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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媒的力量不可忽视。电视、电影等媒介的传播，让大众的观念有所改观，进而使大众在认知、心态、观念等方面受到影响。在传统的言传身教文化里，人占据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人有很强的选择性，采取自由的方式主动接收信息。但是在当代，我们每时每刻被电子文化包裹，这导致了文化传播者与接受者关系的对调，更隐藏了视觉文化的主体地位。如今，人们生活中的影像数据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视觉是人们生产、生活必须依赖的感官，如果没有视觉辨别能力，那么人们不能理解视觉文化之于人们的意义。人们每天通过视觉接受大量外界信息，视觉化的、具体的事物是每个时代人们一直追逐的事物。视觉是人们追求美的主要手段之一，视觉文化引导下的传播媒介正在取代传统媒介的位置。各项艺术文化都作为视觉文化表现形式一一出现在人们眼前，在各自领域发生着变革。音乐在电影、电视等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变化，也在视觉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视觉与听觉之间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在传统文化里，舞蹈是人体肢体语言的表达，而在现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将舞蹈的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受众获得了双重的感官享受，使人们对于视觉联想这一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对于艺术学科而言，视觉表达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视觉文化占据了当代文化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影响了当代艺术的后续发展。
二、对发展态势的探讨
在视觉表达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不论是影视还是平面设计，机会与挑战都是并存的。平面设计无疑是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对所处时代环境的表达。由透视理论到电子技术，伴随平面设计的发展史的是各种高科技手段的诞生，带给人们感官上的各种感受。当代社会生活几乎与图像密不可分，周宪教授基于此提出了“读图时代”的概念，同时，图像也带出了“眼球经济”这一新概念。在这种状况下，“图文大战”爆发了，总的来说就是当代视觉文化与传统文化认知的对立。在平面设计中，各种先进技术在平面设计实际操作中的运用，导致平面设计越发吸引人们的眼球。图像传达也不再基于实际，在表现过程中，形式也逐渐重于内容，画面也是为丰富人们视觉认知经验而存在。当代的平面设计对传统视觉表达提出了挑战。尤其在“眼球经济”倡导下，视觉消费被提上日程，人们不再排斥视觉享受，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同样重视视觉追求。另外，当代视觉审美强调为人类提供娱乐性的、重感官的与短效的体验。如，在封面照片或者广告中加入明星因素进行宣传，产生视觉效应，从而对产品进行宣传，这种消费观对人们以往的经验和对事物的辨析力产生了影响。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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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系统的各项工作对城建档案的需求在内容上越来越广、要求上越来越高，为此城建档案部门要紧跟形势,加快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向深层次服务转化，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更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建设对档案利用的要求。要在主动服务、超前服务上下工夫,积极探索从档案收集保管型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型转变的路子,广泛开展编研工作,使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以及城市建设管理、科学研究、修史编志、社会教育、国防建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机构的合作,做好重点工程档案的备份和安全保管工作,加强对重点工程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为制定应急预案和抢救方案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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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处理迅速、存储量大、查阅方便的特点。应用电脑文字处理软件，灵活使用表格、图形对档案分门别类，并组成档案管理系统，可以方便地查询、阅读、修改、交流和重复使用。同时，可以方便领导查阅资料，正确做出工作决策。
2、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繁琐复杂，而且具有非常严格的政策严肃性，例如：社会保险金的参保人员档案关系到社会保险者的切身利益，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信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工资与退休等。这些档案的有效管理不仅需要高效率，而且需要严格规范。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可以方便查阅、防止篡改、有利于保密。
3、原来的档案管理工作依靠人工操作，成本高，效率低。采用信息化管理以后，虽然对于档案员的信息化素养要求更高了，但是由于采用的电脑进行管理工作，可以精简人员编制，减少管理工作的成本。无纸化办公的实现，减少了对纸制品的消耗，对于当前提倡健康生活，低碳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4、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将档案信息上网，这样可以让每一个档案信息人员可以通过输入自己的基本信息进行档案查阅，如工资发放情况，社保情况等，这样有利于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所以，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发展的进程。
二、行政事业单位如何提高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为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事业单位应尽快建立起现代化的档案管理系统，走档案管理信息化之路。笔者认为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应从以下途径进行：
1、领导重视是档案室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而且需要引进专门的人才，同时需要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加大建设工作的督促与制度的强化。而这些工作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从设备管理、制度、人员上到位，而且档案管理的方法程序还需要社会人员的适应与接收的过程。才能真正付诸实践应用。因此，要让单位领导充分认识档案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到档案信息化对各项事业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性，把档案工作纳入主要领导的议事日程，纳入部门的考核，纳入档案人员的职责范围。
2、着力提高档案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档案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好坏的衡量标准是档案管理工作最终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的提高程度。所以，一方面要加强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管理软件不能够杂乱无章，系统要具有整体性、可操作性。同时要建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规范制度，没有制度的信息化必定是混乱的，所以要从人员的职责、操作流程、监督管理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严格把关，形成相互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建立起档案网络管理系统，实现档案的统一化管理，集中化管理，实现档案信息从接受、整理、归档、著录、存储到开发利用的现代化管理，从文件材料的产生开始，参与撰写、检索、借阅、编研等文件处理和档案管理的全过程，这样不仅使得管理规范化，而且有利于档案资源的共享。
3、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
档案信息化建设依靠的主要是高素质的档案工作人员。档案工作者不但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职业的敏锐必性、思维的创新性和过硬的档案专业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处理技术。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即：档案信息真实性的维护能力；档案信息的获取能力；档案信息的鉴定、评估能力；档案信息的加工、提炼能力；档案信息的交流、传播能力；档案信息市场的调查、营销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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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事档案管理采用的工作体制、实践模式以及方式方法较为单一，存在内容陈旧、手段滞后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之中的全面应用，令整体社会向着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以往的人事档案工作体制无法快速适应社会的快速更新发展。较多信息快速的拓展以及更新，因而传统体制无法符合现代人事档案工作需要，有关配套软件工具的开发研究并不完善，进而影响了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程度。
2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重要意义
人事档案管理具体面向企业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员工以及不同类别岗位员工基础信息进行汇总，进而对形成的有关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并可为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工作提供有用的档案资料。人事档案工作实现信息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倘若在日常管理任务之中采取必要的信息化工作方式、进行持续的发展创新，将无疑会令我们更明显的提升任务质量以及工作效率，对各类工作的顺畅进行极为有利。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更新了以往单纯的手工录入以及图纸化工作方式，由长远意义来讲可有效的缩减人工成本，预防不必要的投入浪费，合理的节约时间，使工作效率稳步提升，并可为人事管理工作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另外，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还对优化制度建设、加紧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息时代，人事工作体制持续的创新变革，尤其是事业单位人事工作条例的颁布，为其人事体制的变革以及进一步规范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契合人事管理工作改革的根本需求。人们在信息化的工作模式下可真正由复杂的手工作业中脱离出来，使其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其他业务，勇于创新发展、刻苦钻研、掌握更新的技能与知识，进而全面提升业务水平以及管理技能。
3人事档案现代信息化管理方式
3.1提升人事档案工作人员整体素质
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针对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要求提高到了全新的层次，即需要工作人员体现更高的专业素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事档案工作离不开综合性人才，需要岗位员工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了解更多的计算机基础应用技术，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积极的参加培训以及不断的创新，参照学习的内容将计算机技术手段有效的融合到人事档案工作之中。在熟练应用一些工具软件的同时，应对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技术做持续不断的开拓以及全面创新，进而可真正改进并研究开发出符合自身单位特征的系统软件。这样一来便可快速推动人事档案工作信息化发展进程，真正提升实践工作水平。
3.2做好人事档案管理数据库系统建设以及维护
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牵涉到人事档案工作的各个层面，是极为系统且繁琐的任务，针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来讲，需要录入的信息量极为庞大，因此对于起初建设打造的数据库系统提出了较高标准的要求。为此，应快速创建起标准化的并能够精准录入有关信息的数据库系统。日常工作之中应快速的补充并做好信息数据维护，保证人事档案工作信息化建设可顺畅的开展。
3.3优化人事档案工作体制，强化安全性建设
以往的人事档案工作体制在较多层面并不适合当前时代快速发展步伐，为此，工作人员只有积极努力的学习掌握新型人事档案工作体制，持续的在现实工作中优化并拓展管理体制，方能提升工作体制可用性、适用性，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价值。众多人事档案信息资料极为重要，其体现出整体性、客观性、机密性、严肃性以及流动性等特点。当前有关信息化管理安全保障的应对策略较多，然而也包含较多的安全隐患。在现实工作之中，档案员工由于没有形成较强的安全防护意识，对数据库系统进行加密的方式方法不得当，因而导致档案信息资料不完整、机密信息泄露、重要数据丢失的状况较多，使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此不难看出，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对于安全保障工作极为重要，同时对于档案资料以及计算机系统的存放与应用环境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需要工作人员掌握高水平的保密技术手段，同时形成敏锐、机警的洞察意识，科学的应用计算机系统的加密功能，养成定期维护系统以及检查漏洞的习惯，方能真正营造出安全可靠的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运行环境，创设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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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管理信息和有效利用信息的技术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达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而目前档案管理却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档案管理的观念落后。在信息时代，对信息的占有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传统的重藏轻用、封闭狭隘的发展观念已不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没有发挥档案信息的重要作用。二是档案管理的技术滞后。尽管我国基本拥有了从事档案自动化工作的技术队伍及大批的档案管理实用系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尤其是在NII（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大环境下，我国目前的档案管理在档案查询、档案对接等等方面还存在着技术落后问题。三是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不高。目前，我国从事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应有一批既懂档案管理知识又懂计算机程序的人才从事档案管理。上述问题成为制约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档案部门作为社会信息资源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是大势所趋、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信息时代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措施
（一）转变档案管理观念
在信息时代，档案部门领导一方面要更新各自的知识领域，树立服务的观念及对外开放档案管理观念。根据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加大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输诸环节的工作力度，积极主动为社会和经济建设提供真实可靠的服务，逐步使档案工作从传统的馆藏模式向档案信息中心模式过渡。另一方面要加快管理思想现代化。在信息时代，档案工作作为一门科学，要掌握档案的规律，树立现代化意识，以科学的精神办事，才能使档案工作向现代化管理方向发展。
（二）加大档案管理硬件投入
在信息时代，无纸化办公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趋势。而实现无纸化办公，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硬件设施现代化。对于档案管理工作来说，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制设备以及先进的库房设备，是实现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目前，国内大中城市的档案部门基本上拥有了这样的现代化设施，但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管理，仅仅在几个城市、几个地区拥有这样的硬件设施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的档案管理部门实现一种设施的同步完善，档案管理工作才能达到真正的网络互动。
（三）大力培养档案管理人才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档案工作的应用，要求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档案管理知识，而且更要努力学习和熟练掌握档案管理现代技术。如：计算机操作、数据录入、数据库管理和网络管理等基本技能。不仅要有档案管理的意识，而且更要具备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转化为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有热爱档案管理工作的事业心，而且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因此，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档案人才的培养，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
（四）推进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传统的档案立卷装订制度，不仅程序繁琐，手工劳量大，而且案卷质量因人而异。在信息系统建成后，档案的日常管理、分类、查询等工作都可以由信息系统来完成。同时，办公信息系统要求规范业务流程，如对进馆档案管理的规范要求，从接受、登记整理、分类、著录到最后归档等等一系列操作都要进行规范化的制度建设，这是信息系统建设的要求，减少了操作的随意性，也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要尽快完善有关法规，强化法律意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维护档案实体安全和内容的安全。要制定和完善网络规范和法规，对网上不法行为及不道德行为实行更有效的监督，以适应信息时代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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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画意境论的概况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画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具有多样的品种、丰富的形式与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都是珍贵的财富。国画的精髓便是其意境，国画意境是指画家在作画过程中，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与认识，将自身的思想与感情融入到其画作中，进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境界。在画作中体现了画家的情感、思想、愿望与心志等，让画作呈现出情与景的交融，体现出生动之美，结合了虚与实、有与无等，同时国画中蕴含着空白美学、气韵美学与笔墨美学等。在提倡民族艺术传承的今天，国画意境论决定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美学本质。
2.图形设计的概况
图形通过视觉及其生动的、具体的形象，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是一种视觉符号，它在平面设计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现代图形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设计的目的，通过设计要实现信息的传递，传递信息是图形设计中最为基础的要求，也是其根本原则，因此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其二，设计的语言，设计的语言不仅包括信息，还包括感官艺术；其三，设计的形式，要保证其具有多元化、多样化与符号化；其四，设计的理念，其理念要不断创新，使其设计具有个性化与独特化，从而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同时要保证其设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使其能够通过生产，从而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图形设计作为文化符号中的一种，虽然在形式方面与国画有所不同，但仍需关注意境的问题。当代图形设计要根据国画意境论与图形意境论，对其进行灵活的运用，才能保证其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二、国画意境论对中国当代图形设计的影响
国画意境论是作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在作画过程中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具有中国韵味的国画。在画作中展现了景的美与情的真，将景与情进行了高效的融合，从而显现出了中国国画艺术的精髓，体现了意境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在文化方面世界各国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国设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面对着不同的国际元素，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特的魅力，即：民族美、中国韵。中国设计师逐渐注意到，在世界的舞台上，要保持自身的特点与魅力，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能在设计界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图形设计要保持其传统的特点，使其设计的图形具有一定的意境，因此，要对国画意境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设计作品中不断尝试，将传统美与现代感进行有效的结合。中国设计师，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全面的观察与认识，并在设计中融入其感情，使其作品富有活力与生机。当代图形设计中运用国画意境论，其创作过程中要坚持结合意境与形象，坚持融合情与景，坚持结合虚与实。图形是意境的重要载体，通过具体的图形让人们感知其中的意境；设计师在图形设计中要注意意境的创设，将图形的相关元素进行组合与排列，从而刺激欣赏者的情感，在意境中生成形象。融合情景，便是通过图形传递设计者的情感，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明确其创作的意图，从而选择适合的图形开展其创作，不仅要使其达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还要让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结合虚实是创造意境最为重要的法则，在图形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对图形的布局，突显象的实质；同时设计师要对接受的对象进行选择，使其意境符合对象的心理需求，还能够体现设计师的审美观念。当代图形设计中运用国画意境论，其创作的主要途径有构图、笔墨与气韵，通过三者的有效结合，从而体现图形的意境。国画的构图形式是通过画面结构来体现意境之美的，主要的构图方法有散点透视与空白处理，在图形设计中将二者进行有效的运用，将使其具有浓厚中国绘画艺术美感、东方传统意境与哲学韵味，同时还使其具有极强的现代感；笔墨在意境创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墨色的变化，使画面具有丰富多彩的效果，在设计中运用笔墨，将使其设计更加简洁、丰富、大气，同时通过笔墨营造出的不同意境，将带来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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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8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