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1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差异、金融供给不足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迄止目前,中央政府对实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方案,学术界和决策层甚至对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所持观点各异。所以,研究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易所——集中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 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 （09）：26-33.
② 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 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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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2
摘要：创建北部湾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依靠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才可能促进金融积聚。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针对金融聚集动因，文章提出了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管理两方面进行倾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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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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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区域差异;货币政策
Abstract:Ow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y gross、industry structure、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istribut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ey market and so on,the different areas of our country have obvious imbalance in the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which has affected the implement of monetary policy. So,monetary policy’s establishment and enforcement should take the imbalance among the areas into account,choose some monetary tools to make a exploration, namely,try to actualize diverse monetary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areas,to get the best effect.
Key Words:area difference,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55-03
一、差别化货币政策的理论探索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在《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一文中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及其标准。所谓“最优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地区)组成的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微观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尤其那些地域广阔、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大国而言,难以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实行大一统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明显的区域效应,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可能是最优的选择。事实上,美国早在1935年就尝试了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高准备金率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有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实行的准备金率只有14%。至今,美国法定准备金虽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对于我国应否尝试区别差别化货币政策的问题, 国内理论界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过争论,结果是货币政策应坚持统一调控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力度的加强、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问题的相继提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问题再度受到重视。
国内理论界对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是否存在最优货币区以及应否实行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如骆玉鼎(1998)、柯冬梅(2001)、马根发(2005)、宋旺和钟正生(2006)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运用“最优货币区”的判定标准,认为目前我国整体远非最优货币区,区域差异影响了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必要实行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以此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差异
(一)经济总量及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
一是GDP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我国地区间差异都比较明显。从人均GDP指标看,2007年全国最高的上海地区人均GDP达66367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6915元;从GDP总量看,全国最高的广东省为30637亿元,而最低的只有342亿元。
二是产业结构地区差异较大。我国各区域均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侧重也各有不同。由于各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反应各异。2007年实现工业增加值最多的广东省为141910亿元,最少的省仅为28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877亿元。农林牧渔总产值最高的山东省为4766亿元,最低的为80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1211亿元。
三是企业性质与规模不同。一般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特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发展迅速,对货币政策反应更为敏感,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得相对迟缓。
四是居民收入水平差别较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高于经济发达地区10-15个百分点,处于以收定支阶段的人群比例较高,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主,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居民金融资产逐步多样化,对货币政策变化相对更为敏感。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显示,当年居民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23262元,最低的甘肃省为10012元,辽宁省为12300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564元。
(二)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
由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各类金融机构数量多、资产规模大,而且形成了比较有序的竞争机制,经营效率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金融机构规模相对较小,金融市场成熟度较低。
一是金融深化程度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占当地GDP的比重差距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计算,当年各项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达4.19,最低的内蒙古为0.83,样本标准差为0.6;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为2.21,最低的黑龙江为0.6,样本标准差为0.34。
二是金融市场完善程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货币市场相对完善,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交易量较大,能通过货币市场较好地传达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的货币市场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滞后,参与主体少,交易品种单一,受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是金融机构数量差异较大。区域经济环境是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基于提高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逐步上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大量调整和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营业网点,导致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业务交易量小、信贷权限有限。同时,商业银行普遍制定了较高的系统内准备金缴存率和上存资金利率,集中信贷资金投放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不足和资金外流。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
三、实行区域差别化金融政策的模式探讨
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基础。一是已出台的区域性经济政策为差别化货币政策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二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日益成熟。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逐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日趋灵活、成熟。并且,我国已经在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额度等政策工具上逐步实现了差别化操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具备机构、人员和技术基础。人民银行九大区分行的设置为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探索提供了机构和人员基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更加复杂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技术可能;四是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迅速提高,金融知识普及度也有所提高,为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于我国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模式,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适合差别化操作,因此,首先应坚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有选择性的对部分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区域差别化操作。
(一)窗口指导的区域化探索
窗口指导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于对辖区经济金融的监测分析而提出的指导意见,因此,是最适合区域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实践中,基层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和信贷政策导向的作用。如研究适合地区特点的新型贷款担保方式、帮助地区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助学、就业、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信贷服务,配合有关部门健全社会中介担保体系等。
(二)探索区域性货币信贷政策
目前,人民银行各大区分行制定区域性信贷政策的自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沿用习惯的上管一级的管理模式。各商业银行总行一般也是转发总行的有关规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基层央行工作缺乏手段,货币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主动作为的空间。因此,建议赋予基层人民银行更多、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权限,增强主动调控的能力,增加更多的操作品种,进一步增强基层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兼顾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需求特点,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
(三)支农再贷款政策区域化
支农再贷款是比较适合差别化的政策工具,可以在综合考虑区域农业发展状况、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的基础上,探索区域差别化的投放与管理。如,适度调增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规模、放宽支农再贷款期限、扩大支农再贷款用途、实行有差别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等。对于差别化项目的决定,可考虑由大区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确定。
(四)实施更加灵活的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制度
1995年颁布、2003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必备条件、进入的资本金门槛及业务范围等方面都做了统一的规定。由于东西部的经济金融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对相同资本金的承受能力大不相同,导致中西部地区法人类金融机构绝对量比东部少。因此,建议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降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平衡区域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如,降低欠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到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
(五)慎重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已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设定了不同存款准备金率,但尚未有针对区域的差别化尝试。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公众预期和货币乘数的大小,因此,存款准备金的区域差别化应慎重,可以考虑继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机构差别化实现区域差别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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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祚军.货币政策区域性操作:理论与实证[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5).
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宁波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回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912）是公认的较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金融机构能够满足新兴企业的信贷要求，还强调金融中介―银行具有辨识出最有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的功能，并通过向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则指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麦金农（1973）在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严重的金融抑制，并把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存在的金融抑制。肖（1973）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麦金农和肖均主张通过促进金融深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王春峰、马卫锋（2003）、沈坤荣、张成（2004）等从全国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正面作用。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王景武（2005）、郑长德（2007）等实证比较研究我国东、中、西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结果均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东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二者之间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郑瑶、毛珍珍（2005）、张云（2008）等从省域范围分别对浙江和上海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均得出了的金融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的结论。
二、宁波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宁波金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宁波凭借天然港口的地理环境优势成为长江流域的水运和物资集散中心，其金融业也随着商品流通的拓展相应地不断发展。在业务上，从货币兑换发展到全面经营存、放、汇业务；在机构上，从典当、钱庄发展成证券、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而宁波自改革开放以后，分别被列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金融电子化试点城市和金融对外开放城市，金融业不断发展。目前已形成了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格局。截止2010年底，宁波共有银行金融机构49家，证券分公司2家，证券营业部57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期货营业部19家。共有33家上市公司，33只股票分别在分别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市。从反映金融活动基本面的存贷款情况看，1991年以来，宁波银行系统的存贷款余额不断扩大，2010年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是1991年的82.63倍和76.73倍,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6.15%和25.66%。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区域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近20年来，作为浙东区域经济的龙头，宁波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浙江省比例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浙江高速经济列车的主引擎之一，它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69.8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125.82亿元，经济总量扩大了近3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64%。
三、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银行业在金融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本文对金融发展的解释不包括证券和保险等相关金融机构。
（1）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增长主要的指的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以GDP增长率（GGDP）为指标来测量。
（2）金融规模指标（FIR）：本文采用由戈德史密史提出并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金融相关比率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除以GDP”。由于金融资产主要集中于银行，而银行的资产又基本上以存款和贷款为主，所以本文以（存款+贷款）/GDP来反映金融相关比率。
（3）金融机构效率指标（SLR）：金融机构效率主要体现为银行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该指标本文用贷款/存款来反映。
时间序列的基础数据选取自1992―2011年《宁波市金融年鉴》和《宁波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2.变量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的分析需要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而进行模型分析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便是这些数据都是平稳的，否则，t、F等假设检验均不可信。此外，涉及时间序列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虚假回归，即如果有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非平稳），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进行回归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采用ADF检验平稳性，结果如表1。
注：上表中，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t和p分别表示检验平稳时估计方程的常数项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3.协整检验
如果存在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那么这组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协整的，表示它们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满足同阶单整并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 （1988）及Juselius（1990）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说明宁波经济发展与金融规模程度、金融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
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时的原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如下方法，即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通过验证通过引入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此后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宁波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
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度为5的情况下，原假设“FIR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SLR不是G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9040和0.13760，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GGDP与FIR、SLR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在滞后度为4和5的情况下，原假设“GGDP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5359和0.179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所以从结果看，GGDP与FIR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与SLR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对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和稳定的关系。
2.宁波的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都是宁波经济增长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说明宁波可以通过扩大金融规模和提高金融效率来促进宁波的经济发展。
3.宁波经济增长指标是金融规模指标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金融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即宁波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扩大，但在促进金融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宁波金融系统贷存比（D/C）自1991年来一直下降的，直到近几年才有所上升。这主要源于宁波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受到制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兼顾到安全性，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上存大量资金。这实际上使得宁波的资金被上级投向别的地区，降低了宁波金融机构从储蓄到投资的重要转化，从而影响了宁波金融机构效率。另一方面，宁波很多信用担保机构因发展规模小和担保能力弱，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很有限。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对金融效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史.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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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金融合作；文献综述；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6-0099-02
一、对国外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早在1955与1956年，经济学家格利和肖曾经发表《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与《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开启了金融发展学说的先河。其后，戈德斯密斯于1969年发表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该书对金融发展史和若干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但其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这显然有些缺憾。对于这点不足，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很好地弥补了这点。1973年，他们在重点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并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以及“麦金农—肖模型”，认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会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取消过多干预，则可使经济和金融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可见麦金农和肖二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实践证明，二者的理论有不少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金融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必须把握好尺度，循序渐进地进行。支大林和于尚艳(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多年轰轰烈烈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以及理论上对经典金融发展的发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德尔金融深化理论的深入思考。20世纪90年代后，在反思“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后，以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为首的经济学家发表了《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约束论”的思想，认为金融约束是在放开“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与金融渐进改革相适应的，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
二、对国内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经济学家更侧重于对发达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经济金融实践的国家的区域金融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国内学者的区域金融理论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张杰(1995)认为，在对“威廉姆森倒U假说”作比较分析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也存在“倒U”趋势，区域金融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其差异会先变大后趋同。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地看待区域金融差异问题，而非人为地抑制这一过程。很显然，张杰有反对“金融抑制”的思想。梁宇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来资本在不同区域流动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并建立资本流动模型，提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非协调的流动产生了区域经济的差距，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应加大资本缺失地区的资本投入，发展基础产业，减少区域差距。梁宇峰在分析差距形成的客观性以后，强调政府应该积极努力缩小差距，而非完全任其演变。周立和胡鞍钢(2002)利用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等指标，通过1978—199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差别，得出了中国区域金融的显著差异性，并存在差异的波动性，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差异程度显示出非规律性变化运动。汪兴隆(2002)认为，货币配置的区域化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化的重要因素，这需要在央行统一货币政策执行的前提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浮动化和灵活化，优化金融机构和体系，促进各区域的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并提出发展政策性金融的措施。汪兴隆找出了区域金融差异化的因素之一，货币配置的差异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的分析。
二是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李炜(2001)在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投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因素上，得出了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是资本的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大为有效，但不同区域的金融力量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是不一样的。李炜主要从资本这个微观量化的金融元素分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过多涉及从金融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发展，但其认为金融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差异性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周立和胡鞍钢(2002)以金融相关比率、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为模型元素，通过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差距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他们利用金融发展量化的手段解决宏观的经济问题，指出了经济发展的实质要求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但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惟一因素，郭金龙和王宏伟(2003)利用GDP和资本流动量作计量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的特点与差异，提出了对中西部应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发展中西部金融市场，吸收外部资本，从而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增长。二人还从宏观层面分析问题，提出对不同金融区域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的看法，这需要政府和央行总分支部门协商开展实施的差别性金融政策，并没有过多研究如何通过自身的金融改革解决问题。赵伟和马瑞永(2006)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金融指标进行分析，认为区域间的金融差异是区域金融增长的主要方面，而非区域内的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是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强调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的主要元素是区域间的差异，但没有能够完整地提出解决区域内金融差异问题的办法，区域内的金融差异同样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不可以忽略的。
戴中辉: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三、结语
诸多学者对区域金融问题进行了颇多的研究，区域金融理论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但仍有待改进，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的统一性。由于区域金融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并不久，学术界对于其研究内涵的认定还存在分歧，研究内涵的统一性是任何一门学科需要重视的，这需要在日后的经济实践中去完善。二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众多学者对区域金融理论的研究往往是把宏观金融学微观化的过程，任何武断和孤立地研究都是苍白的，只有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的科学方法才是合理的。三是研究选材的全面性。前面提到，国外的金融学家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区域金融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我们国内的学者对国外的区域金融问题的研究也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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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2－0063－08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 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 521.31元/人和4 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 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 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 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 198元，中部13 204元，西部12 839元、东北13 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优化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量的规定性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质的规定性则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尽管在金融发展史上，总量率先增长已经具有规律性，但若结构调整跟不上将拖累金融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金融结构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变路径。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走数量增长的路径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从金融运行状况出发，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将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行政手段转移到市场本身，从调整增量资金入手，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建议有：培育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在解除金融约束的同时解除实体经济约束。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地区之间的产业承接与转移提供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的区域转移已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历史机遇，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同样是产业结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使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在金融和经济之间保持互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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