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一般以朝代史为框架叙述整个文学史的演进。这种讲述方式虽优点明显，但割裂了各个朝代间文体间的联系与贯通，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复杂性、多元性。而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运用会通方法，则能更好地继承、盘活传统文化资源。
【关键词】文学史;传统文学;文学作品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对作品的讲述上均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朝代史为框架叙述整个文学史的演进。这种讲述方式的优点在于叙述清晰、线索明了、逻辑紧密，尤其是以朝代为单元逐层讲述中国古典文学的层阶式演进路线，显得秩序井然。但这种授课缺点也较突显，即片面、僵化地将作品发展附属于朝代史，割裂了各个朝代之间文体间的联系与贯通，尤其是在一代之经典的传统编纂思路下，刻意突显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经典地位，而对经典之前的奠基、经典之后的传播与延续，探讨不足。这样，一部文学史就成了经典作品的排行榜，忽略了经典与非经典的关联，尤其忽略了大量非经典作品的潜在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复杂性、多元性。如何重写文学史，学界虽反思了若干年，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本文认为传统诗学中的会通思想值得学界借鉴和探索。
一、会通理念概述
会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最早出自《易经·系辞》:“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1］早在上古时候，中国古人就已体察到世间万物皆在时空中流变不休，通达不止，对此人类亦应以一种通变思想顺应、遵循这一宇宙永恒规律。这种会通思想衍生出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敬天、自然、法祖、重生……。这种会通延伸到对文学上，就产生了一种会通百家人文、自然宇宙的文学观。最早对其有系统研究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他在《物色》中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在《通变》篇中强调“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2］，虽然刘勰所言的会通是一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体验积累，强调文人在创作过程中要体察万物，尤其是对前人的文化遗产要在继承中进行参悟变化，会通百家，自成佳作，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诗学理论思维的折射，是顺应通达思想在诗学上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性所在。对这种独特性，《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书写、讲授理应对此有所反应，并及时梳理、揭示该规律，突显其价值。现在通行的相关教材则过于突显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成就，而忽略了对前后各个时期间的继承融汇。提倡会通，就是对这一传统文学史思路的修正，让作品回归作品，让文学史不只是史，更是文学。为此，需要在会通这种新视野、新方法下，对其进行反思与修正。
二、如何会通本文认为主要沿文学与文化两个维度进行重构
(一)时间上长时段贯通的文体维度。这主要是对以往文学史教材下培养出的学术思维、方法的反思与纠偏。会通强调文学本位，但又非传统的朝代分割与单纯追求言情审美的学术方法，而是打破朝代的条条分割，打破文学史就是经典排行榜的狭隘视野，关注文体内部断裂、延续、因革的一体性，让其不再因时代人为因素而被割裂。打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经典文学史思维，追求多峰并峙的多元文学史建构，目的是将一代文学高峰(如唐诗、宋词)之前、之后的文体发展、特质揭示出来，抛弃价值优劣的主观之争，而关注各个时期之间文体的前后关联呼应性。例如周裕锴先生在《通读细读、义例义理与唐宋文学会通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文体仿写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非一定与经济、财政、科技、科举、官制密切相关。文学上有些现象的出现，有时更像是一些不经意的典范书写，经由时人或后人对其模仿而逐步形成的。”［3］周先生的举例只是文体演进现象中的一个表现，但通过仿写这一视角，可以举一反三，思考大量不同朝代之间文体间的因袭与创新的复杂性，以及在此过程中文体上呈现出的诸多崭新的文体特征与文学现象。
(二)空间上文史哲等多层面贯通的文化维度。伴随时代分割的打破，社会历史观也随之解放，会通思想在专注文体自身演变的同时，也专注于文体外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囊括社会结构、士人升迁、科举选官、民族融合、宗教思想、商业贸易、地域风貌等多重因素。在注重文学历时变迁的同时，更注重文学表层下多层级的社会历史因素，揭示它们如何渐进渗入文体内，决定着地表之上文学的流向路径。在这一点上，它既是对传统文史哲的复归，又借鉴有文化学的某些因素。以文学史上的清词发展为例。清词之所以有中兴现象的产生，与清代词人大量仿写宋词相关，尤其是南宋词风，这是南宋与清代在历史文化上的趋同与变异的必然结果。在科举高压下，清代大量读书士人失去进阶仕途的希望，只能依人做幕，在南北漂泊中度过一生，这必然刺激了江湖之感、嗟老叹卑主题的大量出现，这也是南宋江湖词风在清盛行的最大根源。王水照先生在《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一文中曾指出:“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4］李贵在《唐宋文学会通研究的“四文说”》一文中亦关注到:“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在文学上，主要力量转入民间写作，‘布衣终身’者纷纷登上文学舞台。”［5］可见，清代词人广学张炎等南宋词人有其必然性:清代词人的主体———寒士词人群体与南宋词人主体———布衣词人群体，二者在身份上即具有天然的一脉相承性，主体身份的相似，即意味着相似的经历、情感，书写方式上也必然存在天然共通性、相似性。所以，在谈清词的发展、成熟时，就不能离开对宋词，尤其是南宋词这种同与异的比较视野，尤其是揭示出清代文学对宋代文学在文化上内在的共通性，这样，沿此思路，宋清文学潜在的一体性就可以逐步被浮现在文学地表。
三、会通的重要性
会通既认可一代有一代文学的独立性，又强调各代文体间的相互连通性，将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相贯通，将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相贯通。知晓各个时代文体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朝代分割而被人为忽略，这里可以通过一些作品范例，感受一下会通的重要性。以清朝词人李传元《声声慢·渔隐，玉田有此阕，读而好之，戏拟以寄幽怀》为例:清游明月，浅醉薏花，一枝横竹穿云。隐士谁招，今古惟有玄真。武陵桃花几树，到如今，已是残春。鼓枻去，怕人间鸡犬，也杂先秦。莫访樵夫闲话，除百泉弊弊，谁共评论。冷落蘋洲，谁教闲却秋蓴。五湖烟波好住，有巢由、也莫为邻。看海水，记潮痕、还记泪痕。这首词是李传元在读了南宋词人张炎的《声声慢·渔隐》一词，有感而发，虽为拟作，但情感真挚，画面优美，作者将自己理想中的归隐之乐描绘得如诗如画，内容饱满丰富，词笔洒脱自然。在对清词的阐释中，学界专注于清代独特政治文化，视清词为时代文化的产物，这固然准确，但同时忽略了它与宋词间内在的继承上。倘若联系清代词人普遍学习南宋的风尚就可以看出，该词对南宋词的接受与摹仿。这首词完全符合张炎对填词的标准:“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6］“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以此来评论此词，正是贴合。通过与张炎《声声慢·赋渔隐》进行对比，二者的相似性就更为突显:门当竹径，鹭管苔矶，烟波自有闲人。棹入孤村，落照正满寒汀。桃花远迷洞口，想如今，方信无秦。醉梦醒，向沧浪容与，净濯兰缨。欸乃一声归去，对笔床茶灶，寄傲幽情。雨笠风蓑，古意谩说玄真。知鱼淡然自乐，钓清名、空在丝纶。笑未已，笑严陵、还笑渭滨。张炎此词中的渔隐为其友人姜子野，张炎刻意描绘了友人隐居山水的真乐，画面优美，抒情恬淡旷达。此词化实为虚，用典精妙，境界空灵婉转。整首词刻意雕琢修饰，用语精练传神。对比二人之词，皆是抒发归隐江湖的寄托之感，且用语精严，境界感伤，寄托色彩浓厚，二间内在的承接性异常明显，扩而广之，清词与宋词、清代文学与宋代文学这种承接与创新的二重性非常值得文学史关注，而这一层关系却在文学史上，甚至是清词研究界，少有提及。
四、结语
可以看出，会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类教材及其讲授中亟需思考、运用的方法，通过会通可以继承、盘活传统文学资源，赋予教师、学生以更灵活的学术视角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301，305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4，521
［3］周裕锴．通读细读、义例义理与唐宋文学会通研究［J］．文学遗产，2017，6
［4］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J］．文学遗产，2010，1
［5］李贵．唐宋文学会通研究的“四文说”［J］．文学遗产，2017，6
［6］(宋)张炎．《词源》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苏利海 孙纪文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