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1
关键词：金融产品 金融创新 金融风险 监管深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及金融自由化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推动金融创新产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创新产品风险所引发的。如何对进行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主要类别进行探索分析，并创新探讨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深化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金融创新产品的界定及其发展
关于金融创新产品，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金融产品创新理论来看，金融创新首先包括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果以国别为界限来划分，金融产品创新就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创造或引进一种新的金融产品。不管是自主创造还是引进创造，从市场经济的交易行为角度来看，金融产品创新都通过一定范围界限的金融市场上的一种新的法律合约来界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反映了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及金融制度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金融技术的创新内容。熊彼特提出了5种创新:一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对已有的产品或服务进行了显著改进；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三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四是发现了新的原材料；五是对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重组。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对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理论启发和指导意义。根据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从金融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来看，金融创新基本上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等。Jacque (2001 )认为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中介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金融技术的创新及新的金融市场；Tufano(2002)认为金融创新是一种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市场行为以及新金融机构的创造等等。
从金融创新产品实践来看，金融创新产品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产品特性，但更多地体现为对现有金融产品某一个或某一些产品特性的增加、删减、改变、综合等。Desai 和 Low(1987)就将金融产品看成是包括收益率、期限、流动性和所承受的价格及信用风险等一系列产品特性的合约；Niehans(1983)则从金融创新产品功能角度提出金融创新产品是现金与未来货币的交换功能、借款与贷款的连接功能、支付功能等将3类基本产品功能与服务的分解或组合。但不管是金融创新产品的理论还是实践，这种产品创新显然都是以促进金融机构生存发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性特征。
因此，本文以金融深化理论创新与金融自由化实践发展为背景，将金融创新产品定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因素，运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工程等科技创新技术和现代数学、博弈论等专业知识所开发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包括浮动利率票据、货币远期以及抵押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其中发展最突出的对金融经济影响较大的如资产证券化创新产品，以及在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生成的CDO产品及CDS产品，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这些产品风险所引发。
二、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风险分析及监管深化
从理论分析与金融实践来看，金融创新产品既有固有风险，也有外部环境影响产生的风险。因此，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具有不同的特点。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与研究。Llewellyn(1992)在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金融风险分为价格、收入、信用、汇率、国家风险等5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IS，2004）提出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利率风险等4类金融风险；等等。
风险就是导致收益率降低或损失的不确定性。从前述金融产品创新理论分析及金融创新产品实践来看，尤其是从MBS、CDO、CDS等金融创新产品所涉及的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发起人或出售人、管理人、证券发行人（产品组合设计人）、投资银行、信用担保人、信用评级机构、信托机构、投资人以及会计师、律师、税务师、金融分析师等产品流程及相关人来看，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分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主要包括基础资产风险、产品设计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系统性风险等风险。
基础资产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基础资产的价格波动风险、价值下降风险等。例如汽车贷款抵押证券和居民住宅抵押证券中的基础资产即汽车或住宅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汽车或住宅的折旧、报废灭失等引起汽车贷款抵押证券和居民住宅抵押证券的价格下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引发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就与住宅抵押证券的基础资产即住宅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有关。
金融产品设计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设计中关于赎回率、赎回期的设计等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是由产品设计不科学所造成的。
操作风险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在金融创新产品的相关操作过程中，由于内部程序不健全、人员能力不够、系统不充足或运行失当以及外部事件冲击等原因导致操作不当而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可能性，包括政治法律监管环境等外部因素如税收提高引起的风险和金融机构内部处理流程不完善、信息系统操作失误、工作人员能力不强等内部因素引起的风险。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BIS，2001）认为操作风险是由于不完善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一般表现为清算失误、交易记录错误、信息处理系统故障、内部舞弊、虚假交易、不适当的销售技术等。
信用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合约未按规定履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与金融创新产品的贷款信用级别及银行授信期限、授信集中度等相关。信用风险主要包括违约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信用转移风险，以及外汇管制等国家风险，也包括由于财务还款能力下降引起信用评级降低所导致违约可能性增大的风险和破产、无力偿付债务、债务交叉违约等信用事件。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与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支配水平紧密相联。在金融创新产品的信用风险中，不仅仅表现为产品所涉及的信用贷款无法偿还，还表现为信用评级不当所引发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主要是指金融机构由于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导致资金资产的流动性出现困难从而引起损失的可能性。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流动性风险定义为资金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前者指金融机构无法将资产变现或取得足够资金，以致不能履行到期责任的风险，后者指由于市场深度不足或失序，以至金融机构在处理或抵消手上所持某些风险时无法不使市场价显著下跌。乔尔・贝西斯将融资能力也纳入流动性风险，认为流动性风险包括在正常成本条件下缺乏融资能力的风险、市场流动性以及资产流动性风险等，而市场流动性弱会导致融资困难，这时金融创新产品的证券票面价值折扣较高，从而引起资金的流动性进一步降低。
汇率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收入和成本由于汇率变化而进行调整所导致损失的可能性，汇率风险一般通过本外币的汇率兑换损失及兑换手续费等引起的，与金融创新产品的资产负债管理相联系，尤其是与金融创新产品的国际交易有关联。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开始频繁流动，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开始剧烈变化，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急剧加大。
利率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利率的波动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收益下降或成本上升所引发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发展，金融创新产品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而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较大，一方面诸多影响因素导致利率所受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利率波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利率的波动性又导致金融创新产品及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强，从而使金融创新产品的利率风险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
通货膨胀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下降或者成本上升导致损失的可能性。通货膨胀通常会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最终引起货币持有人实际余额的下降。由于实际利率约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当名义利率一定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就会引起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实际收益率降低。
关于系统性风险，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从理论研究来看， Mishkin(1995)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扰乱一国金融市场的信息传输并导致该国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为具有最佳投资机会的部门进行融资的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国际清算银行（BIS，1994）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系统的一个参与者违约引起其他参与者违约而引发的链式反应导致广泛的金融困难的可能性。综合分析有关理论与系统性风险实践来看，系统性风险应该指特定事件的冲击引发一国甚至全球范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风险，必须要推进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深化的理论与实践（余海斌、王慧琴，2010）。要进一步推进监管深化，就要针对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类别，设计完善金融机构与金融创新产品的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内部审计等工作流程，以及金融创新产品业务监管指标体系、金融信息收集与共享机制、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动态监管等等，以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识别与控制。针对不同的金融创新产品风险，既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监管，也要加强金融创新产品外部风险的监管，尤其是针对基础资产风险、产品设计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系统性风险等风险的主要特点，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方法和监管技术，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1]Jacque,L.L.(2001):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Capital Markets;Chaper 1 in Jacque,L.L.,P.M.Vaaler(ed.),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Welfare of nations :How Cross-Border Transfer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Nurture Emerging Capital Market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Norwell,Massachusetts. p.2
[2]Tufano,P.(2002):Financial Innovation: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and The Next;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Rev.June 2002),forthcoming in The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ed.George Constantinides,Milton Harris and Rene Stulz.p.4
[3]Desai ,M. and Low ,M.(1987):Meawuring the Opportunity for Product Innovation. In M. de Cecco (ed.),Changing Money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pp.112-40.
[4]Niehans ,J.(1983): Financial Innovation ,Multinational Ban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7,537-51.
[5]Llewellyn,K.(1992):Financial Innovation:a Basic Analysis;Chapter 2 in H.Cavanna(ed.),Financial Innovation,pp.14-51.Routledge,London. p.21
[6]Mishkin,F.S.(1995),“Comment on Systemic Risk”,pp.31-45 in Resear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Bank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Systemic Risk(Vol.7),ed. George Kaufma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7]刘海龙、王惠.金融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为应对挑战，加快了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的步伐，但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多方配合，全面推进，以增强竞争实力。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纷纷抢滩设点，与中资银行展开了面对面、肩并肩的竞争，应对挑战，我国银行业加快了产品创新的步伐，产品结构和服务品种渐趋多样化。平心而论，两者相比，我们居于下风。本文以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我行）为例，拟对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的现状进行探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就是指银行根据金融产品的固有特性、发展规律，运用经济、金融、管理等多种手段，变换产品要素和组织方式，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表现形式。国际上金融产品创新理论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主要有：1、“规避管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创新的内因是由于银行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2、“技术推进”理论。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新技术的应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3、“交易成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汇率、利率剧烈波动，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为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业陆续推出了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期货交易等金融新品。
纵观我国银行业，金融产品创新是增强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资本性脱媒”和“技术性脱媒”的加剧，传统的以利差收入为主体的单元收入结构已严重制约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增强，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商业银行是经营信用和货币的特殊企业，但它如同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也是通过出售产品和劳务来实现发展的，金融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新产品的设计、包装和推广对于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金融产品创新又是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产品创新必然伴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多种途径来消除风险，增强流动性，实现风险的分散化。
二、现状与成因
近年来，我行遵循“三性”原则，结合业务发展的实际，大胆进行探索，推出了一大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但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首先，科技开发力度不大。受现有系统技术、安全和费用等因素的限制，产品创新相对滞后；其次，业务运行机制不活。快速、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无法满足产品创新快速、灵活的要求；产品创新整体规划性差，功能单一，不能形成具有“冲击力”的“拳头”产品。再次，产品管理模式滞后。没有形成一套针对产品创新的有效的评估体系和监测体系，产品难以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体表现在“五个多、五个少”：1、业务品种多，品牌产品少。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行逐步改变了经营传统业务的局面，银行卡、票据贴现、个人房贷、个人理财等业务不断发展，给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但是，与他行相比，往往大同小异，社会认同度较低。相比之下，招行的“一卡通”等产品已形成品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较高。2、单一产品多，复合产品少。最近几年，我行对产品进行了一定的整合，但从整体上看，功能单一，缺乏深度挖掘；产品之间界限分明，缺乏相互联系，整体竞争力不够。我行的银行卡可谓琳琅满目，但功能专一，与此相反，光大银行推出“一卡七通”银行电子化产品，集“航旅通”、“汇市通”、“理财通”、“银证通”、“存贷通”、“缴费通”、“一柜通”于一身，丰富了银行卡的功能。3、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我行金融创新的重点放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财务顾问、投资融资顾问、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空间很大。4、负债类产品多，资产类产品少。在已有的金融产品创新中，负责类创新明显多于资产类产品创新，而且，在资产类创新产品中，真正能够兼顾保证收益、便于流动、转嫁风险的低成本营销型产品寥寥无几。金融产品创新结构的不均衡破坏了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本应具有的整体协调性，降低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功能和作用。5、模仿产品多，特色产品少。我行的金融产品创新范围虽广，但大部分是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属于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低层次金融产品，体现现代金融业务发展趋势的新产品创新进展不大。
我行在产品创新和整合中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很多，一方面我行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格局，部门之间协调不够，沟通不多，单兵作战现象突出，创新和整合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我行缺少既通晓金融理论又具有金融实践，既熟悉金融业务又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素质、高智力的复合型人才，不少经营者还不能以战略的眼光正确认识金融发展态势，对产品创新和整合的系统性、可持续性认识不足，而一般员工对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产品开发、营销策略等认识模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且我行的信息科技水平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远远满足不了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的要求。
三、对策与建言
为加快我行产品创新和整合的步伐，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升实力，我行要及早制定科学的策略，采取可行的措施，化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健全组织架构
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的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需要整体协调、统一规划，利用多种资源，整合多种力量，发挥整体作用。因而，我行要通过组织再造，建立健全产品创新机构，统一规划产品的创新和整合。这包括：(1)总行、省分行设立产品研发部，其主要职责是：本行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工作；协调各业务部门在产品创新方面的关系；新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对我行产品发展状况进行检查、督导、奖惩；关注国内外银行发展趋势，搜集同业产品创新信息，总结经验教训；搞好产品营销的售后服务工作，及时处理市场反馈信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指导下级行产品创新和整合工作；开展市场调研。(2)二级分行设立产品创新和整合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深入研究当地市场动态，全面搜集他行信息，并报上级行；结合本行实际，有效开展产品营销工作；因地制宜，提出适合本地实际的新产品，报上级行研发；配合上级行做好新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做好各类产品调研。总行、省分行研发部门要明确职责，提高效率；加强对创新过程的跟踪，确保进度和质量；加强队伍管理，促进人才成长。
（二）实施产品管理
要建立金融产品库，通过对现有金融产品的种类、运行状况、盈利状况、市场反映、发展趋势及同业金融产品信息等的收集，提供研发依据与手段；要加强对新产品的成本效益分析，真正把握好立项评审关，加强对产品开发全过程的控制，提高产品开发成功率；通过对产品的后评估，了解产品的运行状况、市场状况、盈利情况等，以便及时对产品策略进行调整与完善；要建立一套产品监测体系，对主要金融产品进行市场跟踪，及时反馈客户及系统内部的意见与建议，使产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
（三）加大开发力度
要加强对市场需求、同业金融产品及自身金融产品状况的研究力度，以产品研究促进产品管理。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及员工的金融需求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产品组合方案；对已有主要产品的特点、运营状况、客户满意度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并结合同业同类产品进行比较研究。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3
关键词 金融发展 全球失衡 垂直分工 资本开放
一、 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失衡中，最主要的经常项目逆差国依然是美国，但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则转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失衡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失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全球失衡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的关系，其原因是：在现实基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之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理论基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逐渐成熟和完善。金融发展因素被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这些最新进展为从金融市场差异视角分析全球失衡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近期（特别是2005年以来）有关金融市场差异和全球失衡关系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总体来讲，这些研究遵循了两种基本的路径。第一种从宏观层面入手，基于净出口与储蓄―投资缺口之间的恒等关系，用储蓄和投资的失衡来解释贸易失衡。这类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发展差异是造成各国储蓄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储蓄率差异导致了国家间储蓄―投资缺口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全球失衡。第二种从微观层面入手，首先研究金融发展差异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影响，进而研究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如图1所示）
在第一类研究中，一方面，Svensson（1988）、Willen（2004）和Mendoza et al. （2006）构建的理论模型比较充分地阐释了金融发展程度影响私人储蓄的理论机制，Loayza et al. （1998）和Chinn and Ito（2005, 2009）等研究利用多国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Dooley et al. （2004，2005，2009）提出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学说从汇率操控和货币发行国特权的角度解释了政府储蓄失衡（持续财政赤字）发生的原因。因此，基于宏观路径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
在第二类研究中，关于金融市场差异与国际分工关系的研究（如Beck, 2002；齐俊妍, 2005；包群和阳佳余, 2008 等）和关于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关系的研究（如钱学锋和黄汉民, 2008；Ju and Wei, 2005等）已经相对成熟，但全面地探讨金融市场差异、国际分工和全球失衡三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这方面，Caballero et al. （2006）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该研究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条件下，美国的持续失衡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均衡结果。由于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可以把更多的未来收入“证券化”，因而美国具有更强的提供优质金融资产的能力。东亚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有着较高的预期收入，但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从而无法为本国提供足够的优质金融资产。因此，美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实际上是美国为世界各国提供金融资产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研究的启发下，雷达和赵勇（2009）与徐建炜和姚洋（201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会出口金融资产、进口制造业产品，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出口制造业产品、进口金融资产，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顺差。关于金融发展与全球失衡方面更详尽的文献综述请参见李宏等（2010）。
徐建炜和姚洋（2010）等用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来解释全球失衡的思想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首先，虽然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会表现为经常项目失衡，但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并不完全等价于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因为前者不会导致经常项目失衡（余永定，2010）。其次，优质的金融资产离不开强大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物产品生产能力，其金融资产也将不具有价值。第三，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很难体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金融市场通过融资（Antrs and Caballero，2007）和风险分散（Ju and Wei，2005）等功能影响着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大多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投入品，如果假定在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分工模式是水平型的，那么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很难得到体现。鉴于此，金融发展差异、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实国际分工模式的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分工。与生产环节相比，创新环节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模式的设定更加符合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分工情况的基本事实，同时也避免了把金融业与制造业作为水平对立的国际分工产业。以对上述分工模式的分析为切入点，本文将深入探究引发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进而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差异对全球失衡的影响。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假定条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理论模型的主体部分；第五部分是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二、 建模思路和假定条件
Beck（2002）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发展因素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工业品和食品）的模型，金融发展程度在该模型中被定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冰山型成本。该研究指出：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会出口工业品进口食品。Ju and Wei（2005）把金融发展因素引入传统的H O S模型，创建了一个“木桶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决定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当金融发展不够充分时，融资能力就成为木桶的短边。此时，要素市场上存在剩余资本，传统H O模型的基本结论会因此而改变。Antrs and Caballero（2007）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三种要素的模型（以下简称A&C模型）。除了劳动要素外，该模型中还包括“创新资本”（informed capital）和“普通资本”（uninformed capital）两种要素。创新资本的数量为该国企业家的自有资本量和借贷资本量之和。企业家的借贷资本量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家的借贷能力就越强。没有置于企业家支配下的资本则称为普通资本。最终产品分为用创新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创新产品和用普通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普通产品。该研究在该基本框架下对基于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在该模式下普通资本流动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上述文献充分地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国际分工的理论机制，但遗憾的是，这些模型都无法被用于分析全球失衡问题。A&C模型虽然分析了普通资本国际流动的影响，但并没有就创新资本国际流动对分工和失衡的影响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了A&C模型的基本思路，并对其假定条件做出了调整：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同时把该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两个环节，从而将A&C模型改造成为一个垂直分工模型。本文模型具体的假定条件如下：
（1） 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Y=Aβ(KF)α 。其中， Y 为最终产品（生产活动的成果）的产量， KF 为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资本投入数量， A 为包涵企业家创新知识的信息中间品（创新活动的成果）。 α 和 β 为常数，其中 β>1 ， 0
（2） 资本被平均分配在每个人的手中，资本总存量为 K 。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μ ，故企业家自有资本的数量为 μK 。
（3） 企业家所能支配的资本数量包括自有资本和借贷资本，其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与自有资本数量的比为 φ 。该变量代表了金融发展水平，其值越高，代表融资越容易，金融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本文借用A&C模型的定义，把在企业家支配下的、与企业家创新知识相结合的资本定义为“创新资本”，用 KC 来表示；把其余资本称为“普通资本”，以示区别。根据上述设定，创新资本数量的极限为 φμK 。
（4）信息中间品的生产函数为： A=(KC)γ ，其中 γ 是大于0的常数。令 KC= min (KM,φμK) ，其中 KM 为用于生产中间品的普通资本数量。该函数说明：在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μK 内，将多少普通资本置于企业家的控制之下，就会形成多少用于产生信息中间品的创新资本。
为了使模型更加简洁，通过设定上述假定条件，本文把A&C模型中的创新产品单独进行了分析，而忽略该模型中的普通产品和劳动要素。同时，模型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和一个时期，因而不涉及跨时期替代效应和产品间替代效应。在这样的设定下，产量越大就意味着社会福利越高，因而没有必要设立特定的效用函数。这相当于假定经济是在中央决策者产量最大化的目标下运行的。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本文将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探讨金融发展水平对产出的影响；然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金融发展差异通过怎样的机制引发了创新与生产的垂直分工；最后进一步讨论金融开放程度（即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成本）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三、 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国际垂直分工
（一） 金融环境差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总资本存量也是给定的。有限的资本既可以作为普通资本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交给企业家支配，作为创新资本用于信息中间品的生产。提高 KF 的比重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但却减少了用于创新的资源，从而损失了整体生产效率；而提高 KM 比重的效果则恰好相反。因此，生产者需选择一个最佳的资本分配比例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如果不考虑企业家融资能力的限制， KC 与 KM 是相等的。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产量最大化的决策可以表示为：
max :Y=(KM)βγ(KF)α ； s.t.:KF+KM=K
设生产中间品的普通资本占资本总量的比例为 θ ，即： KM=θK 。在没有融资约束的条件下，用于创新活动的创新资本投入量为 KC=θK ，而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普通资本数量为 KF=（1－θ）K 。则求解该最大化问题可得：
θ=βγα+βγ（1）
式（1）说明：在封闭条件下，如果没有融资限制，最终产品的产量实现最大化时，用于中间品生产的最佳资本比重为 θ* 。
在存在融资约束时，根据其金融环境，一个经济体将面对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A. 当 φμ≥θ* 时，企业家所能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高于可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佳创新资本投入数量。此时该国的金融环境足以使其实现最大产出，其金融资源是充足的。因此，我们称这种状态为“金融充裕”。
B. 当 φμ < θ* 时，企业家所能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低于可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佳创新资本投入数量。此时该国的金融环境不足以使其实现最大产出，其金融资源是不充足的。或者说，该国的生产受到了金融环境的抑制。因此，我们称这种状态为“金融短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金融短缺与金融充裕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存在分工的基础：在处于金融充裕状态的国家，相比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而言，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是过剩的；而在处于金融短缺状态的国家，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不能满足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因此，金融充裕的国家在创新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短缺的国家在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进行垂直分工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创新活动的成果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可以进行国际交换。但是，作为创新成果的信息中间品（在现实中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等）通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使得其市场交易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替代商品流动成为达成国际分工的条件。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不同的。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只是普通的要素流动，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还伴随着企业家的创新知识。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间接投资，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两类资本能否自由流动取决于国家间资本开放的程度。故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商品流动性和资本开放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上述国际垂直分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全球失衡是如何产生的。
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设立如下假定条件：假设存在A、B两个国家。其中A国为发展中国家，该国处于金融短缺状态；而B国为发达国家，该国处于金融充裕状态，即 φB > θ*/μ > φA 。两国除了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之外，其他条件都是相同的。生产函数相同（如假定条件所示），总资本存量都为 K ，企业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为 μ 。
（二） 商品流动无摩擦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封闭，而商品市场是无摩擦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按照统一的比率进行国际交换。用 ρ1 表示国际市场上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比，即一个单位的中间品可交换 ρ1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
由于A国处于金融短缺状态，作为创新活动成果的信息中间品相对稀缺。在开放条件下，该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信息中间品，进而将其投入到本国最终产品的生产中，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产量。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为国内产量与进口支出之差。在金融短缺状态下，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等于企业家支配资本的极限，即 KMA=KCA=φAμK 。设中间品的进口数量为 AIMA ，则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可表示为：
YA=［(φAμK)γ+AIMA］β［(1－φAμ)K］α－ρ1AIMA（2）
要实现最终产品净收入的最大化，A国进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AIMA=0 。根据式（2），最终产品收入最大化时存在：
AIMA=ρ1β(1－φAμ)αKα1β－1－(φAμK)γ （3）
式（3）反映了A国对信息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在最终产品净收入最大化的条件下，中间品的价格越高，A国进口中间品的数量也越高。这与正常需求关系是相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间品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间品的投入越多，其边际收益就越高。因此，中间品价格越高，就需要进口更多的中间品。
B国处于金融过剩状态，故可以通过出口中间品来交换最终产品。只要交易有利，B国就将尽其所能地生产中间品。即该国创新资本的数量将为 KCB=φBμK 。设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为 AEXB ，则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可表示为：
YB=［(φBμK)γ－AEXB］β［(1－φBμ)K］α+ρ1AEXB （4）
要实现最终产品净收入的最大化，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AEXB=0 。根据式（4），此时存在：
AEXB=(φBμK)γ－ρ1β(1－φBμ)αKα1β－1 （5）
式（5）是B国信息中间品的出口供给函数。中间品的价格越高，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越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同样也是中间品的报酬递增特征。
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交换达到均衡的条件下，存在 AIMA=AEXB 。令均衡的交换价格为 ρ*1 ，均衡的中间品贸易量为 A* ，则根据式（4）和式（5）可得：
ρ*1 = βKα(1-φA μ)α(1-φB μ)α(φγA +φγB )μγKγ(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β-1 （6）
A* =(1-φB μ)αβ-1φγB (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1-φA μ)αβ-1φγA(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μγKγ （7）
式（6）和式（7）说明，商品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 A、B两国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交易达到均衡状态时，A、B两国 的融资极限之和（ φB+φA ）越高，信息中间品的均衡价格 ρ*1 就越高；而均衡的中间品贸易量 A* 一定在两国中间品产量极限差 （φγBμγKγ-φγAμγKγ）之间。
（三） 资本流动无摩擦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国际资本流动是完全无摩擦的，普通资本和创新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可以完全替代商品流动。由于A国融资能力不足，而B国融资能力过剩，所以资本流动的模式是：A国输出普通资本同时输入创新资本，而B国的资本流向则恰好相反。
这种双向资本流动相当于两类资本的交换。在给定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报酬比的情况下，两类资本的交换比率也可以确定。对A国而言，输出普通资本交换创新资本的行为可以提高该国中间品投入数量，同时降低普通资本的投入数量。这会使得该国趋近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投入的最佳比例（ θ*/1－θ* ），从而扩大最终产品的产出。同样，对于B国而言，输出创新资本交换普通资本也可以优化两类资本的投入比例，从而扩大最终产品产出水平。令A国创新资本的流入量为 KCIA ，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报酬的比为 ρ2 ，则普通资本的输出量为 ρ2KCIA 。在这种双向资本流动下，A国最终产品的产量可以表示为：
YA=(φAμK+KCIA)βγ［(1－φAμ)K－ρ2KCIA］α（8）
当A国实现产量最大化时，存在 dYA/dKCIA=0 。根据式（8），此时存在：
KCIA=βγ(1－φAμ)ρ2(α+βγ)K－αφAμα+βγK（9）
令B国创新资本的流出量为 KCOB ，则普通资本的输出量为 ρ2KCOB ，此时B国最终产品的产量可以表示为：
YB=(φBμK－KCOB)βγ［(1－φBμ)K+ρ2KCOB］α（10）
当B国实现产量最大化时，存在 dYB/dKCOB=0 。根据式（10），此时存在：
KCOB=αφBμα+βγK－βγ(1－φBμ)(α+βγ)ρ2K（11）
式（9）和（11）说明：对于任意给定的两类资本交换比率，A、B两国都存在一个使其最终产品产量最大化的资本交易规模。当两国的资本交换达到均衡状态时，存在 KCIA=KCOB 。令均衡状态下的交换比率和创新资本交易量为 ρ*2 和 KC* ，则根据式（9）和式（11），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ρ*2=βγα (1－φAμ)+(1－φBμ)φAμ+φBμ（12）
KC*=φB(1－φAμ)－φA(1－φBμ)(1－φAμ)+(1－φBμ) αμKα+βγ （13）
式（12）和式（13）说明，A、B两国资本交换达到均衡状态时，两国的融资极限之和（ φB+φA ）越高，创新资本的相对报酬（ ρ*2 ）就越高；而两国融资极限的差距（ φB－φA ）越大，资本流动的规模（ KC* ）就越大。A、B两国间的双向资本流动会优化其两类资本投入的比例，因此其最终产品的产量也都会提高。
在商品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中间品与最终产品的交易都会记入经常账户。因此，在均衡的相对价格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都是平衡的。在资本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资本与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都将记入资本与金融账户，因而不会影响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在商品市场无摩擦和资本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垂直分工都不会引发国际收支的失衡。由于信息中间品交易的外部性，其交易成本过高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流动的成本则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因此，在下述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资本开放对国际垂直分工以及国际收支账户的影响。
四、 资本开放程度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一） 普通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以自由贸易；同时，创新资本（FDI）无法流动，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量低于最优值 θ*K ，普通资本的投入量高于最优值 (1－θ*)K 。而对于不存在融资约束的B国，其可获得的创新资本数量高于其最优值。这将导致A国存在输出普通资本的动力，B国则存在输入普通资本的动力。
普通资本的报酬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在给定的普通资本报酬下，为了实现产量的最大化，A国需要选择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数量。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AμK ）。在创新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普通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其交易所得会随之增加；但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也会缩小本国生产规模，使国内最终产品的产量下降。当单位普通资本输出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减少量与单位出口收入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普通资本输出量。普通资本的报酬与其最优输出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同样，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普通资本国际报酬。在均衡报酬下，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A、B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1。
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入使B国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过剩的融资能力，从而扩大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规模；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会缩小A国生产活动的规模。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将把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的中心都转移至金融市场更为发达的B国，而金融发展落后的A国将被逐渐的“抽空”。在这种情况下，A国将用输出普通资本的报酬购买B国的最终产品，这就造成了A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和B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同时，A国普通资本的流出又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的逆差和B国该账户上的顺差。因此，在普通资本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逆差”和B国的“双顺差”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二） 创新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自由贸易；同时，普通资本无法国际流动，创新资本（FDI）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数量低于最优值（ θ*K ）。为了实现最优的最终产品产量，A国需要更多的创新资本。由于不存在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B国可以实现其创新资本投入的最优水平。但实际上，B国企业家还有剩余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A国存在输入创新资本的需求，B国也存在输出创新资本的动力。
创新资本的报酬也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AμK ）。因此，普通资本的投入数量也会固定在 (1－φAμ)K 的水平上。在普通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创新资本输入量的增加，本国创新活动的规模会得到提高，中间品的投入量也会随之上升，这最终会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但另一方面，A国的最终产品也需要用于支付B国创新资本的报酬，输入创新资本的数量越多，支付的报酬也越多。当单位创新资本输入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增加与其报酬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给定的创新资本报酬下，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创新资本输入量。由于创新资本和中间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所以报酬越高，A国就需要输入越多的创新资本，二者呈正向关系。同样，在给定的报酬下，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出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国际报酬额使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2。
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出会使B国更充分地利用其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入也可以使A国突破本国的融资约束，增加中间品的投入，从而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效率，扩大本国最终产品的产出规模。B国输出创新资本是以降低本国生产过程中普通资本的投入量为代价的，因此，该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B国生产活动的萎缩，其部分最终产品的消费需要由A国供给，并用本国的创新资本输出收益支付。这就形成了B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和A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B国创新资本的流出形成了FDI的国际流动，这就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和B国资本账户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因此，在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不可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顺差”和B国的“双逆差” 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上述分析说明：当资本开放的形式不同时（创新资本开放或普通资本开放），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国家之间将出现失衡。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情况恰好相反。创新资本的流动本质上是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输出产品创新成果，是生产环节向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转移，由此形成了产品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
五、 经验分析
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接受创新资本最多的国家会成为全球的生产中心，而接受普通资本最多的国家则会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创新资本，同时其普通资本的外流又受到了约束，则该国将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普通资本从而成为创新中心，同时该国又存在大量的创新资本外流，则该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中、美两国的情况恰好与之相符，这也使中美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全球失衡问题的核心。这一部分将为模型的基本结论提供事实数据支持，包括对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和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两部分。
（一） 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是当前全球失衡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两国的金融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表1中是中美两国反映金融市场规模和企业融资能力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所取的都是1995年至2005年的均值。通过对比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全面落后于美国，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十分巨大。
美国是资本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资本账户则几乎是不开放的。据Kaopen（Ito and Chinn，2008）指标显示，美国2000年以来的资本开放程度高达2.500014，而中国2000年以来该指数却只有-1.13552。资本开放程度的差异导致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向美国，而中国的普通资本却几乎不能外流。图2显示了中美两国FDI存量和经常账户的基本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1995年到2007年间，中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入国，而美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出国。上述数据说明，作为金融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吸引全球普通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在把创新成果通过FDI不断向外输出。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国，由于其在生产要素、销售市场以及吸引FDI政策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吸引全球FDI流入的生产基地。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本文理论模型所描述的垂直分工模式。在图2中，美国经常账户持续的巨额逆差和中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顺差也印证了本文理论部分的基本结论。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于经常账户逆差的规模而言，美国FDI净流出的规模却是比较小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大多选择有“避税天堂”之称的一些小型岛国作为母公司。这使得大部分美国企业的FDI流出都被记入这些“避税天堂”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以我国2007年的数据为例，在流入我国的FDI中，来自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避税天堂”的FDI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3（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 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
上述数据说明，中美失衡情况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相符的。虽然中美两国是当前全球失衡的核心，但本文的分析结论仍然需要更广泛的事实数据支持。因此，本文选取了50个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顺差国和逆差国各25个），用这些国家1995年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检验。计量模型如式（14）所示：
RNCAjt=c+β1FADjt+β2RNFDIjt+β3RKOPENjt+βControljt+ujt （14）
在式（14）中， RNCA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经常账户净盈余占GDP的比重，该指标衡量了经济失衡的程度。 FAD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的金融发展参数，该指标表示了金融发展的水平。 RNFDI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FDI净流出存量占GDP的比重，该指标一方面可以衡量创新资本净流出的相对规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创新资本流动限制的程度。 RNFDIjt 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创新资本的流动性越强。 RKOPENjt 由 RNFDIjt 和 KOPENjt 两个指标相乘而得，其中 KOPENjt 是资本开放程度指标。 RKOPENjt 可以反映普通资本流动所遭受的限制。理论分析的结果说明，对于创新资本的流入国（ RNFDIjt 为负值）而言，对普通资本流动的限制越严格，经常账户的顺差就越大，这样， RNCAjt 与 KOPENjt 应呈反向关系；而对于创新资本的流出国（ RNFDIjt 为正值）而言，对普通资本流动的限制越严格，经常账户的逆差就越大，这样， RNCAjt 与 KOPENjt 应呈正向关系。 RNFDIjt 和 KOPENjt 两个指标相乘之后，就可以避免衡量失衡的指标与衡量普通资本开放程度的指标之间出现非线性关系（相乘后理论上应为正相关）。 Controljt 表示一系列会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及数据来源请参见附录3。。
首先观察变量 RNCA与FAD、RNFDI和RKOPEN 三个变量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3（A）和（C）可以看出，变量 RNCA与变量FAD以及RNFDI 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并都呈现出反向关系，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但在图3（B）中，变量 RNCA与变量RKOPEN 之间的线性关系却不够明显，其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对计量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Chi Sq 统计量的值高于临界值，从而拒绝了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3显示了回归的结果。其中包括加入总体均值截距项的固定效应模型（Ⅰ）、加入时期个体恒量的固定效应模型（Ⅱ）和同时加入两种固定效应的模型（Ⅲ）。
在三种类型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 FAD和RNFDI都是显著的，而且其符号均为负值。这说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规模的提高都会恶化经常项目，这与理论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变量RKOPEN 的符号为正值，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但在模型（Ⅱ）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各国的 KAOPEN 指数跨期差异较小。在各控制变量中，变量ER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汇率变化与失衡调整之间并不存在显著联系，这与Béreau et al. （2010）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变量CY和GY在三个模型中都有足够的显著性，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越高，经常项目越容易恶化，这也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
六、 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分析说明：即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仅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进行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由于能够给拥有创新知识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融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将在创新环节上进行专业化，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将在生产环节上进行专业化。
当国际商品流动或国际资本流动完全无摩擦时，这种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的垂直分工并不会引发失衡。但由于创新成果以商品形式进行国际流动的交易成本很高，这种分工的实现还有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无法流动时，创新资本会通过FDI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并将生产中心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成为“双逆差”国。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时，普通资本会通过间接投资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并将创新中心和生产中心都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成为“双逆差”国。在现实世界中，各国都会处在上述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位置。创新资本会向FDI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同时普通资本也会向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因此，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创新中心的资本开放情况会成为影响全球失衡的关键。中美两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恰好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基于50个主要失衡国家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着下述政策含义：首先，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国际分工层面上的微观基础，其实质是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失衡。只要这种失衡状况得不到改善，基于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全球经济失衡也将持续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汇率、价格水平或短期宏观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全球失衡的问题。其次，如果创新成果的交易成本能够被降低，更多的创新成果通过经常账户进行国际流动，全球失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意味着如果发达国家放松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或者将更多的研发机构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失衡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善。第三，在存在持续FDI流入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缓解失衡压力。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即当FDI流入减少时，我国也可能会被“空心化”。最后，对我国而言，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发展程度将会减少经常账户的盈余。但相比而言，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是改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
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导致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也是FDI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本文模型忽略了劳动要素，因而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但这也说明，即便不考虑资本回报率差异因素，仅仅是由于金融发展和资本开放程度差异，也会导致贸易失衡。如果引入资本回报率差异，发展中国家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会进一步扩大其FDI流入的规模。这对本文描述的理论机制会产生放大作用，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失衡。因此，忽略资本回报率因素并不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另外，本文的分析并没有采用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这使得消费者时间偏好、技术进步以及汇率等因素没有被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努力这些方面进行完善。也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广大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Antràs, P. and R. J. Caballero, 2007,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A Financial Frictions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3241.
Beck, Thorsten, A. Demirgü Kunt and R. Levine, 2000,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 14(3), 597 605.
Beck, Thorsten, 2002,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re a Li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57(1), 107 131.
Béreau, S., A. L. Villavicencioz and V. Mignon, 2010, “Nonlinear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owards Its Equilibrium Value: A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ing,” Economic Modelling , 27(1), 404 416.
Caballero, R.J., E. Farhi and P. O. Gourinchas, 2006,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Low Interest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 No.11996.
Chinn, M., and H. Ito, 2005, “What Matter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pital Control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ctions,” mimeo.
Chinn, M. and H. Ito, 2009,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Assaying the World ‘Savings Glut’,” La Follette School Working Paper , No. 2005 2023.
Dooley, M. P., D. Folkerts Landau and P. M. Garber, 2004,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 No.10332.
Dooley, M. P., D. Folkerts Landau and P. M. Garber, 2005, “Savings Gluts and Interest Rates: The Missing Link to Europe,”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1520.
Dooley, M. P., D. Folkerts Landau and P. M. Garber, 2009, “Bretton 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4731.
Ito, H. and M. Chinn, 2008,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 10(3), 309 322.
Ju Jiandong and Wei Shangjin, 2005, “Endowment Versus Finance: A Wooden Barre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MF Working Paper , NO. WP/05/123.
Loayza, Norman, Klaus Schmidt Hebbel and L. Servén, 1998, “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 Manuscript, the World Bank.
Mendoza, E.G., Vincenzo Quadrini and J. V. Rios Rull, 2006, “Financial Integration, Financial Deepness, and Global Imbalances,” NBER Working Paper , NO.12909, revised in 2007, 2008.
Svensson, L. E. O., 1988,“Trade in Risky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3), 375 394.
Willen, P. S., 2004, “Incomplete Markets and Trad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Working Paper Series , No. 4 8.
包群和阳佳余，2008，《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第3期21―33页。
雷达和赵勇，2009，《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世界经济》第1期62―71页。
李宏、陆建明、杨珍增和施炳展，2010，《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3―20页。
齐俊妍，2005，《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31―41页。
钱学锋和黄汉民，2008，《垂直专业化、公司内贸易与中美贸易不平衡》，《财贸经济》第3期117―121页。
徐建炜和姚洋，2010，《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第3期3―30页。
余永定，2010，《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7―44页。
附录1 普通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
设A国的普通资本输出所得的单位报酬为 ρ3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A国的普通资本流出量为 KFOA ，B国普通资本的流入量为 KFIB 。则对于A国而言，其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A=(φAμK)βγ［(1－φAμ)K－KFOA］α+ρ3KFOA（1）
A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KFOA=0 ，根据式（1）可得：
KFOA=(1－φAμ)K－α(φAμK)βγρ311－α（2）
式（2）反映了A国在不同的普通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普通资本提供量。它是A国普通资本的提供函数。
同样，金融充裕国家B国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B=(φBμK)βγ［(1－φBμ)K+KFIB］α－ρ3KFIB（3）
B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KFIB=0 ，根据式（2）可得：
KFIB=α(φBμK)βγρ311－α－(1－φBμ)K（4）
式（4）反映了B国在不同的普通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普通资本需求量。它是B国普通资本的需求函数。
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存在 KFOA=KFIB ，根据式（2）和式（4），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ρ*3=［(φB)βγ1－α+(φA)βγ1－α］1－αμβγ［(1－φAμ)+(1－φBμ)］1－ααKβγ+α－1（5）
KF*=(φB)βγ1－α(1－φAμ)－(φA)βγ1－α(1－φBμ)(φB)βγ1－α+(φA)βγ1－αK（6）
式（5）和式（6）说明，当普通资本在两国间流动达到均衡时，两国企业家融资能力的和（ φB+φA ）越高，普通资本越稀缺，因此其收益水平 ρ*3 就越高；两国金融发展程度的差距（ φB－φA ）越大，均衡的国际普通资本流动数量就越高。
附录2 普通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
设B国创新资本输出的单位报酬为 ρ4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 B国的创新资本流出量为 KCOB ，A国创新资本的流入量为 KCIA 。则对于A国而言，其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A=(φAμK+KCIA)βγ［(1－φAμ)K］α－ρ4KCIA（1）
A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KCIA=0 ，根据式（1）可得：
KCIA=ρ4βγ1βγ－11(1－φAμ)Kαβγ－1－φAμK（2）
式（2）反映了A国在不同的创新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创新资本需求量。它是A国创新资本的需求函数。
同样，金融充裕国家B国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B=(φBμK－KCOB)βγ［(1－φBμ)K］α+ρ4KCOB（3）
B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KCOB=0 ，根据式（3）可得：
KCOB=φBμK－ρ4βγ1βγ－11(1－φAμ)Kαβγ－1（4）
式（4）反映了B国在不同的创新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创新资本提供量。它是A国创新资本的供给函数。
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存在 KCIA=KCOB ，根据式（2）和（4），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ρ*4=(φA+φB)βγ－1(1－μφA)α(1－μφB)α［(1－μφA)αβγ－1+(1－μφB)αβγ－1］βγ－1βγμβγ－1Kβγ－1+α （5）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4
【关键词】软件工程化；金融产品；质量控制
前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高新科技在金融行业中的应用，让金融知识产品体系成为了金融机构展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从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发展来看，软件工程化技术的应用，对软件产品的产品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将软件工程化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应用于金融产品的质量控制工作之中，可以让金融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1软件产品工程化
计算机软件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种较为严密的智力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业产品，计算机软件中也包含着一般工业产品所具备的共性特征[1]。软件产品是对逻辑思维进行描述的过程。结构化的设计方法是软件工程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对工程化方法进行应用以后，软件生产单位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出软件的设计缺陷。软件产品的工程化在其他的生产领域也具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软件的开发工作中，技术管理问题涉及到了计划的制定、技术接口的协调和阶段评审等问题。质量保证计划的构建、基于分级管理的软件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和配置管理机制的完善是质量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内容。在高效化的工程组织体系建立以后，软件开发的进度和产品的质量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2金融产品创新的内涵和动因
2.1金融产品创新的含义
金融产品泛指的是一切可以进行金融交易的对象。除了货币等支付工具以外，存贷款、保险产品和证券资产化等衍生类金融工具都可以被看作是金融产品的主要内容。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到了已有产品的改进、新型金融产品的研发、生产方式的创新和新市场的开拓和经营等多项内容[2]。
2.2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
需求刺激、规避管制、风险规避和新技术的诞生是金融产品创新的主要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因素成为了金融资产自身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它的价值会和利率和汇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以将金融产品的价格风险和收益风险进行有效降低。针对物价与利率水平的波动性问题，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以让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基于软件工程化的金融产品质量控制措施
3.1对金融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规范
工程化的管理手段在金融产品质量控制工作中的应用，是对金融产品的产品质量进行提升的一种有效措施。在工程化的建设阶段，金融机构需要对金融产品文档的规范问题、测试方法和评审方法进行完善。在工程化的完善阶段，先关机构需要在工程化质量控制体系在运转过程中所需要的工程标准规范进行逐步的完善。从软件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相似性来看，两者的质量控制工作都需要经历一个由无形变有形的过程。针对金融产品的服务形态的差异性，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不同的控制方法进行应用。在软件开发领域，软件研发人员需要从文档规范的要求入手，用文件形式对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程和测试等问题进行明确[3]。对文档资源的运用是一种变无形为有形的方式。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研发人员也需要遵循整体性和分级性相统一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新业务开辟以后，金融机构需要在新业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之间构建一种科学化的制衡机制。软件工程化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在对软件工程化的核心因素进行吸收借鉴以后，金融机构需要把产品和客户看作是产品创新的主要着眼点。在对我国的国情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金融品种进行创新，可以让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成为促进金融产品质量提升的有效工具。
3.2对金融产品的质量管理机制进行完善
监督机制的优化，是银行在构建金融产品质量控制措施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对传统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方法进行借鉴的基础上，对金融产品的监管体系进行创新，可以让金融机构的集体监督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对软件工程领域构建的监管机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软件的开发过程中，评审环节是相关单位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软件的研发部门在这一环节中，通常会组织同行专家对软件开发的各个阶段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评审，这一评审机制的构建，也是对传统的工程质量控制方法进行应用的表现。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过程中，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配置管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这也表明软件工程化与传统的管理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在对金融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以软件工程领域的相关方法为蓝本，利用工程化的发展道路，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针对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音考虑不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构建一种自上而下的风险预警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可以让研发人员对可能出现风险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关注。
3.3对中央银行的监管作用进行强化
在软件工程化机制与金融产品创新机制相融合以后，中央银行也需要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和监管作用[4]。在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对金融产品的创新问题进行监管，是央行在金融产品创新工作中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责任。对此，央行可以借助自身的先进系统对国内外的重要金融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并在对国外的金融产品创新动态进行收集以后，将这些信息各个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央行所发挥从作用是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引导作用。第二，在对软件工程化的相关机制进行应用以后，央行对自身的监管作用的发挥，可以让商业银行的自律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从这一机制的作用来看，央行的监管作用的发挥，可以让金融机构妒忌盲目行事所造成的成本增加问题进行有效避免，也可以在坚持依法创新的基础上，为各个商业银行的创新工作提供支持。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5
一些国际领先银行运用六西格玛设计（DFSS）方法论，在整合集成金融创新的市场驱动力～客户之声、数据之声，以及IPD、NPI等IT研发技术的基础上，在集成金融服务创新上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例如，集成金融服务创新有两个重要模式：参数化产品和整体客户关系产品。参数化模式给产品的不同功能赋予不同价值，这样一来就能轻松改变产品功能，从而制造出高度符合客户要求、定价灵活透明的产品。就像戴尔和星巴克的顾客定做PC机和点咖啡一样，在一定银行风险和利润标准下，客户可以根据个人需要修改产品。例如美国某银行曾推出“Choice”信用卡：它规定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优惠项目、消费奖励方式、支付日期和其它功能；其中，选择有些功能会影响信用卡的定价，有些功能则对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整体客户关系产品是把几个简单或复杂的产品捆绑起来，以便客户更有效率地管理金融需要。又如，银行可以提供银行、证券经纪和保险服务综合产品，并配以客户关系定价和忠诚度优惠项目，鼓励客户只选择该银行独此一家金融机构。欧洲某银行曾经把它的银行业务模式改造成一项独特的服务，叫做“开放―抵消计划（Open Plan Offset）”。这项服务通过同一抵押品来保证一系列贷款、储蓄和其它金融产品。它向所有贷款提供单一利率，即分期付款利率。此外，客户的贷款债务和存款资产可以相互抵消，银行只对一个账面余额计算利息，客户所需支付的利息额每日根据余额加以调整。这项产品吸引了140万新客户，并使不良抵押贷款下降了12个基本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的六西格玛解读”一文中提到的某家美国银行成功推行的5000种认同卡（Affinity Card）系列创新产品，是集“参数化产品”和“整体客户关系产品”之大成者。
上述故事仅仅是六西格玛管理服务于金融服务创新实践的部分事例，类似的故事在金融企业导入六西格玛管理的实践历程中不胜枚举。金融服务创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评价、分析、求解、成果保持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而六西格玛管理以其著名的DMAIC（定、测、析、改、控）和DFSS（定、测、析、设、验）方法论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科学诠释。应该说，六西格玛管理提供给我们的是通过五个步骤实现金融服务创新的指导原则，在创新实践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原则与特色之间，我国古代先哲一语道破天机：“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我们可以继续从仿生学的角度来体会一下六西格玛管理在金融创新战略部署和执行校准中的作用。在金融创新战略部署工作中，金融企业的思维系统～战略之声指明创新前进方向，金融企业的视听系统～客户之声提供创新市场驱动，金融企业的血液循环系统～流程之声展现创新产品服务所依托的流程基线状态，金融企业的神经传导系统～绩效考核传播创新内部驱动；在金融创新战略执行工作中，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创新能力测量作出健康诊断，根据化验分析～使用关联矩阵策划筛选创新方案，甄别诊断和化验结论～采取吃药式的累进型创新（DMAIC）或手术式的战略型创新（DFSS）；在金融创新战略校准工作中，通过保持生活规律～创新产品服务的标准化作业文件进行持续健康保健，进行定期体检～持续进行新产品和服务流程的体能监控。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6
关键词：金融产业 发展 金融创新 效率
金融产业组织及其特性
金融产业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结构演进与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其中，金融产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贡献表现为动员国民储蓄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金融产业本身发展所创造的价值，间接贡献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
金融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是与金融产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要有什么样的金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是沿着农业—工业—服务业这样一个历程进行的。金融产业具有经济增长过程中最活性、最具功力的功能，它本身的结构和规模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集中导致市场势力，市场势力会导致产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在控制者获取垄断价格的同时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水平，从而高市场集中度容易导致信贷资源的低效配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产业——银行业为例，如果市场上银行间关联度高，即每家银行都与其他银行建立同业拆借关系，则竞争越强（银行数量越多），对其中任何一家银行的冲击就越小，整个系统稳定性就越高；如果银行间关联度低，则当一个区域爆发的危机扩散到邻近区域时，其溢出效应会增强，危机更容易进一步扩散。
首先，从行业特点分析，具有高集中度的银行业对产品的供应比较难于形成价格控制，从而难于获取垄断利润。这是因为，银行价格行为要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一是信贷产品市场不同于标准市场，其交易的跨期性和信用风险性使得银行收益不是合同利率的单调函数。二是产品需求弹性的约束，银行除了同业竞争之外，还要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银行产品因广泛的替代性和较高的需求弹性制约了价格的偏离。三是银行利率不仅要受到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和引导。
其次，银行业竞争性质有别于其他行业。对于银行业而言，集中度、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并不一定正相关。Franklin Allen和Douglas Gale（2000）以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为基础建立了众多分散的单一银行业的竞争模型和两家拥有庞大分支网络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结果发现前者与垄断均衡相同，后者却产生了完美的竞争结果。
再次，从实证层面看，银行业垄断引起资源配置的低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经验性研究的支持。如Newberger（1998）认为，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对银行业的研究没有发现集中度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研究中，尽管有部分研究支持市场势力假说，但还是有相当部分的研究支持效率-结构假说。
这说明，相对集中的银行结构，通过共谋获取超额利润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得不到一致的实证支持而可能正是效率高的银行通过较优管理或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实现低成本运作，获得较大市场份额，从而导致较高水平的集中度。
综上所述，理论和实证层面都没有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表明金融产业的高集中度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无谓损失。相反，金融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特性，可能使得集中型的金融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创新及其作用机理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从货币的产生到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推动了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金融创新浪潮的兴起与迅猛发展，给整个金融体制、金融宏观调控、一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金融创新是突破金融业多年传统的经营局面，在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方面进行的创新与变革。从广义上说，金融创新不仅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还包括金融组织的创新、发展和演进。创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完善市场、提高信息含量而改善社会福利和运行效率，节约筹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提供日益精确的风险管理以及在税收和管制范围的变迁中更高效率地运作。
金融创新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占领新的市场、改变经营管理方式等获取新的利润来源；同时，伴随着创新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和范围经济优势增强，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Siber（1975）认为金融创新的工具或实践可以减少强加于企业的金融限制，从提升抗击风险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绕过过时的管制三方面来改善金融系统。Kane（1978，1981）用一种“斗争模型”来描绘管制人和被管制人之间持续的斗争，金融创新正是作为对立的经济（被管制人）和政治（管制人）之间力量持续斗争的结果。
金融创新对金融产业组织特性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得以金融传统业务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体系逐步迈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更为纷繁复杂的服务体系。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出现，使原本传统业务中的波动性与复杂性更为透明，风险更为分散，风险定价也更为合理。整个金融业的稳健度随之而增加，服务各种客户需求的质效也随之提高。同时，由于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金融机构变得越来越灵活和虚拟，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并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这些变化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不仅对国家金融稳定政策做相应的调整（Robert，1995）使金融监管规则和制度超前化，监测手段和工具不断创新，监管流程柔性化。
加快金融产业发展要求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动力是客户的需求，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相比，我国金融产业在经营理念、产品、服务、技术、结构和监管上都很落后，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金融产业应该把金融创新作为首要任务，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从宏观上推进金融理念、理论、政策、体制、监管和文化等创新；从微观上推进金融产品、工具、服务、技术和运行机制等创新；从行业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都要加快创新。
金融创新的发生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只有放松管制，才能使金融创新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才有可能。二是公平竞争的市场。垄断是创新的天敌，没有竞争便没有创新的外在压力，金融创新因而成为金融机构谋取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金融界就产生了金融创新的浪潮，并形成了全球性的大趋势。金融创新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润滑油和驱动器。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因主要是为了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争取利润最大化。
金融创新必须使市场运作更具效率和更完整，一项金融创新可能通过减少金融服务顾客的金融中介成本而使市场更有效率。Ross（1999）发展了一种理论模型，考虑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认为金融创新是提供了使机构移动回他们可能接受的投资组合，Duffle和Rahi（1995）讨论了市场不完全性与创新，Grinblatt和Longstaff（2000）通过对多种证券的分析，也得出了金融产品可以完善市场结构的结论。
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机构要付出高昂的研究开发成本，还需要很高的启动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很多微观主体都是先在法规不健全或者是灰色地带进行创新，然后促使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法规加以引导，进行正式的制度创新。技术水平不高也是金融创新的一大障碍，要进行金融创新，就必然要依托高科技手段，在金融信息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推进我国金融创新及金融产业组织演进的政策建议
推进金融创新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和汲取国际经验与教训，深入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真正弄清经济、金融发展实际，把握金融监管规律，树立新的监管理念、方式、目标和标准，处理好“监”与“管”的关系。“监”是宏观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监督、监测等。“管”是微观层面的内容，主要是管理、控制，总的原则应该是要保持金融业、金融市场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保持金融产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又使风险可控。金融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外部监管只起辅助作用，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监管当局应当鼓励和帮助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金融创新仍需要政府主导。我国经济主体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决定了迄今为止的创新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政府主导过程中，又出现多部门监管、分头促进创新的状况，通过“监管竞争”模式促进了金融创新。从长远来看，从政府主导创新向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过渡是不可逆转的。
金融创新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应该相对简便，应该允许金融机构创新试点，允许失败，允许纠正后发展。只有这样，金融创新才能真正加快，才能促进金融与经济科学发展。
我国金融创新要沿着完善金融产业市场结构，提升和优化金融产业市场集中度，提高金融产业组织市场绩效的轨迹，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加强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市场监管和对参与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内控的监管，明确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力求使每个市场主体都基本具备研究分析能力、理性定价能力、内控能力和市场承受能力。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创新要遵从金融产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金融产业有别于一般产业的特点，在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升级，促进金融业脱胎换骨式进步中，以创新增强金融产业的整体实力，减少社会福利的不必要损失，使金融产业在金融创新的大潮中，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强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与金融产业发展的和谐共进关系，促使我国金融产业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实现机构设置的全球化、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
参考文献：
1.崔哓峰.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