验了美国经济学家西林的论点：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抽紧银根如同拉紧绳子，作用显著；而在通缩情况下，放松银根如同推绳子，不显作用力。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内部经济发展的意义变得尤为举足轻重，而美欧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明显不同，美国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欧盟则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2001年初，刚上任两个月的布什政府便将反周期的扩张性刺激作为核心政策目标，声称因经济衰退和反恐需要，政府将转向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且，与以往交替使用减税或增加支出的做法不同，此次的扩张是“双管齐下”，军费支出与大规模减税并举。布什政府的预算方案实施后，美国的财政平衡出现了急剧变化。2001财政年度，美国国家财政得益于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家业”，赢余1270亿美元；2002年赢余便转为亏空，赤字达1570亿美元。据最新统计，2003年美国赤字预计将增加到4550亿美元，占GDP比重的4.5—4.8%，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比重。与美国的政策相反的是，欧盟国家（英国除外）总体上依旧坚持着“告别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坚持《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由于经济不振、国家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以及其间进行了税收改革，欧盟的两个大国——德国与法国出现违规现象，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赤字比重超过3%，欧盟总体赤字水平也从2001年起开始回升。但欧盟赤字上升没有明显的刺激景气的成分，与美国的财政扩张有质的区别。在美国政府推行财政扩张计划时，欧盟委员会却反对通过提高国家新债务包括增加军备支出扩大投资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对赤字比重超标的德国（3.6%）和法国（3.7%）提出特别警告，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期限内实行有效限制，欧盟将动用罚款制裁机制。由于欧盟严格坚持稳定政策，预计2003年赤字比重限制在2.4%，2004年似可少许回落，总水平明显低于美国。
从美欧财政收支结构上的差别可进一步识别其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支出方面，美国预算中原已较高的军费开支比重徒然上升，出现了“军备凯恩斯主义”苗头。据估计，2002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于GDP的3.5%.而欧盟15国的整个防务开支不到GDP的2%，从数额上看，每年约1300亿美元，不及美国的40%，且多年来呈轻微下降趋势。2003年，美国为打伊追加特殊军费，公布2004年的国防预算将达4005亿美元，欧美在军费支出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收入方面，2003年1月布什政府提出了约高达674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虽然在国内450多位经济学家的批评压力下，美国国会最终只通过了约3500亿美元、为期十年的减税方案，但减税主要集中在2003年（600亿美元）和2004年（1500亿美元）执行，整个减税数额约占居美国1／3的结构性赤字。欧盟没有采取“美国式”的减税措施是由其经济模式所决定的。欧盟国家历来重视社会平等问题，国家支出中的社会福利等开支占GDP的比重（17%强）长期明显高于美国（12%），社会性开支，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并成为其财政结构性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欧盟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和德国等也试图通过减税来提高经济竞争力，但减税措施不可能脱离莱茵模式的“社会任务”。
此外，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欧美财政政策在形成机制上的差别也是其不同政策取向的一个方面。美国没有欧盟那样的法律规定对国债和财政赤字实行明文限制，因而财政政策更易受到短期景气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党政治哲学和路线的影响，财政路线因政党更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欧盟已将国家财政纳入政策趋同的法律框架，虽然财政政策名义上仍由各国家掌握，但成员国政府的行动实际已受到“软约束”。因此，欧盟整体中长期财政路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受政治与景气波动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
二、政策差异的根源分析
美欧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在表象上反映了二者景气政策的差别，而从根源上分析，它透视出美国与欧盟在政策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增长目标是减少失业和消除通胀。由于共和党和的经济哲学具有差异，美国的经济政策因政党更迭存在一定变数。布什政府的经济哲学与里根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重视以增长和就业为目标的“短期刺激干预”，同时也更强调为大企业创造投资环境，以此促进投资，推动增长。
美国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保持了无通胀的持续增长，这给上台伊始就面对萧条和通缩危险的布什政府“设置”了巨大的内部增长压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意识到此次经济危机可能是20世纪70年中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布什上台时的经济增长率为最低水平，这种经济形势直接威胁到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信誉。由于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缩压力增大，日本近十年刺激总需求徒劳无果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余地已近“枯竭”，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迟迟不见效用，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倾向采取“预防性”措施刺激经济，这成为政府的紧迫任务。布什政府在2003年1月7日公布抑制高失业、低增长的《就业与增长计划》和巨额减税措施，反映出布什总统为避免重蹈其父在1992年因忽略经济而大选败北之覆辙的内政压力日益增大。
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析，美国竞争地位的变化加大了其维持经济增长、保持世界“火车头”作用的外部压力。美国的增长领先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高科技和市场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对欧洲和日本采取了支持它们经济发展的“绝对获益”政策，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作用也确立了其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欧、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50%左右下降到80年代中期约25%.特别是当8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球汽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半导体等工业异军突起，而另一个工业大国——德国的出口总量甚至超过美国时，美国警醒地意识到将面临失去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和国际重要市场的危险。为此，美国采纳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由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国家机构牵头推动高科技发展，以“重新夺回美国在世界技术和工业的领先权”。此间，财政部仅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为期十年、耗资300亿美元的项目拨款就开发出2000多项新技术，这种国家投资对挽回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的地位损失起到关键作用。自1992年起，美国高科技推动的经济增长率重新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工业不仅在世界商品市场重新获得优势，而且还在服务业领域扩大了领先地位。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在各地扩大经营，美国也推动了在国外的生产并扩大了进口（1993年跨国公司生产已达到美国进口的43%）。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使其在增长率和世界市场份额上重新排在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前列，其GDP占世界产值比重又回升到1／3强，在人均产值、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普及等领域重新超过并拉开与欧、日的距离。
欧元启动给美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增长压力——保障资本流人。当前美国整个经济的投资有20%需要资本输入弥补，这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要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后，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未被根本动摇，但欧元的启动使这种地位受到挑战。2001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国际投资者开始理智审视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和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大量流出的现象，这对美国是一个严重警示。没有资本输人，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缺口就不能弥补，美国火车头就失去动力。为保证资本流人，美国必须赢得一定的增长率和资本收益效果。而为赢得增长，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超常的财政刺激手段。
自2001年起，工业国家的通缩趋势一直是妨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提醒，“通缩危险在美国没有消除，在可预见的时期是央行最大的担心”。关于世界性通缩的原因，美国著名战略投资家A.加利。西林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战后长期通胀过程中出现了投资与需求膨胀，部分行业中的过度投资埋下了通缩诱因。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供求结构、工业国家投资过剩和经济泡沫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而新技术开发没有开拓出新的世界性的经济增长点。当供应增长造成需求饱和，就会形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二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开支逐渐下降，资金流向民用消费和投资，加快了供应，造成通缩压力。从历史上看，世界近代的一些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战争与需求变化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府面对通缩可以选择不同的对策：一是针对生产过剩进行市场结构调整，优化国际分工，抑制泡沫经济出现，对产生通缩的根源进行“釜底抽薪”的治理；二是沿袭旧的理念，通过扩大国家支出，包括军备开支人为创造需求，缓解通缩压力。布什政府显然采取的是后一种政策。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的通缩压力对美国的“军备凯恩斯主义”财政决策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从布什在2001年6月30日提交的美国200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修正案看，实际布什政府在“9.11”以前，即经济下滑后就出现扩大军备支出的倾向。“9.11事件”使原本不可行的巨额军备开支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实际有些以此名义扩大的军备与反恐没有多大关系。美国财政支出的强力扩张的作用是明显的，随着军费上升，军火工业股票指数在停滞多年后大幅上涨，一定程度带动了股市。在收入方面，美国的减税措施除了具有辅助扩大军备开支的财政刺激作用外，还可一定程度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想。
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追求中长期低通胀、低赤字和限制国债的稳定增长目标，逐渐放弃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1989年《德洛尔报告》提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1993年《马约》将宏观经济发展列入统一发展框架，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些战略决策都贯穿着一条经济政策主线：形成成员国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财政政策，以此缓冲内外经济冲击，避免经济过热或衰退对宏观经济长期稳定造成干扰。欧盟确立这样的经济思想是由内外因素决定的。首先，经过战后历次经济衰退，欧盟认识到财政赤字和国债居高会抬高资本市场利率，影响私人投资，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欧盟国家过去在经济上分为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硬通货”国家以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软货币”国家，其宏观政策各自为政。由于财政扩张加重了赤字和国债负担，促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上升，不仅抑制了经济增长，也屡次造成欧洲国家间的汇率危机，加重了美元危机对欧洲金融的冲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中意大利和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欧洲需要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稳定政策。其次，在国际对比中，欧洲的国家支出占GDP比重大于美国，总投资占GDP比重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不足。尽管按照《马约》规定，许多国家国债的利息支出占GDP比重从2001年开始下降，但目前仍在3%以上。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调控余地，为此，欧盟不得不长期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创建良性的宏观调控总体环境。
从客观上讲，在2001年出现景气下滑后，欧盟限制赤字和国债的趋同政策对景气回升是不利的，因此特别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激烈批评。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秋就此问题展开大讨论，之后决定奉行中长期的稳定战略，要求各国继续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这进一步表明欧盟正为转向“长期稳定干预模式”而做努力。欧盟意识到，如果半途放弃，欧盟长期稳定的三个目标将一损俱损。这三个目标是：避免大的周期性波动循环往复，摆脱刺激——高涨——衰退——再刺激的景气政策；通过稳定财政为欧元建立稳定基础；防微杜渐，不给即将人盟的新成员国打开违反趋同政策的缺口，导致《马约》的标准名存实亡。
单纯从经济层面分析欧美财政政策，还不能全面认识其不同取向的本质差别。通过对比分析欧美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其不同取向的社会背景。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财政政策决策的关系比欧盟更为直接和紧密，财团利益关系对不同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安东。齐施卡在其《美元》一书中分析五角大楼的作用时，形象地将国防部的巨大军事采购比做“世界最大的雇主”，它的巨额订单连接着权力决策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队中许多重要的官员栖身于国防部、工业、金融等重要职位。国防部在国会拥有包括来自军队、政府以及经济界的阵容强大的院外集团，影响着政策决策。这种关系虽然在共和党和执政期有不同体现，但始终存在。冷战后的1990年到1996年，美国军事采购、科研费和军队开支出现下降趋势，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种“政府一工业联合战略”。自1999年，美国财政支出中的军事科研和采购费用重新超比例增长，政府通过这种联合战略重新给工业带来巨大支持。国际安全战略学家陈皮尔在《世界政策的变革》一书中对当今美国权力一财富一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道，现布什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是里根“大财团”政府的班底，是军火和工业能源的利益代表。美国军备工业与权力机构的关系非但未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而转变，反而通过反恐和打伊得到巩固。这种关系结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反过来又成为维持其影响与财富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财政决策往往会不同程度偏离经济规律。
在欧洲，能够对欧盟趋同的财政政策框架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由于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因此影响力也更加多元化。自罗马条约起，欧洲利益集团受利益驱动推动了欧洲内部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自身的结构、与权力机构的利益关系和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变：成员国利益集团被纳入了经济一体化的多国协调、多边管理的机制。与“欧洲特色”的外交与安全理念相辅相成，欧盟整个军火工业规模明显小于美国，军备工业的院外集团没有形成超强“气候”。这与欧洲利益集团出现的结构性“多极化”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文件》和《马约》等重大一体化决策为利益集团制定了方向性目标，即促进多方利益。受莱茵模式的影响，欧盟在《马约》中专门强化了“社会伙伴”（包括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福利等社会性利益集团）对权力机构实施影响力的运作机制。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欧盟的福利负担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受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财政分配相对公正。目前，欧洲的利益集团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各种专业、行业、经济的最高联合会都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欧洲层面组织起跨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影响。但它们主要在欧盟立法、制定规则、政策协调以及资金调配额度等方面争取利己的发展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经济权力机构已开始行使区域化的统一管理，因此其决策不“关照”某一国家、某一行业或某一集团的特殊利益。总之，欧洲国家利益集团对欧盟的权力机构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影响有专门渠道，但直接左右决策的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不均衡和不稳定等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工业国家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加深。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早已超出各自国民经济的范畴，但由于两者所奉行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欧盟的经济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在地域上不断推广，但世界经济却因缺乏有效协调的全球治理而十分脆弱。
首先是增长方面的脆弱性。美国急剧扩张型财政政策在近期可一定程度缓解通缩压力，刺激经济回升，中短期内美国可以起到支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但这种增长模式背后潜藏着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从长期看，世界经济依靠美国增长的“牵引体系”越来越成问题。其一，美国通缩趋势和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泡沫、私人储蓄率低以及股市大跌引起的私人高负债率等。如果不针对结构性原因对症调整，仅靠赤字财政刺激、人为扩大需求，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副作用，有可能为下一轮生产能力过剩、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埋下伏笔。更棘手的问题是，赤字膨胀和国债激增将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这对长期投资和增长有抑制作用。其二，就减税效果而育；在通缩压力下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其效果有明显不同。美国当前采取的措施首先优惠了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可因此增加7%，而中产阶层的收入最多只增加2%，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能因此减少1%），这有助于刺激投资，但对扩大普遍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因此对长期增长的促进效果要打折扣。其三，从长远看，美国将在日本和欧洲之后步入老龄社会，由于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趋于下降，社会负担加重，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减少，削弱了内需带动增长的基础。美国自身的这些问题将制约其增长潜力，从而弱化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力。
欧盟的财政政策注重的是内部结构稳定，缺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动机和作用。欧盟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难有作为，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上，欧盟的政策构想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而是着眼长远稳定的“质增长”目标；客观上，欧盟受结构问题制约，如内部市场相对狭小、社会负担沉重等。此外，欧盟奉行趋同的经济政策还是国际事务中的新事物，欧盟还没有找到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治理衰退的理论创新，因此它在限制赤字、维持财政趋同目标时不得不承受增长乏力的代价。由于欧盟划定3%的赤字比重限制濒临衰退的国家促进增长的政策空间，结果德、法、意、英等国在短期内不得不期待外部市场，包括美国的带动。如果美国陷入不景气，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拉动作用。世界经济不得不在美国主导的、不稳定的条件下颠沛起伏。
其次，欧盟与美国财政的不同取向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影响是间接的，但风险性却显而易见：美国不断上升的“孪生赤字”与欧盟有所控制的“单赤字”（2001年和2002年欧盟经常项目结算“扭亏为赢”）的对比成为国际资本市场衡量美元与欧元比价的重要参数，金融投机受到刺激，汇率风险明显增大。从影响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看，美元当前的优势是重新赢得了增长率，但在财政预算平衡、贸易结算以及国内资本构成等方面处于劣势，基础受到损蚀，美元趋向贬值。当前对美国究竟是执意转向弱势美元政策，还是对资本市场走势顺水推舟还不能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双赤字”同时增大，债务负担加重，美国经济比任何时候都依赖国外资本。当前美国吸引的资本已占到全球资本输出的80%.美国财力不足将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稳定。2003年上半年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不是日本投入9万亿日元（750亿美元）进行超常干预，美元的跌势还要凶猛一些。国际资本市场已出现的两种结构性变化预示着未来资本流动和汇率加剧动荡的可能性：一个是2001年到2002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急剧缩减，特别是欧洲流向美国的资本，包括直接投资、证券和其它投资从4502亿美元减少到2264亿美元，几乎减少一半；另一个是中东产油国与欧元区的投资关系更加密切，有些国家将部分美元储备换成欧元，并提取出了大量在美存款。应该说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生产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从外部削弱了美国的“引力”优势，美国的“孪生赤字”不断攀升则从内部进一步削弱了这一优势，美国能否长期保持所需的资本输入已令投资者产生疑虑。所有这些因素将加重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为稳定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增添了难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和美国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将加重汇率危机的风险。欧元的诞生使欧盟比以前增强了抵御美元动荡的能力，而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并与美元挂钩的东亚国家将深受汇率动荡之害，其贸易条件、货币储备和金融管理体系都会在金融动荡中受到消极影响。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6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汽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今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间题或者说发展间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可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反映世界基本趋势，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本质特征。辨析与认识世界主题，不但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政治运作与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
回望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主导世界形势的两大基本特征。19世纪末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冲突进人总的暴发阶段，于是战争频仍，兵炙不断。尤其是，1914年一1919年和1939年一1945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劫难，战争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主题。此外，在全球尺度上革命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继而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共产党在巧个国家掌握了政权，亚非拉”13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出现重大转变:一方面，虽然发生了美苏间的对峙和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虽然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但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却不断增长，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另一方面，革命的势头出现了高潮突降，除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外，再无新的进访履;东欧的共产党阵营也分崩离析，风流云散。在此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相反，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战争的起源与恶果，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迅速成长。阻遏新的大战爆发，阻遏核武器的扩散，成了世界性的话语。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民康乐则成了主要追求目标。一句话，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方面，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1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均希望休养生息，图谋发展，而不希望发生战争。再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摧患了战争的痛苦与磨难后，和平的意愿空前强烈，因而积极推展和平运动、驱策当局铸剑为犁、堰武修文。
其次，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显著减少。(1)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逐渐加强，经济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载体，因而毋需通过武力占领国外领土，争夺势力范围。(2)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战争策源地，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性，他们之间的战争因素已基本排除。(3)核武器在对全球造成威胁的同时，也使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彼此间谨慎从事，不敢贸然动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提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间题。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调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也都承认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当代世界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对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理顺国内政策有重大意义。自上世纪刃年代中期始，国际上就对世界局势新动向提出了种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实际决策上，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违反了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最优化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对外援助上过于强调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脱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实际。中国长期反帝又反修，两条战线作战，反使自己受夹击之势。政策上的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最主要的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确立以后，理顺了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使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投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要在我国深人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因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行为与语言中仍时不时地流露出战争意识与革命思维。革命、战争似乎仍是一种主流话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我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键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压力，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导世界潮流的两主题，使我们没有陷人军事冲突和沉重的军备泥潭中，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