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论文范文1
文化是立人之本。但诚如西哲所言，越熟悉的存在人类越陌生，对“人”如此，对“文化”亦如此。据有人统计，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足可自成一门“文化定义学”去专门研究。尽管由此而造成的对“文化”的歧解，大都是人文或社科学者在专门运用或研究“文化”概念时发生的，但显然也是不利于当代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因此，黄楠森先生在他的大作《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中对文化概念重新作了阐释，是很有意义的。正如黄先生所说，当我们把文化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对文化的含义必须有一个比较合理因而比较统一的理解，这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否则研究与建设都无从谈起”。但令人遗憾的是，黄先生对“文化”的梳理不仅没有消除围绕“文化”的歧解，反而加大了这种歧解，很可能给“文化”概念的使用造成新的混乱。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坦诚地谈一些不同意见，并尝试着也对“文化”的本质及分类作些系统阐释，以请教于黄先生。
广义的文化不等同于社会
黄先生对文化含义的讨论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哲学卷中的“文化”释义为基础的。为了便于共同探讨，我在这里先将黄先生的引文抄列于后：
社会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哲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
应当说，这两处定义对于“文化”的释义都是平实的，为当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笔者曾查过《哲学大词典》等其它国内权威的工具书，发现其中的释义与上述释义基本一致。问题恰恰是出在黄先生的阐释上。黄先生指出：“几乎各种论著都指出，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国内许多论著不自觉地把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或许是事实。其始作蛹者可能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但它却决不是“几乎各种论著”都认同的定论。譬如上述两个权威“文化”定义中，广义的文化便与社会无涉。这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从外延上讲，“文化”与“社会”几乎是可以重叠的，在若干对象身上，这两种性质也是交融共存的，但“文化”与“社会”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两类现象，体现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本质。搞清“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区别，是我们把握“文化”本质的关键所在。
其实，从“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拉丁语中的“cultus”所包含的“耕作”，以及“colere”所包含的“开发”语义 入手，搞清“文化”的本质是并不困难的。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文化”言简意赅定义所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 。而“社会”，则是人类群体存在的关系结构及其组织制度形式。马克思关于“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的论述，便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本质内涵的揭示 。概括地说，文化，是以人类能动性创造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行为或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社会，是以人类特殊群体共存的关系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概念。它们既同源共生于古猿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又互补同存于现实人类活动系统中。
如果将这两个概念的关联作最简捷的表述，可借用苏联美学家卡冈的一句话：“同天然（自然）相对立的文化产生于社会定向的人类活动” 。显然，所谓“文化”，所谓“社会”，都与人的本质相关，其差异只在于它们分处人类本质及存在形态的不同向度上。其下，我将卡冈关于人类活动系统的一个示意图略加修改，以显示“文化”与“社会” 之关系与区别 ：
需略加说明的是，人与原生自然客体之间属自然关系的，只是纯粹的物理关系或生理关系，如看月亮、吃野果等等。但若人在观照月亮时联想到唐诗或在吃野果时讲究卫生，这种自然关系便不纯粹了。因此，严格地讲，人类除去婴幼儿时期之外，几乎就不存在这种对客体的自然关系。人类进化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远离这种自然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文化关系。 借助这一图示，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文化”与“社会”的确切内涵及相互关联与差异。“文化”，本身便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概念，它反映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及改造与被改造、创造与被创造之主客体关系；在主体方面，“文化”是其创造性能力；在客体方面，“文化”是物化其中的主体创造本质或“本质力量”。因此，对主体来说，文化表现为一种个体素质而独立存在；对客体来说，文化则表现为一种结构质而客观存在。鲁宾逊，即使脱离人类社会孤存荒岛，其固有的文化本质依然可以表现出来；一把原始人打制的石斧，即使放到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同于天然石块的文化属性。“社会”，本身便是一个纯粹的名词概念，它只是反映了人类群体存在的形态，即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彼此制约依赖、相互影响作用之关系结构。无论对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客体来说，其“社会性”都只是由这种社会关系所决定所赋予的一种关系属性或系统质。因此，对于孤立的个体或个别事物来说，“社会”或“社会性”都是不存在的，都不能构成其现实本质。譬如鲁宾逊，虽然可将“文化”撒播在荒岛上（当然，这种“文化”是难以持久的，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看，鲁宾逊很快便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但其社会本质则暂时消失了，直至征服“星期六”，建立了“社会”，其“殖民者”本质方才复现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 ，可谓科学之至。因此，“文化”与“社会”决不是可以随意置换的概念，广义的文化现象并不等同于社会现象。
狭义的文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狭义的文化。黄先生说，“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包括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狭义文化通常指称精神现象，这没错，至于精神现象是否就不是客观现象，属于哲学话题，此处也不论。但黄先生要对广狭两种文化“验明正身”取“狭”弃“广”的作法，笔者却不敢苟同。
黄先生在重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文化定义后发问：“那么，在这广狭两种定义中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更多地使用呢？这两卷都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指出，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从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来讲，应该使用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是严格意义的文化”。黄先生把狭义文化确定为“严格意义的文化”，反对使用广义理解的“文化”，可能对某些狭义文化的研究或建设有益，但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创造却会带来消极后果──丰富多彩的“人种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等等所共时性和历时性构成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试问，如果将这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统统剔除，那人类还剩下多少“文化”可言呢？再譬如“建筑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甚至“足球文化”等等概念，今天依然存活在日常言语中，试问，如果将这些概念中的“文化”去掉，我们明天将怎样言说建筑、工艺等等的成就并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鉴赏力呢？显然，我们只能“失语”了。
其实，就是黄先生自己运用其“严格”的“文化”定义来作文化分类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黄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用黄先生给出的这个定义衡量，他所归纳的十二类文化现象，几乎有半数“文化”的性质不纯。譬如，语言文字，属正宗“文化”，黄先生说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它显然并不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不能说“归根到结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再譬如，“科学技术，它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直接反映并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显然也不仅仅是“反映”，而教育、新闻、公共文化设施，以及民间文化中的“节日活动、旅游活动、娱乐活动、风俗习惯、时尚”等等也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反映”；即便其中有“反映”的因素，也不能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对这个“严格”“文化”定义的不周延之处，黄先生自己也觉察到了，那就是这一“文化”定义及其分类难以涵盖卫生和体育：“它们不是物质活动，但也不好说是精神活动。”“也许把卫生、体育归属于文化现象更合适一些。”卫生与体育当然属于纯粹的文化现象，这不须争论；而不能涵盖卫生与体育的文化定义，在当代显然也是难以成立的，这似乎也无须争论。
需要申明的是，笔者绝非要否定狭义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笔者不仅赞同“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认为“文化”概念的不断“狭义化”，正是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表征，是历史所给出的语言“文化”印痕。搞清这其中的轨迹，我们便会看到，当代对“文化”一词的运用并没有“失范”，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文化”进行阉割式的再定义。
我们说过，“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在“人化”创造客体，使之具有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将这种“文化”创造过程与成就记录下来，生成所谓“第三世界”的“符号文化”。因此，对于人类和属人的世界来说，文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但显然，这种笼统的“文化”概念只有在彰明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才有意义，在区别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或不同个人之“文化”时，便失去意义，这种区别对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人类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普泛的“文化”概念便在不断地特征化确认或价值性显示中演变着，使其所指不断地滑动并收缩。让我们以许多专家不以为然的饮食文化为例略作阐释。
人类的饮食，的的确确是文化，而且是正宗区别于动物本能进食行为的文化。从火的使用到今天的微波炉，人类的吃和服务于吃的工具进步史，可以说是凝缩着人类全部文化的发生发展史。但今天，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冠以“文化”的。像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常饭，稀粥咸菜之类，对国人来说便难以称作“饮食文化”。原因无它，只是因为它们已不能代表“文化”。只有当某种饮食在国内具有独创性或价值性，譬如北京“六必居”咸菜或目前畅销的各类“八宝粥”，方可称为“文化”。但如果换一个角度，那稀粥咸菜对于外国人来说，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种平民“饮食文化”。何以这咸菜稀粥又具有“文化”意义了呢？就在于它对异域文化来说依然具有某种典型代表性。因此，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各类“文化”的滥用颇有微词，但我却认为，除去某些文化人本身没文化的炒作外，在人们的日常语境中，“文化”并没有被滥用。若干歧解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文化”概念的这种表征性或价值性的特性缺少理解造成的。譬如，几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对媒体说他们“没文化”非常反感──各种回忆录都能一本本地出，怎能说“没文化”呢？其实，他们不理解，传煤对他们“没文化”的批评是就他们的学术修养不足或高层次文化素质欠缺而言的，其前提就是承认他们是代表国家水平的“文化”人。如果对一个农民或普通工人来说，他们的“文化”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今天一个农民或工人，只要是高中毕业，便可称为“有文化”了。由于对对象“文化”要求的起点不同，“有文化”的标准自然也就不同了。这种被赋予“价值”内涵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应怎样”的形容词词性了。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众多的人类学家定义“文化”时总要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了 ，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来说，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复制的核心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便也不难明白“文化”概念何以日益呈现“狭义化”的趋势了，因为这种“狭义化”正体现了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趋势。在人类文明发端的初期，人类文化没有分工，物质生产几乎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全部内容，当时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就是简陋的生产工具，于是有“石器文化”、“铁器文化”的概念。这显然是属于“广义文化”范畴。而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经过多次社会文化分工，最终，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之外，出现专门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部门和人员，“文化”便被用来指称这些部门或者是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与现象了。这便产生出“狭义文化”概念。这些狭义文化大多是具有文化再造功能的“文化”，是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文化”。因此，文化的这种“狭义化”趋势，不仅与文化的固有内涵不相违背，而且正体现了“文化”的创造性本质特征。只要把握住特定语境，我们便不难确定各种“文化”的特指内涵，完全不需要重新给文化规定本质，甚至将“广义文化”排斥出去。如果那样的话，文化的本质恰恰给掩盖了，我们真的要搞不清什么是“文化”了。转贴于
文化究竟应当怎样分类
文化的分类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专门研究。但由于黄先生文章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也就文化分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显然，文化是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的。但无论那一种分类，都应当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应当能揭示出文化的内在功能或性质差异，而不是对各类文化现象的机械罗列；同时，分类的结果应当能涵盖所有文化现象，而没有“例外”或“特殊”。这样的文化分类显然是困难的。譬如通常的文化三层分类法，即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划分办法，虽然比较科学，但依然不周延，因为它也没有包括体育和卫生。笔者认为，根据文化的不同性质，可以采取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以下分别略加阐释。
文化二分法。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两大类：专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尽管人类文化一般不能脱离社会存在，但像自然科学、工艺技能、生产技术、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及相应产品，通常并不直接关涉社会因素，不具有社会属性，因而仍能在社会系统中保持其纯文化属性。这部份文化，由于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文化本质，且又以相对专业化、专门化形式存在，故可称之为“专业文化”。与之相区别的则是在相应社会系统、社会关系中获得社会属性、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化现象、文化客体，包括获得社会属性、社会身份的文化人。因这类文化客体不再具有纯文化属性，且几乎存在于社会各个环节，故可称之为“社会文化”。既往的人类学，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实质上都是对“社会文化”的定义。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确具有一定的模式或稳定规范，具有自组织功能。但社会文化并不是文化的全部，像考古学所关注的便更多是专业文化，即“纯文化”。当然，对文化的这种划分决不能机械理解，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固有内涵去随机把握：“专业文化”行为或产品（如原子弹制造技术或科学技术专利），一旦变成社会政治行为或进入商品市场则自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立即获得了社会属性；“社会文化”行为或产品，一旦撇开其社会功能而着眼于其专门创造规律或专业技能（如战争规律或军事技能），则其“专业文化”属性立刻裸露出来，其社会属性相应消褪。
文化三分法。根据文化的体本 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符号文化。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须多说，这是人们熟悉的概念。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不能穷尽人类文化存在形态的全部，符号便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尽管符号的能指需要有物质载体，尽管符号的所指靠精神创造，但符号系统一旦诞生，却属于人类“第三世界”的文化。符号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具有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平等的地位。
文化四分法。根据文化的功能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器物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物质生产和产品上的文化，制度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结构规范中的文化，对此亦无须多论。这里重点谈一下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所谓信息文化是指人类自觉通过文化符号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文化。动物也接受信息，但动物的信息接受不是文化，只是一种本能行为，而人类对信息的接受体现了人类的意识自觉，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能动性，因此是一种文化行为。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自觉地整理制造复制传播信息，这种传播本身更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本质。所谓人本文化，是指人类直接维护增强或显现把握自身生命、生命本质或本质力量的文化现象 。它包括对人类自然生命把握和维护的生理心理学、医学和医疗卫生 ；包括增强和显示自身智慧、知识、技能和体质力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体育，包括对类本质把握观照的哲学、人文学科和宗教，其典型形态就是人类观照肯定自身本质的审美文化及艺术 。
需要说明的是，其上只是从理论上对文化的抽象分类，在现实的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中，往往是几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譬如在经济活动中，既有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的因素，也有人本文化、信息文化的因素。譬如宗教，其主要功能属性是神（人）本文化，但它也需要法器，需要制度，需要依赖信息传播。同时，不同的“文化”分类之间，也有着内在关联。譬如“符号文化”强调的是形态，“信息文化”强调的是功能，两者之间的差异正体现了不同分类根据的差异。限于篇幅，对此不一一分析了。
最后想再谈一下对“小文化”即“狭义文化”的看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说：“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这里的两类“小文化”，一类是观念性的，一类是部门性的，笔者认为它们皆已约定俗成，完全可以并“用”不悖，不必强行归纳。至于学界至今仍延用毛泽东把“小文化”放到社会结构中的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笔者倒认为不可取。因为这种“三分法”不仅是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科学结论上的倒退，而且还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这种“三分法”由于没有涵盖政治之外的其它社会关系，并且否认社会中存在着中性的自组织系统，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到政治上去，其严重弊端在文革中已经暴露的清清楚楚，并一直遗害至今。今后如果一定要采取这种简化分类法的话，我认为采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分法”较为科学，当然，这里的“社会”也只能是“小社会”。
文化类论文范文2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舞蹈与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舞蹈与人类学也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闻一多先生很早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阐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一著名的论断，从实质而言是闻一多先生在客观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舞蹈形态来解析、透视舞蹈的本质内涵。他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阐释“舞蹈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他在《说舞》中根据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进一步推论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应该说，闻一多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对我们认识舞蹈的文化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毫无疑问，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人类借助了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东西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任何形态的舞蹈，都是由它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舞蹈形态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和最困难的是认识这些形态背后的东西。几年前，我曾和日本的几位文化人类学者赴考察萨迦教派的喇嘛跳神。平心而论，如果仅从舞蹈形态上来欣赏萨迦跳神，它可能是一种低消耗的艺术审美，很难从形态上找出动律特征。举手投足极其缓慢，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了，一尊又一尊的佛神我行我素地表演法事仪轨，“局内”观众是那样地虔诚和顶礼膜拜，而“局外”人要从头到尾看完全部的跳神，还真需要耐性。然而，文化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神格与人格的关联，看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可印证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文化观念。也许萨迦人并不认为他们在跳舞或从事什么舞蹈活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明了生死之念的虚幻，体悟生时救度的征兆。在这里，跳神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舞情、舞律、构图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跳神，跳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舞蹈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显媒介和载体，它可能是最为民族化，最具地方色彩，最具有民俗意味，最受当地人认可的文化形态。另一层面是这种文化形态所包涵和体现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形态和文化是不可分隔的，这是因为文化因素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反过来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结论是：一定的文化意义是以一定的艺术元素为传播媒介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回答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它体现和负载了何种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等等。
二、采风与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有其独特的立场，它与舞蹈艺术家的角度有其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舞蹈艺术家注重艺术的、美学的意义，而文化人类学者注重其文化意义的探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却也有其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和搜集资料，然而艺术家到民间去采风其关注点往往是舞蹈本身。诸如表现形式、语言符号、象征意义以及风格、韵味、形态等，较少地研究和观察舞蹈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而文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概念范围相当广泛，他也探讨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艺术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舞蹈，而是整个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与舞蹈的相互交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描述和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文化中来观察理解，要求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集中精力分析这个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每一个部分(制度、观念、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等)都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存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的一些独立形态和表现方式之外，它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和社会心理机制中，它的文化包容量非常复杂而又博大精深，仅从舞蹈这个学科去研究可能会显得贫乏和单薄。因此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多学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田野调查能提供人类学家由内部去理解人们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所从事的特殊文化行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来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
笔者曾去过傩乡采风，从民间傩舞中发现了几个可舞性的舞蹈动机，作为素材发展成一个艺术舞蹈作品。为了记录整理民间舞蹈，由于方法不同，收获自然也就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进行一些思考，把这种思考转变成学术思维，就会发现它还是不够深入，多有遗漏，以至造成了对民间傩舞的评价不充分。这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些俚俗性的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的挖掘。这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认识野蛮与文明、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学术观上还没有摆脱旧的体系，习惯于将民间舞蹈纳入精华与糟粕的框架，简单地扬弃。主观上将俚俗性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而事实上俚俗性是民间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割裂了也就丧失了互相依存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看似俚俗的东西，往往是蕴涵着很高的文化含量，它直接关系到文化价值的呈现。比如，举行跳傩仪式时有很多俚语唱诗，以往总觉得“粗俗不堪”而不屑一顾，后来学会了用俚语访谈后，发现这些俚语唱诗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信仰民俗以及跳傩的功能、目的。这一现象在民间舞蹈中很有普遍性，像土家族的《毛古斯》、瑶族的《跳盘王》、纳西族的《东巴舞》、苗族的《芦笙舞》、彝族的《铜鼓舞》、壮族的《蚂@①舞》等，它们或多或少地带着不同程度的俚俗因素。如何正确认识民间舞蹈的俚俗性，需要我们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克服舞蹈研究中的片面性。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模式无高低之分，“文明”与“野蛮”，“精华”与“糟粕”都是相对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对待异文化所需要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2.对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缺乏学术上的关怀。长期以来，我们对舞蹈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对纯舞蹈本身的研究，比较关注舞蹈的精致、典雅、工整和纯艺术的审美咀嚼，而往往忽略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像傩舞仪式中的行傩、民俗宗教舞蹈中的形象以及秧歌中的队舞等。在传统的学术模式中，停下来跳才是舞蹈，而行进中的行为动作则不在舞蹈之列。但是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古代置佛陀偶像于车舆曳之而行的佛教形象和中国帝王出行仪仗的壮观场面。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发现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的文化属性非常具体和真实，它是观念的外化，人们借以这种行为动作达成美好的愿望，来表达一种心理情结。民间也许并不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行为动作，他们注重的是信仰的作用，在这些行为动作后面蕴藏着一种感性的文化氛围。从传统的舞蹈观来审视，它也许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舞蹈，不规范，太生活化，但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联系他们生活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纽带。
理清了学术思路，视野自然也就开阔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在细微之处解构了舞蹈研究的某些传统理论和固有范式。由此可见，研究视点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舞蹈资源大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代表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民间舞蹈。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资源是因为它几乎囊括和保留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类型。而这些被涉及的内容，需要我们从多种学科角度来加以发掘，作出理论阐发。这方面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势必要受到冲击。所谓全球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它已经开始介入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形成一种国际间不同文化的融合。现在一些西方的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绝迹的文化类型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力图作出学术上的概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上广泛地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研究为整体的全面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在学术层面建立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用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来阐发中国文化舞蹈资源，让它走向世界，在国际大格局中增添中华文化的份额。
文化类论文范文3
关键词:类型化表演 武士道 歌舞伎 能剧 传统思想 现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2]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文化类论文范文4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 化学类 质量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8（b）-0235-01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培养科研、设计能力的主要方式，也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知识创新的主要途径[1]。以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发现毕业论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毕业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和改善。该文从本科化学类毕业论文的现状及原因出发，提出了提高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和方法。
1 本科化学类毕业论文的现状及原因
1.1 时间安排的不合理
本科毕业论文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基本在大学的第8学期，而这学期正是学生正在忙于硕士考试面试，找工作，考编等，学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认真做毕业论文。
1.2 学生的重视程度欠缺
学生对本科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多数学生认为只要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毕业论文可有可无。甚至有及个别学生到网上搜索或抄袭他人的论文。
1.3 老师精力不足
个别老师责任心不够强，认为本科生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认真指导，只要通过就可以了。很多老师每人指导8～10个甚至跟多学生，由于学校别的教学任务很多，老师的精力有限，毕业冷文中老师指导跟不上步伐，无法对所有学生进行较为详尽的指导。
1.4 学校的资金配套跟不上
学校的配套资金不够充分，导致有些科研实验不能顺利进行，无法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有学生合成出一个晶体，需要核磁共振，透射电镜等都达不到，只有XRD，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这显然对分析所合成晶体的结构是严重不足的，而老师的基金数额有限，无能力购买此类仪器。
1.5 安排毕业论文任务不够具体
安排毕业论文比较笼统，只说时间节点而没有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监督毕业论文的各个阶段。虽然学院很重视文章的重复率，但文章的具体内容以及创新性重视不够。
2 提高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对策
针对以上常见问题情况，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方面有针对性的提高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具体对策如下：
2.1 合理调整毕业论文的时间
本科毕业论文的时间可以适当提前，这可以根据教师的自愿或学生的意愿进行。根据我对大学四年级做的问卷调查发现，65%的学生希望在考研和找工作之前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工作可以提到第6学期末或第7学期初进行，那时学生还没开始准备考研和找工作，学生精力比较相对充足。今年的毕业论文我将4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提到了第6学期将近结束的时候进行，有的学生暑假在学校开始着手做毕业论文，效果很好。
2.2 毕业论文选题要合理，试剂药品的申报时间要提前
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要采取学生给题，学生自选课题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自选课题，指导教师负责给学生的选题把关。教师给题可以适当向指导教师自己的科研课题靠拢。选题结束后，就可以调研文献，选择要用的试剂药品，进行试剂药品申报工作了。因为从试剂药品申报，审批，招标到试剂药品到位大约需要4个月的时间，所以学院要督促指导教师提前组织学生选题并进行试剂药品的申报工作。
2.3 积极引导学生从思想上重视毕业论文
引导学生重视本科毕业论文，让学生明白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本科中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对以后的研究生学业甚至以后的教学都是很有帮助的。一部分学生可能到中学任教，任教过程中有职称评定工作，目前评定职称要求有相应的论文。但是中学实验条件非常有限，所以完全可以在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完成一些科研工作，这样实现了毕业论文和以后要求论文的双赢。今年有2个学生从开始选题到实验过程以及初稿，终稿的准备中都是非常卖力的，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颖的与食品分析化学有关的题目，毕业前已经被期刊接收并发表，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后被学院评为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了。这样既让学生感觉到了成就感也比较成功的完成了毕业论文。
2.4 增强老师的责任心
增强老师的责任心，相信学生的能力，可以让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试着在老师指导下申请学生科研立项，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项目中，锻炼科研习惯，培养科研能力。每个老师都是从学生来的，只主要充分的锻炼，学生也会是实验操作以及数据处理的好手。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完成学生科研立项的申请以及结题工作，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对学生未来的研究生学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5 学院要有适当比率的资金配套
学院要重视毕业论文，给予适当比例的资金支持，毕竟化学专业需要的药品和仪器还是比较多的。适当配套较精密的仪器是顺利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以合成某有机物为例，合成需要的药品及实际能比较容易的购买到，但是合成出后产品的表征是需要一些精密仪器的，只合成不表征的有机合成石无意义的，因为没有这些仪器的帮助确定合成的物质是目标物质，其他的性质都是空话。另外学院要着眼于毕业论文的全过程，加强过程监督，最开始有论文开题答辩，有中期检查，最后有又正规的毕业论文答辩，通过答辩不合格的可以让学生重新修改以及添加数据进行二次答辩。督促指导教师和学生按照套路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
3 结语
毕业论文是学生大学四年本科学体能力的体现。对化学院的学生来讲，毕业论文不仅是所学知识的体现也是实验动手能力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体现。不仅学校要重视，知道老师和学生更要重视，指导老师需要按照学校的要求具体的引导学生重视毕业论文，真正锻炼自己的能力。老师要提前着手锻炼学生指导学生相关仪器的用法，指导学生学会处理相关实验数据。学校建立相关的考核机制，督促学生积极完成毕业论文。只有学校、老师、学生配合好，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才能有好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程华东.关于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一点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33（3）：77-79.
文化类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文化；人类体质；影响
一、引言
人类体质是受遗传生物性影响的，而且这种遗传影响是终极性影响。如：黑人生黑孩子，白人生白孩子等。达尔文认为，生物最初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生物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低级演化为高级，从简单演化为复杂，从种类少演化为种类多。按照现代遗传学的理论，人类体质的形成也主要受突变、基因重组、迁徒和选择因素的影响。但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生存，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特殊动物。就其生物性来说，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物质需要来自身繁衍，种族延续，其后天体质往往随自然条件不同而异，如人住在纬度越高的地方，肤色越浅，生活在日光较强，日照时间长的低纬度地区的人肤色较深，可以保护皮肤深部的组织，器官免受过量的紫外线的损害。就其社会性来说，人的生存只能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生存于不同环境的人们共同体，创造出了自己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自然中的创造，是对自然环境的社会适应，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的体现。[1] 人类只能按社会的要求去生活，长期稳态地接受社会规范，受社会文化的模塑。人类在社会文化的模塑下，往往会给个人后天体质加以人为的影响和改变。这种改变在人类的婚姻、饮食、体育、审美等文化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二、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
（一）婚姻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
婚姻作为民族文化的一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在为青年男女的赋于社会意义，确定其社会归属和社会地位并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2]民族文化对个人的婚姻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个人体质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动物界配偶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如：雄叶猴为了争夺配偶而互相撕杀，甚至杀死弱方或者对方的猴崽，而留下自己的子女，所以强壮的后代被保留下来了，一代地繁衍。而人类是按照社会需要、婚姻制度和习俗选择配偶结婚。特别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选择配偶时却不得不受社会制度、等级观念、经济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人类后天体质的改变。在旧时代，苗族的“姑表亲”，侗族的“姑舅表亲”，珞巴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等民族流行的“姨表婚”等近亲相互通婚，导致容易生出遗传性病残儿，对后代的体质会造成危害。藏族、彝族和景颇族等民族的婚姻讲究贫富相当，门当户对，通常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阶级内婚或等级内婚等，从而导致大量痴呆子女仍然被养活。
在古百越民族的婚姻文化中都普遍流行凿齿的习俗，对人类后天体质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一事实在古代典籍中的记载颇多，《云南志略》：“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清代《黔书》：“女子将嫁必折二齿， 恐妨害其夫家也。”《溪蛮丛笑》：“仡佬子女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上一齿。”[3]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贵州（今广西贵港）“有俚人，皆为乌浒，……女既嫁，便缺去前齿”。[4]可见，这一习俗在百越族系各民族中的姓别不一样，有的民族凿去男子的牙齿，有的民族凿去女子的牙齿。同时其表示的意义也不一样，有的民族凿齿表示氏族成员已经获得了婚姻资格，有的则是怕妨碍夫家而在出嫁前凿齿。而且延续时间长短不一样，流行的时间最长为的贵州省普定县仡佬族，他们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还仍然流行凿齿作为青年男女成婚的标志。
割礼最早起源于犹太教，是履行与上帝之立约、确定犹太人身份、进入婚姻许可范围的一种标志。现在，割礼早已不局限于犹太人，也不限于男子，而是盛行于世界50多个国家的少男少女之中，受过割礼的女子已有1.3亿人之多，现在平均每天还有约6000名女孩经受刀割之苦。其中最为突出的非洲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范围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等30多个国家，约有80%的男女实行过这种手术。其中女子的割礼十分普遍，最为惨无人道。在当地民族的婚姻文化建构中凡未行割礼的女人，不论她有多大年龄，都一概被视为“孩子”，不能参加成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不能过夫妻生活。[5]因此女子必须部分或全部割除和小，甚至将阴道口部分缝合，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摧残。
（二）饮食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
生活在不同生境的民族，为了自身的繁衍，通过不同的生计方式向自然环境索取生存物质维系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如北方草原牧民养成了吃肉的习惯，他的消化系统较为适应消化肉类食品，对蔬菜反而不易于消化；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族养成了吃甜食的习惯，他们的消化系统适应了糖类的消化，而对酸辣食物消化吸收不适应；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民族习惯了吃酸辣食物，他们的消化系统适应了消化酸辣食物，而对甜食不易消化；我国西南的侗族和苗族等民族由于所处的生境，喜种糯稻吃糯食，他们的消化系统适应能力了对糯食的消化，而别的地区的民族却对糯食的消化不太好。虽然这些民族的饮食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其体质也适应了相应的饮食文化和习惯，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对人类体质产生影响也是很大。
（三）体育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
众所都知，适量的体育运动不但对人类健康会大有好处，也会提高生活质量。然而，随着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兴起，在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中，不合理的运动锻炼会给运动员的体质带来种种后遗症。为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家和民族争光，举重运动员为了增加力量，大量地过多吃有营养的食物，从而造成自己的消化系统的伤害。一些保健医生发现，不少女运动员趋于男性化，长出胡须甚至胸毛。究其根底在于过度进行举重锻炼等力量性练习项目，导致了雌性荷尔蒙大量丧失。常去健身馆做器械操的女性，尤其是举重等负重运动，会对骨盆产生巨大压力，造成会肌肉松弛和脆弱，严重者会引起子宫下垂或脱出、大小便失禁等健身后遗症。相扑运动员为了增加体重和力量，每天暴饮暴食，导致过度肥胖，经常因腿部不堪重负而负伤，大多患有心脏病、脑血栓、肝功能衰退等疾病，因而相扑运动员的生命短暂。体操队员进行大量的体形训练，造成了上身宽，下身窄的三角形体形。高强度的健美操运动员经常在较大音量的音乐中练习，可能损害内耳功能，引起眩晕、耳鸣、耳内胀痛以及对高频率声音的听力丧失等恶果。排球运动员经常用手进行大量的打击排球的训练，造成了他们的手比常人大。有的运动员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进行魔鬼般的训练，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有人甚至吃兴奋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有的人虽然成功了，给国家、民族带来了荣誉，也给自己带来了利益，但可能给自己的身体留下伤痕累累，有的运动员到期给自己体质带来终身的影响。
（四）审美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
审美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世界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才能被证明是合法的，因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8]审美作为和种文化，它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美的标准和对美的追求。然而在审美文化的建构，故意改变人的体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体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具有残忍性和非人道性。最典型的表现应该说是缠足。中国五代后期，女子的形体美崇尚轻柔娇弱，父母在女儿小时就用布把她们的足紧紧地缠起来，使她们的足部不能正常发育，造成畸形。到元、明时代，女子缠足风行天下，北方更甚，几乎是女不缠足，不足为美，严重影响了女子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妇女体质终身的伤害。中世纪西欧民族的女性以婀娜的蜂腰为美，为此女性常常以绫帕束腰，把勒带从之下紧紧勒到胃部，束腰改变了女性的肋骨骨骼，有时因束腰过紧而致死人命。台湾高山族的中曹、鲁凯、卑南等地的男性以胸部和腿部肌肉发达为美，因而从少年起到五六十岁，都要以厚片束腰腹，有的以藤皮编成束腹带，以促使胸、腿部肌肉发达，同样可能对身体造成诸多伤害。现代社会的女子为了追求时尚和美丽，以不再束腰，有些人使用化妆品、做美容手术、节食或吃化学药品等去达到目的，但带来的体质上的伤害，甚至是失败而失去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流行全球的穿高跟鞋也会造成女性脚骨的变形；一些经常喜欢穿紧身衣服年青人，会造成其身体体形的明显变化。
在民族文化中对人类体质影响的习俗常见的有绞面、拔胡须和体毛、纹身、纹面、缺齿、穿耳、穿鼻等。《后汉书·南蛮》就记载：“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我国的傣族、布朗族、基诺族、黎族、独龙族和佤族中至今延续有纹身的习俗。台湾高山族也有部分人保留有缺齿、拔体毛、文身、纹面、在手腕烧伤结疤的习俗。[9]这样的审美文化，有的虽然对人类体质的危害作用并不大，但改变后天体质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10]
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主要表现在有些药品和食物添加剂可能有致癌、致突变和致畸形的潜在危险。还有拥挤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有害的作用。居住空间太小，人体分泌的肾上腺激素会增加，使人脾气暴躁，容易发怒。现代人为了追求房屋建筑艺术美而使用各种化学材料进行装修，而导致个人体质的伤害。工厂和城市噪音会损害人的听觉器官，长期生活在喧闹地区的人的听力会比生活在清静地区的人的听力会差一些。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职业的竞争使人们忙碌起来，也使很多人形成了职业病，对个人体质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如汽车司机因长年坐在架驶室内，而造成身体骨胳的变形。随着电视网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一些青少年人经常沉迷于电视网络中，眼睛近视的人越来越多。
三、结语
在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种的各种体质是受到诸多种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人类既具有生物特征，又具有文化特征，这两种特征是不能分开的。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各自又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所确定。这些不同的因素互相作用，每一种因素都会改变人类的体质。因此，研究人类体质必须从整体出发，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因素在人种分化的初级阶段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但人与动物不同，人类不是直接地与自然环境发生作用，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与之相联系。在人类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人类文化也不断地发展和变迁，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也会让人意想不到。虽然这样的影响具有后天性，容易区别，而且其影响也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文化对人类的体质会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是一种致命的影响。为了防患于未然，希望更多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学者能够多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使人类拥有健康的体质。
参考文献：
[1]余达忠，自然与文化原生态：生态人类学视角的考察[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罗康智，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侗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变迁[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1）。
[3]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J]，考古，1981（l）。
[4]彭书琳，岭南古代居民拔牙习俗的考古发现[J]，南方考古，2009（3）。
[5]（坦桑）J·姆维雷凯，女子割礼的影响[J]，民族译从，1989（6）。
[6]石奕龙，文化人类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7]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8]粟世来，田泥，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文化类论文范文6
关键词：唯物史观;婚育伦理文化;演变规律;生产方式;物质根源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84-02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次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从“现实的人”出发来洞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生活一开始就面临两种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2伴随着人类繁衍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婚育伦理观念。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婚育伦理作为人类伦理观念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嬗变同样需要到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92
一、史前社会人类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婚育伦理文化的形成
史前社会人类劳动工具简陋，生产经验缺乏，主要依赖狩猎、采摘为生，生存环境十分险恶，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加之医学知识的缺乏，人的平均寿命很短。有学者推算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19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原始人类无法单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围捕野兽，在险恶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在这种生存境况下，保持种群的人口兴旺成为关乎氏族家庭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人口繁衍得越多，他们才越有力量获得食物，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种群灭亡的威胁。因此，史前社会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了最初的婚育观念，这就是对人口繁衍的强烈渴望，祈求男女拥有更强的生殖能力。史前时期文字尚未发明，观念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人类最初的婚育伦理观念只能以习俗、岩画、宗教等原始方式表现出来。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过的生殖崇拜，正是史前社会婚育伦理的原始形态。生殖崇拜不仅是原始社会现实生产条件、生存环境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反映。人类在经历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之后（典型地表现为图腾崇拜），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将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认识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产生了对种群繁衍的崇敬感和对生殖现象的神秘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殖崇拜。比如古代许多民族都有生殖之神，在古希腊和罗马是男性普里阿帕斯，中国古代的生殖之神则多为女性，如送子观音、送子娘娘等。现在国内外已经发现许多最古老的艺术――原始岩画中，都可以看到对男人或雄性动物生殖器的夸张表现与赞赏，它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人类旺盛的繁殖能力的赞美和渴望，对家族、部落人口兴旺的虔诚祈求和迫切愿望。
二、中世纪婚育伦理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
中世纪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是以人力、畜力、手工工具等为基本生产手段，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和生活单位。首先，由于小农经济生产能力低下，只能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一代代维持简单再生产，抵抗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手工工具的劳动效率决定了每个劳动力能够提供的剩余劳动非常有限，所以家庭的人口越兴旺，劳动力越充足，生活财富的创造就越有保证。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体制下，子女越多老人的赡养也才越有保障。其次，中世纪人类健康知识与医疗技术较原始人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医疗条件依然很差，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还很低，子女的死亡率较高。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子女越多，家族香火的传承就越有保障。再次，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家族势力越大，就越有利于维护个体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人口兴旺是家族势力的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封建社会婚育观念必然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道德准则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被认为是每一个家庭成员至高无上的责任，集中反映出这一婚育伦理文化特点。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观念是中世纪婚育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同样是农业文明这一社会物质基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演进历史规律。婚姻家庭的原始形态是建立在氏族制度之上的血缘家庭，血缘家庭中人类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群婚阶段必然形成母权制社会，这是因为在群婚状态下只能确定子女与母亲的关系而无法确认父亲。“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1]38随着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农业、畜牧业产生，稳定的剩余财产开始出现，男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男子父权意识的觉醒。“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1]50而原始社会晚期随着从氏族大家庭中独立出来的对偶制小家庭，最终推动父权制战胜母权制，推动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诞生。这一家庭制度的重大转变的直接动力，就是男子要求保证自己创造的剩余财产遗传给亲生子女。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妻子确定下来，实行一夫一妻制。“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1]53在整个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社会自然分工把妇女限制在家务劳动的狭小范围内，家庭财富创造的主体始终是男子，家庭男孩子越多，劳动力就越充足，家庭农业劳动收入以及赡养老人就越有保证。而围着孩子与锅台转的妇女始终扮演着被男子“养活”的角色，被视为生儿育女的机器。正是男女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婚育伦理文化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观念的合理性。
三、工业文明时代婚育观念的转变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近代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的技术革命，延续千年的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这种生产方式的剧变必然引起家庭关系与婚育文化的相应革命。工业技术革命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养家糊口与创造家庭物质财富的劳动不再是男人的专利。新的工业经济生产方式催生了适合妇女的大量工作岗位，同时也创造了对妇女劳动力的极大需求。正是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代工业使妇女得以摆脱数千年家务劳作的束缚，从以往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走出家门，开始拥有了与男子一样的职业。她们不再是“家庭妇女”而是以“职业女性”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一旦妇女与男人一样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子，具备了摆脱男子支配的经济实力时，妇女人格与思想便获得了独立的物质基础，她们便会毅然决然地把千百年来歧视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道德伦常彻底摒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生男生女都一样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全新婚育伦理文化。
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社会化大生产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日益扩大与频繁，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些变化从多方面影响着家庭和婚育伦理文化的变迁。首先，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呈相对缩减趋势，失业――劳动力过剩成为工业革命后新的社会问题。这一变化直接动摇了千百年来多子多福的传统婚育观念。其次，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健康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孩子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传宗接代不必要一大群子女做保障。再次，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引起人类养老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而生活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也使得子女赡养老人越来越难，千百年来养儿防老的观念被动摇了。最后，与中世纪传统家庭恰恰相反，现代家庭财富的创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再依赖劳动力数量，相反，家庭人口增加，抚养子女成本不断提高，抚育更多子女消耗大量精力时间，反而影响家庭财富创造与积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多子不再多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下，传统的婚育伦理价值观随之被颠覆，传宗接代的宗法义务婚育观，被个人本位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婚育观取代。当人们的养老不再依靠子女时，“单身贵族”“丁克家庭”（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即夫妻双方有收入但却不要孩子）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是明媒正娶的婚姻伦理与传统的观念被动摇了，婚外同居、排斥生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潮流[3]。
四、结束语
人类自然生育状况是落后生产方式的产物。现代医学与科学技术把人类带进了调控自身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阶段。中国特定的人口大国现实决定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不同社会基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中的接受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农民对一胎化和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很难接受，这是因为我国农村依然落后的生产力与小农生产方式制约着农民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22只有当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男女承担并无差异的时候，当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起来的时候，农民的封建婚育伦理观念残余才会被彻底荡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国人的婚育观念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养老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人们不再依靠子女养老以后，传统的孝道观念必然受到挑战，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将越来越稀罕，社会养老方式将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单身贵族”“丁克家庭”“非婚生子女”现象的出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等先进科学技术，正在把人类带进选择生育的新阶段。生命生产前所未有的具有了可控制性。试管婴儿、人造子宫、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在对传统的生育模式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将带给人类崭新的婚育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