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药期刊的概况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概况

近代中医药期刊诞生在社会急剧变革、传统文化遭受排斥的时期,多由名医创办。创刊的目的,引用近代名医秦伯未的观点,即为“中医处于今日之地位,不可不有中流砥柱之出版品”1。可见,近代中医期刊的历史使命,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些期刊不仅承载着近代中医的珍贵文献资料,全面反映近代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动态,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现象2,是透视近代社会史的一扇窗。近代上海名医以期刊为平台,为保存、传承和发展中医进行了卓越的努力,形成独特的地域医学文化,为中医近代史留下了浓重笔墨。

一、近代上海中医药期刊概况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在海量文献调研基础上,从200多种近代中医药期刊中,精选49种(5辑,共212册)影印出版,并撰写提要(47万字),建立索引(200余万字)。这套丛书为近代中医药期刊集大成之作,是国内近代中医药期刊领域首次进行的大规模整理活动。丛书于2011年陆续出版后,掀起了近代中医药期刊文献研究的热潮,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期刊的创办凝聚了一大批名医的心血,从医事新闻、行业动态、政府法规、医案验方、批评论说、医家介绍、医籍连载,乃至逸闻、小说、诗词,不一而足1。发行及影响力,远及海外。《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收录49种期刊,创刊地在上海的有25种,如周雪樵《医学报》、丁福保《中西医学报》、余伯陶《神州医药学报》、张赞臣《医界春秋》、秦伯未《中医世界》、丁仲英《光华医药杂志》、钱宝华《中国女医》等;其次为北京、广东及江浙地区,呈现一定区域特征。上海为中医药期刊发展重镇,在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上海名医以期刊为主要媒体,联络中医界,争取社会各界的援助,为近代中医保存和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政令法规,甚至“废止中医提案”“反对中医立法密函”原件等,均公布于这些期刊。近代上海名医不仅参与办刊,同时在期刊中发表大量文章。通过《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索引卷,可检得如丁福保164条,张赞臣161条,秦伯未209条……,所涉甚广。近代上海名医又以期刊为纽带,建立中医学校、学会、医院、药厂等立体联络网。如1913年,余伯陶、包识生汇聚名医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为神州医药总会会刊,后又开设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形成期刊、学会、学校相辅相成的格局。名医办刊,言辞真实、论点独到,是近代中医药期刊的整体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名医的历史文化风貌。

二、以期刊为载体,管窥近代名医文化风貌

名医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主体,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期,既注重学术传统,又拥有革新意识;既有传统的名医人文风貌,又彰显个性化特征,思想活跃。期刊镌刻了时代的诸多印记,各种奇闻轶事、名人传记、医事活动等,为研究近代名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生动的资料。近代名医多以传统教育为主,国学功底深厚。以上海期刊主创人为例,如《中国医学月刊》《中医新生命》主编陆渊雷,上海川沙人,曾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醺习经学、小学,又随经学大家章太炎研医古文和中医,后授业于铁樵函授中医学校。陆渊雷自身的教育经历及培养后学的模式,为近代中医教育较典型代表。《中医世界》主编秦伯未出身儒医世家,师从曹颖甫,后就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办刊人包识生、张赞臣、余鸿仁、朱小南、钱宝华、祝味菊等多世代业医,或为名医之后,成为中医界的精英群体。期刊动态反应的名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的中医水平。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记载许多珍贵资料,如清代名医赵海仙的方案及日记真迹,清代名医何鸿舫的处方真迹,先哲傅青主先生手书诗稿墨迹,各类珍稀医籍或医案,施今墨、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何廉臣、曹颖甫、曹炳章等名医传记,均有较高研究价值。近代上海名医医案医话,如王慎轩《曹颖甫先生内科医案》、何时希《程门雪近案》、方公溥《涵虚室医话鳞爪》、陈无咎《医垒笔记》,小说如虞哲夫《杜鹃啼》、沈仲圭《?先生》,诗歌如秦伯未《二兰室诗稿》、严苍山《诗六首》等,都是难得的中医文献史料,体现了近代名医重视国学、医文并茂的特点。同时,近代中医注重医家的品性与修养,对医学与民族、医学与社会、医学与哲学、医学与人生等诸多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一些名医在传统教育基础上,注重接纳新学,视野宽广。如《铁樵医学月刊》收录了法国人苏里(Soulie)《针治》一文,译者按语中提到:苏里曾任驻华领事,颇留心中国医术,译有《黄帝内经》,并著有《中国之针灸》2。上海名医方慎?在《国医砥柱月刊》3中也载录了苏里新书部分内容,并加注按语。方慎?与苏里素有往来。在《馥南针灸医院院刊》中,可检到方氏的个人传记。方慎?是“神针”黄石屏的弟子,习兵法、通韵律、精书法、懂法语,为近代画家,与医政各界名流相熟识,也是近代上海针灸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方氏于1929年创办“医学挽澜社”,后又成立“馥南针灸医院”,曾为针灸在法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近代名医处时代变革之际,民族忧患意识强烈,医药界空前团结。在中医存亡的攸关时刻,以上海为主阵地,名医余伯陶、张赞臣、陆渊雷等发表了许多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余伯陶《神州医药总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药奉批书后》,医界春秋社《上海医界春秋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国医案之通电》《西医对于国大代表人选之恐慌》,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为中西医不平等待遇案宣言》,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等,为近代中医的保存和传承进行了卓越的努力。以此为鉴,上海中医界更具民族危机意识,将视线投向国际,关注中医在海外发展的情况,如《光华医药杂志》刊载《海外中医界》《我国医药界在美国之进展》,《中医世界》转录《日本汉医源流概要》等。陈存仁在《全世界注意中国医药记》中提到:“英国人,把《本草纲目》翻译成英文,并至中国搜集中药标本;德国人,把当归研制成妇女痛经良药,销往欧美各邦及中国,大获其利;美国人,开始关注和研究麻黄强心治喘功效,并仿名医陆仲安用大量黄芪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研制黄芪精;日本人更是翻印了《本草纲目》,大量搜购中国古医书,提议在当时的国际联盟设汉药特委会,并出现数千人请愿复兴汉医的情况;法国人则热烈研究中国针灸。”2从国际社会对中医的态度来看,中医所遭受的排挤,似乎并非学术问题。乱世之中,名医的医事活动,名医的思想变迁,更能体现中医文化的民族性。这是名医文化变迁史、中医药文化传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转变教育理念,探索中医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中医的未来。近代上海名医教育模式以传统的师承与院校教育相结合为主,重视国学,并吸纳西学,呈现海纳百川的景象。上海医家在期刊中对中医教育问题进行全面探讨,如秦伯未《复兴民族教育与提倡国医》、钱宝华《复兴中医专校成立刍言》、朱小南《改进中医学校之吾见》、张赞臣《今日之中医教育》《上海中医学院之创设》、叶劲秋《关于中医教育》等。名医办刊,成立学校、医院、团体,改变保守的教育传承模式,也是近代中医一大特色。许多资料仅在期刊中可见,如武进孟河名医恽铁樵,曾任《小说月报》主编,1925年,恽铁樵与章太炎合作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后更名为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学员曾达600人之多,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中医函授学校。该校出版的《铁樵医学月刊》,刊学相辅,充分利用期刊推广中医教育,创建了函授这一远程教育模式3。1929年,时逸人创办《复兴中医》,谋求中医复兴。复兴必以教育为前提,时逸人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名医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刊学相辅,并招收遥从弟子。在战乱频仍、经济困顿的时代,时逸人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业医,但始终致力于中医教育出版事业,为中医教育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培养中医人才,秦伯未联合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创建“中国医学院”,发表“中国医学院宣言”和“告全国中医界书”,正式宣布建校,特别提出“商量旧学,采纳新知”的教学理念。这是近代中医人对中医认识与发展的自主反思,也是对中医长期以来一味崇尚传承模式的挑战。近代中医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开始尝试开眼看世界,借助现代科学从不同视角认识中医。这种尝试是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的产物,也是中医人摆脱教条束缚,寻求独立思考的开端。

四、谋求医药振兴,促进民族品牌意识觉醒

近代日本曾一方面在朝鲜奖励种植汉药,一方面不断向中国输入日产西药,进行医药资源掠夺1。国内中医界各种呼声和琳琅满目的医药广告出现在期刊中,开始形成民族品牌保护意识。文化博弈从未停止,而文化又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在动力。时隔百年,日本汉方蓬勃发展,不断抢注中药古方专利。据2011年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中成药市场总销售额为165亿美元,而作为中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为3.5亿美元2。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保护问题,是延续了上百年的问题,如今更是迫在眉睫。从《光华医药杂志》所载《广东二神丸之救国运动》3一文中可知,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逆差所带来的问题,早已为医药界爱国商人所警觉。朱小南在《创设中医院之重要》文中主张发展中医、畅销国药,在无形中抵制西药输入,减少入超,对国民经济大有裨益4。药为医之本,中医界重视药材质量,对中药产地和药材市场也进行了大量调查,如徐淡然《上海近月来之药材市况》、李慎五《山东东阿特产阿胶之调查》、张维仁《香港最近之药材市况》等。近代名医普遍忧虑和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民族命运,二是中医命运。这不仅涉及生存问题,也彰显了民族情怀。以上海为例,近代浦东地区共开设275家中草药堂,且有多家经营时间近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老店5。由此也可窥见,中国医药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名医时逸人在《复兴中医》一刊中提到:“一国之文明及民族之强弱、民生之荣枯,与其国内医药进化之程度,适成正比。”6因此,近代名医已注重打造民族品牌,并将民族命运与中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近代名医曹炳章曾研制物美价廉的“和济雪耻丹”,用来抵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的倾销,可见当时中医民族品牌意识已经觉醒。近代中医药品牌主要集中在中医专科、中药老字号、中成药等方面。结合期刊研究广告和老字号文化,有利于推动民族品牌意识和策略的建设,提高民族医药企业的竞争力7。上海名医包识生目睹“舶来品”广告充斥报端,国民缺乏竞争意识,尝试发起“神州模范制药社”,旨在“联络医药人才,改良各种药品,以振兴医药,维持国货”,并提出了专利保护条款8,说明民族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已经形成。上海粹华制药厂的丸散膏丹广告,图文并茂地刊布于《中医杂志》《绍兴医药学报》,注重道地药材、古法炮制。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于1933年组建了中国制药社,以股份制形式在作者、读者中募集资金,开发验方成药,并在《医界春秋》中刊登了较多广告。同时,医界春秋社并不排斥西医西药广告9。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中西医汇通派医家更注重实业救国,呈现另一番景象。近代名医丁福保在《国药新声》发刊词中强调,社会变革之际,唯有“中医科学化”,国医才有出路,而关键在于“国药科学化”。丁氏主办《国药新声》,由当时著名的上海新亚药厂资助。上海新亚药业是中华民族药业最早的企业之一,以生产西药为主,也致力于中药制剂的研发。《国药新声》创刊理念与新亚药业研发理念不谋而合。而新亚药业在广告投放过程中强调国产,也表达了实业救国之心⑩。朱仁康《国医导报》,也是由上海信谊药厂主办。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他在广东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校长卢大鹏得到了广州药业八大行头每作一元生意抽4厘钱的补助,所以学校办得很好1。

五、团结医界精英,推动地域医学形成

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近代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流派。在古代某一时期、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医,远近学子负笈而至,这样自然成为一个医学教育集聚点,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医家,进行辐射和延续2。从近代期刊出版情况看,出版地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广州、天津等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名医集中的区域和医事活动情况。上海古属松江府华亭县,元朝至元二十九年正式设上海县……开埠之前的上海中医,由于地域性特点,处于吴中、孟河、新安、钱塘、永嘉等地域医学的环抱之中,受到周边医学、医家的影响和熏染,深具当时江南医学的特色3,其中尤以孟河医派的影响最为深远。以25种近代上海期刊的创刊人为例,周雪樵为江苏常州人,余伯陶为江苏嘉定人,陆渊雷为上海川沙人,秦伯未为上海县人,祝味菊为浙江绍兴人,许半龙为江苏吴江人,余鸿仁为江苏常熟人,章巨膺为江苏江阴人,唐吉父为浙江湖州人,丁福保、朱仁康、时逸人为江苏无锡人,张赞臣、盛心如为江苏武进人……,朱氏妇科朱小南、丁氏内科丁仲英等,均以江浙一带为主。其中丁仲英曾主持丁甘仁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祝味菊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张赞臣、秦伯未等均毕业于该校。海派中医丁氏内科、祝氏内科、朱氏妇科、徐氏儿科、张氏喉科……都参与了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其中又以丁氏内科为海派之首。中医药期刊集中展示丁氏门人中医学术发展情况,以及在当时中医界的影响力,丰富了丁氏内科学派的内涵,为丁氏流派传承起了重要作用4。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记载了上海社团组织的大量信息,如《上海总会大会记》(绍兴医药学报社)、《上海市国医团体联合会议记要》(光华医药杂志社)、《神州医药总会记事》(神州医药学报社)。上海与各地团体之间互动联络频繁,如《医学杂志》刊录的《上海神州中医大学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缄》《上海全国医药代表大会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电》。近代上海名医,以期刊为纽带,互通讯息,举办各类活动。如上海市国医公会张赞臣、秦伯未、陈存仁,药材公会董伯伟、陈文铭、费亭华,以及国药公会、参燕公会、市植物园等,五个团体联合举办国药展览会。以社团为中心,上海中医界也积极参与民族救亡活动,如上海神州国医学会,曾以一日诊金为标准,向会员募捐“航空救国基金”,名医程迪仁、蔡济平、祝味菊、余伯陶、徐小圃、陆渊雷等均参与了捐助活动,其中余伯陶、徐小圃捐助达20元5。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家国情怀。近代上海成为主要的医学团体活动地带,辐射并影响全国。近代名医肩负复兴中医的重要使命,在办刊、办校、办社团的基础上,还创立了许多医院。如上海曾先后出现48所中医医院,包括伤科医院、针科医院、时疫医院等专科医院,多为私人所办,且大多为沪上名医发起或出资建立。1929年夏,上海发生霍乱,中医朱少坡独资创办景和临时救疫医院。广益中医医院是作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而附设的,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及医院共有4座教学楼,2座施诊楼,4座实习病房和研究院,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6。名医对疑难危急重症参与度很高,尤以疫病为著,在期刊公布大量验方和方案。各种时病信息,如公立上海医院《上海时症未绝》、绍兴医药学报社《上海时疫流行》、光华医药杂志社《上海港猩红热症加烈》、中医世界杂志社《上海港内白喉猖獗》等。上海疫痉(脑膜炎)流行时,名医严苍山在法租界四明医院救治了许多病人,“经治以来,尚多应手,因将经验所得,供诸社会”1。近代上海名医已打破囿于一隅,秘而不宣的保守模式,扶危济困、开放共享,为全国进步中医的缩影。近代中医在疑难重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成为其“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治、地理、文化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体质、疾病类型以及不同的辨治观,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医学思想和流派。由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名医相对集中,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不同医学流派均活跃在期刊阵营中,期刊为地域医学文化和流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六、基于期刊视角研究近代名医文化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医期刊以时效性、真实性、广泛性等特点,原生态地反映了近代中医文化传承史。但近代期刊星散难觅、文本难得,一直是业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由于近代社会的动荡,很多期刊破碎散佚严重,若干年后将难以再现,亟待保存和挖掘,实现其历史价值。一国之中,医学与文化的繁荣,相辅相成。如果把中医药比作一棵大树,文化则是这棵大树周围的空气、水分和土壤,是供养、滋润、养育、装扮这棵大树的。这棵大树的根、茎、叶、脉、花和果实,每一个部分都渗透了文化的汁液。中医文化研究的是环境、氛围和根基2。有研究者对90位国医大师进行文化背景分析,发现名医多熟读四书五经,具有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口传心授的师承教育是成就名医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3。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近代名医的成才规律。目前,中医人才队伍仍然在逐渐萎缩,许多中医绝技消失,主要因为剥离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中医失去了生命活力。这与国家大力扶持中医,倡导文化复兴的繁荣景象不相称。对比近代和古今名医文化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研究近代名医适宜生存环境及中医教育传承的规律,可获得许多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内容。梳理中医发展脉络,把握医学文化及流派特色,探究近代中医药民族品牌文化形成和发展策略,期刊是很好的线索。在近代历史上,袁世凯、等都因反对“中医合法化”被中医期刊讨伐过。反对中医立法的密函,被《医界春秋》原件披露。在讨伐期间,袁世凯请金针名医黄石屏治疗头风,针到病除。的岳母请京城名医施今墨治疗恶性痢疾,也是应手而愈。那么,中医废存之争,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面包”问题?这些现象,值得深思。期刊记录学术观点,动态反映医界时事,探讨中医药文化复兴,以期刊为切入点,回到文化式微的时代,系统研究近代上海名医传承的社会环境,探寻近代中医不废的原因,对确立中医文化价值和树立民族自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复兴中医文化?近代《中医世界》提出“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其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获得稳固之基础”,主张“化中医为世界医”(《发刊导言》)4。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对上海名医文化开展延伸性、扩展性的研究,对于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增强文化自信和影响力、推动文化传播和认同,全面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