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对武陵山片区文化资源的分析，理清城镇文化内涵建设现状,阐述区域内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的双向驱动关系，并探寻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机制，以及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文化资源开发；城镇化；双向驱动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外显。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演越烈，文化在经济发展领域的生产力功能逐渐增强。正如德鲁克所言，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而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部分民族特色城市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文化特色逐步消失。[1]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各届人士的广泛重视。武陵山片区包括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地区的71个县（市、区）11个地（市、州），集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为一体，是国家重点扶持的18个特贫片区之一。区内重峦叠嶂、河谷幽深，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到2010年年末，武陵山片区总人口约为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大约为853万人，城镇化率仅为23.4%。城镇区域化率不但低于全国的标准水准，也大大低于各所属行政省市的标准水准。如何有效促进区域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和谐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
一、武陵山片区文化资源禀赋高
随着旅游经济的兴起，武陵山片区许多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文化资源相继开发成知名的旅游景点。
（一）历史文化资源
武陵山片区如今坐拥张家界武陵源、中国南方喀斯特（重庆武隆）、中国丹霞（湖南崀山）3处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4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目庞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比皆是。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重庆武隆地质公园，湖南崀山丹霞地貌，凤凰古城等一些自然及历史文化资源已开发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景区；武陵山片区有重大历史、民族、艺术、科学价值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里耶镇、芙蓉镇等历史文化名镇，滚龙坝等历史文化名村已逐渐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待开发潜力深厚。文化资源的发掘已逐步拉动了武陵山片区的交通、酒店、地产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后续的开发将会进一步彰显武陵山片区文化的影响力。
（二）现代文化资源
武陵山片区自然文化资源十分丰裕，极具旅游开发潜力。武陵山片区如今共有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即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个，即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张家界天门狐仙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恩施巴东神龙溪纤夫文化旅游区、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邵阳市崀山风景区等国家5A级景区8个，享誉国内外。近年来逐渐流行的旅游展演，张家界《魅力湘西》、《天门狐仙》，武隆《印象武隆》等这些全国顶尖的旅游演艺节目，将传统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舞台视觉技术融合，成为游客文化旅游体验新载体。新型现代文化资源的开发及挖掘也日见成效。影视剧拍摄地景观的旅游开发日渐兴起，《满城尽戴黄金甲》拍摄地武隆地缝，《血色湘西》拍摄地贵州苗王城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景区推广与极限运动相融合，吉首矮寨大桥的低空跳伞、张家界的翼装飞行、恩施大峡谷的走钢丝、武隆国际山地运动公开赛等，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扩大了景区的影响力。以上旅游景区充分利用自然、民俗、影视、运动等多种手段，将文化资源进行包装加工，输出给游客或观众，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二、武陵山片区城镇文化内涵建设问题突出
近年来，武陵山片区城镇化水平由于受历史发展、自然环境条件、行政区划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远远低于所属行政省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存在诸多问题：
（一）城镇文化产业规模小
在武陵山片区，常住城镇人口突破12万的市区，只有怀化市、恩施市、铜仁市、黔江区、吉首市和张家界市，而大多数县区常住城镇人口不到8万，一些建制镇人口还不足1万。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集聚形成规模经济，只有相当规模的经济、技术以及人力资本才有可能发展成区域内的增长极。6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根本发挥不了增长极的作用，普遍偏小的城镇规模，也很难发挥区域城镇的聚集作用。城镇中文化产业园区缺乏，文化产业分布零散、规模小，很多还在旅游景区、城郊、小城镇、古村寨处于培育阶段，依附于旅游业缓慢发展，没有向中心城市、城区、产业园区集中。
（二）城镇文化发展不均衡
武陵山片区城镇主要沿国道209、319线，沿铁路焦柳、渝怀、宜万线，沿乌江、清江、酉水、澧水等水系呈线状分布，片区内城镇分布具有明显依赖交通走向的特点。城镇之间的联系方式仍以公路交通为主，水运交通依赖程度明显较弱，新建的高速交通网络作用日益凸显，呈点状分布的机场没有互相通航，区际内部交流效益还没有充分发挥。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的现状使得区域城镇文化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处铁路、公路交通干线上或交叉点的城镇快速发展，一些老牌的水运交通枢纽城镇开始没落。城镇周边交通便捷的文化景区景点发展快速，交通不便的历史文化古迹、自然文化景观发展滞后。
（三）城镇文化基础设施不足
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加上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导致城镇配套文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镇市民文化休闲广场、主题公园、大剧院、电影院、文化馆、体育场馆不仅分布少，且层次低，完全不能满足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市区、景区大型停车场建设少，每到旅游旺季，各种车辆在路边排成长龙，严重影响旅游质量和城市形象；高标准的宾馆、酒店、会展中心、高尔夫场馆少，片区现共有挂牌的五星级酒店5家，高尔夫球场3个，高端旅游接待能力十分有限。城区、景区不仅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而且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文化因素，缺乏与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
(四)城镇文化内涵建设滞后
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忽视了城市文化内涵的建设。城镇的建筑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元素，民族、民俗、地域文化特色已消失殆尽；部分景观人为作旧痕迹明显，与周围现代建筑风格格格不入；部分城镇居民文化素养低，短视趋利，出现出租车宰客、小商贩乱摆摊设点、市民乱扔垃圾等不和谐的现象；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产品附加值普遍不高，处于文化产业链的供应低端，突出表现是旅游产品基本上是义乌制造，和其他地区产品雷同，不能很好体现民族和区域特色；特色食品深加工产业的文化品牌效应不明显，产值不高、销路不畅。城市内涵建设相当滞后，城镇文化精神严重缺乏，已不能够体现出独特的区域城镇文化特征，不能有效彰显出城市品牌形象。
三、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机制
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建设和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双向驱动的作用，文化资源开发渗透于城镇化之中，形成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和源泉；城镇化建设又为文化资源开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对区域的城镇化建设具有巨大作用力
武陵山片区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的城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促使区域内农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本土化转移，是城镇人口逐年递增的核心因素。同时，农村文化建设带来的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成为促进我国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动力。[2]二是促进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8年题为《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为城市再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增强社会资本累积与社会凝聚力。文化产业产生于文化与资本的结合，这有利于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遇，带动旅游业、广告业、影视业的发展，地产、酒店、民俗展演、旅游创意产品、民间工艺品、特色食品加工等一大批文化衍生产业数量大增，并得以企业化、规模化生产。三是促进了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文化已经被当作一种珍贵的资源并慢慢得到社会的认可，区域的文化力,是此区域小城镇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武陵山片区是个自然及文化旅游资源格外丰裕的片区，如长阳清江画廊、张家界森林公园、凤凰古城、铜仁梵净山、武隆地质公园、吉首矮寨大桥等景点开发有效拉动了周边城镇吃住行游购娱行业的持续发展。依托周边景区的辐射和拉动，实现了旅游线路的拓展和区域联动。[3]正如学者赵秀玲所言，该地域特殊的民俗文化风情还能提高城镇的竞争力，凸显文化的经济作用。[4]
（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区域文化力的提升
一是举行城镇文化活动，增进精神文明建设。如今人民群众特别是城镇居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和要求与日俱增,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看电影、电视、报纸和浏览网络享受文化生活,而是逐渐通过多层次和多渠道参与和感受文化来陶冶情操,提高生活情趣和质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促进了城镇文化的流行,从而让城市生机蓬勃。二是运用区域主要文化资源，创建城市文化品牌。武陵山片区横跨湘黔渝鄂4省市，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土家族聚居区，同时还是苗族、仡佬族、侗族分布较于聚集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格外丰裕，这就为区域协调打造品牌文化，增进区域内部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5]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旅游品牌,需要美化城市环境,创造怡居宜游的氛围，提升城市的绿化美化水平,增进城市品位，如在主流街道两旁栽种花草,建造、扩大城市广场,扩大住宅区、大型街心花园的绿化面积等,建造具有标志性的新型景观,让游人欣赏。[6]三是挖掘城镇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区域文化交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合和运用,使人们触摸到历史的深厚。而发展民族区域文化产业能够深度挖掘区域内特有的文化资源,加以合理的利用,以促进文化产业结构有效升级,使其与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的融合进度逐渐加深加快,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7]。可在区域内举办不同形式的旅游文化节、不同种类的比赛吸引游客，如凤凰的银饰文化节、武隆的国际山地运动公开赛、张家界的国际乡村音乐节等等。力争实现文化聚友、发掘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目标。武陵山片区尽管文化资源禀赋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因此在制定和实现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方针和目标的同时，必然要求全面思考文化资源开发因素，注重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玉宝.文化层次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以凤凰民族村寨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3，(2):44-48.
[2]卓纳新，黄向阳.从城镇化看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外部效应[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2):33-35.
[3]谢正发,瞿商.湘西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转型的实践与经验探讨——基于凤凰古城的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15，(6):136-139.
[4]赵秀玲.中部区域文化力与小城镇可持续竞争力探析[J].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3):21-23.
[5]谢正发.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4，(6):121-124.
[6]王志章.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的协作路径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34-140.
[7]伍锋.论城市旅游品牌的塑造[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30-133.
作者:谢正发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