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供给；货币缺口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3-0070-06
一、引 言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增长模式转变与金融体制变革阶段，都曾出现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带来充足的资金供给，刺激需求，扩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资产价格暴涨，证券市场过度繁荣与投机盛行等负面结果，增加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速经济泡沫积聚，并最终威胁宏观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体系结构转变与资本市场全面开放过程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如影随形，本国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投机冲击、国际收支失衡与国际贸易恶化接踵而至，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经济的“间歇性休克”与持续衰退更是挥之不去。当前中国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流动性过剩[1]。央行连续加息、发行特别国债，财政部调高印花税、降低利息所得税等组合政策，表明政府正采取措施解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冲击。
目前，国内外对“流动性”的讨论存在诸多分歧，可以综合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流动性层次的不同界定及其测量。二是不同交易成本对资产选择的影响。三是由此进一步讨论对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力度的冲击与抵消，以至于对一国产出的影响。一般来说，从流动性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我国中央银行曾以此为角度进行描述，是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经济社会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
从微观角度探讨金融系统流动性问题，关注的是金融机构存贷差、银行间市场利率和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并分析其给商业银行盈利状况造成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分析实际货币存量高、现实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关系等指标，关注的是流动性带来的货币政策困境、潜在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问题。曾康霖认为流动性过剩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中的交易状态，必须从市场主体的行为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去考察，流动性过剩反映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2]。任碧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存贷差和外汇占款以及M2与M1差额的不断拉大等都不是流动性过剩的直接成因，而是由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对经济发展出现的变化做出反应造成的[3]。路磊认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是影响当前货币政策的冲击因素，在承认高储蓄率和国际收支失衡的前提下，通过综合性的货币政策可以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4]。综上，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不同，流动性过剩原因分析与治理对策也不尽相同。各类定义描述的仅是流动性过剩部分特征，不能涵盖所有，且某些指标与衡量方法也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与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在金融体制变革和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作用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导致需求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所吸纳的过剩资金滞留在资本市场，并通过各种传导路径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冲击和深远影响。
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不是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它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与资本积累形成的必然现象。从宏观调控角度看，以资产价格上升、经济活动货币充沛为典型现象的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流动性过剩度量可以从货币供给角度进行分析。
二、流动性过剩的均衡分析框架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在探讨货币数量、价格及产出的均衡关系时，逐渐发展起来货币理论（Fisher 1911，Marshall 1923，Pigou 1917）。1911年，Irving Fisher首先以清晰交易方程式，表达了货币数量理论：
M•V=Y•P(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Y是经济实际产出，P是价格水平。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应与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保持一致，因此，通过公式（1）的变形，可以用来计算货币供给，即通过对(1)求一阶导数有：
可以得出Δm的表达式：
根据方程(2)，货币供给Δm的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Δy加上价格的增长率Δp，即通货膨胀率再减去Δv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
大部分货币数量的分析模型都采取对数模型Darrat(1986)，即采取固定的弹性形式定义货币供给函数，即：
其中，Y是某种规模的变量，R是机会成本变量，E是误差项。如果我们用对数形式重写上式，用小写字母代表对数就可以得到简单的线性模型，令β0=lnk，M表示货币需求，Y为GDP，R为利率，P为价格水平，那么一定时期内货币供给与价格、产出基本关系如下：
m为货币存量的对数，p是价格水平的对数，y是实际GDP的对数，i是无风险利率，ε是随机误差项。
Hallman，Porter and Small[5]对流动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较早讨论，他们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价格缺口(The Price Gap)”。Hallman首先假定市场中存在两个均衡价格：一个长期均衡价格，一个短期均衡价格，表达式如下：
其中，pt表示长期均衡价格，p*t表示短期均衡价格，二者的差称为“价格缺口”。
p*t-pt=(vtrendt-vt)+(yt-ypotentialt)(5)
方程(5)表明，如果实际的价格低于(高于)长期均衡价格，未来的价格将会具有向上(向下)的预期。根据该式，价格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vtrendt-vt)“流动性缺口(liquidity gap)”，二是(yt-ypotentialt)“产出缺口(output gap)”。
进一步假设，在现有货币总量m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此时的均衡价格如下：
“价格缺口”才等于零。但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就意味着长期价格与价格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价格缺口”。
基于Hallman等人的成果，Gerlach[6]对“价格缺口”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货币缺口(real money gap)”的概念，他认为当前已有的货币存量如果低于现行的价格水平，货币供给就会出现缺口。假定货币供给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货币缺口，表达式如下：
短期货币缺口与长期货币缺口的差即是真实的“货币缺口”。与“价格缺口”相比，其实是表示了同一概念，只是参数不同且符号相反，即：
那么，在给定的价格水平p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现有的货币需求mt和均衡货币需求m*t的差(m
方程(9)同方程(7)不谋而合，“货币缺口”为零的存在条件也是苛刻的，即(yt-ypotentialt),(it-i*t),εt三者同时为零，货币缺口才会消失。Gerlach认为“货币缺口”的变化可以度量流动性过剩，前期的货币扩张必然带来价格上涨与增加潜在通货膨胀，这也是衡量货币政策的依据。
三、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模型
流动性过剩的度量会遇到诸多复杂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规范方面的，也包括实证方面的，目前仍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方法来测度流动性过剩。根据对流动性过剩的不同理解，选择不同的分析路径与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依据本文的观点，流动性过剩既然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那么流动性过剩的度量可以从传统的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探讨货币供给与产出、价格以及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进而测量流动性过剩并探讨货币政策等相关问题。本文对货币需求进行估计基于均衡假设，也就是说假定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等，而对货币供求互动的原因与机制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为了分析的简便而参照了国际通行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即货币供求相等的均衡假设，因此在本文中货币需求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总量在数值方面是相等的。
基于经典均衡理论，在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中，一国的产出、价格与利率基本相对稳定，因此可以设定一个基于产出、价格和利率的货币供给参考值――均衡货币供给Mequilibrium，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量Mreal与参考值的关系，进而分析流动性问题。具体设计如下：
1．均衡货币供给
根据均衡方程，市场存在一个均衡的货币供给量Mequilibrium，它由产出、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如果实际产出、价格和流通速度一定，则货币供给也会稳定。将其转换为对数形式如下：
lnMequilibrium+lnV=lnY+lnP(10)
方程(10)的经济涵义与方程(2)一致，即均衡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等于产出的增长加上价格的增长再减去货币流通速度。用小写字母代替上式，均衡的货币供给可以表示为：
mE=y+p-v(11)
2．实际货币供给
均衡货币供给是一个经测算的货币供给，但现实市场中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货币供应量，衡量指标为M1和M2,狭义货币M1是研究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主要变量，广义货币M2定义更加广泛，能满足研究微观经济主体预防性和资产性货币需求的需要。本文将其定义为实际货币供给mreal。
3．参考货币供给
通过对方程(3)求一阶导数得公式(12)：
(m-p)′=(β0+βyy+γi+ε)′Δm=Δp+βyΔy(12)
方程(12)表明，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货币需求应与价格、产出相一致。这里将公式(12)中价格Δp以稳定的通货膨胀πenvisaged代替，产出Δy以潜在产出Δypotentialt代替，可以得到货币供给的参考值，本文将其定义为潜在货币供给Δmpotentialt，即：
Δmreferencet=πenvisaged+βyΔypotentialt(13)
4．流动性度量指标――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
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表明了现行的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距，当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反之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本文将二者的差定义为实际货币缺口mgap，即：
mgap=mr-me(14)
其中，mR，mE分别为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mGap为实际货币缺口。
利用方程(13)可以计算出潜在的货币供给，同样可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mr与潜在货币供给mpotential的差距，来衡量流动性过剩，此处将实际货币供给与潜在货币供给的差定义为名义货币缺口mnominal gop，即：
mnominal gap=mr-mpotential(15)
综上，无论是实际货币缺口或是名义货币缺口都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或潜在货币供给的差距，当货币缺口持续扩大，证明存在超额的货币供给量。因此，货币缺口反映出货币总量与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是衡量流动性及货币扩张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依据。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按照货币经济理论，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一般包括价格水平、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等变量。本文选择GDP为规模变量，先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调整为实际GDP，再取其对数形式，令产出y=log(GDP/P)；货币总量的选择依据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0月公布的货币量统计标准，选择广义货币M2为货币总量变量，令mr=log(mt/)，mt为货币总量，为价格平减指数；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通货膨胀的变量，令p=log(CPI)；根据货币流通速度定义，令vy=log(GDP/M2)为年度货币流通速度，令vs=log(M2/M1)普遍认为M2与M1的背离程度衡量了金融活动中“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为季度货币流通速度。
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199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为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且变量序列均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GDP及其平减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实证检验
根据方程(11)和方程(14)及本文定义，得到me为均衡货币供给序列，mr为实际货币供给序列和mgap实际货币缺口序列。根据生产函数、HP滤波及状态空间方法得到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为8．5%[7]。理论上讲，在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通胀率的理想值应为零，但由于存在工资的向下刚性，因此通胀率不可能达到零，确定通胀率的理想值为2．1%，根据方程(13)和方程(15)我们可以得到mreference潜在货币供给序列和mnominal名义货币缺口。
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各序列平稳性，判断其单整阶数；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判断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关系。篇幅所限，季度数据的检验结果省略。
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且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对于由上述变量构成的模型，经一阶差分后构成平稳时间序列。
由于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用Johanson协整检验对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协整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说明实际货币供给对货币缺口、实际货币供给和名义货币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进一步验证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之间的稳定关系，本文基于VEC误差修正模型对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实际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也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货币供给并没有参照均衡货币供给进行，货币供给过量造成了货币缺口，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3．结果分析
从年度数据分析，实际货币供给量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潜在货币供给存在一个货币缺口。实际货币缺口在1991―1997年表现特别明显，这与当时我国的经济高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与高货币投放等经济状况相一致，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造成了当时过剩流动性泛滥，最直接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最高达24%。为控制通货膨胀，央行在1995―1997年连续采取了组合政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等，我国经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平滑曲线图1显示出了实际货币缺口的变化，在1993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随后持续下滑。原因是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货币供给与扩张并不能及时反映在经济领域。
1995―1997年间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相接近，货币缺口接近0。这充分表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之后，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货币供给与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流动性过剩问题消失。1997年以后，由于多种因素，货币政策又逐渐放松，实际货币供给始终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特别是2003年达到了最大。随着经济增长的稳定，2003年至今的实际货币供给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保持较小的差距，这也符合2004年以来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缺口逐步降低。通过比较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发现虽然二者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因为潜在的货币增长与均衡的货币增长有一定差距，但其变化趋势与方向基本一致，这也可以说明从潜在货币需求和货币缺口角度分析流动性过剩同样具有说服力。从数据分析来看，由于我国GDP的增长季节性因素较为明显，货币供给及相关政策又相对稳定，因此从每个季度分析来看，实际货币缺口始终存在，且波动较大。由于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的时滞性问题，2003年以来积累的流动性过剩正逐步释放，通过各种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货币需求理论对流动性过剩展开讨论，基于均衡分析给出货币缺口模型，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由于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和产出、价格与货币流通速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度量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讨论和度量流动性过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缺口与实际货币供给、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第二，将货币缺口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符合我国中央银行以货币数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货币缺口仅在个别时期接近零，大部分时期是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由于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缺口波动较大，长期积累的过剩流动性正以各种方式进行释放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第三，虽然当前我国货币缺口没有持续扩大，但流动性过剩已经在消费领域有所表现，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正预示着过剩流动性的冲击正在加剧，央行必须以控制流动性过剩为政策基调，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流动性过剩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表现出由潜在的通货膨胀逐渐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状态。当前，要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金融与信贷政策，引导资金合理配置，及时疏导使资金流向资本不足的产业与部门，缓解资本市场的压力。同时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吸引过剩流动性转化为投资与消费，纠正经济发展模式，继续维持央行的对冲操作，维护稳定的宏观环境，为最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赢得时间。
第一，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任何经济增长波动带来货币供给政策的滞后都会影响货币币值稳定。因此，长期来看，制定合理的增长目标与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控制流动性的基本思路。第二，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是设定稳定的物价水平作为调控指标，根据我国的通货膨胀指标构成分析，目前CPI统计指标存在偏差，住房权重较低，并未反映实际的市场价格波动，相反食品权重较高，这些又放大了食品价格受季节影响的作用。因此，合理地计算与设定CPI将是货币政策控制目标合理性的关键。一般认为2．8％―3．2％的CPI是可以接受的。第三，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央行运用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调控手段已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该类手段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危害也很大，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金融调控，而一旦外资流入缓慢，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降低存款准备金带来的二次流动冲击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流动性问题复杂而且多变，任何单一的理论与政策都不能完全地解析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表象与根源。要采用多种政策，从治理流动性过剩冲击与解决流动性产生根源两方面入手，标本兼治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难题。结合宏观政策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共同治理流动性过剩矛盾，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过剩流动性冲击：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6，（5）．
［2］ 曾康霖．“流动性过剩”研究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7，（1）．
［3］ 任碧云，王越凤．中国流动性过剩原因辨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2）．
［4］ 路磊．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J］．金融研究，2007，（1）．
［5］ Hallman, J． J．, Porter, R． D．, Small, D． H．Is the Price Level Tied to the M2 Monetary Aggregate in the Long Ru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4）：841-858．
［6］ Gerlach, S．, Svensson, L．E．O．Money and Inflation in the Euro Area: A Case for Monetary Indicator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50）：1649-72．
［7］ 刘斌．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间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7）．
Empirical compare analysi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money gap
DU Xiao-yu, LI Xiao-zhou, JIN Yan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money supply and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measuring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 Liquidity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Excess Liquidity can be defined as the deviation of real money aggregated from expected equilibrium level． Our empirical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re have long-term and stead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al money supply,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and money gap in China． The money gap is close to zero in certain time, and the real money supply excesses the equilibrium of money supply in most times． The Excess Liquidity is the inevitable phenomenon resulting from the wealth effect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misplay of economic policy． At present, Excess Liquidity is releasing by various means and influences the macro-economics． It accords with the money policy of central bank of China which takes the quantity of money as the goal of agency to view the money gap as the measure of Excess Liquidity．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Liquidity is to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ncrease the ways of investing and develop the capital markets．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2
关键词：货币区域化；可兑换；流通层次；交易媒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03－0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Currency exchange cost is introduced as a measur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In both contexts of two currencies and of several o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and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positive correlated,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free exchange degree is negative correlated.
Key Words: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Exchanging; Circulation Level; Exchange Medium
一、 导言
人民币区域化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国境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在目前阶段，除了部分小国和欧元区国家，不同国家的法定货币是不同的，在东亚乃至亚洲正是如此。因此，人民币区域化涉及人民币与他国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问题。研究人民币区域化就必须研究人民币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或者人民币可兑换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将人民币区域化问题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先例却很少，目前尚未出现专门探讨一种货币（或者人民币）的区域化（或者更扩大一点，国际化①）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的文献。
有些作者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的条件的研究中附带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条件）关系。国内不少学者提出，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以促进人民币区域化②。其中有人③认为，可自由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或者必要条件）④。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相反看法，如赵海宽（2002）认为，虽然成熟的国际货币必然是可自由兑换的，但货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并不一定要求完全的自由兑换。李（2002）认为，可自由兑换不是货币区域化的条件，但其结论只是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得出，而且表现出将可自由兑换视为人民币区域化的促进因素的倾向。赵庆明（2005）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货币国际化从根本上不是一回事，不存在顺序上的承接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影响程度针对不同的货币可能是不同的。张宇燕（胡军华报道，2008）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未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这一观点只是以人民币区域化的现象为论据作出的推测。①
在笔者看来，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尚未出现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行量化的迹象。尽管人们已经对人民币区域化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也按照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方式对可自由兑换程度作了粗略划分（以下称之为“管制划分法”）。但是，只有形成可自由兑换程度的厚重意识之后，才可能准确把握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没有划分货币区域化的流通层次。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将货币国际化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在无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充当别国的储备货币。然而，这种区分对于理解货币区域化（或者国际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毫无助益。笔者认为，一种货币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易中充当媒介货币，与它进入另一国在该国境内流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证明，这种区分会导致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截然相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用货币兑换成本②（之倒数）来衡量货币可兑换程度。这是因为，理性经济人面对任何管制，都会寻求如何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抑或法律尚未明确的灰色地带绕开这一管制，获取管制所排除的经济利益以及管制带来的额外利益。管制的力度影响这些活动的成本，但不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些活动。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也是如此，因此货币兑换成本相对于管制划分法而言，能够更准确定义可自由兑换程度。资本项目管制越严格，绕开这些管制所需付出的成本越大， 因此货币兑换成本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成反比。
在这里，兑换成本将包括为了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所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金钱、体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所有支出，无论这些支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亦不管这种转换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很显然，在参与人完全理性和信息通畅的条件下，如果存在更经济又具有可得性的兑换方式，参与人就不会选择现有兑换方式并支付这些开支，因此上述所有付出都构成合理的兑换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兑换成本很可能与兑换规模有关。例如，兑换数量越大，兑换成本越小。但是，兑换规模导致平均兑换成本出现较大差异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存在利用这一差异套利的机会，也存在利用这一差异通过中介活动牟利的商业机会，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不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操作，从而导致上述差异缩小甚至消失。因此，本文将不考虑（平均）兑换成本随兑换规模变动的可能性，而假设平均兑换成本是恒定不变的。
本文还将根据相关交易是否跨越东道国疆界，把货币区域化划分为以下两个层次：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货币区域化必然涉及多个国家（或者货币区域），也涉及这些国家发行的多种货币。为了避免混淆，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把正在或者将要进行（所研究的）区域化的货币称为“区域化货币”，将区域化货币的发行国（或者地区实体）简称为“发行国”，将这一区域化的对象国称为“东道国”，将东道国所发行的货币称为“当地货币”。另外，我们还将考虑货币区域化中的货币竞争问题，因此将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区域化（或者国际化）并与区域化货币在同一东道国展开货币竞争的货币称为“第三方货币”，其发行国称为“第三国”。例如，在人民币区域化研究中，区域化货币即人民币，东道国可能是香港或者越南、泰国等国或地区，当地货币可能是港币、越南盾或者泰铢，日元、欧元或者美元是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货币。
根据以上表示方法，我们定义，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是指，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发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而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居民与居民之间发生的商品或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在货币的四项基本职能中，交换媒介职能是基础，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等职能都是由交换媒介职能派生出来的。为了简化，本文将只考虑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
本文将利用以上定义的可自由兑换尺度（货币兑换成本），分别在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分两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和一种当地货币）和三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一种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的情形，分析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流通层次的不同导致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截然相反。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在毗邻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流通的反常现象。
二、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前面的划分，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只涉及区域化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发挥货币职能的问题。我们将在两种场景下考察这一问题。在第一种场景下，可供交易双方选择的货币只有两种：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因此在该场景下我们只需探讨使东道国居民在国际交易中愿意接受区域化货币所必须具备的兑换条件。在第二种场景下，交易双方可以在区域化货币、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仅需要讨论两种货币条件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还必须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对上述问题的影响。
（一）两种货币的情形
货币之所以成其为货币，在于它的广泛可接受性。在国际交易中也是如此。在东道国居民充当国际贸易中的卖方的情形下，他是否接受买方以某种非当地货币B的形式支付对价的决策，是基于他在整个交易（包括采购、出售和货币兑换，如果有的话）中的利益做出的：他能否在这一交易中获得满意的利益以及他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更大利益？这取决于后续交易的性质及其谈判地位、讨价还价能力。如果卖方在后续交易中使用本次交易取得的非当地货币B，面对的是某个不确定的对象（对于货币流通而言，正是如此，否则就等同于物物交换，无须货币的存在），那么卖方在本次交易中对货币B的接受意愿，将受到其后续交易对手的接受意愿的影响。由于后续交易对手具有不确定性，如果非当地货币B不可自由兑换，则除非后续交易对手为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否则他几乎肯定会拒绝接受货币B。考虑到这一点，卖方在事前就不会接受货币B，除非他与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之频繁度和确定性，达到了完全可以消除上述顾虑的地步。因此，一般来说，可自由兑换是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的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考察货币兑换成本（根据前文的说明，它是可自由兑换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与货币区域化之间的关系。在两国货币情形下，如果卖方不能确定是否会使用全部非本国货币B购买该货币发行国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该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就会影响他（她）从交易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他（她）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非当地货币B，越愿意使用当地货币A。反过来说，对于买方而言，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使用货币A，更愿意使用货币B。由于买卖双方的意愿更难契合和协调，较高的兑换成本就成为国际交易的障碍，兑换成本越高，国际交易越不可能达成。
如果我们用以下方式定义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由于对于任意正数x、y、z，如果x
（二）三种货币情形
考虑这一情形是为了分析货币竞争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假设第三方货币正在区域化或者已经在所讨论的地域内完成这一进程。三种货币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三角图形表示。
其中环节3表示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对于货币B和货币C来说是对称的，因此不予讨论。环节1和环节2分别表示区域化货币或者第三方货币与当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和备选关系，这已经讨论过。但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环节1和环节2相对比，哪一环节的可自由兑换程度更高？或者等价的，哪一环节兑换成本更高？这一区别对区域化货币B的区域化程度有何影响？
根据第二格雷欣法则，在国际货币流通中，“良币”驱逐“劣币”，亦即币值越稳定、可自由兑换程度越高的货币越可能充当国际交易的中介货币。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币值问题，假设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币值同等稳定，以等幅度同向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成为决定当事人选择交易货币的惟一因素。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而言，在考虑三种货币的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货币区域化程度就越低，亦即在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正相关。
由于三种货币情形下得到的结论可以依此类推到N（>3）种货币的情形，因此，综合以上对两种情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正相关。
三、国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作为交易货币，在东道国的居民与居民之间流通。这意味着，该货币已经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渠道流入东道国，并替代东道国发行的货币中介交易。这些渠道可能包括边境货物贸易、对持有区域化货币的非居民（例如外国游客）提供服务、接受后者的采购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导致区域化货币进入东道国的交易发生在东道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因此，可以推断：东道国内持有和流通的区域化货币的总量来自国际交易，并取决于后者。在这里，我们将首先考察只存在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两种货币的情形，然后再加入第三方货币进行分析。
（一）两种货币情形
既然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能够取代当地货币中介交易，就意味着它与当地货币在中介交易方面具有相同属性，即普遍可接受性。人们之所以接受它，因为他们预期其他人会接受它。让我们考虑东道国的居民X、Y和非居民W。假设X、Y都和W发生交易。X从W处取得区域化货币B。假设X最初之所以接受货币B，是由于他预期今后会在与W（或者货币B发行国的其他居民，在这里，我们将只考虑W，这相当于把W视为发行国的所有居民的总体）的交易中使用该货币，并且对方会接受它。若现在X需要与Y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他可以选择向Y支付货币B，或者将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根据我们对国际流通层次可自由兑换问题的讨论，这是可行的），再行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需要（额外）支付兑换成本。
如果X选择向Y支付货币B，Y是否会接受呢？这取决于Y预期未来会从事的交易。如果Y今后会与W发生交易并支付货币，并且只持有当地货币A，他可以选择向W支付当地货币A（状况I），或者将货币A兑换成货币B（状况II），再行支付。很显然W作为货币B的发行国的居民，更愿意接受货币B（在货币区域化问题的讨论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区域化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比较强势），除非Y愿意因为支付货币A而作出让步，这可以视为一种“补偿成本”。兑换成本越高，W接受货币A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此他要求的补偿成本就越高。
在预期事后会发生这两种状况的条件下，Y会在事前与X的交易中就选择接受货币B，以便向W支付，因为这种方式相对于状况I而言，节省了补偿成本，并且相对于状况II而言，节省了兑换成本。
反之，如果在此之后，Y与X发生交易，需要向后者支付货币，然而只持有货币B，很显然Y更愿意支付货币B而不是兑换之后再支付（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兑换成本），那么X是否会接受呢？考虑到交易对象Y（以及W），会在今后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X为了实现交易的利益，一定会接受货币B。
再考虑东道国居民Z，他不与W发生交易关系，只与东道国内居民发生交易。如果Z与X、Y发生交易，X向他支付区域化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这取决于Z今后是否会与X或者Y发生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今后Z向X或者Y任何一方支付货币B，后者都会接受。预期到这一点，Z就会在事前（本次交易中）接受货币B。①
现在再考虑东道国居民V，他既不和非居民（例如W）发生交易，又不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如果Z在交易中向V支付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根据前面的分析，凡是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的居民（如Z）交易的居民，都愿意接受货币B，如果V今后会与这些人发生交易，那么他今天会预期到在这些交易中支付货币B不会被拒绝，从而会接受货币B。
以此类推，除非是完全不与外界发生交易的群体，否则东道国居民都愿意在相互之间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于是货币B就以上述方式替代货币A中介东道国居民X、Y之间的交易，进入国内流通。
根据上述分析，兑换成本的高低只会直接影响第一批在国内交易中接受货币B的居民Y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从而补偿成本越高），Y就越愿意接受货币B。而其他居民的接受意愿只取决于上一批居民的接受意愿，从而因为Y的接受意愿而间接受兑换成本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的是，从总体上来看，兑换成本越高，东道国居民使用区域化货币B中介国内交易的比例就越高。
定义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如下：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按照与前文相同的逻辑，可知兑换成本与货币区域化率成正比。根据前文的设定，可自由兑换程度与兑换成本高低呈反向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导出以下结论：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如果只考虑两种货币，那么区域化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与货币区域化程度负相关。
（二）三种货币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与当地货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关系方面，我们可以套用适用于国内货币竞争关系的（第一）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在不考虑币值稳定问题的前提下（或者说，其他条件相同），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中，哪种货币可兑换程度低，哪种货币就在国内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
为了更清楚一点，假设区域化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如果居民X同时持有货币B和C，他会首先使用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因为如果他今后必须与只接受货币A的群体发生交易，他就必须首先兑换后再行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支付兑换成本，由于货币B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先使用货币C，而最终持有货币B，将支付更高的兑换成本。因此，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反而被最先使用。
而居民X的交易对手（记为Y）是否愿意接受呢？由于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兑换成本，而且Y总是可以在今后发生的第一笔付款交易中首先使用货币B，考虑到与X的交易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Y就会愿意接受货币B。
综合以上分析，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兑换成本越高，区域化程度越高。换言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区域化程度越高，亦即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负相关。
四、结论
总之，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根据货币区域化的层次而迥然不同：在国际流通层次上，两者正相关；而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则负相关。
参考文献：
[1] Brunner K, Meltzer A H. The Uses of Money: Money in the Theory of an Exchange Econom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1(5):784-805.
[2] Chrystal A K.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of exchang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5): 840-850.
[3]巴曙松,吴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监管[J].中国金融,2008,(10):40-41.
[4]程恩富,周肇光.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能性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2,(11):58-62.
[5]韩民春,袁秀林.基于贸易视角的人民币区域化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6(2):402-420.
[6]胡军华.张宇燕.资本项目可兑换未必是人民币国际化前提[N].第一财经日报,2008,5(28).
[7]阙水深.国际货币运行机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02-106.
[8]刘文刚.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探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9]邱兆祥,粟勤.货币竞争、货币替代与人民币区域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2):6-10.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公共物品；国际货币体系
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当前众多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但结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角度，对不同国际货币发行方式实现的可能性或优缺点进行分析，并望得到有益启示。
一、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
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是从公共物品理论发展起来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市场失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认为公共产品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如果让私人提供的话，利润不能弥补成本，因此不能由市场提供。一般来讲，公共物品是不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物品。所谓排他性，是指只有对商品支付了价格的人才能够使用该物品，竞用性是指若有人使用了该物品其他人则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物品不仅仅包括实物性物品（如国防），还包括精神性物品（如社会体制、货币体制、法律体制）。全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概念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根据这一定义，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因为国际货币为国际间的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现代，货币稳定尤为关键，货币和金融资本流量已经使贸易量相形见绌，并成为各国经济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国际货币如何提供直接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因而成为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对外投资和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最终影响全球经济繁荣。
二、国际货币的发行与治理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和美元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体系或称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来看，金本位制度并非是哪个国家提供或者国际政治制度决定，而是早期国际货币体系自发选择的过程。由于黄金具有价值大、体制小、易于携带和便于储藏等特点，因此，最终成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国际货币制度则是信用货币制度，按照其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单一国家发行、超组织发行和多国家发行三类。不同的发行方式需要不同的条件，对国际经济稳定也有不同影响。
1.国际货币的单一国家发行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能力和意愿的统一。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需要强大的经济贸易总量，货币价值稳定，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储备的发行则主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成本收益比较。收益来自两部分，一是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记为A），主要有获取国际铸币税收入和通货膨胀税收入，避免外汇风险，享有低成本融资便利和估值效应，二是在这个体系下本国参与国际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交易所获得的增益（记为B）。假设在不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体系下（比如金本位），通过国际交易所获得收益为B1，在本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体系下，通过国际交往获得收益为B2，此时，增益B=B2-B1。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成本则比较复杂（记为C）。一是产生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造成该国经济政策独立性的弱化。二是当国际化逆转的时候，将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崩溃。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单一国家发行国际货币本身的困境，面临在追求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该国的目标是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将会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会抑制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供给，从而可能带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但如果根据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来制定货币供给，这会造成国际收支的恶化和经济失衡，形成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进而造成货币贬值，损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信心，并在特定条件引发金融危机。储备货币发行国难以同时满足国内货币政策需要与全球流动性需求的矛盾，被称之为广义特里芬悖论。
总之，只有当A+B-C>0时，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才是理性选择。这里还可以看出，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A不一定要大于其成本C，即A>C并不是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必要条件，因为B的值可能很大。因此，霸权国家经济是从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会主动供给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全球公共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稳定论总是正确的，因为霸权国家缺少强有力的制约，当自身利益与国际利益冲突时，则可能牺牲国际利益，形成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有偏供给，成为国际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2.国际货币的超组织发行
周小川（2009）提出的超货币或者单一全球货币，在本质上是国际货币由超组织发行，而非某个或国家发行。周小川认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能够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改革的理想目标。虽然超货币有其理论上的优越性，但障碍主要来自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的困境。一方面，单一全球货币短期难以实现。在国家内部，单一货币体系能够运转良好，因为货币由政府（中央银行）发行，以法定信用为基础，各地区没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全国范围建立相互转移支付制度，当其中一地区出现财政问题时，可以得到全国财政支持。但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超的权威“世界政府”，单一全球货币缺乏法定信用基础。同时，若各国家丧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也有严格约束，当一国陷入经济危机，却往往难以得到全球财政支持，从而反而加重了其危机，甚至通过传染造成世界经济不稳定。另一方面，超国家货币的合理发行，必须以国际民主治理制度为前提。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异质性十分明显，霸权国家可以施加有力影响，因此，此类国际金融机构发行公共物品类本质上似于霸权国家发行。
3.国际货币的多国家发行
Mundell曾经指出，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与某种亚洲货币（它可能是人民币，也可能是亚洲主要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这本质上是由多个国家同时参与国际货币发行。由于主要国际货币数目的增加，相对于单一国家发行国际货币而言，增加了国际交易成本，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它是以降低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效率来增加其稳定性。其次，在货币区内部，一国是否成为区域储备货币，则是一种策略行为。与战后美国独大不同，这里可能存在多个有提供能力的同质个体（比如亚洲区的中国和日本），这意味着存在着“搭便车困境”。因为收益B可以在其他国家发行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取得。同时，收益A的值在降低，原因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收入与其垄断性同方向变动，当竞争性增加时，铸币税的收入降低，在完全竞争且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能很难获得净铸币税收。此时，若A-C>B，则搭便车成为理性选择，因此，即便A>C，此时必将出现“搭便车困境”。只有A-C>B时，一国才愿意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最后，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广义特里芬悖论，若储备货币发行国要保证区域清偿力，就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账户逆差来提供储备货币，其他国家出于储备货币保值增值的需要，储备货币会回流到发行国，发行国在本区域内的投资机会是内生的相对固定的，因此，提供区域储备货币往往依靠经常账户逆差进行，造成该国国际收支失衡，长期内同样造成不稳定，并会向区域其他国家甚至全球传导。
三、结论与启示
1.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暂时难以替代。当前，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霸权地位，依然缺乏能够有力制约美国的治理方式。美元长期以来作为国际货币，具有了网络经济和存量外部性，是其他币种也难以取代的。
2.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谨慎，注意防范风险。2009年7月正式启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条件，并积极准备资本市场国际化，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我国GDP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相对简单，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经济体制不健全，抗击风险的能力弱，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条件还不十分具备，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密切注意防范风险。
3.提高综合国力，完善国际治理机制。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完善和健全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鼓励自主创新，才能最终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减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即减少个体的异质性，从而推动建立完善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Cohen，Benjamin J.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London：Macmillan.1971.
[2]Jeffrey A.Rosensweig.An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R].Global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s，2009.11.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4
关键词：货币非中性；货币政策；有效性；有效域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5-43016-05
一、货币非中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商品内生于经济制度中
货币，这里指贵金属货币，是从商品界分离出来的，用于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具有内生性。一方面货币本身是商品，具有价值，其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另一方面，货币是价值形态的最高发展形式，它的供给量由社会对它的需求及货币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马克思指出：“这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价值形态发展到货币后，商品中的几个对立，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货币作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代表，同一切商品相对立，其他商品的社会劳动要实现，都必须通过同货币的交换来进行。
(二)货币的性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货币作为一般价值表现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转化为私人的私有权力。一方面，对这种权力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以追求货币形式的价值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会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不仅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而且一切资本都必须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再生产扩张的起点是企业对实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如果企业不握有足够的货币，或不存在订货刺激即需求的牵引，即使客观上存在可以利用的资源，再生产规模的扩张也无从实现。因此，就规范经济活动而言。被资本积累制约的生产决策是第一位的，而货币事务则主要是一种启动生产使之达到这一水平的反映力和联系力。
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增大伴随资本构成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积累增长，更多新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资本构成提高，资本中可变部分相对减少，生产所需劳动力相对减少。但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只是就业增长率不及资本积累增长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的内生性表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流通速度。货币作为一种被动的因素去适应市场上商品价值的变化，并且通过货币贮藏这个“蓄水池”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和贮藏功能会使买卖严重脱节，这种脱节的宏观表现就是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差异，使经济的非均衡成为这种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另外，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货币供给量会影响物价水平的稳定，当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的供给增加时，货币的相对价值提高而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供给减少时，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马克思说：“我们在工业周期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完全类似的现象。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商品价格普遍降低，这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相反，在信心恢复的时候，商品的价格普遍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下降。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实际价值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国际贸易频繁。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中金的生产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首先，当国内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于价值，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商品交换或直接从国外输入来降低货币价格；如果货币的价格低于价值，会发生相反情况。其次，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准备金(即贵金属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促进对外贸易顺利发展。
(三)货币扩展形式的性质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货币供给不仅包括金属货币而且包括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并且现代经济中，纸币已取代金属货币执行流通和价值尺度职能。以银行信用、纸币为基础的这部分货币供给受法律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但以金属货币为基础的这部分银行信用和以资产抵押的商业信用仍是内生的。这使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会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波动而变化，反过来会更大程度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信用调动社会内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节约交易费用，使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比较彻底的分离，促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信用变化，会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基本矛盾，极大加强危机的程度。而且，不兑现的纸币的外生性发行的影响不同于货币商品的内生性运动，它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成为现代经济影响物价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然，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它可能是由供过于求或生产的技术条件变化而使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长等原因引起。
综上所述，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非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最终不仅能影响名义价格与名义工资等名义变量，而且能影响实际产出等实际变量。这要求政府应实施符合经济规律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或利率，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存量，促使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因此该货币规律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适应，对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适用。
二、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资金格局逐步完成了从财政资金主导型向信用资金主导型的转换，特别是1998年以来，中央银行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货币政策由政策干预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已基本建立起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日常性操作工具，法定准备金为主、货币市场利率为辅的操作目标以及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调控机制。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已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市场供求结构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生产过剩；经济结构调整虽有实质性进展，但矛盾仍然突出；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国际供给过剩，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在这个经济阶段，通货膨胀已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就业压力将持续居高不下，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
考察中国近年来货币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图1中看不出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有任何确切关系。这意味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不像货币中性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货币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长期充分就业的影响需建立相关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与实证分析
(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
在公式Em=p+y+u+b中，Em代表货币政策有效性，p、y、u和b分别代表货币政策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国际收支平衡属于会计范畴，不像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那样拥有简单衡量指标，同时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日趋增长，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故对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存而不论。这样就可以得出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简单模型：Em=p+y+u，其中p、y、u分别代表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失业率。
(二)实证检验
1．检验标准：有效域的确定。为验证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的有效性，即其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拟合程度，进一步设定y为7％～8％，p为5％，u为5％。中外理论界几乎公认7％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警戒线，即没有7％的经济增长率，会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另外，5％的通货膨胀率基本可以承受；而中国就业压力太大，要把失业率真正控制在5％以内不易做到。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模型所规定的客观货币需求量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一种趋势。它的有效值域为17％～18％这样一个闭区间。
2．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中国实际货币需求的拟合程度检验见表1、图2。1985-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需求增长情况分为三类：(1)实际货币需求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主要发生在1987-1989年和1992-1996年，是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18.18％，发生了严重的抢购商品和挤兑银行存款风潮。1992-199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93-1995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4.7％、24.1％和17.1％。(2)实际货币需求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发生于1990-1991年和1997-2006年。自1988年发生抢购挤兑风潮后，中国开始整治经济环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实际货币需求萎缩。1989年和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仅为4.1％和3.8％，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最低的两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深受影响，内需不足，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直到近几年，程度才变缓。(3)实际货币需求处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发生在年际交界的部分，带有偶然性。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实际货币需求几乎完全拟合。
3．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实际货币供给检验。从表2和图3看出：1986-1997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1998-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其中1985年、2001年和2005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已进入或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1997年以前是通货膨胀，1997年以后是通货紧缩，2000年后稳定物价的情形基本一致。
4．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分层次实证检验。由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面对的只是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中的某个问题而不是全部问题，其货币政策选择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为此，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可拆分为：Em1=p，Em2=y，Em3=u。
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目标各自的有效值或有效值域一如从前假定。中国的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也如上文说明。对Em1、Em2、Em3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从图4可见，1986-1989年，1992-1996年两个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高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1991-1992年、1997-2006年两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低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这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从图5可以看出：1986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7-1988年和1992-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远高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7％～8％，但这两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伴有通货膨胀的压力；199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处于理想状态；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有过热倾向。从图6可知：1985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低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失业率的有效值域5％，这是由于中国的失业统计不完整所致，众所周知，中国的失业压力比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严重得多。
四、结论及对策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亚洲货币合作 文献综述 发展现状
本文受“中央财经大学200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过剩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项目编号:2009004)
■一、导言
发端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亚洲地区也难逃此劫。由于亚洲各国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面的下滑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深层次地考虑货币层面,问题也许更严重。亚洲区具备同美元区、欧元区相近的贸易规模,但货币一体化程度很低。这样一方面使亚洲区承担了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加快。由于对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在对待亚洲发展中国家危机救助措施的不满,亚洲各国随后就开展了各种危机救助合作。时至今日合作已初具规模,但距离货币一体化或者亚元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亚洲货币合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学界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余永定等(2002),李晓等(2002)研究后指出,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政策协调会降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能更好的化解危机;汇率的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
目前实际的合作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目前的主要成果如 “清迈协定”及后来的多边化、外汇储备池都是作为一种流动性危机的救援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也提出过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并不成熟。而学界的研究热点是亚洲货币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即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试图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出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依据。首先对亚洲货币合作目前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然后从理论上对其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最后对其阶段性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被提出后,合作逐步深入。体现在参与的国家逐步增多:由东亚内部、东盟内部的合作转向东盟10+3之间的合作;合作规模逐渐增大:最新的建议提出的储备池规模为1200亿美元;合作框架日益合理:体现在清迈协议之外加强政策协调保障、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并讨论如何引入亚洲货币。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提出与初步发展
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由日本首先提出,其萌芽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亚洲国家对国际组织如IMF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不满,于是日本于1997年9月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但这并不能阻挡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发展主要包括:新宫泽喜一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东亚货币基金(EAMF);东盟10+3 监督进程;亚洲借款安排(AAB);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余永定等,2002)。这些措施侧重发展危机救助机制。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清迈协议(CMI)
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这在学界得到了认同。余永定等(2002)认为,清迈协议把亚洲货币合作从构想转变为现实。Henning(2009)认为,清迈协议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政策措施的基础,下一步东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将讨论如何将“清迈协议”转变成共同区域基金,类似于原来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三)清迈协议后的新进展
首先,在流动性救助方面,Henning(2009)回顾到,清迈协议后的主要进展包括:2006起探讨的货币互换多边化途径(CMIM);2007年建立的作为货币互换多边化形式的外汇储备池(reserve pool)。今年2月,东盟与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通过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储备池规模由800亿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计划一个独立的地区经济监督机构,以监督基金和地区经济运行。5月,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池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中日韩三国的出资额分别为32%、32%和16%。另外20%由东盟10国承担。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EMEAP)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ABF),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再次,在汇率合作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的设想。可见,流动性救助措施已日渐成熟,但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亟待加强。
■三、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尽管在实践中亚洲货币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论上对固定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的讨论已经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一种固定汇率区。余永定等(2002)在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时提出了加强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他认为,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固定汇率区内钉住货币的选择上,实证检验上结果表明目前的钉住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但多数学者认为钉住货币应由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
(一)东亚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联动机制
东亚各国在事实上是钉住美元或准钉住美元的,即“东亚美元制”(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McKinnon,1998、2000)。对于“东亚美元制”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浮动恐惧论”(Calvo & Reinhart,2000)和“原罪假设”(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Calvo 和Reinhart(2000)指出,东亚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Eichengreen 和 Hausmann(1999)运用“原罪假设”(original sin)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本国是不愿意使本币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对东亚国家和经济实体来说成本较低。陈虹(2000)认为东亚采用篮子货币制度,既能避开浮动汇率制对国内经济稳定造成的压力,又可以稳定区内贸易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货币钉住方式的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的结果印证了亚洲各国事实上钉住美元的结论。McKinnon 和 Schnabl (2004) 采用Frankel 和 Wei Shang-Jin (1994)提出的计量方法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汇率波动性以及估计货币篮子的组成,得出结论:在新的千年,美元在亚洲国际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Ogawa Eiji 和Taiyo Yoshimi (2007)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在韩元、新加坡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比危机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与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相比,这些货币依然与美元有密切的联系。周继忠(2009)对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了定量检验,发现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运用移动窗口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存在下降的趋势,美元权重缓慢下降,人民币相对货币篮子整体持续升值。
(三)汇率联动机制中钉住货币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钉住美元对于亚洲各国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应该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Kwan(2000)认为,亚洲国家钉住美元制有着内在缺陷,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提高日元在篮中的比重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河合正弘(1999)指出,东亚钉住美元汇率制是金融危机的触发器,稳定汇率目标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减少美元比重,加大日元比重的货币篮子。伊藤隆敏等(1999)在1998年对钉住货币篮中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数。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看法,余永定(Yu,2001)认为东亚要建立起汇率合作机制,就必须选择某个货币作为驻锚,使用美元作为地区共同钉住的货币存在矛盾,因此东亚应就日元的作用达成协议。
(四)采用单一货币区方法
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成功启动引起世人普遍关注。Mundell(1961)提出的最适度通货区是理论基础,他指出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随后的研究,如McKinnon (1963)和Kenen (1969)都采用Mundell提供的分析框架。多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随之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如De Grauwe (1997)、Dupasquier和Jacob (1997);以及参加货币联盟国家需要有哪些经济特征,如Ishiyama (1975)和Tavlas(199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 (1996) 、Eichengreen (1992) 、Krugman (1993)和Kalemli-Ozcan等(2003、2004)。对于亚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潜力,高海红(2007)通过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G-PPP)模型分析到,亚洲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潜力远超现实。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认为,港元和人民币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特征,双方应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的关系
人民币近期开展了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与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中。对这个问题,高海红(2009)分析到,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这可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清迈协议多边机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何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选择。
■四、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可行措施
亚洲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如同欧元的诞生一样,“亚元”的产生也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等所制定的步骤保证了欧元的顺利产生,亚洲货币合作的顺利发展也应该考虑分阶段实施相关战略。
(一)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于正在进行的亚洲金融合作,很多分析者主要从政策协调和解救危机的机构方面讨论遇到的困难。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Lewis(1999)等分析了合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Henning(2009)指出,多边化货币互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讨论,如:多边化互换的实质、基金的规模、会员国的选择、会员国的出资额、双边互换是否退出、共同基金是否与IMF相联系等等。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措施
1、政策协调机制和清迈协议短期可大力发展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政策协调需加强。吴晓灵(2007)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亚洲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和整合,提高合作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区外金融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清迈协议”是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基础,短期内仍应大力发展,争取早日把“清迈协议”发展为“亚洲货币基金”。
2、亚洲债券市场要逐步发展
高海红(2008a,2008b)通过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分析,指出当前的亚洲金融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由于路径依赖,美元在东亚持续占据支配地位,这将延长在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储备中从依赖美元转向使用本地区货币的进程。因而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改进投资基础设施为扩大本地区货币的使用创造基本需求,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
3、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单一货币构想是长远目标
李晓和丁一兵(2008)认为,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制度化的汇率合作机制应对缓行。作为对汇率合作机制的准备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汇率政策协调、加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将多边化CMI机制建设为多国合作的金融投资基金。
■五、总结
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协商,亚洲各国可以增进贸易一体化程度、深化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也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深入,还有助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当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一定的国家,可能有碍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所以,密切关注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对国家的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Arner,D,Paul Lejot and Wei Wang, (2009),”Assessing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IIFL Working Paper No.5,March 2009
[2] Calvo,G.and C.Reinhart,(2000),”Fear of Float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vember 2000.
[3] Chinn, Menzie and Jeffrey Frankel, (2005),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510
[4] Yu Yongding,(2001),”On East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per Series,No.2,August 2001
[5] Henning,C.Randall,(2009),“The Future of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An Asian Monetary Fund?”,Policy Brief Number PB09-5,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09.
[6] McKinnon,R. and G.Schnabl, (2004),”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 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 7,No.2,2004
[7] Mundell,R,(2000),”Currency Areas, Exchange Rate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Moneytary Reform”, Paper delivered at Universidad del CEM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pril 17,2000
[8] Kwan,C.H,(2000),”The Economics of a Yen Blo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June 2000
[9] Ogawa Eiji and Taiyo Yoshimi,(2007),”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East Asia-Recent Trends”,2007
[10] Dupasquier, Chantal and Jacob, Jocelyn,(1997),“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Bank of Canada Review, Autumn 1997
[11] Kalemli-Ozcan,Sebnem; Sorensen,Bent E.and Yosha,Oved,(2004),“Asymmetric Shocks in a Monetary Union: Updated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Revised Version, February 2004, in Who will Own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sset Ownership in the EU Today and in the Fu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2] Kalemli-Ozcan,Sebnem; Sorensen,Bent E.and Yosha,Oved,(2003),“Risk Sharing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13] 李晓,丁一兵.全球金融动荡环境下的东亚金融合作:政策选择与建议[J].国际经济评论,2008(11-12)
[14] 高海红.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15] 高海红(2008a).当前全球美元本位:问题及东亚区域解决方案[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
[16] 高海红(2008b).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J].当代亚太,2008(2)
[17] 高海红,最优货币区:对东亚国家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7(6)
[18] 吴晓灵.东亚金融合作:成因、进展及发展方向[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