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发展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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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发展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金融深化 金融抑制 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场 税收制度 贸易自由化

一、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

(一)金融深化的概念

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金融领域的政府“管制”为“有效管理”,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价格扭曲、市场分割、结构单一的现象,形成正的储蓄、投资、收入和结构优化的效应,建立起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金融抑制

1.概念。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抑制的原因是政府为了刺激投资,要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增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远未达到成熟,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2.结果。金融抑制的结果是金融浅化,即金融资产存量规模小、品种少、期限种类少。

抵押了各类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从而使金融资产的需求受到抑制。

二、当前中国金融深化的现状

(一)央行降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21日晚间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央行称,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3%下调至2.75%,而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由1.1倍基准利率扩大至1.2倍,公积金贷款利率跟进下调,利率市场化继续加速前行。过了“金九银十”的楼市暖季之后,经过11月份的央行降息,楼市也出现了小幅的回暖。只能说,楼市回暖是央行降息最好的反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其《2015年中国房地产前景报告》中写道,“包括最近降息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公布后,抵押贷款申请将更加容易、房地产市场人气将改善,因此房屋销售量将开始企稳。”此次降息将进一步增强短期市场信心的确立,去库存增长,销售有望明显上升。不过,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亦将根据市场情况存在明显的分化。降息等一系列政策短期来看,降息会让楼市迎来新一波行情,可能会集聚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起作用,三四线城市仍不被看好,并且对于大多数二线、三四线城市来说,库存偏大、去化周期偏长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

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如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人为压低利率,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改善部分房地产产出下滑带来的GDP增速减缓,但在房地产产能过剩,内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同时也会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现象,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将遭受破坏性打击,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人为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刺激了对实物资产的追求,而且由于借贷低廉,刺激了对边际收益很低的项目的投资,致使不合理投资增长,降低了储蓄使用效率。如房地产市场,在房地产产能过剩的情形下,央行降息,使对其的投资增加,储蓄减少,资本没能的到有效利用,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如若政府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货币当局对控制名义利率乏力、反高利贷心理、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抱有怀疑等,而采取金融抑制战略,不仅会抑制储蓄的增长,降低资本利用效率,而且会刺激不合理投资的增长,如我国产能过剩的房地产市场,为了抵消部分GDP增速减缓,继续放任泡沫经济增长,可能会酝酿新的金融危机,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是推动与各国、各地区进行自由贸易所付出努力最多的国家。目前,紧随APEC会议,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完成后,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版。前不久,中国还再次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设立。

中国这一举措引领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促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为世界经济贸易上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推动了亚太地区双边甚至自贸区的建设,这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家纷纷效仿,有利于我国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与金融自由化相配合,有利于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三)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

今年2月,税务总局公布了所有税务行政审批事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4月份主动将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纳税人即时可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受惠面因此增加30%以上。8月初税务总局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占国务院批准取消29项非行政许可中的33.3%。2013年至今,已取消和下放43项审批事项,并同步清理了与取消下放审批项目相抵触的文件和制度。今年国务院先后做出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小微企业范围和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决策,前三季度办理税务登记的小微企业有856.1万户,243.34万户盈利的小微企业中,有236.43万户享受所得税优惠,受惠面逾90%,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74.62亿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优惠政策惠及约2100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减免税款296.47亿元。这三个税种合计减免税371.09亿元。工商总局数据显示,3月至8月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长61%,大多数为小微企业。税务总局积极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推动外贸稳定增长。在税收政策扶持和各部门协同配合下,外贸形势逐渐回暖。前三季度出口退税增长11%,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多项涉及税收政策和税务部门,因此,财政政策有可能会转向实质上的“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要体现在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对贫困人口的补助上,这些政策措施能够推进金融深化,促进经济的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2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91年至今,杭州市GDP已连续18年呈两位数增长,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已有研究表明,杭州市未来15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并从工业化中期开始进入后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后期,以城市为依托的现代第三产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产业结构也将从现在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快速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转变。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部门通过风险管理、资源配置、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使用交易功能的发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金融已逐步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工具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储蓄和投资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换等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又令经济增长受阻。下面,我们通过几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关系。

(一)金融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五大功能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莱文的分类,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用图1表示。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

图1金融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五大功能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阻滞作用

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在2007年末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4月21日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最新估计,全球各国折损预计将达到4.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成为损失最大的国家,预计损失将超过2.7万亿美元。

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其次,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再次,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高杠杆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最后,金融监管制度的缺陷、法律的漏洞以及不法分子的操纵等也是引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后退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一)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选取

就目前而言,GDP或人均GDP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衡量指标。为了解释金融发展对杭州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选取杭州市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金融相关量作为杭州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而成为解释变量。出于简便考虑,我们使用杭州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来衡量,以揭示杭州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其理论根据在于:

1.货币与金融资产总量相关度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志君在《金融资产总量、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大类,并且该文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广义货币与金融资产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568,广义货币/GNP比率和金融资产总量/GNP比率的相关系数达到0.9917。因此,可以使用广义货币代替金融资产总量进行实证分析。

2.金融机构存贷款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高。根据广义货币M2的定义,其主体部分是金融机构存款,而且在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是金融资产的主要表现形式。周立、王子明认为:就区域层面的金融资产,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因此,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是符合逻辑的选择。

3.杭州市的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存贷款。就杭州市目前的金融发展现状而言,以2007末的金融数据为例: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9310.96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8430.68亿元。全市GDP为4100.1722亿元,可以看出杭州市的金融资产以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为主。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取杭州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eposit)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end)用以衡量杭州市的金融发展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1978-2008年的数据都来自于杭州统计局――统计年鉴。

(三)相关统计检验和结果分析

1.建立回归方程

下面对样本数据运用Eviews进行初步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

图2估计与实际值拟合图形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值和估计值拟合得非常好。因此可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设定模型为:GDP=c+aDeposit+bLend,运用eviews软件得到结果如下:

GDP = -0.499891232737*LEND + 0.852790391389*DEPOSIT + 193.304111515

T值(-2.051360) (4.023926)(5.089320)

R2=0.983536 DW=0.333004

分析:在运用eviews所得的回归方程中,Lend和Deposit的系数分别为-0.499891和0.852790,说明对于金融贷款呈负相关,对于存款呈正相关性。R2等于0.983536,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8.35%能被样本回归直线所解释。因此,样本回归直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比较好。

从上面的表达式我们可以知道:增加金融机构存款1元,将增加GDP0.85279元;增加金融机构贷款1元,将减少GDP0.49989元。

通过Eviews的Scatter散点图,如图3所示,我们可以看出,GDP增长与金融机构存贷额余额存在线性相关性。

图3线性回归图

2.滞后期间研究及因果检验

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别对借款(Lend),存款(Deposit)滞后1、2、3、4期间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如下(图表备索):

当滞后1期时,GDP是Deposit的格兰杰原因,Deposit也是GDP的格兰杰原因;Lend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GDP不是Lend的格兰杰原因。

当滞后2期时,GDP不是Deposit的格兰杰原因,Deposit也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Lend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也不是Lend的格兰杰原因。所以滞后两期对于GDP没有影响。

当滞后3期时,GDP不是Deposit的格兰杰原因,Deposit也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Lend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也不是Lend的格兰杰原因。所以滞后三期对于GDP没有影响。

当滞后4期时,GDP是Deposit的格兰杰原因,Deposit也是GDP的格兰杰原因;Lend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也不是Lend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滞后四期时只有存款余额和GDP具有因果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比较而言,滞后一期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即Deposit(-1))和滞后四期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即Deposit(-4))对当年的GDP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滞后一期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即Lending(-1))对当年的GDP有较为明显的阻滞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杭州市的金融业,提高当前存贷款余额,将对今后杭州市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1.杭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强相关关系。直接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说明了金融机构在组织动员储蓄,并将其转化为投资方面是促进杭州市经济发展的比较主要的因素。

2.杭州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滞后问题。存在这种滞后期的原因在于杭州市近几十年来不断加强对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一般不能在当年形成生产能力,其对GDP的影响必然产生滞后作用。

3.杭州市的金融资产以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为主,其他金融资产的发展空间较大。比如债券和股票等其他金融资产存在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杭州未来发展发展的方向之一。

四、加快杭州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根据前述杭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的实证分析结论,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引导金融业快速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首先,大力发展杭州的金融服务业,建立长三角南翼的资金融通、集散和交易的金融中心。通过金融促进经济增长五大功能的发挥,以及金融服务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其次,加大金融投资力度,扩大金融机构网点,致力于建设多层次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服务品种,创新服务方式。金融业应正确处理贷款垒大户和扶持小企业发展,加大银行产业信贷结构调整。

第三,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快形成在贷款金额、期限、方式、主体等各方面,适合我市新农村建设需要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系列;加大金融对农村建设、生产、社会发展应实行倾斜性的投融资政策,发挥金融的融资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的建设资金投入,消除城乡金融服务差距;通过创新个性化金融支农项目,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个性化项目,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3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研究,探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从理论上探索金融支农的可行性,为后期研究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民族地区

农村经济增长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7017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3年来累计脱贫人口达到5564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发生率下降达5.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地区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文献进行研究,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找到突破口,更好落实党中央十以来关于精准扶贫新部署。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学界,对于二者相关性的探讨和研究,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国外以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克鲁格曼等为代表,国内以叶志强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无相关性或者只具有弱关联性。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主要是基于货币中性理论,认为通过货币的供给的增减,只能对经济社会的物价成相应比例产生变化,并不能对社会的投入、产出以及就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Krugman[1](2003)通过对拉丁美洲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案例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必然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只具有弱关联性。叶志强[2](2011)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各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发展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扩大,因此他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具有相关性。而另外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却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该论述最早可追溯到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西方在该领域先后对微观和宏观2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最开始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产业以及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上,期间以1912年Schumpeter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为代表,通过论证其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能起到关键作用。Rajan和Zingales[3](1993)将不同产业的成长过程与金融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其研究发现,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在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学者通过构建一系列数理模型进行了研究。Romer[4](1986)、Lucas[5](1988)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数理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对资本积累进程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Diamond[6](1983)等通过构建流动性风险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互动性,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风险管理实现的。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谈儒勇[7](1999)、李广众[8](2002)等先后通过各自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米建国、李建伟[9](2002)通过研究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高互动性,并且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反之金融抑制或金融过度发展都会损害经济增长。郑常德[10](2008)通过研究论述了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能够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并最终减缓贫困的发生。

2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M.T.Belongia和R.A.Cilbert[11](1990)通过建立农业产出的市场分析模型,分析了农业融资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国内最早从实证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是徐笑波[12](1994),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冉光和、张金鑫[13](2008)通过收集1981—2005年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并建立帕加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分析,最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也发现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H•T•Patrick[14](1966)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农村金融不但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农村贫困的产生。行怀勇[15](2008)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农村资本配置不合理。林毅夫[16](2000)则认为由于我国各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资金缺乏横向流动等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体制性矛盾。学者就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协调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E.S.Shaw和R.L.Mckinnon(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普遍存在金融垄断,农村金融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运转效率低下,从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JacobYaron等认为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我国学者在探究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原因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何广文[17](2006)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存在主体产权改革不充分,农村利率市场化不足等问题,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E.S.Shaw和R.L.Mckinnon(1998)指出打破农村金融垄断的必要性。JacobYaron等认为政府应减少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杜晓山[18](2003)提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先应当从金融体系内部入手。黄勇、谢朝华[19](2008)提出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并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实现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3金融发展与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在国外相关文献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对某一特定民族或者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国外更多是针对社会中某一特定少数人群进行研究。在我国,为促进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探讨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地区金融制度,以扶持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郑长德[20](2007)通过对我国五大自治区以及青海、云南等多民族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后,指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廖群云[21](2005)认为当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协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金融支持弱化,而金融支持弱化体现在信用环境不高、政策引导不力以及法制建设落后等多方面。侯晓荟[22](2005)通过对恩施地区的研究指出,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支农体系无法适应各民族地区的差异性,从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也就各自的研究方向进行政策建议。徐珺[23](2003)认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方式,应当采用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合作金融形式,从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郑军、周运兰[24](2012)更是提出从民族地区企业自身、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扶持等三个层面进行优化,共同发挥金融支农的作用。伍艳、黄煦凯[25](2006)针对自治区的金融抑制现象,则提出了发展寺庙经济的建议,通过发挥金融的作用促进寺庙经济对外的辐射力,建立当地特色的寺庙经济。

4结语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阶段的文献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关于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真正深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四川凉山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二是关于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运行机理、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虽然陆铭宁、吴江[26](2011)以及陆铭宁、陈璐等[27](2016)先后通过构建信贷交易合约模型以及其后对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抑制的产生机制以及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索,但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三是目前不少学者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但真正具有创新意义,以及符合民族地区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措施较少。目前正值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找到突破口,以便更好地落实十以来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新部署,也是本项目以及本文的研究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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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1、前言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Alexander Hamilton (1781)指出:“就刺激经济增长而言,银行是已被发明的最令人愉快的引擎。”而每次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人们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辩证关系才能保持经济、金融持续、稳定、良性发展?

综合前辈们在此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金融的发展研究包括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服务的发展研究。前者着重于理论研究,而后者着重于实证研究。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但都存在证实与证伪的困难。

近年来, 虽有不少国内学者也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如张晓晶(2001)、孔凡保(2003)、谢亚轩(2003)、周立(2003)、谈儒勇(2004)、朱闰龙(2004)、张旭军(2007)等, 但归纳得并不全面。近年来该领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因而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归纳、综合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本文主要将国内外学者从金融服务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发展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文献分别系统地进行综述,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2、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是否相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如R.Levine(1997)、Demir-guc-Kunt&Levine(1999)是肯定金融体系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在西方学者中,否定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 因此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在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存在分歧。目前的研究阶段集中于金融体系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上的创新。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手段。

2.1国外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2.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Phillips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1.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 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 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金融体系的存在是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存在信意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金融体系的差异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2.2国内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不足, 但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如袁志刚等( 1999)、谈儒勇等(1999),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方法开始突破传统的跨部门、跨国界的平均分析,并转向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

现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在发展之中,国内外成熟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 经济增长也会引致和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大量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单个国家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看法。但是上述研究都是从某个或某些国家这一大的宏观层面上来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宏观性的,这样的研究结果就不一定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

2.3一些创新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内生金融市场等并入到金融发展模型之中,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出了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解释,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形成了所谓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Pagano ( 1993)、Maxwell( 1994)、Levine ( 1997)、Lewis ( 1995)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增加储蓄率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二是资本积累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国外的理论,南京大学的沈坤荣和张成把金融发展纳入内生增长模型, 并就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贯穿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可以讲。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人们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目前。经济学家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而言,充满争议,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如约瑟夫·熊彼特(1991)的非常信用理论、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Mckinnon(1973.1991)和Gurley and Shaw(1995)的金融抑制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金融因素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初期,银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他首次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作了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并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数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对近数十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率先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角度,系统阐述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滞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而积累。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人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从而消除“金融抑制”。这些理论虽然假设条件不同,但都是在严格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论证了金融中介具有储蓄动员、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功能,从而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些结论得到了后来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如King和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角度人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金融功能的确对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贡献。Levine和Zervos(1998)发现了金融自身的差别性及其特征的多样性,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一些指标而扩展了King和Levine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Levine和gervos选取了47个国家1916—199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交叉国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信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所有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虽然他们没有指出这些结论的因果关系。Philid Ares-tis and Panieos Demetriades(1997)在这一时期实证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开创性突破。他们在国别研究上用时间序列分析代替了传统的交叉国家分析-法,以国别研究分析取代了回归平均法,这一方法能够更精确地反映诸如金融系统的结梅、政策制度与政府有效管理程度等单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因素。除此之外,金融发展理论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不同样本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Ne-usser和Kugler(1998)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利用时间序列数据,Beck.Levine和Loaya(2000)利用版面数据,Le-vine(1999)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产生影响。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可称为“需求导向”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无关紧要的,金融的发展只是被动地对经济发展做出反应,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产生更多需求,金融发展仅仅就是对这种需求的反应。早期的研究如琼·鲁滨逊(1952)、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罗伯特·卢卡斯(1988)和Stem(1989)等。早在1952年,鲁滨逊就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交易会产生新的摩擦,这些摩擦刺激了经济对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而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应经济的需要而产生,也就是“实业引导金融”。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的贡献,金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莱文等人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能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近期的实证研究,如Singh(1997)也得出了股票市场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在类似“需求导向”论观点中,更有甚者持有金融发展会破坏经济增长的“金融破坏”论的观点。如Buitle(1984)和VanWijnbergen(1983)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的发展争夺了非正式的民间融资市场,从而减少了国内企业可贷资金数量,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动的,而且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可能会是不同的结果。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甘肃;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综述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着且意义重大。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1969)对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应用35个国家1960—196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的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罗伯特·g.金和罗斯·列文(robert g.king and ross levine,1993)针对戈德史密斯研究的不足,研究了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较为发达。

20 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缓解。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借鉴国外既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相关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单俏颖(2003)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在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近些年,有关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国内成为研究热点。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1978—2002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省区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王景武(2005)通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为互相抑制。岑树田(2008)选取了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广西的金融发展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广西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效应并不明显的结论。鉴于理论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以甘肃省为例,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决策。

二、实证分析

(一)衡量指标

1.金融发展指标。由于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通常都采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为了解释甘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亦采用fir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fir计算方法,即fir等于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考虑到本地区经济体所能吸纳的金融资产的能力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存款+贷款+保费收入+股票市场筹资额)/gdp作为反映金融发展的fir指标。 经济增长指标。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就是gdp,因此选取甘肃gdp环比增长率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具体为本年度gdp与上年度gdp之比,记为gdpr。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指标特征描述

1.样本数据来源。样本数据来源于《甘肃年鉴》各期、《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期、《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统计信息网,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了1994—2008年相关数据,并按上述定义计算出fir和gdpr作为分析的两个变量,为减少异方差对回归带来的不利影响,分别对fir和gdpr取对数(见表1): 指标特征描述。在实证分析前,先对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动趋势特征作一个直观的比较(见图1):

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二者在数值上基本保持不变,接近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这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从短期来看,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在大部分年限里保持此消彼长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两条线几乎平行,说明二者保持着长期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

(三)回归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引起虚假回归,因此,有必要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取adf检验法。

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水平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在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序列平稳,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符合进行下一步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协整检验。在adf检验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协整检验,看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在1%的显着水平下没有通过协整检验,在5%和10%的显着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协整方程为:

lngdpr = 7.46095331962 - 0.492289021863*lnfir

这说明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上文通过指标特征描述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考察一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方法。在这里,分别选择滞后1~4期,对甘肃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在10%的显着水平下,在滞后1、2和4期的情况下,所有原假设发生的概率均大于0.1,是接受原假设的,即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原假设“金融发展fir不是经济增长gdpr的原因”发生的概率为0.0997,略小于0.1,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讨论

由于经过单位根检验得出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均为一阶单整,两个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因此不能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建模的结构法进行分析,从而运用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非传统计量方法,对甘肃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在5%的显着水平下,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说明,在研究期内甘肃省金融资产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了相对稳定变化趋势,并且二者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原因可能是:(1)研究期内金融与经济政策平稳,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始终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见p131图1),这对二者之间在这一研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由于金融资产的运用效率不高造成资金浪费,金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由于近年来投资工具日益增多和民间金融的大范围产生,以及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如股票筹资额等存在很多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较低、投机性很强,资金被大股东占用而未能投入到经济体中促进自身发展。(2)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运用货币信贷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时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信贷资金供应量来防止经济过热。(3)存贷之间的差额逐年扩大。在fir指标选取的数据中存贷占有绝大部分比重,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金融业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从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角度考虑,当上存资金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时,国有商业银行将富裕资金上存至上级行。这实质上是资金的外流,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回流利用到甘肃的经济体中。 甘肃省金融发

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10%的显着水平下,分别在1、2和4滞后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是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原因,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着,并不能有力说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1]goldsmith,raymond 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king,robert g.and levine,ross,1993,“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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