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范文1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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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是富国强民的第一要务，要提高思想文化教育,须把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不断创新，去粗取精，在实践中强化，才能让体育教育改革符合教育文化大方向的需求。从个人方向上来说，体育教学的改革对教师有重要意义，这可以大大督促教师群体不断提升自我教学水平，提升自己在施教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个人而言更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教学能完善学生的诸多个人必要素质，如篮球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有关体育竞技和篮球竞技的相关理论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更可以提升应对体育训练和其他社会实践的组织能力。这些能力和经验不仅在校园生活中对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今后步入社会，面对纷杂多样事件的处理上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立足于整体还是分散至个体，体育教学的改革都将是必然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篮球教学为例分析体育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体育教学近年来存在着固定的几类问题，下面以篮球教学为例一一例举。
1.篮球教学的模式传统、内容老旧。
所谓模式的传统，即指传统的篮球教学大都由老师于课堂上先亲自展示给学生所要教授的动作，学生随即进行模仿和练习。这种模式下，学生通过模仿、锻炼、巩固来达到掌握的目的，然而，这也许可以使学生机械的记住运动项目的动作，但并不能把篮球课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也自然而然不会用心去对待。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不自主不愉悦的学习态度相对应的只能是应付了事的学习结果，放羊式教学，无形中增加了篮球教育的枯燥性，使学生误解与拒绝该领域的学习。
2.篮球教师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前文提到我国的体育教育无分工制，这导致了部分篮球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本身不精通篮球领域的教学技能，这使得在传授篮球知识时对于运动的要领掌握可能存在缺陷，教师工作能力低下导致学生的不信任或错学。在国外，大多的篮球课程配设专业篮球教员，他们大多出身专业学校，受过篮球的专业训练，深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解每个阶段学员该采取的学习步骤，有针对性的、感同身受的教学办法不仅拉近了学院与教员的距离，更是让学员在学习的每个步骤都能轻松愉快。
3.篮球学习软、硬件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师资上，经济发达地区的篮球教练多有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师数量的缺少，体育类学习的机会便寥寥可数，这种无教师的自由性学习类似于体活，无法发展篮球教育事业。同样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篮球教学的教育硬件更为稀少：设施破旧老化无翻修，使用时危险系数极高；篮球场地简陋，如用土路面作为训练场地，无法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发挥潜力、培养兴趣。国家的资金补助没有完全合理的分至篮球体育教学的维护事业，这些都使得即使有人才、有兴趣、也没有舞台可供学生提升。
三、以篮球教学为例浅析体育教学改革优化的对策
1.篮球教学更新模式、丰富内容。
篮球运动属竞技类，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所以篮球教学最好的测评手段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学员能够领会篮球运动深层次的含义，互相学习以提升篮球的技术。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述一些篮球运动的技巧，更应该穿插关于篮球运动的理念和战术思想，改变篮球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比如：可在室内体育课上播放NBA比赛，在观看时讲述值得学习的部分，寓教于乐；采用现今比较流行的游戏教学提升学员对篮球的兴趣；更可以通过MMCAI课件、MOOCS课程的使用，寻找优质课程资源，推进篮球教学改革。
2.提高工作者工作水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只有教员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推进好篮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作为教育系统来说（如学校）应进一步支持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加实践机会，确保教师教学思想和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学前沿,提升综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工作中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首，满足学生需求，关注其个性的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增加体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与院校有意识的完善体育教学教辅硬件，安置尽可能多的器具供学生使用，达到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完整的个人训练。
四、结语
当代文学论文范文3
1.高校学生思想构成复杂多样
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信息化的影响下，高校学生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这些信息时刻影响着高校学生的行为动作。信息化的特点就是高效、便捷，与过去相比，高校学生接触新鲜事物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其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当前社会中，不良信息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以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盲目的“韩流”、过度追捧欧美文化等，都严重腐蚀了高校学生的思想，不利于我国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严重阻碍了高校学生培养自身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进程。
2.传统学生管理模式受到挑战
由于入学人数不断增多、入学方面限制逐步减少，导致高校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多，这也随之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也增大了学生管理难度。同时，在高校普遍实行学分制与选修制的情况下，高校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大大降低，社团生活在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传统的以班集体学习、活动的教学管理模式受到挑战。班集体地位及作用的降低也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从主要面向集体到面向个人转变，因此继续探索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途径势。
二、当代高校学生加强管理工作的几点措施
1.优化学生管理体制
学生管理是一个全方位管理,内容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需要理顺各部门关系,共同应对学生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学生管理机制的建设，强化组织协调功能,明确学生管理系统各个部门职责，建立健全责任制，同时管理责任也必须要指定到各个基层单位。其次是发挥基层作用划分三级管理体系,发挥校、院(系)、班三级管理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管理工作既要赋予校、院（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责,又要让其拥有开展管理工作的权力,作到责权统一。同时也要发挥班级在学生管理的作用,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可提高实效性。最后要实行年级辅导员制,与学分制相适应，进一步增强班级管理与专业教学之间的融合。积极探索以年级管理为主、班级管理为辅的学生管理体制。
2.转变学生管理理念
高校学生管理重点就是转变学生管理理念。在当前时代，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寻求管理方式与管理理念的变革,变管理为服务。对管理人员而言，第一，要树立服务意识,改变传统学生管理中错误的管理思想，落实“管理即为服务”的学生管理理念。学生管理部门要养成“服务学生”的服务意识,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思考问题,了解学生生活所需、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学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二,要体现学生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根据“依法管理”的要求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义务与权力。一方面,学校要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管理条例要征求学生的建议,要做到学生管理程序正当、定性准确；另一方面，学生对学校的处理享有申辩和申诉权,学校要有明确的程序并予以确保，体现民主化管理。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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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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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高师素描教学较为单调和机械，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现代教育正由传授型向能力型培养模式转换，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对能力的培养，训练思维、发展能力已是素描教学发展的核心。通过素描教学使学生不只是具备客观再现的能力，而是能运用不同的形式语言和媒介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对客观实物的感受，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更重视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在教学方式上由被动接受转为自由发现，不仅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寻求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高师素描教学的改革思路应从侧重培养技能技巧向培养审美素质和创造性思维过渡。教学手段也要逐步现代化，可以更多地运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在思维方式上要从单一思维向多元思维发展，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求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求索，改变以往呆板、单一的观念和表现形式，建立一个以技能训练为载体，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及创造性思维的高师素描教学体系。
二、高师素描改革的具体措施
1.教学内容的充实与完善
高师教学的改革首先要在教学的内容上进行，根据当代艺术实践与教学实践的发展方向充实、完善教学内容，在过去较为封闭的环境下，高师素描教学的内容相对枯燥乏味，也比较程式化，使得教师对教学缺乏热情，学生也缺乏学习的激情，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的教育工作中也只是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因此，调整和充实教学大纲中素描教学内容、合理改善课程结构，成为高师素描教学改革启动的第一步。
2.采用丰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素描教学涵盖绘画的各个专业，如果在表现方法上要求一致性，势必会抹杀学生的个性，削弱其创造性，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推进素描教改的重要因素。当代的素描教学方式应该是个性化的。以前由于缺乏信息的交流，只有少数人占有素描的信息资源和一些珍贵的图片资料，现在教师随时可以很容易登陆各个美术网站、大师的博客及网上美术馆观赏和学习各样优秀的素描作品，也可随时下载、打印各种图片和背景资料，搜索国内外关于素描教学的视频。教学活动突破了原来的课堂教学，教学范围大大拓宽，教学手段也更为丰富，现在的学生不仅仅可以在教室里学习素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素描艺术表现媒介运用及其掌握的熟练程度，是体现画者技能修养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创作一幅美术作品需要调动多方面的因素，素描在材料运用上不受拘束，不同的绘画材料有不同的效果，用以宣泄不同的情绪与感受，在熟练掌握一种材料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媒介的使用范围，创造性地发挥材料的表达功能，必然会促进绘画水平的提高。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各种材料及表现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去探索新的表现方法。这样的上课方式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也丰富和增强了学生的表现力，使得学生的作品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而使得每位学生的作品都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3.加强教师的素质，转换教师角色
在信息时代，教师的社会地位、身份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教师应随时转换自己的角色，以适应当下的素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尊重学生的个性，吸收丰富的当代文化意识和观念，推动学生合作思维的发展。随着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应用与全面教育，教师已不再是传播知识的唯一途径，网络的发达为学习素描的学生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在过去教师通常凭借个人经验与知识的累积进行教学活动，在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途径与知识更新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模式应该由以往的灌输式改为引导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帮助学生找准适合他们的表现方式，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和谐、自然的关系，共同学习、进步，推动学生不断开拓、创新。高师院校的美术教育是为了培养未来更加全面优秀的美术教师。因此教学中我们应注重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的能动作用。在艺术教育中我们不能要求学生一切模仿教师，教师画成怎样学生也画成什么样的，这种现象在很多高等美术院校都存在。齐白石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教师应教授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规律，引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观察方法认识对象，同时引导学生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的作品，鼓励学生运用不同的绘画手段，尝试多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从具体对象的具体特征出发，根据个人的理解和感受创造性地表现对象，只要符合艺术规律，各种方法都允许存在，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一个由临摹到写生、从欣赏到借鉴，逐步做到融会贯通的过程，而并不是一味地模仿。
三、对新时期高师教学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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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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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袋评价是指在学习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有组织地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资料累积展示学习的进展或个人成长过程，从而增强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自我认知和反省能力的一种评价方法。哈佛教育学院“零点项目”、美国伯克利大学K－12作文项目都采用了档案袋评价方法，效果较为明显。“档案袋评价一方面能够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使学生能够学会自己判断自己的进步，体验成功，感受成长;另一方面，档案袋也为教师、家长和其他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评价材料，使教育者能够更开放地、多层面地、全面地评价每一个学生”。因此，与其他评价方法比较，档案袋评价在具体学科应用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加深学生对具体学科的深入学习和理解，深化学生对学科内容学习的反思，也利于教师对所教科目形成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它以行进性评价关注学习过程，通过改进学习过程来改善学习结果。小学作文教学恰恰是一个较为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采用档案袋评价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二、档案袋在小学作文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从学生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不爱写。写作文在孩子眼里是既神圣又困难的事，将词句组织成能够表情达意的段落文章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挑战性的，也常常是力不从心的，因而他们对写作文往往持有一种厌恶恐惧的心理。第二，不会写。小学生处于写作的起步阶段，对写作的方法、技巧还处于摸索、模仿、借鉴的状态，没有形成较为自觉的独立写作与修改意识;同时课外阅读量有所欠缺，对生活的感受和积累也有待丰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小学生的写作，造成不会写的困境。第三，写不好。心理上的排斥恐惧、方法积累上的欠缺盲目，必然导致写不好的结果。教师在作文教学中也存在方法和观念的误区。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缺乏总体观念与意识，往往只注重某一单元内作文方法的传授、总结与操练，片面断言学生的写作成绩，而忽视学生在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取得的成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急功近利心态蒙蔽了找寻学生作文写作进步的眼睛。很多家长要求孩子迅速提高作文水平，而没有意识到写作文是一个过程，写好作文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忽略了对待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孩子学写作文要耐心、鼓励和赞扬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档案袋评价可以帮助教师、学生和家长找到摆脱困境的突破口。档案袋评价是连续进行的，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它关注学生学写作文的全过程，摒弃终结性评价，让学生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长处，放松心态，消除恐惧。通过建立、保存不同类型的档案袋，让学生获得写作方面的合理评价标准和体系。同时，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积累素材、借鉴方法，让他们和自己的过去作对比，真切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提高其写作文的兴趣。
三、档案袋在小学作文教学中的具体操作———以展示型档案袋为例
所谓展示型档案袋是指“一般情况下能展示学生在某一学期、学年或某个阶段在学科学习中所取得的成果。其目的是帮助家长与老师充分了解学生在某一时期内所取得的成绩，并且能够反映学生的个体差异或特长，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主要由关于档案袋的说明、内容清单、最佳作品的代表性样本、所有内容的日期和学生对内容的自我反思组成。”具体地说，小学生作文展示型档案袋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学生某一阶段内的作品，包括最初的作品和学生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和最喜欢的作品，以及教师为学生选出的能代表学生不同阶段水平的作品。(2)记录学习过程中学到的新写作知识和技巧，可以是有针对性的专项训练的成果。比如为开拓写作视野、寻找写作素材而设计的专项练习;学会观察后写的一篇小文章;学会运用一些新鲜的成语句式后写的文章;阅读之后记录阅读的作品名称和感受，以及积累阅读量的记录等。(3)与他人交流后的记录，包括对自己作品的再认识，以及老师、同学、家长提出意见后自己的体会等。(4)教师的评语。教师要将有针对性的评语写在每篇有代表性的作文后面，以便及时给予学生纠正和引导。(5)家长的点评和感受。针对孩子一个阶段的变化和进步，家长也要有所记录和表达，与孩子和老师及时沟通。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可以细化，例如，为了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我们可以设置如下步骤和内容:教师为全班学生准备统一的档案袋或文件夹，贴上统一的名签;及时批改学生的作文，注重点拨，提示特定的作文方法;引导学生定期翻阅、检视档案袋;鼓励学生及时总结写作心得、感受;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作文活动，看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培养学生写作的主体意识与自信心。例如，针对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可以布置学生写一句话日记。首先，教师可以给家长写《致家长的一封信》，告知家长教学思路和方法以及家长应在家中如何指导。然后，帮助学生设计书写日记的格式，也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设计格式。同时，引导学生寻找写作素材，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将学生分组，由组长对每人每一周的档案袋进行检查、讨论和口头评价。最后，推荐出每人最好和最差的作文进行评改，本人修改完毕上交教师和家长评阅。4～5周以后，总结学生的日记写作，把典型作品拿出来和全班同学分享，同时让学生交换档案袋。教师每周都要认真批改学生日记，给学生写下激励的话语，并定时向家长汇报孩子的写作情况。家长要定期阅读孩子的作文档案袋，及时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予以具体的肯定、赞美，要多与孩子交流写作的感受，如有所悟也可以及时成文，放入档案袋中。
四、档案袋在小学作文教学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档案袋评价的关键在于师生、家长之间的沟通反馈和学生之间的展示与交流，因此在运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阅读。在档案袋建立过程中，教师和家长对学生作文的阅读很重要。当学生上交了自己改了无数遍的作文后，他们更多的期盼是老师和家长的认真阅读和阅读之后给予的鼓励，这种鼓励可以增加他们写作文的信心。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是被人欣赏的渴望。”这在小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心智单纯，最信任老师和家长，因此教师和家长要通过阅读孩子的作品来表达对他们努力的尊重和重视。要懂得理解和欣赏他们，即使写得差也要通过阅读作品，用心地寻找闪光点，让他们始终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坚定继续写下去的信心。第二，交流和展览。要在班级开辟“优秀档案袋展示园地”，由学生自发进行评比，选出优秀的档案袋展出。这时，学生可以将整个写作过程和对他人作品的感想记录下来，存进档案袋。这一过程可以让学生在评论他人中反观自己的问题，从而为自己确立以后努力的方向。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建立班级论坛和空间，在网络上展示档案袋作文的成果，激发学生持续不断地建立档案袋的信心和热情。第三，档案袋评价要有个性、有针对性，不能流于形式、死定标准。要尊重每个学生在作文方面的差异，淡化横向比较，鼓励相互学习，关注个体的纵向发展。了解学生的独特性，挖掘他们的写作潜能，然后因材施教。
五、档案袋在小学作文教学中的优点及作用
档案袋评价在小学生作文教学中能够发挥多层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健全心智
首先，增强自信心。“档案袋评定是针对传统的标准化测验强调事实知识和脱离真实情景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此种评定非常重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促进学生发展方面作用较为明显。”学生通过档案袋中实实在在累积下来的材料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自己的智慧，势必能增强对自己的认识和自信心，这对小学生的成长尤为重要。其次，培养自觉意识。运用档案袋评价的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小学生将自己不同阶段的作文进行对比，使其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写作目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为使写作文的过程成为一种自觉的活动过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再次，培养交际能力。在班级或小组的交流讨论环节中，学生将自己在档案中积累的心得感受、总结的经验教训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畅谈，有助于表达能力及交际能力的培养。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的写作水平都能够获得提高，进入良性循环。
(二)掌握写作方法
档案袋评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言之有物的积累过程，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的点拨、与同学的交流，以及自己对一篇篇作文的反思，总结写作的方法要点，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有所提高。
(三)客观有效地反馈信息
当代文学论文范文8
进入到1990年代，由于后现代语境逐渐产生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一元的“历史本质论”和现代文学的“正史”身份不断遭到质疑及挑战。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整理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试图突破198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单一化、片面化的努力方向。因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现代文学向纵深方向开拓并取得长足发展时，“十七年文学”由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定性，进入到研究的冷寂期。直到199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这样新一轮历史重释运动兴起，“十七年文学”才重新又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1(P1)］“文学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这样一些面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刻思考而生发的新问题，都对1980年代以来研究主体以同质化、一体化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形成了观念层面上的质疑。同时，由历史思维、主体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实践层面上的创新，虽然可以视为1990年代末至今“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积极探索，但也呈现出方法与困境、洞见与误区并存的研究现状。
一、“重写文学史”的焦虑与“纯文学”情结。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进行的历史重释，仍可看作是1980年代历史重释暧昧和隐蔽的发展与继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新的思考和建构，并给文学史的写作增加了许多活力和多重尝试的可能性。以董健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为例，可以看出他们仍然要求“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并将“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3］(《绪论》)看作是文学史的标准与写作逻辑的起点。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再次陷入如何厘定审美标准的纠缠之中。强调文学作品对受众“艺术感受”的培养，从而勾销了文学史知识在历史经验总结和反省上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化”，表面上对“十七年文学”采取了冷静、客观并带有距离感的审视和判断，却无法真正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因此，我们很难说“重写文学史”究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对1980年代“新启蒙”文化氛围的隔时回应。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尽管试图突破过去文学史书写中单一的政治———审美尺度所确立的逻辑框架，并将“十七年文学”置于整体的思潮性视野中考察其意义生产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强调“回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但还是不能完满地解决种种无法自洽的困惑［4］(P86)。这种困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当作为文学史，而非文学史的时候，文学到底是要被处理为知识还是信仰?“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想象，承担我们的希望，那么，文学史就非要那么‘科学’吗?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4］(P74)此种历史想象再次陷入将审美作为文学本质的固有路数中。其次，对进入文学史的对象进行判断时所采用的价值标准和知识立场“犹豫不决”。“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5］如果在反思对象时依然拘囿于以往建构这一对象的历史思维和方法，而无法超越“共时性”语境中的问题框架，那么就会出现新的知识霸权而无法获得持续的阐释力。“重写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实际上是不满于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分干预，因此试图以“纯文学”的理念突破和纠正研究主体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然而，这一历史认识的致命之处不在于它内在地与“启蒙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的暧昧勾连，而在于它提出问题的方式抹杀了不同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的意义体系上的差异。而真正合理有效的“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应该是在各种宝贵的差异中完成的。因而，“十七年文学”在“重写文学史”的思维下，并没有能够超越历史预设的局限性，从而得到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历史定位。
二、“再解读”的历史思维造成“非历史化”的研究状态。由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华裔学者所带来的“再解读”思潮，一度成为1990年代末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针对于19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再解读”以“编码—解码”的解构立场力图对历史重新批评化。与信奉新批评主张文本“内部研究”、强调文学性的批评传统相反，“再解读”将“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历史的批评实践。“再解读”方法论的核心是将文学当作历史文本，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解构。“再解读”的文本策略巧妙地躲避了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正面的历史评价，绕开了诸多观念的纠缠，从而达到了对当下的借喻式解读。但是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是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再解读”通过现象学的还原，重新建立起观念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从而将书写文本中不在场的观念还原到在场。研究主体以非历史或超历史的眼光颠倒“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时空结构，“以西律中”的批评实践导致“十七年文学”被放大为一个大文本，而“再解读”则成为对文本不断赋意的行动过程，历史从而在延异中面目模糊。研究主体普遍信奉柯林伍德“活着的过去”的历史观念，将“一切过去的历史联系到当前加以理解”［6］(P48)，从而以一种“历史同情感”建立起重新整理历史的逻辑框架。它通过对文本的解码从而发现历史在文本内部的编码样式，即“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再解读”思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并逐渐内化为学术界“新的共识”，成为新的权威性结论进入到文学史研究的意识深处。但“再解读”所重新建筑的历史景观，其所依托的“历史经验”仍具有诸多偏颇性。因为柯林伍德的历史观念依然建立在传统史学的架构之上，并在操作层面上显示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人为地对“过去”进行重新整容，其所凸显的依然是某种理论的野心和轻浮感，而非深潜而全面的历史图景。简单地以“再解读”的思维重新整理历史，并将其推至西方后现论的显微镜下，非但与中国本土经验现实相悖，所进行的也是与历史化截然相悖的“非历史化”过程。将原来的历史经验零碎化，试图以文本世界建立起“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依然是一种可疑的历史认识。
三、“文化研究”在历史化过程中的突破与困境。超越文本乃至超越文学范畴，以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思维重新进入“十七年”的历史腹地，在当前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显然有着诸多优势。首先，它能够描绘一个复杂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尽可能地保存了丰富的原始经验以供历史思维进行全面选择与删汰。它关注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多重关系的复杂性，并试图在“一体化”的历史描述背后发现矛盾和悖论。其次，它更关注文学实践与观念之间的错位，并能跳出文本进入到更深的文化场域，试图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再次，它的目标所指是欲击破历史本质论和审美一元论的幻象，打碎文学研究中既有的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同时，又尽力避免从审美上对“十七年文学”加以简单的否定，而是把文学看作是文化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总的说来，文化研究强调从不同角度、观念、理论视角，将文学放置在文化层面上加以阐释和研究，它还强调在各个领域间去差异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使文学研究不断走向“非文学化”。比如，有的研究者借助于“国家/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范畴，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之关系，试图呈现异于往常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是如何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并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研究者还认为，必须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置于和政治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我无意重述一段具体的历史”，“我讨论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在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或者怎样叙述”［7］(P14—15)。这样的研究思路，正是以“微观政治学”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它让文学回到公共领域，并对其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思考。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文化研究”在为许多问题带来洞见的同时，也极易使某些历史经验固化和板结。原始经验的不可知性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构成的总不外乎是一个主观愿景下的世界。“文化研究”使“十七年文学”摆脱了政治与审美上的双重预设，也摆脱了中国现代文学“正统”形象所带来的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历史”能有效摆脱“预设”的统辖而显现应有的客观与价值。传统历史观念所追求的真实的历史，在后现代的史学观念中只能在主体间获得，它始终是一种思维的结果。“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思维，如果过分坚信自身的真实性与确当性，同样会隐伏下疏离历史真相的危险。在关于“十七年文学”认知角度的合理性、历史图景呈现的主体性与进入历史的理性姿态等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情形下，“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提出问题”的“才气”与“胆识”的批评化层面，而无法达成真正的“历史研究”。这是“文化研究”难以在“十七年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更进一步深入展开的主要症结所在。
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文化教育层面上的认知秩序，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十七年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合理有效的历史化过程，应当在这样的高度上斟酌与把握。
首先，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历史的陌生化过程。大量的公共经验已经占据学科话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当代文学学科的“元话语”和诸多“真理性”共识，如何消除“现代文学正统论”思维以及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阐释结构，如何逃脱“想象共同体”在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和强大规训，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重新选择主体的历史思维时，历史经验的陌生化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忽视之就会再次陷入预设的简单化和阐释结构的片面化、零散化。陌生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认知主体需要果断抛弃过往那些普世的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历史的陌生化并非将历史还原为物理时空中的各种事实，而是暂且搁置那些不断赋意、并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框架和思维结构。质言之，陌生化的过程就是对可能影响认知主体做出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进行思维层面的大扫除。同时，陌生化还必须挑战来自方法论层面的干预。政治介入、文学批评、文学史叙述乃至个体感性的阅读批评等实践活动，都可能产生方法论意味的知识模式。正如上文所探讨的“再解读”和“文化研究”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范式，它们在实践或技术层面上的易模仿性相较于在思维领域所架构的历史预设，对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更具宰制力。因此，陌生化要求认知主体及时找到恰切的历史思维，并充分自信于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逻辑推论和思维演绎，从而形成属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广阔的历史知识丛林中找到一个参照的基准，从而具备表述历史的说话能力。然而，逃脱历史无意识的规训并非易事，完全的陌生化只能是一种理想。但陌生化并不是历史化最终的归宿，而只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观念和方法，历史化的完成归根结底还依赖于一种新的历史思维。
其次，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呈现差异并在多层化的差异性中建构共同性的过程。既然预设无处不在，那应当在彼此相异的意义体系中完成历史经验的构造。因为文学史的表现如果只是凭借有限的自身，便无法保证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普遍适用。当我们确立了差异的准则，实际上也就确立了文学史的观念范畴和价值指认。必须引起警惕的是，此种差异的原则并非没有边界———亦即选择差异思维并非意味着对进入历史的经验放任自流。在追求和完成共同性目标的进程中，文学史允许了不同认识思维浸染下的差异项，也包容差异项在个人或集体意义体系中合目的性的意义和本质追求。越多差异项的出现，越有利于互相参照、互相牵制，防止一种或几种意义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知识对历史的僭越。多维合力保证了相对合理的历史共同性建构的可信度。但如前所述，必须厘清差异的边界，至少应对进入差异范畴的差异项实行准入机制，在标准上划清明确的底线，以保证认同的可行性。如果还原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发现在其“当时性”的状态中有多种观念形态参与它的生成，并且它的建构必定延续到之后漫长的时空里，经历一个复杂的阐释过程，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型。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当时及其之后那些庞大的观念洪流，并准确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的运动轨迹?显然，我们只能挑选那些在某一最低标准线上的差异项，来标记洪流的方向。举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由每一个阅读者的真实感受加以认定的。因而就将个体阅读感受逐一进行差异认定，并允许所有差异的存在，这实际上会产生许多问题。我们会发现由于知识身份的不同，许多差异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可比性，而差异项之间的分层或等级现象却十分明显。因此，对差异的筛选、对差异边界的厘定，比不加辨析地维护“差异”的空洞指称，对文学史有效的历史化显得更加重要。再者，需对当代文学自身知识谱系进行重新整理。对知识谱系的整理，不仅包括对历史的整理，还包括对“历史知识”和“研究主体自身”的整理，即在多维度的知识谱系框架与多层化的知识视野里建立起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还未建立起令人称道的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阐释结构。
前文我们已经回顾了以往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在叙述“十七年文学”时具有结构上的内在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框架设定中，“十七年文学”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新启蒙”语境下，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研究思维和方法过度泛化的产物，而不具备应有的清晰的历史面目。如果说整理历史需要确立陌生化原则和允许差异性的存在，那么认识历史则要求知识谱系的重新整理和建构。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重新整理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于“历史知识”的整理，即使在异常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未完成。历史观念的混乱、历史知识的匮乏，是导致“现代/当代”人为的二元对立划分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深层困境所在。在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上，研究主体时常陷入困惑:究竟要把文学史处理成“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文学”?由于情感上对于“文学知识”过分执迷，实际上压制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历史知识”的正常生长。因此，无论是解释“文学的历史”还是试图描述“历史中的文学”，都成了演练不成熟的历史认识的“靶场”。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和相对主义的文学史观，恰恰都忽视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即“从每个事件的实际历史语境的角度去理解每个事件”［，从而完成当代文学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事实上，对知识谱系进行整理，就是要建构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容差异的存在，但在深层上却要求研究主体对历史认识保持一致性。如此之下，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描述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