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①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华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哲理书。内容上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辩证观点，是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皆有重要影响的巨著。形式上《道德经》被尊为“哲理诗”是典型的语录体韵文，语言优美、精练、富于韵律；结构对称整齐，多排比对偶之句；修辞凝练，音节铿锵，寓意深远，文采斐然。由此可见，《道德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更是先秦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华文美篇，具有相当高的诗学研究和诗学审美价值。如何在《道德经》译介过程中恰如其分地传递其诗学魅力，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的彰显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探索。笔者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以《道德经》英译为研究对象，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新视阈下，从词汇、句法和风格三维度入手，对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循环交替的适应与选择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从中观察和探讨《道德经》英译过程中的诗学审美追求的彰显，以此深化我们对古籍英译的理解。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与《道德经》英译的诗学特征 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在其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述了其译论主张。胡教授所首倡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托，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思想和原理为指导，把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他看来，“适应”与“选择”，是译者的本能，是翻译过程的实质。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1]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2] 早在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道德经》就开始了它的译介行旅。据统计，截至目前，《道德经》已被译成28种文字，有1100多个版本，其中英译本182种。[3]《道德经》底本及注本不胜枚举，内容玄妙难懂，思想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迥异，语言差异甚大，故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和个体参悟的机会，以至于每位译者都会觉得自己己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种认为己经把握住其内在哲理之思的想法一旦外化为文字表达，便立刻失去了它丰富的内涵，也就是说失去了它的恒常性，《道德经》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它就像一颗哲学著作里的“白矮星”②，形体虽小，却不断放出思想的白矮星光。纵览古今，虽然《道德经》译介活动如此之繁荣兴盛，然而《道德经》内在的诗学特征和在翻译过程所蕴含的诗学审美价值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诗学代表着人类艺术审美追求的最高价值。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认为，人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人类的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文学和艺术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作诗，作为让栖息，乃是一种筑造。”③《道德经》全书仅五千余字，“既不像孔子的语录体保有大量对话的痕迹，也不像墨子等人追求论点论据，而是别开生面地采用了整散相见、音调调和、富有节奏感的形式精美的哲理诗体，透出浓浓的《诗经》韵味。”[4]作为一种诗意的陈述和理性的表达，《道德经》诗学魅力精妙动人不容忽视。鉴于此，如何在译文中有效地传达原文中灵动的诗意美感，成为了《道德经》翻译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词汇层面的适应与选择 从词汇方面来看，《道德经》中核心词的意义拥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如最不可言说而又非说不可的“道”。这种一词数义的开放性诗学特征与《道德经》原文所传达的深玄哲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分属于不同时空的翻译生态环境，由此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多层次适应与选择之后，原文中的诗学美感在译文中的再现效果也相应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趋势。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 亚瑟•韦利译文:The W 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W ay;[5] 林语堂译文:TheTaothatbetold of,/IsnottheAbsoluteTao;[6] 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第一个“道”是名词。在韦利的版本中译者选择了用“way”来表达；在林语堂的版本中译者则选择了用音译法“Tao”。看似简单的选择，实际体现出两位译者在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字典中“道”虽然有“道路”之意，但韦氏之所以最终选定《圣经》中的核心词汇“way”，主要归因于其本身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林氏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对“道”一词的整体审美把握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Tao”的音译固然难以时让西方读者一眼就明白“道”蕴涵的所有义理。但这种译法具备个优点，就是不会随意将原文的意义丢失，关于“道”的含义读者可以根据全文自己体会，所以笔者认为这种译法是优于韦氏的译法，更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诗学美感。第二个“道”，作动词，两位译者都选择了相似的美学策略，尽量贴近原意“言说、描述”之意，将其译为“betoldof”，较好地传递了原文词汇的动态美感。 三、句法层面的适应与选择 从在句法方面来看，《道德经》行文句短意长，对句非常丰富，极富语言美和音韵美。汉语重意合，意义的内在联系是语句凝练，古代汉语更是如此。古代汉语寓意丰富搭配灵活，翻译成英语往往表达会变得更为冗长，虽然句式没有变化但如果表达变得繁复，对原文诗学效果的再生必将带来一定影响。#p#分页标题#e# “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梅维恒译文：：Disasteris thatwhereon good fortune depends,Good fortuneisthatwherein disasterlurks. 汪榕培译文：Good fortune contains bad fortune;Bad fortune concealsgood fortune.[7] 汪氏深谙中英句法差异，顺应英文表意特点，选择将原文中的字“祸”、“福”，分别通过词组“Badfortune”、“Goodfortune”来表达，对原文结构进行了改变，调整了原文中主语的位置，译文上下两句词数与原文字数一致，保持了原文句式的简练。梅译采取一半直译、一半意译。虽然译文在字数上超过原文，但宾语从句的运用使得其整体效果很好地反映出了原文的形式与笔调，不过在节奏气势上稍逊于汪译。 四、风格层面的适应与选择 风格是一部作品整体的风貌与气质。德国心理学家考夫卡就说:“艺术品是作为一种结构感染人们的。这意味着它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的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412因此要形成一种“整体型”式的诗学审美效果，必须注意部分的艺术处理要与整体的艺术魅力保持一致。否则，整个作品的艺术张力或者艺术表现力就会被削弱，诗学价值也就无从谈起。《道德经》在诗学风格表现方面，集中了排比、比喻、顶针、回环等多种修辞手法，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的修辞都能在《道德经》中寻到足迹。[8]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 梅维恒译文:Sincere words are not beautiful,Beautiful words are not sincere. 汪榕培译文:Truthfulwords m ay notbe beautiful;Beautifulwords m ay not betruthful.[9] 中国旧有“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之说。朱光潜在《诗论》当中也提出“诗歌是有韵律的纯文学”，“诗歌的情趣是缠绵不尽，往而复返的，诗的音律也是如此。”此句原文是典型的回文形式，采用了顶针的修辞，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韵律感强。梅氏译文工整且用词浅显，虽然都没再现出原文的回文形式，但沿用原文主语的偏正结构，流畅地表达原文文意，并保持了原文的精炼气势。然而，汪氏系中国译家，在适应语境与选择翻译策略时更注意原文的诗意再现，其译文中“truthful”和“beautiful”两词押韵，颇具音美。 总之，在《道德经》译介的过程中，不同译者往往采用不同的诗学策略。这不仅与《道德经》本身的诗学特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更与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译者所处的诗学环境不同，采取的诗学态度不同，这都对他们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本文的译例分析可以看出，为了更贴切自然地传达《道德经》的诗意美感，译者在适应选择的循环过程中有必要慎重考虑其诗学策略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