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充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空间、保护主体与交流中心三个角色，相应地发挥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展示、教育传习与传播保护三个主要功能。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属于一种独特的非遗保护新模式，其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场域，或隐或现涉及学界、社会、政府与商界等多方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变迁、文化表述与身份认同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保护主体；教育传习
一、问题的提出
当传统的传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遭遇到价值取向的冲击时，学校教育就成了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最为有效的方式。如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如今也引起了许多高校的关注与重视。［1］（P373）高校是国家制度化的法定高等国民教育阵地，更是民族文化传承高地，它配置了知识教育与文化传承所需最厚实的硬件基础，汇聚了最专业的人才智识与学术研究软件资源。此外，地方高校还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有地的区位优势，以及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矿，理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所有类型的遗产不同，它是一种依托物质载体而主要以非物质形式传承发展的活态文化。因此，必须以一种活化传承的方式给予其全面保护。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种在地化活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保护机构。1994年，田丰先生在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创建了国内首创的民族文化传习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2］后来由于资金、管理等原因，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难以运营，并最终以解散收场。2004年，刘晓津在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老艺人队伍基础上，组建了非营利性民间社团组织———云南源生民族乐坊。［3］此后，受人类学生态博物馆理念及其实践模式启发，各类民族文化传习馆应运而生。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咨询评估与保护实践三个方面，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集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在传习馆拟情境化传习空间以活态传习为核心组织实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有关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杜庆云最早介绍了田丰先生创建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情形；［2］李建军总结评介了田丰传习馆模式，提出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需采取多元模式的观点；［4］张克竞、崔荣荣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建设做了学理规划和传习设想；［5］李北达对所有类型传习馆建设与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采用结合给出了一个初步设想；［6］李金侠、张克竞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服饰的纹样与内涵进行了本体研究；［7］文苹指出了民族文化教育中传习馆的边缘地位及其核心作用间的矛盾及其化解思路；［8］黄龙光将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总结了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主要特点。［9］综上，目前有关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传习馆历史渊源、传习馆规划建设与传习馆传习研究三个方面，未有专门针对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故本文将主要探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在非遗保护中的分工，学理性思考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在具体实施非遗保护中的角色与功能。
二、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保护的角色
（一）一个弹性的传习空间
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由一定规模并具文化特色的物理空间建成，它首先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空间。应该说，传习馆的文化传习空间并不局限于其既定的有限的物理空间范围，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可伸缩文化空间，眼前既定的物理范围是民族文化传习馆相对的主体空间，但其范围既可延伸到以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来源村寨所辐射的广大乡野，也可延伸到前方各种大大小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的现代舞台。所以，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实体空间，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空间的村寨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空间的现代舞台间强有力的过渡空间，其后方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茎，前方是五彩缤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枝，而中间的民族文化传习馆便是打通这前后两头的树干。当然，高校各种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传习实践活动，主要在民族文化传习馆内完成，同时也利用各种时机返回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地进行现场体验式传习，以及组织师生前往各种现代空间参与各种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式传习活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空间，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传习馆的开放性，一是体现在参与传习的师生身份的多元性，二是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方式的灵活性。高校是一个社会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在民族文化传习上高校再不能只作象牙塔，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大门应向全社会开放，让高校师生、非遗传承人以及热爱非遗的普通民众，都有机会进入高校民族文化传习空间参观、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参与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传习的教师群体，既包括教育体制内社会学、管理学、民俗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各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师，也应包括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者既要包括经各级相关部门认定的非遗传承人、民间工艺师，也应包括未经认定但拥有并积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民间知识精英。高校内外专业教师和民间艺人群体在实际传授中形成有效互补，专业教师在学科框架内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开发等相关理论方法，非遗传承人展示其从乡间带来的仍夹带着泥土的鲜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的传习方式上，高校专业教师可以多些理论方法探讨和个案讲解分析，非遗传承人则可以根据个人风格，在高校传习馆重设的拟态情境下，以个人为主体现身说法，进行遗产的现场化活态展演，让师生获得一种直观的体验。作为参与式非遗传习最有效的方式，师生也可趁当地传统民俗节日等时机共赴民间社区参与观察非遗的真实发生与真正展演。因此，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专业教师的理论知识和非遗传承人的经验文化，有助于给学生形构一个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体系，同时，民族传习馆的非遗传习不再局限于传习馆的有限内部，它将延伸到非遗所在乡村、社区等非遗实际生发的具体生活场景，非遗理论的探讨与非遗实践的活态展演二合一，能全面激发青年学生非遗传习的兴趣，提高非遗传习的效率，最后将非遗传习与普世性知识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全面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民族文化自信。
（二）一个有效的保护主体
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理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主要是由文化遗产主体出于文化自觉而对自我文化遗产进行的一种内源式主位保护，最终目的是有效动员遗产主体成员群体全面活化传承其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受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制约，目前中国广大非遗主体仍未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因此，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来自外部的一种客位保护。政府、社会、学界、商界以及各类民间组织，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些保护主体内部既有合作又各有分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界力量中，高校成为一支最重要的力量。高校不仅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机构，更是高级专门人才聚集的学术高地。高校各相关院系、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其中，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新兴的有效保护主体。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的非遗保护，以地方肥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壤为根基，依托高校各相关院、系、所、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人才队伍，与地方民间社会以及相关非遗保护组织形成联动，以教育传习为核心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化保护。民族文化传习馆将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逐步推动高校非遗保护的教育传习实践。高校拥有丰富而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研究资源，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保护不像政府易受政策影响，也不像商界易受市场导向，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化保护机制。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保护，主要指传习馆优化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团队，积极争取纵横向各类科研项目经费，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数字化调查、记录、整理与保存，全面掌握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空间分布、传承与保护等生存状态。在获取丰富的数字化非遗田野调查成果资料基础上，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框架内编写各类地方性校本教材进入高校公共课程教学，二是编写出版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知识读本、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策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够进入普世性主流知识体系，同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一种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供全民共享。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保护，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保护实践的根本，也是其开展各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基石。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主要指在传习馆内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以及在校内外组织开展的各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展示、展演与保护。一方面，民族文化传习馆日常由非遗传承人实施开展的各类具体非遗传习活动，是传习馆非遗动态保护的常规方式，是提高青年学生对非遗的感性认知并导向理性回归的重要途径，同时，在非遗传承人对非遗价值的再认识和再评估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还可通过有效整合校内外非遗资源，在公共民俗学视野下深入社会，组织各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展演，让很多源于草根、原生民间小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近更大语境下的社会空间，走进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之中。另外，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作为一种创新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学术优势，将研究型田野调查基地设立与具体非遗项目保护结合起来，与当地各类非遗保护民间自组织一道，共同维护和促进非遗项目的整体传承和发展。
（三）一个开放的交流中心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地方高校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校本课程的过程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必须要避免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地走出去，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得到认同才会焕发精神活力；也只有在别人的认同中才会产生共鸣，才会造就文化与文化之间共享的平台和空间。［10］文化发展源于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文化类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其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交流的桥梁与纽带。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全面开放式专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中心。当今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使民族文化交流和信息交流更加频繁迅捷，它完全打破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小社区、小语境下族群内部那种自为而超稳定的传承和发展，非遗在当今活跃的跨时空、跨族群文化交流中获得一种逆向新生，这种境遇最终使原本源于某地某族群的非遗越来越成为全球共享的一种公共知识和公共文化。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凭借国家赋予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法定地位，依靠强大的持续性学术智力支持，以及得益于人类现代知识谱系的普世性，恰好成为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地方性和可能的世界性之间区隔的重要交流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既是一个组织者，更是一个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方主体得以交流的文化协调者。以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为平台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总体上包括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部交流包括组织相关专家与学生赴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地与非遗传承人群体进行交流，以及组织本土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赴外进行相关遗产展演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部交流，包括组织本土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进行区域性民俗生活节等非遗传习展演，以及充分发挥高校高端学术资源优势有效组织相关非遗论坛就非遗保护进行学术交流。组织专家学者赴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地与非遗传承人群体进行面对面交流，对处于客位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一种难得的在地化参与观察式田野聆听，对处于主位的传承人来说是一种日常时空语境下生活化自然演述，两者双向交流的顺利实现须基于一种平等、平视原则下良好田野关系的建立与展开。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赴外地进行相关非遗展演，属于一种脱域化的衍生传承模式，［11］主要基于一种公共民俗学视角下民俗文化的公共展演，它能有效促进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主体对自我文化传统的一种回流式价值再认定，以此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进校园进行诸如民俗生活节等非遗交流活动，基于一种拟态传承语境下非遗传承的展示与演述，能够相对真实地普及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非遗传承人步入大学讲堂被赋予较高文化地位，对传承人而言亦具有较大激励作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组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论坛，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志、非遗研究理论与方法、非遗传承与保护等相关专题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建设，以及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保护的功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展示
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若要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展演，必须依靠前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深入、扎实专业的调查、记录与整理。因此，民族文化传习馆建设有形的物理场馆空间固然重要，但是联合馆内外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团队更重要，他们是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组织者、推动者与实践者，如果离开了这支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管理学、艺术学、非遗学等相关学科联合攻关的跨学科研究队伍，民族文化传习馆只能是徒有虚名的空馆一座，它将连那些具有专业学术理念与长期实践经验的传统博物馆都不如。民族文化传习馆研究团队在全面掌握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对那些具有重大文化价值、传承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深入的专题调查和全面记录，在人类学文化整体观视野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社会情境、非遗本体（含工艺）、非遗传承人等要素进行专业化调查记录，整理并建立一个系统化的全息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同时积极征集、采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民俗实物构件，包括材料、工具、道具、服饰、配件以及作品，它们是全面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物质载体和核心能指符号，并且因处于一定程度的濒危状态而具有一定的文物收藏价值。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具有部分传统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览的功能，但民族文化传习馆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和动态展演。基于历史视角的传统博物馆文物静态展览，主要是由博物馆内部独立策展的一种（文）物的无声言说和静态叙事，而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是民族传习馆与地方非遗社区一道联合策展，并由传习馆有形的物质载体（场馆空间与非遗实物）与来自社区的非遗传承人共同协作来动态完成的。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传承人及其亲身参与显然是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活态展示的关键。因此，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类特殊的开放式文化传习机构，它不能自我闭锁在高处不胜寒的象牙塔内，它需要制定一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及其非遗传承人紧密合作的联动机制。有了展示时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与传承人等资源，如何具体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布展，需要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的专业理念与技术。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学者在全面调查记录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文化逻辑将所要展示的非遗项目知识化和体系化，同时，更多的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与动态展演的特征、目的和方法与非遗传承人们深入交流并达成一致，这方面可借鉴美国公共民俗学者作为文化中介遵循价值无涉的协调做法，［12］辅助先进的声、光、电等先进的多媒介技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中心立体活态地全面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展演，还可通过与地方民俗生活节等大型活动相结合来进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习
高校丰富而专业的教育教学资源，是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习的强力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习是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的核心功能。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习，与高校在全球视野下的普世性知识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形象的而非抽象的参与式传习，所传习的知识和技能直接源自本土社区的地方性知识。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基于区域民族文化源头活水的传习空间，虽不可能完全达到民族文化自身实际生存、呈现的真实态，但可设计一种拟自然的情境，使进入大学接受主流普世知识的区域民族文化主体，拥有一个在文化知识继承和创新之间缓冲和过渡的链接当口。因此，不论大学师生还是普通市民，通过亲身参与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可以补全和完善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主流知识、文化为唯一圭臬的文化观，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文化多元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价值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颗颗珍珠般散落在广袤的田野，它随社会生活流淌在创造和传承它的人们的口耳、手脚上，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高校民族文化传承的内涵，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系统而专业的知识生产，接着在遵循文化传习和教育认知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组织非遗专家和非遗传承人分工合作，认真编写、建设相关非遗传习系列校本教材。民族文化传习馆体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系列校本教材，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后，与高校其他学科的专业教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将其视作凸显地方性办学的一种符号象征而成为陪衬。同时，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常表征的鲜活性及其传习模式的应用性，不宜要求非遗传习系列校本教材具备多深的理论性，但须完整呈现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或艺术流程，在图文形式表达上宜灵活多样，可读性强。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主要依靠“非遗传承人进校园”面对面传授，高校学院可派非遗专家作为合作教师协助传承人组织实施非遗传习活动。由传承人参与编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是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传习的参照，主要作为一个科学编订的文本以帮助学生自我结构性认知和反复研习，对于传承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早已了然于心，他们在传授过程中拥有足够的自主性，往往不需要拘泥于教材的限制，可适时借助相关实物展示、肢体辅助以及技艺（流程）展演来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呈现与动态展演。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传习是一种参与式实践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们跟随非遗传承人的身体性演述，进入民族文化传习馆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空场域，并作为普通传承人的一分子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验。观察、讨论、参与等一系列文化对话及其实践的特点，使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良好的师生互动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青年学生头脑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当今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由地方的上升为国家的、甚至全球的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国家夯实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公共性和共享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挣脱既有的地方区隔，突破其族内纵向自然传递的原有路径，正在逐步向跨地域、跨族际的大众化传播方向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手段，但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动员作用，对提高社会成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增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立足于地方，定位更宽广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如果说民族文化传习馆的非遗展示与传习基本上以本地人为主要受众，那么非遗传播则主要面向非本土广大的域外受众。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目前流行的非遗的商业化传播不同，它明显带有公开性与公益性，因此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原真性与专业性。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遗传播以整体传播与分类传播相结合并灵活进行。本地传播是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方式，它以传习馆为传播中心开展多种途径的传播活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内容来看，包括民族文化传习馆各类非遗相关传习活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学术研究成果。在传播媒介的应用上，除了传统纸媒类报刊书籍与无线广播电视等外，要充分应用移动互联网及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兴媒体，由于通信技术的全面普及，后者在传播受众规模与传播实效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当前快捷而高效的传媒手段固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保障，但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及其传播文本的制作环节是首要的前提，因此及时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全息数据库是必要的。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地传播，均要“以人为本”，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全面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的民间社区协作，尽力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活态性与动态性。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地传播，是以传习馆为中心辐射校内外的一种地方性固定传播，它具有较强的本土便利性和组织可控性。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传播，是一种非定期、不定向的移动传播，其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可参考美国公共民俗学及其民俗公共展示模式。［13］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播的价值，主要是以一种“反观”的效果逆向激发非遗主体的文化自信。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异地传播主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展演为主，因异地传播要求相当的经费投入，目前民族文化传习馆主要依靠高校内部相关文艺展演活动进行非遗传播。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自身配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团队，其背后依托的是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及其传承人群体，加上未来国内外各类相关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商业展演机会将越来越多，因此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播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加大与政府相关文化旅游部门、文化创意实体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传播，以跨地域、跨族群播撒“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理念。
四、结语
高校作为民族文化教育传承的高地，承担着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要任务，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习，是一种全新的非遗保护理念与实践模式，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化保护的重要意义。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空间、保护主体与交流中心角色于一身，能动地发挥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展示、教育传习与传播保护的重要功能。在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建设及其非遗记录展示、教育传习和传播保护等一系列实践中，高校跨学科组建的非遗保护专家团队具有重要的专业指导作用，他们不仅要深入拓展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而且要客观、审慎地站在文化协调者的角色位置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紧密协作，以高校民族文化传习馆为中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习为核心，合作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非遗保护实践。在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逐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独特的创新模式，在实践层面上民间社会、学校与行政机构正纷纷或独立或联合地创建各类民族文化传习馆，民族文化传习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场域，或隐或现地涉及学界、社会、政府、商界等多方主体，在遗产保护、社会变迁、文化表述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未来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不仅需要继续深入观察和阐释传习馆非遗保护模式实践本体，而且可能更需要关注在民族文化传习馆场域空间流动的遗产保护相关主体，以及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遗产主体之间围绕遗产与权力、资源与惠益展开的各种协调、竞争与博弈。
作者:黄龙光 杨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