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独特作用
1．社区的广泛覆盖可以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社会地域基础。人们必然生活在社区中。从地域上看，不管地形地貌如何，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文化有多少种差异，都属于一定的社区；从人口结构特征上说，无论居民年龄大小，都生存在一定的社区中。在我国，社区目前主要是以居委会和村委会为主的基层单位。中国现有的教育改革是建立在巨大地域差异基础之上的，由地域差异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及文化多元是制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本身已经融入到居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成为居民获得历史和文化认同的来源。为了尽可能避免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因为贫困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了贫困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对于贫困大学生，国家也采取减免学费及教育救助等政策。针对地区差异在文化上的表现，教育改革过程中提倡校本课程，鼓励在教育内容中体现地域文化差异，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能够被接纳，为教育改革与发展获得更多的地域认同。另外，以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化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它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要求通过教育改革实现更广阔的地域团结，以便应对更高层次的竞争，迎接更大范围的挑战。
2．社区独特的社会化方式可以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社会人力基础。家庭、学校和社区都是人类实现基本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社区的社会化不同于家庭和学校的社会化，它具有“非制度化、非中心化、民主化和地方化”［1］的特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果不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就无法让居民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家庭中人的社会化主要面对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是血缘和情感，学校中人的社会化则强调对于外在规章制度的服从，它们都无法取代社区社会化对人的影响。社区中的社会化首先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因为彼此需要而聚居在一起。社区对于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和他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需要。社区满足成员需要的手段不同于血缘家庭和制度学校，它强调在社区中，“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在才能把自己变成这个人而存在———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人们在社区中需要学会平等的与他人共处，但是人们在社区的社会化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们的学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会对社区经济的发展及社区文化的繁荣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支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区可以近距离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的平台和环境。好的社区不断帮助社区居民接受公民教育，学会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与他人形成互惠互利的相处原则，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
3．社区的资源丰富性可以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社会资源基础。社区是由众多成员的社会需要形成的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也是一个资源网络，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和网络资源。教育改革与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改变，人的改变，还应包括新资源的开发、旧资源利用以及管理方式的变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区物质资源不但包括学校、社区图书馆及博物馆，还包括工厂、田野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可供学生参加实习的场所；文化资源包括历史遗迹、历史名人和敬老爱幼等乡风民俗；社区拥有的网络资源包括社区的志愿力量、公益团队及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等等；这些资源之间过去由于单位之间的壁垒，开放程度有限，缺少足够的引导和共建。在教育改革中，经济资源被过度重视，文化资源本身的价值被忽视，如果能对社区资源重新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可望有效缓解教育改革资源不足及人才匮乏的问题。
二、现阶段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困境
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新世纪已经进入深水区，是积极吸纳社区参与，还是忽视社区的支持介入，关系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中，社区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内部体制的制约，现阶段在发挥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功能方面，社区还面临着诸多困境。
1．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识难以激活。首先，大多数基层社区组织的工作重心和重点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好社区管理和服务，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和目标，往往缺乏了解和准确把握，也没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社区来说，这并没有直接带来对教育改革支持意识的增强。社区目前发展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维护政治稳定，经济效益的高低往往能决定社区工作人员收入的多少，旧的考评机制多数都和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程度挂钩，这就造成社区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及政治稳定相关的事项，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受关注程度并不乐观，基本上停留在报纸和电视等媒体传播层面。其次，社区对自身参与教育改革的能力表示怀疑。现代社会强调专业分工，教育被认为是有目的系统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专业和职业行为，应该由专门机构组织与实施，教育改革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系统干预，社区认为自己作为外行人，没有参与的资格，也与自身无关，绝大多数社区宁愿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来决定自己工作的范围，也不愿意对教育改革提出自己系统的建议。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社区获得了表面上的稳定，但也失去了挑战自身能力的机会。再次，社区居民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愿参差不齐。居民的参与意愿往往会受个人认知、情感和评价的影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参与分为三种政治文化类型：（1）村民，对于政治系统没有期待，政治角色没有从宗教和社会取向分离出来；（2）臣民，情感上对专业化的权威有些感情，但是消极的关系。（3）参与者，成员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参与政治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3］按照这种划分方式，社区居民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愿大体可分为三类：村民型的社区居民对于教育改革漠不关心，臣民型社区居民参与教育改革则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参与型社区居民则是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整体系统的一种担忧。居民参差不齐的参与状态如果遇到信息不对称，受到个人功利理性思想的主宰或不恰当舆论的引导的情况下，会采取抗议性的方式参与，扩大既有体制与人民意愿之间的矛盾，也为社区协调带来难度，导致“政策产品的价值背离参与初衷，反而导致政策质量的低下。”［4］
2．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形式与渠道单一化。根据《纲要》，社区支持教育改革可以在本区域协助规划和实施素质教育、公平教育和终身教育，依据三个不同方面的需要协调资源，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在素质教育、公平教育及终身教育等方面提供的支持非常形式化。首先，社区素质教育空洞化。在素质教育中，德育占据先导地位。我国现行教育目标中明确规定，要对学生进行爱国和爱家乡的教育。社区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本来可以利用本地及本土的文化资源，帮助学生及其它社区居民进行爱国、爱家乡、敬老爱幼、扶贫帮弱、自强自立及诚实守信等思想品德教育。然而，在实际的社区工作中，由于资金匮乏和缺少工作人员，开展类似的实践活动变得较为困难，学生素质教育在社区难以落实。其次，实践教育匮乏。近年来，在许多地区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学生无法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转化成社会服务或产品。其实，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教育平台，农村社区可以为学习农、林、牧及医等应用性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帮助学生了解家乡，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造福家乡；城市社区可以为青少年提供社会服务实践的场所，让学生学会做社区的小主人，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等这些需要社会帮助的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在服务他人中提升自己，将所学的知识与当地社区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发展结合起来，培养更加扎实的素质。但是，由于学校教育过分重视学生的文化成绩，忽视实践能力的锻炼，社区往往投其所好，迎合家长功利性需求，宁愿配合学校举办办各种学习成绩提高班，也不愿组织各项实践活动。其次，社区公平教育弱势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纲要》指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区域、社会阶层及生存环境差异明显，公众在接受教育方面并没有完全获得公平的机会，户籍制和身份制为不同人群贴上了标签，尤其是在优质教育资源面前，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群更是望洋兴叹。教育的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教育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进而对弱势人群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使得他们的社会劣势地位进一步加强。当下社区在救助社会贫困和帮助困难家庭学生入学等方面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对社会弱势人群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如何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及如何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社区尚缺乏系统地考虑。因家庭困难而在义务教育年龄段辍学的孩子在许多社区仍然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在某种意义上，社区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自身就处于弱势状态。最后，社区终身教育虚无化。1965年终身教育概念提出后，经历了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发展过程。社区是终身教育的落实之地，可为学前教育、青少年教育、成年人扫盲教育和社区劳动力培训以及老年人的“老有所学”提供支持和帮助。社区可以对每一个有自主学习欲望的居民，提供合适的机会，承担起教育的功能，社区可以分类研究不同人群的教育需要，运用社区内外的教育资源，根据社区应承担的终身教育责任，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目前，我国居民教育的需求在社区远远无法得到满足，我国现有0－6岁幼儿人口达1．3亿，占世界同龄儿童总数的1／5，然而，我国幼儿毛入学率仅为40．7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标准。成年劳动力在家庭和社区中扮演着中坚作用，但是，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导致就业机会低、工作待遇差等现象仍然比较常见，他们在社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非常少，终身教育并没有在社区中得到充分落实。
3．社区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能力有限。其一，管理体制相对僵化。社区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能力受社区自身治理结构的影响较大，目前，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的发展已经从社区服务阶段逐步转向社区建设阶段，但社区发展仍然受制于传统的管理体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区支持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管理体制，权力和资源都过分集中于政府部门，社区在事权、经费及人员等方面都缺乏真正的自主权，社区工作的范围和内容也都集中于政府下达的行政性事务，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其二，资源和能力不足。当前，社区自主性程度较弱，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利益分配，社区都无法获得行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对于社区来说，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社区支持和从事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就会越强。社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参与能力也取决于其获取和综合利用各项资源的能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社区并无专项经费支持和人员配套，居民也没有自我组织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资源和能力，这就导致了目前社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其三，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力度方面，东西部社区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东部一些社区，经济比较富裕，能够主动寻找渠道满足社区居民教育的需求，面对劳动力转移和当地技术人才缺乏等现实问题，主动与相关部门协商，利用本地优势，帮助筹建幼儿园及职业院校，对成年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达到了自身与教育双赢的效果；然而，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社区，资源匮乏，社区缺少足够的意愿去关注教育改革，它们将教育变成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造成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率低，也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才储备的质量。
三、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开放的策略探寻
《纲要》提出我国教育的战略目标是“两基本、一进入”，即“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改革和发展追求的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教育技术的现代化，还是人的现代化，培养具备现代人特征的劳动力，需要人们社区这个相互需要的平台上“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做人”等。基于以上目标，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区文化，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社区作为居民熟悉的地域，在空间上比较临近，在交往中比较便利，比较容易形成高凝聚力的社区文化，社区可以通过社区动员的方式和社区居民一起发现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社区教育发展的长、中、短期的规划与计划，还可以通过与业主委员会及非政府组织等单位联合，了解社区中残疾人、老人和儿童等特殊人群存在的教育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满足居民的需求。社区还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例如社区的三馆一站（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站）作为阵地，挖掘更多社区文化的潜力，培养骨干队伍，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扩大参与渠道，在社区中形成一种资源共享和积极参与的文化，提高居民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
2．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释放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应有的活力。社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程度，不仅仅受到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还与社会结构的优化休戚相关。社区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最为重要的平台，它依法承担着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最综合和基础的供给职能。然而，由于社区管理体制职责不清，社区在教育改革问题上养成“等、靠、要”的习惯，被动等着上级主管部门拨付经费，出台公平政策，失去了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活力。未来的社区可以依照相关政策法规把实现社区自治作为基本目标，完善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机制，协调社区各个层面的相关利益，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增加更多的推动力。
3．强化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基础。社区不仅仅是利用资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政策倡导和社会服务的基地，还是多种社会资源的整合平台，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成为社区资源，只有那些能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与帮助的，能为社区所掌握、支配和动员的资源才是社区的资源。社区整合资源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首先，社区可以充分利用相关政策资源。社区的各类人群都有相应的保护法律，例如老年人有《老年权益保障法》，成年人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社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资源，调动各类居民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不同人群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利益诉求提供法律支持。其次，社区可以利用不同平台提供更多的服务。例如创造条件为学前儿童创办优质的幼儿园，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提供物质救助和贫困证明，为照顾困难家庭提供社区服务，为有就业需求的成年人提供入职培训和技能培训，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讲座及身体检查，等等。最后，社区可以发动社会公益力量整合资源。公益以对他人的尊重为前提，关注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具有自愿性、社会性、利他性及学习性的特点。社区成员以公益形式参与教育改革，可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增进社会交往，培养合作能力，同时，对社区来讲，公益力量的壮大，可以更好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促进社区教育公平，还可以节省行政成本，促进社区居民的融合。
4．联合多方参与，拓宽社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途径。目前，社区与学校、家庭尚未围绕着教育改革形成行动的合力，如何才能打破系统之间的壁垒，真正做到将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相融合，是现阶段推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社区、学校和家庭三者的联合需要优势互补。社区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为家庭和学校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学校可以调动社区、家庭成员作为合作单位，为学校自身发展出谋划策，教育质量高的家庭可以为其它家庭提供咨询建议，在合作的过程中，三方各自发挥优势，相互协作，一方无力解决的问题，可借助另两方的关系或力量来解决。其次，充分发挥专业社会教育组织的作用。伴随教育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落户社区，专业的社会教育组织有成熟的理念及处理复杂问题的丰富经验，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教育合作的活动进行策划、实施、评估，降低活动的风险。最后，形成合作共同体。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共同需求，社区应该发挥枢纽作用，主动提供平台，主动与各方沟通，整合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形成合作共同体，扩展社会支持网络，使得参与合作的各方都能够得到收益，完善社区终身学习体制，保证教育改革与发展在社区顺利推进。
四、结语
总之，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社会环境的支持程度。社区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支持平台，从培育社区参与文化出发，深化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强化社区资源整合能力，联合多方参与，才能有效推动社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作者：黄晓珊 吴亦明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