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史范例6篇

近代文学史

近代文学史范文1

    人教社历史室编写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在高二年级使用,今秋进入第四轮。如何用好这套教材,已有 多人论述。笔者现就高二文科班如何教学《中国近代现代史》谈些粗浅认识,作为抛砖引玉。

    一、以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精神指导教学

    目前指导中学历史教学的是1990年修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但该大纲中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史教 学内容与现行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比较,是不协调的,大纲起不到指导作用。因此,有的教师干脆用高 考《考试说明》或会考纲要来指导教学,这对于高二文科教学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新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 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尽管要到2000年才正式在全国普遍使用,但其基本精神,对现 在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也有指导作用。从“新大纲”中国近现代史部分教学目标来看,其基础知识分为近代和 现代两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起讫时间、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几条主线(近代史分“屈辱史”、“抗争史” 、“探索史”、近代工业、科技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等方面;现代史部分主要是新中国的成立、社会 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方面内容)。就教学的重点来说,“新大纲”侧重在中国近代 爱国救亡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曲折进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 成过程。就具体内容来说,加强了对近代史上若干政治运动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如有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重大斗争,都点明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 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去一度提‘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是坚持团结、坚持抗 战、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与抗日的中坚力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还有 些是现行课本中未提的,如“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另外建国后的外 交成就放在各个时期内容中,而现行课本是集中的,这更能说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与一国国际地位、外交成 功的关系。“新大纲”对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也分别作了比较具体明确的阐述。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并结合现 行教材和学生实际,予以贯彻落实。笔者对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学习是初步的,对其精神的理解比较肤浅 ,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

    二、抓住中国近现代史的编写特点进行教学

    《中国近代现代史》与以往有关教材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别:每章开头有一段引言;课文分正文和阅读 两部分;图表与文献资料数量大幅度增加;除练习题外每章节都有较高难度的思考题;注释中介绍了一些不同 学术观点;加强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结果的分析等。现从中抽出三方面分析说明。先说“引言”,主要是 介绍本章内容的时代背景、特征与历史阶段。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近现代史更是与世界形势分不开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世界变幻的风云波及到中国, 中国近现代历史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具有那个时代的新特征,教学中必须有机地将这些背景、特征与 史实联系起来。如1994年高考第42题“19世纪末中国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与18世纪法国启 蒙思想相比,两者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为什么?”答案中“力图改变中国现状”之说教材里没 有,但如果将此说剖开,便会发现要改变的是“民族危亡”这个现状。从时代背景、特征思考,由“民族危亡 ”必然想到中国人民的斗争要求,而这一要求必然会指导着爱国各派的思想和行动。其次思考题,教材编写说 明中言明是“高一个层次的练习”,其难度超过会考要求,加之它多数就原材料而问,又重因果分析,这正是 我们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加强的内容。一堂课有几道思考题加深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也便于学生辨明一 些理论问题,思考和掌握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更何况近年某些高考题就直接取自教材思考题,如高考1995 年第9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1996年第44题第2问洪仁gān@①“对外态度”,分别 是上册教材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二节的思考题。再次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介绍。教材有11个历史问题以注 释形式介绍了其不同的观点,其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问题,注释说明为“史学界有三种观点”,并分别 列出,比照课本细察便会发现编者持的是第三种观点,据此我们可让学生从中学会对历史的分析阐述。另外教 材中的思考题“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想一想,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也可从肯 定与否定两个不同角度来分析。此类问题要求学生大胆发现、逻辑严密地论证,能够自圆其说,象1996年 高考第47题评分说明中所提到的那样“言之成理并有正确说明”。

    三、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重视学法指导

    高二文科学生近期的直接目标是参加高考,从这个角度说高二、高三是一个整体。《中国近代现代史》是 文科学生学习历史的第一部分内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要的是走实走正第一步。走实— —在知识、能力等方面为高三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走正——掌握一些好的学习方法,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将学 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教师作为一个知识信息传播者,讲授显得不可或缺,但必须有 “度”。因为一节课对于师生来说,时间、精力是常量,讲授时间以全课的1/3或稍多一点为宜。起始阶段 作引发铺垫性讲授,提供给学生广阔的知识背景,打开学生的思路;新授阶段作剖析释疑性讲授,使学生茅塞 顿开,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结束阶段作总结强化性讲授,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并贮存于大脑中,达到 巩固记忆的目的。此外,教师还是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他要指导学生看材料、理线索、记笔记等,并使其 学会归档整理,单元总结,他还要设计组织教学全过程。知识巩固、能力提高离不开练习,教师要精心设计题 目,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安排一定时间进行课内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学生学习的深入、认知能力的增强而渐呈剪刀式变化,学生认识主体作用越来越大,这时教师 就要不断变更教学方式,逐渐加大教学中学生自学比重,多用启发讨论型的教学方法,以好的教学问题引发学 生兴趣,使其产生急于解答的期待心理。解题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逐步养 成主动探求的学习习惯。由于此类思维能力题有一定难度而不宜过多,每课只能围绕重点和难点设计几个问题 ,以便于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讨论中错误提法在所难免,但其中也不乏大胆合理的成份,这应该得到赞 许,在此基础上教师紧接学生错误思路阐发两句便嘎然而止,像一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引发争 论、思考,最后答案渐趋一致、普遍认同,问题教学也告完结。然而这种问题教学,学生个体认识虽有了表现 机会,但登台亮相的大多是优生或中等生而不是全部学生,应该说刚开始进入文科班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同一起 跑线上,差异较小,即使真有较大差异,但要想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在教学的 时间、方法上,甚至要变过去的溺爱优生为偏爱差生,以谋求应试与素质教育的和谐统一。美国教育家布卢姆 根据其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个命题:只要学习得法,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达到优等生的学习水平,那么怎样才能使 学生学习得法呢?

    学生学之得法源于教师导之有方。学法指导是我们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这里主要谈谈思路教学与 主要记忆方法问题。1.思路教学:首先教师要提供范式,以《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一、二章思考与练习 为例:①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要求讲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重大变化, 说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与古代史的诸多不同,从而明确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②“与以往农民战争 相比,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哪些新特点“先要回忆以往农民战争有哪些共性?太平天国运动如有相同或相似的则 不需回答:再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个性”,如与以前的起义近似则舍去,余下的即新特点。其次,要求学生 答问时口述思维过程,使思维外化,让内隐的思路变得可以感知,这实际上就加强了对学生思维过程的指导。 2.几种主要的记忆法:①歌谣记忆法:《天津条约》内容多,可将其编为四国签约在天津,外国公使驻北京 ;增开10处作口岸,外船航行各口岸;游历经商加传教,鸦片合法四国笑;英法军费各二百(万),赔偿英 商又二百(万)。②谐音记忆法:多用于人物类。如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创立的左右江根据地,可想象为 邓政委敢与“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等。③联想记忆法:多用于易混内容。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三大、十四大召开时间可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于1978年,将1978后两位数互换就成1987, 这正是十三大召开的时间,从三中全会召开,我党在走过14年后召开了十四大(1978+14=1992 年)。④排序记忆法:适用于强调先后的一组历史内容。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发生时 间分别为1911、1913、1915、1917年,其规律是每隔两年发生,尾数为自然数的奇数,其发 生地分别在湖北、江西、云南、广东,记忆时颠倒过来即为“东南西北”。⑤浓缩记忆法:多用于并列式内容 。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可简记为“一化三改造”。⑥路标记忆法:记住一些里程碑性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 将其他事件放在由它们构成的时间段中,如党的成立是1921年,由此推断“五四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爱国运 动”的提法不正确。⑦常识记忆法:了解一些常识有助于记忆,如近代商埠一般都不是在以其名称命名的条约 中开放的,如南京、天津分别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开放的。以上七种只是一些常用记忆法,类似 好的方法还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应该指出的是学法指导的根本目的是“教是为了不教”,方法要因 人而异,每个学生细加总结、发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好方法,从而达到“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 能合度”的水平。果皆如此,何愁教学质量不提高呢?!

近代文学史范文2

摘要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再划分的分期上,中国有三分法,日本则是二分法。而不同分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历史进程和历史观的不同。本文认为:在分界点的问题上,日本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当定位在昭和元年的1926年或者定位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当代文学起点应当定位在平成元年的1989年。

关键词:年代划分 近代文学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再划分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分期问题,二是分界问题。本文现对此进行如下分述。

一 中日有关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再划分的分期问题

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如果进行再划分,日本文学界基本上是两分法:近代和现代;但是中国日本文学评论界,基本是三分法:近代、现代、当代。

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的分类,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的历史进程和的历史史观的差异。而解析这一分期差异,关键在于厘清中国三分法的产生的历史缘由。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划分上,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18世纪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段时期的文学;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这种观点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定论。可以说,“近代”、“现代”、“当代”是我国文学上的重要分期形式。

笔者认为,这种三分法主要源于我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特殊性,成为一种理论是逐渐发展、形成的。

大致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等。

在这期间,“现代文学”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但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也应运而生。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这一说法对“新文学”的取代,为“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提供了“空间”,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时期的分类方式。这种新的文学史分期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历史观在文学史的再现。新历史观的建立依据,主要来自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

《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中国革命分为性质不同的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所谓的民主主义,又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旧民主主义需要向新民族主义过渡,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要向着更高目标的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因此,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过渡”性质的,必然要发展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这种不同时期的界定理论,在解放后必然会在我国文学史时期划分上得到体现。

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现代文学”的概念开始正式取代“新文学”的概念。笔者认为,这正是为了在文学史分期上落实《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是“文学进化阶段论”在文学史分期上的具体表现。在这种观念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被称为“近代文学”;“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这段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文学则被称为“现代文学”。1949年之后的文学,已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从概念运用和文学分期上加以确定。1960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文化名人周扬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从而在“正式文件”上确定了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为“当代文学”。

因此,从上述过程来看,内涵递进式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是我国所独有的,并不一定适合其它国别文学史的划分。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常常用这种分法对外国文学史进行分期。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东方现代文学史》,把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文学史细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部分。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当初产生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词语本身,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当我们偏重时间性而模糊内涵时,自然会用这种分法来对外国文学史进行分期了。

不过,众所周知,在日本,文学史仅有“近代”和“现代”的之别,没有“当代”的说法。而且“近代”和“现代”也主要是时间性的词语,所以,笔者认为,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进程与历史史观的差异,是造成我国的三分法和日本的两分法的根本原因。

二 中日有关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再划分的分界问题

无论是三分法还是二分法,都涉及到不同时期之间的具体分界线的问题。例如,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何算起?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多种观点并存。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关东大地震、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确立的大正末期、昭和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等。

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划分的标准不一。有关日本文学史的基本分期有以下几种:

1 采用相对时间词语来划分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划分方法是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角度来评定以往历史的。例如:上代文学、中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等。

2 采用绝对时间词语来划分文学史。这主要表现为日本历史特有名称以及年号等。例如:奈良文学、平安文学、镰仓文学、室町文学、江户文学、明治文学、大正文学、昭和文学、平成文学等等。

3 根据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兴衰等来划分文学史。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分期上,以文艺思潮的兴衰与变迁为条件进行划分。例如:写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战争时期的文学、战后文学等。

本文叙述的中心正是第一种划分方法所带来的有关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再划分时所产生的不同时期之间的分界问题。

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争议,是由于文学史上的“现代”一词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

文学史上的“现代”一词,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 “现代”一词是一个针对现在而使用的一个时间词语,随着时间的变化,其所指的时间范围等将不断发生变化,某一时期所指的“现代”绝对不可能永远被称之为“现代”。因此,这一词语本身具有非常明显的时间相对性,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当然,在一个相对的时间范围内,它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 即使在一个相对的时间范围内,由于“现代”不是一个绝对的时间概念,因而在使用上由于各个标准不一,因人而异。

3 在文学史上,“现代”一词,不仅仅被作为一个时间词语来使用,还常常被赋予一定的内容或内涵,具有文学理念本身上的“现代”含义,而且这种内涵标准也是因人而异。

如上所述,“现代”一词,既有时间性,又有一定的内涵性,并且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因此在年代划分上,由于依据和偏重不同,对现代文学的起点看法不一。不过,有关现代文学起点的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 以时代变迁的转折点为现代文学史起点的。例如:大正元年起点学说、昭和元年起点学说、战后起点学说等。其中昭和元年起点学说为主流观点。

2 根据文学本身内容变化特征来划分。在这方面,由于各自划分依据不同,划分结果也不同。在日本文学上,大正时期文学由于处于一个承前启后、文学转型过程中,各种文艺思潮、流派纷繁复杂,所以根据文学本身的特征所确定的现代文学起点,则主要集中在大正时期的不同时间段上。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标准不一,存在着种种见解。下面,笔者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文学史上的“近代”和“现代”,其词语本身首先是一个时间性非常强烈的词语,其次它才是一个内涵性较强的词语。如同上代、中古、中世、近世等词语一样,基本上是依据时间概念来划定的,其年代分界是与朝代变更同步的,并非主要取决于文学内涵的性质变更。

在这点上,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近代文学史起点的定位。尽管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近代文学作品的出现是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发表的1887年,但是,绝大部分文学史著作都把近代文学的开始时间定位在明治维新发生的1968年。那么,为什么这些著作都把日本近代文学史的起点定位于1868年而不是1887年?笔者认为,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依然是时间性,而非完全根据文学本身的内涵。可见,以时间概念(即历史上重大年代的变更)来划分文学是文学史分期的最基本的特征。

因此,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笔者认为,同上代、中古、中世、近世、近代这些词语一样,在适当考虑文学性质本身变化的基础上,必须以相应的时代转折点为起点。如果单纯依据内涵来划分的话,则会如同前面叙述的那样,由于各个标准不同,观点无法统一。因此,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当定位在与文学性质变化相近的历史上重大事件这一时代转折点上。这样,在文学史的年代划分上,特别是文学全史,显得依据有一定的连贯性,分类有条理性,脉络显得清晰。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的再划分,在适当考虑文学本身内涵变化的同时,基本上还应当以时代变迁转折点为文学史的起止点。从21世纪的今天来考虑的话,现代的起点应当定位在昭和元年1926年。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既是新时代(昭和)的开始,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大致开始时期。或者单纯从时间考虑的话,也可以定位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因为从日本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年可以称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开国”。而且,在日本,日本史学界也将这一年定位为日本现代史的开始。

以上分析的是日本文学史上的“近代”与“现代”的界限划分问题。另外,我们评价日本近现代文学时,还常常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如北京师范大学何乃英教授主编的一本日本文学方面的著作,名称即为《日本当代文学研究》。但是在日本,不仅日语中没有与“近代”和“现代”对应的“当代”这一词语,在文学评论界,也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当代文学”这一时期分期。这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如前所述,我国文学史上的“近代”、“现代”、“当代”这三个特有文学分期,其形成原因是与我国社会文化变革紧密相连的,是根植于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形成的特有分期。但是,由于国家不同,社会发展方式也不相同,因而并不一定能够形成完全相同的文学史的分期。所以,日本把近现代文学史分为“近代”和“现代”两部分,而我们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这三部分,则是自然的结果。

不过,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出发,划分得越细,可能条理更清晰。因而,笔者认为,设立“当代文学”这一分期也未尝不可,这样可以使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至于“当代文学”的起点,笔者认为,站在21世纪今天这一时间角度来看,其范围应当指近20年的日本文学,具体来说,最好从1989年的平成元年开始算起。不过,由于日文中并没有“当代文学”这一分类的对应词,翻译时应当灵活处理。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

参考文献:

[1] 市古贞次、长谷川泉等:《精选日本文学史》,明治书院,2003年版。

[2] 麻生矶次:《日本文学史概论》,明治书院,1995年版。

[3] 三好行雄、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全史》,学灯社,1994年版。

[4] 浅井清等:《研究资料现代日本文学》,明治书院,1980年版。

[5]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6]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陶德臻:《外国文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8] 赵园:《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1982年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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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史范文3

综各家所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体例上独具特色,观点上时见新意,融学术性与工具性于一身的优秀文科教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致认同。但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至今仍处于不断探索阶段;“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著起步则更晚,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仍有很多。因此,在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这一本独具特色的优秀教材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部备受好评的著作以苛求的眼光来做更进一步的认识、评价,以期渐臻完美。

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对编修文学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③换言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也必须足以揭橥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纵向分析、说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描述其演变轨迹,探究其演变的原因、规律诸方面,的的确确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不但是编著者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了该著贯串始末的两条红线。著者由此深入到文学的时代历史联系。文学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较准确地揭示出近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但在横向展示近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面目上,由于体例本身的限制,这种展示有其不足之处。

具体而言,“文体编”在分论近代各体文学的变化发展时,侧重于纵向描述各式文体的变迁。虽然其中也有近代作家作品的重点剖析,“作家传”、“大事记”部分于此又有所补充,但对近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读者仍难有一个同步的全景式的印象。

其次,文学发展的渐变性决定了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界标。作为一部论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自然应该放在近代文学,但能否如某些论者(赵慎修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综论编”中增设一章“古代文学的没落”,集中论述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近代后期、现代初期,近代文学的一些非主流的社团、流派仍在部分区域有所活动,如同光体的绵延不断的存在,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繁荣”,现有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此极少关注。“近代文学”能否有一个延伸式的断结?

再次,反殖、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以外的分流作家、作品.事实上在特定的区域、阶段内,影响、声势反大于主流作家、作品。对于这种貌似“反常”的文学现象,编写文学史时不应当予以简单的忽视或仅作表层的解析,而应从文化、时代、区域性读者群的构成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考察,真正发掘出其内含的、本质性的根源。

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此外,索引、图片“为用至大”。索引“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也可弥补全书体例上的不足。图片则在“增高读者兴趣”的同时.“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增订再版时,如能兼顾及此,那也会锦上添花,为新著赢得更好的赞誉。

注释:

①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6月出版。

② 详参赵慎修《体例一新,面貌大变:评管林、钟贤培主编简评》(《韶关大学学报》1992年4期)、刘德隆《勾勒近代文学的轮廊:读后》(日本《清末说研究》1992年10月号)、左鹏军《文学史体例的新探索:评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图书馆论坛》1993年2期)、何绵山《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评介》(《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3期)。

近代文学史范文4

关键词:辽宁历史文化资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张敬军(1967-),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化工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辽宁 沈阳 11014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沈阳化工大学教研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品课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2C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116-02

“05”方案实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即成为全国各类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让这门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真正受益的优秀课程,始终是“纲要”课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充分利用高校所在地固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教学,是增强教学效果的一个有效途径。辽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把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纲要”课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学方式方法的多样化,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建立起爱国、爱家乡的崇高责任感。

一、充分发掘可供“纲要”课教学利用的辽宁历史文化资源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各种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1]辽宁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历史遗存、遗迹、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历史文献资料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1.历史悠久的辽宁古代文明

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营口金牛山遗址、沈阳新乐遗址、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等都揭示了辽宁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而距今两千多年的桓仁五女山城,建于辽代的“千年国宝”锦州义县大奉国寺,以及清初建于沈阳和抚顺的“一宫三陵”等重要遗迹,则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

2.近代辽宁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遗迹

辽宁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之一,现存大量反映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斗争的革命遗址遗迹。例如,反映帝国主义势力对东北进行渗透与侵略的旅顺日俄战争遗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等,反映中共早期在东北领导革命活动的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和中共奉天特委旧址,以及反映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抗战经历的抚顺三块石抗联遗址和本溪老秃顶子抗联遗址等。

3.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重工业基地

辽宁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基地,被称作“共和国长子”,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标志新中国工业崛起步伐的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展览馆,反映辽宁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成就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大型工业企业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以大连为龙头的“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和沈北新城子现代农业经济区等,都充分展现了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二、 在“纲要”课教学中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

在“纲要”课教学中利用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1.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

课堂教学是向学生传递历史知识的最基本途径。教师从导入课程开始就要紧紧抓住学生感兴趣的人和事,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跟随着教师的引导走进历史的时空。如在讲授中华灿烂古代文明的内容时,可以结合沈阳新乐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向学生介绍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如,讲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可以结合旅顺日俄战争遗迹,通过图片让学生了解列强为争夺东北权益进行的激烈斗争以及对所侵略地区造成的巨大伤害。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课件引入辽宁地方历史资源,展现辽宁的历史文化,既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又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2.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社会实践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实践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才干、锻炼毅力、培养品格,还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因此,“纲要”课要利用已有的条件开展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实地考察探究,增强学习历史的直观感受。实践教学中也应充分利用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如可以组织学生到少年读书旧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还可以组织学生到抚顺三块石抗联遗址和本溪老秃顶子抗联遗址进行实地体验,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东北抗联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于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对实地实物的接触,可以使学生近距离地与伟人、英雄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

3.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

“纲要”课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如采访仍健在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考察本地的历史发展变化等。通过采访和考察,可以使学生对历史有切身的感受,形成“历史就在我身边”的理念。在调查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籍贯布置实地调查走访任务。例如要求沈阳籍的学生到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展览馆和沈北新城子现代农业经济区参观调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巨大变化,体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次振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魅力;要求锦州的学生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或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了解辽沈战役的过程和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意义。然后要求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教师可选择其中优秀者进行交流讨论。通过社会调查可使学生更直观、更形象地了解过去,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三、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重要意义

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开展“纲要”教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它们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和贴近生活的特点,运用好这些资源对“纲要”课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是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有效途径

目前“纲要”课使用的是全国材,该教材高度概括、凝练,所涉内容时间跨度大,事件繁杂,而课程分配的学时又不足以让学生全面详细地了解教材内容,这就使得教师在讲授课程时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最终使课程内容空泛化。在当前大力提倡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前提下,以全国材为蓝本,辅之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为教学内容增加大量具体可感的事例,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完善。

2.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手段

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课堂教学,那些与自己家乡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可以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为配合课堂教学开展的实践教学,又可以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增加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通过结合实际分析情况、思考问题,可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目的,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3.是对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

早在1994年就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感情,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又进一步提出,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纲要”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在以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配合“纲要”课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首先立足于家乡,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进而由爱家乡提升到爱祖国,培养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四、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1.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纲要”课是讲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课程,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在课程中结合了辽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但在教学过程中切忌过度讲授地方史料,以偏概全。要注意防止滋生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要让学生明白辽宁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熟悉辽宁地方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切不可把“纲要”课演化成地方史课程。

2.民族自豪感与忧患意识的关系

结合辽宁历史文化资源讲授“纲要”课程,要注意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不仅要让学生看到辽宁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要让学生了解近代辽宁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从而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树立起历史的忧患意识。

3.民族情感与理国的关系

在讲述辽宁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导致学生民族情绪的产生。例如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时,旅顺大屠杀、抚顺平顶山惨案等事件就比较容易引发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类似事件中的过激行为。这时教师要适度引导学生,告诫学生有爱国的民族热情是对的,但是作为有知识的爱国者要懂得理国的道理,遇事要冷静思考,不能因一时冲动而引出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将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程教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然,这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要协调教师、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如解决相应的资金问题,建立教学实习基地等。总之,如何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引入“纲要”课教学,作为增强教学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还需教师和相关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

近代文学史范文5

一、红色文化内涵分析

红色文化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历史锤炼中形成的遗址遗迹、建筑设施、历史文物以及文艺作品等总称。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有形的红色文化是指以物质状态存在的红色文化,例如革命遗址、革命先烈故居、所使用过的物品等等;无形的红色文化是指以精神形态存在的红色文化,也就是在革命历程中历经艰辛所形成的价值观、信仰、信念、行为准则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无形的红色文化主要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井冈山精神”是指在70多年以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其为中国革命播下了星星之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征精神”是指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形成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的精神,其以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史诗般的伟大革命业绩,激励着世人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不畏艰险、坚忍不拔。

“延安精神”是指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延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实事求是”等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为当时关系中国革命命运的决策制定、取得最终革命胜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北大荒精神”是指五十年代中期,黑龙江垦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拓荒建设历程中,长期锤炼出来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

“西柏坡精神”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期,对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升华。

红色文化充分体现了历经考验的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凝聚了人类先进文明的深刻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纲要》是通过对从鸦片战争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期间的历史内容的深入探讨,令高校学生充分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文化资源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曲折的发展历程孕育而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为社会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教育资源,其对高校学生价值观培养、精神引领、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红色文化在《纲要》教学中的运用存在着以下不足:

1、对红色文化教育意义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高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校学生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难以心领神会,甚至认为对红色文化只是革命年代所需要的,对红色文化产生心理上的抵触。同时,在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高校大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很少去关注过去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认识不到红色文化资源在培养自身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外,高校《纲要》教师的教学大多数也仅限于课堂上知识、理论的灌输,缺乏动力进行红色革命精神的熏陶和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2、红色文化教育缺乏有效手段和必要投入

在高校《纲要》的教学中,理论知识的教学占较大比重,缺乏观影、参观、实践等有效的教学手段,难以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通过影视作品的欣赏,可以给高校学生形象地展示红色文化的全面内容,更易产生学生的共鸣。通过参观红色文化遗迹,可以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场所,实地的参观体验可以更立体地感受革命伟人的风骨遗风,促进学生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领悟和吸收。通过参与实践活动,可以亲身体验当年革命历程中的艰苦境况,加强红色文化对高校学生的感染力。此外,有些高校缺乏多媒体教学设备或者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利用度不高,缺乏相关的教学投入,难以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1、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推翻封建主义、内忧外患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历史的必然,红色文化是对这三个历史必然的最好的印证。利用红色文化的力量,能够增强高校学生对历史选择必然性的认识。

2、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锤炼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全党人民的“传家宝”,永远都不能丢,革命文化和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革命文化精神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革命年代,在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建设当中,革命精神的发扬也尤为重要。红色文化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通过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坚忍不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的深入教育,能够有助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其对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其思想品德、胸怀抱负的良好发展。

3、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基本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对这些思想理论的科学运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思想理论,可以为高校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础,提高高校学生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认识,坚定高校学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

四、红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运用的途径

1、以多样化手段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合于高校《纲要》教学内容中

高校《纲要》教学的主要途径是课堂教学,书本是《纲要》内容展示和学习的主要介质,要有效利用科技手段,采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通过影音、图片、历史文献等载体提高教学内容的生动性,提高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学习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观看《圆明园》系列纪录片,通过纪录片的详细表述,可以深刻体会当时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无耻侵略行径,理解当时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使得高校学生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更加深入和形象的认识,便于对历史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以中国共产党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如《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长征组歌》、《平原游击队》、《四渡赤水》等等,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都获得广泛赞誉,对一代代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鼓舞和激励。

《纲要》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篇,这三部分内容相对内容较为庞杂,单从文字层面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可以采用观看历史纪录片方式进行深化学习和记忆,使高校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感染力,令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有更好的把握,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有更好的感受和理解。

2、借助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开展现场实践教学

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当今的高校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所涉及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比较陌生的,在《纲要》的学习过程中现场感比较差,对一些思想观念和历史问题很难理解到位。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实践活动,通过亲眼目睹、亲手触摸,能够让高校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抽象的历史内容变成具体的实物、实景形象,带给学生更为强烈的感受,最终使教育内容充分消化、吸收,为学生思想品质的形成提供养料。如通过参观井冈山革命遗址,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生活、斗争过的物、事以及革命烈士陵园的缅怀和瞻仰,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伟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发学生珍惜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积极心态。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是一种集思想、政治和能力培养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方式,对于提高教学实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建设红色文化资源库,不断丰富资源内容

近代文学史范文6

〔关键词〕中国 音乐史学 近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国内音乐史逐渐产生与发展,并在重要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中国音乐史学主要是对音乐史本身的规律进行研究讨论,确定对音乐史全面认识的一门学科。中国音乐史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史实、史学、史料和史著等。在近展过程中中国音乐史经过转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音乐史学。

一、中国音乐史学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主要在其文化延续性上表现出来,因此,中国音乐就呈现出对另一种历史的继承。在晚清音乐史的影响下,国内近代音乐史的阶段性集成了晚清音乐的一些特点,呈现出一种音乐史学发展的延续性。晚清时期虽然在国内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落后,和外国列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应全面了解认识这一阶段国内音乐学术研究获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影响国内近代音乐史的因素,这些都是国内近代音乐史学转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近代音乐史学继承晚清音乐主要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清代乐志、典制体等,从而在研究与阐述清代乐志过程中,让国内近代音乐史学得到延续性发展。《清史稿》是清代史学代表著作,其内容主要使用篇幅方式对乐理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做了相关记录,这不仅说明了清代重视乐志的发展与音乐史学的地位,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代史学考据研究法在国内音乐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而典制体是国内史学著作方法的重要分支,主要以典章法制为主,以时间为脉络,对国内古代典章法制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详细论述。典制体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也进一步梳理总结了国内音乐发展的情况,并且越来越注重国内少数民族音乐带来的意义,详细记录了少数民族音乐的乐器种类、乐曲结构和表现方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音乐体制,为国内音乐史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国内近代音乐史以晚清音乐史为起源,继承晚清乐志和典制体,从而为完善历史和自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

(一)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观的转型

在近代,随着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不断发展,我国音乐史学的音乐史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将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协同转型的特点呈现出来。我国近代史学思潮与史学观主要有爱国主义思潮、辩证唯物史观以及新史学、现代新考据学等3大主流。在上述主流的影响下,音乐史观主要以显性或者是隐形转变的特点呈现出来。首先是在文化民族主义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国内近代屈辱历史发展的事实,让文化发展以曲折前进的状态表现出来,文化民族史观得到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这个思潮主要体现在音乐界组成的战胜观念、模仿观念、反古观念和表情观念等音乐观念上,于是,给国内音乐史观带来了浓重文化民族史观色彩。其次,在进化论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进化论史观给音乐史观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音乐有关的史著中,近代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直接在音乐著作中融入进化论著,而且在语言表达以及音乐内容叙述上处处散发着进化论思想的信息。同时,在同一时代的一些音乐家也受到进化论史观的影响。最后,在辩证唯物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在后,国内史学因为唯物史观带来的影响,音乐史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近代音乐史观的转型过程中音乐史观起到关键作用。

(二)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著书写范式

编写音乐史学的每个步骤与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音乐史学家深刻认识史学工作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主要是指各个史学家在编写音乐史学过程中体现的历史文学、史料观点、编纂主张和历史研究方法等,是史学工作者认识音乐史学内容的外在形式,而音乐史著的体例和内容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例取决于内容,体例也受内容体现的影响。近代音乐史著的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例如,传统音乐历史内容、作家综合音乐历史和西方音乐作品等。针对上述内容完美的体现,要求有相符合的体例形式。近代音乐家经过各种音乐体例形式实现编写音乐著作的目的,从客观上实现了音乐史著书写范式的转型,进而推动整个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这些音乐体例主要有:(1)具有主流性和显性的史著体例。表现为章节体通史著方式,根据西元纪年的形式对音乐史内容进行编排。这样编纂音乐史著的体例对新史学带来巨大影响,章节体推动了音乐进化论史观发展,具有优越性与进步性。(2)旁支次要和存在隐性的编纂体例,代表形式为编年和纪事本末体、指南和概论为代表方式等。由于在时代转型的影响下,编年与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步失去原有的价值,而指南类和概论类的音乐史学著作却变成对近代音乐史学著书写范式转型进行研究的凭证。

(三)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转型

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还原历史事实、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与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等3个层次上。但由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受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和感染,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优化与创新,逐渐向时代前沿的史学研究方向发展。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古史二重研究法、演绎研究法、历史演进研究法、碑志正史研究法和诗文正史研究法等,其特征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元化。国内近代音乐史学的研究,通常情况下,以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为主,传统文献和考证方法为辅。但是因为近代历史不断发展变化,推动了人们开眼看世界,并不断引进国外优秀文化元素,而音乐史学由于受其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近代新型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王光祈在研究音乐史学过程中不断引进外国学术研究方法;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也引入了古史二重研究法;而郑师许、朱谦之的相关影月文献中主要利用跨文化比较研究手段。总之,受国内近代思潮的影响,国内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转型得到实现。

三、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的“通”和“变”

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近代,只是一个“中时段”发展时期,在这个“中时段”中又出现了 “短时段”。从1895年、1919年、1937年和1949年这些具有历史标志的突发事件上进行分析,这些属于外在标志,可能会对一时的文化外在形态、文化选择态度与文化观念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鸦片战争后传统学术转型成为近代学术,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与积极改造形成的结果,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转型的思想动力与内在基础。

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1840年~1949年而言,由于受现代学术操作与西方进化论形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近代性”的特点。在20、30年代音乐学术和史学背景完全契合,正如当代相关学者提出的:“刚开始大部分希望转型成创造“国民”社会,然后转型成创造“学术社会”,这些与文化类似的情况在30~40年代的中国音乐史论著与史家身上得到验证。例如,王国维“极其重视打通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关系,比如,戏曲、美术、诗、舞蹈、词、音乐、曲和小说等,以开拓学术的眼界,让审视在历史文化网络中作为综合艺术戏曲形成、流变的主体。”

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知识体系的学科,在确立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史学家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非常相似,一方面他们幼习举业,有传统国学基础;另一方面,受西方知识的熏陶,他们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这些史学家大部分在执教,其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明显与“古代”音乐史学存在差异,能够在“通”的基础上,完成短时段的“变”,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阶段,为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建设中国音乐学科与塑造中国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综上,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体现了“通”和“变”的特点。受近代思潮与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中国音乐史近代化的特点主要在“通”和“变”上发挥出来,即在认识传统的音乐史学上,与近代音乐史学的特点结合起来,让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实现转型,不断向音乐史学的巅峰前进。“通”是指知晓近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变”是指近代各种音乐史学转型的变化,例如,音乐史学研究方法、音乐史观和音乐史著写范式等,中国音乐史在通和变过程中逐渐实现近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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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书亮.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探讨[J].音乐时空,2016,508(5):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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