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范文1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2
[关键词]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经济增长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构成，以均衡价格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为核心，探讨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源的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的内容宽泛，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实践性，且研究流派众多，所以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可以增加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例来阐述翻转课堂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法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流程不同，其主要内容是，学生课前自学新知识、观看教学视频，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课前练习任务，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和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密切交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研究任务，展示研究成果，训练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教师对学生小组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能力。可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虽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国外的教学中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将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中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活动的视角，探讨翻转课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1课前教师为学习小组梳理经济增长理论
在长期发展中，各国经济具有增长趋势，但如果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必然要探讨经济增长的因素。斯密早在1776年就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马尔萨斯（1798）则对经济体的运行有着不乐观的看法，认为当生活水平高于生存水平时，生育率上升将推动人均收入下降并可能低于生存水平以下，从而引起死亡率上升，更少的人口又将导致人均收入再次增加。这就是马尔萨斯模型。李嘉图（1817）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收入相对持续的增长。马歇尔（1920）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1934）认为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创新是把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发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保罗•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变量，决定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建构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使增长率内生化，主要借助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的假设解释长期增长和增长差异。新古典增长理论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却一直存在争议，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其共性是：承认经济增长不是外生的因素作用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所决定，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即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国内学者潘士远等（2002）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刘明兴等（2003）将新经济增长理论归为三类。这些研究表明了经济增长的轨迹。
2学生在课堂上阐述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经过要素驱动、效益驱动、再到创新驱动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丰富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低工资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当资源型的增长方式受到抑制，以及2011年前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和低廉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完结。同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和恶化，导致中国经济于2010年开始减速。这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变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要化解中国经济减速的现实困境，一是充分认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点，二是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教师点评和深化学习内容
同学们能够在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应用经济增长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开展研究，梳理阻碍我国经济减速的因素，这是值得肯定的学习成果。但不足之处表现在没有深入挖掘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教师为了深化同学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认识，剖析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教师的研究观点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探求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机制，通过协调和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利益关系，从营造一个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创新体制机制、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培育新动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4结语
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学习时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促进学生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课程的学习效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生提前观看教学视频进行自主学习时，需要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有时会产生师生间的时间冲突；在课堂上的习题练习和月测，可能会给部分同学造成压力。
【参考文献】
[1]伍茜溪.供给侧视角下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探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4）.
[2]曾小慧，战岐林.基于微课的西方经济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6，（08）.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3
引言 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一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受萨伊定律的影响，忽视了总需求的重要性。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注重国民财富增长过程研究的传统，即注重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产品实现危机的可能性: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但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建立起包含总需求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坚持经济增长取决于总供给的论点，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为接近，而与卡莱茨基、凯恩斯、哈罗德和罗宾逊等人强调的总需求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层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总需求因素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应有的地位。为此，第一部分评述了马克思增长模型的特征;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了迪梅尼尔和赖维构建的模型，该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得出结论:总需求影响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对长期无影响;第三部分重新审视了模型的前提假设，探讨了收入分配等内生性变量的影响，由此得到总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部分为总结性述评及简要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供给分析传统中的需求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从供给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1］如果不考虑经济增长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基本的劳动雇佣关系，马克思的观点和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家大都没有考虑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李嘉图指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2］247一个国家“其所积累的资本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2］247。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对积累的异常热情必然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这种社会的结构和习惯所能容许的有利的消费的程度”［3］。李嘉图的观点显然是暗含了消费无限和投资无限的前提假设。但因李嘉图论证的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因此其结论也是错误的，这已为历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所证明。 马尔萨斯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也没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入手。马克思对于过度生产问题的分析更为透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存在过度生产的可能，由此他重点分析资了本主义生产中过度生产及危机现象。显然，马克思否定李嘉图对萨伊定律的支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指出，过度生产及危机短期内是可能的，但持续的危机是不可能的。在恢复增长的路径上，总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首先，竞争的压力会使得企业尽最大可能进行资本更新，使其产品价值低于一般价值以提高竞争力。其次，存在工资下降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工资下降，工资下降提高利润率，进而投资增加。另外，还存在价格下降机制，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马克思认为，在危机时刻，企业不得不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以保持竞争力。实际上，固定资本更新在危机时刻的作用是发展变化的，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固定资本更新的确有提高企业竞争力、促使经济走出危机的决定性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垄断占统治地位，以及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克服危机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关于工资下降，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危机时，失业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上升，进而投资增加。然而，存在失业的同时，如果产能也过剩，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投资不会增加，总需求也不会自动提高。同时，实际工资下降，将存在收入再分配效应，即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下降，将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减少投资。如果投资函数与产能利用率及利润份额高度相关，工资下降可能意味着经济会复苏。然而，这种结果不一定会发生，在深度衰退中产能高度过剩，即使利润提高，企业也会减少投资。罗宾逊(1962)和卡莱茨基(1971)曾深入研究了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马克思的模型进行了修正。罗宾逊和卡莱茨基均认为，储蓄和投资独立决定、非自动相等，因此资本和劳动等供给因素就无法单独决定经济增长，这显然和凯恩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凯恩斯与马克思的“综合” 迪梅尼尔和赖维(1999)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离散时间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以探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认为总需求对短期经济增长有影响，而对长期没有影响。达特(2011)把该模型简化为一个部门，且假定时间连续，产品市场通过产能利用率(用产出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计量)的变化而出清，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总需求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短期内，由总需求决定的产能利用率是内生的，企业投资与自发投资、产能利用率和货币供给等变量高度相关。资本家的储蓄由资本存量、利润率和储蓄率决定，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短期均衡。在长期内，迪梅尼尔和赖维认为，企业根据实际产能利用率和计划产能利用率(小于技术上可能实现的产能充分利用率)的差来调整价格。货币工资和价格按同一比例调整，以保持实际工资不变。长期货币供给是变化的，与实际产能利用率对计划产能利用率的偏离及物价指数有关。当货币供给变化率为零时，可以实现长期均衡，进而可得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此时，产能实际利用率等于计划利用率，否则货币供给将扩大以调节投资。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中，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仅由储蓄率、计划产能利用率等实际变量决定，与投资、货币供给量等总需求因素无关。#p#分页标题#e# 显然，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综合了凯恩斯和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短期总需求的增加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因为产能利用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凯恩斯模型的特征。在长期内，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使货币供给提高，以顺应较高的经济活动水平。然而，当实际产能利用率超过计划产能利用率时，通货膨胀使央行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如果后一效应较强，经济将收缩，并回到长期均衡(此时，实际的和计划的产能利用率相等)。因为利润率和增长率也将回到最初水平，反之亦然。这显示了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影响。 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央行充当了理性调节者的角色。实际上，货币供给与产能利用率及价格之间的变化关系无法得到精确计量，进而央行也无法作出反应，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显然具有新古典化倾向。而且，即使央行控制了名义利率，也不一定能控制实际利率，因此调整货币供给量以改变实际利率，进而影响产能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的程度便要大打折扣。另外，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并非是双向的。当经济高涨时这种机制容易起作用，但经济萧条时并不一定会增加总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的生成机制及其衍生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内生化，总需求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及资本的收入份额发生变化，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必须对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进行重新审视。 三、模型的重构 我们对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进行修正。短期分析和迪梅尼尔—赖维模型没有区别。在长期内，名义货币供给M以外生给定的速度增长，实际货币供给m的增长率由下式给定:m^=M^－K^－p其中，^表示增长率，K为资本存量。当m提高时，投资增加，相应的也将增加总需求和提高产能利用率;通胀率依赖于m的水平，较高的m将提升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通胀率;而m的提高也将直接或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增加投资和资本积累。当产能利用率达到其计划水平时，名义货币供给增加率比实物资本增加要快。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是不受通胀影响的，因为价格和工资被假定为同比例变动，如果二者变动不成比例，结果会怎样呢?为此，假定工资随价格变动并非完全一致，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名义工资W根据下式进行调整:W^=pT+δ(p－pT)－δ＜1，表明货币工资根据目标通胀率变化而调整，但调整对于实际通胀率和目标通胀率的偏离是不完全的。这样，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的实际工资便不是常量，用名义工资W和价格水平P来表示，即WP，可得长期经济增长率g为:g=sc1－α0(WP[])ud(1)式(1)中，sc为资本家的储蓄率，α0为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ud为计划产能利用率。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将提高，劳动份额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降，反之亦反。这说明经济增长是利润导向型的，其前提是储蓄必须自动地转化为投资，这需要合理的货币政策等手段予以解决，否则便会出现凯恩斯的“节俭悖论”。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将改变对储蓄规模的依赖，并受到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劳动份额的上升不但不会抑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反而会扩大总需求，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此时，经济增长便不是利润导向型而是工资导向型的。假定工资收入全部转化为消费需求，式(1)则改写为:g=1－α1(1－WP[)]ud(2)式(2)中，α1为单位产出的资本需求。同样，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提高，劳动份额λ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上升，反之亦反。综上，不论是利润导向型还是工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个模型都意味着总需求在短期有影响，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影响。需求和供给有不同的决定因素，资本、劳动等供给因素能否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实际决定因素，与总需求高度相关。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同也改变着经济增长速度。 结论 本文考察了总需求在马克思增长理论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思没有考虑总需求在长期增长中的影响，这一点和古典及新古典模型相似，和罗宾逊、卡莱茨基等人增长模型的结论则相反。以迪梅尼尔—赖维模型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引入货币政策来研究马克思增长理论的长期均衡，试图证明长期经济增长与总需求无关。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有着完美的逻辑形式，但结论却是与事实相悖的。假定与事实不符，模型的变量与参数也无法确定和计量，因此理论上的长期均衡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而且，如果在长期内受价格变动影响的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尽管有央行的稳定政策，长期增长也并非独立于总需求。实际上，总需求对长期增长无影响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成立，这些条件与长期内收入分配、产能利用的外生有关。如果放弃这些变量的外生性假定，总需求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总需求不仅与短期经济增长有关，而且也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但要关注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要素的贡献，大力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而且必须通过货币、收入分配等政策手段，提高产能利用率及改变需求结构，以调节总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4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引力模型；关中平原城市群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要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城市群作为承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协调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研究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及实证均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深入，其代表性成果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及其曲线形状分析。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3）首次实证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即两者存在由互竞互斥到互适互补的过程，之后许多学者对EKC曲线在不同地区也进行了验证。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方创琳（2000）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作用机理和决策途径进行了研究。邹辉、段学军（2016）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得到东部优于中西部、沿江优于非沿江地区的结论。董锁成等（2019）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近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可通过建立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等方式推动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张国俊等（2020）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协调度均持续增长，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度最高。还有学者从区域、方法等不同研究尺度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敏、张晓平（2017）通过建立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模型，测度昭通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系统协调度，得到昭通市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的结论。蔡文静等（2019）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GIS工具方法探究了西北五省“生态环境—经济—城镇化”三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各省协调等级差异明显，需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苑清敏、何桐（2020）通过脱钩模型测度了2007-2016年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天津市和河北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协同程度优于北京市。刘薇、张溪（2020）基于DEA-RAM模型构建绿色效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结合的联合效率模型，认为通过创新要素投入可抑制环境污染源的产生，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纵观现有成果，相关文献从理论、方法、不同区域等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做了比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与基础，但围绕城市群展开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定量测度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其空间联系，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二、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制约、互为依托的关系，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同样不能停止发展经济。由此可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保障。资源环境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资源，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利用和改变资源环。推动经济增长。其中，部分资源通过生产转化为产品，部分资源则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转化为废弃物被排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反作用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我国正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也会增加。因此，可以把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简要概括为：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保障。只有资源环境持续不断提供物质基础，才使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但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必须有限度，不能超过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否则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会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不能简单地通过不发展经济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而是要在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下促进经济增长，即两者协调发展。城市群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地域单元，具有成熟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发展潜力并最能释放经济活力的区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格局。由于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政策等差异，各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程度不同。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属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水平高，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意识较强，同时对环境治理、能源转型的投入力度大。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相对落后，经济体系不够完善，城市群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但加强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仍是今后我国各城市群建设需关注的重点。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西部第二大城市群，有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探究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关系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是包含多层结构与多元要素的复杂系统，本文在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李爽和刘梅香（2015）、姜磊等（2017）耦合协调研究领域的成果，构建区域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研究对象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划定的11个城市（杨凌示范区除外）。
（二）权重计算-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对初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2）其中，式（1）和式（2）分别代表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aij为指标原始值，滋ij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max（aij）和min（aij）分别为第j项指标在i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次，确定各指标熵权：（3）（4）（5）式中，fij为第j项指标在地区i的比重，ej指第j项指标的熵值，ej为平均熵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度量系统内部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协调的程度。本文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6）（7）（8）式中，C为耦合度，F（x）和F（y）分别为资源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增长子系统，k为协调系数，一般取2-4，本文取k=2；T为子系统综合协调指数，琢，茁为待定系数，由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需要协同发展，本研究取琢=茁=0.5。参考崔木花（2015）的划分标准，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等级，如表2所示。
（四）耦合协调引力模型
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城市间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的引力关系，计算公式如下：（9）（10）式中，rij代表城市i对城市j的耦合协调引力水平；pi和pj分别代表城市i与城市j的耦合协调度；dij代表城市i与城市j的时间距离，选取公路出勤时间距离H和铁路出勤时间距离L共同表示城市间时间距离，a1和a2为权重，分别取值0.7和0.3，数据来源于《西北地区公路里程地图册》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四、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发展水平
本文计算得到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市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综合水平，见表3和表4。由表3可知，研究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变化趋势表现为先升后降再升，以2012年为拐点。分城市看，西安资源环境综合水平最好，运城、铜川、咸阳和渭南4市2019年的资源环境综合水平较2008年有所提升，其余7市则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关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资源环境综合水平下滑，资源环境保护迫在眉睫。由表4可知，研究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增长综合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城市看，西安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均超过0.9。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6市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处于0.3-0.5之间，发展水平居中。而商洛、天水、平凉和庆阳4市的经济增长综合水平长期处于0.3以下的较低水平，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二）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实证结果
计算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从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西安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0.801，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其作为省会城市，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相对注重科技创新，对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和破坏；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这6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了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使二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发展；商洛、平凉和庆阳处于低度失调阶段，天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商洛、平凉、庆阳和天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无法为资源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社会经济支撑力。因此，难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由此发现，大部分城市还处于中度协调和低度失调阶段，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整体上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引力关系的实证结果
关中平原城市群11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耦合协调引力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西安对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引力强度最高，总值达到4.828。显然，西安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引力源。其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且交通便利，还在于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高。咸阳和渭南的引力强度超过3，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和商洛的引力强度超过1，而天水、平凉和庆阳的引力强度最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3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交通可达性较弱造成的。从单个城市看，只有西安与咸阳、西安与渭南的引力强度高于1，其他均低于1。这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度引力程度较低，空间联系较弱，城市间协调发展亟待加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5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增长;农业投资;农民消费
一、引言
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脱贫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2018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就指出能否顺利实现贫困地区脱贫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把握好时间节点，确保贫困人口在2020年如期脱贫。而“三农”作为我国贫困问题产生和持续存在的主要领域，其势必成为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因此如何通过农村经济发展来从根源上消除贫困就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陈时兴（2010）指出“三农”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尤其是资金被过度转移的结果，而农村金融作为农村资金融通的主渠道，其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的职责，逐步实现农村金融的全覆盖。而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农村金融还是农村经济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就为理解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样本，本文就将基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际上，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Mckinnon（1973）首次从金融抑制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后内生增长理论更将金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随着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姚耀军（2004）认为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的特殊资源，其将通过相应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谢琼等（2009）则对此提出了质疑，其认为只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金融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正如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提出的金融门槛效应理论所指出的，如果忽视金融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尤其是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异质性，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将大大下降，因此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在引入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模型
为了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异质影响，本文将引入农村投资比重这一控制变量，同时还将使用农民消费比重进行稳健性检验。正如在理论分析中所提到的，由于农民投资和农民消费均受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在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同水平下，投资和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甚至是方向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所以需要引入门限回归模型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使用GDP表示农村经济增长，FIN表示农村金融发展，INV和CON则分别表示农村投资和农民消费。以农村投资为例，根据理论分析，可以建立如下双机制模型（1）式中，下标t表示时间，β1和β2分别表示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的机制超过两种，则我们也可以继续引入β3，其他依次类推。而γ就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值，即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γ及以下时，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β1，只有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过γ时，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为β2。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将使用农民消费支出CON代替农村投资INV。当然，在三机制门限回归模型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将会存在两个门限值，其他依此类推。2）式可以得到门限值，并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由于在无门限效应的零假设条件下，门槛参数无法识别，造成样本分布并非“卡方分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Bootstrap方法来计算统计量的临界值，当计算得到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数据就存在门限效应，反之则不存在，因此相对于传统的模型设定，门限回归是依据数据本身进行判断，所以更加科学和准确。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使用各年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增长，而使用第一产业投资额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表示农业投资水平，使用农民消费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表示农民消费比重。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上，学者们通常采用农业贷款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简称农村贷款比，下同）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于银行在农村金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农业贷款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有效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无法表示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资金的转移程度，因此我们使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比重（简称农村贷存比，下同）来表示，存款与农民的收入息息相关，因此农村贷款比和农村贷存比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农村贷存比还反映了农村金融在多大程度上转移了农村的资金，因此具有更多的含义，所以这一指标更能够有效反映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对农村资金的转移程度。本文将采用中国1994~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年度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门限回归模型中，首先要确定门限的数量。首先在不存在门限，只存在1个门限，存在2个门限和存在3个门限之间进行选择，通过计算F统计量和Bootstrap方法得到的临界值以及P值，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当使用农村投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时，无论是单一门限还是双重门限的F统计量都是显著的，而三重门限的F统计量在10%的水平上是不显著的，因此本文使用双重门限模型对数据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分别达到0.173和0.479时发生根本性改变，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0.173）时，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此时农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而随着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173＜FIN≤0.479），投资显著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这一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作用是将农村的剩余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建设，因此虽然农业的贷存比有所提高，但是大部分资金被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此时农村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而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投资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则转变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此时农村的贷存比已经接近50%，农村金融对于农村资金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所以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显著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当农村和城市金融存在较大异质性的情况下，农村金融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充当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此时农村金融的发展并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增长，但是总体来看，其仍然是将资金从低效率的农业和农村转移到高效率的工业和城市，所以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更不能因此而不发展农村金融，只有当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时，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下面再来检验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农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与上文的分析相同，我们分别得到表4、表5和表6的估计结果。从稳健性分析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民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但是与投资不同的是，这种依赖呈现典型的双重机制，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此时农民消费主要是满足自身的生活必需品需求，而农村金融也无法为农民消费提供必要的支持，但是随着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要低于投资，这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首先是促进了农民消费的提高，然后才进一步作用于投资，这也符合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只有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农村市场扩大了，才会形成对于投资的有效需求，金融机构也才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投资，这说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而非政府的有意调节。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6
关键词：民航运输服务；国民经济增长；关系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航运输已经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民航运输大国。民航作为大众化的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服务大众、促进和谐、传播文明的社会功能。中国民航机场人经过不懈的努力与长期探索，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以情为源、以诚为信的服务理念。在服务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真情服务是民航作为服务行业的本质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然而，我国民航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结构性问题[1]。而要解决以上矛盾和问题，应从理论上弄清楚民航运输服务与经济增长的深层关系，为决策提供实证性理论支撑。
一、理论模型分析
1.理论方法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要从根本上验证国民经济增长以及民航运输服务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借助回归方程进一步论证，然而在论证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保持时间序列数据平稳化发展，若不平稳就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伪回归”现象。在实际验证期间，为了有效避免这种现象的时常出现，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科学化的协整方法实施最终的验证，究其原因在于该方法的使用往往不会忽略掉水平序列范围，可以产生大量有用信息[2]。从协整理论提出上来看，其提出人是格兰杰，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用在时间序列基础的数量关系分析，实质上属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借助非平稳经济变量为切人点，然后就经济变量间有可能会出现的均衡关系实施有效探讨，若说两者间的长期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则变量之间属于共同增长的关系，反之就是不协整的关系[3]。
2.数据来源
当我们对民航运输服务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实施详细研究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将目前所拥有的文献作为研究的着眼点，科学选择经济变量。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期间，还必须要就对象的属性以及数据可得性实施兼顾，充分体现出经济增长变量为所选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度量民航运输经济性质指标为所选择的总周转量。从数据资料来源角度出发，主要是从《从统计看民航》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的。
二、民航运输服务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国内民航运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样本期内两者都是一阶单整，在经过长时间协整检验证明之后发现，两者之间是不存在相应协整关系的，两者的关系应属于长期均衡关系。从得出结论原因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分为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民航发展比较滞后，而且在交通运输中的份额相对微弱；第二种是民航是高度管制当中的行业，在长时间管理体制革新滞后会慢慢走向市场，但实质上因时间相对较短，两者还不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及良性互动[4]。此外，借助格兰杰因果验证方法可以得出，二者对于我国民航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是非常不明显的。
2.国内民航运输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民航运输实质上与国民经济增长属于平稳化时间序列以及协整关系。根据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存在相应的长期均衡发展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二者在名航运输发展方面的作用相对来说不显著，但是两者间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3.国际民航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际民航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现实生活中不属于平衡时间序列关系，而且也没有协整检验条件。经过格兰杰关系检验，最终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民航运输的促进作用相对来说并不明显。
三、民航运输服务的政策建议
1.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现阶段，民航运输业健康发展过程中，经济条件是其坚实基础，可以为民航运输创造有效的经济环境[5]。从专业化角度出发，良好经济环境可以在民航运输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才可以确保民航运输得到快速发展。
2.发挥资源优势
国内民航运输初期发展过程中，民航运输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具体来说，民航运输业能够为人们提供产品服务大部分都是长距离位移，该位移必须是安全的。此外，我国地域非常辽阔，且各地资源较为丰富，只有在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自身优势才可以获得进一步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必须要紧紧跟上时展脚步，有效发挥民航运输优势，实现民航运输迅猛发展。
3.关注长远利益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民航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时间效应。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民航运输与经济增长间具备一定的互动关系，我们不能够将目光停留在短期利益上，必须要着眼长远利益，真正立足民航运输持续发展，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航运输的位移速度快、通达性强、服务水准高、运输距离长、安全系数高的优势使得其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现阶段，对民航运输服务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详细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龙继林,师萍.我国民航运输服务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3(9).
[2]刘萍.民航运输服务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11):393.
[3]甄小燕.我国民航运输服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综合运输,2012(6):63-66.
[4]王娜娜.民航运输地面服务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思考[J].现代商业,2012(20).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7
自1956年罗伯特.索洛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论文》当中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在以后的半个世纪当中都扮演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石的角色。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逐步从以逻辑推理演绎为主转向更重视数理分析和模型建设,其中很大一部分理论及实证研究都是以索洛模型为主要出发点和推理根据。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发展,索洛增长模型亦在诸多的实证检验和理论应用当中得到进一步修正完善和多层次多方向延伸。 一、理论基础与发展 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通过放弃劳动力与资本固定比例,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刀刃平衡”,通过将资本、劳动和总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内生化。索洛将一般的生产函数表述为:Y=F(K,L),并在考虑技术水平变化时使用可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Y=A(t)F(K,L)。给定储蓄率不变,最终产品与资本存量的稳态增长率都为,其中n为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索洛模型假定总储蓄率为s,资本折旧率为δ,得出资本积累方程k=sf(k)-(n+g+δ)k。在以后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以具有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代替了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修正这个模型为Y=F(K,AL)。为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之后的研究引入了多种索洛模型的变形。如卡斯等人建立了无限期界模型并提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资本存量条件,索洛模型最初推导出的黄金律资本存量被修正为修正黄金律资本存量(Cass,1965),以将储蓄率内生化;引入已有资本的废弃率来考量新通用技术的出现引起的产出下降(Aghion,Howitt,2011,第九章);在索洛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因素H(t)(Mankiw,RomerandWeil,1992)等。我国亦有不少研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理论拓展和延伸。李军(2003)、周晨和熊和平(2007)引入老龄化因素以测定老龄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熊俊(2005)通过“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假设条件的放松和自变量的调整,扩展了索洛增长模型;刘海生和解江树(2005)在索洛模型中引入按技术分配,分析了非体现技术进步和体现技术进步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李国柱(2006)引入环境约束以考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何莉(2007)引入人力资本和出口依存度,以测量各省经济受对外贸易的影响;傅为忠和刘!楠(2008)通过引入随机干扰项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张谊浩和周庭佐(2011)引入相对货币供应量因素,得出新的人均产出。 二、实证研究与应用 由于索洛模型的基础作用和解释能力,经济学领域很多研究都运用该模型作为工具来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策略。下面以基于中国经济的实证应用为例,综合评述索洛模型在不同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和验证。自1988年始,我国的索洛模型实证应用研究共计191篇。可粗略分为七大类,即整体的宏观经济分析、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分析、人口劳动力、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和资源环境的贡献和影响因素分析。 (一)宏观经济分析 索洛模型的主要应用方向之一是根据具体国情,从总体宏观经济层面解释国内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基本要素的变动和贡献,并提出改进对策。典型的应用有国内经济全要素分析、储蓄贡献、投资贡献、货币供应影响等。如刘强(2001)、王玉荣和孙玉琴(2002)、马小鹏(2005)、王维国和杜修立(2005)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收敛性分析;王风云(2005)利用索洛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韩立杰、于海滨和刘喜(2007)、王德劲(2007)、波唐勇(2009)、俞林(2011)等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劳动投入等全要素分析;贺福珍(2010)基于索洛增长模型,探讨了非充分就业环境假定下的经济增长问题。 (二)产业经济 利用索洛模型对国内各产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分析、工业经济分析、服务业经济分析和企业经济分析。亦有研究是基于整体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方式等来分析经济增长。如战明华和许月丽(2006)将产业结构因素引入模型,测度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彭军涛和陈其霆(2000)分析了制度因素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赵燃和骆乐(2007)、祖立义、傅新红和李冬梅(2008)、曹佳、肖海峰和杨光(2009)分别测算了我国渔业、种植业和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余明阳和刘春章(2009)运用索洛模型构建品牌声誉增长模型,解释了品牌体验水平对稳态的影响;高晓然、董勤和于英川(2005)对集成电路行业技术进步作用进行定量计算。 (三)区域经济 索洛模型运用在区域经济分析当中,通常是具体分析某一地区的要素贡献和经济增长路径,或综合分析国内各区域间的异同、研究要素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如赵玉杰(2006)利用索洛模型对济南和青岛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比较;孟波,李定猛和张贵平(2009)定量分析了贵州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汪慧玲和王富贵(2009)以甘肃省为例测定了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涂山峰和曹休宁(2005)利用索洛模型解释了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马飞、冯梓洋和韩清艳(2009)构建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数理模型;龙文(2007)对中国区域经济进行了收敛性分析,贾男和甘犁(2010)运用生产函数差异尝试解释地区差异,陈体标和饶晓辉(2011)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转移动态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出索洛模型在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 (四)人口与劳动力 在分析人口与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程度的研究中,索洛模型的应用十分广泛。针对人口流动、人口结构、就业和相关制度问题与影响的研究亦为数不少。如李军(2003)通过引入老龄化因素测算了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梁君林和杜世奇(2003)、梁君林和余涛(2004)基于索洛模型探讨了在不同人口增长率、利率和贴现率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效率;杨蔚、胡博、杨锦秀和傅新红(2008)利用拓展的索洛模型探讨了省际人口迁移、人力资本流动对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张运峰(2009)分析了技术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条件下人口增长的影响;韩胜娟(2011)将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引入扩展的索洛模型,测算了人力资本贡献。#p#分页标题#e# (五)贸易与投资 针对贸易和投资对国内整体和各地区经济的影响,一部分研究借鉴了索洛模型的分析方法,以得出定量的结论。如吴喜龙(2005)对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何正霞(2006)从外贸外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对经济的作用;冯秀娟(2005)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损失利润进行了定量分析,李有(2009)运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六)科技与教育 很多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的研究都运用了索洛模型,也有一些研究将该模型应用到了分析教育因素影响上。如夏杰长(2002)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了定量测算,沈思、陈泉和孙红湘(2003)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索洛模型计算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对未来五年的科技贡献率进行预测,钟国宝和吴广谋(2007)基于索洛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对GDP的贡献,刘大海、李朗、刘洋和刘其舒(2008)测算了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黄大乾、彭丽茹和高建军(2009)通过构造专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七)资源、能源与环境 不少研究借鉴索洛模型对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推演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策略。如罗浩(2007)通过新古典经济模型探讨了克服资源瓶颈的两种方式,易莹莹,李莺和乐燕波(2007)运用索洛模型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影响;李奇旆(2009)利用改进后的索洛模型验证了土地资源并非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李新春和张雷(2011)研究了环保消费对经济发展最优路径的影响。 三、存在问题与展望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本身存在假设条件苛刻、作为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因素外生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修正和展望在增长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详细描述,在此不再赘述。我国应用索洛模型的实证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相关实证研究数量繁多,但方向较为集中,一些领域研究不足。占最大比例的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分析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收敛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只有寥寥数篇尝试了从储蓄率、货币供应、经济周期等角度对宏观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而其他方向的研究则数量较少且角度单一,以人口和劳动力角度为例,国外关于老龄化、生育率等人口因素经济影响的索洛模型研究深入广泛,多配合世代交叠模型和其他数理模型,但我国此类文献很少。再如索洛模型中制度因素的引入问题,虽然我国有关于制度影响的理论研究,但实证研究屈指可数。当然,一些研究如黄红艳(2005)对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和张璇(2010)对于法律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都很有启发意义,但总体来看,我国依然缺乏广泛系统的制度因素贡献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还存在着深度不够、量化分析不足的问题。大量研究在原模型基础上单纯增加了新的约束或变量,以期获得该约束或变量所代表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结果。但这些约束和变量往往脱离现实且不易计量,造成了基于实证的定量分析并不能完全反应现实情况或提供合理可行的策略。 最后,基于索洛模型的研究与其他数理模型和研究方法的结合不足。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整体,单个经济模型很难有效解释其运行机制和问题。很大一部分实证研究仅仅建立在索洛模型上,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片面性。 因此,我国基于索洛模型的实证应用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劳动力、制度、环境资源等研究领域,可应用索洛模型进一步构建分析其他要素和这些要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在宏观经济系统中研究要素间的互动;可更多探究某一要素对整体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贡献、比较国内外异同;从微观角度深入分解各要素的贡献,并通过可行的分解进行量化要素效用分析;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结合不同数理模型,获得全局把握。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8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增长;动力
1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等方面。蔡文龙(2015)指出消费、投资与出口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陈俊（2018）认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动力是资本的投入，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型经济。王一鸣（2017）提出近年来中国再次进入增长动力转换的新阶段，产能过剩、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但李佐军(2015)指出“三驾马车”仅仅对应经济系统中的需求侧的短期动力，而制度变革、结构优化与要素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杨万平等（2015）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已从要素驱动逐渐向效率驱动过渡。除了三驾马车方面的研究，蔡昉（2012）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低成本劳动力、人口红利和要素成本。随着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作用趋于减弱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学者们从供给侧改革、增强创新驱动等方面提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战略。钱娟等（2018）认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禀赋驱动型动力因素逐渐演变为科技进步、城镇化等生产率驱动型动力。王一鸣（2017）认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尤其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发展的内部资源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优势正在消失，学者们研究的视角转换到传统动力和新动力的结合运用。罗良文等（2016）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核动力，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和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将合力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张军扩（2017）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应通过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等几个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王定祥（2019）从机制构建与制度优化方面对创新驱动的实施提出了相应建议和对策，明确指出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科技创新相关制度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的重要性。
2经济增长动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已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结构动力、效率动力、金融支持动力、科技创新动力四个方面，选取11个统计指标构建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2.1结构动力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经验表明，当区域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是次动力，外贸的作用力不断增强；当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投资的作用相应会下降。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主体和基础，产业结构升级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入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还决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好坏。本文从结构的角度，选取投资结构、消费结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四个指标，测度以上指标对经济增长新动力转换的影响。
2.2效率动力方面
生产率反映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要素投入的生产率水平越高，说明经济中资源配置越充分。单个生产要素的水平值和变化值，不能充分反映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本文建立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三个效率动力指标。
2.3质量动力方面
高素质的劳动力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带动其他要素投入规模收益递增，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按照内生增长理论，金融支持的结构会引起经济部门资金配置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金融还能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熊彼特最先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何皛彦（2017）认为，推动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主要方式是科技创新。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本文还引入了资源利用状况指标，从四个方面测度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动力。
3河北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测度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根据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且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85%来提取主成分个数。结构动力维度提取出2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6.237；效率动力维度提取出1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931；质量动力维度提取出1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8.925。在结构动力、效率动力和质量动力三个维度中，提取一个或两个主成分就能基本反映所有基础指标的信息。进一步用主成分矩阵中的载荷数除以特征根开平方，计算各主成分的系数。再用主成分系数乘上各自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之和，除以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之和，得到各基础指标的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最后进行指标权重归一化处理求得各基础指标在各自维度中的权重大小。把各个基础指标的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乘以对应年份中各基础指标的数值，求和得到2001-2017年河北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动力指数值（图1）。2001-2017年期间，河北省效率动力指数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由于结构动力指数增长缓慢，质量动力指数近年来呈下降趋势，综合动力指数上升的幅度不大（图1）。为了进一步测度不同地区结构动力、效率动力和质量动力的差异，本文按照前面的方法，计算2017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综合动力指数，再根据综合动力指数进行分类，得到以下结果：第一类地区的综合动力指数在0.7-0.8之间，包括石家庄市、廊坊市和保定市；第二类地区的综合动力指数在0.6-0.7之间，包括秦皇岛市、唐山市、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第三类地区的综合动力指数在0.5-0.6之间，包括沧州市、邯郸市、邢台市和衡水市。
4结语
本文通过结构动力、效率动力和质量动力3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动力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了2001-2017年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指数，结果表明，综合动力指数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大，并且河北省11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指数不平衡。因此，提升效率加快河北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依靠技术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在调整结构的同时，注重人力资源质量的培养和资源利用与转化质量的提高，才能有效促进河北省经济高质量增长。
参考文献
[1]黄泰岩.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J].经济学动态，2014(2):4-14.
[2]蔡文龙.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研究——基于14个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5(7):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