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中形成了独特的网络生态环境，随之也出现了网络危机，由此带来网络环境的恶化问题。笔者借助“群体极化”“社会认同”等传播学理论，对高校网络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原因作深入探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网络生态环境；危机；高校大学生
一、网络生态环境与网络生态危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网络在为人们带来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也伴随着网络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带来了网络生态危机。网络生态危机是在把网络及与其发展相关的环境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网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结论。人们对网络不加控制地滥用、误用，导致网络主体道德缺失，同时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又加快了对网络环境的污染速度，网络生态失衡现象持续恶化。对于高校而言，网络失范现象和网络受骗事件层出不穷也对高校网络德育建设提出了挑战。采取相关措施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二、网络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指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互联网进一步嵌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之中，网络空间已成为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间，网络安全关系着国家安全。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瞬时性及虚拟性三大特征，网络生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会夹带大量的垃圾信息，促使网络环境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网络信息污染、网络安全危机、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横行、信息综合征等多方面。网络信息污染主要以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垃圾邮件、网络虚假信息、网络色情信息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不仅占据网络资源空间，造成无效信息的膨胀、有效信息的短缺，打破了网络生态平衡，甚至还会造成网络犯罪，尤其对青少年及缺少社会经验的高校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造成了威胁。网络生态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网络安全正受到挑战。在网络中，每一个网络用户的浏览记录都能被专业人士追踪定位，个人隐私在网络环境中无法得到确切的保障。部分商家出于对利益的追求贩卖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个人隐私，各种贩卖交换渠道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黑色产业链条，泄露和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越来越多。新媒体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网络技术更迭的时代，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在发展与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数字鸿沟现象愈发突出，即网络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分布失衡愈发明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Dennisi也曾指出，数字鸿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在此期间，文化帝国主义逐渐抬头，一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中正逐渐影响并改变着我国部分在校学生的思想意识，网络生态环境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手机作为进入网络环境的介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生活中，“低头族”“游戏党”随处可见。长时间的网络使用意味着出现信息饥饿、患上信息综合征的可能性增大。信息综合征指的是与信息有关的症候群。患者多表现为孤立、自闭，沉迷于网络而无法分辨网络与现实世界，甚至逐渐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许多高校学生都患有社交恐惧症，对处理人际关系感到恐慌，严重影响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三、高校网络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高校网络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需要从技术、道德、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综合考虑。首先，网络生态的恶化与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网络交流互动中，人们围绕共同的议题表达个人意见、展开讨论进而成为网络舆论主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倡交往行为应当合理化，即每个主体都能在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平等且自由地对话。网络技术的革新在为用户的话语权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在网络舆论方面出现的群体极化问题。芝加哥大学教授桑斯坦提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这一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网络用户就某一议题集聚为一个群体，产生群体认同，为了避免被边缘化甚至被逐出群体，即使一些成员持有异议也会顺从群体压力，导致群体盲从的倾向，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这种冲突性的网络群体极化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大学生由于自身的群体特征在网络舆情中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情绪化倾向，言行中经常出现群起而攻之的架势，在大学生的网络舆情中易出现“一边倒”现象，难以主导。如果群体极化造成网络舆情向错误方向偏移，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引导，那么一些非理性团体就会借机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把群体推向不受理智束缚的边缘，影响社会稳定。除了技术之外，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缺失则加重了网络环境的恶化程度。当代大学生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而网络则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自由且隐秘的发言场所。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网络道德理念，对网络行为的道德认知不够准确，也缺乏对网络道德的自我约束，容易在不经意间成为污染网络环境的推手。一些学生错误地认为现实中的道德约束在网络环境中不复存在，因此不负责任的谣言甚嚣尘上。然而，事实上网络环境作为一个特别的空间区域，也应有特定的网络道德规范对他们加以约束和管理。网络空间道德与现实社会道德并不相悖，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此外，由于在网络空间存在大量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一些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缺少对道德的自主判断能力，最终带来错误的社会认同。Tajfel（1978）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随着网络化的大规模发展，社会认同也打破了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边界，成为无边界限制并且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流动扩展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会产生集体行为，特别是在群体冲突方面，如带来种族问题，表现为对不同种族的人冷漠、不友好，这一点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高校及外国留学生较多的高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除了要获得积极的个人认同之外，也尽力想得到积极的社会认同，当这种需要不能满足时，便会产生社会认同威胁。在网络环境中，这种不能满足的情绪会被无限地放大，进而让人产生报复心理，由网络暴力、网络犯罪衍生到现实中的校园暴力、校园欺凌及校园犯罪，严重影响校园治安。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应对高校网络生态环境恶化的对策
手机与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危机的杀伤力快速增强早已成为一种共识。手机媒体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易造成网络用户对信息接收和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对传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提出挑战。但是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伴随着两面性，移动互联网摆脱了时间、空间和大型设备的束缚，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刺激性强的视听元素传递信息，并在交流互动中发挥潜移默化地影响、重塑网络环境的作用。我们要对如何正确、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有利条件净化校园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思考相应对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行动：首先，学校相关部门需要努力争取舆论话语权，提高网络环境管理者的新媒体素养，把握移动互联网规律，增强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媒体素养即认识、评判、运用传媒的态度与能力。现阶段，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必备品，同时它也是移动互联网的载体。只有拥有舆论主动权，迅速真实有效的信息才能发挥权威优势，成为信息引导者。因此，高校要培养党政干部及辅导员的新媒体素养，打造校园网络优秀的“把关人”，面对网络舆论危机，能够积极快速地利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特性巧妙回应。此外，还要重视网络空间中的意见领袖。比起一般的媒体报道，意见领袖的看法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普通学生的认知与判断，因此要加强对意见领袖的动态关注，用诚恳的态度和他们耐心地交流进而深入了解他们，并努力做好引导教育工作，努力培养主流舆论意见领袖，引导意见领袖传播正能量。第二，对校园网络环境中出现的危机事件要严肃对待，做好线下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化解危机根源。对于网络中出现的负面问题要公正处理，选择合理的解决方式，避免采取“封堵”的方式降低官方话语的公信力。应当在走访调查之后，疏堵结合，“堵”住谣言。在坚持“适度自由”的原则下，保证学生能够在网络空间发表各自的看法，确保校园网络环境的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各种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在不排除网络推手的痕迹之外，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网络用户的偏激情绪才会自然消解，舆论危机也会迎刃而解。除此之外，维护校园网络环境需要管理者善用灵活巧妙的形式，敏锐捕捉学生的情绪，以幽默的网络用语平等自然地与学生交流对话，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增强学校网络舆论引导的亲和力。第三，加强校园网络舆情引导的理论研究，强化网络道德建设，提升学生的网络道德修养，积极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诊断活动，达到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的目的。互联网的匿名性等特征使网络用户忽视了表达自由的界限，容易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引发网络危机事件。学校的相关部门要特别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主题教育活动，尤其要重视净化校园网络生态环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支撑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道德修养产生影响，营造和谐的校园网络生态环境。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责任感，努力强化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第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保障网络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学校相关部门需要从技术层面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控，同时不断发展和完善网络监控技术、设备，实时关注有重大影响的话题，过滤不良和不实信息，创新IP地址的管理方法。做好议程设置，在设置议程的过程中慢慢引导网络舆情朝预期的方向发展。此外，不断完善校园网络生态环境管理的相关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网络使用管理制度，为保护网络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网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0（3）：11-18.
［2］梅英.谈网络生态系统中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缺失——网络生态危机发生的主导根源［J］.电化教育研究，2005（9）：40-43.
［3］郭光华.论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3（6）：112.
［4］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475-480.
［5］刘显忠，代金平.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J］.探索，2009（1）：122-124.
作者:陈明奇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