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范文1
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分析框架
1.理论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鄄clectic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2.模型设计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略）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p#分页标题#e#
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2
关键词：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对策分析
一、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至2016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至2016年持续增长且增速较稳定，即江苏省经济呈上升趋势发展且增速较为稳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背景下，2012年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57.60亿美元，增长11.29%。2013年金额为332.59亿美元，减少6.99%。2014年为281.74亿美元，减少15.29%。2015年为242.75亿美元，减少13.84%；2016年金额为245.43亿美元，增长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情况为111.17亿美元，总体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间持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虽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现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2）即随着江苏省经济增长，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反而呈下降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三大产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不一，且都不是特别理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呈负增长趋势。尽管第三产业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较小，这直接反映了江苏省不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严重减少，而同时第三产业却有所增长，这种情况与正常三大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步增长的合理结构存在严重偏差。
（二）各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严重不均衡
江苏省面临着各区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失衡的问题。2012年至2016年，苏州、南京和无锡是江苏省使用FDI最突出的三个城市。与盐城、连云港、宿迁等使用FDI相对较差的城市相比，FDI的使用量有很大的差距。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上前者是后者的八倍以上，使得江苏省各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不均衡
2013年至2016年，在江苏省投资金额最大、所占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亚洲。连续四年间，亚洲地区的外国商人在此直接投资金额占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以上。非洲、欧洲、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等五大洲的直接投资占其年度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30%，其中最少的地区是南美洲。这四年占比分别是6.71%、5.96%、6.81%和4.91%，均不超过百分之七，这表明江苏省的外商资金来源地区严重不均匀，太过依赖亚洲地区，且其他地区外商投资资金发展趋势并不理想，这对于江苏省经济长久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违背了经济学中的风险分散原理，因为亚洲经济危机一旦产生，将严重影响江苏省的经济发展。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需要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有重要影响，虽然江苏省因为其地理位置、整体经济水平较好等优势使其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但是在政策环境方面，江苏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行税款征收，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实行这同一税率。因此，江苏省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没有政策偏好的竞争优势。而兄弟省份广东省，在国家优惠政策外还特殊设计了部分更符合实际的政策。因此，江苏省要向兄弟省份广东省学习，并且改善自身的优惠政策环境。目前，江苏省外商准入条例与国家规定的外商准入条例一致，不能凸显入驻优势。并且对于大多来江苏省进行投资的外商主要面对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且缺乏引导的专业人士。
三、发展对策
（一）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
江苏省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应结合自身优良的地理位置，发挥城市魅力，结合城市特色发展各个产业。结合自身多水乡的特点大力发展渔业等第一产业，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文化特点来发展轮船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推广历史文化，改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只有江苏省三大产业在自身经济中得到发展，才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使三大产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提高第一产业知名度
江苏省第一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增加第一产业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至关重要。例如，结合江苏省实际，要大力提高花卉种植业的名气，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拍摄小视频并在网上等方式加强江苏省花卉业的曝光度，增加其知名度，从而吸引外商进行直接投资，而其他的第一产业可以结合各自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农产品，并且通过电视宣传等方式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升第一产业企业的竞争力，增强第一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2.促进第二产业技术创新
第二产业企业技术的革新，是其发展的先决保证，江苏省作为一个水域广阔的省份，要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自身企业的发展实际情况，划分特色第二产业，鼓励其技术创新。如以江苏省的轮船制造业企业为例，一是江苏省可以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技术创新做得好的轮船制造业企业。二是江苏省应该在税收上对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资金进行刨除。
3.加快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动至关重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通过增加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及管理，提高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是均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举措。
（二）加强省内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
1.鼓励地方特色企业的发展
鼓励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加快区域产业集群建设。而一个健全的产业集群将为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商机，鼓励地方特色企业的发展对该地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做法为以下三步。一是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和设立特色产业，选择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带领绝大多数群众致富的产业。二是要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在特色产业企业中选择实力最强的企业作为特色企业代表。三是要在鼓励方式上进行创新，换位思考以此给各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最想要的优惠。
2.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要从该地区最核心的各大企业入手。作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各大企业，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章进行经营，自觉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严格执行深化改革开放、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执行所提供的机会发展自身，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发展自己。严格按照创新驱动发展自身，积极吸引各地人才到企业上班，为企业创新，发展企业。
（三）均衡对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江苏省均衡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要从加大有效的招商引资宣传力度开始，而进行宣传要向做的好的兄弟省份学习，要本着让更多江苏省想要吸引的人才看见的原则进行宣传。例如，学习广东省企业自发组织成立招商引资宣传协会，为江苏省该行业的实际情况找希望邀请投资的目标企业，将自身的优势做成广告进行介绍，并将其以邮件形式给各大目标企业发送，让企业的声誉走出亚洲，走向全世界。学习上海各大企业积极参加由政府部门牵头的外商交流会，以此扩展企业自身招商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对亚洲外商直接投资者的依赖。学习北京各大企业进行广告宣传时要扩大宣传目标国家的数量，要将自身的优势在更多的目标国家进行宣传。学习天津市各大企业在进行宣传时，尽量将政府部门对该行业及本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进行同步宣传，以此使得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者能够很快地了解到在这里投资可以得到的优惠，以此提高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者来江苏省投资的兴趣。
（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
1.提供减税优惠
提供减税优惠是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最为重要的一步。一是成立政策研究小组，充分收集各地区的税收优惠信息。二是充分研究江苏省自身的优势、劣势，以此作为自身减税优惠政策的凭证。三是设立江苏省总体减税优惠大纲。四是将部分减税优惠权力下放到江苏省各大地级市，让其结合自身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减税优惠。五是加强监管，让减税优惠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
2.降低投资门槛
降低投资门槛具体做法如下。政府等金融机构可以建立一个官方平台，使想要投资的外商可以互相联系进行沟通，提供外商之间沟通合作的平台，增加外商之间合作投资的概率。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专项服务，简化办事流程，从而降低投资门槛。
3.对企业提供专业宏观指导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宏观指导以便增加外商对该省市场宏观方向的准确判断，加强外商在江苏省投资的信心以及成功率，从而提高江苏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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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影响
多年来，老挝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断加强，对外经贸关系不断扩大的同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逐渐改善，并且颁布和不断调整了外资法，这体现出了老挝政府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来吸引外商投资者。2012年，老挝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为老挝参与国际分工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从老挝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新兴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成为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现状
（一）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为了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提升老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老挝政府开始从商业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条件。自从老挝新外资法实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稳固，外资准入要求也更加宽松，使得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快速增长。当前，老挝已经建设有12个经济特区，共计覆盖面积达1.96万公顷以上，成为老挝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区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挝经济特区吸引投资额共计16亿美元左右，共计包含国内外投资企业539家，其中外国投资企业474家。由此可见，外商投资占大部分比例。（图1）从图1可以看出，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从2001年开始不断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没有缩减，但2011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数额起伏不定，然而整体仍保持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图2）从图2可以看出，老挝自2009年开始吸引外资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与2001年的61家外资企业数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体而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自从20世纪90年代老挝颁布外资法以后，在老挝投资的企业共计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据统计，从2001年开始截至2018年，老挝吸引外资总额累计为318.6亿美元，但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额来自于东亚周边国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共计830个，泰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746个，越南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421个。截至2016年，这三个国家是老挝吸引外资的前三大来源地。其中，中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38.7%；泰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16.8%；越南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9.6%。除东南亚周边国家以外，还有来自日韩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2016年韩国企业对老挝的投资额排名第四位，法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别占老挝外资比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产业结构。随着老挝吸引外资数量的不断增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老挝投资的行业也表现出了逐渐多样化。例如，以老挝吸引外资的12个经济特区为例，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经涉及到政府投资、开发商投资以及零售商投资，其中建筑行业的开发商投资额较大，零售商投资份额其次。2018年，开发商投资额高达12.7亿美元，零售商投资额也高达3.49亿美元。从具体行业结构分布来看，商业占外资比例的28%；工业占外资比例的32%；服务业占外资比例的40%，农业等其他产业几乎为零。
（四）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区域。从外商在老挝投资的区域来看，外资项目大多数都集中在老挝相对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万象市，少数也会在湄公河沿海岸的城市进行投资项目，对于老挝其他中小城镇的投资仍处于空白阶段。从上述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可以看出，这些地区都是老挝经济发展比较发达、投资环境相对良好的地区，万象及其周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和其他地区相比，明显投资条件要更加完善，更有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此外，这些地区的投资成本较低，有利于投资方从中获取更多的投资利润。尽管老挝政府已颁布很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去发展困难地区。然而，因为老挝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以及人口聚居的地区具备一定的优势，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都集中于这些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的经济影响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其动机是寻求资源还是需求市场，都会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贡献，尤其体现为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带动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2010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老挝的GDP也不断增长。其中，2001年，老挝GDP只有17.68亿美元，但是到2009年增长到了58.33亿美元，到2017年增长到了168亿美元，由此可见，老挝GDP增长速度之快。（图3）2010～2013年期间，老挝GDP的平均增速为19%左右。其中，2011～2013年老挝GDP增长速度分别为22.2%、22.8%、16.5%和17.8%。而这一时间段老挝的吸引外资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2013年以后，老挝吸引外资出现小幅下滑，并且起伏不定，老挝GDP在2013年以后增速也明显放缓，降低到10%以下。
（二）对老挝出口贸易的带动。外商投资分为上游投资和下游投资两种，如果企业选择的投资领域是下游投资，在要素表和市场规模相似，它将取代两国之间的贸易。但是会促进东道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总得来看，上游投资往往会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产生的是间接的影响，下游投资往往会对东道国产生的是直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贸易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促进了工业品的进出口。在老挝2005～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老挝出口贸易额增长趋势来看，出口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比关系。这说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在同一方向上有着同样的变化，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出口量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工业产品出口的促进显著，使这类商品结构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图4）
（三）对老挝就业率的提升。在劳动力相对充足但是资本稀缺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这种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而老挝正是属于劳动力相对充足但是资本稀缺的国家。当外资企业在老挝雇用本国公民时，就会直接提升老挝的就业率。例如，在2018年，在外资企业占绝大多数的老挝的12个经济特区内，共计有工作人员1.55万人，其中，外国员工人数为8，364人，老挝人员工为7，180人。由此可见，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为老挝提供了较大的就业机会。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因投资联系的东道国供应商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外商投资企业雇佣员工的支出增加，为东道国提供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这与外来的资本相辅相成。外商投资者利用公司并购以及绿地投资等可以为本地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一般较高，能够为东道国劳动力提供更优厚的薪资待遇，使得东道国劳动力更愿意到外资企业工作。而且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会增加技术工人的使用量，这可能是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或者外资企业投资高附加值产业的原因，同时，因为当地技术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技能吸收、学习与培训，会使技术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对老挝生产技术水平的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尤其是间接影响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与外部联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溢出效应主要影响生产力，而这种联系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供给和价格影响了东道主经济的产业结构。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移产生积极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对东道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往往比当地可用的技术更现代化。因此，老挝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会接收更先进的技术转让或技术转移，从而促进老挝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三、结论
综上，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经济增长、出口带动、就业率提升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老挝政府在对外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该进一步健全外资管理体系，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需求，并且不断调整和修正外资优惠制度与法规，为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者进入本国市场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改善老挝吸引外资软环境，以此来充分利用外资，推动外商投资作用于老挝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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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4
关键词：跨境电商；华商网络；OFDI
1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在迅速增长。根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流量创下近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达到13．5％。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各种政策以及制度设计也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种族网络在OF－DI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海外移民规模也很庞大。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近一千万，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形成了巨大的海外华人人才库，对中国的OFDI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都发挥重大作用，华商网络的发展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对华商网络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开始兴起，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交易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子商务也选择走向国际，随之产生的就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因其可以降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对传统的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同时跨境电商也促进企业实现规模效应，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跨境电商促进贸易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那么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跨级电商对OFDI的作用机制：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电商使得产品拥有更低廉的价格，并且与传统的国际运输相比，跨境电商的出现也促进了第三方运输平台的发展，国际运输的时间更短、运输成本也更低，这些因素使得产品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第二，跨境电商拥有更加广泛的信息分享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了国际投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也拥有更加宽广的分销渠道，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跨境电商第三方交易品台的出现，使得小企业和个人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未来可能国际投资不再只是大企业或是华商网络的特权。但是，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例如，平台交易使得消费者并没有亲眼见到商品，再加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评价标准的差异，使得消费者收到不满意的商品，并且国际交易的退货渠道相对于国内的退货服务复杂得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跨境电商的出现时间较短，不管是单一国家或是国际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都不完善，使得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风险更大。而华商网络则可以克服跨境电商的缺陷。由华商网络促成的交易或投资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依附第三方交易平台，华人之间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分享渠道，使得他们在网络社群内就可以交易。而且华商网络之间具有充分的信任，解决了跨境电商的信任危机，减少了跨境电商的交易风险。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网络熟知各国的贸易环境和贸易规则，能够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好的货源和最优的发货地点，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还可以提高商家的信誉。华商网络还可以帮助跨境电商搜集当地消费者的偏好、市场信息，这可以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优市场。反过来，跨境电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大量的移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加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里，使得华商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华商网络对于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对于OFDI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作为一种贸易模式，其本身对于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传统理论认为，贸易最终会导致对外投资，那么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的贸易模式对于华商网络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跨境电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跨境电商会不会同样能够促进中国OFDI？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与中国有OFDI往来的10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与假设
2．1跨境电商对OFDI的影响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新兴的贸易模式，其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增长点（来有为和王开前，2014）。跨境电商主要通过网上交易，一键式下单，大大降低了不同语系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样也减少了文化摩擦和信息搜集有关的贸易费用；而且跨境电子商务可以通过采用重新分配运输成本的定价策略来降低成本壁垒，并且可以缩短快递运输的时间（胡以一，2018）。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境电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对中国国际贸易体系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贸易方式单一，支付方式也多为现金交易，多有不便。而网上交易支付方式多样化，且近些年来中国的跨境物流也实现了飞速发展，国际贸易的物流模式也在发生着高速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为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产业链的转型升级（阳群，2016），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投资是在贸易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的，外贸易有利于OFDI（高扬，2017）。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其本身是国际贸易形式的一种，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跨境电商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2．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影响
跨境电商的低进入门槛，使得个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国际贸易的一员。所以跨境电商的出现使得海外华侨华人，例如华人学生等能更容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扩大了海外华商网络的规模；同时跨境电商的出现也可以促进华商网络升级转型，海外华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位，海外华商的成员也不再只局限于企业高管等高知识分子。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规模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跨境电商的发展会带动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
2．3华商网络与OFDI
种族网络是一种网络中成员通过彼此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帮助彼此克服国际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非正式障碍的方法，网络内部通过内部惩罚机制保证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文丽（2014）通过研究双边移民对贸易的影响发现：移民流动揭示了本国的文化特征和劳动力属性，对双边贸易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移民可以成为母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合作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者直接充当母国投资的合作伙伴。移民比母国的投资者掌握更多关于东道国的信息，作为一个“信息者”，移民可能会吸引母国的投资者与其合作到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移民可以作为不完善的信贷和保险提供的替代品，从而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移民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海东和朱敏，2017）。华商网络是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国自发形成的商业网络，所以本文认为华商网络对中国的OFDI可能会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华商网络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华商网络规模越大，中国OFDI的发展就会越快。
2．4华商网络的中介作用
跨境电商的低进入门槛促进了海外华商网络的升级转型，并进一步促进了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学者们关于华商网络与中国OFDI的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袁海东、朱敏（2017）通过分析五十多个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存量数据与中国对外投资宏观的国家数据认为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到文化距离和区位的影响。吴群锋和蒋为（2015）也认为全球华商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高技能华商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高远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对OECD国家OFDI的流出。以上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华商网络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华商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增长。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和OFDI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指标说明
3．1．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2011－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中国对103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变量（OFDI）。
3．1．2解释变量
跨境电商（CBEC）。借鉴田文和王超男（2018）的研究方法。
3．1．3中介变量
华商网络（CHI）。东道国中国移民存量与东道国人口比例作为变量。
3．1．4控制变量
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采用Kogut－Singh距离指数公式计算；对外开放度，用东道国进出口总额表示；经济距离，用东道国与中国人均GDP的绝对值之差表示；东道国经济规模，用东道国的经济生产总值表示；东道国技术水平，用东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制成品出口的比值表示；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用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表示；自然资源禀赋，用东道国燃料、矿石和金属出口／商品出口比值表示；地理距离，用北京与东道国首都的直线距离来衡量。
4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1％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检验。其次，运用极大似然法和方差膨胀因子法对已建模型分别进行了面板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均通过检验。运用Stata．13软件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之间进行选择。F检验拒绝“混合效应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的原假设；LM检验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不能拒绝“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最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模型2检验跨境电商对中国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的系数为0．849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电商对中国的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境电商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假设1的到验证。模型3检验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的系数为0．087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境电商的发展会带动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4检验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华商网络的系数为0．051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商网络规模越大，中国OFDI的发展就会越快，假设3得到验证。在模型5中加入自变量（跨境电商）和中介变量（华商网络），可见跨境电商和华商网络对OFDI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与模型2的结果比较，跨境电商的系数由0．849下降到0．845，表明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OFDI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华商网络在两者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和华商网络对中国的OFDI都会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政府应当鼓励企业进行跨境电商贸易，充分发挥跨境电商贸易降低谈判、信息和中间商成本的优势。但同时，政府应当加大对跨境电商的优惠政策力度，降低跨境电商的关税，企业应当加大海外仓储，充分降低跨境运输成本，这样才能发挥跨境电商对OFDI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所以企业应当重视与华商网络的结合，政府也应当重视华商网络的构建和扩展，帮助企业理解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华商网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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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群．跨境电商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J］．对外经贸，2016，（3）：113－114．
［4］田文，王超男．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贸易的效应分析［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8，（1）：35－45．
［5］文丽．移民社会网络对国际双边贸易的影响［D］．湘潭：湘潭大学，2014．
［6］袁海东，朱敏．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5）：79－89．
［7］吴群锋，蒋为．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财经研究，2015，41（12）：95－106．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绿色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存在问题；影响机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得到快速壮大，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节能减排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是中国人均能源却特别缺乏。同时，大量工业废水、废弃污染物的排放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长期以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也是逐年增强，FDI的规模从1992年的110亿美元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1384亿美元。如何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经济总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成为当前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还是阻碍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目前还未有明确的结论，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部分观点认为FDI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李文鸿和曹万林（2020）认为FDI能够通过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绿色创新研发资金支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环境规制则会更合理地引导FDI，从而充分发挥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支持。也有部分观点认为，FDI抑制了绿色经济增长。贾军（2015）发现FDI对中国环境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当FDI所在地拥有环境技术优势时，则FDI能够更好地融入该地区的绿色生产中，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李光龙和范贤贤（2019）认为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而贸易开放的提升则能够降低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其余学者认为不同类别的FDI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呙小明和黄森（2018）发现只有以国内市场作为主要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促进中国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因而各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一定要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减少引进那些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外商直接投资。周杰琦和徐国祥（2020）就FDI影响中国省级绿色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高时，FDI通过资源诅咒和低端产业锁定效应抑制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低时，FDI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余稳策和杨立卓（2017）认为不同类型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其中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来自于服务业以及相关高端制造业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其他类型的FDI则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本文的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情况，及其对中国绿色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详细分析外资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现状
FDI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当FDI主要集中在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时，则消耗能源大、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此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FDI集中在能耗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第三产业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表1显示了近10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总规模，以及中国三大产业吸引FDI的规模。由表1发现，2010年-2019年区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实现了稳步增长，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81.35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第三产业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499.63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952.73亿美元，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则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图1发现第三产业实际利用的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由2010年的47.25%增加到2019年的68.9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际利用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则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来源地的FDI所投资的产业领域不同，因而其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常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FDI，更多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和相关污染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而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更多集中于电子、机械和其他精密仪器生产行业。由表2发现，来自于荷兰、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一定增长，而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FDI在缓慢减少，因而总体上FDI来源地的变化可能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
（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绿色资金支持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较晚，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长期不足，因而中国绿色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还有较大差异。此外，绿色技术研发投入高而收益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国内投资者在对绿色技术了解较少的情况下较难做出准确预判，因而对绿色技术研发的相关投资积极性较低。加之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国内绿色创新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金。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有效缓解绿色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资金不足的困境。此外，当外资进入绿色企业后也会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避免资金的浪费，从而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最后，当外资企业参与到绿色技术开发的过程中时，凭借自身丰富的绿色研发经验以及高效的技术研发管理经验也会进一步提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绿色资金支持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与国内竞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掌握着更高的绿色技术，因而他们在绿色技术的开发与绿色技术的应用方面拥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加之当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绿色经济发展，因而外资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开发和应用绿色技术生产产品时，将会享受到更低的税收优惠。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人们对高质量的绿色技术产品拥有了更多需求。此时，外资企业拥有较大动力，利用自己庞大的资金、先进的绿色技术生产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绿色产品，从而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当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其有较大的动机采用更加先进的绿色技术，通过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在社会观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将有助于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欢迎。国内中小型企业在面临市场份额降低、而短期内生产成本却依然不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迫于竞争压力要么被市场所淘汰，要么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者吸引其他投资者投入更多资金开发或引进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出符合消费者新需求的产品，从而重新夺回市场份额。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将有效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三）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快劳动者在内外资企业间的流动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拥有绿色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为了在中国顺利投资生产，其必须培训并雇佣大量的中国劳动者，这有助于中国劳动者掌握更多的绿色技术。这些经过外资企业培训的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流动，将有利于国内企业学习、吸收和模仿外资企业的绿色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其次，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内外资企业的合作经营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由于投资政策的约束和独资经营将会面临较高的经营成本，这使得大量的外资企业采用合资经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合资企业生产运营的过程中，外资企业所使用的先进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容易被中方合作者所吸收和掌握，因而通过绿色技术溢出对所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此外，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高度分工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必须通过与中国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企业进行密切的合作才能实现产品的顺利生产与销售。为了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率，外资企业必须对产业链的整体经营效率进行一定的维护与提升，这会使市场绿色技术溢出到相关企业。
四、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地区间政府过度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从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各个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落户本地区。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会导致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此时，各类低质量的外资企业依赖超低的生产资源也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这不仅降低了外资企业开发并使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还会诱导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权利寻租获取更多低廉的生产要素，从而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拥有较高绿色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反而失去了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在本地区的投资。此外，一旦外资企业在本地建立生产后，为了保护这些外资企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会优先将各种生产资源配置给外资企业，而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外地企业获取生产资源的机会。这种地方保护行为的持续，最终将使得市场分割严重，外资企业无法通过规模投资获取经济利益，这进一步抑制了外资企业使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对外资企业较低水平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中国各地区较低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会使得那些在发达国家面临昂贵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外资企业，将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会挤占中国大量的生产资源，阻碍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此外，当这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时，其不仅不会产生绿色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示范效应，还会阻碍国内企业的绿色研发，最终造成国内企业的低端技术锁定，因而抑制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较低的绿色技术水平限制了内资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吸收效果，从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发展经济，因而长期以来在绿色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从而造成中国绿色技术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当中国国内绿色技术水平严重偏低时，外资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与中国企业合资建厂时不会将最先进的绿色技术用于合作生产中。此外，技术水平的偏低也使得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开发新技术的效率较低。最后，FDI在中国引起了部分绿色技术的溢出，但是由于国内企业较低的绿色技术水平使得其技术吸收能力较差，极大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
五、有效发挥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改变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继续加强市场化改革。要想避免地区间政府过度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从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必须进行如下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方面，要通过使用新的绿色GDP指标来对官员进行政绩改革，从而避免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迫使地方政府积极通过改进地方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劳动资本水平、提升技术水平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高质量的绿色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场化改革消除地方间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的壁垒。只有通过规模经济才能使得绿色技术的使用得到有效回报，才能激励外资企业更多采用先进绿色技术。因此，各个地区间政府要密切展开合作，让生产资源在各个地区间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地方保护行为造成的低水平产业重复建设，让外资企业的投资更容易实现规模效应，从而更好发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
（二）对外资企业要设立与内资企业一样严格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各级政府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引资环节的监督，严厉查处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从而引进高污染、高耗能外资企业投资的行为。对于引进的外资企业要加强环境监管，对于超额排放废水、废气和其他污染固体废物的行为要进行严格的处罚，提升外资企业的环境成本。大量的事实表明即使是全球性的知名跨国公司，如果缺乏严格的环境监管依然会因为在较低违法成本的驱使下出现违法排污的行为。因此，对于违反环境标准要求的企业要进行及时的社会曝光，进一步提升其环境违法成本。环境违法成本的提高，将会迫使外资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技术改造中，从而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三）政府应当积极促成FDI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从而更好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在中国的溢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的引导、相关交流平台的建立，从而让内外资企业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对那些掌握先进绿色技术的外资企业采用中外合资的方式进行投资生产时，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合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更有利于低碳、清洁的绿色生产技术在中国的顺利传播与扩散。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6
FDI与进出口贸易通常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催化剂，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广东省利用外部资源的主要方式。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外资的流入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广东省FDI、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内外展开了新一轮的利用外资竞争，广东利用外资的龙头地位已被后起的江苏全面超越，并且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趋缓，越来越多的省市正在追赶广东。让广东省更担忧的是，中国2010年实际使用外资突破千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而相比之下，2010年广东全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246.01亿美元，增长40.11%；实际投资额202.61亿美元，增长3.72%.广东吸收外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2009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我省的进出口也全面下滑，因此有必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广州经济的影响情况。 二、实证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10，其中进口(ex)、出口(im)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用当年的汇率折算为以亿元为单位的人民币。因为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且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对GDP、FDI、EX、IM分别取对数，得到序列LNGDP、LNFDI、LNEX、LNIM。再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平稳性。由表2-1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根据上文的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是平稳的，LNGDP、LNEX、LNIM、LNFDI是零阶单整序列，由于零阶单整同样符合协整的前提条件，对变量做协整分析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趋势，至于这种协同趋势的有效性还要通过检验，并且通过误差修正模型修正。因此LNGDP、LNEX、LNIM和LNFDI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将采用Johansen检验，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由于五个评价指标LR、FPE、AIC、SC和HQ全部认为应该建立VAR(2)模型，因此，确定滞后阶数为2。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2-2和2-3所示。在5%显著水平上，协整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最多3个协整关系，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和趋势。从上面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内，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2-4可以看出，在90%的置信水平下，EX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IM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拒绝了原假设，说明EX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M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出口可以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进口可以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但FD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接受了原假设，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直接引起GDP的变化。反过来，GDP不能够称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4.脉冲响应分析 在模型中将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15年。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出口在前5期会对GDP有正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从第6期开始对GDP有负效应。进口贸易的增加，对GDP有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前5期出口会对GDP有正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从第六期开始对GDP有负效应。 三、政策建议 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本文的分析，外商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原因是利用外资的质量不高。因此，在新形势下，广东省除了要继续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更应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要把引进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还是比较小。目前广东省出口贸易市场不均衡，因此，必须有步骤地开拓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市场，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新的出口增长点。同时，还要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要高度重视和扩大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实证分析中可知，进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正确看待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监督和管理，使广东本地企业在合作中尽可能地掌握核心技术。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7
关键词:区域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珠三角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广东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其中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区域与省内其他地区发展具有巨大的差异，无论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还是地区生产总值都是广东乃至全国都是突出的。近年来，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珠三角地区而言尤甚。一方面，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向国外出口产品增加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而且通过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和加快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FDI的流入对于珠三角经济的贡献包括扩大资本构成，加快技术转移，增加就业和出口。总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珠三角市场扩张，加快了当地企业改革，并且刺激了不同行业的竞争。但是对外贸易和FDI溢出效应并非只有积极的。本文试图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从而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关发展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SpencerJ．W．(2008)认为FDI的积极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第一，示范效应。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投资使当地企业可以观察和模仿跨国企业的技术、组织实践、经营战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向跨国企业学习，有利于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第二，当地联系效应。当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开展交易活动时，可以对当地企业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产生溢出效应。第三，雇员流动效应。跨国企业会更加注重企业人才培养，所以当跨国企业的雇员在当地企业找到新工作时，尤其是经历离开跨国企业而到东道国的企业任职或者自主创业，跨国企业的战略和运营细节可以传播到当地企业，产生水平溢出效应。第四，竞争效应。通常跨国企业比本地企业有更高生产力，导致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迫使本地企业通过更新制造技术、采用先进管理手段和营销技术来迎接这个竞争性挑战来提高他们生产力，强化自身创新能力。
(二)国际贸易的溢出效应。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四种传导机制作用于区域创新:第一，技术模仿。国际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由于国家间的技术水平不同，具有较低技术水平的国家通过进口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从中对高技术国家的产品进行模仿，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当进口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差时，出口国企业为避免本国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窃用，会向出口国出口较低技术水平的产品，而当进口国的知识产权较为完善时，有利于国外技术的不断流进。第三，技术模仿利润驱动。当国外创新技术进入本国市场时，由于本国市场的各种条件尚未完善，此时的模仿能力较低，而且国外企业也过设置各种瓶颈阻碍本国企业进行模仿，但是随着本国企业的不断模仿，本国产品的技术工艺上升，此时本国产品有较大的利益空间，也推动模仿速度将不断加快，最后当该技术处于衰退期时，技术模仿所带来的利益将最低，因此本地企业对创新技术的模仿呈现一个先慢后快再慢的曲线。第四，培育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本国实现，技术进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营策略等等，从而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李晓等，2018)。
三、珠江三角洲区域创新、FDI和国际贸易的现状
2009－2017年珠江三角洲各市的专利授权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深圳市专利授权量最多，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广州市和东莞市，这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释这三个地区创新产出高，经济繁荣的原因。然而，其他地区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甚至是呈现停滞趋势，尤其是江门市、肇庆市和惠州市，这说明在区域创新方面，珠江三角洲存在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亟需解决部分地区创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的FDI在深圳和广州最为突出，尤其是2014年后增长速度最快，但是除了深圳、广州、珠海这三个城市的FDI是有所上升的，其余城市在不同年份开始的FDI都有所下降或者停滞。东莞和肇庆在2015年后FDI不断下滑，佛山和惠州从2014年后开始下滑，而中山和江门变化幅度不大，但总体还是有下降趋势。一方面说明，外资逐步从其他城市抽离而聚集在深圳和广州等经济环境更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资在东莞、肇庆、佛山和惠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也没有为该城市带来较好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各市进出口大体呈上升趋势，广州和东莞的进出口总额在2009－2017年间逐步上升，深圳进出口总额在2013年一直领先，但在2013－2016有所下降，直到2016年后才又恢复增加，其余城市进出口总额呈现较为平稳的缓慢上升。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利用2009－2017年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模型设定如下:lnPatenti，t=αi，t+β1lnR＆Di，t+β2lnFDIi，t+β3lnTradei，t+μi，t(1)其中，被解释变量专利授权量(Patent)，为创新能力的变量，反映一个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解释变量:研究投入(R＆D)、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Trade)分别为各市的研发支出、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控制变量:第一，经济发展水平(EDL)。溢出效应还受制于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因此不同的经济环境，对跨国企业的吸收能力也有所不同，从而也会对创新能力造成一定影响。由于珠江三角洲内部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所以以各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第二，基础设施(INF)。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其吸收外来投资的重要前提。用各市的公路通车里程占地区面积的比重来表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实证结果。1．基础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和国际贸易有利于区域创新的进行，且研发投入的正向效应略高于国际贸易的正向效应，表明研发投入是影响珠江三角洲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开支越大，创新速度越快，政府应该给予重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而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转移重要的方式之一，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值得注意的是，FDI的系数为负，说明整体而言珠三角地区吸收的FDI质量效果较差，外资的流入并没有促进当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反而不利于当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形成挤出效应，过于依赖外资将抑制本土企业自生能力的积累、遏制企业创新能力，这一结论与王华等的研究(2010)一致，当然这个结果有可能是因为珠三角地区两极分化严重，对深圳、广州、珠海这三个城市而言，FDI可以带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当地企业改进其生产效率，但是对佛山、肇庆、惠州、中山、江门、东莞而言FDI却带来的负向影响。其一，这些地方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等并没有得到完善，跨国企业的到来并没有刺激当地企业改善技术，改善管理，反而加剧当地市场竞争，挖走当地企业的人才，最终迫使当地企业离开行业。其二，当地企业的吸收学习能力弱，难以达到跨国企业标准，最终外资流出，使得当地企业更难通过模仿他国实现技术进步。2．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设定基于模型(1)增添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借此测算两者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经济发展水平(EDL)、基础设施(INF)这两个因素分别与FDI、国际贸易的联合效应对珠江三角洲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在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创新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与FDI的交互系数要大于FDI本身的系数，尽管仍然为负值，但是加入经济发展水平，FDI的负向影响减少了，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FDI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的，所以FDI的溢出效应可以先通过影响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再传到到区域创新的提升上。而公路基础设施与FDI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公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并没有对FDI的溢出效应其促进作用，然而众多研究表明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其城市功能也更加健全，所以FDI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就更易发挥，说明在珠三角区域公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对FDI溢出效应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可以通过加快其他交通工具的基础设施完善来改善FDI的溢出效应。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水平、公路基础设施的交互项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贸易的系数小于国际贸易本身的系数，且不显著，说明在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国际贸易溢出的积极效应促进作用不明显。而公路基础设施与国际贸易的交互项的系数要大于国际贸易本身的系数，说明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发挥国际贸易溢出有增强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异质型企业；外资流入；企业信贷融资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而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根据学者们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中国当前资本配置效率偏低。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认为由于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地方保护，使得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大量优质企业无法获得信贷资金支持。谭语嫣和谭之博（2018）认为由于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弱化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优质企业无法获得信贷资金。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优化中国的资本配置。郭炳南和唐利（2020）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张士军（2016）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影响企业银行贷款的获取，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当前从微观层面就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较少。为此，本文收集了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就外资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深入探讨了这种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与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间产生的差异影响，从而拓展当前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为了分析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回归模型：loanit=α+β1fdiit+∑βcontrolscontrolsit+εit（1）其中loan代表企业信贷规模，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下标i代表企业，t为年份，ε为误差项。如果fdi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则表明外资流入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
（二）变量定义和解释。上述模型设定中涉及的变量定义如下：企业信贷规模。信贷规模采用企业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取）的对数值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越容易获得信贷资金。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将外资企业所持有的股数占上市企业总股数的比重作为外资流入情况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越大则表明越多的外资流入了该企业。其他变量。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代表企业的财务杠杆率；总资产增长率（dev1）=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代表企业的发展；最大股东持股比率（large）=（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代表最大股东对企业影响力；现金资产比率（rmoney）=（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资产），代表企业流动性；托宾q值（qa）=企业股票市值/资产重置成本，代表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的统计信息。本文采用2007-2018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中非金融类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ST类企业；对本文中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处理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表1中。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本文首先从整体角度考虑外资流入对企业信贷融资产生的影响进行面板回归，具体结果显示在表2中。面板数据回归的基本方法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法，首先进行的Hausman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法更为合理，为此本文后续回归主要围绕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进行解释。表2显示：外资流入fdi的系数均为正且都显著，这表明外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信贷融资。外资流入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促进企业信贷融资：一方面，外资流入使得获得了更多的流动资金，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使得企业更容易满足获取信贷资金的财务结构要求，进而促进企业信贷融资；另一方面，外资流入的同时往往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加先进的管理技术，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得更多外部机构愿意为企业的信贷融资提供担保，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企业信贷融资。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企业获取借贷资金的能力越强，越容易进行信贷融资。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越容易进行信贷融资。盈利能力强则企业的自有资本越多，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越容易进行信贷融资。总资产增长率（dev1）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企业增长速度越多，企业越容易进行信贷融资。较快的增长速度反映了企业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因而企业在将来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利润，能够有效偿还信贷资金。现金资产比率（rmoney）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小。现金流充裕则表明企业现有的资金还有未得到充分利用，因而企业不会支付额外的成本来获取信贷资金。托宾q值（qa）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托宾q值高的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小。托宾q值大表明企业经营绩效良好，市场对其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二）外资流入对不同类型企业信贷融资的差异性影响。由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融资约束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和信贷资金获取的能力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外资流入对不同类型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可能差异较大。为此本文进一步依据所有制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分别对样本进行重新分组，从而完善当前的研究。外资流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分析。表3的（1）（2）列中，外资流入fdi的回归系数在非国企组中为正且显著，而在国企组中不显著，这表明外资流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融资，而对国有企业信贷融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非国有企业在外资流入后自身的资本结构得到了有效改善，借贷资金偿还能力提升，因而更易获得信贷融资。由于存在隐性担保，国有企业本身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就较强，因而外资流入对其信贷融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基本上与表2的回归类似，在此不再赘述。外资流入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分析。本文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sa=0.043*size^2-0.737*size-0.04*age，其中size为企业实际总资产的对数（总资产的单位为百万元），age为企业的上市年龄）。融资约束指数越大，则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融资约束指数越小，则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轻微。该指数仅包含与融资约束密切相关的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项因素，而不包含其他内生性的金融变量，因而被学者广为采用。将sa指数的绝对值较大的样本企业定义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绝对值较小的样本企业定义为低融资约束企业，回归结果分别显示在表4的（1）（2）列中。表4的（1）（2）列中，外资流入fdi的回归系数在高融资约束组中为正且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中不显著，这表明外资流入显著促进了高融资约束企业的信贷融资，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不显著。高融资约束企业在外资流入后自身的资本结构得到有效改善，借贷资金偿还能力提升，因而更易获得信贷融资。低融资约束企业本身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就较强，因而外资流入对其信贷融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基本上与表2的回归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三、结论
本文发现：总体上外资流入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从所有制角度出发，发现外资流入使得非国有制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对国有制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发现外资流入使得高融资约束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继续优化外资引进机制，使得更多的优质外资能够流入中国相关企业，进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从而让企业顺利获取发展所需要的相关信贷资金。第二，完善企业信息，让那些暂时面临较高融资约束，但是企业本身发展潜力好的企业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顺利获取更多信贷资金。
参考文献：
1.谭语嫣，谭之博，黄益平，胡永泰.僵尸企业的投资挤出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7，52（5）
2.郭炳南，唐利.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效率[J].经济论坛，2020（2）
3.张士军.融资渠道、外商直接投资与民营企业出口——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