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范例

作为大学中文系基础主干课程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重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以便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地方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点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正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建设过程中。如何充分运用该课程建设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来服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实践，以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的一体化，是一项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它既可以让动态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不仅仅是停留于网络页面之中，而是真正走进课堂，走入教师的常规教学和学生的日常学习之中，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从而极大提升教学质量；又可以通过教学中运用精品课程而获得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来不断充实、完善该门课的精品课程建设。因此可以说，这一课题的意义是双重的，对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营造丰富多样的教学氛围,从实质上提高教学水平有极大的效用。   一像大学的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创新。   建构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师生有机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精品课程是现代课程教学中一种最优质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改革服务，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才能实现该课程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发挥精品课程的真正功能和效用。设置和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必须要以该门课的教学实践为中心，始终服务并服从于教学实践的刚性需求。而一旦精品课程的各个项目的建设较为完备时，就必须充分运用课程建设平台来为该门课教学实践服务，使两者紧密结合，以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的一体化。这既是该门精品课程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充分合理运用精品课程资源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质量的唯一正确途径。只有这样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建设才会远离纸上谈兵而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和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培养学生逐步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追求和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始终遵循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这样才能保证两者的一体化进程不会偏离课程建设的正确方向。在此前提下，还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推进两者的有机融合。   第一，坚持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和教学根本的科学教学理念，并以此指导教学实践和网络平台设计。   任何精品课程的建设，说到底都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因此精品课程在形式、内容等方面都要考虑学生的需求，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口味，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学生向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迈进。同时激励学生热情地参与到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来，把他们的想法、建议和需求转化为网络课程的现实内容。在使用精品课程服务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大力调动学生使用精品课程进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精品课程平台不仅是他们学习不可多得的好助手，而且自己还是这一平台的真正主人。   第二，不断调整充实教学内容，保持网络教学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的一致性。在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的同时，把体现本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研究方法及权威可信的研究成果等学科前沿的内容，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教学内容中去。   第三，有效利用课内和课外两个课堂，把课程教学与网络平台密切结合起来。充分运用精品课程网络平台资源，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调查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激发学生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浓厚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不断创新。   第四，为保持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实用性和权威性，注重选用重点大学编写并获国家推荐的21世纪优秀教材及配套的作品选本，购买相关的教学录像、电子书、音频资料等教学软件。同时，本学科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层次，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为最终能够自主编写教材打好基础。   第五，逐步建立适合本门课教学实际的科学有效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模式。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有其独具的特色，而教学对象的基础、兴趣和能力等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对课程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甚至不同阶段采取的评价方式都应该有所不同。只有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才能发现缺陷并进行及时纠正，从而加快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一体化的进程。   第六，坚持教学团体相互协作，共同进步，因为任何优秀的课程都是由一个优秀的教师群体支撑起来的，决非单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也要同时并重，做到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完全不搞科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只能是人云亦云，其精品课程的建设也只能是东拼西凑，难以有所创新。   二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的完全一体化，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它需要一个稳健扎实的逐步推进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一体化进程开始前就制定好明确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计划及实施方法等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   本门课准备在两年内分两个阶段逐步完成上述目标。第一个阶段从第一学年的年初到年末，计划初步取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一体化这一现实成果。将课堂讲授、作业布置、试题解答、论文指导、课外阅读、在线答疑、师生网络互动等融为一体，实现学生书内和书外、课和课外、平时和假期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平台，无间隙地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相关知识，保证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得到老师及时的指导，获得的经验、信息、资源能够与老师、同学及时分享，对某些问题的疑惑能够与老师、同学进行公开、深入的探讨。第二个阶段从第二个学年初到年末，完全实现两者的一体化目标。计划在前一年工作取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予以改进和优化，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在该门课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使课堂教学质量获得较为明显的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自身的资源、技术、版面等也都得到明显的优化。真正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实现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目标。#p#分页标题#e#   为了保证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准备采用以下较为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在第一阶段内，首先整合好已建设的精品课程教学资源，梳理并凸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每一个知识点，提供不同教学组成要素诸如教学设计、电子教案、典型例题、应用案例、释疑解难、老师讲课录像等的优质资源，提供并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新的科研、教改成果,将精品课程资源通过网络完整地展现给文学院师生，从而搭建起整个文学院共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支撑系统。其次，师生共同努力，依托并发挥精品课程的平台优势，利用先进的网络教育手段，将已搭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内容完全落实到教师和学生日常的教与学中去，把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精品课程开始逐步地融合在一起。作为授课教师,要掌握、运用精品课程的所有内容及其形式,并能将之熟练地运用于日常教学之中，使学生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优质教学资源,积极高效地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从而使优质教学资源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发挥最大效益。作为学生,要在老师指导、要求下充分认识、了解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精品课程资源平台这一宝贵财富,使精品课程的价值切切实实地体现于自己的学习效果之中。在按时完成前述两项任务并使之达到预期效果的基础上，在第二阶段内，细化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内容与网络精品课程平台的具体联系，建立教学不同环节两者间科学合理的链接点，使两者的内容合乎逻辑地成为一个血肉不分的整体。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并及时充实、完善和优化精品课程资源，使精品课程内容与形式始终能够体现新的教育理念、新的科研和教学成果，确保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网络精品课程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网络精品课程和实际的课堂   常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并完全实现两者的一体化，是一项琐碎而繁重的工作，它不仅对参与其间的教学团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需要教学团队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参与此工作的本教研室教师不仅有着搭配合理的职称、学历，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五位教师中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和研究时间最短的也已整整18年。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都擅长把最先进的教学方法、手段和工具运用于教学改革和实践中去，都善于进行教学总结，把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这是实现这一教改课题的坚实基础和关键所在。而这一课题成果的逐步现实化，不仅会极大地调动师生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精品课程的完善、发展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的变革、创新始终同步、同质地进行，从而从实质上改变了精品课程动态建设和教学实践的互不关联或联系较少的若即若离的状况，为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精品课程质量做出贡献。   任何一所高校任何一门精品课程的建设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依托精品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实践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努力实现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精品课程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借鉴、吸收其他高校相同课程和不同课程甚至不同专业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同时结合本校本门课的实际教学情况，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同时将取得的成果及时体现于精品课程的网络平台上，渗透、运用于教与学的各个环节中，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一体化进程真正起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现实作用，从而为中国高校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不断改革、创新和现代化走向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还要及时归纳、总结课堂教学与精品课程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形成并发表见解独到、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备可操作性的教研论文，让一体化建设真正取得理论和实际的双重现实成果。

一、毕业论文（thesis）是每个本科生在毕业之前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毕业论文写作是总结、检验、深化所学专业知识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训练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从而为毕业后继续学习和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基础。   我院2011届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本研究通过剖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其折射出的外国文学教学的不足之处，探寻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思路。以此来提高改进我校外国文学教学，提高学生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同时，指导我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提升我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   二、我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存在的问题剖析   （一）选题偏文学方向且陈旧、缺乏新意通观我校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有一半以上（53.7%）的学生选择文学类题目。而在文学类毕业论文选题中，大多数学生的选题集中在少数经典作品上，并且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多。英国文学选题集中在分析《简•爱》、《呼啸山庄》、《苔丝》、《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上，美国文学选题无外是评论《红字》、《飘》、《老人与海》。这并不是不可以，但对于一般本科生而言，要就这些作品的某一方面进行较为深入、有创意的探讨，是非常困难的。   （二）论文内容肤浅、缺乏文学理论支撑毕业论文内容肤浅这一现象暴露出学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没有养成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思维习惯，同时反映出本科外国文学教学的一项不足之处——忽视对文学批评理论讲授。就同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阅读视角对作品做出的诠释往往大相径庭。教师上课时应运用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通过教授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   （三）结构不清晰、逻辑性差这在很大程度上突显了英语专业毕业生阅读能力薄弱的问题。   相当多的毕业生由于自身阅读能力差且效率低，他们往往只能在学校借阅三到五本相关书籍或者杂志就开始毕业论文写作，并且他们根本不能有效提取参考书籍或者杂志的信息，往往就直接引用原书或者杂志的文字或观点，或者直接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资料，然后简单的复制、粘贴，一篇论文就完成了，这样使得论文结构混乱、逻辑性差。日益严重的毕业论文抄袭、雷同等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怎样以外国文学课为契机，增加学生对各种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和质量，是文学课程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四）语言表达不规范，存在大量语法、句法、文法错误我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反映出的最严重问题即是：语言表达不规范。相关要求规定学术论文要用正式的书面文体，从布局谋篇到段落、句子之间的衔接，从提炼主题句到每个句子的结构、措辞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讲究严格的规范，这些都需要学生具有较扎实的语言功底。英语表达能力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基本功，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就的。论文的选题可以通过教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比较容易的改进，但是语言运用能力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最重要且最有效的途径。   三、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所存在的问题折射出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路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1.补充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及术语等方面的知识。当今外国文学教学大多采取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结合的讲解模式，忽略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及术语等方面知识的传授。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多元化的诠释。外国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是要转变文学观念，更新文学批评的内容，向学生讲授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流派，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通过引导学生用这些批评方法解读作品，为学生今后毕业论文的写作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2.增加当代文学知识。现有的文学教材大都写到二战前后，很少涉及英美当代文学，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已经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通病。其实无论是英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的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都不乏优秀作品，作为教师应适当扩充对英美当代文学的介绍，让学生更多的接触一些距离我们时代较近的文学作品。介绍和补充当代外国文学，不仅使外国文学教学与当今时代紧密结合，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扩宽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视野，避免对经典作品进行重复性的研究。   3.在文学选读方面，要强调阅读完整英文原著的能力。要求学生结合这些内容，每月读一本英文原著小说，必须是没有经过缩写、简写或改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强调从整体上去感受、领会文学作品，以期学生能够对作家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寓意有所体会。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方法上，要尝试打破传统的教师唱主角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可以尝试以下教学方法：   1.启发法。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地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鼓励他们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权威”结论。如果学生对名家的评论或名家的译本存有一种敬畏心理，那他们就不敢提出任何质疑，束缚了他们创造性。   2.娱乐法。影视资源的利用及多媒体设施的普及为外国文学课教学的形象化、生动化和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播放根据外国文学名着改编的电影，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帮助其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   （三）英语文学创作模拟   外国文学课时少，内容多，光靠课堂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复旦大学英语系要求学生大学四年期间要有100万字的阅读量（input），同时要有1万字的写作量（output），这既体现了读写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p#分页标题#e#   文学创作揭去了文学的神秘面纱，使文学进入学生的生活，从而缩短了文学与学生的距离。学生综合运用所掌握的英语语言与文学知识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在创造过程中得以充分的阐释。同时，创作又反作用于学生，促使他们对文学形式进行研究，对文学内容进行反思，对文学语言进行筛选；扩大其词汇量、完善其语法知识并提高其语言运用能力，为后面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写作功底。   毕业论文不仅反映了一个学生的整体素质，也是一所学校质量的重要体现。我校英语专业毕业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繁多，论文工作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不是仅靠改革外国文学教学就能解决的。对于高校英语毕业论文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但是我校英语专业毕业生论文工作刚刚起步，还需要有大量的后续研究。

翻阅80年代的《读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讨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数量众多、比例甚大,而且精品甚多、反响也大。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的出现,与其时学术界格局息息相关:伴随着80年代政治的全面复苏,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又一次无可避免地充当了“冲锋号”的角色,在这段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中,现当代文学因为最容易与现实挂钩,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显学”①。鉴于《读书》从创刊之初就与学术研究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考察其中所展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的流变,对于我们今天的回顾,无疑是最佳的切入角度之一。   一、从作者群体说起   现在大家提起80年代《读书》,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时的作者名单。因为这张名单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可算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事实上,《读书》从创刊伊始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自我定位,即在创刊号上的《编者的话》中所言:“我们这个月刊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②它从此时起就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因此是与整个80年代的思想氛围互为呼应的;也正是从此出发,它依托三联书店的出版网络和官方背景,网罗了一批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阵容。   但是在这个作者阵容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却在建国后被压抑被埋没的作家、诗人以及编辑等,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第二个群体是50年代出现过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第三个群体是当时还在高校里就读的大学生或刚开始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以刘再复、陈平原、张颐武为代表。这个群体的文章是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其他作者虽有零散的其他文章,但是这三个群体无疑是当时刊物的核心作者。   我的这个划分受到了洪子诚和许纪霖的启发③,但在他们的类似划分的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他们初次“发言”的时期,同时适当兼及其人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之不同、文风之差别。当然,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其中再作适当的分疏。例如,刘再复和陈平原在知识背景和发言姿态上就有明显差别,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将他们归入一个群体。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80年代的《读书》上,他们零零散散的谈了那些话题?是否具有对话的姿态?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都备受关注。但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话题?在这一幅“众声喧哗”的图景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这三种音调是否完全是协奏,而没有变奏?二、两种“异曲同工”的追忆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相关联,《读书》所呈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是以挖掘文学史上的被淹没的作家、作品为主。这些挖掘“出土文物”的努力主要以序跋、回忆性散文、书评为主,同时也初步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   这次挖掘为时甚久而且范围广阔,据我的粗略统计,按照相关文章发表的顺序,涉及到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宗岱、鸳蝴作家群、张爱玲、郁达夫、九叶诗人、胡风、钱钟书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很多作家作品的谈论只是短暂的,似乎与刊物约稿的偶然性有很大关系。   因此,很多话题在当时并无很大反响。   但是,“九叶诗人”完全是一个例外。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按照九叶诗人之一的唐?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①。这部诗集出版之前,袁可嘉为它作的序言就提前发表在1980年第7期的《读书》上。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这种行为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读者的阅读引导,而非对于作品的自我吹捧。特别之处就在于,围绕着《九叶集》和“九叶诗人”,《读书》陆续发表的文章竟然有6篇之多②,这是少见的例子;加上袁可嘉、王佐良在当时发表的造成很大影响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③,完全是“九叶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它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九叶诗人”的形象序列,并且由于大多是九叶诗人自己现身说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个群体无疑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与叙述的关系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九叶诗人的大多数文章看成是一种“追忆”。   但是有必要略作分疏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追忆。   第一类追忆主要可以概括为“追忆逝水年华”。这些文章包括袁可嘉《〈九叶集〉序》,杜运燮《怀穆旦》,辛笛《〈辛笛诗稿〉自序》,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一类文章都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于当年的“九叶派”的诗歌活动的追忆,其中涉及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诗歌史实。这在后来的诗歌史研究者那里自是极好的史料,但是在80年代的“九叶诗人”那里,却完全是一种面对过去的追忆。看看他们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难以掩饰的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喜悦。   第二类追忆可以理解为九叶诗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剖析。这一类文章与前一类文章有交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加上袁可嘉和王佐良等人所写的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说,袁可嘉等人在这里向他们的师承资源和诗歌史先驱一一点明并予以致敬。这一类文章大都理论性较强,深具洞见;后来的研究者都乐于引用。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在这些文章中,袁可嘉等人所提炼的一条诗歌史的线索已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我们可以将这两类文章还原到当时的学术史背景中去。当时,围绕着九叶诗人的历史回忆和重新评价问题,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论文①。这些论文与《读书》上的相关文章构成互动,共同促成了当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九叶诗人”的热潮。#p#分页标题#e#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读书》之上,相对于后世,以袁可嘉为首的九叶诗人的两种追忆,加上两位研究者巫宁坤和蓝棣之所写的重评文章,实际上构成了一项“文学史形象自塑”的工程。我的论断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文章的效果而发;而在他们,当时未必有很明显的自我形象建构意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从此出发来理解整个九叶诗派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谓予不信,请看三个证据即可:其一:20余年来出现的九叶诗人研究著作②,在关于九叶诗人的师承渊源、九叶之各人诗歌风格、九叶在诗歌创作之外的其他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都没有超出袁可嘉等人的系列文章的论述范围和深度;其二,由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这篇文章提出的诗歌史线索,在后来的研究者孙玉石的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③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但是基本的框架一仍其旧;其三,涉及到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问题,由于当时袁可嘉等人的团队意识较强抑或是格于其他条件限制,对于自己群体之外的同类型诗人根本毫不提及,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除了少数目光敏锐者之外,都不提及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④。其实,就在九叶诗人80年代集中亮相于《读书》的同时,在此刊上接连发表《读诗随笔》的王佐良,其实就是九叶诗人的重要盟友和外围诗人之一。   九叶诗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争一席之地。当然,九叶诗人在当代是在继续生长当中的。不能说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一无可观,只是当他们过度沉湎于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当中时,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就开始慢慢地将他们抛在后面了。   三、面对历史的“暗河”   与九叶诗人的欢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轻的两代人所体现的却是更加自信豪迈的气度。在面对历史和今天的态度上,他们其实可以简约归并为一类人。   考虑到80年代学术研究(尽管在今天看来是草率空疏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亲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这些文章很少涉及理论,但对于创作来说,极具指导意义。这里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但是请注意,这种互动仅限于后两代作者群体之间。   与80年代的文学创作相关连的,《读书》上的新时期诗歌和戏剧的命运就悲惨得多。   出于官方背景,《读书》没有登载过关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朦胧诗运动”的任何文章。在我们今天面对着日益被经典化的“朦胧诗”的读者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面对着代表着民间的、青年全体性的、反思的朦胧诗诗歌浪潮,《读书》的无语是一个巨大的有意味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加上当时的九叶诗派对于当前诗歌的有意无意的不以为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缺点。   散文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继续着30年代周作人的风格写作那些学者散文时,他们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一律是不加置评的。他们不停的重复自己和对当代继续生长的其他被压抑的散文类型的忽视,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体的逐渐占据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渐退出版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的作者群体在无形中发生着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分化其实正是其后的学术界出现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预兆和契机之一。   体现在《读书》中的80年代的嬗变,迄今为止,其实都不能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对历史,我们其实都是那几个摸索大象身躯的瞎子。   现当代文学的沟通即是最佳例证之一。   在论述五四以来的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时,周作人曾经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被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①与此相类,当代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从《读书》的三代作者群体的分类中,我所着眼的其实还有一个现当代文学的交接与沟通的问题。虽然当时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很少有明显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意识,但是在各类文章的追忆和重评中,我们却看到了论者的沟通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徒劳,我们在很多时候面对着历史的“暗河”时还是没有跨越。还是回到九叶诗人出土后的遭遇上来。他们在出土之后的形象,非常符合“活化石”这一字眼。虽然郑敏等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在当代依然在不断的出现,却已经边缘化了。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与他们缺少接触和理解。因此,谈起九叶诗派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虽然九叶之一的诗人唐?曾有九叶诗人“与出色的一代代年轻的诗人们,如朦胧派、第三代、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奔突向前”的乐观之语②,但我们所看到的悲哀事实却是,无论是当代诗歌的评论家还是创作者都已经将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影响已经停留在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而与当下的诗歌写作主潮不发生关系。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回旋。80年代的文学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时,再一次重头做起,以致于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与前人类似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单纯归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轻率之论。倒是,更应该值得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急迫的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渴望。这种深层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实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读书》作者群体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读书》风格的渐变。   因此,我们从80年代的《读书》中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互动和封闭并存不悖的图景。关于现当代文学,三代作者大致分为两个阵营,无论是写作、评论还是研究,无论从话题还是文体,其间的“断裂”都已无可避免地隐隐呈现。因此,虽然大多数论者强调“政治风波”对于80年代的学术转向的重大意义,我却认为,时代的转折在此之前早已出现。#p#分页标题#e#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   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   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   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   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p#分页标题#e#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   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摘要：当代文学中与饮食文化相关的作品不在少数，尤在食、酒、茶文化方面较为明显。在食文化方面，表层展现了我国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独特吃食以及制作流程，深层文化则展现了吃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心理；在酒文化方面，表层展现不同地域的特色美酒，深层则展现酒文化的独特作用与功能；在茶文化方面，表层展现茶的种类，深层则展现了茶道与茶所传递出的丰厚精神内涵。旨在从当代文学中选取部分与饮食文化相关的作品，从食、酒、茶文化三方面入手，从表层与深层这两个层面分析当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饮食文化。

俗话说：“屋要木支，人要食撑。”可见饮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我们向前的基本推动力，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代的更迭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早已不是仅仅用来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物质产品，更是在经济发展、地理位置、民族特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并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近年来，有诸多学者以饮食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且成绩斐然，但大多是从饮食文化的传播与融合着手的。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新增了当代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的体现，以期更为全面地分析当代文学中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的文学体现”即作家通过文学叙述手法把饮食文化的具体内容表现出来。我国是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度，饮食文化内蕴深厚，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有许多知名作家把饮食作为一种叙述对象写入文学作品中。这不仅记载了我国饮食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展现了我国独特的饮食文化。其中饮食文化主要体现在食文化、酒文化和茶文化上，而文学作品也不失为这种饮食文化的承接载体，为饮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增添了深厚的文学内蕴。

一、食文化

在饮食文化中，“吃食”是核心，贯穿了饮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几乎涵盖了饮食文化的所有特点。当代出现了许多热衷于描写叙述“吃食”的作家，如余华、周作人、莫言、丰子恺和汪曾祺等。他们对吃食文化的描写叙述又有表层与深层之分。

1-表层食文化

“表层食文化”即吃食文化的物质与行为层，是对吃食的种类、地域特色和制作流程作出简单的叙述。如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中写湘西挑夫们吃的是糙米饭，配的是腌辣椒、臭豆腐和青菜炒小鱼；《安乐居》中写北京吃食没有米饭炒菜只有馒头花卷，配着猪头肉、兔头和煮花生豆等；《七里茶坊》介绍了云南过桥米线、汽锅鸡。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则简单写了红烧肉、面条等吃食。周作人的《爱窝窝》具体描写了窝窝的来源、制作材料以及流程等，这也是食文化的表层体现。这些作品是对吃食文化物质层面的描写，是对食文化浅显的记录与叙述，这里不仅有主食、副食、北方吃食特色，也有南方吃食特色。当代文学作品中对吃食的种类、地域与制作的描绘，虽然写的都是食文化最表层的内容，但也颇为丰富多彩。这些作品让读者在对吃食文化有初步了解的同时，又刺激着他们的味蕾；在进一步激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又勾起他们对食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样一举多得，足以见得文学与饮食文化的紧密联系。

2-深层食文化

过去“中国现代文学”的讲授，注重的是知识点的讲授。教学内容涵括文学运动、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内容众多。就拿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来说，除去序和前言，三个十年共29章。要像以往梳理文学史、讲解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那样面面俱到，在淡化专业性、压缩基础课的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我们团队在课程内容上调整：淡化文学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注重培养学生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96教学课时的分配就是文学运动与文学流派12课时，文学社团4课时，重点作家作品鲁迅6课时、郭沫若6课时、茅盾4课时、巴金4课时、老舍4课时、张爱玲4课时、赵树理4课时、李?人3课时、曹禺3课时、沈从文3课时、艾青3课时、穆旦3课时、张恨水3课时，其他还有十多位作家作品还有20课时，总共占用了86课时，学生作业以及课堂讲评10课时。这样，尽管课时压缩了，但是内容比较集中统一，重点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阅读分析能力以及表述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和提高。其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突出互动感受，培养创新能力。

1.文本细读

无论是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还是强化文学感受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阅读作品，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就是文本细读，这已经成为众多同仁的共识。“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课时压缩的现实，如何有效地进行文本细读呢？笔者及其同仁做了这样一些尝试：设计问题，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时会犯些知识点、内容前后不统一、矛盾之类的错误。即便是在教材中关于作品的评述中，也有出现错误的。于是课前阅读布置作业就是给作品挑毛病。比如：《边城》中的翠翠究竟多少岁？《雷雨》中的周萍应该多少岁？《凤凰涅?》中有个知识点错误，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命命鸟》的说法准确吗？这些问题，有的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不仔细阅读《边城》，不能发现作者前后叙述的矛盾；不仔细分析，就不能确定《雷雨》中周萍真正的年龄应该是31岁而不是作品中的28岁；而在学生怎么都找不出《凤凰涅?》中的错误的时候，指出序中的《孔演图》其实应该是《演孔图》；只有阅读了《命命鸟》后才知道教材中把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搞混了。多角度、多层面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要求就是“用事实说话”———必须引用作品中的原文来佐证。

比如《雷雨》中通过提问“周朴园究竟爱不爱鲁侍萍”来引入周朴园的形象分析。学生往往受到中学教学影响，认定周朴园虚伪的性格特征，简单地以“不爱”作答，举证就是他见到鲁侍萍后想用支票来打发鲁侍萍。笔者首先驳斥虚伪性的论证之一：30年坚持“虚伪”地记着初恋情人的生活习性、摆放着初恋情人的照片，这样的“虚伪”成为习惯后也就真实了；然后尝试从流行歌曲《小芳》入手，让学生理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如果两个各有婚姻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情而拆散各自的家庭走到一起，那才是没有责任心的人；最后结论周朴园爱的是心目中那个永恒的18岁的鲁侍萍，30年后的鲁侍萍于他只是曾经。要求学生下去找原著来看，尤其是序幕部分，这是理解作品意蕴必不可少的。鼓励学生选择作品编排话剧、音乐剧，在小学期还举行经典诵读比赛。学生分组自选文学作品来编排话剧，兴趣非常浓厚。在选择作品环节就保证了量的阅读，改编剧本的环节就保证了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的反复推敲，表演的时候从台词到结构的形式研究，等等，这一方面提高了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2.教学方法的灵活多变，将多媒体手段引进现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使博大精深的内容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一，建设网络资源库。要改变学生专业兴趣不浓，不愿意投入时间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现状，我们开发了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将多媒体手段引入了教学的课堂。现代文学的很多名著大多都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在我们建设的“中国现代文作品选读”的网页中，除了上传文学作品的电子文档外，还上传了大量的名著改变的影视剧作品，学生兴趣非常浓厚，《阿Q正传》《家》《子夜》《边城》《南行记》和《雷雨》等影视剧作品点击量非常高。为了督促学生阅读，布置学生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摘要:阅读是一种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阅读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作品贴近时代，易于阅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人文素养的提升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以人文概念和人文素养内涵为纲，以现当代文学作品阅读为内容，从家国情感、人的存在、人的意义、人的自由、人类的共同意识等各个维度，剖析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文要素，以此来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培养其人文精神。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作品;人文要素;阅读

阅读优秀作品是一种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是一种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刊载一幅图片:1940年10月22日在德军轰炸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后，仍有人无视危险，捡起散落在地的图书阅读［1］，可见越是在艰难时刻，越需要阅读作为精神支撑。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一部阅读史，是通过对书籍的生产和阅读来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创造财富的历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论是精读或博览的阅读方法，还是韦编三绝的苦读或信马由缰随性的阅读，体现出来的并不仅是一种阅读的行为，更多的是人文素养积淀和提升的过程。曾国藩说过，人之心性，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可以促其改变，苏东坡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同理，阅读可以看作是提升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手段。

1人文素养及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人文禀质

《辞海》对“人文”解释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现代社会中对“人文”诠释为:人的文明处事，是一种高尚道德，是一种唯美的境界［2］。而“人文素养”即“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质”［3］。葛兆光先生认为人文素养这一概念有如下含义:自觉地守护和践履家国情怀，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关注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具有终极关切和宗教情怀，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乐于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具有叩问心灵、反身而诚的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等多个方面［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评论“文艺复兴运动”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认为: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6］，对富有人文素养、德才兼备优秀人才需求尤其迫切。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说:“剧院、文学、艺术表达不代表它自己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和知识分子认知世界的主观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当代的百年岁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切近、最剧烈、最宏大的时代转型期，在百年间完成了叙述角度、抒情方式、结构组成等艺术手法的现代转型，不仅形式上脱离了文言文，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迅速完善和成熟。现当代文学作品艺术化地反映了重大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期社会面貌及民众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体现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独特存在。文学是用文字实现情感深处的共鸣和共振，从而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的天性和本能，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不朽的内在原因，所以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7］。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新文学具有“抒情”和“写世”的职能，提出“人的文学”，密切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人文性是现当代文学内在特征之一，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现代文学作品便承担起了改造国民灵魂的重大社会责任。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文中把现代文学看作“新一国之民”，“改造国民之品质”不可缺少的“要件”;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提出新文学“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的价值;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新文学:“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而“涵养人之神思”“启人生之?机”，则简明概括了现代文学的“职与用”。从诸多评论中可看出现当代文学具有的人文基因。

2现当代文学作品蕴含的人文素养

就文学阅读层面而言，现当代文学作品大多以典范的现代文写作，具有很好的传播优势。现当代文学阅读不只是语文知识和文学常识的了解与记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浸润其中的更是人文素养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传播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