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例6篇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2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3

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4

（一）培育校园精神文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校园精神文化。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高校应明确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坚持主旋律，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渗透；坚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校园文化建设，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校园精神文化培育一方面可以利用校报、校园广播和宣传栏等传统宣传工具，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的作品鼓舞大学生，营造大学生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氛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空洞的宣传，应该善于抓住社会中的榜样人物、典型事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应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阵地，把握好网络的宣传教育作用。如今的大学生大多喜欢在网上浏览时事新闻动态，观察社会舆论等，因此高校应加强对校园网的利用，开设特色校园网站，介绍大学生感兴趣的政治理论热点问题；也可以开通官方微博，增加对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等，这样在无形中陶冶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情怀。

（二）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之一就是实践的发展。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实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也是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动力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对高校而言，这一实践基础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之外，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其必然要求。校园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托，一个优势就是它活动的多样性和吸引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应该与校园活动相结合。一方面组织部门可以开展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如讲座、报告会等，聘请有权威的教授向同学们讲解最新的理论动态，使大学生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开展学生参与性很高的文娱活动，如学习十精神知识竞赛、纪念歌咏比赛、科学发展观演讲比赛等，使广大大学生在娱乐中、在快乐中既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望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又潜移默化的掌握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高校应该特别重视学生社团组织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团委主管的学生理论社团。学生理论社团是学生学习和宣讲理论知识的自发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学生中更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广大学生的认可。高校应该大力支持学生理论社团，并保障它们的经费和活动场所，同时要配备一定的教师予以指导，真正发挥学生理论社团的示范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那么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当然也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如上所述，高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阵地。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对于高校来说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探究如何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有效的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显著意义。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或者说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对广大党员教育的有力武器，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担负着传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伟大作用。正是因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对广大人民群众、学生和党的干部进行持之以恒的思想政治教育，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在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的头脑中扎根，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并接受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由少数人掌握到多数人掌握、由深奥到通俗，就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一）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教育保证

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我国高校对广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和渠道。然而，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和实施方面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公共政治课的出勤率低、考核较为松散等。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公共政治课应该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去客观的评价当今西方社会思潮等社会问题，提高他们的鉴别力。同时还要增强公共政治课的时代特色和人文因素，“使教材内容生动进课堂，扎实进头脑，开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局面。”当前的大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他们对时代特征较为敏感，他们喜欢新鲜的事物。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要改变空洞说教，取而代之富于生活化的思想，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形式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应该多采用讨论式的课堂，启发学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去分析社会现实，评价社会上的人和事；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借助现代传媒，采用多媒体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借助声色音一体的多媒体技术，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象的图片、生动的视频结合起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给学生深刻印象。这样就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了学生，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除此之外，高校在公共政治课的考勤制度和考核制度方面也应该有所创新。

（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外部检验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6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有效认同；方式方法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74-03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指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内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独立哲学形态，表现为宪法意志的指导思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6。它本身又有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思想教育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特别是灵魂深处的问题，它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得到民众有效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民众中实施的规范性主体，起决定性作用，广大民众通过监督、舆论和民谣等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对它的反观。通过双边的互动，在民众中可以形成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共识。

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思想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中，我国在不同时期确立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都是通过思想教育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科学的基本属性，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透彻地领悟它需要有理论功力，这需要仔细分析其施教的特点，才能“化理论为方法”，进而“意识形态化”，实现其精神指南或者理论依据的思想学说制度化。

第一，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来看，教育主体与作为受教育者的民众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了教育中的不平等关系。就一个政治群体而言，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是由其先进的或精英部分向它的普通群众进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而不是相反。当然，教育中也有可能出现教育者主动向受教育者学习的情况，甚至有双方的互动，但这只是教育者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灌输”所采取的措施和姿态，而不是实践中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

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

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

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