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传统文化范文1
论文摘要:人的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文化而言，它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理性地廓清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具体地分析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积极寻求二者的结合点，为社会整体现代化提供精神源泉与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的被动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逐渐觉悟，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的过程。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变革者，文化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与动力。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人的相应转变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群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话语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本质上则是个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现代化的迅速展开、公共生活的发达，呼唤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然而，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仅仅是旧制度温顺的“臣民”。所以，作为现代性成长土壤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十分缓慢。
道德与传统文化范文2
关键词 传统道德文化 形神统一 古今通理 现代价值 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4—0013—08
一、提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背景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大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一次反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反思的对象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反思突出了文化批判，矛头所向直指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这一次文化反思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在经济、政治上以弱者受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因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反思。所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和所否定的儒家文化，其性质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就是说，当时所批判的儒学主要是作为帝制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这是历史之必然。确实，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的生命是终结（不是死亡）了。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知识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西方式的新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立和实行，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读经，除了在乡村私塾仍有保留，在城市的学校中就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也几乎绝迹，而以承袭和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阶层的解体，则意味着丧失了传承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不等于儒学文化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儒家文化及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终结和消解。但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是民族解放，因此，尽管提出了要总结传统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的课题，然而显然不可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新儒家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对儒学的现代转型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学术观点和理论，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脱离革命的实践而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也缺乏实践的说服力。就是说，继承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实现。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对象还是儒家文化，但其背景与第一次反思不同，因而反思的特点和结果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遭到了“”的全面浩劫，接着又遇到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否定了“”，否定了“评法批儒”，这就使得“反思”摆脱了“左”的“政治”框架，从而有可能给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命运以理性的考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在获得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它适应了社会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需要。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对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重走西方的老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凸显出来，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学热、“汉服热”、祭孔活动、孔子学院、“读经运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似乎是回归传统的现象就是一种明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而儒家文化要应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关键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同志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他还明确提出，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优良的传统道德相承接。这都十分明确地反映并肯定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第二次文化反思的成果和特点。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人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作为一种人格符号，意味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文化心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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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教育
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引进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那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意识”的陶冶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初义是爱，后来历代儒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天地一体广泛的概念，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而把“仁”赋予广泛意义的是孔子，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仁”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人道也”；“恻隐之心仁也。”他们把“仁”同有生以来的同情心联系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约束人们不做于人不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关系决无不和谐之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通常只是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即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去理解他人。他们往往是“己所不欲”，都乐于“施人”。人性的功利观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自己不愿意的事，别人自然也不乐意，儒家所倡导的“推而及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就很难有理解，缺少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和谐紧张状态。与“仁”密切相连的就是“爱”，亦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通俗地说就是“善良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内涵非常广泛，但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善良”的品质，一切崇高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善良之上，离开善良这个基础的道德修养，那只是舍本求末的空中楼阁。故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让学生理解古代儒家所提倡“仁爱”的本质精神，应该充分认识到“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与力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能克制个人私欲，以己之心推而及人，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倡导的。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仁”包含的是封建思想的本质，但它的具体实施途径与方法，于今已高，应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中和理念”的境界
关于“中和”的哲学基础、产生原因及其理论内涵，这里不作阐述。我们只是认识到 “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天地人和”。这里包含的两个层面，一是整个自然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人间万事，都是同一运动规律，同一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的最佳形式就是“中和”。
“中和”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遵奉“中庸”的人生观，它是儒家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何谓中庸?简言之，“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即周也、常也、普通也。上古《尚书・虞书皋陶谟》列举的诸如“宽而栗，柔而立”等九德，《左传・季礼观乐(襄公二十九年)》戴季礼对鲁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的赞美，无不是以“中庸”为衡尺。古人认为，过与不及，均非正道，只有持中尚中，方为至美。过去，我们所对“中庸”之道一直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诚然，“中庸”之道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尤其宋学泛滥，至使“中庸”理论庸俗化，但要看到“中庸”自有其科学内核，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要全面看问题，就是反对偏执一端，主张斟酌两端而取其中，“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这是谁都了解的哲学真理，而“中庸”正是具有这样合理的内涵。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更需要有“尚中”的理念，而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就是“持中”之道。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无不使我们感到抛弃“执中”之道所带来的损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冒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经济上、伦理上迫乎崩溃。今天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完全应该让他们了解传统的“中庸”思想，抛弃其落后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古为今用，克服年青人偏执的缺点，学会全面看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切勿偏执一端，力求左右兼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尚中”的思想，处事都秉承“持中”之道，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和谐愉悦的氛围之中。有了这一种风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指日可待的。
三、“民本思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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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思想道德教育；辩证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多在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人生追求等方面缺失的现象，人们开始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前不久教育部制定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就是很好的例证，纲要中指出了当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均要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拟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社会历史的长期发展中，能够促进中华民族进步，被社会和广大民众认可、接受，影响至今并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沧桑却始终传承不绝，原因在于它有很多精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爱国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涌现出无数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总是与“忧国忧民”联系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每个成员的责任，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二是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并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出了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的意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执着精神使整个民族拥有坚定的信念，无论在任何时期，中华民族都在不懈奋斗，这种奋斗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三是注重和谐思想。“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利的天时不如有利的地利，但人和却在两者之上而决定事情的成败。“和为贵，忍为上”的观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关于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原则，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的就是社会的和谐，而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四是注重道德修养，恪守道德节操。中华传统文化从崇尚伦理道德出发，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实行以德治国；而在个人修养方面则要求加强修养，要学会“慎独”，完善自身人格，最终才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理想境界。《大学》中还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的名句。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两大方面，将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机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内容有：一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核心。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对于个体而言，是健康成长、成就事业、开创未来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1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了全国青年应具有的理想信念。即“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二是科学的“三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内容。正确的世界观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作为正确世界观的一部分或一个方向的人生观，则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它指导并决定着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面貌；从属于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价值观，则对人们的道德价值行为的取向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人们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是“三个主义”教育。“三个主义”教育就是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贯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弘扬、培育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全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素有“国而忘家”、“社稷为本”等集体主义精神传统，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更加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集体主义教育，要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为了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以及西方社会和平演变的战略，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紧密相连，而具有我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于：
1、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
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三个主义”教育、科学的“三观”教育等，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同样蕴涵着这些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无数忧国忧民、为国忘家的仁人志士们的英勇事迹，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们缺乏传统文化所追求的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崇高人生境界，缺乏厚德载物、宽容大度的包容精神，缺乏淡泊明志、清风亮节的高尚道德品质，我们要通过这些丰富的道德内容，潜移默化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关于道德修养它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对自己的事业有所追求，要有远大的理想，强调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要有建立大同世界的坚定理想，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求人人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内容是一致的；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等方面也有着积极、丰富的内容，面对当前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压力，传统思想中的乐以忘忧、乐观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困难，要做到勤奋刻苦、积极乐观向上。
2、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
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些有效方法，包括：示范教育法，要求教育者自身应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要言传身教，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好受教育者；情感教育法，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使受教育主体与教育者之间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动之以情，才能晓之以理；内在自省法，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个人德性，强调个人的内在自省的过程，思想道德教育要取得理想的效果，需要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通过自我学习、自我修养、自我反思等方式，主动接受先进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规范，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因材施教法，在现实中，人与人在能力、情感、性格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教育也必须根据人的不同的特点而因材施教，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陶冶教育法，环境是思想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环境教育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3、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必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往往要给与现代的诠释。”因此，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正视文化多元化的现实，需要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加以创造性地改造，要以现代生活和文化为基点，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构建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而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道德教育也自然不是对已有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是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结合当今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创造出了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些发展和创新所带来的新东西在实际中有很多，如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的“三爱”教育等等。一言以概之，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会给优秀传统文化以生机和活力，只要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发展和创新，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永远就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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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范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热潮中的一个焦点。对“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不同的见解。在这里，主要采用仪平策先生的界定。“审美文化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关系的一切历史文化成果的凝结和显现，是介于人类感性的、物质的文化活动和理性的、精神的文化活动之间的所有审美化活动、审美化事象的总和。”“它超越了现实文化明确的社会性秩序和外在功利目的，而以内在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享受为特征，以生命的诗意和身心的自由为境界。”[2]
综合以上概念，在此主要从传统审美文化视域对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做一考量。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应从传统审美文化中汲取营养，传统是根基、是关键、是内在之体、是核心之内核。
一 传统审美文化在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1 传统审美文化是高职教师生命价值观形成的源头
价值观建设是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基石，传统审美文化是高职教师生命价值观形成的源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儒家和道家的观点颇有差异。儒家是倡导积极入世的现实哲学，认为“天道贵生”，《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 基于贵生精神，儒家反对任何轻类生命的行为。如《孝经》就明确反对自杀轻生的作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儒家又强调生命的伦理向度，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秩序，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并极力褒扬之。所以才有了“舍生取义”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淡化生命的个体性而强调生命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的。
道家不然，道家非常注重个体生命，主张“养生”，《庄子》亦有《养生主》篇。“……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反对人为、反对有心，主张人要顺应自然、蓄养生命之主。他认为，生、死都是天地自然运行中的一个阶段，对于死亡不必恐慌。“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 庄子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死生是没有截然界限的，人不必为生而喜，也不必为死而忧。所以才会有其妻死而“方箕踞鼓盆而歌”的迥异常人之举。由此观之，道家对于生死是超越的、悟道的。
总之，无论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的“贵生”，还是“舍生取义”的社会伦理的大义观念，抑或是道家对于生死的超越态度，都是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的生命价值观的源泉。如果高职教师能正确看待生死、有着正确的生死观，就会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善待自身生命，爱岗敬业，从而让心灵和谐、让职业生涯绽放异彩。
2 传统审美文化是高职教师社会价值观奠定的要义
高职教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卡尔・曼海姆做过一个经典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而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阶层。其关键特征是“自由漂浮”与“非依附性”。可以超越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掌握普遍真理并做出公正的判断。[3]这个界定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道德责任感的“传统文人”非常接近。
有学者曾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做过梳理。结合萨义德、许纪霖等人的观点，最后归结为三个精神特征：（1）社会的良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2）智慧的传播者，是传统审美文化思想和新文化思想的传承者和拥有者;（3）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敢对权势说“不”。可是在消费主义、商品拜物主义、物质主义、技术至上理念的冲击下，高职教师应如何认定自己的社会价值呢？
高职教师应脱离传统职业教育“技术性文化”的窠臼，立足于传统审美文化的深厚土壤，坚守儒家社会价值观，注重职业教育的“人文性文化”性质，从而使职业教育走上和谐之途。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即伦理观、道德观、良知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别是‘良知’一词，不仅成了心学家的主要理论范畴，其为学深入人心，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4] “良知”亦是人作为唯一有意义的“存在物”并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本性。若人不顾道德本性，一味追求“生物性”，整日昏昏而累于物，那又与禽兽何异？
有人把人分成三性界：社会性、生物性和精神性。社会性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态，生物性更多地表达的是人的物质性和生物性（指称人的兽性），精神性所描述的是人的神性。生物性只是人得以维持生存和生活的低层价值，而精神性才应该是人、尤其是高职教师追求的终极价值。“人之生也，不能只在百年生死处看，不能只将此身做一介躯壳看，而应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看出浑然一体之气象。唯于此处看得透，识得破，时时理会，处处体认，心地有觉，粹然止于至善，方养得出真道德与真性命。” [5]
二 高职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对传统审美文化的继承
1 爱岗敬业与精业勤业
正如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曾谈到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国子先生教诲太学生们的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高职教师。
高职教师的专业道德建设无外乎几种关系的和谐构建：高职教师与职业、专业，高职教师与自身，高职教师与学生，高职教师与学校、社会。其中高职教师与职业和专业的和谐关系即爱岗敬业是和谐诸要素中重要内容。试想，教学和做研究是你一生所要从事的职业或事业，如果你对此不敬不爱，那将多么痛苦。我国近代的思想家梁启超说：“敬业与乐业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是中国职业道德的两大准则。”这意味着做好一项工作，不反需要敬之，还要达到乐之的境界。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和无比的热爱才能做好。[6]高职教师”不是个普通的职业，它具有社会性和神圣性。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高职教师也是要有使命感的。较之其他行业，高职教师的爱岗敬业尤为重要。黄炎培先生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丰富，其中“敬业乐群”为其教育思想核心。并将其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明确列入学校《职业道德教育标准》。规定认识职业教育的真义在于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理性的服务美德，养成对所从事职业之乐趣等等。 [7]
2 教书育人与因材施教
美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说过：“教育艺术是一切人类艺术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一种。”高职教师不是一般的职业岗位，因为其工作对象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不同思想、有个性差异的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对高职教师专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育教学中，高职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更应注意对不同学生的引导和培养。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使学生学得一技之长，为社会培养人才。并且还应注重学生职业素养软件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健康的职业道德、职业情感。关于这一点，邹韬奋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职业教育之精义，在使受教育者各得一艺之长，藉以从事有益于社会之生产事业，俾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特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使成健全优良之分子。”[8]
关于因材施教，教师的祖师爷孔子的言论可谓数不胜数了。孔子认为如要教书育人先要知人即了解学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来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每一个高职教师学习。唯有因材施教，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教育的目标也才能顺利实现。这也是高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达至和谐的基础。一个不了解学生、不研究学生特性、不了解职业教育、不研究职业教育特性的高职教师是无法达到教书育人的专业道德要求的。
3 关爱学生与有教无类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就精神生命而言，每个孩子都是为得到赏识而来到人世间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多注重学生尤其是后进生的优点和长处，使孩子们在赏识中、在爱中得到自我积极的肯定。我国赏识教育第一人――周弘，一个普通的父亲，用其20年的生命探索出的赏识教育，不仅把双耳全聋的女儿周婷婷培养成留美博士生，而且改变了成千上万孩子和家庭的命运。
据笔者在本校调查了解，大多数学生进入高职院校都是迫于无奈（中考分数低，不能进入好高中），或是偶然的选择。他们在以分数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初中阶段很少得到老师的肯定和赏识，因而普遍缺乏自信。进入高职院校前，对高职院校的教学特点及专业特点不甚了解，只是随便胡乱选择个专业，只求有个学上。也没有对所学专业和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做准确定位和理性分析，因而缺乏目标、混日子的学生大有人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对高职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聪明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其聪明表现不尽相同。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高职教师要以爱心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注意发现、赏识并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使他们发挥潜能，成功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拥有奋斗目标，享受成功的快乐。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因而，教育的艺术性就在于以爱心赏识每一位学生，拨开学生眼前的迷雾，点燃学生心中的希望之火，帮助学生体味到积极上进的成就感、快乐感，引发学生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使他们顺利健康地成长。
关爱学生也是情感教育的重要体现。朱小蔓认为：情感教育就是关注人的生命机制之一的情绪机制，如何与生理机制、思维机制一道协调发挥作用，以达到最佳的功能状态。[9]关于这一点，孔子的确有真知灼见。子曰：“有教无类。”是的，教育没有分别。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高职教师都应关爱所有的学生，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光彩。这也是高职教师与学生关系达至和谐的关键所在。
4 终身学习与博学知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和普及下，“终身学习”的理念渐入人心。1994年11月在意大利罗马、1997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两次世界终身学习会议，都提出了“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的思想。2001年5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面对科技迅猛发展、世界日新月异的21世纪的到来，终身学习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必修之课。对于高职教师而言，终身学习的意义更为深远。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是高职教师专业道德构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碗水”和“一桶水”关系的道理。
关于此点，古人早有经典论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可见，在古代，无论儒家的思想家还是道家的思想家都深知生命的有限、终身学习的重要。
另外，职业教育亟需双师型教师队伍。这就要求高职教师既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又应具备良好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及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美国学者史密斯认为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将其积极运用于教学中，并且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教师，才能称之为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10]由古观今，推人及己，在知识和文化更新迅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文化反哺的21世纪，高职教师应通过终身学习具备创新能力，从而适应时代需要，培养创新人才。
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曾以水、大鱼和小鱼来比喻教师和学生以及学校的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如果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高职教师这条“大鱼”如何拥有带动学生这些“小鱼”前进的力量？如果没有终身学习的坚持，学校这一池“水”恐怕早晚枯竭，又如何任鱼儿自由畅游？
参考文献
[1][10]马庆发.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新进展2009[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仪平策.中古审美文化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段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浅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5）.
[5]司马云杰.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6]刘彦文.教师应首先在道德上成为教师[J].继续教育研究，2014（2）.
[7]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道德与传统文化范文6
基金项目：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1JG001Q）。
一 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于思修课教学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交流、碰撞，所长期衍变并最终形成的一种具备民族特点、地域特征的广泛存在的思想形态。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民俗、风情、道德、思想等，其包含的外在行为习惯和内在思想认识紧密集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以贯之的规范力量，并由此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行为规范。不管古今中外，传统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道德的建设，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古圣先贤所向往的最高理想就是突出人伦道德，重视思想规范，形成以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在中国社会四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长期衍变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是一种较为包容的文化形态，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它既避免了非理性主义的失控，也排除了思辨偏差出现的可能，这使得文化充分展现出博大精深的魅力和莫测高深的特点。历史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含之中，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伦理道德品格和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以其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实现了对外文化的完美交流。
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要寻找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经验，主要是要提炼出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可以对当今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有价值的文化内容，所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提炼，对现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比结合，创造出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德育思想理念，以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继承发展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有信心在未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所作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阶段，当今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蓬勃发展的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有着一系列深刻影响，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诸如：诚信缺失、贪污腐败、思想僵化、道德失范，等等，这些不良现象也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因此，我们对当代大学生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拥有清醒的认识，大学生普遍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对时事问题的判断较为准确，能够运用科学发展的思想，对身边的社会现象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在完善外在人格和内在道德品质上，主动与社会、集体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道德建设上，也能自觉地抵御不良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理念，自觉完成自身思想道德建设。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在思修课教学中的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乡土，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作为思想价值的核心。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传统文化的两面性具备清醒的认识和精确的判断。作为高校老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积极价值的东西和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因此我们要注重教学体制改革，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增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我们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优势，对大一新生进行心理上的引导，使其尽快认清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尽早树立起敢于担当、热爱祖国、服务社会、报效人民的思想认识，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是经过了几千年文明发展与碰撞的考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就是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崇高理想和高尚道德品质，例如，我国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著作《离骚》中表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态度，并在理想破灭后投身汨罗江以践行自己的誓言，其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后人世代传颂；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被奸臣陷害后坚决拒绝妥协，最后慷慨赴死，留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丽诗篇，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都彰显了古代爱国人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君子理应以此为道德标准，树立忧患意识，具备自省精神。“宽仁慈爱”的儒家道德标准，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价值观，都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有诸多帮助。
三 中国传统文化在思修课教学中的应用
1 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渗透于思修课教学
在思修课程的教学中，对传统道德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关注，有利于学生深切体会人生的使命和生命的价值，将古代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当代价值观紧密结合，会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类尊严维系，会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意识，促进学生对社会问题和人生真谛的思考。把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根本理念贯穿于思修课程教学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师资力量、社会现状等诸多状况，将课程与优秀德育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并用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理念，进行科学理性的引导，根据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境界的不同，因材施教，通过认真设计，视频、音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的内容，传统“忠孝”等道德思想，会进一步促进大学生是知识架构与思想境界，可以借鉴讨论式教学的优势，充分发挥新时期大学生心理条件和知识水平的优势，保持审慎乐观的心态、灵活开放的态度，使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乐观心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充分利用不同地域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来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一些列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热情，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魅力的向往，在思修课中组建相关学生考察团队，利用类似苏东坡故居、尧舜文化研究所、柳侯祠文化教育基地等传统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普及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引导大学生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充实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积累。增强传统文化在大学课程教育中的一系列正面导向功能，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
2 组织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由教师组织学习进行一系列课外实践活动，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当今大学生大多没有机会走出课堂，缺乏足够的人生经验，而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提供必要的素材，根据大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已有知识进行修正和完善，利用法定节假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组织诸如务农、务工等有传统色彩的趣味活动，行之有效地推动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程度，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新突破，让学生在亲身参与的社会实践中吸收新的精神力量，感受新时期新的思想观念和科技成果，还可以组建读书会、诗词会、书画会等社团组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机统一，促进大学生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感的持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思想理论体系，在人类6000 年的文明史上，只有中国文明从未间断，也只有中国按照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向稳步运行直至今日，而其他国家大都出现过文明的间断和文化的断层，有的甚至走向消亡。中国文化历尽艰辛，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多个朝代更替和多个民族的主导，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周围偏远地区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备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完全可以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成为支持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强大动力。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宽厚的包容性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